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文化研究

本文深入探討了ClassDojo如何改變學校紀律管理的方式，尤其是透過將紀律和學生行為數據化。ClassDojo是一個廣泛使用的教育技術工具，它通過將學生的日常行為轉化為數據，從而強化和常態化對學生的監控。這不僅創造了一種表現主義文化，也作為行為控制的一種機制。 ClassDojo通過獎勵和懲罰的方式來影響學生行為，並提供了一個教師、學生和家長交互的數字平台。研究指出，這種做法可能會使學生被簡化為行為數據的表現，忽略了行為背後的複雜性和上下文因素。此外，這種數據化的紀律方式可能導致對學生的不公正評價和長期監控，而這些監控的數據可能永久地影響學生的教育軌跡。 文章建議，學校紀律應該更注重教育而不是控制，並提倡一種基於尊重、關懷和尊嚴的紀律方法，這將有助於學生發展更多的批判性思維和創造力，而不僅僅是服從和遵守規則。 ClassDojo ClassDojo 是一款廣受歡迎的行為管理軟件應用程式，主要用於教育環境中，以促進師生、學生與家長之間的互動與溝通。這個平台最初於2011年推出，起初主要作為一個行為追踪和反饋工具，但很快演變成具有更廣泛功能和目的的教育工具。 ClassDojo 通過一個用戶友好的界面，允許教師在數字平台上即時追踪和反饋學生的行為表現。教師可以使用這個平台給予學生正面或需要改進的行為點數，這些點數被稱為“Dojo點”。這種即時的反饋旨在幫助學生識別和鞏固期望的行為模式，同時也提供了一個機制來強化不良行為的負面後果。 此外，ClassDojo支持家長與學校的交流，家長可以透過應用接收到有關孩子在校表現的更新，從而增強家校聯繫。這個平台還允許教師分享班級的新聞和通知，家長可以直接在應用中回應和互動。 總的來說，ClassDojo 將行為管理數據化，並透過遊戲化元素（如點數和獎勵）來激勵學生，同時提供一個集中的數字網絡平台，促進學校社區的互動和溝通。這種方法改變了傳統的教室管理方式，並在全球範圍內被廣泛採用。 ClassDojo中使用的音效及其對學生行為反饋的影響 ClassDojo的音效是行為反饋的一部分，用以加強對學生行為的正面或負面反饋。例如，當學生展示出積極行為並獲得正面點數時，系統會播放一種愉快的鈴聲音效；而當學生的行為被評為需要改進時，則會有一種較為嚴厲的嗡嗡聲音效。這些音效的設計意在立即向學生表明其行為的接受度，並作為行為修改的即時激勵或警示。 這種使用音效的做法是ClassDojo行為管理策略的一部分，旨在透過視覺和聽覺的方式增強反饋的效果，從而幫助學生更好地認識和調整自己的行為。这种方法也反映了該應用如何利用多感官的方式來增強學生行為管理的互動性和效果。 反思 本文的研究主要通過分析公開可用的線上材料來評估ClassDojo在學校和課堂上的使用方式及其影響。研究者首先理論上探討了數據化、監控、表現主義等概念，並詳細描述了ClassDojo的功能和普及情況，以及它如何吸引教育工作者。 研究的重點在於批判性地檢視ClassDojo作為學校紀律工具的不加批判的普及。文章利用監控和表現主義的概念，來分析ClassDojo如何概念化和實施紀律，指出ClassDojo作為一種增強學生監控和數據化紀律的工具，如何影響教育過程、教師對學生的理解以及學生自我認知的方式。 此外，研究還涵蓋了教育技術批評者的觀點，包括對ClassDojo背後的行為心理學方法的分析，並討論了這種方法對學生行為的影響，特別是它如何將學生簡化為數據點並忽視教育過程中的結構和情境因素。 總之，這項研究通過理論分析和對公開資料的評估，來探討ClassDojo在當代教育中的角色和影響，提出了對現有教育實踐的挑戰和批判，並建議針對其使用和影響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Manolev, J., Sullivan, A., & Slee, R. (2018). The datafication of discipline: ClassDojo, surveillance and a performative classroom culture. Learning, Media and Technology, 44(1), 36-51. doi: 10.1080/17439884.2018.1558237.

