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東南亞研究

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現代世界體系」從葡萄牙展開，認為因為葡萄牙有面對大西洋的地理位置、遠距離貿易的經驗和熱內亞(Genoa)商人的投資三個理由所造就。而這個「被」歐洲人發現的世界，「邁向現代的路程」上，伴隨著大屠殺和搶奪。 一個當代法國哲學家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說形容1492年的西班牙在格拉納達(Granada)擊退摩爾人(Moore)，再將猶太人驅領土並放逐，同時在拉丁美洲看到原住民是「對內部清除『他者』，又在外部發現『他者』」，一方面排除自己內部的異質性，另一方面導入以自己作為主體，他者作為客體的異質性。 十六世紀的歐洲，語言是以類似性和外形的無限性構成事物的秩序，記述一樣生物，不只記述其器官，也要記述其傳說和寓言，以及古人和旅人說過的故事。「自然」是「語言與記號、故事與文字、論述與形態的無接縫編織物」，是透過解釋、再現，由語言和本體交匯的一本龐大書籍。 大航海時代開始，把世界各國的珍禽異獸當成奇觀展示，就是把過去的傳說、寓言透過動物展示。「視覺」展現了支配力量。就是像「眼見為憑」或「無圖無真相」。「印刷文化中視覺經驗的均質化，壓倒了聽覺等五官為背景的無合感覺。」這是當代哲學家麥克魯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為活字印刷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所下的註腳。 活字印刷能在拼音語系使印刷普及，但不是幾個字母就能解決的方塊語系早就有畢昇發明活字排版，而傳到歐洲去。至少，在經由文字而產生的去認識世界的視角不是全然被歐洲所壟斷。然而，博物學卻是建立在「設定優越西洋與卑劣的東洋之間有根本上的區別」的東方主義下分類手段。這時，歐洲就恆常占住了視線主體的特權位置。世界被符號化、被表格化，而成了格子狀網眼中的各種項目。「博覽會」就在這樣的氛圍下產生。 吉見俊哉(Shunya Yoshimi)認為博覽會是國家作為編劇家，資本家和巡迴表演師參與表演，而入場民眾則是演員，如此三者複雜交錯、編織被上演的多層次文本。《博覽會的政治學》以三個觀點為主線，分別是：一、博覽會既是「工業」的展示，同時也是「帝國」的展示；二、博覽會是十九世紀的大眾與現代商品世界最初相逢的場所；三、博覽會作為「見世物」(みせもの，misemono，雜耍、展示)的觀點。分別就是帝國主義、消費社會和大眾娛樂三個要素的集合。

《黑皮膚，白面具》是個很有名的作品，有一點點「文化研究」的素養的話，聽書名大概也可以知道它會講什麼、想反省什麼。這個法國作品，被翻譯成許多語言，大陸和台灣也都有翻譯的版本。如果你看了大陸翻譯的《黑皮膚，白面具》，你可能會覺得簡體字妨礙了你的閱讀，但我傾向相信，這就是兩岸翻譯水平的落差。透過快速地翻閱和網路上的對《黑皮膚，白面具》的評論，我也有許多心得。 法農認為：「講一種語言是自覺地接受一個世界，一種文化。」對於相信「語言承載著文化」的我，我認為這是相當真實的。 我曾經認為「語言只是溝通的工具」。當我們思考「為什麼要學習語言？」時，我們馬上反應的是因為我們要溝通，所以我們需要語言；因為我們要和國際溝通，所以我們需要學習國際的語言，目前看來這個國際的語言是英語。新加坡正因為它的人民廣泛並熟稔地使用英語，所以它的發展有著顯著地成長。因此，我們學習英語。對個人而言，對旅行而言，能夠使用英語也差不多能通行世界的大半角落了！ 同時，我們學習了英語，也接受了英語所承載的西方文化，一個源自於希臘亞里斯多德或基督教文明的文化，接受了一個直線發展的史觀，有著過去式、進行式、未來式的概念。因為這個只求溝通的語言學習目的，我也確實能夠和溝通了，因此對於其它語言也不必花心思去學習，因為全世界的人都學英語，全世界的人都講英語就好了！ 