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文化研究

當我們談論文化時，許多人會聯想到語言、傳統、宗教儀式或穿著飲食。但如果有人告訴你，「文化就像尿尿一樣」，你會作何反應？這個比喻乍聽之下令人發笑，卻極具深意。 「尿尿」是一種日常又不可或缺的身體代謝行為，是生物維持生命的重要機制。我們不需要時刻掛念它，它卻會在需要時自然發生。而文化，也是如此。它不總是明確被我們意識到，但在生活中無處不在，在我們的言行舉止中悄然發揮影響力。 文化是自然反應，也是群體識別的標記 從生物學角度看，不同物種都有排泄系統，人類、哺乳動物、魚類、昆蟲，各自以不同方式完成相同的需求。這種機制雖然基本一致，但表現形式卻因物種而異。昆蟲使用馬氏管，魚類透過尿孔，而人類有明確的「尿尿」行為與語彙。 同樣地，文化也是一種「需求」的表現，不同族群會透過不同的儀式、活動與符號體系，來滿足生存與認同的需求。這些形式不僅反映內在價值，更成為劃分群體的重要依據。文化，就是在時間與空間條件具備時，會自然而然發生的一種社會行為。 從泰國知識份子的自白，看文化的潛移默化 這樣的文化特性，在全球化與多元文化衝突日益頻繁的今天，尤其值得探討。以下是一位受英國教育的泰國知識份子的心聲： “我從沒被問過是否想成為佛教徒，我的出生證明、身份證、學校成績單全都標註我是佛教徒。從小我被要求上佛學課、學習如何合掌行禮、如何在長輩前爬行通過。這些是泰國文化的一部分，但我從未有機會質疑，也無法選擇。” 這段話描繪出文化如何像空氣一樣包圍著人，讓人習以為常卻難以看見其形狀。他不反對文化，但也無法確定自己是否真正「相信」佛教，只是因為文化的規訓而不得不接受。這種經驗揭示了文化如何「自然」地滲入一個人的成長過程與價值判斷，讓文化不再只是外在的符號，而是潛藏在日常行為背後的強大力量。 泰國佛教：文化實踐的具體樣貌 在泰國，佛教不只是宗教，更是一種深植社會結構的文化系統。從清晨供僧、放生動物、建寺院，到年節儀式，這些文化元素滲透在每一位泰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寺廟是社區的中心，即使不是佛教儀式，如水燈節等節慶活動也常在寺廟舉行。對泰國人而言，佛教信仰是一種理所當然的存在，也是一種集體行為模式。 例如，在雨季，僧侶會留在寺院專心修行，而信眾則提供生活物資，展現出文化與自然環境的共構關係。這些活動並非出自深思熟慮，而是「時間到了就該做的事」。文化，在這裡成了一種身體記憶——在正確的時空條件下，自然而然地被喚起並實踐。 文化的弔詭：不能選擇，卻難以脫離 我們可以從這位泰國知識份子的故事看出文化的弔詭：它可能是身分的根源，也可能成為枷鎖。在全球化社會中，人們開始質疑「出生就該是誰」的命定論，但舊有的文化結構仍強大地影響著每個人。 他坦言：「我不確定我是不是佛教徒，但我的社會身份、生活方式、家庭與教育都已經替我做出選擇。」這也讓我們不得不思考：文化究竟是我們自由選擇的結果，還是被社會制度與傳統強加的身份標籤？ 結語：文化不是口號，而是活生生的行動 文化不是高掛的標語，也不是教科書上的定義。它是你每天怎麼打招呼、怎麼對待長輩、怎麼過節、甚至你怎麼處理信仰與懷疑。文化像尿尿一樣，當需要的時候，它自然發生。你不需要時時提醒自己要文化，但它總在潛移默化地作用著你。 這個比喻或許奇特，但卻讓我們以全新角度重新認識文化——它不只是知識，更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社會默契。在這個文化快速變遷與多元共處的時代，學會理解、反思與尊重文化，也就成了我們每個人必經的學習之路。

在語言教學的領域中，文化教學始終佔有一席之地。隨著全球語言教育需求的擴大，以及學習者背景的多元化，文化教學的觀念與方法也歷經數次變革與調整。Crozet、Liddicoat、Lo Bianco 等學者（1999）整理出文化教學的四大取徑：文學取徑、文化研究取徑、文化實踐取徑以及跨文化語言教學。這些取徑不僅呈現出文化教學的發展歷程，也為當代語言教師提供了思考與實踐的方向。 一、文學取徑：從經典文本中認識文化 最傳統的文化教學方式即是透過文學作品來傳達語言與文化。此種方式強調書面語言，視文學為文化的代表，並以受過高等教育的母語者所閱讀的文本為教學材料。學習者在這樣的課堂上，可能會閱讀莎士比亞（英語）、龍薩（法語）、蘇東坡或韓愈（華語）等經典作家的作品。 然而，這樣的做法也面臨不少挑戰。