Category: 華語教學

在現代教育的演變中，基於能力的教育（Proficiency-Based Education, PBE）正逐漸成為備受矚目的教學模式。這種方法源於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能力本位教育運動，強調學生應該按照自己的進度學習，直到他們完全掌握所需的知識和技能為止。基於能力的教育與傳統的卡內基單位計劃（Carnegie Unit plan）不同，後者是根據學生在課堂上花費的時間來計算學分，而前者則專注於學生實際掌握的能力。 基於能力的教育具有諸多優勢。首先，它提供了靈活的學習時間，允許學生加速完成學業要求，同時參加更多課外學習機會。其次，這種模式採用多樣化的評估方法，不僅依賴標準化考試，更關注學生實際能力的展示。此外，基於能力的教育對英語學習者和特殊教育學生更具適應性，提供了替代性的評估機制。 然而，這種教育模式也面臨一些挑戰，例如確保高水平的能力標準、重塑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育體系，以及整合大量學生學習數據的技術需求。儘管如此，基於能力的教育在美國多地已經取得成功，包括阿拉斯加、羅德島和奧克拉荷馬等州，並在俄勒岡州的多個學校和地區展開了雄心勃勃的計劃。 總體而言，基於能力的教育被認為是一種有效且經濟的方法，能夠應對美國學校日益多樣化的需求，並保證每個學生都有成功的機會。隨著新技術的發展，這一教育模式在全國範圍內變得越來越可行，但也需要大量的專業發展來確保教師能夠自信地管理這一轉型。 特點 基於能力的教育（Proficiency-Based Education, PBE）的特點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這些特點共同構成了基於能力的教育模式，強調個性化學習和學生的全面發展，使其成為現代教育改革的一部分。 挑戰 基於能力的教育（Proficiency-Based Education, PBE）在實施過程中面臨多種挑戰，以下是主要的幾個挑戰： 這些挑戰需要教育系統、政策制定者、學校和教師的共同努力來克服，以充分實現基於能力的教育的潛力。 Johnston, H. (2011). Proficiency-Based Education. Education Partnerships, Inc. Retrieved from http://www.educationpartnerships.org/.

隨著全球語言教學的轉變，我們越來越重視學生在真實情境中運用語言的能力。傳統的語法教學法已經逐漸被強調實際應用的能力為基礎的教學法取代。這樣的轉變對學生的口語能力有什麼影響呢？近期的一項研究揭示了這個問題的答案。 這項研究探討了不同教學方法對高中西班牙語、法語和漢語學生口語能力的影響。結果顯示，採用能力為基礎教學法的學生比使用傳統語法教學法的學生在口語能力上有更好的表現。具體來說，在口語聽說評估（AAPPL）中，能力為基礎教學法的學生平均得分為5.98（相當於中級中等水平），而傳統教學法的學生平均得分僅為4.25（初級高至中級低水平）。 這項研究涉及北卡羅來納州一所K-12獨立學校的三級高中學生，通過比較2014年和2018年的學生數據，以及教師和學生的訪談資料，深入分析了這種教學方法的效果。研究發現，不同語言的學生在口語能力上的表現也有所不同，學習西班牙語和法語的學生表現優於學習漢語的學生。 更重要的是，教師和學生都認為，能力為基礎的教學法不僅提高了學生的口語能力，還增強了他們的學習動機和自信心。教學內容更加貼近實際生活，讓學生在課堂上能夠自信地用目標語言交流。 這項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證據，支持教育界進行教學法的轉變。能力為基礎的教學法在提升學生語言能力、學習動機和自信心方面具有顯著的優勢，是教育工作者和決策者值得參考和推廣的教學方法。 如何進行？ 