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東南亞研究

今天下午台灣東南亞研究學會的理事長暨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的顧長永老師到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進行《中國與東協的關係》的專題演講，我覺得很多內容和《Logic of China-ASEAN FTA: Economic Statecraft of "Peaceful Ascendancy"》是能夠相呼應的，下面分享我的心得和筆記：   顧長永認為中國大陸這十年的經濟發展，堪稱是人類史上短時間內最快速變化的國家，東南亞整體或各國與中國大陸相較雖然也是很快，不過仍比不上中國大陸。如果回顧中國大陸對東南亞的政策，可以用以下階段來看：一、改革開放之後(1979)的「打開門」(open-door policy)，先讓外國投資進入中國大陸內部，有人認為這是中國大陸不得不走的一步棋；二、睦鄰政策(good neighbor policy)，這包括其對東南亞地區能源攫取的保證、借道緬甸和巴基斯坦通往印度的通路、擴張市場以及填補蘇聯解散後在中東和印尼的權力真空。此外因為天安門事變(1989年)之後，中國大陸可能面臨崩潰的執政危機；三、2002年之後，開始是走出去(go global strategy)，把中國大陸的企業往外帶，在經濟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和2001年的全球經濟蕭條後，人民幣在這個地方並未因此貶值，這也再次顯現中國大陸的經濟實力，對東南亞地區的策略則朝向友鄰(good neighbors)、固鄰(stabilize neighbors)和富鄰(enrich neighbors)的政策。   以上是中國大陸對東南亞整體的策略，那對個別國家的政治關係也都往良善的方向發展，包括中國對印尼、馬來西亞和越南，都從原先的負面往正面改善；新加坡、泰國、緬甸、寮國和柬埔寨，則從原先良好的關係再進一步；菲律賓則從陌生到熟悉。中國對東南亞地區或個別國家的經濟關係也日亦加深，包括雙方往來的貿易、投資和旅遊。   至於中國大陸和東協的關係，有幾個比較重要的時間點，包括1994年成為亞洲區域論壇(ARF)的創始會員國、1996年成為東協的全面對話夥伴、2002年中國大陸的交通運輸部長級第一次會談、2003年參與TAC(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的夥伴關係、到最近2010年的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   儘管如此，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各國仍有領土爭端，這包括和越南和菲律賓的問題。中國大陸和越南的主權爭議在於西沙群島(Paracel Island，越南稱Quần đảo Hoàng Sa，黃沙群島)，中國大陸當局，即中共，在該島建立軍事碉堡，越南則在該地進行國會代表的選舉以作為行政權和立法權的象徵；黃岩島(Scarborough Shoal)則是中國大陸和菲律賓角逐的地方，菲律賓透過如類似越南的方法以選舉來宣示主權。通常這樣爭議的解決或宣示有以下作法：一、外交手段，透過口頭或協定來解決，例如：〈南海地區行為準則〉；二、以建立碉堡或進行選舉宣示主權；三、引進外國勢力共同開採天然氣。   開頭說到，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地區的經濟發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但中國大陸的成長幅度仍是大大地超前於東南亞地區或各國。他們有以下共性：經濟成長率和國民平均所得都不斷提高，也都有貪污的現象(新加坡除外)，但為什麼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如此顯著呢？顧長永提出兩個解釋：一、各國對中國大陸投資是遠遠大於其它地方；二、儘管普遍有貪污的情形，但中國大陸的官員拿了錢之後，仍會做事。