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傳播與發展

文章《TESOL and Media Education: Navigating Our Screen-Saturated Worlds》由Carla Chamberlin-Quinlisk所撰寫，發表於《TESOL季刊》2012年3月號。文章探討了媒體教育在TESOL（對其他語言人士教英語）專業中的角色，強調了教師和學生如何能通過媒體更深入地接觸和理解目標語言文化。文章提出了媒體教育的必要性，指出它能增進語言學習者和教師對於文化影像的批判性理解，並反思這些影像如何進入我們的教學實踐中。 Chamberlin-Quinlisk透過引入媒體教育的概念，鼓勵語言教育者和學生開展關於種族、文化、語言、身份和權力的對話。她探討了媒體如何塑造社會對於種族和文化的看法，並挑戰了這些看法如何被教育實踐所接受或反駁。文章中還提到了媒體教育在課堂上的實際應用，包括如何進行媒體分析以及如何使學生從中學到語言和社會議題。 此外，作者提出了將媒體教育融入語言教學的若干方法和考量，強調媒體教育不僅限於批評現有媒體的實踐，也包括創造性地利用媒體來促進語言和文化的理解。她建議語言教師應該運用多模態教學策略，這樣學生可以通過不同的媒介形式理解和產出語言。 總之，Chamberlin-Quinlisk的文章強調了在全球化和高度數位化的世界中，媒體教育對於TESOL專業的重要性，並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法和觀點，以幫助教師和學生更有效地使用媒體來學習和教授英語。 教師和學生如何可以利用媒體來深入接觸和理解目標語言文化 在Carla Chamberlin-Quinlisk的文章《TESOL與媒體教育：導航我們飽和的屏幕世界》中，她探討了教師和學生如何可以利用媒體來深入接觸和理解目標語言文化。以下是一些主要方式： 透過這些策略，教師和學生能夠利用媒體作為一個強大的工具，來加深對目標語言文化的理解，並培養批判性思維和文化意識。這些做法不僅增強了語言學習的深度和廣度，也為學生提供了與目標語言社群進行更實質性互動的機會。 CHAMBERLIN-QUINLISK, C. (2012). TESOL and Media Education: Navigating Our Screen-Saturated Worlds. TESOL Quarterly, 46(1), 152–164. http://www.jstor.org/stable/41576033

ClassDojo 的崛起與學校紀律管理的數據化 在數位化時代，ClassDojo 已成為全球學校廣泛採用的學生行為管理與紀律監控工具。這款教育技術應用程式通過將學生的行為數據化，賦予教師更多即時監控與反饋的能力，從而影響學校的紀律管理模式。 本文將探討 ClassDojo 如何透過數據化行為管理改變學校紀律的執行方式，並批判性地審視這種數據化機制對學生、教師和家長的影響。 ClassDojo 如何影響學生行為？行為數據化的機制 ClassDojo 的核心功能之一是行為數據化，這意味著學生的日常行為將轉化為可視化的數據點，以供教師評估和家長監控。其主要特點包括： ✔ 行為點數制度（Dojo Points）：教師可以給予學生正面或負面的行為評價，並透過點數系統來強化或抑制特定行為。✔ 即時反饋與監控：學生的行為表現會被即時記錄，並且家長可以透過應用程式獲得孩子的即時行為更新。✔ 行為視覺化數據報告：學生的紀律數據被存儲，形成行為記錄，可影響學生未來的學習評價。 然而，這種做法也引發了教育學者的批評與爭議。 行為監控與表現主義文化的爭議 1️⃣ 行為監控與隱私問題 2️⃣ 學生行為簡化與數據化評價 3️⃣ ClassDojo 是否培養「服從文化」？ ClassDojo 如何影響教師、家長與學校？ 📌 對教師的影響✔ 提供即時行為數據，幫助教師更有效管理課堂。❌ 可能讓教師過度依賴數據，而忽略學生的個別需求與背景。 