強調實際應用的能力為基礎的教學法（Proficiency-based Instruction）旨在提升學生在真實情境中運用目標語言的能力。這種教學法與傳統的語法為主教學法不同，不僅僅注重語言形式和語法規則，而是注重語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實際應用。以下是這種教學法的一些關鍵特徵和具體實施方法： 1. 聚焦三種溝通模式 能力為基礎的教學法強調三種溝通模式，即解釋性溝通（Interpretive Communication）、人際溝通（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和展示性溝通（Presentational Communication）。 2. 使用真實資源 在課堂上使用目標語言的真實資源，如報紙文章、影片、音頻和互聯網資源等，幫助學生接觸和理解語言的真實用法。 3. 設定明確的能力目標 每個課程和課程單元都有明確的能力目標，這些目標通常以“能做”聲明（Can-Do Statements）的形式表達，讓學生了解自己需要達到的語言能力水平。 4. 提供大量語言互動機會 課堂活動設計應注重提供大量的語言互動機會，鼓勵學生用目標語言進行交流。例如，角色扮演、小組討論、模擬情境對話等。 5. 以任務為導向的學習 設計以任務為導向的學習活動，讓學生在完成特定任務的過程中使用目標語言。例如，模擬購物、訂票、餐廳點餐等情境，讓學生在實際應用中練習語言。 6. 提供建設性反饋 教師應注重提供建設性的反饋，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進步和需要改進的地方。反饋應注重學生能做什麼，而不是僅僅強調錯誤。 7. 綜合評估方法 使用綜合評估方法，包括形成性評估（Formative Assessment）和總結性評估（Summative Assessment），以多種方式評估學生的語言能力。例如，口語測試、小組討論評估、書面作業等。 8. 強調語言文化的結合 將文化教學與語言教學結合，通過介紹和探討目標語言國家的文化、習俗和社會現象，使學生能夠在文化情境中更好地理解和運用語言。 這些方法共同構成了一個以學生實際應用能力為核心的教學體系，旨在提高學生在真實情境中運用語言的能力，增強他們的學習動機和自信心。 研究方法 這項研究採用了混合方法設計（mixed methods design），以便全面探討能力為基礎教學法（proficiency-based instruction）對學生口語能力的影響。具體的研究方法如下： 1.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包括北卡羅來納州一所K-12獨立學校的三級高中學生。數據分別來自2014年和2018年，涵蓋西班牙語、法語和漢語課程的學生。此外，研究還包括該校的八位語言教師和十四名學生的訪談數據。 2. 研究設計 研究採用了收斂混合方法設計（convergent mixed methods design），同時收集和分析定量與定性數據。這種設計方式允許研究者從不同的數據來源獲取更全面的理解。 3. 定量數據 […]

🔹 引言：CO-STAR 框架與語言模型應用 隨著人工智慧（AI）技術的發展，大型語言模型（LLM, Large Language Models） 在自然語言處理（NLP）領域的應用愈加廣泛。其中，如何透過最佳化的方法來提升語言模型的應答準確性與可用性，成為學術研究與教育應用的重要課題。 在華語教學領域，LLM 已被應用於 華語教材編寫、學習者詞典製作 以及智能輔助教學。然而，當模型產生內容時，可能面臨詞義模糊、語境不準確、學習者適應度低等問題。因此，本文探討如何利用 CO-STAR 框架 來優化大型語言模型的應答品質，並以 華語教材開發 與 學習者詞典編寫 為應用場景，提供具體的實踐方案。 🔹 什麼是 CO-STAR 框架？ CO-STAR 框架是一種專為增強 AI 模型應答能力而設計的策略，包含以下六個核心要素： 應用 CO-STAR 框架，可以有效提升語言模型在特定教育場景的輸出品質，進而提高華語教材與詞典內容的準確性與可讀性。 