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東南亞研究

閱讀陳志明與吳翠蓉的《詩山跨境與經濟活動》，讓我對中國福建南安詩山鎮的歷史與華僑貢獻有了更深的認識。詩山因雨傘產業而興起，並且在不同時期獲得海外華僑的資助，從民國初年到改革開放，這些資金與技術的流動，深深影響了詩山的經濟發展。 鳳山寺的歷史與海外華人的貢獻 詩山的鳳山寺在海外華僑社群中佔有重要地位，包括東南亞、台灣、香港和澳門的鳳山寺都源於此地。然而，文革期間詩山鳳山寺遭到破壞，後來在菲律賓與新加坡華僑的倡議下得以重建。其中，台南的信眾更是捐資建造了大雄寶殿，這充分顯示了華人對家鄉信仰文化的支持。 雨傘產業的興起：僑鄉經濟的典範 除了宗教與文化的維繫，詩山也因海外華人的經濟支持而成為「中國雨傘城」。這一產業的起源，與台灣的華人企業家有密切關係——許多台胞資助當地親屬，提供資金與技術支援，促成了雨傘製造業的發展，使詩山成為中國重要的雨傘生產基地。 僑鄉投資：情感與經濟並存 海外華人對僑鄉的投資不僅是情感聯繫，更涉及經濟考量。僑鄉作為華人文化與經濟的橋樑，讓投資者能夠利用社會資本，建立穩固的商業網絡。而這樣的關係，也讓詩山與海外華人之間的聯繫更為緊密。 我是海外華人嗎？ 回顧自己的家族歷史，我不禁思考：「我算是海外華人嗎？」祖籍可能在福建莆田，但曾祖父已在台灣扎根多代。然而，家族墓碑上仍刻著「莆田」，族親們的調查甚至能寫成一本書。這種身份認同的問題，或許是許多華人共同的經歷，也反映了僑鄉文化的延續與變遷。 詩山與海外華僑的連結實例 高雄苓雅區曾恭迎來自中國大陸詩山鳳山寺的廣澤尊王，這顯示了兩地之間仍然保持著深厚的文化與宗教聯繫。這些跨境交流，無論是宗教、經濟或文化，都是華人社群維繫的見證。 結語 詩山與海外華僑的關係，既是文化的延續，也是經濟的合作典範。透過對鳳山寺的重建與雨傘產業的興起，我們可以看到華人社群如何影響家鄉的發展。這樣的故事，也讓我們對「僑鄉」的概念有了更深的理解。 你對詩山的華僑文化有什麼看法？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觀點！

在大量華人移民潮席捲全球的背景下，華僑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日益密切，海外華人社群與祖籍地的聯繫也隨之加強。《Revolution and National Salvation》一書深入探討了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海外華人如何在動盪的歷史中建構國族認同。 華人移民與中國的關聯 從 1860 年代開始，中國社會發生劇變，歷經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等屈辱條約的衝擊，國內知識分子開始尋求改革之道。清朝政府取消海禁政策，允許海外華人持護照回國，這一舉措強化了「華人移民無論身在何處，皆屬同一社群，並以中國為根」的理念。 國族主義的萌芽：從清末到民初 清末時期，海外華人面臨的問題不僅限於生計，還包括民族身份的確認。康有為與梁啟超主張透過君主立憲來實現中國的富強，孫中山則倡導建立共和國，以推翻清廷。梁啟超認為，只有強大的中國才能保障海外華人的權益，因此華人應支持中國的現代化改革。 海外華人與國族認同的建立 然而，國族主義要在海外華人社群中扎根並不容易。部分華人選擇融入當地社會，而另一些則透過傳統教育、文化認同，以及海外華人報刊來強化對中國的認同。這種「被教導的國族主義」幫助海外華人建立共同文化認同，並在異鄉維護自身利益。 國族與國家：兩者如何影響海外華人？ 「國族」（nation）指的是在文化、語言和歷史上有共同特徵的一群人，而「國家」（state）則是政治實體。即使海外華人無法直接參與中國政治，他們依然透過文化認同來維繫與中國的聯繫，並在移居地努力提升自身社會地位。 結語 《Revolution and National Salvation》讓我們看見，19 至 20 世紀的海外華人不僅是歷史的見證者，更是國族意識的實踐者。他們在移民地與祖國之間尋找自身定位，並透過文化與教育強化國族認同，這也影響了當代華人社群的發展。

