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東南亞研究

《Transnational Violence and Crime in Southeast Asia》主要討論兩種在東南亞地區的跨國危脅，其分別為恐怖主義和跨國組織犯罪。國家在這些挑戰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必須去找到能夠處理這些危脅的機制，並同時兼顧主權和管轄權。下面依恐怖主義和跨國犯罪依序介紹其在東南亞發展和各國之間合作的情況： 在紐約世界貿易中心於二○○一年九月十一日受到恐怖攻擊之後，美國將東南亞視為反恐的第二陣線，然東南亞各國領導對此的反應程度稍有差異。菲律賓首先嚮應美國的行動；印尼和美國接觸後也授權美國行動；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則以內部安全來處理可能的恐怖份子；泰國一開始保持中立，後來也是加入了反恐陣營。美國不論在和東南亞各國或亞太經合會中，都確立了其在東南亞在反恐這個戰場上的優勢。然而，在美國攻打伊拉克之後，馬來西亞和印尼採取反對的態度，而菲律賓、泰國和新加坡這些傳統戰略夥伴仍保持同樣態度。支持美國反恐的國家主要基於自身的安全利益。美國是以全球戰略地思考反恐問題，但東南亞的反恐是在地思考，特別是對於伊斯蘭祈禱團(الجماعة الاسلامية，Jema’ah Islamiyah)。 伊斯蘭祈禱團起源於一九五○年代中達魯伊斯蘭(Darul Islam, دار الإسلام)，其抗拒一個多元文化的印尼。伊斯蘭祈禱團在阿布巴卡巴加(Abu Bakar Ba’asjir)的帶領下，教育出許多子弟兵，試圖在東南亞地區再造哈里發(Caliphate)盛世，一個由穆斯林所統治的政治合一體制。伊斯蘭祈祈禱團的擴散之廣，使其和蓋達(Al-Qaeda，القاعدة‎)組織有所關連。巴加讚許蓋達組織的將西方視為目標的恐怖攻擊行動，儘管巴希認為沒有所謂的「伊斯蘭祈禱團」，但伊斯蘭祈禱團的恐怖份子卻將巴希視為精神領袖。在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時，穆斯林的勇士們在抵抗蘇聯入侵阿富汗時，曾經團結在一起，這是伊斯蘭祈禱團和蓋達組織的連結，一但美國將對於反恐的戰爭定位為對伊斯蘭的戰爭，伊斯蘭祈禱團的崛起以捍衛穆斯林，就成了有力的心理支持。 在東南亞地區陸續召開了許多峰會都將對抗恐怖主義納入議題，包括東協高峰會、東協區域論壇、東協加三對話以及東協歐盟會議等，這些會議的召開，都強調不應該將任何特定族群或宗教和恐怖主義連結。我們可以說，東協對於反恐是基於其對於社會和經濟的傷害，而沒有任何意識型態或政治意圖。對於東協而言，反恐是在國家層次，因為伊斯蘭祈禱團和蓋達組織都滲透到在地組織，例如：馬來西亞的甘普蘭穆斯林勇士(KMM, Malaysia Mujahideen Group)或泰國南部的反叛份子。 在九一一之後的幾個月，印尼受於美國、澳洲、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壓力，印尼當局開始對付伊斯蘭祈禱團，結果二○○二年十月十二日引爆了兩起在峇里島的爆炸案。主使這些爆炸案的韓巴里(Hambali)在泰國被逮補後，逕送美國，並被監禁在關達那摩(Guantanomo)；巴加也被認為搧動爆炸事件而被逮捕，更稱自己專門對抗美國。印尼當局並未因此限制伊斯蘭祈禱團的發展。美國越是對印尼施壓，伊斯蘭祈禱團越是認為印尼政府無能、膽小，而印尼政府就更不敢對抗恐怖份子，陸續在二○○三年到二○○五年都陸續有恐怖攻擊事件，直到二○○七年逮捕伊斯蘭祈禱團的領袖後，其聲勢漸弱，但何時會反擊，仍不確定。 菲律賓則擁有最小卻最暴力的團體阿布沙亞(ASG，Abu Sayyaf Group)在南部從事分離運動以建立伊斯蘭國家。其最惡名昭彰的犯行就是在二○○四年時，擊沈了超級郵輪十四號(Superferry 14)，使百餘人死亡。這個團體的開山祖師叫阿都拉札真扎拉尼(Abdurajak Janjalani)，其從阿富汗帶回了瓦哈比派(Wahhabist)的意識型態。所謂的瓦哈比派就是，傳統上其主張清除伊斯蘭中類似民間信仰的部分，但其也誘發並鼓勵從事伊斯蘭恐怖攻擊，儘管聖戰(jihad)或伊斯蘭勇士(mujahideen)都並非瓦哈比派特有，但瓦哈比派被認為是恐怖份子的宗教思想。真扎拉尼被殺後，有人繼位，再被殺，再繼位，再組織，再反擊，沒完沒了。在美國的反恐行動中，菲律賓是唯一全力支持的，但菲律賓總統也遭國會疑質其未經國會批准而和外國軍隊聯合演習。 未來，泰國也可能面對反恐的問題。但他的合作夥伴將不會美國或澳洲，而是馬來西亞。他們將致力於不要讓泰國和馬來西亞的邊界成為泰國穆斯林恐怖份子的溫床。接續下一頁。

東南亞地區大量的森林消失造成了氣候變遷，也破壞當地的生物多樣性。基於需求面，幾乎所有亞洲國家，都沒有法令禁止非法砍伐的原本進口。國家政府試著透過執照、限量、保留林等來管理本國的森林資源，例如：中國禁止國內伐林。結果，緬甸成了提供中國木材來源的國家。泰國也是為了滿足需求，從緬甸、寮國和柬埔寨進口林材。據估計，光二○○○年到二○○五年間，柬埔寨就少了三十巴仙的原始林。寮國、馬來西亞都禁止木材出口，但總是會有非法走私的木材。現在這樣的風氣，也將從泰國、菲律賓漫延到印尼這個東南亞之肺。 東協若不敢面對森林砍伐問題時，則會把霾害拿出來討論，因為霾害是由於森林大火所造成的空氣污梁。在東南亞主要的霾害製造來源就是印尼的佳里曼丹(Kalimantan)省和蘇門答臘(Sumatra)，而且這影響擴及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澳洲長達七個月之久，公共衛生遭受嚴重的危害。通常森林大火的起因可分為人為和自然的。自然地自燃有之，但往往是由於人類造成的付出較高成本。一但一個地方起了森林大火，所有事務都被延宕。加上印尼中央權力較弱、去中心化和腐敗，一但大火發生，便一發不可收拾。在二○○二年，東協簽署了跨國境的霾害污染協定，此協定提出各國共同監控、評估、預防、科學技術合作、協調機制、熱線等，並在霾害發生，以最簡便通關方式，讓受難者快速免於災禍。