換言之，若沒有貪污的情形，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地區的經濟成長，有可能會再高於現在所看到的態勢。不過，我想再增加一個解釋，我認為中國大陸的硬體改善除了以上原因之外，其接連承辦國際盛事也是重要的推力，從過去北京奧運、殘運，再到上海世博，再到廣州亞運、南京青少年奧運和西安的園藝博覽會(和台北花博一樣的東西)…等不一而足，也使得中國大陸的各個硬體設施改善。   區域化的過程使人和人之間的互動更頻繁，這樣子的方便造就了人口流動，同時帶了犯罪。於此，中國大陸和東協各國也進行過警察首長的會議，共同打擊跨國犯罪。   中華文化有五千年源遠流長的底蘊，所以對於東南亞各國仍可能有小看或視為蠻夷之邦之虞，這樣子的偏見，都可能造成政策制訂或執行上的偏差。從民主化的進程來看，東南亞各國包括菲律賓、印尼和泰國都有開始進行改變，馬來西亞和越南也有改變，顧長永認為中國大陸只有微微的改變。但我認為如果網民的意見如果也算是一種政治參與、民意的匯集或民主化的指標的話，今年兩會召開時，特別開闢從微博汲取意見的管道，我想也可以視為是民主化的過程。當然，中共當局仍對中國大陸以內、以外的網路言論有高度的箝制。   中國大陸除了在經濟、政治或其它非傳統安全議題上扮演了「大國」的角色外，也在「文化」面向上欲建立相同的地位。中國大陸對來自東南亞地區的學生提供獎學金，也透過孔子學院送出漢語老師(志願者)，更產生許多世界級的音樂家。(李盈慧老師補充道「這些都是學中華民國的僑教政策，不過也是中共官方不願承認的一部份」)也擴大對東南亞地區的經濟援助和救濟，包括提供援助、消除外債和開設人員訓練課程。當然，這些都是「和平崛起」的姿態。   中國大陸和東協的關係常常被問及究竟是東協加一(東協為主，中國為輔)或中國加一(中國為主，東協為輔)，根據顧長永的回答，由於東協採取共識決，所以在任保決定確立前的過程是較中國緩慢且冗長的，這使得中國大陸相形之下，具有一致的優勢，同時中國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優勢的軍備、特出的經濟發展和人口以及散居在東南亞各國的華人，這都不得不讓人憂心東協恐有被中國大陸吃掉之虞。   作為中華民國的國民，作為對外華語教學的老師，背負著傳播中華文化的使命，對於中國大陸的崛起我覺得與有榮焉；不過佛教的眾生平等觀和對於弱勢者的賦權(empower)的訓練，也讓我覺得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我應該秉著謙遜的心，不卑不亢地避免落入過去西方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的窠巢。

冷戰後，東亞地區的經濟和政治秩序都產生了莫大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國大陸的崛起。中國的崛起可以歸因於以下幾個因素：中國持續且穩定的經濟成長；日本相對衰退；公元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美國對所謂的「恐怖」主義宣戰，包括對伊拉克的重建工作和來自北韓的挑戰。中國經濟版圖的擴張被視為是一個機會，加上貿易自由化的推動，東協把握這樣的時機和中國大陸發展關係。   「區域主義」(regionalism)是傾向創造或擴張區域貿易組織或協會的政治動作。大多數開發國家和已開發國家都屬於一個或以上的區域整合協定。以下是五個不同程度的整合，由淺到深包括：貿易協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PTA）、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關稅同盟（Customs Union）、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和經濟同盟（Economic Union）。其中，歐盟可以說就是經濟同盟了，其包括賦稅和匯率都有一套的策略。北美自由貿協和東協則相對弱，僅以「自由貿易」為名。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協定都排除了敏感項目：農業。   