📌 對家長的影響✔ 提高家長對孩子在學校行為的透明度。❌ 可能導致家長過度關注行為數據，而非理解孩子的學習過程。 📌 對學校管理的影響✔ 使學校的紀律管理更具結構化與標準化。❌ 學校可能依賴數據來決定學生的行為評價，而非進行個別化的輔導。 ClassDojo 的遊戲化設計與行為強化機制 ClassDojo 的設計融合了遊戲化元素，這些設計策略使行為控制更具吸引力，但同時也帶來新的挑戰。 1️⃣ 音效與行為回饋 2️⃣ 視覺化數據回饋 3️⃣ 促進家校聯繫 ClassDojo 的批評與改進建議 雖然 ClassDojo 在教育場域帶來了一些便利，但仍然存在重要的批評點，以下是建議的改進方向： ✅ […]

本篇論文探討了教師使用 ClassDojo 這一行為管理軟件應用程式的經驗。ClassDojo 是一個全球性的應用，允許教師、家長和學生通過一個遊戲化的積分系統來追蹤進度並即時分享反饋。此研究采用後現象學方法，分析了 K-12 教師在課堂上整合 ClassDojo 技術的經驗和挑戰，以及他們遇到的道德問題。研究揭示的主題包括基於積分的激勵和學生身份認同、數據追蹤與持久性、課堂監控文化、協作與即時反饋，以及 ClassDojo 如何重新塑造教學與學習生態系統。 這項研究指出，雖然教師使用 ClassDojo 來促進學生參與和積極行為，但這也引發了有關數據使用、監控文化和基於行為的教學法的倫理問題。研究結果強調了基於積分的激勵對學生身份的影響，數據追蹤的長期性，以及課堂監控文化如何影響教師與學生的互動。 總的來說，此研究提供了深入了解 K-12 教師使用 ClassDojo 的多樣化經驗，並探討了在教育技術整合中涉及的倫理考量。此研究不僅增進了對於教育技術影響的理解，也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實際的見解和建議，幫助他們更有效地利用這些工具。 ClassDojo ClassDojo 是一款廣受歡迎的行為管理軟件應用程式，主要用於學校教育環境中，尤其是在K-6（幼兒園至六年級）教育階段。這個應用程式允許教師、家長和學生通過一個遊戲化的積分系統來追蹤學生的行為表現和學習進度，並能夠即時分享反饋和通訊。 主要功能和特點： 倫理與隱私問題： 雖然 ClassDojo 在教育界廣受歡迎，但它也引發了一些關於數據隱私和學生監控的倫理問題。一些批評指出，這種持續的行為追蹤可能對學生的心理健康造成壓力，並可能影響教師與學生的自然互動。 總體而言，ClassDojo 通過其互動性和遊戲化的設計，助力教師管理課堂行為和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同時也需要在使用過程中注意平衡技術介入和個人隱私的問題。 ClassDojo 的音效可能產生的影響 ClassDojo 音效的議題。特別是音效如何作為一種行為激勵的反饋機制。例如，當老師在 ClassDojo 上為學生加分時，會播放一個愉快的「叮噹」聲，而扣分時則會播放一個低沉的掉分聲。這種聲音設計不僅增強了積分系統的即時反饋效果，也可能對學生的行為產生條件反射式的影響，即學生可能會基於聲音的正負面反饋來調整自己的行為。 論文中對這種聲音反饋的應用表達了一定的擔憂，認為它可能過度強調了監控和行為控制，並可能導致一種表現主義的學習環境，其中學生的行為更多是為了獲得正面的聲音反饋而非出於內在的學習動機。這樣的系統設計可能對學生的自主性和自我調節能力造成影響。 研究方法 這項研究使用了後現象學的方法來分析 K-12 教師在課堂上整合 ClassDojo 技術的經驗。後現象學是一種探討人類如何通過技術體驗世界的哲學方法，特別強調技術如何塑造我們的感知和行動。 研究設計和方法： 研究問題： 研究圍繞以下幾個核心問題展開： 總之，這項研究透過質性方法深入探討了教師如何在實際教學中應用 ClassDojo，並分析了這種技術使用的後現象學意義和倫理問題。 Yuen, C. L. (2021). Exploring teachers’ experiences of using […]