我去了泰國很多次，我有一群好朋友，他們都是泰國人，他們都是能夠使用英語溝通的，我們之間的共同語就是英語。如果依照這個為了「溝通」而學習語言的話，首選是英語，再來就應該是西班牙語了！因為這也是佔世界人口很高比例的使用語言之一。怎麼樣，都不會有學習泰語的動機。但台灣大學(我想台灣大學還算是個很高瞻遠嘱的大學)某一年開了泰語課，我抱著去認識朋友的心態去上課，反而開啟了我和泰國、泰語和泰文化的因緣。 各個語言，好像有個階序： 英語最強，其次為英語除外的西方語言，如西語、德語、法語(在《黑皮膚，白面具》裡頭，非洲許多被法國殖民過的國家仍以法語為其使用語言)，接著可能是華語、俄語或日語，最次的就是各小國的國語了！我在泰國教華語的期間，認識了一個來自奈吉利亞的英語老師。在我看來，這個奈吉利亞的老師所說的英語是有濃重的口音的，而且不論在語音、語法或語匯上，這個英語老師的英語可以發現明顯的錯誤。當我請她示範她的母語時，她並不會很有自信而且不經思考地脫口而出。相反地，她會跟我說英語是多麼國際化的語言，而且她也可以教法語如此等等。這個英語老師比我早四個月到泰國去，也許是她慣用的語言使然，也許是她心態上無法調整過來，她只能講極簡單的泰語。偶爾，她會向我說她的朋友在美國、加拿大如何、如何，而她自己也認為到這些地方會比她待在泰國更好。 學習泰語，對我個人而言，泰語老師扮演了引進門的角色，而最後能夠持續進步的來源，我想來自於我看了許多泰國電影和連續劇。我到泰國教華語的時候，連我一行共四個人，我大概也是四個老師裡頭泰語最好的。其它三個老師裡頭，戴老師在大學學習過一年的泰語，詹老師出發前去補習班惡補了一下泰語，徐老師則裸語(未學泰語)地就前往泰國了！戴老師也是隨緣地學習泰語，因為他知道要到泰國教華語前，他根本不知道有機會會用到泰語，更何況他是用華語教華語，也就是「全華語教學」地授課，即便他不學泰語，他也是可以教學。而詹老師可能是比較工具理性化地去學習泰語，因為她是在知道要到泰國教華語之後，去惡補泰語，而且她的學生年齡較小，她也時常利用泰語作為輔助語言，但平常她和校長或老師們交流時是用英語的。徐老師和詹老師的情況差不多。 在八個月之後，我相信我自己的泰語和八個月之前有長足地的進步，剛從泰國回到台灣時，當我和爸爸的朋友(他是使用閩南語作為主要語言的人)交談時，在許多關鍵性語法的地方，我很難反應過來。如果不是泰語比閩南語好的話，我想至少是習慣了說泰語的環境。由於環境的影響，每個老師的泰語都有許多增進，但你會發現每個人使用的時機是不一樣的。我們這些華語老師有一個共同的朋友叫Bang，姑且稱她為「變老師」好了！她常常和我們出去玩，她喜歡說英語，但是我喜歡說泰語，所以我就把她說的英語翻成泰語再講一次。戴老師也會和她說泰語，也從她那邊學到許多低俗的泰語。而變老師和詹老師說話時，則會先用很蹩腳的英語起頭，再講一些泰語，然後詹老師就會向我們求救，最後變老師就放棄和詹老師溝通了！而變老師和徐老師則像大人和小孩子說話，變老師就像逗小孩一樣，而徐老師就使出所有他能夠說的泰語來反饋。 讓人感到有趣的是在這樣的泰語環境中，英語對於詹老師而言，就好像大海中的浮木一樣。在離開泰國前，以詹老師所在的學校作東，辦了一個歡送華語老師的晚宴。這免不了會有登台致詞的橋段，詹老師也為此準備了一段演說。一開始，詹老師說打算用英語演說，因為平常她在學校就是用英語和老師們交流。但是，我建議她既在是在泰國教華語，應該用泰語和華語，不必用英語。後來，她部份地採納了我的意見，她使用了泰語和英語作為她的演說語言。 人類學的訓練，讓我會去使用對方的語言與之交談，面對澳洲來的背包客時，他會拼命地對我說華語，我會拼命地對他說英語；面對泰國的變老師的時候，她覺得講英語才可以和我交流，但是我一直對她講泰語，於是她也不再和我講英語了；另外一個泰國老師，會將英語和泰語混種成一個詭異的語言，而我也有意識地將華語和泰語混種成另一個詭異的語言，但她似乎不領情，不願意接受這個外來的語言。在法農看來，白人用一個以上對下的委碗語用和黑人說話，就像大人和小孩子的對話一樣，是一種歧視，如果白人直接用黑人的語言和黑人對話，或許這樣的歧視就不會存在。 