隨著全球化進程加快，移民的形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台灣，我們稱來自東南亞並定居於此的人群為「新移民」，無論是因婚姻或工作而來。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大批擁有高等教育和專業技能的移民選擇前往西方發達國家，形成「人才流失」（brain drain）的現象。《The New Migration》一書深入探討了這類移民的發展趨勢。 華人移民的歷史軌跡 美國西部早期由華工參與鐵路建設，但隨著白人湧入，美國社會出現了反華情緒，華人移民因而轉向美國東部。如今，移民已超越種族與國籍的界限，美國與加拿大成為全球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中國大陸結束「合作生產」(collectivism)後，內部移民潮隨之興起。然而，1955年起實施的城鄉戶口制度，限制了農村人口在城市的發展權利，造成城鄉發展不均。上海世博的「城市讓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口號雖然響亮，但城鄉差距卻反映了現實的挑戰。 全球移民網絡與經濟影響 新移民與原生地的連結方式，從過去的親屬關係、方言社群發展為如今的全球華商網絡（megafinity）。這些跨國商業組織超越傳統行業分類，成為國際貿易與投資的重要橋樑。 中國崛起後，無論經濟或文化影響力皆日增，領導層深知科技與國際貿易是擺脫貧困的關鍵。台商在改革開放後回流投資中國，即便歷經兩岸緊張時期，雙邊交流仍日益頻繁。中國官方雖不視台灣貿易為「國際貿易」，但台資仍被納入外資範疇，並利用台灣企業拓展海外市場。 新移民時代的機遇與挑戰 根據《2009年人類發展報告》，全球約有10億人生活在出生地以外的國家或地區，每年寄回原籍國的匯款高達2200億美元。《2010世界遷徙報告》更指出，各國應準備應對大規模移民潮，以確保財政與人力資源穩定。 未來，隨著科技發展與交通便利，移民模式將更為多元。我們應以開放的心態接納不同文化，從多元交流中尋找新機遇，並思考如何在全球移民潮中保持競爭力與社會和諧。

這篇文章名為《從文化活動到體育活動：龍舟比賽中的文化真實性案例研究》[1]，探討龍舟節從中國漁村傳統私人道教儀式轉變成國際賽事的情況。作者在澳門和墨爾本舉辦的國際龍舟節的參與者中進行了一項案例研究，揭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活動的動機和看法可能不同。文章討論了在將文化活動轉化為體育活動時保持文化真實性的重要性，因為文化活動越來越被用作旅遊目的地的市場推廣策略。文化背景被討論為旅遊目的地吸引力的主要決定因素。通過檢查過去的文化和真實性，本文提供了關於這些類型的活動作為旅遊景點的文化可持續性的見解。 這篇文章研究了來自澳大利亞和中國澳門參加國際龍舟節的人，並比較了這些參加者的動機和對活動的看法，揭示了文化背景可能對觀點產生差異。(p.7, 9, 11)文章強調了文化正統性在文化活動轉變為體育活動的過程中的重要性，在這些類型的活動作為旅遊擬定市場和推廣策略方面越來越受到重視。(p.7)文章提供了在文化可持續性和目的地旅遊吸引力方面的深入了解。 (p.14) 澳門舉辦的國際龍舟節起源於傳統的道教儀式，現已發展成為國際性賽事(p.4)。龍舟節對於澳門人來說不僅僅是一個年度社區活動，還作為一種促進和推廣澳門旅遊業的方式(p.4)。在澳門的龍舟節中，大部分的隊伍都是本地的(p.4)比賽中舉行的慶祝典禮和儀式包括祈福儀式、揀艇、掛青、燃放鞭炮等(p.13)。