本文討論了計算理性（computational rationality）的概念，這是一個整合人腦、心智與機器智能研究的新興範疇。計算理性強調在決策過程中，考慮計算成本以最大化預期效用的重要性。透過實例說明，文章指出這一理論框架如何促進跨學科的對話，特別是在計算機科學、認知科學和神經科學之間。文中提及，近幾十年的進展顯示了應對不確定性時知覺和行動的計算機制，包括大規模概率推理的發展，以及反思和決策交易中的計算工具。此外，探討了如何透過近似方法解決現實世界問題，以及在有限資源下作出理性決策的方法。 計算理性 計算理性在人腦和心智上的理解涉及認知成本的考慮，以及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進行有效的決策。人腦通過演化形成的啟發式政策以及更適應性的元推理機制，對認知成本敏感。這包括在線計算中權衡報酬和認知努力，並根據一個聯合效用函數合理地進行交易。例如，在「需求選擇」任務中，參與者可以在不同認知需求和潛在收益的認知任務之間選擇，行為發現顯示人類根據聯合效用函數合理地權衡報酬和認知努力。大腦成像研究發現，側腦前額皮質區域的活動與認知努力的主觀報告和避免努力的個體差異相關。這表明人腦具有計算成本與報酬之間權衡的能力，這是計算理性在人類心智上的體現​​。 權衡報酬和認知努力的例子 想像成一個急救場景，醫生（或在這個案例中，是一個決策支持系統）需要迅速決定如何治療一個病人。在這種情況下，醫生面臨兩種選擇：一是立即採取行動，根據目前的信息做出最佳判斷；二是等待，花更多時間來獲取更多資訊，從而做出更準確的決策。但是，多花的時間意味著病人的狀況可能會惡化。 用一個比較日常的比喻，假如你在一家餐廳里，非常餓，面前有兩個選擇：一是立即點一道你知道味道不錯的菜，二是花時間查看菜單上的每一道菜評論，以便做出更滿意的選擇。如果你選擇立即點菜，你可能會更快吃上飯，但有可能錯過更美味的選擇。如果你決定花時間研究菜單，你的餐點可能會更令人滿意，但你也會因為餓得太久而感到不舒服。 在這個醫療決策支持系統的例子中，系統必須在等待收集更多資訊（提高決策的準確性）與立即採取行動（減少病人等待時間）之間找到平衡。這就像是醫生在考慮是否要等待更多檢查結果，還是根據目前的資訊立即開始治療。 再用 一個較易於理解的計算成本與報酬權衡的例子可以是決定是否購買一輛新車。在這個情況下，計算成本指的是收集有關不同汽車的信息、評估各種選項以及考慮資金安排的時間和精力。報酬則是購買一輛新車所帶來的好處，比如更好的性能、安全特性以及享受新車的滿足感。 如果你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去研究每一款可能的汽車選項，那麼你的計算成本很高。這可能會導致某種形式的分析癱瘓，即過度分析而無法做出決定。另一方面，如果你只花很少的時間做決定，可能會選擇一輛不那麼理想的車，因此報酬較低。理想的情況是找到一個平衡點，即以合理的計算成本做出一個足夠好的決策，從而最大化你的總體滿意度。 這個例子顯示了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和資源下進行理性決策，同時考慮到取得足夠信息的成本和所做決策的潛在好處之間的權衡。 機器的計算理性 在機器智能領域，計算理性的概念被應用於指導如何在計算資源受限的情況下進行決策和推理。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系統通常需要在計算的精確度和所需時間或資源之間進行權衡。例如，決策理論模型和概率推理系統可能需要評估在增加計算深度和延遲行動之間的最佳平衡。這種類型的權衡在現實世界的問題解決中尤其重要，因為完全精確的計算通常是不可行的。 為了處理這種複雜性，人工智能研究探索了元層次推理（metareasoning）的策略，即在更高的決策層面上考慮計算的性質和範圍。這種策略使系統能夠決定在給定情況下執行哪種程度的計算是最理想的，從而在努力或延遲與行動質量之間尋找最佳平衡。