這種大人和小孩子的對話，讓我想起另一段對話。在泰國教華語的期間，每個早晨，我都有每日一詞，一天教一個華語。前幾天上了「到廁所去」，今天要教「大便」和「小便」，這樣子學生就可以說「到廁所去大便」和「到廁所去小便」了！我會先用泰語讓學生知道今天學什麼，於是我用泰語在講台上說了「拉屎」和「撒尿」，學生們一直笑，我也不覺得有異，接著就教完「大便」和「小便」了！中午時，老師們在吃飯，邀我一起吃。有個老師不知道哪裡天外飛來一筆，就想到早上那個「拉屎」和「撒尿」，以一種教導小孩或學生的語氣告訴我另一個比較文雅的泰語的「大便」和「小便」，大家聽了哈哈笑，然後變老師就說出一大串我所學到的不三不四的泰語。這個好像也是大人和小孩子的對話，我卻不會有受到歧視的感覺。我覺得原因可能有以下：一、我認為這個老師在幫助我，因為這種不文雅的語言若在其它場合講出來，可能會讓我丟臉，還好我是在學校的講台上，而且學生們知道我是外國人；二、即便其它老師聽了之後哈哈笑，但我想是想化解提出這個主題的老師的尷尬的畫面，畢竟同樣是老師，老師對老師的教訓總是讓人覺得尷尬。 《黑皮膚、白面具》還討論了通婚、殖民的議題，相信是個值得研讀的好書。

查爾斯泰勒用「門鎖」和「加速器」作為兩個極端來比喻「潛在的倫理理想」和「欲把系統性文化悲觀導向全球化文化樂觀的力量」。門鎖者，「嚮往工業化之前的社會」和「捍衛原始社會以免於工業社會侵蝕」；加速器之流，「科技能夠解決人類所有問題」而且「對於遲遲無法跟上腳步的人們感到不耐煩」。 我們就是游移在追求「科技」或「真理」的模式中，時好時壞，時高時低。馬克思(Karl Marx)和偉伯(Max Weber)曾對於現代性提出解釋。那些唯物論的信仰者服膺在工具性效率下，認為應該找到一個常態，並且存在著一個永恆不變的社會現實。而有人認為，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得進入這個社會，即使這都被限縮在工具性的思維下。無疑地，我們被現代科技關進了「鐵籠子」裡頭了！我們好像有「自由選擇」似的。唯物論的思想絕對不是在工業革命之後才產生的。 泰勒認為，總有一天唯物論者都會受到制度上或意識型態上的束縛。而我們還能夠有一絲絲喘息的空間的話，就是從那曾經被現代性所壓抑的道德背景找去尋找。泰勒提出兩個道德脈絡，其分別是「『自我負責』、『自我控制』的理性」以及「來自日常生活的肯定」，如工作或家庭。 泰勒認為，我們應當將「理想的實現，並非人生存在的條件」和「考量現實後，才能實現理想」(有效的理想實現，effective realization of the ideals)兩種秩序一起考量。當我們一開始就知道「科技為什麼重要」的話，「倫理的關懷」自然就會給它一個框框。 我剛剛看完《功夫熊貓二》，我認為相當有同感。中原受到沈王爺(白孔雀)船堅砲利的威脅，連原先守護著王城、武功高強的犀牛和鱷魚都對功夫失去信心而自願被關在地牢。熊貓阿寶一方面對於剛學會的功夫即將被毀滅而感到憂心忡忡(於公)，一方面好奇自己的生父生母為什麼把他拋下(於私)。沈王爺就是最極端的加速器，全盤地相信科技能夠為他奪得中原；而犀牛和鱷魚就是在當中游移的人，一方面對於功夫有熱情，另一方面視天下百姓為己任，而也臣服於船堅砲利；師父、阿寶和羊仙姑則相信心如止水(inner peace)能夠對抗船堅砲利，也就是門鎖的角色。當然，故事的結果是門鎖一方勝利了！以此來觀察社會的話，社會上的人，多數是像犀牛和鱷魚的，一方面擁有一些功夫，另一方面功夫常有不如船堅砲利之感。如果多一些沈王爺般的加速器，我們就可能奮起學習船堅砲，也可能自甘墮落；如果阿寶之流的門鎖者聲勢大一些，我們可能看不起抱殘守缺的老古板，也可能開始嚮往過去的桃花源和傳統信仰。偶爾當當加速器、偶爾當當門鎖，時而和沈王爺站在一起、時而和阿寶站在一起，不要太嚴肅似乎是個比較快樂的「選擇」。(或許這也是制度化、意識型態化後不得已的「選擇」！？)