🔹 CO-STAR 框架在華語教材編寫中的應用 1️⃣ Context（上下文）：針對不同學習階段提供適切內容 在編寫華語教材時，需要考量學習者的語言程度，如初級、中級、高級。因此，在模型輸入提示（prompt）時，可加入以下資訊： ✅ 初級學習者：提供基本詞彙與簡單句型，避免過於複雜的文法結構。✅ 中級學習者：強調語境運用，適當加入常用搭配詞與例句。✅ 高級學習者：提供專業詞彙與文化語境，幫助學習者理解深層語義。 📌 示例： 輸入：「請為初級學習者編寫 ‘吃飯’ 的解釋與例句。」 CO-STAR 優化後的 AI 回應：吃飯（chī fàn）：吃東西，特別是指正餐。例句：我每天中午十二點吃飯。 2️⃣ Objective（目標）：明確教材的教學功能 華語教材的編寫應明確目標，例如： 📌 示例： […]

文章《TESOL and Media Education: Navigating Our Screen-Saturated Worlds》由Carla Chamberlin-Quinlisk所撰寫，發表於《TESOL季刊》2012年3月號。文章探討了媒體教育在TESOL（對其他語言人士教英語）專業中的角色，強調了教師和學生如何能通過媒體更深入地接觸和理解目標語言文化。文章提出了媒體教育的必要性，指出它能增進語言學習者和教師對於文化影像的批判性理解，並反思這些影像如何進入我們的教學實踐中。 Chamberlin-Quinlisk透過引入媒體教育的概念，鼓勵語言教育者和學生開展關於種族、文化、語言、身份和權力的對話。她探討了媒體如何塑造社會對於種族和文化的看法，並挑戰了這些看法如何被教育實踐所接受或反駁。文章中還提到了媒體教育在課堂上的實際應用，包括如何進行媒體分析以及如何使學生從中學到語言和社會議題。 此外，作者提出了將媒體教育融入語言教學的若干方法和考量，強調媒體教育不僅限於批評現有媒體的實踐，也包括創造性地利用媒體來促進語言和文化的理解。她建議語言教師應該運用多模態教學策略，這樣學生可以通過不同的媒介形式理解和產出語言。 總之，Chamberlin-Quinlisk的文章強調了在全球化和高度數位化的世界中，媒體教育對於TESOL專業的重要性，並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法和觀點，以幫助教師和學生更有效地使用媒體來學習和教授英語。 教師和學生如何可以利用媒體來深入接觸和理解目標語言文化 在Carla Chamberlin-Quinlisk的文章《TESOL與媒體教育：導航我們飽和的屏幕世界》中，她探討了教師和學生如何可以利用媒體來深入接觸和理解目標語言文化。以下是一些主要方式： 透過這些策略，教師和學生能夠利用媒體作為一個強大的工具，來加深對目標語言文化的理解，並培養批判性思維和文化意識。這些做法不僅增強了語言學習的深度和廣度，也為學生提供了與目標語言社群進行更實質性互動的機會。 CHAMBERLIN-QUINLISK, C. (2012). TESOL and Media Education: Navigating Our Screen-Saturated Worlds. TESOL Quarterly, 46(1), 152–164. http://www.jstor.org/stable/41576033

這篇文章由 Gina Biancarosa 和 Gina G. Griffiths 所著，發表於 2012 年秋季的《兒童的未來》期刊上。主題圍繞在數字時代中使用科技工具來支持閱讀的發展。文章指出，數位科技的進步顯著地改變了可供教師和學生使用的文本和工具，對於提升識字教育的教學工具充滿了期待。 文章提出，科技應被視為教師在培養具有更高層次識字技能和背景知識的年輕讀者過程中可以部署的工具，這些技能和知識是當今信息化社會所需求的。科技已被用來建立兒童學習閱讀和閱讀學習所需的技能和知識。研究也突顯出數位閱讀技術（e-reading technology）如何被用來建立技能和知識。 