例如，當面對一個時間敏感的醫療緊急情況時，系統可能需要在繼續收集更多信息以提高決策精確度和立即採取行動以避免延誤之間做出選擇。 此外，計算理性也強調了預先計算和緩存推理結果的價值，以便在需要快速響應的情況下迅速取回。這類方法減少了即時計算的需求，使系統能夠在面對複雜決策時快速做出反應，同時保持一定程度的決策質量。 總之，在機器智能上，計算理性提供了一種框架，讓AI系統能夠在保證合理決策質量的同時，有效管理計算資源的使用​​。 , Computational rationality: A converging paradigm for intelligence in brains, minds, and machines.Science349,273-278(2015).DOI:10.1126/science.aac6076

Angervall和Gustafsson（2014）的研究探討了新自由主義重構高等教育對學術研究人員職業生涯形成的影響，特別是早期職業研究人員成為學術主體的過程。透過14名早期職業研究人員的詳細經歷分析，作者探討了他們如何在學術領域尋找定位，並體現了身為學術遊牧主體的經歷。這些研究人員在尋求學術認同和職業安全感的過程中，經常感到孤獨與不確定，並且他們的「他者」身份往往被視為自我造成的。研究結果顯示，這種學術遊牧主體位置對他們理解和應對學術界的需求造成了困難，並且這種位置在新自由主義高等教育重構下形成的表現主義和自我調節技術中被塑造。 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政治經濟理念，強調自由市場經濟、最小化政府干預、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的重要性。它倡導個體自由和競爭，認為市場機制能有效分配資源，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福祉。新自由主義對學術研究人員職業生涯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高等教育的重構上，包括資金分配的競爭化、研究成果的市場化和學術表現的量化評估。這些變化迫使學術研究人員適應更具競爭性和表現主義的工作環境，影響了他們的職業定位、身份認同和職業發展路徑。 研究方法與結果 Angervall和Gustafsson（2014）透過深入訪談14名早期職業研究人員，來分析他們的職業經歷。這些訪談長度介於50到100分鐘之間，著重於研究人員如何描述他們的經驗、職業路徑以及與多個其他人的關係，包括條件和後果以及犧牲、選擇和獎勵。數據通過意義濃縮法（Kvale & Brinkmann, 2009）總結，以創建他們的經驗和職業路徑的詳細描繪（Braidotti & Roets, 2012）。研究提出三個交叉主題：「感覺有點孤單」、「我做我自己的事情」和「我決定搬家」，這些主題彼此交織，揭示了早期職業研究人員在成為學術主體過程中受到的驅動力，這些驅動力使他們難以理解和閱讀自己的處境。研究指出，這些研究人員處於一種過渡階段，介於不同的利益區域之間，並且他們的「他者」身份通常被視為自我造成的，這反映了他們對於如何適應表現主義制度需求的自我質疑。研究還指出，透過「逃逸線」的變化，研究人員可以改變他們的游牧主體位置，但這需要他們能夠清楚地讀懂和理解他們在新自由主義重構的高等教育中的處境，並創造政治意識​​。 Angervall, P., & Gustafsson, J. (2014). Becoming an Academic Researcher: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in the Context of Neo-Liberal University Restructuring.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 12(2).