本篇論文探討了教師使用 ClassDojo 這一行為管理軟件應用程式的經驗。ClassDojo 是一個全球性的應用，允許教師、家長和學生通過一個遊戲化的積分系統來追蹤進度並即時分享反饋。此研究采用後現象學方法，分析了 K-12 教師在課堂上整合 ClassDojo 技術的經驗和挑戰，以及他們遇到的道德問題。研究揭示的主題包括基於積分的激勵和學生身份認同、數據追蹤與持久性、課堂監控文化、協作與即時反饋，以及 ClassDojo 如何重新塑造教學與學習生態系統。 這項研究指出，雖然教師使用 ClassDojo 來促進學生參與和積極行為，但這也引發了有關數據使用、監控文化和基於行為的教學法的倫理問題。研究結果強調了基於積分的激勵對學生身份的影響，數據追蹤的長期性，以及課堂監控文化如何影響教師與學生的互動。 總的來說，此研究提供了深入了解 K-12 教師使用 ClassDojo 的多樣化經驗，並探討了在教育技術整合中涉及的倫理考量。此研究不僅增進了對於教育技術影響的理解，也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實際的見解和建議，幫助他們更有效地利用這些工具。 ClassDojo ClassDojo 是一款廣受歡迎的行為管理軟件應用程式，主要用於學校教育環境中，尤其是在K-6（幼兒園至六年級）教育階段。這個應用程式允許教師、家長和學生通過一個遊戲化的積分系統來追蹤學生的行為表現和學習進度，並能夠即時分享反饋和通訊。 主要功能和特點： 倫理與隱私問題： 雖然 ClassDojo 在教育界廣受歡迎，但它也引發了一些關於數據隱私和學生監控的倫理問題。一些批評指出，這種持續的行為追蹤可能對學生的心理健康造成壓力，並可能影響教師與學生的自然互動。 總體而言，ClassDojo 通過其互動性和遊戲化的設計，助力教師管理課堂行為和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同時也需要在使用過程中注意平衡技術介入和個人隱私的問題。 ClassDojo 的音效可能產生的影響 ClassDojo 音效的議題。特別是音效如何作為一種行為激勵的反饋機制。例如，當老師在 ClassDojo 上為學生加分時，會播放一個愉快的「叮噹」聲，而扣分時則會播放一個低沉的掉分聲。這種聲音設計不僅增強了積分系統的即時反饋效果，也可能對學生的行為產生條件反射式的影響，即學生可能會基於聲音的正負面反饋來調整自己的行為。 論文中對這種聲音反饋的應用表達了一定的擔憂，認為它可能過度強調了監控和行為控制，並可能導致一種表現主義的學習環境，其中學生的行為更多是為了獲得正面的聲音反饋而非出於內在的學習動機。這樣的系統設計可能對學生的自主性和自我調節能力造成影響。 研究方法 這項研究使用了後現象學的方法來分析 K-12 教師在課堂上整合 ClassDojo 技術的經驗。後現象學是一種探討人類如何通過技術體驗世界的哲學方法，特別強調技術如何塑造我們的感知和行動。 研究設計和方法： 研究問題： 研究圍繞以下幾個核心問題展開： 總之，這項研究透過質性方法深入探討了教師如何在實際教學中應用 ClassDojo，並分析了這種技術使用的後現象學意義和倫理問題。 Yuen, C. L. (2021). Exploring teachers’ experiences of using […]

Angervall和Gustafsson（2014）的研究探討了新自由主義重構高等教育對學術研究人員職業生涯形成的影響，特別是早期職業研究人員成為學術主體的過程。透過14名早期職業研究人員的詳細經歷分析，作者探討了他們如何在學術領域尋找定位，並體現了身為學術遊牧主體的經歷。這些研究人員在尋求學術認同和職業安全感的過程中，經常感到孤獨與不確定，並且他們的「他者」身份往往被視為自我造成的。研究結果顯示，這種學術遊牧主體位置對他們理解和應對學術界的需求造成了困難，並且這種位置在新自由主義高等教育重構下形成的表現主義和自我調節技術中被塑造。 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政治經濟理念，強調自由市場經濟、最小化政府干預、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的重要性。