然而，技術的應用也帶來了可能加劇識字挑戰的問題。例如，科技使用的不均可能加劇社經地位不同學生之間的差距。為了克服這些挑戰，作者建議學校和學區應該僅使用支持普遍設計學習（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的技術，選擇基於證據的工具，並為使用這些技術的人員提供系統性的支持，以及利用技術提供的數據能力和信息量。 本文的總結指出，儘管投資於數位閱讀技術具有潛力，但實現這一潛力需要戰略性地將這些工具嵌入到以證據為基礎的教育計劃中。在制定政策和投資於數位閱讀技術時，決策者、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必須確保技術的使用符合普遍設計學習的概念，並充分利用技術提供的效率和信息量。 普遍設計學習 普遍設計學習（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 UDL）是一種教育框架，旨在提高所有學生的學習機會，特別是那些擁有多樣學習需求的學生。這個概念源自於建築業的普遍設計（Universal Design），後者致力於創造能夠被所有人使用的產品和環境。在教育領域，UDL著眼於創造可包容各種學習風格和能力的教學方法和教材。 UDL的核心原則包括： 當Biancarosa和Griffiths（2012）提到確保科技的使用符合普遍設計學習的概念時，他們強調教育科技工具和平台需要設計得能夠滿足所有學生的需求，而不是只有某些學生。這意味著科技工具應具備如文字到語音轉換、可調整的文字大小和對比度等功能，以便各種能力和學習風格的學生都能有效使用。此外，教育科技的開發者和選擇者需要考慮這些工具如何融入教學策略，以促進包容性教育和提高所有學生的學習效果。 科技可能帶來的挑戰 作者指出雖然數位科技在教育閱讀上帶來許多機會和期待，但這些技術的應用也可能加劇現有的識字挑戰。主要的問題包括： 綜上所述，雖然科技為提升識字教育提供了新的工具和可能性，但同時也需要注意其可能帶來的挑戰和問題。教育政策制定者和學校管理者需要謹慎考量如何平衡科技的利與弊，確保所有學生都能公平地受益於科技進步。 給教學者的啟示 要在保持深度閱讀的基礎上，適應和利用數位文本的優勢，有幾個策略可以考慮： 通過這些策略，可以有效地結合數位文本的優勢和深度閱讀的需求，支持21世紀的教育和學習目標。 Biancarosa, G., & Griffiths, G. G. (2012). Technology tools to support reading in the digital age. The Future of Children, 22(2), 139-160. Retrieved […]

這篇文章由Naomi S. Baron撰寫，討論了數位革命如何改變學生在學校中的閱讀、寫作及資訊取得方式，並探討數位螢幕對學生關注文字及其背後意義的影響（Baron, 2017）。文章指出，儘管近年來的研究顯示，無論是在紙本還是數位螢幕上閱讀，學生的理解和記憶能力似乎沒有顯著差異，但這些結果需要謹慎對待，因為這些研究大多數針對的是受試的大學生，且在特定的實驗條件下進行（Baron, Calixte, & Havewala, 2017）。 研究也發現，當讀者對數位閱讀與紙本閱讀的偏好進行自我報告時，許多人表示在紙本上閱讀能更好地集中注意力，並且更少進行多工處理。特別是在美國，有高達85%的參與者報告在數位閱讀時會進行多工處理，相比之下紙本閱讀的比例只有26%（Baron, 2017）。此外，學生們通常認為在紙本上閱讀時更容易集中精神，並且認為紙本閱讀可以更深入地吸收和反思內容。 Baron的研究呼籲教育者們需重新思考數位閱讀的教育含義，並且考慮到數位閱讀可能改變了閱讀的本質，從深度理解和思考轉變為快速搜尋和獲取資訊。總之，這篇文章強調了數位閱讀與紙本閱讀在認知層面上的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對教育實踐的潛在影響（Baron, 2017）。 