本文探討了數位游牧民族（Digital Nomad）這一新興移動生活方式的定義，它們在旅行工作和工作旅行中生活。數位游牧主義是由社會變遷如移動性和技術的日常生活普及以及越來越靈活和不確定的就業形式所驅動的。儘管這種生活方式日益普遍，但對其現象的共識理解和全面觀點尚缺乏。文章從當代生活方式導向的流動性和地點獨立工作的角度，對數位游牧主義進行了探討，旨在對該現象提供全面的視角。此外，文章還建議將數位游牧主義概念框架化為生活方式流動性的一部分。由於關於數位游牧者的實證研究有限，本文界定了進一步概念化該現象的方面和方向​​。 數位游牧主義 從當代生活方式導向的流動性和地點獨立工作的角度來理解數位游牧主義，可以認為它是當代社會變遷的產物，涉及移動性增加和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數位游牧者利用先進的通訊技術，在全球範圍內旅行的同時進行遠程工作，將生活和工作融為一體。這種生活方式不僅僅是關於地理位置的自由，也關於時間管理和工作方式的靈活性。數位游牧主義強調了一種對傳統辦公室工作和固定居所的超越，以及對於生活質量和個人自由的追求。 數位游牧者通常選擇在提供充足基礎設施的大都市中心或具有共享工作空間和穩定Wi-Fi環境的地方居住和工作。他們的生活方式涉及到緩慢旅行、交換生活方式和極簡主義的生活態度。這些行為體現了一種從消費主義中脫身或轉移的選擇，與其他旅行者類型相比，數位游牧者更依賴共享經濟，特別是在住宿選擇上。此外，數位游牧生活要求極簡的生活方式，旅行和生活的必需品被限制在個人能夠物理攜帶的範圍之內​​。 數位游牧主義在當代流動性和地點獨立工作的背景下，不僅是關於工作的地理獨立性，而且關於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這種生活方式將旅行和工作結合起來，反映了對於自由和個人實現的追求。它挑戰了傳統的工作和生活分隔，並通過技術的使用，創造了新的工作和生活模式。 數位游牧主義概念化 本文提出對數位游牧主義進一步概念化的方向與方面，主要圍繞在將數位游牧主義定義為一種生活方式流動性的範疇。透過對現有研究的評論和比較，文章指出數位游牧主義與其他相關現象之間的主要差異在於其對於工作和旅行結合的獨特方式。數位游牧者既是高度移動的專業人士，也是以生活方式為導向的旅行者，這創造了對現象概念框架的額外挑戰。儘管現有研究提供了關於數位游牧主義的有用但零散的理解，這些研究往往從工作或休閒的角度來看待數位游牧者，因此需要進一步的概念化工作來涵蓋這一生活方式流動性的多個方面。 文章建議，未來的概念化工作應更加關注數位游牧者的各種移動連接和遷移，以及作為其生活方式一部分的游牧移動工作。重要的考量因素包括游牧主義的持續時間：它是生活中的一個階段還是數位游牧者會定居下來？數位游牧主義如何轉變了「家」的概念，以及對於一個數位游牧者來說，「家」在哪裡？此外，還需要評估數位游牧主義對其訪問地點和最終留下的地方的影響​​。 Hannonen, O. In search of a digital nomad: defining the phenomenon. Inf Technol Tourism 22, 335–353 (2020). https://doi.org/10.1007/s40558-020-00177-z

本文探討了數位游牧者生活方式，此生活方式定義為個體利用筆記型電腦遠程工作的能力，並利用不受辦公室限制的自由來遊歷世界。研究基於38名自述的數位游牧者的訪談，圍繞特權、不平等、休閒、工作和社群等主題概述了數位游牧者的生活方式。Stebbins的嚴肅休閒（serious leisure）概念提供了理論視角，此外，文章還採用了其他關於休閒、工作和社群的社會學理論。研究發現，雖然數位游牧生活方式在個人博客、Instagram、實體會議、新聞特寫和眾多電子書中被推銷，但實際上，這種生活方式深受特權、不平等的影響，並且在追求享樂的同時，也伴隨著社會孤立、親人疏遠和孤獨的代價。此外，尋求在昂貴的包容一切社群中建立人工社群的游牧者，其特權延伸到一種隔絕泡沫般的存在，將舒適的中產階級西方環境轉移到全球任何地方，同時排除當地人口和文化背景。 