但二○○六年，印尼的霾害又發生了，除了印尼總理道歉外，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澳洲五個受影響最大的國家還提出了「霾害基金」以解決霾害。 新加坡想將霾害議題，提交到聯合國，但這使得印尼總理相當不爽。許多印尼民族自決主張者認為東協只提出印尼的霾害，其它在印尼的廢棄物、新加坡的沙石廠、馬來西亞的非法伐木、泰國偷補印尼領海的魚…等，都未被提及。因此這個跨國境的霾害污染協定並未在印尼國會被批准。本文作者認為這個別國家行為，不是東協模式。 再來我們討論水資源的議題。除了寮國之外，其它東南亞區域國家都是和海相接的國家。魚，也自然而然成了東南亞主要蛋白質的來源了，然而若無限制的過度捕撈而破壞了大自然能夠自然再生產的循環，這樣的影響將永久不能恢復。關於海洋資源，主要聚焦在三個議題：棲地破壞、過度捕撈和來自陸地的污染。而內陸的水資源，最主要就是築水壩的議題，通常這會關連環境、社會、經濟等問題。首先，築了水壩後，原先自然的汎期泛濫就因為水壩破壞了，更甭提生物多樣性、遷村、魚獲減少、下游水量及營養物質的變化等。蓋水壩受衝擊的總是政治意識較弱的地方。泰國的巴幕(Pak Mun)水壩和印尼的巴坤(Bakun)水壩都被評估不適宜建設，但卻都蓋起來了。湄公河流域流經的各國也都試圖利用湄公河的水力逕行利用，但下游的國家總是抱怨上游國家把水用光了，柬埔寨和越南就是受害者。中國在上游，二○一二年將完成全中國第二大的水壩，這使得下游的寮國和泰國備受危脅。和三峽大壩一樣，許多國家在建設水壩時，都不得不犧牲國家公園或森林保留區被淹沒的悲劇。 目前看來，東協仍未有能力能夠介入各國保護環境的政策；而各國也基於經濟利益，而必須從消耗環境中獲利。

經濟發展似乎和環境保護是魚與熊掌不能兼得的議題，東南亞地區許多國家政府都以經濟發展為名，透過濫用及不具效率地使用著森林、土地及水資源，絲毫沒有僅慎、警愓之意。而且往往這影響的不只是當地的環境，這還可以影響區域或全球的環境。東南亞地區相較於西方較發達國家，對於環境的關心的想法較晚發展，而在東南亞地區對於發展迫切需要的時候，綠色合平組織的執行長說：「東南亞在拯救地球的戰役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里約熱內盧環境與發展宣言(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揭示在傳統規則上，國家行使自身主權開採資源時，也必需同時負起責任，確保其開採行動不會造成國家境外的環境破壞。對此，印尼總理馬哈蒂(Mahathir)就說，這些環保人士的訴求是在阻礙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換句話說，就是窮人不要擔起富人留下的債。尤其在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都將環境影響評估納入其對於開發計劃基金的考核項目的一環，這使得東南亞部份經濟民族自決主張者有種被歧視的感覺，甚至認為這是帝國主義的復僻。 東南亞國協曾為了東南亞區域環境也發表了「馬尼拉宣言」，各國環境部長表示，東南亞各國面對著共同的環境問題，而且必須確保環境的保護和永續發展，以保障東協人民福祉。然而，東協並未具有制度化的能力去實施其策略和行動計劃。下面我們將從伐林、霾害、水資源(海洋資源和內陸水資源)來看東南亞區域國際關係的樣貌。點此接續。

在面對國家利益時，國家們通常是處在競爭的狀態的，更甚者是衝突的，通常處理國家之間的衝突有以下方式：外交手段、調解、仲裁、法院裁判、恫嚇或訴諸武力。在東南亞地區國家之間的衝突存在著東協這樣子的組織，但其存在的價值，提供了不同於以往的型態，是另一個特殊的途徑，我們稱之為「東協模式」(ASEAN Way)。其假定共同的利益是和平、和諧，穩定地區域國際秩序，其具體作為是透過協商和共識。其原則有二：一、不允許兩造之間的爭議影響了區域穩定和破壞了東協自身的功能；二、不讓東協國家和非東協國家之間的議題，使東協內部的關係有負面的影響。   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被視為是「東協模式」的區域國際框架，其制度化地把條約的義務和共同安全結合在一起。透過在友好合作條約下的高峰會議，其能夠解決東協內部國家之間的爭議、歧見和衝突。   大家所期待的東協模式是悄悄來的、非正式的外交手段，沒有任何一方贏或輸，但彼此都能接受結果，而且不會破壞區域和諧和穩定。印尼的蘇哈托(Suharto)曾在東協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然而自一九九八年之後，似乎沒有任何一個東協領域能夠起類似的作用。二○○○年九月，泰國的外長蘇林(Surin)認為緬甸影響東協對外的關係，而想要採取行動，但當時的擔任主席的越南卻認為那是緬甸內政，於是沒有作為。這使得原先就不是很具體的「東協模式」又變得更模糊、曖昧了！   在東協內部的衝突和爭議就像天上的星星那樣數不盡，而且隨時可能發生新的事件。泰國和其週邊國家的問題就有：泰寮的森林問題、泰柬的神廟之爭。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則有土地歸屬的問題。鄰土爭議是最常見的，包括菲律賓對沙巴(Sabah)的主權主張、馬來西亞和印尼之間立吉丹(Ligitan)和詩巴丹(Sipidan)的爭議和巴拉特海域(Ambalat Block)的問題，以及新馬之間白礁(Pedra Branca)問題。另外，南中國海更是許多國家的相關利益。關於南中國海島嶼主權爭議，各個國家都會引述和自己淵源歷史最深的證劇以佐證，而中國大陸傾向透過和東協的兩方的共同開發，避免各自和一個一個國家的談共同開發。   除了領土相關的爭議外，國際之間的族群衝突也在東南亞地區發酵，這包括：菲律賓的穆斯林分離主義和泰國南部巴大年(Pattani)的分離主義，印尼則亞齊(Aceh)和巴布亞(Papua)都相同的情況。   東協的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是由環太平洋二十七個國家的外長所組成的會議，主要議題也是在區域和平與安全。對中國大陸而言，東協區域論壇能夠鞏固其在東南亞的政治角色。然而，儘管美國沒有參加，但許多在該論壇內的成員都是美國在東亞或東南亞中的軍事核心聯盟。此論壇在一九九五年的活動中提出了三個進程：一、建立信心；二、發展預防性外交手段；三、將衝突納入區域論壇解決。許多東協成員認為，參加區域論壇的成員中，有很多人對於這進程的無能感到相當不滿意，但在二○○一年的區域論壇中提出了「加強區域論壇主席角色」(Enhanced Role of the ARF Chair)的報告，希望情勢能夠有所變化。  