數位閱讀可能改變了閱讀的本質 在Baron的研究中，數位閱讀的教育含義主要涉及了如何透過數位工具改善學生的閱讀效率及其對資訊的處理方式。然而，這些變化也可能對學生的深度理解和思考造成影響（Baron, 2017）。 首先，數位閱讀可以提高便利性和訪問信息的速度。學生可以快速搜尋到需要的資訊，進行有效的數據收集和初步分析。這對於應對當今資訊快速變化的學術環境非常有利。然而，Baron的研究指出，這種快速搜尋和瀏覽的方式可能導致學生在閱讀時缺乏深度和反思（Baron, 2017）。 其次，數位閱讀常伴隨著多任務處理，特別是在使用多功能的數位設備時。這種分散注意力的閱讀方式可能減少學生對文本深層內容的理解和記憶。例如，Baron提到，在數位閱讀環境下，學生往往選擇花較少的時間閱讀，且對深入問題的回答表現不佳，這反映了數位閱讀可能對認知深度的負面影響（Baron, 2017）。 此外，數位閱讀改變了閱讀的本質，從原來的沉浸式和連續性閱讀轉變為快速、間斷和交互式的閱讀模式。這種轉變可能使得閱讀不再被視為一種深度學習的過程，而是成為一種快速獲取特定信息的工具。Baron強調，教育者需要意識到這種變化，並探討如何在數位時代保持和促進深度閱讀的能力（Baron, 2017）。 總結來說，數位閱讀在提供便利性和效率的同時，也可能對學生的深度理解和批判性思考造成挑戰。教育者需開發新的教學策略，既利用數位閱讀的優點，也克服其帶來的限制，以支持學生的全面認知發展（Baron, 2017）。 研究方法 Naomi S. Baron進行的這項研究主要是通過問卷調查來探索大學生在數位時代的閱讀習慣，以及他們對於紙本閱讀和數位閱讀的看法和偏好（Baron, Calixte, & Havewala, 2017）。研究涵蓋了美國、日本、德國、斯洛伐克和印度的超過400名大學生，這些學生來自於Baron的同事教授的課程，或是其研究助理的同班同學。參與者的年齡範圍在18至26歲之間，平均年齡為21歲，其中約三分之二為女性，三分之一為男性。 研究分為三個主要部分的問卷，分別探討以下問題： 研究結果顯示，絕大多數學生在需要深度閱讀和反思時，更傾向於選擇紙本閱讀。學生們普遍認為紙本閱讀有助於提高集中力和理解度，而數位閱讀則更容易分心且不易深入思考。此外，當閱讀需要高度注意力和認知處理的文本時，學生們傾向於偏好紙本。 這項研究強調了在數位時代下，教育者需要關注數位閱讀對學生學習習慣和認知發展的影響，並考慮如何結合數位和紙本閱讀的優勢，以支持學生的全面發展。 Baron, N. S. (2017). Reading in a digital age: Even millennials acknowledge that whether you read on paper or a digital […]

本研究探討了數位時代閱讀興趣的心理行為層面，特別是不同閱讀模式和目的如何影響閱讀興趣。研究發現閱讀興趣可由其次級心理行為因素來表徵，這些因素分別代表了印刷閱讀、線上閱讀、社交媒體閱讀、學術閱讀和休閒閱讀。研究指出，儘管傳統的印刷閱讀仍被使用，但人們根據個人喜好、興趣和便利性在印刷和線上閱讀之間進行選擇。此外，隨著更多多樣化的線上應用的發展，預計當代和未來世代的閱讀習慣將繼續改變。研究結果提供了對閱讀心理學意義的新見解，並對未來研究提出了影響。 這項研究基於對當代數位閱讀環境中閱讀興趣變化的探索。隨著信息和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人們的閱讀方式和閱讀材料逐漸從傳統的印刷文本轉向數位格式，包括電子書、線上文章和社交媒體內容等。這些變化引發了學術界對數位閱讀時代閱讀興趣可能變化的關注。 研究指出，雖然傳統的印刷閱讀仍然存在，但數位閱讀的普及改變了人們接觸和處理信息的方式，這可能影響到他們對閱讀的興趣和偏好。例如，線上閱讀允許讀者快速訪問大量信息，支持互動和多媒體功能，這可能吸引那些尋求快速信息和多樣互動的讀者。 