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東南亞的發展與移民

吉爾茲(Clifford Geertz)寫了文章《Deep Play: Notes on the Balinese Cockfight》，古佳艷為其翻譯了華文版，並命名為《巴里島鬥雞賽之為戲劇活動》。最近閱讀這相關文章，特撰文分享相關心得。 鬥雞的活動是將兩隻雞裝上「鐵鉅」，讓兩隻雞去打架。這個「鐵鉅」是鋒利鋼製的武器。如果兩隻鬥雞在場上，卻不開始戰鬥，人們還會想盡辦法使牠們互鬥，直到有一隻不支倒地。這樣子的活動，都是由比較有階級、身份的人參加的，鬥雞主人如此、裁判如此、為雞綁鐵鉅的人如此、為鬥雞勝負下賭注的人也是如此。在鬥雞場外，還有其它小賭局，但這些人是女人、小孩、青少年、窮人、怪人…等。參加鬥雞的人，一般是不願和這些玩小賭局的人在一起的。 若我戴著「凡事都是有因有果」的眼鏡去看鬥雞，則我會認為這些雞之所以被拿來鬥，大概是牠們過去世常常唷喝別人打架，或是看到別人打架的時候就幸災樂禍，所以這些輩子才會遭受這樣子「互鬥」之苦。但從積極來說，這些鬥雞的主人或打賭注的人，現在又何嘗不是在造成糾紛？所以眾生就一直在這樣「互鬥」和「叫他者互鬥」的輪迴、輪迴。如果能夠停止這樣「虐待動物」的活動(請別誤會！我並不是PETA的成員，不過我認為眾生皆有佛性，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社會將更和諧、人們和動物的世界也將更美好。 但吉爾茲是戴著「有階級意識」的眼鏡去看鬥雞，他認為每個社會都應該有階級，而在巴里島他能發現的階級展現，就在鬥雞這樣子的場合。其進行該研究的問題意識則為「巴里島沒有階級意識如何可能？」，其透過「參與觀察」的方法，我想應該也有一點點的「訪談」，去理解巴里島的鬥雞活動，然後假設「每個社會都會有階級結構」，其發現「在巴里島，也有階級層層架構，只是它表現在賭博，階級高的賭鬥雞，然後依序降級並玩小賭局。」而這樣子的類「階級」表現，並非其社會的主要成份，這只是峇里島人在「鬥雞」這個舞台的表演。 所以，同樣一個場景由不同人來看將會有不一樣的想法，這都端賴寫作的主體對該事物的看法和寫作的導向，我想這也是主體在詮釋時，投入過多的自身情感而可能造成的偏差。

 魯曼(Luhmann)從演化的觀點指出社會分化結構主要區分三種：初級分化、科層分化及功能分化社會。初級分化社會的特色在於社會分化為家庭、部族或村落等處於平等地位的單位，個人附屬於某個單位，是部落圖騰的衍生或部族的代表，因此很難以個體之姿發展社會參與的機會；科層分化社會則是依據出生時的階層而具有一組固定的上/下階序，幾乎所有日常生活實踐、可能性與限制都是據此區分來進行，即「門當戶對」；功能分化社會，則是包含不同的功能系統，例如政治、宗教、社會工作、教育及藝術等功能系統具有各自的運作邏輯及封閉界限，此一界線無法再被侷限或整合在特定的空間或者文化種族之內，而且其是在全球層面上由溝通所組成，故最後只存在一個溝通上互相指涉的社會，亦即世界社會，其超越地域及國界的限制，直接與功能溝通的可及性與連結能力息息相。阮曉眉的《社會的涵括與排除：以台灣「外籍新娘」為例》認為外籍配偶在台灣社會的角色可以用「功能分化社會」來定位。   將每個人完全納入社會的理想是假設忽略重要的問題。因為事實上，人們是會被一些功能系統排除在外的，如「沒有工作、沒有金錢收入、沒有證件、沒有穩定的親密關係、無法簽訂契約、不受法律保障、沒有區分選戰及狂歡節慶的可能性、不識字以及不足的醫療與營養照護」、「每個人基本上具有進入所有功能系統的平等管道」、「當某人沒有利用他參與涵括的機會時，這會被歸因於他個人的因素。以此方式，現代社會至少在一開始不必將該形式的另一面――亦即排除――視為社會結構的現象。」這些都是魯曼所觀察到的無法「人人平等的完全納入」。   接錄從《社會的涵括與排除：以台灣「外籍新娘」為例》的結論摘錄一段文字如下：   [外籍新娘]這裡出現一個涵括/排除的翻轉。