東南亞國家協會是不是能夠在擴張後的八大工業國組織(G8)中找到位置？我們可以從兩個地方來切入。一、沒有G8的認同的國家能夠立足取決其國家的經濟主要是依賴其經濟成長率和國民生產。二、來自G8國家以外的國家如何能夠實現其國際理想，在它們被邊緣化的同時。然而，如果G8能夠將東協納入，那麼以上的問題將可以解決。那麼，東協和G8之間又各自有什麼價值能夠滿足對方呢？   東協的早期四個會員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經濟實力是較大的。而只有後面加入的新加坡能夠和前四者比擬之外，其它被稱為CLMV(柬埔寨、寮國、緬甸和越南)的國家，都很難和前者並列。在一次在北海道由日本召開的氣候會議中，日本邀請印尼參與該會議，除了代表印尼之外，更將之視為東協的代表，並稱東協為緊密合作夥伴。   在經濟上，東協仍然有具有很重要的機制。尤其在東協前五個會員國的國民生產總合就幾乎和巴西相當了。然而，在失業率的成績和生活在貧窮線下的人數，泰國、菲律賓、印尼等，也是有相當可觀的成績。更甭提，緬甸加入之後，軍政府的血腥鎮壓更常常成為其它國家拒絕和東協合作的藉口。新現實主義者認為東協只是一艘空船，沒有正當性亦無影響力；結構主義者則從不同角度去理解東協，也給以更正面的評價。東協明顯能夠在全球經濟上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在其它方面，仍是混沌待觀察。   而G8對東協而言又有什麼意義呢？在一九九七年發生亞洲金融風暴時，東協和中國大陸、日本和南韓在同一陣線，儘管沒有在當時建立正式的亞洲貨幣基金，但隨著區域貨幣的合作，彼此之間的經濟連結將越來越高。有人認為「東協經濟共同體」在二○一五年將為東亞經濟整合的龍頭。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現行的國際貨幣基金無法將在東亞國家扮演角色。「東協加三」對東協而言，是一個重要的區域個體，也鼓舞東協對國際的想像。在這樣的情況下，G8對東協的意義是什麼？「東協加三」似乎比「東協加G8」更具正當性，而在東亞這艘船上，中國大陸和日本仍是同意東協作為駕駛。   然而，中國大陸在經濟和政治上的實力也一直提高，東協就面臨應該趁勢和中國大陸進行經濟上的整合或者獨立於中國大陸而發展的兩難。事實上，中國大陸能夠出口的產品，在質和量上都是遠勝於東協的，這使得東協和中國的整合是很容易落入再一次的邊緣化的。不過，中國大陸的市場卻又是不斷成長而提供機會。東協層次的考量之外，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都各自和美國、日本有雙方的貿易協定。若東協無法化整地定義和中國大陸的關係，最終中國大陸仍會有其政治影響力產生，東協也將失去影響力。   東協對G8是有吸引力的，而對東協而言，「東協加三」進而整合東亞會比G8更有意義並具正當性。鮑爾斯(Paul Bowles)認為東協和G8就像「兩艘在晚上相遇的船」一樣，不會有太多互動，不過就像陌生人一樣，只是打個訊號給對方知道自己的存在。像我這樣不關心國際關係的人，壓根也不會將G8拿出來和東協扯在一塊兒！

我這個人並不是很喜歡先入為主地預設立場去看文章，所以我先看完蔡鵬鴻的《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China-ASEAN Relations: Co-operation, Commitments and Challenges》再來解讀這個人。這個作者有兩點讓我認為他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一、過於突顯中國大陸在面對美國時的不足；二、一石二鳥(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的英文露餡。之後，我求教於谷歌，果然他就是中國大陸的學者，而且是上海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他的專長是「東亞國際政治經濟關係」。 中國大陸和東協「非傳統安全」的合作可以說是自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若從現實主義的取向來看，中國大陸的「安全」議題通常聚焦在內部的穩定是否影響當局政權。文革結束之後，鄧小平掌政，摒棄毛澤東對於全球戰爭的憂慮，轉向對經濟發展的建設。自冷戰結束前，自一九八○年代起，全球面臨相似的問題，如貧窮、環境退化、城市擴張、就業率、青少年問題和反抗傳統價值等。而冷戰結束後，中國大陸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如族群或宗教衝突、經濟競爭和南北半球的差距開始被提及。在一九九七年之後，經歷亞洲金融風暴，非傳統安全議題漸漸浮現。二○○一年九一一攻擊之後，非傳統安全議題正式和傳統安全議題幾乎被架在同一個水平之上，中國大陸並定位恐怖主義、毒品、愛滋病、海盜、非法移民、環境、經濟、資訊等安全都屬於非傳安全議題。 事實上，貧窮問題自一九八○年代開始，一直沒有被解決，而中國大陸在中南海又和東南亞國家有爭議島嶼的問題。許多東南亞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獨立，所以他們都珍惜其所擁有的主權和高度自治，而這也很容易使東南亞國家將與中國大陸的交往視為傳統安全議題的範疇。