此外，隨著社交媒體和線上交流的興起，閱讀已不再僅限於學習或娛樂，它也成為了社交互動和信息共享的一部分。這些變化促使研究者探討在不同閱讀模式（如印刷閱讀與線上閱讀）和不同閱讀目的（如學術閱讀與休閒閱讀）下，人們的閱讀興趣和行為如何發生變化。 因此，這項研究的背景是基於理解在數位時代下，技術如何影響閱讀行為和閱讀興趣的變化，並探索這些變化背後的心理行為動因。這對於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來說，有助於制定更有效的閱讀促進策略和教育程序。 研究方法 這項研究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步驟進行： 通過這一系列的步驟，研究不僅提供了對數位時代閱讀興趣多維度結構的見解，還強調了未來在閱讀心理學領域研究的可能方向。 研究發現 根據文章的描述，次級心理行為因素包括印刷閱讀、線上閱讀、社交媒體閱讀、學術閱讀和休閒閱讀，這些分別代表不同閱讀環境和目的的心理行為層面。每種閱讀方式都與特定的心理行為特徵相關聯，例如對於線上閱讀可能更多關注信息獲取的便利性和互動性，而學術閱讀則可能更重視深度學習和專注度。 至於第三級的心理行為因素，研究提出了一個通用的閱讀興趣因素，這是一個更高層次的因素，表徵了跨越不同閱讀模式和目的的共通心理行為特質。這可能涉及對閱讀本身的一種普遍興趣或驅動力，不受特定閱讀形式或內容的限制。例如，一個人可能普遍喜歡閱讀，無論是紙本書籍還是數位文章，這種普遍的閱讀興趣支撐了他們在各種設定下持續閱讀的行為。 總之，這些心理行為因素展示了人們如何根據不同的情境和目的調整他們的閱讀興趣和行為，並且這種分層次的因素結構幫助更細致地理解閱讀興趣如何在多種閱讀形態間發揮作用。 Putro, N. H. P. S., & Lee, J. (2017). Reading Interest in a Digital Age. Reading Psychology. https://doi.org/10.1080/02702711.2017.1341966

本文探討了在數位化時代閱讀的演變，特別是透過「Evolution of reading in the age of digitisation」這個跨國合作計劃。此計劃試圖重新思考閱讀的整體概念，包括影響閱讀的各種因素，如文本、平台、以及使閱讀成為可能的技術（包括印刷書籍、電子閱讀器和電腦）。這項研究挑戰了數位媒體閱讀對情感閱讀影響的傳統看法，指出某些平板電腦的特定屬性對情感閱讀可能具有負面影響。 另外，本文也討論了印刷品的未來，電子書如何作為閱讀地圖提供互動體驗，以及數位閱讀是否能提供類似傳統紙本閱讀的身體愉悅感。研究指出，儘管數位閱讀設備提供便利性，但在某些情況下可能不適宜取代紙本書籍，特別是在需要深度閱讀和理解的情境下。 最後，本文檢視了「數位原生代」和「數位移民」之間的閱讀差異，探討了數位閱讀對思考方式的潛在影響，並預測未來數位閱讀和紙本閱讀將會共存，各自滿足不同的閱讀需求。 閱讀的整體概念 閱讀的整體概念在數位時代正在被重新思考，涉及多個層面： 因此，數位時代的閱讀整體概念是一個涵蓋技術、心理、文化及社會多維度的廣泛領域，不斷進化並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 媒體閱讀對情感閱讀的影響 媒體閱讀對情感閱讀的影響涉及幾個重要的方面。情感閱讀指的是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所經歷的情感反應和感受深度，這包括從文本中得到的樂趣、激發的共鳴以及對情節或角色的情感投入。 數位媒體閱讀環境（如使用平板電腦或電子書閱讀器）與傳統紙本閱讀相比，在情感閱讀方面有以下幾個影響： 綜上所述，媒體閱讀對情感閱讀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包括技術介面、互動性質、閱讀中斷的頻率以及情感連接的變化，這些都會對讀者在數位時代的閱讀體驗產生重要影響。 