首先，在一般的概念下，某人之教育資源弱勢、政治參與不足、經濟資源匱乏、藝術陶養缺乏等現象被歸因於社會參與的不足，故不被納入社會，亦即為社會所排除或為社會所遺忘。然而，從另一個面向來看，這些弱勢的個人或團體不僅僅被排除於社會之外而已，他們反倒恰恰是以這種遭受不平等待遇的事實或經歷而被納入社會，參與了社會圖像的建構。   上面這一段文字，我認為正是外籍配偶參與台灣社會的最佳註腳，其表現的是在「涵括個體性」(Inklusionsindividualität)和「排除個體性」(Exklusionsindividualität)這個光譜中，較靠近「涵括個體性」那一邊的。(按：「涵括個體性」指得是，個體性為事實存在的是一種普遍性的概念；「排除個體性」則是不歸屬於特定類別、角色的這個事實上。)   我們認為「外籍新娘」都是一個樣，只有跟「台灣人」不一樣，然而外籍配偶(不論其有沒有中華民國公民身份)就是和其它中華民國公民一樣，生存在台灣社會裡。每個外籍配偶都是不一樣的，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個人也有其值得讓人學習的地方。我覺得應該多認識朋友，不要有刻版印象地先入為主地限制自己的交往，我認識很多怪里怪氣的朋友，這些朋友讓我的生活豐富，我也因此有機會能和他們分享我的生活經驗。

 我認為媒體和人們的認同有很大的關係，從「選擇」就開始和認同有關，接著是其內容對人的影響，又可能塑造認同。《Constructing Transnational Identities? Mass Media and the Malaysian Chinese Audience》透過問卷和訪談，分別了解馬來西亞各地華人的和媒體，特別是和戲劇節目的關係。下面分享讀書心得：   在全世界各地華人中的跨國連結中，總是讓人聯想到「大中華」和「文化中國」這兩個概念。大中華比較有地域的概念，其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有時候還會有新加坡；文化中國則是以大中華往外幅射，其範圍到東南亞或其它更遠的地方。加以通訊科技和運輸革新，包括音樂、電影、影片、電視節目、流行、運動、食物等，都大量地往有華人的地曲擴散。而華人流行文化有常常混雜著一些西方形式並從中華文化中選擇特定成份來重新對外擴散。這樣的以「產品」作為認同是一個持續且方興未艾的過程。住在大中華地區的華人，也和其它地方的華人有相當不同的認同議題。例如：在布賴(Pulai)的客家人，不懂粵語，卻相當喜歡香港和臺灣最新流行歌手的歌曲。   一九八○年代前的馬來西亞，對於電視台的選擇是相當有限的，只月兩個電視台，分別為英語和馬來語為該電台主要使用言語。在一九八四年開放商業電視台後，才有華語節目。而後陸續加入由政府出資的電視台也開始於黃金時段播放華語節目。大多數華語電視節目是來自香港和臺灣。   在怡保(Ipoh)的研究發現，有些學習成就較好的學生因為還要繼續學習，所以受電視或電影流行文化的影響較少；而學習成就較差的學生，則可能模仿香港流行、到歡唱廣場(Karaoke bar)唱歌甚至想上星光大道之類的選秀節目。研究也發現看什麼電視，受身邊的人影響，包括家人和朋友，對他們而言這或許是社會重要的活動(socially significant activity)。對於西方電影或華人電影的偏好，各有46-48巴仙和38巴仙，喜歡西方電影的看重其科技聲光效果，喜歡華人電影的則著重其文化內涵。不過我想這個態勢將會快速改變，當西方人能夠拍出《魔戒》的戰爭或《明天過後》的災難場面時，華人的《赤壁》和《唐山大地震》豪不遜色，甚至有後發優勢。   根據Sharon A. Carstens的研究，對馬來西亞的華人學生而言，香港戲劇有科技、演技、現實、娛樂價值；臺灣的戲劇則歷史、悲劇、愛情含量較高，使人悲傷而無趣，可能是婆婆媽媽們的最愛；中國大陸的電影則有深度，若沒有歷史知識是不容易理解其脈絡的。