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華語教學

在現代教育的洪流中，教師的專業發展不僅僅是自我提升的關鍵，更是教學品質的基石。每一位教師，特別是語言教師，都面臨著不斷變化的教育環境和學生需求。那麼，什麼驅動著他們在職業生涯中持續學習和進步？《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最新發表的一篇研究由Graz大學的Sarah Mercer和波茲南亞當·密茨凱維奇大學的Mirosław Pawlak共同撰寫，深入探討了語言教師的專業好奇心（Language Teacher Professional Curiosity, LTPC）及其對專業發展的影響。本文揭示了語言教師如何通過好奇心驅動自我發展，並提出了一個初步的循環過程模型來解釋這一現象。本文不僅提供了深刻的理論見解，還為實際教學提供了寶貴的啟示，讓我們一起探索這些引人入勝的發現吧！ 語言教師的專業好奇心（LTPC） 語言教師的專業好奇心（Language Teacher Professional Curiosity, LTPC）是指語言教師在職業生涯中對新知識、新教學方法和學生需求的持續興趣和探索願望。這種好奇心不僅促使教師主動尋求專業發展機會，如參加研討會、進行教學研究或與同事交流，還激勵他們在日常教學中不斷嘗試新的方法和工具，以提高教學效果和學生參與度。 研究發現，LTPC是一個動態且個性化的過程，受到教師的個人特質、職業動機、自主性和工作環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教師的好奇心可以分為作為人格特質的好奇心和需要被滿足的狀態好奇心。前者是指教師在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開放態度和學習興趣，後者則是在特定情境下被觸發的對某一具體問題或主題的探索慾望。 通過深入訪談奧地利和波蘭的語言教師，研究揭示了他們在面對不同職業階段和環境時，如何表現出好奇心驅動的行為。這些行為包括尋找新的教學資源、反思教學實踐、參與專業發展活動等。這些好奇心驅動的行為不僅提升了教師的專業技能，也增強了他們的職業滿意度和工作幸福感。 研究方法 這篇研究通過對奧地利和波蘭的語言教師進行深入訪談，探討了語言教師的專業好奇心（LTPC）及其對專業發展的影響。具體研究方法如下： 這種綜合的質性方法使研究者能夠深入了解語言教師的專業好奇心及其行為表現，並提出了初步的LTPC循環過程模型。這一模型展示了好奇心、動機、自主性、能動性和社會背景之間的相互作用，為未來的研究和教育實踐提供了寶貴的見解。 兩種好奇心 在語言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中，研究者區分了兩種主要的好奇心類型：人格特質的好奇心和需要被滿足的狀態好奇心。 人格特質的好奇心 人格特質的好奇心是指個人天生具有的持久性特徵，反映了他們在生活中對新事物的興趣和探索欲望。這種好奇心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例如，在研究中，教師安娜表示她在多個領域持續學習新技能，樂於挑戰自己的舒適區，這反映了她具有高度的好奇心和開放性。 需要被滿足的狀態好奇心 狀態好奇心是指在特定情境下被觸發的短暫性興趣或探索欲望。這種好奇心具有以下特徵： 研究中，教師露西亞描述了她對學生作業結果的好奇心，即使多年教學後，她仍然熱衷於查看學生的作業，這種情境特定的好奇心促使她不斷改進教學策略。 總結 人格特質的好奇心和狀態好奇心共同作用，驅動語言教師在專業發展中的持續學習和創新。理解這兩種好奇心及其影響，有助於設計更有效的專業發展計劃，支持教師的職業成長和教學質量提升。 Mercer, S., & Pawlak, M. (2024). Language teacher professional curiosity: Understanding the drive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

在學習第二外語的過程中，你是否曾經好奇過，為什麼我們對某些語言有著更強的學習動力和熱情？《英語外語課堂與其他語言課堂中的愉悅、焦慮及態度/動機是否不同？》這篇研究正好解答了這個疑問。由Jean-Marc Dewaele和Kazuya Saito所撰寫，這項研究探索了學習英語與學習其他語言（如德語、西班牙語和法語）之間的情感和動機差異。研究發現，即使英語在全球擁有較高的地位和聲望，學習者在非英語課堂中反而報告了更高的學習愉悅度（FLE）。這項發現挑戰了我們對語言學習動機的傳統看法，揭示了學習環境和個人情感在語言學習中的重要性。跟隨我們一起深入探討這項研究，了解更多有趣的發現和啟示吧！ 學習愉悅（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FLE） 在語言學習的旅程中，我們常常會談論學習的挑戰和壓力，但你是否注意到學習過程中的愉悅感（FLE）呢？