不過中國大陸也非傳統安全議題上做了許多努力，例如在亞洲金融風暴發生的時候，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政策並未在東南亞國家產生預期的結果，反倒是中國大陸提供印尼和馬來西亞貸款，並穩定人民幣匯率而贏得支持。 由此可知，危脅著東南亞國家的，也不是傳統安全議題，而是非傳統議題。真正挑戰著東協國家的非傳統議題包括：一、環境退化，二○○三年時，東協國家就指定該年為「環境年」，並以「朝向穩定發展」為主軸，暗示著環境的問題必須被拉到區域層級來處理。二、跨國犯罪，包括洗錢、貪污、海盜。三、資源分配，如漁產、水力、森林、能源或其它資源。四、恐怖主義，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菲律賓有些網絡被認為和蓋達組織有關，最著名的就是回教祈禱團(Jemaah Islamiyah)，這些恐怖主義被認為和峇里島和雅加達的爆炸案有關。二○○九年於中國大陸發生的新疆七五暴力事件，也被認為和回教祈禱團有關。五、分離主義，雖然這是非傳統安全議題，但常常是和傳統安全議題相關的，包括印尼的亞齊和菲律賓的棉蘭，都各自有解放亞齊運動(Free Aceh Movement)和摩洛伊斯蘭自由陣線(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大陸和東協合作的非傳統安全議題除了經濟和財政之外，就是跨國犯罪、公共衛生、貧窮和恐怖主義。中國大陸和緬甸加強邊境合作以避免海洛因的走私，而中國大陸和東協在二○○二年於金邊展開的第六次雙方高峰會同意共同對於人口販賣、海盜、恐怖主義、槍枝走私、洗錢、國際金融罪犯和網路犯罪通通歸於非傳統安全議題，而且嚴重影響區域和國際的安全。公共衛生的合作則是因為非典型肺炎(SARS)。另外，美國方面認為貧窮和恐怖主義是沒有關聯的，但在東協國家中，卻認為貧窮造成恐怖主義的原因。蔡鵬鴻主張，兩者是沒有直接的關係，不過貧窮確實是造成許多問題的主因。 關於中國大陸的「以民為主」的政策，需要一個安穩的環境，所以中國大陸也不樂見有全球性的戰事發生在可預則的未來。在傳統安全需求下降，非傳統安全議題就相對上升。對於中國大陸而言，潛在的分離勢力就是臺獨份子。若將中國大陸的政策優先次第排序的話，只有台灣問題排在首位，是有點介於傳統安全議題和非傳統安全議題的，其次就是和東協的的經濟合作，第三是希望科學性、穩定性地期待和東協共同發展，而不致於不平衡，最後就是落實在跨國犯罪、公共衛生和環境退化的共同合作。 美國也致力和東協發展良善關係，特別在反恐這一部份，東協傾向和美國合作。美國並稱東南亞為反恐的「第二陣線」。菲律賓甚至提供軍隊讓美國進行軍事訓練，而菲律賓總制艾若玉(Arroyo)還承認美國在菲律賓的軍隊是用來監控中國大陸。美國還將東南亞地區部分國家定位為「非北大西洋公組織聯盟」。於此受限於美國，中國大陸實在無法再和東協往上一層建立合作關係。美國的軍隊進到東南亞地區可以說是一石二鳥，一來是將內政的反恐延伸到亞太地區，二來也拉攏東協，抵制中國大陸。美國實在太高招了！！！

 改變，由於中國的外交攻勢，在過去的兩年中，特別是積極推動簽署自由貿易區（FTA）的。從而成為第一東北亞洲國家加入東盟 +3以及日本和韓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中國正試圖鞏固其“內幕”的角色，在該地區。針對聯合國的國家的軍事和經濟存在。在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包括促進貿易和投資，實現自由貿易的十年內（2010年）和發展的湄公河次區域（涉及雲南，緬甸。老撾，泰國。柬埔寨和越南）。   這些事態發展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問題：請問中國有多遠，走東盟自由貿易區在促進區域一體化？區域一體化帶來什麼對東盟？弧形的啟示是什麼中國的參與東盟自由貿易區和東盟經濟共同體應該如何應對東盟區域一體化？雖然可以推測，綜合區域可能加強地區穩定和減少衝突的可能性。它是尚未為時過早以確定它是否將是值得努力的有關各方。但是，作為一個相互依存的經濟共同體。東盟必須更謹慎的政治和經濟後果。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其後果太區域一體化，東盟似乎並未有很多的替代品。   對於目前，東盟最重要的目標是要考慮的建議有可能提高其經濟安全和促進其生長在短期到中期。建議為一體的綜合經濟共同體在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自由貿易區中的）和亞洲（在一個模糊的框架，所謂的亞洲經濟共同體），都只是手段來實現這些目標。簡單地說。區域主義是一種手段，經濟持續發展，而不是目的本身。迅速發展的中國既是一個“樂土”和“怒海”，因為這是兩個競爭對手和合作夥伴，東盟經濟。'在這個發展階段，中國面對面的競爭與東盟的外國直接投資（FDI ）和出口市場。但在同一時間，儘管競爭，東盟的經濟不能忽視勢的中國的巨大市場。   更何況這是鑑於中國將是一個重要的決定性因素，其結果東盟經濟學痛苦的過程，調整和改變。'因此，本章將評估最近的事態發展貿易關係和中國與東盟（東盟 +1 ）。並研究有關建議的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以及它將如何影響的區域一體化。它還將突出一些潛在的挑戰，中國與東盟關係在不久的將來。這個論點假定這一章是謹慎追求的必要和迫切的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調整，以使他們能夠跟上對方，從而使他們能夠獲得好處的區域一體化。   中國與東盟關係：超越多極化，邁向區域主義   國際政治發生了根本轉變，在結束了冷戰。徹底崩潰，蘇聯在20世紀 80年代末和主導地位的美國，日本和北約之前的9月11日恐怖襲擊事件的國際制度的最佳形狀描述成一個多極化，在權力分佈在地理實體。