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東南亞研究

我這個人並不是很喜歡先入為主地預設立場去看文章，所以我先看完蔡鵬鴻的《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China-ASEAN Relations: Co-operation, Commitments and Challenges》再來解讀這個人。這個作者有兩點讓我認為他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一、過於突顯中國大陸在面對美國時的不足；二、一石二鳥(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的英文露餡。之後，我求教於谷歌，果然他就是中國大陸的學者，而且是上海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他的專長是「東亞國際政治經濟關係」。 中國大陸和東協「非傳統安全」的合作可以說是自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若從現實主義的取向來看，中國大陸的「安全」議題通常聚焦在內部的穩定是否影響當局政權。文革結束之後，鄧小平掌政，摒棄毛澤東對於全球戰爭的憂慮，轉向對經濟發展的建設。自冷戰結束前，自一九八○年代起，全球面臨相似的問題，如貧窮、環境退化、城市擴張、就業率、青少年問題和反抗傳統價值等。而冷戰結束後，中國大陸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如族群或宗教衝突、經濟競爭和南北半球的差距開始被提及。在一九九七年之後，經歷亞洲金融風暴，非傳統安全議題漸漸浮現。二○○一年九一一攻擊之後，非傳統安全議題正式和傳統安全議題幾乎被架在同一個水平之上，中國大陸並定位恐怖主義、毒品、愛滋病、海盜、非法移民、環境、經濟、資訊等安全都屬於非傳安全議題。 事實上，貧窮問題自一九八○年代開始，一直沒有被解決，而中國大陸在中南海又和東南亞國家有爭議島嶼的問題。許多東南亞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獨立，所以他們都珍惜其所擁有的主權和高度自治，而這也很容易使東南亞國家將與中國大陸的交往視為傳統安全議題的範疇。不過中國大陸也非傳統安全議題上做了許多努力，例如在亞洲金融風暴發生的時候，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政策並未在東南亞國家產生預期的結果，反倒是中國大陸提供印尼和馬來西亞貸款，並穩定人民幣匯率而贏得支持。 由此可知，危脅著東南亞國家的，也不是傳統安全議題，而是非傳統議題。真正挑戰著東協國家的非傳統議題包括：一、環境退化，二○○三年時，東協國家就指定該年為「環境年」，並以「朝向穩定發展」為主軸，暗示著環境的問題必須被拉到區域層級來處理。二、跨國犯罪，包括洗錢、貪污、海盜。三、資源分配，如漁產、水力、森林、能源或其它資源。四、恐怖主義，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菲律賓有些網絡被認為和蓋達組織有關，最著名的就是回教祈禱團(Jemaah Islamiyah)，這些恐怖主義被認為和峇里島和雅加達的爆炸案有關。二○○九年於中國大陸發生的新疆七五暴力事件，也被認為和回教祈禱團有關。五、分離主義，雖然這是非傳統安全議題，但常常是和傳統安全議題相關的，包括印尼的亞齊和菲律賓的棉蘭，都各自有解放亞齊運動(Free Aceh Movement)和摩洛伊斯蘭自由陣線(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大陸和東協合作的非傳統安全議題除了經濟和財政之外，就是跨國犯罪、公共衛生、貧窮和恐怖主義。中國大陸和緬甸加強邊境合作以避免海洛因的走私，而中國大陸和東協在二○○二年於金邊展開的第六次雙方高峰會同意共同對於人口販賣、海盜、恐怖主義、槍枝走私、洗錢、國際金融罪犯和網路犯罪通通歸於非傳統安全議題，而且嚴重影響區域和國際的安全。公共衛生的合作則是因為非典型肺炎(SARS)。另外，美國方面認為貧窮和恐怖主義是沒有關聯的，但在東協國家中，卻認為貧窮造成恐怖主義的原因。蔡鵬鴻主張，兩者是沒有直接的關係，不過貧窮確實是造成許多問題的主因。 