學習愉悅（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FLE）是一種積極的情感體驗，指的是學習者在外語課堂中感受到的快樂、滿足和成就感。這種情感不僅能增強學習動力，還能提升學習效果。 FLE的概念由Dewaele和MacIntyre在2014年首次提出，旨在捕捉語言學習過程中的正面情感。他們將FLE定義為一種複雜的情感，包含了挑戰和自我能力感的互動，這反映了人們在面對困難任務時追求成功的內在人性驅動。與瞬間的愉悅不同，FLE是一種更持久和深層次的滿足感。 研究顯示，FLE與學習者的語言水平、年齡、性別以及多語背景都有關聯。例如，熟悉多種語言、認為自己在外語學習中表現優秀且在課堂中位居前列的學習者，通常報告的FLE水平較高。此外，女性學習者報告的FLE水平通常也高於男性。 理解並提升FLE對於語言教師來說尤為重要。研究發現，教師的行為、課堂氛圍以及同儕互動都是影響FLE的重要因素。通過創造一個支持性和互動性強的學習環境，教師可以有效地提升學生的FLE，進而促進更積極的學習體驗和成果。 學習愉悅不僅僅是學習過程中的一抹亮色，更是驅動我們持續學習和追求進步的重要力量。通過關注和培養FLE，我們可以讓語言學習變得更加有趣和充實。 研究 這項研究由Jean-Marc Dewaele和Kazuya Saito主導，旨在探討學習英語與其他語言（如德語、西班牙語和法語）之間的情感和動機差異。研究的具體方法如下： 研究對象 參與者為360名科威特一所英語系大學的學生，這些學生分別修讀英語、德語、西班牙語和法語課程。參與者的年齡平均為20歲，其中大多數為女性（280名女性，75名男性，5名未報告性別）。所有參與者的母語皆為阿拉伯語，且平均會說2.71種語言。 研究方法 資料收集 研究資料通過在線問卷在2019年第一學期內四次收集。問卷設計使用LimeSurvey平台，參與者在各自的語言課堂中完成問卷。問卷內容包括參與者的社會生物和語言背景，以及學習愉悅（FLE）、外語課堂焦慮（FLCA）和態度/動機的測量。 測量工具 資料分析 這項研究的結果顯示，LOTE學習者的學習愉悅高於英語學習者，但態度/動機較低，兩組學習者的外語課堂焦慮則無顯著差異。這些發現為語言學習中的情感和動機提供了新的視角，揭示了語言學習過程中的複雜性和多樣性。 Dewaele, J.-M., & Saito, K. (2024). Are enjoyment, anxiety and attitudes/motivation different in English foreign language classes compared to LOTE classe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

在現代教育的演變中，基於能力的教育（Proficiency-Based Education, PBE）正逐漸成為備受矚目的教學模式。這種方法源於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能力本位教育運動，強調學生應該按照自己的進度學習，直到他們完全掌握所需的知識和技能為止。基於能力的教育與傳統的卡內基單位計劃（Carnegie Unit plan）不同，後者是根據學生在課堂上花費的時間來計算學分，而前者則專注於學生實際掌握的能力。 基於能力的教育具有諸多優勢。首先，它提供了靈活的學習時間，允許學生加速完成學業要求，同時參加更多課外學習機會。其次，這種模式採用多樣化的評估方法，不僅依賴標準化考試，更關注學生實際能力的展示。此外，基於能力的教育對英語學習者和特殊教育學生更具適應性，提供了替代性的評估機制。 然而，這種教育模式也面臨一些挑戰，例如確保高水平的能力標準、重塑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的教育體系，以及整合大量學生學習數據的技術需求。儘管如此，基於能力的教育在美國多地已經取得成功，包括阿拉斯加、羅德島和奧克拉荷馬等州，並在俄勒岡州的多個學校和地區展開了雄心勃勃的計劃。 總體而言，基於能力的教育被認為是一種有效且經濟的方法，能夠應對美國學校日益多樣化的需求，並保證每個學生都有成功的機會。隨著新技術的發展，這一教育模式在全國範圍內變得越來越可行，但也需要大量的專業發展來確保教師能夠自信地管理這一轉型。 特點 基於能力的教育（Proficiency-Based Education, PBE）的特點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這些特點共同構成了基於能力的教育模式，強調個性化學習和學生的全面發展，使其成為現代教育改革的一部分。 挑戰 基於能力的教育（Proficiency-Based Education, PBE）在實施過程中面臨多種挑戰，以下是主要的幾個挑戰： 這些挑戰需要教育系統、政策制定者、學校和教師的共同努力來克服，以充分實現基於能力的教育的潛力。 Johnston, H. (2011). Proficiency-Based Education. Education Partnerships, Inc. Retrieved from http://www.educationpartnerships.org/.