整合在一塊兒，到底有什麼好處？其主要可分為政治和經濟兩組理由。政治理由如下：為了區域和平；團結小國以提高份量；為了制度化地改革；擴大利益；使跨疆界的資源或建設如河流、漁場、水力、鐵道得以合作開發。經濟理由如下：在世界貿易組織在杜哈回合談判未果之後，各區域間的合作就從原先老二的地位成為首要的地位了；這也是政府可以從中穫利的地方，因為若到國際間，政府恐怕招架不住；小國參加區域協定具有防衛性的必要。   僅管中國大陸為東協各國第五大貿易夥伴，但它的重要性比不上台灣或南韓，中國大陸作為生產國，其主要出口國家為日本和美國，這兩個國家理應才是中國大陸應該追求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對象。所以，我們可以理解，中國大陸和東協相互依賴的程度越來越高，但似乎不是為了「經濟」，而另有一些「非經濟」因素。   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是過去常常被提到的名詞，其將以較開放的方法追求經濟利益而不是武力(statecraft，經世致用)，因為過去的酬庸或制裁似乎都沒有用。。中國大陸展現「和平崛起」的策略有以下方面：抓住全球化的起勢；創建和平(蹈光養晦)的態勢；具體展現就是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對台灣提供經濟誘因取代飛彈，且更積極地參與區域事務，例如啟動北韓核武的六方會談；透過自由貿易協定加強區域內的關係，並稀釋美國在區域內的影響。我們可以如此理解「和平崛起」大概會是中國大陸長期發展的策略，而全球化的趨勢正好讓它搭上這班列車。   那麼，東協又為什麼要和中國大陸有自由貿易協定呢？第一，東協各國的力量太小，無法獨自和中國大陸談判，團結就能增加份量，集中資源對外；第二，東協各國都因為中國大陸參與世界貿易組織，看好中國大陸的內需市場；第三，東協國家認為和中國大陸的自由貿易協定有助於加速自己的整合。然而，這樣的自由貿易協定必然也引來一些問題。   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和其對全球的影響，應該被整合進國際社群中，這不只是經濟上的成功，也會是政治上的成功。

從不同的角度看中共建政六十年的閱兵，會有不一樣的詮釋，李光耀看到一堆新武器，而感到威脅，正如新加坡獨立之初，聽到要「護送」的電話，便起了憂患意識；台灣媒體看到的閱兵是鏗鏘玫瑰的女民兵方隊；新加坡網友看到的同樣是女民兵，不過焦點在中國籍的張元元於取得新加坡永久居留權後，仍參加報效祖國的女民兵。 看看鏗鏘玫瑰如何讓人印象深刻：   中國共產黨對李光耀這樣的言論沒有多說話，反倒歡迎任何國家(暗指美國)參與亞太地區的活動都應該為和平服務，以求穩定和繁榮。可以來，但不能搗蛋！美國對此，透過歐巴馬造訪東京時說明，美國為太平洋國家；全球化下，權力並非零和遊戲，彼此是有合作、有競爭的。美國不會扼止(contain，據薄智躍說，這是有含意的詞，不同於先前李光耀用的平衡或balance)中國的發展，而要與中國合作。若我印象不錯的話，今年初，歐巴馬對美國國會的談話中也提到中國，其稱道中國發展清潔能源和高速鐵路的正確性，但隨後又暗有所指地提到美國的民主價值不會任意徵收土地或迫遷(這是美國國會議員起立鼓掌的段落之一)。   新加坡是個小國家，但因為有李光耀這樣大的嘴巴，因為他喜歡議論天下大事，這也使得新加坡在國際具能見度。其把中國經濟的崛起視為難得的機遇，但對於中國的軍事武力仍感到威脅。美國的外交部長希拉蕊在越南參加「東協區域論壇」時說南中國海的也是美國的利益所在，當時中國的外交部長楊潔篪馬上瞪了新加坡的外交部長，他肯定覺得芒刺在背。   不過，我想東協不會是由新加坡一個國家說了算，新加坡說有「東協共識」，但用腳頭屋想就知道，歧異度如此高的東協怎麼可能有那麼多「共識」。薄智躍認為新加坡在東協就像小馬拉大車，大概當不了帶領的頭，不過可以有協調的角色，畢竟印尼還是G20的成員呢！陳佩修則認為東南亞國家的領袖們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印尼有蘇哈托、泰國有塔克辛、馬來西亞有馬哈迪，如果東協是一個人的話，新加坡可能就是腦袋，可以設定議題，提供智庫，現在許多進行東協研究的人仍必須先讀新加坡所生產出來的研究，印尼可能就是身體或四肢了！