關於現代性(modernity)，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認為有三種隱懮。這些隱懮都被反覆地討論、辯論過，但是因為這三種隱懮看起來很像，所以其隱藏在背後的東西沒有被察覺，也因此常常被扭曲，人們誤解之後，就又更覺得困擾。 這三種隱懮分別是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工具性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以及在以上兩者所造成的政治生態。 現代的社會是從過去那個有階級的社會所解放出來的。而過去那個有階級的社會，每個人可能對應著天庭的某個位置，好像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在社會上有個位置。老鷹可能可以在有階級的社會中當鳥王，但到現代社會之後，可能只會當一隻鳥。但個人主義發展地極致之後，人們只注重自己的生活，就會少了過去魔幻式、英雄式的想像。每個人好像能夠為自己做決定，但事實上每個人都做了相同的決定。 「工具性理性」指得是我們最終會選擇最符合經濟效益的手段去達成目標，最有效率、最有利潤的方法，關鍵字是「成功」。在工具性理性的指導下，我們對於身邊的生靈萬物不再關心，認為那只是為了達成我們目的所存在的工具。這也使得我們對於受到傷害環境不再敏感。我們認為不論啥事只要科學進步，就會有解決的辦法。查爾斯泰勒認為，就目前看來，我們應該減少工具性理性在生命中的地位，不只超越個人，看到以外的事物，同時也是該讓自己的「身」和「心」好好掙扎一番。 個人主義和工具性理性造就了一個「工業科技社會」的制度，它嵌制了我們的決定，同時它迫使人們接受「工具性理性壓倒一切」。例如：許多城市的設計讓人們不得不有一部私家車，於是大眾運輸工具就逐漸減少了！另外一種自由度的喪失是個人會開始宅在家，而政府也會滿足這些人的需求。逐漸地，政府會開始接收所有權力，儘管有定期選舉和民主形式，但一切卻好像有個「巨靈」在擺佈著。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認為，這個要透過多層次的政府和自願者組織的參與才能和這個力量抗衡。這種本來應該是由公民有尊嚴地去決定的政治自由，一但被「巨靈」所掌握，人們就只能在軟性的暴政下生活了！(棉花糖製成的監獄！？) 這些隱懮可以不論地討論，可能沒有結論，不過會很有趣。

東南亞地區的恐怖攻擊和跨國犯罪(Transnational Violence and Crime in Southeast Asia) on Prezi

續前一篇文章，「我讀 《Transnational Violence and Crime in Southeast Asia》一」。跨國組織犯罪(TOC，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有以下活動：毒品販運、人口販運、軍火販運、走私、洗錢、偽造貨幣、偽造證件…等。根據東協於峇里島的合作聲名中，杜絕「毒品販運」為其打算密切合作的項目。然而，國家警察能力和司法體系不能發揮作用，加上貪污的情況，都使得國家面對這問題時，心有餘而力不足。更甭提許多國家中的國族主義者在面對和其它國家司法爭議解決時，會產生的問題。東協有個每兩年召開的針對跨國犯罪召開的部長級會議(AMMTC，ASEAN Minister’s Meeting on Transnational Crime)，此會議擴張後，包括中國大陸、日本和南韓都加入。在跨國犯罪裡，東協內部最感到感冒的就是海盜、毒品販運和人口販運的問題。 恐怖份子如果是海盜，可能透過勒贖或搶劫來獲得經濟支持，這使得通行於麻六甲海峽的安全，有著高度的脆弱性。麻六甲海峽是中國大陸、印度、日本、美國的重要利益，因此關於海盜問題，而格外受矚目。透過「亞洲區域打擊海盜和武裝船隻合作協定」(ReCAAP, Regionl Cooperation Agreement on combating Piracy and 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 in Asia)於新加坡成立資訊共享中心，以幫助各國在面對海盜問題時協調。