它倡導個體自由和競爭，認為市場機制能有效分配資源，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福祉。新自由主義對學術研究人員職業生涯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高等教育的重構上，包括資金分配的競爭化、研究成果的市場化和學術表現的量化評估。這些變化迫使學術研究人員適應更具競爭性和表現主義的工作環境，影響了他們的職業定位、身份認同和職業發展路徑。 研究方法與結果 Angervall和Gustafsson（2014）透過深入訪談14名早期職業研究人員，來分析他們的職業經歷。這些訪談長度介於50到100分鐘之間，著重於研究人員如何描述他們的經驗、職業路徑以及與多個其他人的關係，包括條件和後果以及犧牲、選擇和獎勵。數據通過意義濃縮法（Kvale & Brinkmann, 2009）總結，以創建他們的經驗和職業路徑的詳細描繪（Braidotti & Roets, 2012）。研究提出三個交叉主題：「感覺有點孤單」、「我做我自己的事情」和「我決定搬家」，這些主題彼此交織，揭示了早期職業研究人員在成為學術主體過程中受到的驅動力，這些驅動力使他們難以理解和閱讀自己的處境。研究指出，這些研究人員處於一種過渡階段，介於不同的利益區域之間，並且他們的「他者」身份通常被視為自我造成的，這反映了他們對於如何適應表現主義制度需求的自我質疑。研究還指出，透過「逃逸線」的變化，研究人員可以改變他們的游牧主體位置，但這需要他們能夠清楚地讀懂和理解他們在新自由主義重構的高等教育中的處境，並創造政治意識​​。 Angervall, P., & Gustafsson, J. (2014). Becoming an Academic Researcher: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in the Context of Neo-Liberal University Restructuring.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 12(2).

本文探討了數位游牧民族（Digital Nomad）這一新興移動生活方式的定義，它們在旅行工作和工作旅行中生活。數位游牧主義是由社會變遷如移動性和技術的日常生活普及以及越來越靈活和不確定的就業形式所驅動的。儘管這種生活方式日益普遍，但對其現象的共識理解和全面觀點尚缺乏。文章從當代生活方式導向的流動性和地點獨立工作的角度，對數位游牧主義進行了探討，旨在對該現象提供全面的視角。此外，文章還建議將數位游牧主義概念框架化為生活方式流動性的一部分。由於關於數位游牧者的實證研究有限，本文界定了進一步概念化該現象的方面和方向​​。 數位游牧主義 從當代生活方式導向的流動性和地點獨立工作的角度來理解數位游牧主義，可以認為它是當代社會變遷的產物，涉及移動性增加和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數位游牧者利用先進的通訊技術，在全球範圍內旅行的同時進行遠程工作，將生活和工作融為一體。這種生活方式不僅僅是關於地理位置的自由，也關於時間管理和工作方式的靈活性。數位游牧主義強調了一種對傳統辦公室工作和固定居所的超越，以及對於生活質量和個人自由的追求。 數位游牧者通常選擇在提供充足基礎設施的大都市中心或具有共享工作空間和穩定Wi-Fi環境的地方居住和工作。他們的生活方式涉及到緩慢旅行、交換生活方式和極簡主義的生活態度。這些行為體現了一種從消費主義中脫身或轉移的選擇，與其他旅行者類型相比，數位游牧者更依賴共享經濟，特別是在住宿選擇上。此外，數位游牧生活要求極簡的生活方式，旅行和生活的必需品被限制在個人能夠物理攜帶的範圍之內​​。 數位游牧主義在當代流動性和地點獨立工作的背景下，不僅是關於工作的地理獨立性，而且關於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這種生活方式將旅行和工作結合起來，反映了對於自由和個人實現的追求。它挑戰了傳統的工作和生活分隔，並通過技術的使用，創造了新的工作和生活模式。 