我們會希望自己有「國際觀」，但常常每個人對「國際觀」的理解和定義是不一樣的，姑且先將「國際觀」定義為對國際情勢的觀點或看法，我們將新加坡視為一個主體，假設新加坡是一個有國際觀的國家，那麼它的國際觀大概都是來自己於李光耀。今天聽了來自新加坡國立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的薄智躍老師的《新加坡的國際觀》，頗有心得，和大家分享：   新加坡自馬來西亞聯邦獨立時，當時李光耀第一次要到國會開會的時候，駐紮於新加坡的一個軍旅(馬來西亞聯邦的軍旅)的旅長打電話給李光耀說要「護送」(押)李光耀去國會，李光耀大概是在那個時候開始理解新加坡這個國家是幾乎沒有軍事武力的國家。那時候，新加坡找了印度和埃及來訓練新加坡的軍隊，但都遭婉拒，後來是和以色列以讓以色列於新加坡駐商貿辦事處為交換條件才找到人來訓練軍隊。在這樣小的國家，新加坡的軍隊常常是往美國、台灣、澳洲或紐西蘭進行軍事訓練。在當兵的時候，就有班長參加過中華民國國軍和新加坡軍隊命為「星光」的聯合演習，據說新加坡軍隊的乾糧很別緻，台灣兵很愛，但是新加坡兵吃都吃膩了。   在這樣的局勢下，新加坡的軍事策略有三：一、「毒蝦米」，蝦米雖小，就算被吞了，肯定也不讓你好過；二、「魚群」，找人結盟，例如：和馬來西亞、英國、澳洲和紐西蘭的五國聯盟、東協或聯合國；三、「大魚」，找美國來嚇人，讓美國在新加坡停航空母艦。(越戰時，新加坡就讓美國作為基地，感覺越南和新加坡，有點像現在利比亞和義大利哦！)   新加坡靠李光耀的領導，在國際舞台上，一直有一席之地。檢驗其公元二○○九年十月二十七日以英語對美國人的演講中，大概可以推測目前新加坡對國際情勢的看法。李光耀以夫子教小孩的感覺，對聽眾說中國大陸在共產黨建政六十年時的閱兵，展示了強大武力，並警剔美國回到亞太地區以求「平衡」。

公元一九七七年，東南亞國協領袖首次對外包括澳洲、日本和紐西蘭等國進行部長級的會議，主要有兩個階段：第一階為東協和十個國家(ASEAN+10)進行閉門會議，進行了包括國際經濟、政治和安全議題的對話；第二階段，則分別對各國開會，檢視東協與各別國家雙方的關係。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兩次取消和東協對話的機會，第一次因為美國涉入中東議題，第二次因為緬甸有袈紗革命而美國不願加入對話。   東協最廣為人知的關係，就是和三個國家(ASEAN+3)中國大陸、南韓和日本的特殊關係，其致力於將東南亞和東北亞連結起來，更將東亞願景團體(East Asian Vision Group)制度化，以及授權東亞研究團體(East Asian Study Group)進行東亞願景團體對東亞自由貿易區(East Asia Free Trade Area)進行可行性的研究。這也大致和馬哈蒂於公元一九九○提出的區域整合概念相呼應，東協加三最後希望成立東亞經濟圈(East Asia Economic Group)，這明顯地是排除美國、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當然，並非所有國家都想要建立東亞經濟圈，日本反對之，因為日本害怕中國大陸會主導；印尼反對之，因為這個組織排除了新成員加入的可能。   此外，有兩個會議是歐洲和亞洲建立關係的會議。一是東協和歐盟的部長級會議(ASEAN-EU Ministerial Meeting)，一是亞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前者是歐盟認同東協的地位，並由此開啟了和亞洲的對話，後者對歐洲而言則是無法參加亞太經合會(APEC)的平衡點。   其它跨區域的連結有亞洲合作對話(the Asian Cooperation Dialogue)、孟加拉灣倡議(Bay of Bengal Initiative for Multi-Sectoral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湄公河恆河合作(Mekong–Ganga Cooperation)、環印度洋區域合作聯盟(The Indian Ocean Rim-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次區域的框架則是在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ement Bank)的推動下，希望在東南亞區域內結合各國原料、技術、資源以求共同發展，這必需透過基礎設施的發展、合法的框架以及提供對區域投資的誘因。