但是，9月11日迎來了一個國際事件系統，其中美國行使其軍事力量胡亂國家利益的名義在其打擊恐怖主義。在面對這種持續不斷的衝突開始和聯合國之間的恐怖主義網絡，亞洲太平洋地區的許多伊斯蘭國家（如印度尼西亞，並在較小的程度。馬來西亞）已成為纏在日益緊張的人口和穆斯林之間的美國在其反恐決心。多數東盟國家的情況，除非新加坡和菲律賓。呼籲反對單極主義和單邊主義，即是顯性聯合國在世界事務中石板。   請問這個新模式的轉變適用於中國的作用，在東南亞地區？至於安全安排方面，中國〜東盟關係確實取得了重大打擊。東盟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已達到一個階段的發展“新生的安全社區。”最近的政策發展確實加強了這一趨勢。 2003年8月在I9武夷山，福建，中國高級官員和東盟十國簽署的友好條約和1976年銅操作（交諮會）。'東盟秘書長屬 |王景榮稱讚這是“開創性的一步”建設中國與東盟之間。“ 迅速變革的弧也同時出現在政治和經濟方面。在此期間，北京認為中國的經濟關係，促進與東盟國家作為一種手段來為經濟利益，因為東南亞提供了重要的出口渠道和來源的外國資本和原材料。在中國提供的資金和標記。北京認為東南亞有助於在中國的驅動實現經濟現代化。中國最初開放的80年代和90年代的自由化已導致其出口快速增長。其影響是同樣重要的則作為東盟也正在經歷快速增長。到90年代末，但是，一切都不同。東盟的經濟政策削弱了金融危機，中國越來越多地轉向區域和全球市場，供大於求的安裝和國內價格急劇下降。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表示強烈興趣加入東盟自由貿易區。   幾乎所有有關各方一致認為，進一步發展潛力的中國與東盟經濟關係的弧形大。一個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的手臂將是世界上最大的，擁有綜合市場 1.7億人口，國內生產總值的12萬億美元，總貿易額估計為 1.23美元萬億美元。中國加入WTO刺激了經濟增長幾乎肯定雙邊經貿關係的兩個區域，從而證明了貿易和投資機會以及其他領域的合作是巨大的。' 這些事態發展，但是，遇到了一些憂慮在東盟國家。菲律賓貿易和工業部長曼努埃爾羅哈斯答：會，例如，是其中的決策者更加懷疑東盟中國表示保留意見的存在，在東盟自由貿易區，因為很難衡量利弊輕的事實，中國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最近在2001年。這還有待觀察中國將遵守其承諾在自由貿易體制。“到目前為止，並非所有的中國'：貿易夥伴滿意。另一個主要問題是中國的缺乏法律和監管框架;例如，它沒有一個有效的破產法。雖然這是幾乎可以肯定，自由貿易區將迫使中國進一步改革其管理和流通體制，這些改革的成效在制定和實施仍然不明朗。   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哈斯蒂和承諾 11月4日2002年，“框架協議全面經濟合作與東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是在金邊簽署。一年後，中國推出了主意。中國，似乎更準備於東盟區域一體化。 有許多理由對東盟的倉促加入中國移動的建議，區域一體化儘管其最初的懷疑。這是一個提高經濟利益，反映在兩個方面：他們自然要查看它作為一個正和​​遊戲。戰略競爭美國和日本位居最明顯的因素推動中國的緊張的外交攻勢在該地區。此外，這些溢出效應超級大國不能打折扣。美國提出了企業對東盟行動計劃（EAI），使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盯著沿線的美國和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日本也不願站在場邊，公佈了“聯合宣言，東盟與日本領導人關於全面經濟夥伴關係”11月5日2002年，在金邊。   這些發展應該以積極的眼光看待，因為他們有過影響提請注意這些經濟超級大國對東盟，從而為他們提供的動力，一起把他們的行為，從而有效應對這種快速的發展。   雖然該建議又匆匆商定，雙方均持謹慎態度執行。在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的主要目標是讓航空運價與東盟 – 6和其餘的東盟“正常軌道”的產品，到2010年和2015年分別。因此，儘管雙方都採取了漸進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目標，目前還不清楚它是如何談判將繼續進行。預計，東盟一些國家將一些部門提出的“敏感的軌道”，以獲得額外的優勢，與中國的談判。   中國的反應是實施“早期收穫計劃”（EHP的）於 2002年。這個為期三年的計劃主要是中國早期的特許權收益分配向東盟國家通過削減關稅在主機上的農產品和製成品在實際執行自由貿易協定 1月1日2005。農業社區一般規模不經濟，技術落後。從本質上講，他們是小額遺產需要政府援助。覆蓋的產品是活動物，肉類及食用雜碎，魚，乳製品，其他動物產品，活樹木，食用蔬菜，食用水果及堅果。東盟國家也禮尚往來，給中國的關稅減讓下一個所謂的關稅協調制度對農產品如肉類，魚類，水果，蔬菜和牛奶的國家，如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的經濟有一定的比較優勢在農業很高興這個計劃的任何部分。例如，在聯合國主持下的這一方案，取得了實實在在的好處馬來西亞為它成功地與中國達成一項協議，免除一包590產品，包括未加工和玻璃信封消除關稅。   在以農業為主的菲律賓，然而，更困擾的協議比其他東盟國家。它擔心降低農產品關稅將損害菲律賓的農業部門，因為它會打開了道路洪水廉價中國食品。有報告指出，所謂的“灰色市場”進口食品來自中國 呂宋島北部已經有消極後果，菲律賓政府不希望看到擺在首位。' 雖然許多人同意這個方案是經濟信心的措施某種。在政治和外交方面都沒有錯過。