數位游牧主義概念化 本文提出對數位游牧主義進一步概念化的方向與方面，主要圍繞在將數位游牧主義定義為一種生活方式流動性的範疇。透過對現有研究的評論和比較，文章指出數位游牧主義與其他相關現象之間的主要差異在於其對於工作和旅行結合的獨特方式。數位游牧者既是高度移動的專業人士，也是以生活方式為導向的旅行者，這創造了對現象概念框架的額外挑戰。儘管現有研究提供了關於數位游牧主義的有用但零散的理解，這些研究往往從工作或休閒的角度來看待數位游牧者，因此需要進一步的概念化工作來涵蓋這一生活方式流動性的多個方面。 文章建議，未來的概念化工作應更加關注數位游牧者的各種移動連接和遷移，以及作為其生活方式一部分的游牧移動工作。重要的考量因素包括游牧主義的持續時間：它是生活中的一個階段還是數位游牧者會定居下來？數位游牧主義如何轉變了「家」的概念，以及對於一個數位游牧者來說，「家」在哪裡？此外，還需要評估數位游牧主義對其訪問地點和最終留下的地方的影響​​。 Hannonen, O. In search of a digital nomad: defining the phenomenon. Inf Technol Tourism 22, 335–353 (2020). https://doi.org/10.1007/s40558-020-00177-z

本文探討了數位游牧者生活方式，此生活方式定義為個體利用筆記型電腦遠程工作的能力，並利用不受辦公室限制的自由來遊歷世界。研究基於38名自述的數位游牧者的訪談，圍繞特權、不平等、休閒、工作和社群等主題概述了數位游牧者的生活方式。Stebbins的嚴肅休閒（serious leisure）概念提供了理論視角，此外，文章還採用了其他關於休閒、工作和社群的社會學理論。研究發現，雖然數位游牧生活方式在個人博客、Instagram、實體會議、新聞特寫和眾多電子書中被推銷，但實際上，這種生活方式深受特權、不平等的影響，並且在追求享樂的同時，也伴隨著社會孤立、親人疏遠和孤獨的代價。此外，尋求在昂貴的包容一切社群中建立人工社群的游牧者，其特權延伸到一種隔絕泡沫般的存在，將舒適的中產階級西方環境轉移到全球任何地方，同時排除當地人口和文化背景。 嚴肅休閒 嚴肅休閒（serious leisure）是由Robert Stebbins提出的概念，用以區分日常生活中普遍且或許平凡的休閒活動（如看電視、運動、烹飪或編織）與那些達到高強度投入的活動，後者需要更多的時間、金錢和認真投入。這一概念基於六個定義特徵：毅力、休閒生涯、個人努力、有形報酬、身份和獨特的精神。這一框架有助於理解數位游牧主義，因為這些個體展示了他們對休閒的優先排序，並且數位游牧主義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實證例證，可供休閒研究的社會學考量​​。 嚴肅休閒的六個定義特徵提供了理解數位游牧主義為一個獨特實證例證的框架，這些特徵包括毅力、休閒生涯、個人努力、有形報酬、身份和獨特的精神。這些特徵與數位游牧者的生活方式息息相關，因為數位游牧者展現了對休閒的高度重視，並將之置於就業地點選擇之上。他們通過持續的努力和個人投入，尋求與遠程工作相結合的休閒活動，從而獲得身份認同和有形的報酬。數位游牧者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用以探討如何通過嚴肅休閒的框架來理解人們如何將休閒活動提升到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此外，數位游牧者在全球範圍內選擇生活地點的能力，也反映了他們如何通過休閒活動來塑造自己的身份和生活方式，這與嚴肅休閒中的自我實現和身份表達相呼應。他們在選擇生活和工作地點時展現出的毅力和努力，以及從中獲得的有形報酬和身份認同，是將嚴肅休閒概念應用於數位游牧主義的關鍵​​。 研究結果 本文透過對38名數位游牧者的訪談，探討了他們如何在特權、不平等、休閒、工作和社群等方面建構自己的生活方式。數位游牧者選擇生活地點時，往往將自身的人口統計特權和對享樂主義的追求最大化，如泰國清邁等熱門目的地，因其舒適的氣候、海灘和順從的當地人而受到游牧者的青睞。然而，這種生活方式並未將自己與游客或外籍居民區分開來，常常忽視當地的文化、傳統和語言，並與其他外國人和服務業工作者社交，對當地社區的發展造成了影響。