這樣的次區域框架包括兩個金三角、兩個區域：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廖內、柔佛和新加坡)金三角(IMS-GT or SIJORI)；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金三角(IMT-GT)；汶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東亞成長區(BIMP-EAGA)；大湄公次區域(GMS)成長區。於湄公河流域，則有伊洛瓦底江、昭披耶河、湄公河經濟合作(Ayeyawady-Chao Phraya-Mekong Economic Cooperation)，主要由泰國發起和中國大陸、寮國、緬甸的經濟合作；柬埔寨、寮國、緬甸、越南合作(CLMV Cooperation)和柬埔寨、寮國、越南金三角(CLV Development Triangle)。

 我們常常把東南亞國協拿來和歐盟比較，在這樣的比較下，我們會對東協的整合感到失望，然而東協的成功或失敗是取決於我們如何衡量它以及外在力量如何和其互動。在不妨礙各成員國主權和影響國內治理的前提，進行有共識的決定，為所謂的「東協模式」。各國家的領導者在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沒有印尼和蘇哈托，東南亞在世界上將一文不名。除了東南亞國協的總部設在印尼雅加達之外，印尼對東協的重要性，也遠遠大於東協。東協起初創立的宗旨在於兩個：建立和平、自由和中立的區域(Zone of Peace, Freedom, and Neutrality)和簽署使東南亞成為免於核子武器威脅的協議(Treaty on a Southeast Asian Nuclear Weapons-Free Zone)，某個程度來說是區域主義或試圖對該區域給予控制。   後來，陸續有其它國家加入東協。其中，緬甸的加入大概是造成最多風波的。核心會員國的領袖都不認為應該讓緬甸加入，但是若在寮國、柬埔寨和越南都加入了，而緬甸無法加入，那緬甸肯定向中國大陸倒戈，所以最終還是讓緬甸加入了。而東協和美國的關係，就因為緬甸一直處不好。去年翁山蘇姬讓緬甸軍政府釋放出來，說不準就是東協給緬甸施壓的！(當然，這是我亂猜的。)   此外，東協也對柬埔寨在公元二○○六年舉的選舉中，予以監控。因為柬埔寨鄰國國家都擔心柬埔寨的政權若無法順利移交，難民若跑到自己的國家來，將會是一大負擔。而且長期漠視緬甸的行為，若也同時發生在柬埔寨，東協的國際形象將會一落千丈，所以應該也有點殺雞儆猴的意味吧！   東協的組織再進化後，開始期望建立一個經濟支援、貿易、外國投資並支援國家發展計劃的氛圍。東協用印尼語的「musyawarah-mufakat」即諮詢和共識來作為政策決定的準則。而陸續召開了許多會議。其中，在公元二○○三年，於印尼峇里島召開的東協協調會(ASEAN Concord II)提出了東協共同體的三大支柱：包括東協安全共同體(Security Community)、東協經濟共同體(Economic Community)和東協社會文化共同體(Socio-Cultural Community)。安全共同體由印尼推動，經濟共同體則由新加坡和泰國為最積極角色，社會文化共同體是三個裡頭最虛的，但卻是成果最豐碩的，它的計劃廣泛地包含了人類安全和全面性的安全。