首先，文學語言與日常語言存在距離，學習者很難直接將所學應用於實際溝通。其次，文學作品所承載的文化雖然深刻，卻不易被初學者捕捉與理解，反而讓語言與文化的連結變得模糊。因此，文學取徑雖具文化深度，卻欠缺實用性與易懂性。 二、文化研究取徑：語言背後的知識體系 自 1970 年代起，文化教學逐漸轉向「文化研究」或「國家研究」的模式。這種取徑將文化視為一個國家的歷史、地理、政治結構等知識的總和，著重於對國家體制與社會運作的理解。學習的對象不再是精英文學，而是一般人民的生活、制度與社會現象。 這樣的教學設計使得學習者具備與母語者互動所需的背景知識，例如對重大歷史事件或地名、人名的熟悉。然而，這種知識型取徑仍然偏重書面知識，語言在其中的角色淪為工具，文化與語言的整合仍舊不夠深入。對於真正的語言運用者來說，這樣的文化學習仍有距離感。 三、文化實踐取徑：以人類學觀點觀察文化行動 文化實踐取徑提供了更貼近人類生活的文化觀。這種方式受到人類學影響，認為文化不是靜態的知識或經典文本，而是一種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與互動的過程。語言是文化實踐的媒介，學習者可以透過觀察不同文化中的語言使用，理解其背後的信仰、價值與行為邏輯。 在這樣的課堂上，學生如同人類學家，在不離開自己文化的前提下觀察另一種文化中的互動方式。文化不再是被「告知」的知識，而是需要被「理解」與「詮釋」的生活實踐。不過，這種取徑多用於跨文化訓練，不一定要求學習語言，對於語言學習者而言，若沒有語言能力的支撐，仍可能無法真正理解文化實踐的精髓。此外，將文化視為同質、靜態的框架，也可能導致新的刻板印象形成。 四、跨文化語言教學：打造第三空間的可能性 跨文化語言教學則是在反思前述取徑的不足後發展出的新方向。它主張語言與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語言的學習應該同時是文化的學習。此取徑批判過去溝通式語言教學過於關注語言結構與功能，忽略了文化在語言運用中的核心角色。 跨文化語言教學的目標，是培養學習者的跨文化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讓他們不僅能以第二語言進行交流，更能理解與尊重文化差異。學習者不再只是「模仿」母語者的語言使用方式，而是在母文化與目標語文化之間建構一個稱為「第三空間（third place）」的彈性場域。這個空間允許他們探索、自我定位、融合多元視角，進而形成獨立且批判性的文化理解能力。 舉例來說，以英語學習日本禪宗哲學，學習者可能只能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理解文化；但若能以日語直接參與禪的修行與語言表達，那麼他們便真正進入了跨文化語言教學的核心：在語言中學文化，也在文化中用語言。 語言教學的轉變：不只是學語言，更是學文化 語言教學若脫離文化，只會淪為考試與工具的競爭場。真正深刻的語言學習，應該引導學習者反思自我、欣賞差異，並在文化的互動中建構認同與理解。教師不應只專注於語言技巧的傳授，更應在課堂中創造文化探索的機會，引導學生透過語言開啟對多元文化世界的理解與包容。 透過「文學」、「研究」、「實踐」到「跨文化」的四大文化教學取徑，我們看到語言教育從菁英主義走向民主開放，也從單向知識灌輸走向多元文化對話。未來的語言教室，應該是語言與文化共融、學習者能自由探索的「第三空間」。 參考資料： Crozet, C., Liddicoat, A. J., Lo Bianco, J. & others (1999a).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From language policy to language education. In J. Lo Bianco, A. J. Liddicoat & C. Crozet (Eds.), […]