隨著全球語言教學的轉變，我們越來越重視學生在真實情境中運用語言的能力。傳統的語法教學法已經逐漸被強調實際應用的能力為基礎的教學法取代。這樣的轉變對學生的口語能力有什麼影響呢？近期的一項研究揭示了這個問題的答案。 這項研究探討了不同教學方法對高中西班牙語、法語和漢語學生口語能力的影響。結果顯示，採用能力為基礎教學法的學生比使用傳統語法教學法的學生在口語能力上有更好的表現。具體來說，在口語聽說評估（AAPPL）中，能力為基礎教學法的學生平均得分為5.98（相當於中級中等水平），而傳統教學法的學生平均得分僅為4.25（初級高至中級低水平）。 這項研究涉及北卡羅來納州一所K-12獨立學校的三級高中學生，通過比較2014年和2018年的學生數據，以及教師和學生的訪談資料，深入分析了這種教學方法的效果。研究發現，不同語言的學生在口語能力上的表現也有所不同，學習西班牙語和法語的學生表現優於學習漢語的學生。 更重要的是，教師和學生都認為，能力為基礎的教學法不僅提高了學生的口語能力，還增強了他們的學習動機和自信心。教學內容更加貼近實際生活，讓學生在課堂上能夠自信地用目標語言交流。 這項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證據，支持教育界進行教學法的轉變。能力為基礎的教學法在提升學生語言能力、學習動機和自信心方面具有顯著的優勢，是教育工作者和決策者值得參考和推廣的教學方法。 如何進行？ 強調實際應用的能力為基礎的教學法（Proficiency-based Instruction）旨在提升學生在真實情境中運用目標語言的能力。這種教學法與傳統的語法為主教學法不同，不僅僅注重語言形式和語法規則，而是注重語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實際應用。以下是這種教學法的一些關鍵特徵和具體實施方法： 1. 聚焦三種溝通模式 能力為基礎的教學法強調三種溝通模式，即解釋性溝通（Interpretive Communication）、人際溝通（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和展示性溝通（Presentational Communication）。 2. 使用真實資源 在課堂上使用目標語言的真實資源，如報紙文章、影片、音頻和互聯網資源等，幫助學生接觸和理解語言的真實用法。 3. 設定明確的能力目標 每個課程和課程單元都有明確的能力目標，這些目標通常以“能做”聲明（Can-Do Statements）的形式表達，讓學生了解自己需要達到的語言能力水平。 4. 提供大量語言互動機會 課堂活動設計應注重提供大量的語言互動機會，鼓勵學生用目標語言進行交流。例如，角色扮演、小組討論、模擬情境對話等。 5. 以任務為導向的學習 設計以任務為導向的學習活動，讓學生在完成特定任務的過程中使用目標語言。例如，模擬購物、訂票、餐廳點餐等情境，讓學生在實際應用中練習語言。 6. 提供建設性反饋 教師應注重提供建設性的反饋，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進步和需要改進的地方。反饋應注重學生能做什麼，而不是僅僅強調錯誤。 7. 綜合評估方法 使用綜合評估方法，包括形成性評估（Formative Assessment）和總結性評估（Summative Assessment），以多種方式評估學生的語言能力。例如，口語測試、小組討論評估、書面作業等。 8. 強調語言文化的結合 將文化教學與語言教學結合，通過介紹和探討目標語言國家的文化、習俗和社會現象，使學生能夠在文化情境中更好地理解和運用語言。 這些方法共同構成了一個以學生實際應用能力為核心的教學體系，旨在提高學生在真實情境中運用語言的能力，增強他們的學習動機和自信心。 研究方法 這項研究採用了混合方法設計（mixed methods design），以便全面探討能力為基礎教學法（proficiency-based instruction）對學生口語能力的影響。具體的研究方法如下： 1.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包括北卡羅來納州一所K-12獨立學校的三級高中學生。數據分別來自2014年和2018年，涵蓋西班牙語、法語和漢語課程的學生。此外，研究還包括該校的八位語言教師和十四名學生的訪談數據。 2. 研究設計 研究採用了收斂混合方法設計（convergent mixed methods design），同時收集和分析定量與定性數據。這種設計方式允許研究者從不同的數據來源獲取更全面的理解。 3. 定量數據 […]