這項研究還發現，對於參賽者而言，在澳門的龍舟節中，文化的真實性和傳統性比在墨爾本的龍舟節更受重視(p.9)。由此可見，澳門舉辦的國際龍舟節兼具文化和體育的特點，將傳統和現代融合，不僅是一個重要的本地文化活動，也是一種旅遊促進和市場推廣策略。 祈福儀式是指在龍舟比賽前通過道士祈求神靈保佑比賽順利進行(p.7, 11, 13)。揀艇是指選出龍舟比賽中表現最好的人擔任龍舟的領航員(p.7)。掛青是指在龍舟船頭掛上菜葉，象徵著生命的延續和安全，希望賽事平安(p.13)。燃放鞭炮是一種民間傳統文化，旨在求神拜佛、祈盼平安(p.11)。 而墨爾本舉辦的國際龍舟節通常是在每年三月舉行，地點是在雅拉河(p.4)。此活動同樣免費提供龍舟予參賽者，而參加的隊伍通常來自墨爾本、維多利亞州、其他地區和國際(p.4)。節日通過合併社區參與慶祝墨爾本的河流與運動活動，以及龍舟文化和儀式的傳統特色，來實現這一目標(p.4)。相同的是，墨爾本與澳門一樣，有些參賽者認為龍舟節是一個保持身體健康的方式(p.9)。 文化背景可能對觀點產生差異，意思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同一個事件可能會有不同的看法和評價。根據文獻(p.11) 在澳洲和澳門的龍舟節中，參加者對文化內涵、傳統性、激動人心和表演性等方面的看法會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產生顯著差異。例如，在問卷調查中，對於龍舟節是否符合傳統、真實等文化內涵的看法，澳門參與者的比例更高(p.11)。此外，參加次數和文化背景也會影響參與者對事件的看法和評價，例如，在澳洲，參加次數對參與者對傳統和真實性的看法會產生影響(p.12)而在龍舟節中，亞洲文化背景的參加者更傾向於認為事件具有地方性和社區性特徵(p.14)。 這個研究採用了案例研究的方法，分別在中國澳門和澳大利亞墨爾本舉辦的國際龍舟節上研究參加者的動機和對文化真實性的看法。研究者設計了一份問卷調查，包括參與活動的動機、對該活動的看法以及前導和後導龍舟比賽期間進行的傳統和宗教儀式。問卷採用定量研究方法並使用SPSS進行統計分析，分析變異數和獨立樣本平均數t檢驗用於比較不同參加次數和不同文化背景之間的參與者的動機和看法的差異(p.7, 8). 研究結果顯示，文化背景是決定旅遊目的地吸引力的主要因素之一。研究者強調在轉變文化活動為運動活動時保持文化真實性的重要性(p.7). 在對比澳洲墨爾本和中國澳門的龍舟節參加者的調查中發現，亞洲文化背景的參加者比較重視活動的文化真實性和傳統性(p.7, 14)。因此，可以認為亞洲文化背景的人比較重視文化真實性。

在印度尼西亞使用福建方言的華人社區中，親屬稱謂中詞綴的使用反映了他們對家庭和親屬關系的重視。這種傳統文化在華人社區中得到了保留和傳承。同時，不同的詞綴也可以表達不同的親屬關系，例如「阿姨」、「大姨」、「小姨」等，這些稱謂也反映了華人社區中不同親屬之間的地位和關系。因此，親屬稱謂中詞綴的使用是華人社區在印度尼西亞文化傳承方面的一個重要體現。 根據研究結果[1]，三個地區在使用親屬稱謂方面存在一定的差異。具體來說，從整體數據來看，三個地區親屬稱謂構詞形式使用頻率從高到低分別是附加式、重疊式、覆合式。而在具體的地區情況中，雅加達相對比較平均，峇眼亞比很少使用重疊式，棉蘭則最常使用重疊式，並且親屬稱謂也最多樣。因此，在不同地區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 重疊式是親屬稱謂中的一種構詞方式，指在一個詞的前後部分重覆使用相同的音節或字母，以表示親屬關系。例如，在印尼閩南方言中，「表哥」可以用「表表」來表示，「姐姐」可以用「阿姐阿姐」來表示。重疊式在印尼閩南方言中使用頻率較低，主要用於稱呼長輩親戚。 附加式是親屬稱謂中的一種構詞方式，指在一個詞的前面或後面加上一個字或音節，以表示親屬關系。