隨著全球經濟發展與國際交流的增加，華語學習需求呈現爆炸性成長。無論是因為經濟與貿易需求、文化興趣，還是提升競爭力，越來越多國際學生投入華語學習。然而，學習語言不僅僅是掌握詞彙和語法，還涉及對文化的理解與適應。 因此，華語教學不應僅聚焦於語言結構，而應考慮學習者的背景、動機及文化因素，以提升教學成效。本文將探討華語學習熱潮的主要驅動因素、華語教學的轉變趨勢，以及如何透過跨文化交流與本土化教材設計，讓華語學習更加高效且符合國際學生的需求。 華語學習熱潮的驅動因素：為什麼越來越多人學華語？ 華語學習的興起並非偶然，而是由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 1. 中國綜合國力提升，促進華語學習需求 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其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許多國家將中國視為主要貿易夥伴，例如在澳洲，中國已取代美國與日本，成為最大的經濟合作夥伴。這使得商業、政治、學術等領域對華語能力的需求大幅增加。 2. 歷史與文化的吸引力 中國擁有五千年的悠久歷史與豐富的文化遺產，從古典文學、書法、京劇，到現代科技與流行文化，無不吸引世界各地的學習者。許多人學習華語，是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國歷史、哲學、藝術和社會變遷。 3. 增強職場競爭力 在全球化的時代，掌握華語已成為一項重要的職場優勢。許多跨國企業在招聘時，會優先考慮具備華語能力的求職者，特別是在涉及中國市場的貿易、金融、旅遊與科技產業中，華語能力可直接提升個人競爭力。 4. 外語教育政策與學術趨勢 許多國家開始將華語納入學校教育體系，例如澳洲的部分中小學已開設華語課程，作為第二外語學習選項。政府和學術機構也積極推動華語學習計畫，提升學生的跨文化溝通能力。 華語教學的轉變：從文學到實用華語 傳統的漢語教學以文學作品為主，側重於閱讀古典文學、詩詞與漢語語法。然而，現今華語教學逐步轉向實用性華語，更符合國際學生的需求，包括： 以澳洲為例，當地學校在設計外語課程時，強調不僅要學習語言，更要促進本國文化與外國文化的對話，讓學習者能夠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理解不同文化觀點，建立跨文化溝通能力。 跨文化教學的三大策略 語言與文化密不可分，因此在華語教學中，如何適當融合文化元素，使學生能夠真正理解並應用華語，是教師必須面對的挑戰。針對這點，學者高保強提出以下三大策略，有助於提升跨文化華語教學的效果： 1. 保持開放態度，避免文化刻板印象 在跨文化教學中，教師應該避免將特定文化價值觀強加於學生，而應引導學生用開放心態去理解華語世界。例如，華語中「面子」的概念在中國文化中具有重要意義，但在西方文化裡，個人主義與直接表達想法更被推崇。透過比較不同文化的價值觀，學生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語言背後的文化內涵。 2. 融合語言與文化，設計真實語境的教學活動 語言學習應與實際生活情境結合。例如，在教「點餐」相關詞彙時，可以搭配影片、角色扮演或實際模擬場景，讓學生在真實的文化語境中使用華語，增強記憶與實踐能力。 3. 在地化教材設計，提升學習效果 不同地區的學生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因此教材應該因地制宜。例如，傳統華語教材強調「標準語言」，但在移民社會如澳洲，則更重視語言的多元性與實用性。因此，教材應當包含地方化語料，並根據學生的需求調整內容，使其更符合當地文化與學習環境。 結論：理解學生需求，打造適合的華語教材 華語學習的全球熱潮，意味著華語教學必須不斷調整，才能滿足來自不同國家與文化的學習者需求。語言不僅是溝通工具，更是文化交流的橋樑。因此，華語教學應該從學生的學習目標出發，並在教材設計與教學方法上，融合跨文化交流的元素，以提升教學效果。 作為華語教師，我們不僅要理解學生的需求，也要幫助學生超越表面的學習動機，深入掌握華語的文化內涵。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讓華語學習者在全球化的時代中，發揮語言的價值，成為跨文化溝通的橋樑。