於是香港的戲劇在馬來西亞是比較受歡迎的，語言不是他們選擇該節目的重要原因，有些地方能收到新加坡的電視台，如柔佛(Johor Baru)，還能有華語配音的節目。對於香港電影受到馬來西亞學生的接受，Sharon A. Carstens提出兩個解釋：一、香港的戲劇的南方(southern China)觀點較接近馬來西亞的華人，台灣和中國大陸的戲劇是比較接近北方(northern China)的觀點；二、是馬來西亞和香港同有英國殖民背景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使然。   當然，現在的華人文化或中華文化，在不同形式、脈絡下被再現，我認為文化和異文化的界線也應當會變得模糊，我想我們不需要擔心全球化文化則取代各個地方的文化，相反地，若我們能夠有一種作為世界公民(world citizen)或者柯夢波丹(cosmopolitan)的視野，不論你是太魯閣的阿美族或馬來西亞的華人，你的個人文化都是世界文化、全球化文化的一部份，不論那是一點點阿美族文化夾雜著漢人文化或那是一點點中華文化夾雜著佛教文化和西方文化。 看看噗友們有什麼意見：

 閱讀了兩篇和女性移民有關的文章，它們分別是《女性移民的認同協商：在台東南亞新娘的故鄉與客地》和《女性移民：文化邊界標誌與認同》我想這兩個文章是作為文獻回顧的一個很好的示範，下面摘錄來自此二文章的重要概念和大家分享：   對於女性遷徒研究可以分為三個時期：一、早期，女性是和家族結合移動中的一員，是男性移民的「隨行者、配偶以及扶養家屬」；二、一九七○年代中期，受女性主義思潮影響，女性自主遷移則將女性看成勞動者，不再是男性家族的附屬品；三、一九八○年代後，對於女性移民的研究則進入階級、族群、宗教、性別等多重分析。女性移民可說是受「性別」和「族群」的雙重壓迫。   女性移民正是受雙重壓迫的劣勢者，劣勢者的定義包括：能見度、權力差異、歧視行為或制度的有無、自覺意識等四個因素。我們很難只透過單一因素去理解多重劣勢者。有一個族群內縮理論就可以用來說明女性移民於內縮經濟所受的文化束縛。內縮社會指得是移民在內縮社會中不必同化於接待社會的主流文化也可以生存。女性移民通常具備妻子、母親、勞工等三重身份，於是就願意接受較低的薪資，這都是來自接待社會或原生社會對女性的特殊要求或期待。另外，有一個族群邊界學說由日本社會學家伊藤先生提出，其認為族群邊界有三種：領土、文化和生物學，而族群共同體的男性對於同族的女性則賦予五項任務和功能：共同體的珍貴財產、傳遞族群給下一代、生育下一世代、易誘發外來者褻瀆、外族容易拉攏。這使得戰爭時，常常會有「保護妻子與妹妹們」的口號出來。   薩依德認為流浪的知識份子，是分屬於多個領域形式、家園、語言的政治形象；而法農則提出雜交性(hybridity)；峇巴認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會有反殖民者的雜交性地帶。，我想這就是一種「部分地接受、部分地修正、部分地創造」的概念。   接著我們說「認同」，其指得是「自我人格如何與外在社會文化相互作用」的字眼，通常是已發展國家青年展開自我的擰求與追尋，就是在問「我是誰？」這樣子的問題。關於「認同」，女性移民不會單方面的同化或固守於接待社會或原生社會，而是不斷地解構和重構來定義自我，這還會包括性別、階級、國族、族群、宗教…認同。   在台灣的東南亞女性移民常常受到「脅迫」，這指得是用攻擊的相法或行動對特定個人所具有的認同加以施暴，有對個人也有對集團的攻擊。外來移民常常就是因為屬於該集團而受到攻擊，而被當作是次等人民。我們知道個人可以經由努力達到「成就地位」，但「屬性地位」常常有幫助取得成就地位的功能。若以華人或猶太人這樣的屬性地位來看，由於其衷於教育和向上流動，於是就能夠使族群差異轉換成階層差異。許多台灣人便認為即便有華人血統的外籍配偶，仍和台灣的華人不同。   我個人喜歡法農的說的「雜交性」(請不要誤會成性雜交)，因為這樣代表文化這有機體將有機會經歷各種變異，而更豐富。移民正好就扮演了這個「雜交性」的重要角色，雜交於原生社會和移居社會；而女性移民，特別是因為婚姻移民的女性，若有機會生下小孩，也應該傳承一些原生社會的文化價值，甚至母語等，使小孩子於全球化的世界上，擁有具備多語、多文化的視野、能力和優勢。  