嚴肅休閒 嚴肅休閒（serious leisure）是由Robert Stebbins提出的概念，用以區分日常生活中普遍且或許平凡的休閒活動（如看電視、運動、烹飪或編織）與那些達到高強度投入的活動，後者需要更多的時間、金錢和認真投入。這一概念基於六個定義特徵：毅力、休閒生涯、個人努力、有形報酬、身份和獨特的精神。這一框架有助於理解數位游牧主義，因為這些個體展示了他們對休閒的優先排序，並且數位游牧主義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實證例證，可供休閒研究的社會學考量​​。 嚴肅休閒的六個定義特徵提供了理解數位游牧主義為一個獨特實證例證的框架，這些特徵包括毅力、休閒生涯、個人努力、有形報酬、身份和獨特的精神。這些特徵與數位游牧者的生活方式息息相關，因為數位游牧者展現了對休閒的高度重視，並將之置於就業地點選擇之上。他們通過持續的努力和個人投入，尋求與遠程工作相結合的休閒活動，從而獲得身份認同和有形的報酬。數位游牧者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用以探討如何通過嚴肅休閒的框架來理解人們如何將休閒活動提升到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此外，數位游牧者在全球範圍內選擇生活地點的能力，也反映了他們如何通過休閒活動來塑造自己的身份和生活方式，這與嚴肅休閒中的自我實現和身份表達相呼應。他們在選擇生活和工作地點時展現出的毅力和努力，以及從中獲得的有形報酬和身份認同，是將嚴肅休閒概念應用於數位游牧主義的關鍵​​。 研究結果 本文透過對38名數位游牧者的訪談，探討了他們如何在特權、不平等、休閒、工作和社群等方面建構自己的生活方式。數位游牧者選擇生活地點時，往往將自身的人口統計特權和對享樂主義的追求最大化，如泰國清邁等熱門目的地，因其舒適的氣候、海灘和順從的當地人而受到游牧者的青睞。然而，這種生活方式並未將自己與游客或外籍居民區分開來，常常忽視當地的文化、傳統和語言，並與其他外國人和服務業工作者社交，對當地社區的發展造成了影響。這種特權可能導致游牧者對自己生活方式造成的影響視而不見，並在無意中強化了對當地人的新殖民主義態度。數位游牧者在追求自由和個人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反映了全球不平等和特權的問題，這種生活方式既是對新自由主義影響的適應，也是對資本主義微型創業目標的堅定追求。 數位游牧者的工作生活大多從青少年時期開始，那時他們在服務業擔任入門級的兼職工作，逐步發展出在工作中導航和為大學學費提供補助的技能。儘管他們擁有源於家庭和公民身份的文化資本，但除了那些在“無形經濟領域”中需求高且技能高的人（例如計算機編程、軟件工程師、計算機技術支持和熟練的數字營銷）外，許多人很難在自己的領域站穩腳跟。對於數位游牧者來說，工作往往是一種靈活的、以項目為基礎的工作形式，他們通過網絡平台找到遠程工作機會，並且他們的工作收入不穩定且沒有福利。這反映了當代勞動市場中的不確定性和靈活性，以及數位游牧者如何通過利用全球化和技術來適應這種不確定性。 數位游牧者的經濟行為和選擇，如僅選擇與同胞或類似人口統計特徵的人交往，進一步加深了與當地社區的隔離，並可能導致當地經濟和社會結構的改變，往往以不利於當地居民的方式。這些行為體現了一種基於特權的生活方式選擇，這些選擇不僅是個人的，也是制度化的行為模式，對當地經濟和社會有著深遠的影響​​。 Thompson, B.Y. The Digital Nomad Lifestyle: (Remote) Work/Leisure Balance, Privilege, and Constructed Community. Int J Sociol Leis 2, 27–42 (2019). https://doi.org/10.1007/s41978-018-00030-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