但其和聯合國在馬來西亞的國際海盜通報中心(IMB，International Martime Board)的資訊如何交流仍不清楚。在麻六甲海峽，新加坡授權美國在加入東南亞的海盜打擊行動，但印尼和馬來西亞反對，當然中國鑑於水路戰略和石油開採，也不願美國進來。麻六甲海峽的海盜在二○○七年就銷聲暱跡。海盜似乎往蘇拉蘇拉威西(the Sulu and Sulawesi Seas)區域發展，這裡正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的海洋區域，但不如麻六甲海峽受到注意，於是成了海盜、走私……等犯罪的中心。透過反恐的名義，美國單方面和菲律賓合作，提供設備並訓練逐步使菲律賓俱備反恐能力。 全球層次來看，負責毒品貿易的項目是聯合國毒品和犯罪辦公室(UNODC，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東南亞各國，從國家層次來看，則接受美國和澳洲的支持，進行掃毒行動。緬甸、泰國和寮國的金三角地帶，有許多窮人、農夫或少數民族種植鴉片，再透過中間人(常常是華人)的收購後，再精化成海洛因以販售。泰國和寮國在掃毒後，鴉片產量銳減，但緬甸卻不斷增產，精化廠從原先泰國和撣邦的邊界，往北移至瓦邦，緬甸軍頭也遭指控其涉嫌參與毒品生產和販售。另外，在菲律賓也可以發現，其是第二大的甲基安非他命(冰毒，methamphetamine)來源。柬埔寨、馬來西亞和印尼也都面臨毒品問題，但這些國家並非主要生產國。東協和中國對抗毒品的合作行動(ASEAN and China Cooperative Operations in Response to Dangerous Drugs)從二○○○年開始第一次執行，其對中國而言是其阻絕毒品透過雲南邊界流入中國大陸的重要戰略。東南亞各國對於毒品相關罪責處罰相當嚴格，普遍高於西方嚴主國家，即便澳洲總理約翰華德(John Howard)向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求情，而無法使其公民免於刑罰。 今日我們所說的「人口販運」是只要其人被迫、被騙、被奴役或被性剝削，都可以成立。全世界的人口販運，有八十巴仙是女人和小孩，約莫有三分之一是發生在東南亞的，這還不包括國內的人口販運，甚至在緬甸你還可能發生小孩子被抓去當兵的。人口販運有大大的利潤可圖，因為這建立在更大的社會成本之上，這包括性別權益、弱勢權益、少兒福利和公共衛生。東南亞各國面對人口販運有三P政策，這三P分別是Prevention(預防)、Prosecution(檢察、起訴)和Protection(保護)；而全球層次，也有巴勒摩協議，提出三個原則來處理跨國人口販運，其分別為將犯罪控制在國內、促進國際合作、保護受害者。對於「保護受害者」這一方面，菲律賓被認為是唯一符合巴勒摩協議的。由澳洲支持的五年計劃「亞洲區域人口販賣計劃」(ARTIP, The Asia […]

《Transnational Violence and Crime in Southeast Asia》主要討論兩種在東南亞地區的跨國危脅，其分別為恐怖主義和跨國組織犯罪。國家在這些挑戰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必須去找到能夠處理這些危脅的機制，並同時兼顧主權和管轄權。下面依恐怖主義和跨國犯罪依序介紹其在東南亞發展和各國之間合作的情況： 在紐約世界貿易中心於二○○一年九月十一日受到恐怖攻擊之後，美國將東南亞視為反恐的第二陣線，然東南亞各國領導對此的反應程度稍有差異。菲律賓首先嚮應美國的行動；印尼和美國接觸後也授權美國行動；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則以內部安全來處理可能的恐怖份子；泰國一開始保持中立，後來也是加入了反恐陣營。