 《The Two Unmarriageables》是講兩個無法在當地市場找到結婚對象的人。故事中的兩個人都是來自越南。女生生長在越南，來自富裕的家庭，非常認真讀書，有了很高的學歷，於是在越南找不到相對應的對象結婚；男生則是在戰時離開越南，到美國過著打黑工的生活，也無法在美國社會找到對象結婚。   女主角的名字叫Thanh，父親是老師，在戰時也有親戚逃到美國去。Thanh在高中畢業之後，許多同學就結婚了，但她繼續讀書，取得了法律學位。在越南工作可以得到一份比當地人高的薪水，不過仍比不上在已發展國家的所得。由於她的學歷使她在越南社會找不到能夠和她結婚的對象，她確實認識一些和她條件差不多的男生，不過這樣的人畢竟不多，所以在越南婚姻市場內，她是待價而沽的稀有品。在她的「想像」中，越南的男生擁有亞洲特質，受儒家思想影響，有一點點大男人，會想控制女生，越南之外的男生比較不會這樣。   男主角的名字叫Minh，在二次大戰時逃離越南，先到馬來西亞，後來轉輾到美國。相較於其它同伴，能到美國被認為比較幸運，其次是加拿大、澳洲，再次者則是芬蘭、比利時和匈牙利。或許在這群人心目中，有那麼一份「『文明』階序名單」！在美國的生活也是顛沛的，他從美國西岸到美國中部，後來在一個華人餐館安定下來。Minh認為，因為自己在美國社會無法賺到很多錢，於是美國人看不起他，不會有人願意和他結婚。同時，Minh期待，生長在越南的女性會擁有「傳統」女性的美德，聽丈夫的話，待在家裡做家事。   兩人因為在婚姻市場找不到買家，於是必須跨海找買家。Thanh可以找韓國人或台灣人，但她不要，因為在越南社會這被認為有點像妓女，是出賣肉體的行為；找一個「海外」的「越南人」 (Việt Kiều)，既不會招受異樣的眼光，又可以擁有「想像」中的女性自主。Minh透過仍待在越南的家人和Thanh搭上線，透過家人的介紹，也就是「傳統」的相親讓兩人認識。兩人就這麼結婚了！   Thanh和Minh接受訪問時很有趣，生長在越南的Thanh是用英語進訪問的，而在美國打工的Minh卻是用越南語。Thanh預期Minh是來自「現代」的人，Minh則希望Thanh是活在「傳統」。Thanh只想要那個屬於現代的「好東西」，Minh又何嘗不是只要傳統的「好東西」！   對於「現代」的追求，於是認為屬於「現代」的就是好的；緬懷「傳統」，或許也是那些經歷過「現代」的人的專利。或許是我們簡化地認為這是「現代」或「傳統」的拉扯，我認為這是人們只為自己著想，而不懂得將心比心才、推己及人才有的自私想法。如果我們不去想如何對自己有利，而想的是如何對社會大眾有益，那就不會是一昧地追求「現代」或「傳統」了。

 隨著蘇聯瓦解和馬克思主義的消退，移民也開始有了新的形態。在台灣，我們稱那些來自東南亞而居住在台灣的人是「新移民」，不論其是因為結婚、工作而來的。對整個中國而言，我們也可以說那些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離開中國大陸的人是「新移民」，而這些新移民許多都是有高教育水平、城市化且有專業技能的人，在《The New Migration》主要討論的是那些來有較好的教育和技能往西方發達國家定居的移民，早期這些人來自台灣和香港，改革開放後，福州、上海等地的人也開始外移，有所謂「人才流失」(brain drain)的情況。   美國西部在白人未大量進入以前，華人在建設了鐵路。當東西岸的往返更方便之後，白人也往美國西部淘金，但由於大量白人的湧入並非所有人都能在美國西部找到工作，於是開始有「反華」的聲音，認為都是因為有華人移民才排擠了白人的工作機會。