中國的建議把它作為整個經濟領袖，因此，它能夠脫穎而出的其他經濟大國和更換角色為龍頭的區域合作。這個假說的支持，分析師的意見，日本不太可能類似的東西。因為它是非常注意保護自己的國內農產品市場。   許多人看好成果的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到2010年。在正式的平均東盟自由貿易區的中國，如果能夠實現，將各有不同，零和百分之五。和內部的貿易和投資壁壘將被淘汰。該自由貿易區將控制百分之四十的世界外匯儲備超過 2萬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百分之十的世界總量的。   東盟 +1或緊張 /挑戰中國和東盟之間 中國加入WTO的重要意義，其國內經濟和區域經濟。許多分析人士指出，中國的加入WTO世貿組織將鼓勵其早期運動走向經濟自由。據認為，中國加入WTO協議將減少指揮和控制元件在中國政府的權威，並添加勢頭，其增加經濟走向自由化。這將進而確保中國的承諾，​​進一步降低政府的作用在經濟和正在推進市場化改革。   對於東盟，中國的加入將是及時，因為 1997年貨幣危機留下的東南亞盯在廣闊的中國需要市場的需求，他們的商品和服務時，他們的經濟回升勢頭。如果使用出口東盟作為他們的戰略，以解決他們的一些經濟問題，他們要求進入中國標記。然而，雖然中國的標記，無疑是亞洲第二大，也是最受保護。因此，這是東盟的利益，促進改革和開放的中國經濟。貿易和投資領域，以約束中國向世貿組織的國際貿易規則，盡快。 […]

我認為顧長永老師是個對中華民國有感情的人，也是個愛台灣的人，我讀了他所寫的《THE CHANGING POLITCAL ECONOMY OF TAIWAN’S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我認為他愛之深，責之切。本文章討論了台灣和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的關係，台灣人讀台灣人寫的文章總是特別覺得親切，下面分享筆記和心得：   台灣海峽兩岸的兩個「中國」政府(中華民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曾經對於中國的代表權有過一段不敢回首的爭執，因為這都悠關都其生存。與此同時，東南亞就成了兩造政府逐鹿的戰場。顧長永透過「互賴理論」(theory of interdependence)檢視台灣和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的外交關係。互賴理論的框架主要是對於較小的國家的外交關係的發展，如中華民國在台灣這樣的國家，就很適合應用這樣的理論。這理論不需要兩造互賴，只要其中一方依賴另一方，也一併適用。通常，較依賴、較弱的一方會因為單一議題而去影響其它議題。在面臨外在的挑戰時，如果自身政策的可變性越高，則自身就越強韌。由於中國大陸和台灣對於現狀(兩岸的分治)的改變都有高度的敏感度，所以對於和東南亞的關係，必須透過多渠道地建立。   在一九七五年之前，中華民國還和泰國、南越和菲律賓有正式的外交關係，然後在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之後，南韓又被北韓打敗，中華民國可說是進入了一段長達十年的外交暗黑期。直到一九九四年三月，台灣的行政院通過了和東南亞加強經貿關係的指導綱領，啟動「南向」政策，後來的南向政策還擴展到包括寮國、緬甸、澳洲和紐西蘭等國家，但因為遇到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告終。此外，私人企業、低利貸款、來自東南亞的客工等，都使得東南亞和台灣有了互賴的關係，相較之下，東南亞較依賴台灣，特別是對於兩造物質上的關係。這也使得台灣能夠跨越政治上的正式外交關係，建立和東南亞的經濟關係。   台灣和東南亞這樣的關係，在一九九七年之後開始轉變。主要在亞洲區域政經和台灣內部的政經有關。從一九八○年中期到一九九○年中期，東南亞經濟快速起，在東南亞開始一片看好的聲勢下，也滋生貪污的情事。此外，法律的透明度和法治機構尚未健全，以致於產生亞洲金融風暴。國際貨幣組織和世界銀行並沒有立刻給予救援，反倒是中國大陸堅定地透過維持人民幣匯率和持續延長對東南亞國家的貸款而受到東南亞國家的歡迎。而台灣內部的政經則隨著政黨輪替(國民黨下台，民進黨執政)，也改變了和東南亞的關係，這包括核四停建後，台灣經歷了自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台之後，第一次經濟負成長，使得台灣對外投資相對於大陸減少。加上民進黨的政治理想，使得兩岸關係(中國大陸和台灣)緊張。這對於求發展的東南亞國家而言，台灣就不是一個穩定和繁榮的合作角色，儘管馬哈蒂要求台灣應該扮演在經濟上的角色，而不是作為一個國家，民進黨政府鳥都不鳥。民進黨政府也不相信外交部公僕的專業(民進黨認為，那些公僕和國民黨有關，簡單地說，就是疑心病很重啦！)，所以對於外交事務許多誤判。   冷戰結束前，東南亞各國大多和中國大陸保持一定的距離，只有和緬甸、寮國、柬埔寨有較蜜切的關係。儘管改革開放以及在地方進行鎮鄉級的直選，仍抵不上一次天安門事件對於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的形象打擊。一九九○年開始，中國大陸開始與東南亞國家重修舊好，在台灣和東南亞國家發展經貿關係時，中國大陸也試圖加強其和東南亞國家的關係。發生亞洲金融風暴以前，中國大陸只被視為一個具有經濟潛力的超級大市場，但一九九七年之後，證實中國大陸還可以扮演政治經濟上「負責任的大國」。直到一九九八年，東南亞地區和台灣的貿易中，東南亞開始從貿易平衝中享受獲利，之後，東南亞和中國大陸的一直增加，直到二○○一年，東南亞和中國大陸也開始享受到盈餘。即，東南亞國家在和台灣、中國大陸交往時，都陸續從這兩個經濟體中獲得利益。在赴東南亞觀光旅客數和彼此的貿易協定數量也有相似的情況。。   在冷戰時期，政治和軍事的對立是影響台灣和中國大陸的主要變項，但現在經濟似乎是更重要的面相，而且是透過多渠道的發展。台灣因為有較民主(相較於中國大陸)，曾經獲得東南亞國家的青睞；然，中國大陸在金融風暴過後， 其對於東南亞地區而言，角色越來越重要，相形之下台灣的角色將趨弱。當然，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地區搞好關係，並維持相對的政治和經濟互補，這將有助於兩造區域整合的進程。   我認為，在東南亞地區，台灣和中國大陸曾經經歷過政治上的競爭；而現在正進行著經濟上的競爭；我相信未來將有文化上的競爭，包括孔子學院、儒家文化等思想上的競爭。