去年 11 月，新加坡政府科技局（GovTech）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活動──GPT-4 提示詞工程競賽。在超過 400 名參賽者中，Sheila Teo 脫穎而出，她使用的秘密武器是由 GovTech 的數據科學與人工智慧團隊開發的「CO-STAR」框架。這個框架以其整合性和高效性，成為構建提示詞以獲取大型語言模型（LLM）最有效回應的絕佳工具。 CO-STAR 框架 CO-STAR 框架提供了一個全面的指南，幫助使用者在構建提示詞時考慮到所有影響 LLM 輸出的重要方面。以下是框架中每個組成部分的關鍵作用： C 代表 Context（背景） 背景提供了有關任務的必要資訊，幫助 LLM 理解正在討論的具體情景，確保回應的精確度和相關性。 O 代表 Objective（目標） 目標明確定義了您希望 LLM 執行的任務。清晰地界定目標有助於 LLM 集中其回應，以達成該特定目的。 S 代表 Style（風格） 風格指定了所需的寫作風格，可以是某位著名作家的風格，或者是某個專業領域的專家，如商業分析師或 CEO。這一規範指導 LLM 採用符合用戶需求的表達方式和詞彙。 T 代表 Tone（語氣） 語氣設定了回應的情感或正式態度，可包括正式、幽默或富有同理心等。此組件確保 LLM 的輸出與預期的情感或情感背景相符。 A 代表 Audience（受眾） 確定受眾對於回應的定制至關重要。無論受眾是領域專家、初學者還是兒童，回應都必須在給定的背景中適當且易於理解。 R 代表 Response（回應格式） 回應格式規定了 LLM 應如何結構化其輸出，這對於與下游任務對齊至關重要。無論是需要列表、JSON 文件還是專業報告，指定格式都確保了輸出正是所需的。 用CO-STAR […]

文章《TESOL and Media Education: Navigating Our Screen-Saturated Worlds》由Carla Chamberlin-Quinlisk所撰寫，發表於《TESOL季刊》2012年3月號。文章探討了媒體教育在TESOL（對其他語言人士教英語）專業中的角色，強調了教師和學生如何能通過媒體更深入地接觸和理解目標語言文化。文章提出了媒體教育的必要性，指出它能增進語言學習者和教師對於文化影像的批判性理解，並反思這些影像如何進入我們的教學實踐中。 Chamberlin-Quinlisk透過引入媒體教育的概念，鼓勵語言教育者和學生開展關於種族、文化、語言、身份和權力的對話。她探討了媒體如何塑造社會對於種族和文化的看法，並挑戰了這些看法如何被教育實踐所接受或反駁。文章中還提到了媒體教育在課堂上的實際應用，包括如何進行媒體分析以及如何使學生從中學到語言和社會議題。 此外，作者提出了將媒體教育融入語言教學的若干方法和考量，強調媒體教育不僅限於批評現有媒體的實踐，也包括創造性地利用媒體來促進語言和文化的理解。她建議語言教師應該運用多模態教學策略，這樣學生可以通過不同的媒介形式理解和產出語言。 總之，Chamberlin-Quinlisk的文章強調了在全球化和高度數位化的世界中，媒體教育對於TESOL專業的重要性，並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法和觀點，以幫助教師和學生更有效地使用媒體來學習和教授英語。 教師和學生如何可以利用媒體來深入接觸和理解目標語言文化 在Carla Chamberlin-Quinlisk的文章《TESOL與媒體教育：導航我們飽和的屏幕世界》中，她探討了教師和學生如何可以利用媒體來深入接觸和理解目標語言文化。