例如，在印尼閩南方言中，「父親」可以用「阿爸」來表示，「母親」可以用「阿媽」來表示。附加式是印尼閩南方言中最常見的構詞方式之一，適用範圍廣泛，包括直系親屬、旁系親屬、姻親等。 覆合式是親屬稱謂中的一種構詞方式，指將兩個或多個字或音節組合在一起，以表示親屬關系。例如，在印尼閩南方言中，「兒子」可以用「仔孫」來表示，「女兒」可以用「査囝」來表示。覆合式在印尼閩南方言中使用頻率較低，主要用於特定的親屬關系，如父母、兄弟姐妹等。 除了親屬稱謂方面的差異外，雅加達、峇眼亞比、棉蘭在其他方面也存在一些明顯的差異。文章主要介紹了它們在對外來詞的吸收、平輩與晚輩直呼其名、親屬稱謂區分血緣關系等方面的差異。例如，在對外來詞的吸收方面，雅加達和棉蘭地區的年輕人開始習慣以親愛的、寶貝等外來詞語互喚對方，而峇眼亞比地區則因為與外來人員接觸不多，對傳統文化的傳承更為原汁原味。此外，雅加達和棉蘭地區在稱呼平輩與晚輩時逐漸出現直呼名字的趨勢，而峇眼亞比則仍然保留著傳統的稱謂方式。這些差異反映了不同地區之間文化和社會發展水平上的差異。

峇眼亞比(Bagansiapiapi)是一個印尼的港口城市，以生產魚類而聞名於世。它也成為了一個漢族貿易目的地，並在1860年定居下來。現在，峇眼亞比仍然有著濃厚的華人文化氛圍，可以從具有中國特色的建築和寺廟中看出來。此外，該城市還有著著名的文化儀式——烤船(Bakar Tongkang)，這與歷史城市密切相關，特別是與定居的華人移民最初形成峇眼亞比市華人聚居區的形式有關。 馬來唐人街建築的一個獨特特點是使用木材材料來主導建築，並采用高腳架結構。此外，該地區的建築立面受到當地馬來文化的影響，具有多種外觀。因此，可以說馬來唐人街建築的特殊之處在於其獨特的木質結構和受當地文化影響的多樣化外觀。 自1860年以來，峇眼亞比一直有著濃厚的華人文化氛圍，並且有許多具有中國特色的建築和寺廟。此外，在該城市還可以看到許多具有華人特色的商店和餐館。這些都暗示著該城市可能有相當高比例的華人。 經濟增長可能會威脅當地的建築特色，因為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城市發展過程中，對於保持城市區域的身份認同和保護重要歷史部分的理解往往不一致[1]。這可能導致建築物被拆除或改建，從而破壞了該地區的歷史和文化特色。此外，如果沒有明確的指南來維護唐人街建築物的身份認同，那麽在經濟增長更快或發生災難時，這些建築物可能會被破壞或失去其獨特性。 為了保護馬來唐人街建築的特色，需要對其立面形態進行分類和分析，並制定指南來維護其身份認同。如果唐人街成為文化遺產區域，則需要考慮並維護其未來的存在。因此，可以通過制定保護政策和指南、加強監管和執法、提高公眾意識等方式來在都市地區保存馬來唐人街建築的特色。

廖內群島是印尼的一個省份，由巴丹、賓丹、卡里蒙等島嶼組成，位於新加坡以南，是印尼最東的省份之一。 廖內群島的華人人口比例是印尼最高的，而且與新加坡的距離近，因此有很多跨境交流和流動。 廖內群島華人族群相較於印尼其他地區的華人族群有以下獨特之處： 一個文章[1]的作者使用跨地區性（translocality）作為理論框架來理解廖內群島華人的身份形成和地方建構的過程，認為他們利用其地理位置和跨國網絡來維護其文化和經濟生存，同時也保持著本地歸屬感。 跨地區性試圖捕捉跨越國家邊界的流動和社會網絡如何導致特定空間、主體性和歸屬形式的形成。 此外，跨地區性也承認地方和本土性在跨國移動中作為意義來源的持續重要性。 作者認為，廖內群島華人符合跨地區性的定義，他們利用其長期的群島互聯性來創造一種特定的本地感和華人身份，這種身份根植於他們在更廣泛的廖內群島海上地區的地理位置和流動。 廖內群島華人的身份政治和文化韌性受到地理位置和跨國流動的影響非常大。 由於他們位於印尼、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戰略海上邊緣地帶，他們的集體記憶、流動、適應策略和華人認同都受到了該地理位置和群島網絡的塑造。 他們的跨境移動和與新加坡的緊密聯繫，使他們能夠保持華語能力和相對的文化自由，並且在新秩序政策的抗爭中取得了成功。 此外，他們將自己視為“archipelagic Chineseness”的一部分，認為新加坡是他們的民族認同的中心，而不是印尼或中國大陸等地。 他們的身份政治和文化韌性需要在地理位置和跨國流動的背景下進行理解。