我剛剛讀了陳傑(譯音：Jie Chen)的文章，他是西澳大大學政治與國關的教授，不知道是哪裡人，不過感覺應該是華人，可能是新加坡人，因為他的英文很怪。比方說「beef up」，這種很怪的英文，文章有點像是中文翻譯成英文的，但我也不太肯定。我讀的是《TAIWAN'S DIPOMACY IN SOUTHEAST ASIA: Still Going-South?》，下面和大家分享筆記和心得。   基本上，國民黨和民進黨大概都有個共識，那就是中華民國或台灣都應該在國際間被視為是不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務實外交」旨在尋求國際上對「台灣」作為國家主權的認同，這不只是正當性地為「新台灣」發聲，同時是促進整體國家利益，不論在國家安全或經濟領域的非傳統安全議題都是如此。(看這一段話時，我強烈地懷疑這人是民進黨的！)   在李登輝擔任總統之前，中華民國外交在東南亞地區可以說是微不足道，在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播遷到台灣後，不少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東南亞地區國家也是如此，除了南越以反共產為號召還和國民政府建交一陣子之外。(當然，南越消滅之後，和越南也就沒有交往了！)在李登輝當總統時，東南亞是台灣往外投資最大的接受地區，除了在新加坡之外，在許多國家也都是當地排名相當前面的外資來源。此外，台灣也有大量來自東南亞的移民勞工，因為隨著技術和勞工成本的提高，引進外來勞力才能降低成本，引進大陸的勞工是完全不被考慮，於是大多數的契約勞工都來自東南亞地區。   在國際上，權利的行使主要有十二項，這可以用來檢視該國外交成就，其包括：對於居住的友善、菸酒免稅、薪資免稅、機動車免稅、公共事務諮詢、官方身份、行李免檢、機場禮遇、通關密語、官方郵包免檢、政府交涉以及給予簽證。在一九九○年代，基本上除了公開地使用「中華民國」和掛國旗之外，以上行動大致都被賦予。於李登輝時代，有少數幾位官員，包括李登輝本人都有出訪東南亞部分國家的行程。東南亞地區，有許多早期的華人移民，而這些人在國民黨領導的革命下，也認知國民黨作為中華文化的正統和相較於中國大陸的優勢，都還認為國民黨能和自己的祖先輩連結。此外，台灣和東南亞地區的華人有著同樣自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移出的背景，加上台灣本土的原住民族在語言上和南島語系有很大的淵源，台灣與東南亞的交流似乎是理所當然的。東南亞各國的地區政府往往和中華民國有著「類官方」的交往。李登輝時代，能夠和東南亞地區有較良善的關係，有兩個原因，一是冷戰過後，北京不再像過去一樣，維持著北京、莫斯科和華盛頓的三角關係，地位趨弱；二是因為天安門事件，使得北京的國際形象大壞。而台灣和大陸也在這時候開始透過民間團體海基會和海峽會於新加坡進行會談。(其實，就是官方的白手套。)   在一九九五年之後，中國大陸發生了建政以來最好的經濟建設，這也使得中國大陸開始極積參與國際事務，特別是提高了對台灣外交空間打壓的力度和強度。(我實在不喜歡這麼說。)中國大陸富起來了，也開始學習台灣，對東南亞地區提供低利貸款。好死不死，又在一九九七年發生金融海嘯，所這就是見證友誼的最佳時刻了！許多東協國家也向台北拋出橄欖枝，向台北示意，但這時候台灣的外交援助開始受限，大陸對東南亞地區卻透過方方面面的承諾，包括穩定人民幣匯率等回應東協。在一消一長的情況下，使得接手的陳水扁政府更是棘手。   陳水扁當總統之後，改變了長達一甲子的國民黨的政策，在台北、北京和華盛頓的三角關係中，顯得相當焦慮。特別在九一一之後，台灣更是擔心中國大陸和美國在反恐方面，建立了合作關係。陳水扁擔任總統期間，透過金援，包括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等官員到處出訪。(根據陳佩修的說法，這些國家違反聯合國的決定，承認中華民國主權，是相當偉大的。所以我們應該對外交金援放開一點。)同時有系統起動員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公民社會，這既符合非政府組織的利益，也符合國家的利益，也使得台灣和許多主要的非政府組織有了連結。   不得不承認的是，來自北京的壓力也發生在中華民國的貪污總統身上。二○○二年十二月，陳水扁原本打算出訪印尼，就在陳水扁踏上旅途時，被北京要求取消。(當然，這時候陳水扁尚沒有什麼貪污的指控。)二○○四年三月，陳水扁競選連任時的公投綁大選，東協外交部長還聲明警告，台灣若進行公投將危害兩岸之間的關係。這樣看來，中華民國的命運真是可憐。不過，你若知道民進黨做過什麼事，你大概就不會同情它了。二○○○年前，台灣在越南的新順和菲律賓的蘇比克灣都有經濟園區的投資，在民進黨執政之後，通通喊停。(我看到這段的時候，只覺得民進黨愚蠢，現在還敢講要加入東協或反ECFA！！！)   綜合而言，國民黨和其領導者之所以能夠在東南亞地區有較優質地來往，主要是因為和東南亞地區領導者或其家人長期的關係。而這正是民進黨所缺乏的。國民黨過去也因為「一個中國」的政策，對華僑或華務多有支持。民進黨因為自己台獨的立場而反對國民黨的僑務政策。   台灣好可憐。它既不屬於亞歐會議的成員，在亞太經合會的重要性也逐漸降低。可怕的是，似乎有一股台灣是屬於「東南亞」的認同產生。我不是瞧不起東南亞，我瞧不起的是為了反中而去親東南亞。中國人就是中國人，我是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我的中國是「文化中國」。哼！