於是華人就反方向地往美國東部移動。所以美國也是經歷過反華的時間的。現在，所有民族，不論你來自任何國家，都是一樣的，所以美國和加拿大都成了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中國大陸在結束「合作生產」(collectivism)之後，在國內也有大量的移民產生。不過限於一九五五年開始的城鄉二元戶口的限制，來自鄉村的人民於城市工作無法享有同樣的權利，於中國大陸各大城市中出現許多問題。2010年的上海世博說「城市讓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在我看來，因為城鄉不均衡地發展，加上城鄉二元戶口對人民遷徙的限制，使這樣的發展更扭曲了。   建立在新移民和原生地的連結(corridors)有傳統的和現在盛行的。傳統的就是透過和僑鄉、親屬、方言或對於國家的協會；而現在盛行的就是由那些來自世界各地的貿易總裁，有點像四海一家(megaffinity)的感覺，這種世界華人商會不特屬於任何行業，這些人是因為國家和海外華人的利益而建立的。通常這樣的團體感性的成份多於理性。   中國大陸重返世界舞台，不論是在經濟上或文化上的成就，而其領導人也認知到要依靠國際貿易和科技發展才使中國脫離貧困。台灣許多商人，在改革開放後回到中國大陸進行投資，儘管經歷兩岸關係緊張的時期，但現在交流越來越頻繁。我想，在中國官方的口中，肯定不將與台灣的貿易視為「國際貿易」，但認知上，仍是將台資視為外資，也同時靠著台灣在往外發展。   在《2009年人類發展報告》開始，就聚焦在「人口遷徙問題」，它說「全世界現有將近十億人在自己出生地以外的地方或國家工作、學習和生活。在經濟全球一體化的推動之下，這些被稱之為『移民』的人不僅為目的地國家的社會帶來了新的勞動力、技能、創業精神和新鮮思想，更為自己的原籍國每年寄去2200多億美元的巨額匯款。」今年的《2010世界遷徙報告》更呼籲個國作好應對未來大規模全球移民活動的挑戰，以確保財政和人力資源充足。   新移民的發展，隨著科技發展和運輸革新，將會有不一樣的面貌。我覺得這將有助於我們認識更多文化，同時也應該開放自己的心胸地去學習不同於自己文化的文化。

 當一個地區被殖民過的話，在殖民者離開之後，當地人對於「現代」的想像通常是來自殖民者的。(我想這也無可厚非，畢竟殖民者都是具有某些方面的優勢，才有機會去殖民他人。)而當地知識精英為了從過去被「羞辱」的脈絡下，找到「尊嚴」，訴諸「國族主義」的情感也就顯得理所當然了！李美賢老師的文章《「遲到的現代性」的追逐：台越跟國婚姻中的「羞辱」與「尊嚴」》從台灣和越南兩個地方來說明這樣的情況。   越南經歷過法國殖民，而當鄰近國家如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在經濟發展時，越南也沒有趕上，所以對於「現代」的渴望顯得更為明顯；台灣經歷過日本殖民和美援時期，也有對「現代」追求的嚮往。然而，在我看來，越南有多一點點的羞辱；台灣則多一點點的尊嚴。畢竟，台灣的經濟表現是有目共睹。至今，越南仍認為嫁出去的女兒是「國恥」，但仍以越南人為豪；台灣人以台灣人為豪，卻沒有自信去接受來自越南或其它東南亞的外籍配偶。羞辱中帶著點尊嚴；尊嚴中又帶著點羞辱。   我想，隨著時代發展，我們將有機會從「現代」過渡到「後現代」。過去，我們對「現代」的追逐，是往日本、往美國去；接著，我們開始「愛台灣」，也有一些海歸派回來效忠台灣；之後，我認為我們會往東南亞、非洲或其它地區留學。今年，李敖的兒子李戡不就放棄了中華民國的台灣大學到匪區中國大陸就讀北京大學。如果仍是在「羞辱」或「尊嚴」的國族主義打轉，那我們永遠只是追求「現代」的落後者。或許我們可以自以為是知識份子或知識精英，負起社會責任，除了到匪區中國大陸外散播「台灣人」的「文明」價值外，也往東南亞地區、非洲，貢獻自己所學，讓當地人民有和世界上其它角落的人民有平起平坐，共同競爭的機會。同時，你也學習該地區的文明價值，在有尊嚴的互動下，仇恨和對立就會減少。人生而平等，不因種族、膚色、性別而有所差別，有首歌這麼唱著：「不論紅、黃、黑、白種，都是耶穌心寶貝！」佛教也說：「眾生皆有佛性。」每個人或眾生都是平等的，每個人所屬的文明自然也是各具特色也值得我們去學習。