東協十一個國家中，雖然沒有一個能夠有獨自的力量和美國或中國比擬，但是知道東協各個會員國，仍有助於我們理解東協的決策或矛盾。簡單地幾句話來把東協各國在國際關係中，可能觸及的資訊。 汶萊是一個擁有豐富石油和天然氣的國家，從英國獨立之後，在國防方面，仍和英國和美國有合作；柬埔寨經過幾次戰爭和共產黨的統治，也接受過來自國際以扶殖建立政府的協助，多次選舉總將國內問題國際化；印尼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前，幾乎是東協的領頭羊，國內有包括亞齊和巴布亞的分離勢力，也有被美國認為和賓拉登的蓋達組織有關的德加哈伊拉米亞(伊斯蘭祈禱團，الجماعة الاسلامية，Jema'ah Islamiyah)；寮國則是湄公河流域的利益的犧牲者，為東南亞唯一陸封國家，靠中國大陸、泰國的投資發展；馬來西亞則試圖建立現代化的伊斯蘭國家典範，並以「東望」為其策略，對於全球議題的觀點常常獨樹一格；緬甸對外的關係一直在民主化的相關議題糾結，翁山蘇姬直而去年軟禁被釋放，至今發展仍讓人好奇；菲律賓的分離主義來自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和摩洛國家解放陣線(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還有菲律共產黨(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hilippines)和新民軍(New People's Army)也增加了菲律賓不安全的風險；新加坡以作為一個「毒蝦米」來建設國防；泰國的外交政策則像風中的竹子，從以前對英國、法國，到現在對美國、中國大陸，再再都產現其彈性；東帝汶是在印尼總理哈比比(Habibie)任期時，同意透過國際監控下的公投而獨立，長期而言，將以尋求石油和天然氣為經濟發展；越南在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過程中，首要和美國建立正常化的關係，而中國作為越南北方的大國，在東協與中國的自由貿易協定實施後，邊界的往來貿易增加許多，但仍面臨南中國海島權等問題。 除了東協成會國內的角色之外，東協外還有許多大國、相關國家以及國際組織與東協互動著。

討論東南亞國協的時候，其會員國固然是重要的玩家，不過如果沒有其他國家或組織一起玩，那這個遊戲肯定也很無趣，尤其是美國這個大玩家，它不玩都不行。下面繼續分享幾個和東協的國家和組織。 美國在九一一之後，開啟了一系列反恐的行動，這對於穆斯林群體而言當然是相當不樂見的，而非穆斯林群體也認為美國這樣是霸權的表現，這也使得大多數東南亞的領袖對「聯合國」作為小國家的安全保障的功用產生質疑，多次美國缺席和東協的會議，也讓東協對美國失去信心；許多華人在東南亞被視為中國的第五艦隊，這是自冷戰以來東南亞的氣氛，但在毛澤東之後，儘管政治上仍是列寧式的統治，但經濟上卻和東協有積極的交流，這也揭示了經濟上，台灣作為東南亞一大投資者，同時東南亞認為台灣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的情況；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美國為後盾下，對東南亞展開多方面經濟的交流，扮演一定角色，然在中國大陸經濟實力提升，日本因泡沫經濟而下降，如此一消一漲之後，日本這隻受傷的雁子是否仍能繼續帶領亞洲？這一陣子，日本面臨地震、海嘯和核災的考驗，勢必也對國際關係的互動有相關影響。 澳洲、印度、俄羅斯和新幾內亞也和東協有所互動。澳洲過去支持東帝汶獨立，和印尼的關係時好時壞，而印尼而試圖讓新幾內亞西邊界的分離主義者去顛覆。印度在和東協交往時兩度犯下錯誤，一是作為蘇聯入侵阿富汗的後方基地，二是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俄羅斯則和東協有武器販售的的互惠，和各別國家如泰國，也有債務和軍事合作。 其它非國家組織，包括跨國的組織或非政府組織也各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聯合國系統下，最重要的就是國際農糧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亞洲開發銀行作為跨國財政機構，也是如此。世界銀行，美國注資最多，由美國委派總裁；亞洲開發銀行，美國和日本注資最多，由日本提供總裁人選。其它非政府組織有三種，一是以投身經濟、社會、政治發展的機構；二是人道救援類如紅十字會或世界展望會的組織；三是相關利益團體，在其相關的領域中，試圖去影響政策的擬定。 東南亞國協的相關發展，除了取決於自身外，也取決於和社群外的國家、組織的互動。