在現代社會中，信任與合作是維持組織運作與社會穩定的基石。然而，這些社會行為的形成與影響因素卻仍然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為了理解工作場所組織對合作規範的影響，Uri Gneezy、Andreas Leibbrandt和John A. List進行了一項別開生面的研究，將目光投向巴西兩個獨特的漁民社區：一個在海邊，漁民需要團隊合作；另一個在湖邊，漁民則獨自作業。 這篇名為《Ode to the Sea: Workplace Organizations and Norms of Cooperation》的研究，通過多種經濟實驗，如信任遊戲、最後通牒遊戲、捐贈遊戲和公共物品遊戲，來比較這兩個社區的行為差異。結果顯示，海邊漁民表現出更高的信任度和合作意願，這表明工作場所的組織方式在塑造社會規範和促進親社會行為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透過這項研究，我們不僅能夠更深入地了解信任與合作的內在機制，還能為企業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寶貴的見解，幫助他們在組織設計中促進更高效的合作和更穩定的社會關係。無論是研究者還是實務工作者，這篇文章都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來審視工作環境對人類行為的深遠影響。 巴西兩個獨特的漁民社區介紹 在這項研究中，作者選擇了巴西的兩個傳統漁民社區進行比較，這兩個社區在地理位置和捕魚方式上存在顯著差異。這些差異成為研究工作場所組織對合作規範影響的理想場景。 海邊漁民社區 第一個社區位於海邊，這裡的漁民主要依賴團隊合作來進行捕魚。由於海洋環境的挑戰，如波浪和洋流，再加上較大的魚類捕獲物，漁民需要使用重型和長距離的漁具，這些漁具必須由多個人共同操作。因此，海邊漁民通常以2到8人的團隊形式工作，他們在同一艘船上協同作業，共同設置和收集漁網。 團隊合作在海邊漁民的工作中至關重要，因為這樣可以提高捕魚效率，增加捕獲量並確保安全。由於捕魚成果取決於整個團隊的努力，這種環境自然促進了合作和協調，漁民們必須學會相互信任和依賴，以達成共同目標。 湖邊漁民社區 第二個社區位於鄰近的一個湖邊，這裡的漁民則主要進行個人作業。湖泊的生態環境相對平靜，漁民可以使用輕便的小船和簡單的漁具進行捕魚，這使得個人捕魚成為可能且高效。湖邊漁民不需要依賴他人來完成捕魚任務，他們獨自出航，捕獲較小和輕便的魚類，捕魚活動完全由個人掌控。 由於捕魚不需要團隊合作，湖邊漁民的工作方式更獨立，這也導致了他們在信任和合作方面的行為表現可能與海邊漁民有所不同。 經濟實驗 在這篇研究中，作者使用了多種經濟實驗來測量漁民的行為，包括信任遊戲、最後通牒遊戲、捐贈遊戲和公共物品遊戲。以下是每個實驗的簡要介紹： 信任遊戲 (Trust Game) 信任遊戲旨在測量信任和信任回報。參與者被隨機分配為「信任者」或「受託者」，雙方都會得到5點初始積分。信任者首先決定將多少積分（0到5點）送給受託者，實驗者將這些積分三倍返還給受託者。然後，受託者決定將多少積分返還給信任者。這個遊戲測量信任者對受託者的信任程度以及受託者的信任回報程度。 最後通牒遊戲 (Ultimatum Game) 最後通牒遊戲測量公平性和報復心態。參與者被分配為「提議者」或「回應者」，提議者得到10點積分，並決定將這些積分如何在自己和回應者之間分配。回應者在不知道具體提議的情況下，設置一個最小可接受的提議。如果提議低於這個數值，雙方都將得到0點積分；如果提議等於或高於這個數值，則提議生效，雙方按提議分配積分。 捐贈遊戲 (Donation Game) 捐贈遊戲測量對外界的親社會行為。參與者每人得到10點積分，然後決定將多少積分捐贈給一個孤兒院。這個遊戲用來測量參與者對於陌生人和外部社會的捐贈行為。 公共物品遊戲 (Public Goods Game) 公共物品遊戲測量團隊合作和公共利益的貢獻。參與者被分成三人一組，每人得到10點積分，並決定將多少積分投入到團隊賬戶中。每個積分對團隊成員的收益增加0.5點積分，但對自己而言，投入公共賬戶的積分是無收益的。因此，這個遊戲衡量個人是否願意犧牲自己的積分來增加團隊的總收益。 協調遊戲 (Stag-Hunt Game) 協調遊戲測量參與者在面對協調風險時的行為。參與者可以選擇「捕獵雄鹿」或「捕獵野兔」。如果兩位參與者都選擇捕獵雄鹿，則每人獲得10點積分；如果一方選擇捕獵雄鹿而另一方選擇捕獵野兔，選擇雄鹿的一方得0點，選擇野兔的一方得7點。選擇野兔的一方無論對方的選擇如何，都能得到7點積分。這個遊戲展示了在面臨風險時，參與者是否願意進行高風險、高回報的合作。 投資遊戲 (Investment Game) 投資遊戲測量參與者的風險偏好。參與者需要決定在10點積分中投入多少參與一個贏得2.5倍收益的賭局，這個賭局有50%的贏得概率。這個簡單的實驗用來衡量參與者的風險承受能力，並檢驗其風險偏好是否會影響其在信任和協調實驗中的行為。 