美國不論在和東南亞各國或亞太經合會中，都確立了其在東南亞在反恐這個戰場上的優勢。然而，在美國攻打伊拉克之後，馬來西亞和印尼採取反對的態度，而菲律賓、泰國和新加坡這些傳統戰略夥伴仍保持同樣態度。支持美國反恐的國家主要基於自身的安全利益。美國是以全球戰略地思考反恐問題，但東南亞的反恐是在地思考，特別是對於伊斯蘭祈禱團(الجماعة الاسلامية，Jema’ah Islamiyah)。 伊斯蘭祈禱團起源於一九五○年代中達魯伊斯蘭(Darul Islam, دار الإسلام)，其抗拒一個多元文化的印尼。伊斯蘭祈禱團在阿布巴卡巴加(Abu Bakar Ba’asjir)的帶領下，教育出許多子弟兵，試圖在東南亞地區再造哈里發(Caliphate)盛世，一個由穆斯林所統治的政治合一體制。伊斯蘭祈祈禱團的擴散之廣，使其和蓋達(Al-Qaeda，القاعدة‎)組織有所關連。巴加讚許蓋達組織的將西方視為目標的恐怖攻擊行動，儘管巴希認為沒有所謂的「伊斯蘭祈禱團」，但伊斯蘭祈禱團的恐怖份子卻將巴希視為精神領袖。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時，穆斯林的勇士們在抵抗蘇聯入侵阿富汗時，曾經團結在一起，這是伊斯蘭祈禱團和蓋達組織的連結，一但美國將對於反恐的戰爭定位為對伊斯蘭的戰爭，伊斯蘭祈禱團的崛起以捍衛穆斯林，就成了有力的心理支持。 在東南亞地區陸續召開了許多峰會都將對抗恐怖主義納入議題，包括東協高峰會、東協區域論壇、東協加三對話以及東協歐盟會議等，這些會議的召開，都強調不應該將任何特定族群或宗教和恐怖主義連結。我們可以說，東協對於反恐是基於其對於社會和經濟的傷害，而沒有任何意識型態或政治意圖。對於東協而言，反恐是在國家層次，因為伊斯蘭祈禱團和蓋達組織都滲透到在地組織，例如：馬來西亞的甘普蘭穆斯林勇士(KMM, Malaysia Mujahideen Group)或泰國南部的反叛份子。 在九一一之後的幾個月，印尼受於美國、澳洲、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壓力，印尼當局開始對付伊斯蘭祈禱團，結果二○○二年十月十二日引爆了兩起在峇里島的爆炸案。主使這些爆炸案的韓巴里(Hambali)在泰國被逮補後，逕送美國，並被監禁在關達那摩(Guantanomo)；巴加也被認為搧動爆炸事件而被逮捕，更稱自己專門對抗美國。印尼當局並未因此限制伊斯蘭祈禱團的發展。美國越是對印尼施壓，伊斯蘭祈禱團越是認為印尼政府無能、膽小，而印尼政府就更不敢對抗恐怖份子，陸續在二○○三年到二○○五年都陸續有恐怖攻擊事件，直到二○○七年逮捕伊斯蘭祈禱團的領袖後，其聲勢漸弱，但何時會反擊，仍不確定。 菲律賓則擁有最小卻最暴力的團體阿布沙亞(ASG，Abu Sayyaf Group)在南部從事分離運動以建立伊斯蘭國家。其最惡名昭彰的犯行就是在二○○四年時，擊沈了超級郵輪十四號(Superferry 14)，使百餘人死亡。這個團體的開山祖師叫阿都拉札真扎拉尼(Abdurajak Janjalani)，其從阿富汗帶回了瓦哈比派(Wahhabist)的意識型態。所謂的瓦哈比派就是，傳統上其主張清除伊斯蘭中類似民間信仰的部分，但其也誘發並鼓勵從事伊斯蘭恐怖攻擊，儘管聖戰(jihad)或伊斯蘭勇士(mujahideen)都並非瓦哈比派特有，但瓦哈比派被認為是恐怖份子的宗教思想。真扎拉尼被殺後，有人繼位，再被殺，再繼位，再組織，再反擊，沒完沒了。在美國的反恐行動中，菲律賓是唯一全力支持的，但菲律賓總統也遭國會疑質其未經國會批准而和外國軍隊聯合演習。 未來，泰國也可能面對反恐的問題。但他的合作夥伴將不會美國或澳洲，而是馬來西亞。他們將致力於不要讓泰國和馬來西亞的邊界成為泰國穆斯林恐怖份子的溫床。接續下一頁。