吉爾茲(Clifford Geertz)寫了文章《Deep Play: Notes on the Balinese Cockfight》，古佳艷為其翻譯了華文版，並命名為《巴里島鬥雞賽之為戲劇活動》。最近閱讀這相關文章，特撰文分享相關心得。 鬥雞的活動是將兩隻雞裝上「鐵鉅」，讓兩隻雞去打架。這個「鐵鉅」是鋒利鋼製的武器。如果兩隻鬥雞在場上，卻不開始戰鬥，人們還會想盡辦法使牠們互鬥，直到有一隻不支倒地。這樣子的活動，都是由比較有階級、身份的人參加的，鬥雞主人如此、裁判如此、為雞綁鐵鉅的人如此、為鬥雞勝負下賭注的人也是如此。在鬥雞場外，還有其它小賭局，但這些人是女人、小孩、青少年、窮人、怪人…等。參加鬥雞的人，一般是不願和這些玩小賭局的人在一起的。 若我戴著「凡事都是有因有果」的眼鏡去看鬥雞，則我會認為這些雞之所以被拿來鬥，大概是牠們過去世常常唷喝別人打架，或是看到別人打架的時候就幸災樂禍，所以這些輩子才會遭受這樣子「互鬥」之苦。但從積極來說，這些鬥雞的主人或打賭注的人，現在又何嘗不是在造成糾紛？所以眾生就一直在這樣「互鬥」和「叫他者互鬥」的輪迴、輪迴。如果能夠停止這樣「虐待動物」的活動(請別誤會！我並不是PETA的成員，不過我認為眾生皆有佛性，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社會將更和諧、人們和動物的世界也將更美好。 但吉爾茲是戴著「有階級意識」的眼鏡去看鬥雞，他認為每個社會都應該有階級，而在巴里島他能發現的階級展現，就在鬥雞這樣子的場合。其進行該研究的問題意識則為「巴里島沒有階級意識如何可能？」，其透過「參與觀察」的方法，我想應該也有一點點的「訪談」，去理解巴里島的鬥雞活動，然後假設「每個社會都會有階級結構」，其發現「在巴里島，也有階級層層架構，只是它表現在賭博，階級高的賭鬥雞，然後依序降級並玩小賭局。」而這樣子的類「階級」表現，並非其社會的主要成份，這只是峇里島人在「鬥雞」這個舞台的表演。 所以，同樣一個場景由不同人來看將會有不一樣的想法，這都端賴寫作的主體對該事物的看法和寫作的導向，我想這也是主體在詮釋時，投入過多的自身情感而可能造成的偏差。

今天聽了來自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學系張心怡老師的《「東協+3」V.S.「TPP+N」：亞太經濟整合的擴大及其效應》的演講，我認為和許多東西呼應「文茜世界週報」裡看到的東西。下面分享筆記和心得： 冷戰以來世界上權力大概依此脈絡發展：美蘇的冷戰對峙→1991波斯灣美國獨霸的極致→一個超級強權和多個強權(目前)→多極(未來預期可能的發展)。以上是依著「安全」為國家利益的討論，然而現在更多聚焦在「經濟」或「環境」，「區域整合」或「經濟全球化」似乎取代過去以「安全」為首要的國家利益。 中國大陸對外的交往的以「先南後北」為指導方針，先東南亞，後東北亞，主要原因是東北亞的日本和美國走得較近；而東協和中國大陸的交往則是自民國八十六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後，中國大陸的固定匯率使受金融風暴的各國對中國大陸產生信心、信賴，以致後面民國九十一年的東協和中國大陸(東協+1)貿易協定的簽定和民國九十九年的自由貿易開放。這是以東亞國家為主的區域整合，也是普遍為人所知，我們可以化約地用「泛東亞主義」來理解。 另外一個是「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TPP)，一開始由汶萊、智利、新西蘭和新加坡為成員，簽定了包括關稅、勞力和環境的談判集團。民國九十八年三月，美國聲稱加入該集團，許多國家也紛起效尤。當APEC似乎失靈的時候，TPP和APEC有部分成員是重覆，這個也可視為美國另起爐灶的新舞臺。美國參加該集團的可能目的有二：一、制衡中國大陸；二、重返亞太。這個新的趨勢，是孤陋寡聞的我首次聽說，所以也感到特別新鮮也有吸引力，我們可以用「亞太主義」來稱呼之。 現在，儘管日本正面臨地震、海嘯和核災等多重的災害，但未來，日本的態度對於「東協+3」或「TPP+N」的態度也將成為分別區域發展的重要關鍵。「東協+3」是日本本來就參與在其中，以「泛東亞主義」來理解，也理所當然；而「TPP+N」是美國制衡中國大陸和在亞洲的舞台，倘若日本呼應的話，將是另外一番新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