這些經濟實驗共同提供了對漁民行為的多角度觀察，從而有助於了解不同工作場所組織下的合作規範和信任水平。 研究通過一系列經濟實驗對巴西兩個漁民社區的行為進行了詳細分析，結果顯示出顯著的差異，並支持了作者關於工作場所組織影響合作規範的假設。以下是實驗的主要發現： 實驗結果 信任遊戲（Trust […]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理解和掌握比較優勢的來源已成為企業和經濟學家不可或缺的課題。傳統上，經濟學理論認為比較優勢主要由物質和人力資本的豐度所決定。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制度質量和社會因素，如人際信任，也在塑造比較優勢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本文《信任、公司組織與比較優勢模式》正是探討了這一新興視角。 由義大利銀行的Federico Cingano和博科尼大學的Paolo Pinotti所撰寫的這篇文章，深入分析了信任如何影響公司內部決策和任務的委派，進而促進生產力的提升。研究發現，高信任的地區和國家在需要大量委派的行業中表現更為優異，顯示出較高的附加值和出口份額。這種影響主要源於公司規模的擴大，即企業能夠超越家庭和朋友的範圍，吸納更多的資源和人才，形成更具競爭力的生產單位。 文章指出，信任在塑造比較優勢模式方面的重要性，不亞於人力或物質資本，甚至有時超過了傳統的制度質量。這意味著，培養和提升社會信任度，可能是促進經濟增長和企業發展的新關鍵。本文將帶領讀者走進信任如何改變經濟格局的探索之旅，揭示這一社會資本在現代經濟中的隱藏力量。 需要大量委派的行業 需要大量委派的行業通常涉及複雜的生產過程和多層級的管理結構，這些行業的特徵是需要多樣化的專業知識和技能來完成不同的任務和決策。根據《信任、公司組織與比較優勢模式》一文，以下是一些典型的需要大量委派的行業： 這些行業的共同特點是，生產過程和管理結構的複雜性使得單一決策層難以有效處理所有事務，因此需要將決策和任務委派給不同層級的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以提高效率和生產力。信任在這些行業中尤為重要，因為它有助於降低內部交易成本，促進更高效的決策和任務分配。 傳統的制度質量 傳統的制度質量指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法律和治理機制方面的整體有效性和可靠性。這些制度質量對於維護社會秩序、促進經濟發展和保障公民權益至關重要。具體來說，傳統的制度質量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這些制度質量的高低直接影響到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表現和社會發展。高質量的制度能夠提供穩定、公正的運作環境，吸引國內外投資，促進經濟增長和創新，並增強公民對政府和法律的信任。相反，低質量的制度往往導致經濟效率低下、腐敗猖獗、社會不公，進而阻礙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合同執行能力 較好的合同執行能力指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確保合同條款得到遵守和執行方面的效率和可靠性。這包括法律體系和司法機構能夠有效地解決合同糾紛，保護合同各方的權益，並確保經濟交易的可預見性和安全性。以下是較好的合同執行能力的一些具體指標： 具備較好合同執行能力的地區能夠為企業提供一個穩定、安全的交易環境，減少因合同糾紛帶來的風險和損失，從而促進經濟活動的健康發展。這種能力在高度依賴合同交易的行業中尤其重要，例如金融服務、製造業、國際貿易等。有效的合同執行能力不僅能增強市場信心，還能吸引更多的投資，促進經濟增長。 啟示 《信任、公司組織與比較優勢模式》這篇文章提供了多方面的啟示，對企業管理、經濟政策制定者以及學術界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以下是文章的幾個主要啟示： 總之，這篇文章強調了信任在現代經濟和企業運作中的關鍵角色，為企業管理、政策制定和學術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啟示。 