馬來西亞的語言和教育政策的主要立場是將馬來語作為國家語言，並將其作為國家統一身份的強烈標志，以取代英語在殖民時期的地位。 此外，馬來西亞政府也意識到英語在全球化時代的重要性，因此也在教育政策中強調英語的重要性。 同時，政府也在促進多元文化和多語言的教育，但在實踐中，一些學校仍然存在著語言隔離的問題。 一個文章[1]探討了馬來西亞在2000-2020年間，兩份報紙上關於多語教育的官方聲明中的意識形態立場。研究發現，馬來語和國家意識形態以及英語的全球定位仍然是討論馬來西亞語言和教育問題的核心關注點。此外，強調了學習普通話的重要性，但土著和少數民族語言在教育政策的話語中缺席。普通話被強調其經濟和商業價值（44%），並且越來越成為該國的重點，因為它具有全球價值（30%）。一些官方聲明稱，其中一些人鼓勵員工學習普通話，以便他們進入中國市場。這種排斥的影響已經在馬來西亞的語言轉變中表現出來，如馬來語、普通話和英語成為第一語言，越來越多的語言被認為處於威脅之中。 馬來西亞在1990年代響應全球化的過程中，開始在越來越多的私立大學采用英語作為教學媒介。隨著英語在科學技術領域的日益重要，馬來西亞政府於2003年開始在英語中教授科學和數學。然而，由於許多學生無法理解用英語授課的內容，這一政策並不受語言協會的歡迎。因此，2009年7月，教育部長宣布逐步取消這一政策，並重新使用馬來語、華語和泰米爾語來教授這些科目。在2012年，馬來西亞推出了一個新政策，即MBMMBI，旨在創建熟練的雙語人才。該政策於2012年推出，是馬來西亞教育部的一個計劃，旨在提高學生的英語水平和雙語能力。該計劃包括將英語作為科目教授，以及使用英語作為教學語言。此外，該計劃還包括了一些其他的措施，例如提供英語教師培訓和提供更多的英語學習資源。 根據《Aktuelle Südostasienforschung》中的文章，馬來西亞的語言和教育政策主要有兩種立場。一種與全球化和就業能力有關，另一種與國家和族裔認同有關。馬來語和國家意識形態的角色以及英語的全球定位仍然是討論馬來西亞語言和教育問題的中心關注點。馬來西亞的語言和教育政策在不同立場上有不同的觀點。 其中，國家認同主要支持馬來語，全球化和經濟價值主要支持英語和普通話，而種族和文化原因則主要支持普通話、馬來語、泰米爾語和少數民族語言。 此外，該研究還使用計算語言學和批判性話語研究方法，分析了2000年至2020年間發表的30,508篇馬來西亞報紙文章中的官方聲明，探討了語言選擇和相關意識形態立場之間的內在相互作用。

升天節[1]是一個基督教的節日，慶祝的是耶穌基督升天的日子。耶穌基督是基督教的創始人，他來到世界上，教導人們愛和關心彼此。他有很多追隨者，人們稱他們為門徒。 升天節發生在復活節之後，大約是在四十天後。在這一天，耶穌告訴他的門徒，他將返回到天堂，回到他的父親神的身邊。他告訴門徒們要繼續散播愛和福音，並且承諾將會派遣聖靈給他們，幫助他們完成這個任務。 升天節通常在教堂舉行特別的儀式來紀念這一天。人們會聚集在一起唱歌、祈禱和聆聽關於耶穌升天的故事。有些地方會有舉行遊行或者其他慶祝活動，人們可以一起慶祝和享受這個特別的節日。 對於基督徒來說，升天節是一個很重要的節日，提醒他們耶穌基督的教導和愛的力量。他們可以學習如何效法耶穌的行為，並且在自己的生活中傳遞愛和關懷給其他人。 升天節是一個全球性的基督教節日，因此在世界各地都有地方會慶祝這個節日。以下是一些慶祝升天節的地方： 這只是一些慶祝升天節的地方，實際上，在世界各地都有基督教社群會紀念這個節日。