以下是一些主要方式： 透過這些策略，教師和學生能夠利用媒體作為一個強大的工具，來加深對目標語言文化的理解，並培養批判性思維和文化意識。這些做法不僅增強了語言學習的深度和廣度，也為學生提供了與目標語言社群進行更實質性互動的機會。 CHAMBERLIN-QUINLISK, C. (2012). TESOL and Media Education: Navigating Our Screen-Saturated Worlds. TESOL Quarterly, 46(1), 152–164. http://www.jstor.org/stable/41576033

這篇文章由 Gina Biancarosa 和 Gina G. Griffiths 所著，發表於 2012 年秋季的《兒童的未來》期刊上。主題圍繞在數字時代中使用科技工具來支持閱讀的發展。文章指出，數位科技的進步顯著地改變了可供教師和學生使用的文本和工具，對於提升識字教育的教學工具充滿了期待。 文章提出，科技應被視為教師在培養具有更高層次識字技能和背景知識的年輕讀者過程中可以部署的工具，這些技能和知識是當今信息化社會所需求的。科技已被用來建立兒童學習閱讀和閱讀學習所需的技能和知識。研究也突顯出數位閱讀技術（e-reading technology）如何被用來建立技能和知識。 然而，技術的應用也帶來了可能加劇識字挑戰的問題。例如，科技使用的不均可能加劇社經地位不同學生之間的差距。為了克服這些挑戰，作者建議學校和學區應該僅使用支持普遍設計學習（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的技術，選擇基於證據的工具，並為使用這些技術的人員提供系統性的支持，以及利用技術提供的數據能力和信息量。 本文的總結指出，儘管投資於數位閱讀技術具有潛力，但實現這一潛力需要戰略性地將這些工具嵌入到以證據為基礎的教育計劃中。在制定政策和投資於數位閱讀技術時，決策者、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必須確保技術的使用符合普遍設計學習的概念，並充分利用技術提供的效率和信息量。 普遍設計學習 普遍設計學習（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 UDL）是一種教育框架，旨在提高所有學生的學習機會，特別是那些擁有多樣學習需求的學生。這個概念源自於建築業的普遍設計（Universal Design），後者致力於創造能夠被所有人使用的產品和環境。在教育領域，UDL著眼於創造可包容各種學習風格和能力的教學方法和教材。 UDL的核心原則包括： 當Biancarosa和Griffiths（2012）提到確保科技的使用符合普遍設計學習的概念時，他們強調教育科技工具和平台需要設計得能夠滿足所有學生的需求，而不是只有某些學生。這意味著科技工具應具備如文字到語音轉換、可調整的文字大小和對比度等功能，以便各種能力和學習風格的學生都能有效使用。此外，教育科技的開發者和選擇者需要考慮這些工具如何融入教學策略，以促進包容性教育和提高所有學生的學習效果。 科技可能帶來的挑戰 作者指出雖然數位科技在教育閱讀上帶來許多機會和期待，但這些技術的應用也可能加劇現有的識字挑戰。主要的問題包括： 綜上所述，雖然科技為提升識字教育提供了新的工具和可能性，但同時也需要注意其可能帶來的挑戰和問題。教育政策制定者和學校管理者需要謹慎考量如何平衡科技的利與弊，確保所有學生都能公平地受益於科技進步。 給教學者的啟示 要在保持深度閱讀的基礎上，適應和利用數位文本的優勢，有幾個策略可以考慮： 通過這些策略，可以有效地結合數位文本的優勢和深度閱讀的需求，支持21世紀的教育和學習目標。 Biancarosa, G., & Griffiths, G. G. (2012). Technology tools to support reading in the digital age. The Future of Children, 22(2), 139-160. Retrieved […]