閱讀對社會文化的影響 閱讀不僅是個人的智識活動，也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和文化行為，對社會結構和文化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以下是幾個主要方面： 總之，閱讀作為一種文化實踐，不僅形塑個人的認知和情感經驗，也深刻影響社會結構、文化傳承和社會進步。 閱讀的便利性與可達性 隨著數位技術的發展，閱讀的便利性與可達性有了顯著的提升，這一變化對於個人學習、知識獲取以及信息的流通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總而言之，數位時代大幅提高了閱讀的便利性與可達性，但也帶來了新的挑戰，如數字鴻溝和信息過載問題。然而，無可否認的是，數位閱讀已成為推動全球教育和知識共享的重要力量。 「數位原生代」vs. 「數位移民」 「數位原生代」（Digital Natives）和「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是兩個描述不同世代對於數位技術適應性的術語。這兩個群體在閱讀行為和偏好上有顯著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這些差異反映了不同世代在數位化環境中的適應程度和技術使用習慣，並且對教育者和內容提供者在設計閱讀材料和教學策略時提出了挑戰。理解這些差異有助於更好地滿足不同讀者的需求，並促進閱讀參與的普及和效果。 Bădulescu, D. (2016). Reading in the Digital Age. Philologica Jassyensia, 12(1), 139-149.

ClassDojo 的崛起與學校紀律管理的數據化 在數位化時代，ClassDojo 已成為全球學校廣泛採用的學生行為管理與紀律監控工具。這款教育技術應用程式通過將學生的行為數據化，賦予教師更多即時監控與反饋的能力，從而影響學校的紀律管理模式。 本文將探討 ClassDojo 如何透過數據化行為管理改變學校紀律的執行方式，並批判性地審視這種數據化機制對學生、教師和家長的影響。 ClassDojo 如何影響學生行為？行為數據化的機制 ClassDojo 的核心功能之一是行為數據化，這意味著學生的日常行為將轉化為可視化的數據點，以供教師評估和家長監控。其主要特點包括： ✔ 行為點數制度（Dojo Points）：教師可以給予學生正面或負面的行為評價，並透過點數系統來強化或抑制特定行為。✔ 即時反饋與監控：學生的行為表現會被即時記錄，並且家長可以透過應用程式獲得孩子的即時行為更新。✔ 行為視覺化數據報告：學生的紀律數據被存儲，形成行為記錄，可影響學生未來的學習評價。 然而，這種做法也引發了教育學者的批評與爭議。 行為監控與表現主義文化的爭議 1️⃣ 行為監控與隱私問題 2️⃣ 學生行為簡化與數據化評價 3️⃣ ClassDojo 是否培養「服從文化」？ ClassDojo 如何影響教師、家長與學校？ 📌 對教師的影響✔ 提供即時行為數據，幫助教師更有效管理課堂。❌ 可能讓教師過度依賴數據，而忽略學生的個別需求與背景。 📌 對家長的影響✔ 提高家長對孩子在學校行為的透明度。❌ 可能導致家長過度關注行為數據，而非理解孩子的學習過程。 📌 對學校管理的影響✔ 使學校的紀律管理更具結構化與標準化。❌ 學校可能依賴數據來決定學生的行為評價，而非進行個別化的輔導。 ClassDojo 的遊戲化設計與行為強化機制 ClassDojo 的設計融合了遊戲化元素，這些設計策略使行為控制更具吸引力，但同時也帶來新的挑戰。 1️⃣ 音效與行為回饋 2️⃣ 視覺化數據回饋 3️⃣ 促進家校聯繫 ClassDojo 的批評與改進建議 雖然 ClassDojo 在教育場域帶來了一些便利，但仍然存在重要的批評點，以下是建議的改進方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