中國大陸在經濟層面的崛起，在國際環境裡，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特別對東協這個組織有很影響。此外，還有三件事牽動並改變著東協對區域和國際關係的觀點，那就是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日本失落的十年和美國領導在東南亞地區展開的反恐行動。中國大陸一直想方設法地想要鞏固其在區域內的角色。關於此，有人指出，東協面對中國大陸時也要注意政治相關的影響。東協處在一個相當尷尬的地位，一方面中國大陸和東協在爭取外國直接投資和出口市場這一方面是競爭的，但另一方面，東協又不能忽視中國大陸這一個廣大的市場。   中國大陸和東協的關係是超越「多極主義」，而朝向「區域主義」的。冷戰之後，到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前，國際事務大多是由美國、日本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主導，這樣的態勢，我們稱之為「多極主義」，世界體系也是如此開展的。然而，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以國家利益之名，希望打擊恐怖主義。而美國和恐怖主義之間的衝突，也造成了在亞太地區穆斯林國家的緊張。大多數的東協國家都認為美國是主導世界事務的「單極主義」頭頭。   至於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區域的關係，可以說是濫觴於中國大陸和東協在二○○三年簽署了自一九七六年就存在的《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自此加強了雙方的互信基礎。加上過去金融風暴時，東南亞正弱，中國大陸轉向布局區域和全球市場，中國大陸也試圖透過區域自由貿易來擴張出口和促進國內消費。中國大陸和東協的自由貿易區成形，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它有驚人的消費人口和產質。   在中國大陸和東協的區域整合就位後，美國和新加坡也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日本也在緊接著和東協簽署協定。通常農產品是產質規模小且生產未現代化時，是相當需要國家的力量去扶持的。而中國大陸提出的和農產品有關的物流系統，使本來就具有農業優勢的國家如泰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都相當滿意這樣的架構。不過，菲律賓也擔心這樣物流會使大量又便宜的中國大陸食品往菲律賓傾銷，更何況中國大陸早有「黑心商品」的臭名。   中國大陸和東協的自由貿易區，有人說是「東協+一」，也有人說是「中國大陸+一」，兩者的關係是存在緊張和挑戰的。中國大陸一直在減低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以朝向一個市場化的體制前進。而東協也利用出國貨品到中國大陸以作為策略去解決經濟問題。這可能面臨的問題就有兩個：外國投資和勞力市場。   在外國投資方面，中國是一個國家，決策較一致，而東協各國則是破碎的市場，相較於中國大陸或世界其它地方，東南亞相當不具吸引力。於此，中國大陸和東協協定的議題就會聚焦在外國投資的分配上，中國大陸需要對於各國「讓利」，但中國大陸又不能全面地對東南亞國家讓利，因為其中有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對於越南、寮國和柬埔寨則認為，憑藉著自身較低的勞力成本加上自由的投資環境，都有助於他們自身的發展。中國大陸的目前正在進行臺灣層經做過的「南向政策」。在勞力市場方面，一但外國投資到了一個水準，勞力成本也勢必上漲，這樣子結構的調整若處理的好的話，東南亞各國的勞動力就能夠吸引外資，但這都還得看東協是否能夠跟上中國經濟的成長。   中國大陸和東協簽定自由貿易協定，經濟上，中國大陸受益的還是多於東協。對東協而言，區域自由貿易還算是次要的。不過，區域自由貿易可以使區域穩定，並發揮其影響力。倘若東協的體質良好，則東協就能在更上一層樓。東協和中國大陸這自由貿易區，將會有以下分歧：一、區域裡的成員貿易自由化程度不一致，因為本來的經濟發展就不一致；二、兩者的經濟互賴提高，現在只能更深化而不能再弱化整合的程度了；三、東協並無整體和中國的自由貿易協定意願，各國卻各自又想獨自和中國大陸有協定。中國大陸和東協雙方的協商都可以提高彼此的競爭力。   在中國大陸和東協經濟整合之後，以下情況都是可能會發生的：一、東協內發展中國家和發展較慢的國家因為產品的區隔，將把原本就存在的差距再擴大；二、如果整合的過程是從中國大陸和東協的雙方交涉轉換到與各個國家的次區域層級，勢必將會是個混亂的進程；三、東協國家間各成員國的利益是相當不一樣的，這也可以說幾乎是無法產生一個所謂的「東協共識」。不過，也有人認為儘管存在這些差異而東協仍不斷前進正是東協所以迷人的地方。   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動作造成了兩個影響，一是加速了貿易自由化的過程；二是使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維持在一個相對高的幅度。中國大陸作為一個有潛力的大市場，也提供東協國家的企業成長的機會，然而，這都取決於中國大陸如何處理中國自身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即東協的經濟成長是無法離開中國大陸的決策。東協的區域整合完成之後，也可能意味著是穩定經濟成長的終止，東協各成員仍必須找出各自的利基以維護其政治和安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