Cingano, F., & Pinotti, P. (2015). Trust, firm organiz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Bank of Italy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ClassDojo 的崛起與學校紀律管理的數據化 在數位化時代，ClassDojo 已成為全球學校廣泛採用的學生行為管理與紀律監控工具。這款教育技術應用程式通過將學生的行為數據化，賦予教師更多即時監控與反饋的能力，從而影響學校的紀律管理模式。 本文將探討 ClassDojo 如何透過數據化行為管理改變學校紀律的執行方式，並批判性地審視這種數據化機制對學生、教師和家長的影響。 ClassDojo 如何影響學生行為？行為數據化的機制 ClassDojo 的核心功能之一是行為數據化，這意味著學生的日常行為將轉化為可視化的數據點，以供教師評估和家長監控。其主要特點包括： 行為點數制度（Dojo Points）：教師可以給予學生正面或負面的行為評價，並透過點數系統來強化或抑制特定行為。 即時反饋與監控：學生的行為表現會被即時記錄，並且家長可以透過應用程式獲得孩子的即時行為更新。 行為視覺化數據報告：學生的紀律數據被存儲，形成行為記錄，可影響學生未來的學習評價。 然而，這種做法也引發了教育學者的批評與爭議。 行為監控與表現主義文化的爭議 行為監控與隱私問題 學生行為簡化與數據化評價 ClassDojo 是否培養「服從文化」？ ClassDojo 如何影響教師、家長與學校？ 對教師的影響 提供即時行為數據，幫助教師更有效管理課堂。 可能讓教師過度依賴數據，而忽略學生的個別需求與背景。 對家長的影響 提高家長對孩子在學校行為的透明度。 可能導致家長過度關注行為數據，而非理解孩子的學習過程。 對學校管理的影響 使學校的紀律管理更具結構化與標準化。 學校可能依賴數據來決定學生的行為評價，而非進行個別化的輔導。 ClassDojo 的遊戲化設計與行為強化機制 ClassDojo 的設計融合了遊戲化元素，這些設計策略使行為控制更具吸引力，但同時也帶來新的挑戰。 音效與行為回饋 視覺化數據回饋 促進家校聯繫 ClassDojo 的批評與改進建議 雖然 ClassDojo 在教育場域帶來了一些便利，但仍然存在重要的批評點，以下是建議的改進方向： […]

本篇論文探討了教師使用 ClassDojo 這一行為管理軟件應用程式的經驗。ClassDojo 是一個全球性的應用，允許教師、家長和學生通過一個遊戲化的積分系統來追蹤進度並即時分享反饋。此研究采用後現象學方法，分析了 K-12 教師在課堂上整合 ClassDojo 技術的經驗和挑戰，以及他們遇到的道德問題。研究揭示的主題包括基於積分的激勵和學生身份認同、數據追蹤與持久性、課堂監控文化、協作與即時反饋，以及 ClassDojo 如何重新塑造教學與學習生態系統。 這項研究指出，雖然教師使用 ClassDojo 來促進學生參與和積極行為，但這也引發了有關數據使用、監控文化和基於行為的教學法的倫理問題。研究結果強調了基於積分的激勵對學生身份的影響，數據追蹤的長期性，以及課堂監控文化如何影響教師與學生的互動。 總的來說，此研究提供了深入了解 K-12 教師使用 ClassDojo 的多樣化經驗，並探討了在教育技術整合中涉及的倫理考量。此研究不僅增進了對於教育技術影響的理解，也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實際的見解和建議，幫助他們更有效地利用這些工具。 ClassDojo ClassDojo 是一款廣受歡迎的行為管理軟件應用程式，主要用於學校教育環境中，尤其是在K-6（幼兒園至六年級）教育階段。這個應用程式允許教師、家長和學生通過一個遊戲化的積分系統來追蹤學生的行為表現和學習進度，並能夠即時分享反饋和通訊。 主要功能和特點： 倫理與隱私問題： 雖然 ClassDojo 在教育界廣受歡迎，但它也引發了一些關於數據隱私和學生監控的倫理問題。一些批評指出，這種持續的行為追蹤可能對學生的心理健康造成壓力，並可能影響教師與學生的自然互動。 總體而言，ClassDojo 通過其互動性和遊戲化的設計，助力教師管理課堂行為和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同時也需要在使用過程中注意平衡技術介入和個人隱私的問題。 