這篇文章由Naomi S. Baron撰寫，討論了數位革命如何改變學生在學校中的閱讀、寫作及資訊取得方式，並探討數位螢幕對學生關注文字及其背後意義的影響（Baron, 2017）。文章指出，儘管近年來的研究顯示，無論是在紙本還是數位螢幕上閱讀，學生的理解和記憶能力似乎沒有顯著差異，但這些結果需要謹慎對待，因為這些研究大多數針對的是受試的大學生，且在特定的實驗條件下進行（Baron, Calixte, & Havewala, 2017）。 研究也發現，當讀者對數位閱讀與紙本閱讀的偏好進行自我報告時，許多人表示在紙本上閱讀能更好地集中注意力，並且更少進行多工處理。特別是在美國，有高達85%的參與者報告在數位閱讀時會進行多工處理，相比之下紙本閱讀的比例只有26%（Baron, 2017）。此外，學生們通常認為在紙本上閱讀時更容易集中精神，並且認為紙本閱讀可以更深入地吸收和反思內容。 Baron的研究呼籲教育者們需重新思考數位閱讀的教育含義，並且考慮到數位閱讀可能改變了閱讀的本質，從深度理解和思考轉變為快速搜尋和獲取資訊。總之，這篇文章強調了數位閱讀與紙本閱讀在認知層面上的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對教育實踐的潛在影響（Baron, 2017）。 數位閱讀可能改變了閱讀的本質 在Baron的研究中，數位閱讀的教育含義主要涉及了如何透過數位工具改善學生的閱讀效率及其對資訊的處理方式。然而，這些變化也可能對學生的深度理解和思考造成影響（Baron, 2017）。 首先，數位閱讀可以提高便利性和訪問信息的速度。學生可以快速搜尋到需要的資訊，進行有效的數據收集和初步分析。這對於應對當今資訊快速變化的學術環境非常有利。然而，Baron的研究指出，這種快速搜尋和瀏覽的方式可能導致學生在閱讀時缺乏深度和反思（Baron, 2017）。 其次，數位閱讀常伴隨著多任務處理，特別是在使用多功能的數位設備時。這種分散注意力的閱讀方式可能減少學生對文本深層內容的理解和記憶。例如，Baron提到，在數位閱讀環境下，學生往往選擇花較少的時間閱讀，且對深入問題的回答表現不佳，這反映了數位閱讀可能對認知深度的負面影響（Baron, 2017）。 此外，數位閱讀改變了閱讀的本質，從原來的沉浸式和連續性閱讀轉變為快速、間斷和交互式的閱讀模式。這種轉變可能使得閱讀不再被視為一種深度學習的過程，而是成為一種快速獲取特定信息的工具。Baron強調，教育者需要意識到這種變化，並探討如何在數位時代保持和促進深度閱讀的能力（Baron, 2017）。 總結來說，數位閱讀在提供便利性和效率的同時，也可能對學生的深度理解和批判性思考造成挑戰。教育者需開發新的教學策略，既利用數位閱讀的優點，也克服其帶來的限制，以支持學生的全面認知發展（Baron, 2017）。 研究方法 Naomi S. Baron進行的這項研究主要是通過問卷調查來探索大學生在數位時代的閱讀習慣，以及他們對於紙本閱讀和數位閱讀的看法和偏好（Baron, Calixte, & Havewala, 2017）。研究涵蓋了美國、日本、德國、斯洛伐克和印度的超過400名大學生，這些學生來自於Baron的同事教授的課程，或是其研究助理的同班同學。參與者的年齡範圍在18至26歲之間，平均年齡為21歲，其中約三分之二為女性，三分之一為男性。 研究分為三個主要部分的問卷，分別探討以下問題： 研究結果顯示，絕大多數學生在需要深度閱讀和反思時，更傾向於選擇紙本閱讀。學生們普遍認為紙本閱讀有助於提高集中力和理解度，而數位閱讀則更容易分心且不易深入思考。此外，當閱讀需要高度注意力和認知處理的文本時，學生們傾向於偏好紙本。 這項研究強調了在數位時代下，教育者需要關注數位閱讀對學生學習習慣和認知發展的影響，並考慮如何結合數位和紙本閱讀的優勢，以支持學生的全面發展。 Baron, N. S. (2017). Reading in a digital age: Even millennials acknowledge that whether you read on paper or a digit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