 中文是很有意思的文字，特別是遇到「性」這個字的時候。我現在在讀《現代性想像與國境管理的衝突：以外籍配偶移民為研究案例》時，斷句在不同的地方，就會有不同的結果。這文章到底是在講「現代」性想像？還是「現代性」想像？當然你閱讀英文標題Imagined Modernities就知道這文章是說「現代性」，我這不是要說什麼英文比中文好，我想表達的是中文的彈性和高度的可再塑性。(我又不可避免的使用了「性」這個字。)這不是重點，我主要想和大家分享《現代性想像與國境管理的衝突：以外籍配偶移民為研究案例》的閱讀心得：   這文章說了三個大陸人和台灣人結婚的故事，恰恰三個大陸人都是女生，三個台灣人都是男生。這三個大陸人是小粱、梅君和小劉。(《現代性想像與國境管理的衝突：以外籍配偶移民為研究案例》的作者趙彥寧認為大陸配偶是外籍配偶，但我認為應當遵守並尊重憲法，大陸人是大陸配偶。)她們的故事很有意思。   小粱和台灣人結婚之後，婆婆希望小粱生個兒子同時要求小梁從事勞動工作，結果流產了。小粱流產之後，公公在小粱和她的老公面前說要給她老公介紹越南人當老婆。   梅君有一個女兒，但是她卻主動受暴只為取得公民身分，她也有一個女兒，但她的女兒不如她美麗。梅君常常數落她的女兒，甚至對女兒的教育發展不感興趣。主動受暴為了取得公民身分，有沒有女兒的監護權也不是她關心的。   小劉和台灣人結婚之後，與時俱進，非常認真地學習電腦相關事務。她認為人類社會一直進步，她的老公卻在退步。哪天小劉取得中華民國護照後，小劉將可以往來各國，有更好的發展，而不必侷限在台灣人的小家庭之間。   我想「現代性」像「後現代」一樣，都不是很容易講清楚、說明白的東西，唐文明在《何謂現代性？》裡說「現代性謀求與過去的決裂，並將這種決裂作爲自己的起點。現代性企圖表達出『不要成爲過去的奴隸』這樣的意涵，即不要有因襲的負擔不要使過去成爲現在的『承負』，而是要放下包袱，輕裝前進。」   小粱的婆婆和公公希望小粱生個孫子，就是受「傳宗接代」的包袱；我們覺得梅君不像個媽媽，居然可以不顧女兒的教養，也是受「母愛的天職」的包袱；小劉則是勇敢擁抱「現代性」，學習新科技。   我不想說「現代性」是一個相當值得我們追求的事物，不過我們常常受限於舊有的包袱而使得生活變得很無趣。比方說「國家主權」或「民主價值」，這個看來是屬於相當「現代性」的事物，但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包袱。這會不會就是所謂的「後現代」，我常常自稱是個很「後現代」的人，或許也是這種感覺。   我覺得國界的劃分是很沒有必要的舉措，但有時是為了「管理」上的方便，不得不這麼做。這時候「管理」又變成包袱了！那不要「管理」這包袱，讓人們恣意妄為、自由自在不是比較好嗎？可是有人擔心別人會侵害另一個人的權利，所以還是要「管理」。但為什麼會擔心別人侵害另一個人的權利呢？因為相信「人性本惡」嘛！只要相信「人性本善」就不會有這樣的疑慮了！   「慈悲沒有敵人，智慧沒有煩惱」與大家共勉之！