ClassDojo 的音效可能產生的影響 ClassDojo 音效的議題。特別是音效如何作為一種行為激勵的反饋機制。例如，當老師在 ClassDojo 上為學生加分時，會播放一個愉快的「叮噹」聲，而扣分時則會播放一個低沉的掉分聲。這種聲音設計不僅增強了積分系統的即時反饋效果，也可能對學生的行為產生條件反射式的影響，即學生可能會基於聲音的正負面反饋來調整自己的行為。 論文中對這種聲音反饋的應用表達了一定的擔憂，認為它可能過度強調了監控和行為控制，並可能導致一種表現主義的學習環境，其中學生的行為更多是為了獲得正面的聲音反饋而非出於內在的學習動機。這樣的系統設計可能對學生的自主性和自我調節能力造成影響。 研究方法 這項研究使用了後現象學的方法來分析 K-12 教師在課堂上整合 ClassDojo 技術的經驗。後現象學是一種探討人類如何通過技術體驗世界的哲學方法，特別強調技術如何塑造我們的感知和行動。 研究設計和方法： 研究問題： 研究圍繞以下幾個核心問題展開： 總之，這項研究透過質性方法深入探討了教師如何在實際教學中應用 ClassDojo，並分析了這種技術使用的後現象學意義和倫理問題。 Yuen, C. L. (2021). Exploring teachers’ experiences of using […]

Angervall和Gustafsson（2014）的研究探討了新自由主義重構高等教育對學術研究人員職業生涯形成的影響，特別是早期職業研究人員成為學術主體的過程。透過14名早期職業研究人員的詳細經歷分析，作者探討了他們如何在學術領域尋找定位，並體現了身為學術遊牧主體的經歷。這些研究人員在尋求學術認同和職業安全感的過程中，經常感到孤獨與不確定，並且他們的「他者」身份往往被視為自我造成的。研究結果顯示，這種學術遊牧主體位置對他們理解和應對學術界的需求造成了困難，並且這種位置在新自由主義高等教育重構下形成的表現主義和自我調節技術中被塑造。 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政治經濟理念，強調自由市場經濟、最小化政府干預、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的重要性。它倡導個體自由和競爭，認為市場機制能有效分配資源，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福祉。新自由主義對學術研究人員職業生涯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高等教育的重構上，包括資金分配的競爭化、研究成果的市場化和學術表現的量化評估。這些變化迫使學術研究人員適應更具競爭性和表現主義的工作環境，影響了他們的職業定位、身份認同和職業發展路徑。 研究方法與結果 Angervall和Gustafsson（2014）透過深入訪談14名早期職業研究人員，來分析他們的職業經歷。這些訪談長度介於50到100分鐘之間，著重於研究人員如何描述他們的經驗、職業路徑以及與多個其他人的關係，包括條件和後果以及犧牲、選擇和獎勵。數據通過意義濃縮法（Kvale & Brinkmann, 2009）總結，以創建他們的經驗和職業路徑的詳細描繪（Braidotti & Roets, 2012）。研究提出三個交叉主題：「感覺有點孤單」、「我做我自己的事情」和「我決定搬家」，這些主題彼此交織，揭示了早期職業研究人員在成為學術主體過程中受到的驅動力，這些驅動力使他們難以理解和閱讀自己的處境。研究指出，這些研究人員處於一種過渡階段，介於不同的利益區域之間，並且他們的「他者」身份通常被視為自我造成的，這反映了他們對於如何適應表現主義制度需求的自我質疑。研究還指出，透過「逃逸線」的變化，研究人員可以改變他們的游牧主體位置，但這需要他們能夠清楚地讀懂和理解他們在新自由主義重構的高等教育中的處境，並創造政治意識​​。 Angervall, P., & Gustafsson, J. (2014). Becoming an Academic Researcher: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in the Context of Neo-Liberal University Restructuring. Policy Futures in Education, 12(2).