東南亞地區大量的森林消失造成了氣候變遷，也破壞當地的生物多樣性。基於需求面，幾乎所有亞洲國家，都沒有法令禁止非法砍伐的原本進口。國家政府試著透過執照、限量、保留林等來管理本國的森林資源，例如：中國禁止國內伐林。結果，緬甸成了提供中國木材來源的國家。泰國也是為了滿足需求，從緬甸、寮國和柬埔寨進口林材。據估計，光二○○○年到二○○五年間，柬埔寨就少了三十巴仙的原始林。寮國、馬來西亞都禁止木材出口，但總是會有非法走私的木材。現在這樣的風氣，也將從泰國、菲律賓漫延到印尼這個東南亞之肺。 東協若不敢面對森林砍伐問題時，則會把霾害拿出來討論，因為霾害是由於森林大火所造成的空氣污梁。在東南亞主要的霾害製造來源就是印尼的佳里曼丹(Kalimantan)省和蘇門答臘(Sumatra)，而且這影響擴及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澳洲長達七個月之久，公共衛生遭受嚴重的危害。通常森林大火的起因可分為人為和自然的。自然地自燃有之，但往往是由於人類造成的付出較高成本。一但一個地方起了森林大火，所有事務都被延宕。加上印尼中央權力較弱、去中心化和腐敗，一但大火發生，便一發不可收拾。在二○○二年，東協簽署了跨國境的霾害污染協定，此協定提出各國共同監控、評估、預防、科學技術合作、協調機制、熱線等，並在霾害發生，以最簡便通關方式，讓受難者快速免於災禍。但二○○六年，印尼的霾害又發生了，除了印尼總理道歉外，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澳洲五個受影響最大的國家還提出了「霾害基金」以解決霾害。 新加坡想將霾害議題，提交到聯合國，但這使得印尼總理相當不爽。許多印尼民族自決主張者認為東協只提出印尼的霾害，其它在印尼的廢棄物、新加坡的沙石廠、馬來西亞的非法伐木、泰國偷補印尼領海的魚…等，都未被提及。因此這個跨國境的霾害污染協定並未在印尼國會被批准。本文作者認為這個別國家行為，不是東協模式。 再來我們討論水資源的議題。除了寮國之外，其它東南亞區域國家都是和海相接的國家。魚，也自然而然成了東南亞主要蛋白質的來源了，然而若無限制的過度捕撈而破壞了大自然能夠自然再生產的循環，這樣的影響將永久不能恢復。關於海洋資源，主要聚焦在三個議題：棲地破壞、過度捕撈和來自陸地的污染。而內陸的水資源，最主要就是築水壩的議題，通常這會關連環境、社會、經濟等問題。首先，築了水壩後，原先自然的汎期泛濫就因為水壩破壞了，更甭提生物多樣性、遷村、魚獲減少、下游水量及營養物質的變化等。蓋水壩受衝擊的總是政治意識較弱的地方。泰國的巴幕(Pak Mun)水壩和印尼的巴坤(Bakun)水壩都被評估不適宜建設，但卻都蓋起來了。湄公河流域流經的各國也都試圖利用湄公河的水力逕行利用，但下游的國家總是抱怨上游國家把水用光了，柬埔寨和越南就是受害者。中國在上游，二○一二年將完成全中國第二大的水壩，這使得下游的寮國和泰國備受危脅。和三峽大壩一樣，許多國家在建設水壩時，都不得不犧牲國家公園或森林保留區被淹沒的悲劇。 目前看來，東協仍未有能力能夠介入各國保護環境的政策；而各國也基於經濟利益，而必須從消耗環境中獲利。

經濟發展似乎和環境保護是魚與熊掌不能兼得的議題，東南亞地區許多國家政府都以經濟發展為名，透過濫用及不具效率地使用著森林、土地及水資源，絲毫沒有僅慎、警愓之意。而且往往這影響的不只是當地的環境，這還可以影響區域或全球的環境。東南亞地區相較於西方較發達國家，對於環境的關心的想法較晚發展，而在東南亞地區對於發展迫切需要的時候，綠色合平組織的執行長說：「東南亞在拯救地球的戰役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里約熱內盧環境與發展宣言(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揭示在傳統規則上，國家行使自身主權開採資源時，也必需同時負起責任，確保其開採行動不會造成國家境外的環境破壞。對此，印尼總理馬哈蒂(Mahathir)就說，這些環保人士的訴求是在阻礙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換句話說，就是窮人不要擔起富人留下的債。尤其在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都將環境影響評估納入其對於開發計劃基金的考核項目的一環，這使得東南亞部份經濟民族自決主張者有種被歧視的感覺，甚至認為這是帝國主義的復僻。 東南亞國協曾為了東南亞區域環境也發表了「馬尼拉宣言」，各國環境部長表示，東南亞各國面對著共同的環境問題，而且必須確保環境的保護和永續發展，以保障東協人民福祉。然而，東協並未具有制度化的能力去實施其策略和行動計劃。下面我們將從伐林、霾害、水資源(海洋資源和內陸水資源)來看東南亞區域國際關係的樣貌。點此接續。