「移民」是一種全球變遷的結果，也是一股改變移出國(社會)和移入國(社會)的強大力量。它最明顯能被感受到的就是經濟層面上的影響，但社會關係、文化、國族政治和國際關係也深受其影響。Stephen Castles總結全球化和移民之間有九個矛盾的地方，九個矛盾的地方包括：納入與排除、市場與國家、財富與貧窮、網絡與個人、全球與在地、經濟與環境、現代與後現代、國家公民與世界公民、向下全球化與向上全球化。這一篇包括：納入與排除、市場與國家。   在現在經濟秩序下，擁有「適合」(fit)整合入全球市場的勞工、資本、文化產品就會被納入，而那些「不適合」的則會被排，即使只是最基本的人權，例如工作權或食物安全。移民的動機是複雜且多層次的，不過可以知道的是，目前不斷在增加的經濟移民和難民多是女性。不論多麼困難，移民、勞工或政府在移入國會再一次家庭團聚、落腳、甚至形成新的族群。移入國也因為重塑國家經濟、將城市轉型，並重新檢視其社會和文化價值。當然移民在經濟弱勢或歧視下，也可能感到被排除。   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曾經為八個國家之間創造一個開放的市場努力，這樣的努力可以說是試圖解決國家和市場之間的矛盾，或許這對較發達工業國家是容易實現。然而，在許多作為移出國的地方，國家進行了教育投資，教育出許多技術人員，移民出去了，就是我們說的人力外流(brain drain)，我想中國大陸和印度都面臨這樣的問題。同時，移入國大開國門歡迎技術移民。倘若政府開始管制移民，人力仲介、人力販賣的市變萌芽，這當然有合法和非法的。如果政府只歡迎資本、商品、創新的流動，卻對人員的流動加以限制，這樣的政府是不太可能成功的。   許多亞洲或非洲的人們大概註定貧窮了，這些人的收入很少，這導因於方方面的匱乏，包括教育機會、衛生條件甚至人均壽命。結果是，某些國家整個被排除在全球秩序之外。此外女性、族群或種族少數、原住民或青少年都會因此經歷歧視或感覺弱勢。

 「移民」是一種全球變遷的結果，也是一股改變移出國(社會)和移入國(社會)的強大力量。它最明顯能被感受到的就是經濟層面上的影響，但社會關係、文化、國族政治和國際關係也深受其影響。Stephen Castles總結全球化和移民之間有九個矛盾的地方，九個矛盾的地方包括：納入與排除、市場與國家、財富與貧窮、網絡與個人、全球與在地、經濟與環境、現代與後現代、國家公民與世界公民、向下全球化與向上全球化。這一篇包括：現代與後現代、國家公民與世界公民、向下全球化與向上全球化。 所謂「現代」是立基於啟蒙運動之後，一個往良善社會發展的論述；「後現代」則是有政治、文化和認同等方方面面的組成。如果我們要形容全球化的話，它大概是結合「現代」的經濟，而「後現代」的政治碎片。以歐盟為例，對於那些屬於歐盟的國家的移民，彼此在歐盟會員國內移動大約有五百萬人，歐盟對這些移民照顧倍致，但是來自非歐盟國家的外來移民約有一千萬人，歐盟對這些人卻少有著墨。   民主社會的公民身份只在少數國家實現，而且通常也是有些限制的，但這可以作為啟發世界上大多數人的目標。我們需要一個世界公民的模式，這是能夠打破歸屬和領土的藩蘺認同：人們需要擁有作為人的人權，而不需要國家。這建立在多文化，並意識到族群多樣性和多重認同。同時，多元文化論還能保障當地多樣性不被全球文化產業給壓平。超國家(supra-national)的組織必須被強化，如此才能制止過度的市場化，並處理社會排除、貧窮和環境惡化。   通常我們認知的全球化的過程是由上而下的，但我們期待有一個由下而上的全球化過程，如此就可以創造一個更平等的社會。Alejandro Portes的《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unities》有一些啟發的故事，我們期待有越來越多這樣例子，而成為普遍的現象。   討論全球化而不討論移民是利益既得者的作為，討論移民而不討論全球化則是畫地自限，有偏頗之嫌。我認為將全球化和移民一起討論是很重要的。此外，我認為在打工渡假(working holiday)裡，老人也是屬於被排除的族群。大多數的打工渡假都有年齡的限制，而老人由於不適合被整合入全球經濟市場內，所以就被排除在打工渡假之外。然而，有錢的老人可以在退休後移民到其它國家，沒有錢的老人卻無法移民到其它國家。這是一種歧視老人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