這種特權可能導致游牧者對自己生活方式造成的影響視而不見，並在無意中強化了對當地人的新殖民主義態度。數位游牧者在追求自由和個人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反映了全球不平等和特權的問題，這種生活方式既是對新自由主義影響的適應，也是對資本主義微型創業目標的堅定追求。 數位游牧者的工作生活大多從青少年時期開始，那時他們在服務業擔任入門級的兼職工作，逐步發展出在工作中導航和為大學學費提供補助的技能。儘管他們擁有源於家庭和公民身份的文化資本，但除了那些在“無形經濟領域”中需求高且技能高的人（例如計算機編程、軟件工程師、計算機技術支持和熟練的數字營銷）外，許多人很難在自己的領域站穩腳跟。對於數位游牧者來說，工作往往是一種靈活的、以項目為基礎的工作形式，他們通過網絡平台找到遠程工作機會，並且他們的工作收入不穩定且沒有福利。這反映了當代勞動市場中的不確定性和靈活性，以及數位游牧者如何通過利用全球化和技術來適應這種不確定性。 數位游牧者的經濟行為和選擇，如僅選擇與同胞或類似人口統計特徵的人交往，進一步加深了與當地社區的隔離，並可能導致當地經濟和社會結構的改變，往往以不利於當地居民的方式。這些行為體現了一種基於特權的生活方式選擇，這些選擇不僅是個人的，也是制度化的行為模式，對當地經濟和社會有著深遠的影響​​。 Thompson, B.Y. The Digital Nomad Lifestyle: (Remote) Work/Leisure Balance, Privilege, and Constructed Community. Int J Sociol Leis 2, 27–42 (2019). https://doi.org/10.1007/s41978-018-00030-y

中國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自私自利」。提到自私，就會聯想到俗話說的「各人掃雪前門，莫管他人屋上霜」。而說到公益的事，大致上就表示可以稍微占點小便宜，有權利卻不一定有義務。 「自私自利」涉及到個人與集體的界線怎麼劃分的問題。如果要討論這個問題，就得考慮整個社會結構的架構。 西方社會有點像捆柴，幾根柴束成一把，幾把束成一捆，幾捆再束成一挑。社會的基本單位是個人集體。集體是有明確界限的，誰屬於集體，誰不屬於集體，是清晰可辨的。這種人際關係，可以稱之為集體結構。用捆柴來比喻，或許有點不太貼切，因為一個人可以參與多個集體，而多捆柴中的某根柴當然無法同時存在。 家庭在西方社會中有著清晰的邊界。如果一位朋友告訴你他要帶著「家人」來看你，那指的是他、他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如果他只帶著配偶來，就不會用「家人」這詞。然而在中國，這種說法變得含糊不清。「親朋好友光臨」雖然常見，但是很少人能確切說出這個「親」字究竟包含哪些人。我們的「家」字更是彈性十足。「家裡的」可以單指配偶，「家門」則可能包括一大群親戚，「親近的人」可以是任何想要拉進自己社交圈、表示親切的人。 為什麼我們這個最基本的社會單位的名詞會如此模糊不清呢？因為我們的社會結構不像一捆捆整齊的柴，更像是把石頭投入水中所引發的漣漪，漣漪不斷擴散，卻也漸漸變得淡薄。這就是差序格局。每個人都是自己引發的漣漪的中心，而受到漣漪影響的人則會有聯繫。 漣漪的影響範圍取決於中心的影響力。就像賈家大觀園，可以容納表親林黛玉、姨親薛寶釵，後來的寶琴、岫雲，只要和親戚有點關係，都可以容納。但當勢力改變，團體就像倒下的樹，猴子四散，變得狹小。極端時，可以像蘇秦歸來時一樣，「妻不視為夫，嫂不視為叔」。中國人特別敏感於世事變遷，正因為這種可伸縮的社會圈子會因中心勢力的變動而縮小或擴大。 在西方社會，人民是不能超越國家這個集體的，就像一根柴捆在束帶中，他們必須把國家變成一個為每個個體謀福祉的組織，因此有革命、憲法、法律、議會等等。而在我們的傳統觀念中，集體的極限是模糊的「天下」，國家是皇帝的家庭，邊界一直模糊不清，只是從自己中心發出的社會勢力的一個圈。我們能做的只有克制自己，克制自己成為最重要的品德，不太會去克制群體，避免侵犯個人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