本文探討了數位游牧民族（Digital Nomad）這一新興移動生活方式的定義，它們在旅行工作和工作旅行中生活。數位游牧主義是由社會變遷如移動性和技術的日常生活普及以及越來越靈活和不確定的就業形式所驅動的。儘管這種生活方式日益普遍，但對其現象的共識理解和全面觀點尚缺乏。文章從當代生活方式導向的流動性和地點獨立工作的角度，對數位游牧主義進行了探討，旨在對該現象提供全面的視角。此外，文章還建議將數位游牧主義概念框架化為生活方式流動性的一部分。由於關於數位游牧者的實證研究有限，本文界定了進一步概念化該現象的方面和方向​​。 數位游牧主義 從當代生活方式導向的流動性和地點獨立工作的角度來理解數位游牧主義，可以認為它是當代社會變遷的產物，涉及移動性增加和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數位游牧者利用先進的通訊技術，在全球範圍內旅行的同時進行遠程工作，將生活和工作融為一體。這種生活方式不僅僅是關於地理位置的自由，也關於時間管理和工作方式的靈活性。數位游牧主義強調了一種對傳統辦公室工作和固定居所的超越，以及對於生活質量和個人自由的追求。 數位游牧者通常選擇在提供充足基礎設施的大都市中心或具有共享工作空間和穩定Wi-Fi環境的地方居住和工作。他們的生活方式涉及到緩慢旅行、交換生活方式和極簡主義的生活態度。這些行為體現了一種從消費主義中脫身或轉移的選擇，與其他旅行者類型相比，數位游牧者更依賴共享經濟，特別是在住宿選擇上。此外，數位游牧生活要求極簡的生活方式，旅行和生活的必需品被限制在個人能夠物理攜帶的範圍之內​​。 數位游牧主義在當代流動性和地點獨立工作的背景下，不僅是關於工作的地理獨立性，而且關於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這種生活方式將旅行和工作結合起來，反映了對於自由和個人實現的追求。它挑戰了傳統的工作和生活分隔，並通過技術的使用，創造了新的工作和生活模式。 數位游牧主義概念化 本文提出對數位游牧主義進一步概念化的方向與方面，主要圍繞在將數位游牧主義定義為一種生活方式流動性的範疇。透過對現有研究的評論和比較，文章指出數位游牧主義與其他相關現象之間的主要差異在於其對於工作和旅行結合的獨特方式。數位游牧者既是高度移動的專業人士，也是以生活方式為導向的旅行者，這創造了對現象概念框架的額外挑戰。儘管現有研究提供了關於數位游牧主義的有用但零散的理解，這些研究往往從工作或休閒的角度來看待數位游牧者，因此需要進一步的概念化工作來涵蓋這一生活方式流動性的多個方面。 文章建議，未來的概念化工作應更加關注數位游牧者的各種移動連接和遷移，以及作為其生活方式一部分的游牧移動工作。重要的考量因素包括游牧主義的持續時間：它是生活中的一個階段還是數位游牧者會定居下來？數位游牧主義如何轉變了「家」的概念，以及對於一個數位游牧者來說，「家」在哪裡？此外，還需要評估數位游牧主義對其訪問地點和最終留下的地方的影響​​。 Hannonen, O. In search of a digital nomad: defining the phenomenon. Inf Technol Tourism 22, 335–353 (2020). https://doi.org/10.1007/s40558-020-00177-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