在面對國家利益時，國家們通常是處在競爭的狀態的，更甚者是衝突的，通常處理國家之間的衝突有以下方式：外交手段、調解、仲裁、法院裁判、恫嚇或訴諸武力。在東南亞地區國家之間的衝突存在著東協這樣子的組織，但其存在的價值，提供了不同於以往的型態，是另一個特殊的途徑，我們稱之為「東協模式」(ASEAN Way)。其假定共同的利益是和平、和諧，穩定地區域國際秩序，其具體作為是透過協商和共識。其原則有二：一、不允許兩造之間的爭議影響了區域穩定和破壞了東協自身的功能；二、不讓東協國家和非東協國家之間的議題，使東協內部的關係有負面的影響。   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被視為是「東協模式」的區域國際框架，其制度化地把條約的義務和共同安全結合在一起。透過在友好合作條約下的高峰會議，其能夠解決東協內部國家之間的爭議、歧見和衝突。   大家所期待的東協模式是悄悄來的、非正式的外交手段，沒有任何一方贏或輸，但彼此都能接受結果，而且不會破壞區域和諧和穩定。印尼的蘇哈托(Suharto)曾在東協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然而自一九九八年之後，似乎沒有任何一個東協領域能夠起類似的作用。二○○○年九月，泰國的外長蘇林(Surin)認為緬甸影響東協對外的關係，而想要採取行動，但當時的擔任主席的越南卻認為那是緬甸內政，於是沒有作為。這使得原先就不是很具體的「東協模式」又變得更模糊、曖昧了！   在東協內部的衝突和爭議就像天上的星星那樣數不盡，而且隨時可能發生新的事件。泰國和其週邊國家的問題就有：泰寮的森林問題、泰柬的神廟之爭。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則有土地歸屬的問題。鄰土爭議是最常見的，包括菲律賓對沙巴(Sabah)的主權主張、馬來西亞和印尼之間立吉丹(Ligitan)和詩巴丹(Sipidan)的爭議和巴拉特海域(Ambalat Block)的問題，以及新馬之間白礁(Pedra Branca)問題。另外，南中國海更是許多國家的相關利益。關於南中國海島嶼主權爭議，各個國家都會引述和自己淵源歷史最深的證劇以佐證，而中國大陸傾向透過和東協的兩方的共同開發，避免各自和一個一個國家的談共同開發。   除了領土相關的爭議外，國際之間的族群衝突也在東南亞地區發酵，這包括：菲律賓的穆斯林分離主義和泰國南部巴大年(Pattani)的分離主義，印尼則亞齊(Aceh)和巴布亞(Papua)都相同的情況。   東協的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是由環太平洋二十七個國家的外長所組成的會議，主要議題也是在區域和平與安全。對中國大陸而言，東協區域論壇能夠鞏固其在東南亞的政治角色。然而，儘管美國沒有參加，但許多在該論壇內的成員都是美國在東亞或東南亞中的軍事核心聯盟。此論壇在一九九五年的活動中提出了三個進程：一、建立信心；二、發展預防性外交手段；三、將衝突納入區域論壇解決。許多東協成員認為，參加區域論壇的成員中，有很多人對於這進程的無能感到相當不滿意，但在二○○一年的區域論壇中提出了「加強區域論壇主席角色」(Enhanced Role of the ARF Chair)的報告，希望情勢能夠有所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