每個地方的慶祝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都是為了紀念耶穌基督升天的重要時刻。 在印尼，升天節（Feast of the Ascension）被稱為”Kenaikan Yesus Kristus”，是基督教社群中的一個重要節日。印尼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國家之一，但也有大量的基督徒社群，他們會以各種方式慶祝這個節日。 在印尼，基督徒會在教堂舉行特別的宗教儀式，紀念耶穌基督升天的時刻。這些儀式包括唱詩、禱告、讀經和傳講。人們會穿著盛裝前往教堂，並在儀式中表達他們對耶穌的敬意和感謝之情。 除了教堂的儀式，印尼的基督徒社群也會舉行其他慶祝活動。例如，一些地方會舉行宗教遊行，人們會穿著傳統服裝和彩色衣物，並攜帶旗幟和標誌，以慶祝升天節。這些遊行常常吸引了許多人來觀看和參與，創造出歡樂和熱鬧的氛圍。 此外，印尼的基督徒家庭也會在升天節這一天舉辦家庭聚會和宴會。他們會一起享用特別的節日美食，分享快樂和祝福。 印尼的升天節慶祝方式可能會因地區和社群的不同而有所變化，但整體上，它是一個重要的宗教節日，基督徒們將以各種方式慶祝並紀念耶穌基督的升天。

有一個文章[1]是關於印尼電影《迎頭重擊》和《黑夜降臨》中華人形象的研究。研究發現，這兩部電影中描繪的華人形象仍然存在負面刻板印象，原住民認為華人不願意融入印尼社會，只關心自己的族群。這表明，在原住民意識中仍然存在各種負面、排斥華人的意象。研究所提到的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ISEAS）在2017年進行的大規模問卷調查，47.6%的原住民認為印尼華人在身份上雖已經是印尼公民，但情感上仍舊忠誠於中國；超過42%的原住民認為印尼華人擁有自己的宗教與文化，因此無法融入印尼社會；48.4%的原住民認為華人只照顧自己的族群，另外，44.1% 的原住民表示自己難以和印尼華人建議親密的友誼。這些數據表明，在原住民意識中仍然存在各種負面、排斥華人的意象。《迎頭重擊》是一部2016年上映的印尼動作武打片，由齊莫·史坦波（Kimo Stamboel）和提莫·塔哈亞托共同執導。故事講述了一個受傷失憶的男主角在印尼小鎮上過著平靜生活，但因為黑幫老大Lee偶然發現他的身份而被追殺。在逃亡的過程中，男主角逐漸恢覆了記憶，並發現自己曾經是一名殺手。最終，他與Lee展開了一場生死決鬥。《黑夜降臨》是一部2018年上映的印尼動作片，由提莫·塔哈亞托自編自導。故事講述了一個原住民男主角伊東在華人黑幫組織“六海堂”（Six Sea）擔任殺手，但在一次屠村行動中，因為不忍殺死一名年幼女孩而被組織追殺。為了保護這名小女孩，伊東不惜對抗組織及其好友亞利安（Arian）。這部電影相比起《迎頭重擊》更具華人元素，例如三合會入會儀式、中國城（China Town）的背景等，並把華人社群描寫成隨處殺人、勾結警察，為了內鬥不惜造成多場社會騷動。分析兩部電影中的角色設定、情節描寫和場景調度等方面，發現這兩部電影中的華人角色被描繪為印尼原住民社會的“負面他者”，他們被視為威脅和控制印尼社會經濟的根源。這些電影中的華人角色通常是暴力、殘忍和冷酷的反派，而且他們往往被描繪為富有、貪婪和不道德。這些刻板印象在電影中得到了強化，進一步加深了原住民對華人的偏見。作者認為導致負面刻板印象在印度尼西亞對華人持續存在的因素包括歷史上華人在印尼被視為“他者”，被認為是威脅和控制印尼社會經濟的根源；政府和原住民社會對華人社群的打壓；以及一些富裕的華商獨占國家經濟成果，這間接地鞏固了原住民對於華人佔盡當地經濟優勢的觀點。此外，一些原住民政客也擔心華人社群進入政壇後會繼續維持現有的不平等關系，甚至將最終損害印尼大部分原住民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