關於中國大陸的「以民為主」的政策，需要一個安穩的環境，所以中國大陸也不樂見有全球性的戰事發生在可預則的未來。在傳統安全需求下降，非傳統安全議題就相對上升。對於中國大陸而言，潛在的分離勢力就是臺獨份子。若將中國大陸的政策優先次第排序的話，只有台灣問題排在首位，是有點介於傳統安全議題和非傳統安全議題的，其次就是和東協的的經濟合作，第三是希望科學性、穩定性地期待和東協共同發展，而不致於不平衡，最後就是落實在跨國犯罪、公共衛生和環境退化的共同合作。 美國也致力和東協發展良善關係，特別在反恐這一部份，東協傾向和美國合作。美國並稱東南亞為反恐的「第二陣線」。菲律賓甚至提供軍隊讓美國進行軍事訓練，而菲律賓總制艾若玉(Arroyo)還承認美國在菲律賓的軍隊是用來監控中國大陸。美國還將東南亞地區部分國家定位為「非北大西洋公組織聯盟」。於此受限於美國，中國大陸實在無法再和東協往上一層建立合作關係。美國的軍隊進到東南亞地區可以說是一石二鳥，一來是將內政的反恐延伸到亞太地區，二來也拉攏東協，抵制中國大陸。美國實在太高招了！！！

 改變，由於中國的外交攻勢，在過去的兩年中，特別是積極推動簽署自由貿易區（FTA）的。從而成為第一東北亞洲國家加入東盟 +3以及日本和韓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中國正試圖鞏固其“內幕”的角色，在該地區。針對聯合國的國家的軍事和經濟存在。在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包括促進貿易和投資，實現自由貿易的十年內（2010年）和發展的湄公河次區域（涉及雲南，緬甸。老撾，泰國。柬埔寨和越南）。   這些事態發展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問題：請問中國有多遠，走東盟自由貿易區在促進區域一體化？區域一體化帶來什麼對東盟？弧形的啟示是什麼中國的參與東盟自由貿易區和東盟經濟共同體應該如何應對東盟區域一體化？雖然可以推測，綜合區域可能加強地區穩定和減少衝突的可能性。它是尚未為時過早以確定它是否將是值得努力的有關各方。但是，作為一個相互依存的經濟共同體。東盟必須更謹慎的政治和經濟後果。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其後果太區域一體化，東盟似乎並未有很多的替代品。   對於目前，東盟最重要的目標是要考慮的建議有可能提高其經濟安全和促進其生長在短期到中期。建議為一體的綜合經濟共同體在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自由貿易區中的）和亞洲（在一個模糊的框架，所謂的亞洲經濟共同體），都只是手段來實現這些目標。簡單地說。區域主義是一種手段，經濟持續發展，而不是目的本身。迅速發展的中國既是一個“樂土”和“怒海”，因為這是兩個競爭對手和合作夥伴，東盟經濟。'在這個發展階段，中國面對面的競爭與東盟的外國直接投資（FDI ）和出口市場。但在同一時間，儘管競爭，東盟的經濟不能忽視勢的中國的巨大市場。   更何況這是鑑於中國將是一個重要的決定性因素，其結果東盟經濟學痛苦的過程，調整和改變。'因此，本章將評估最近的事態發展貿易關係和中國與東盟（東盟 +1 ）。並研究有關建議的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以及它將如何影響的區域一體化。它還將突出一些潛在的挑戰，中國與東盟關係在不久的將來。這個論點假定這一章是謹慎追求的必要和迫切的中國與東盟之間的調整，以使他們能夠跟上對方，從而使他們能夠獲得好處的區域一體化。   中國與東盟關係：超越多極化，邁向區域主義   國際政治發生了根本轉變，在結束了冷戰。徹底崩潰，蘇聯在20世紀 80年代末和主導地位的美國，日本和北約之前的9月11日恐怖襲擊事件的國際制度的最佳形狀描述成一個多極化，在權力分佈在地理實體。但是，9月11日迎來了一個國際事件系統，其中美國行使其軍事力量胡亂國家利益的名義在其打擊恐怖主義。在面對這種持續不斷的衝突開始和聯合國之間的恐怖主義網絡，亞洲太平洋地區的許多伊斯蘭國家（如印度尼西亞，並在較小的程度。馬來西亞）已成為纏在日益緊張的人口和穆斯林之間的美國在其反恐決心。多數東盟國家的情況，除非新加坡和菲律賓。呼籲反對單極主義和單邊主義，即是顯性聯合國在世界事務中石板。   請問這個新模式的轉變適用於中國的作用，在東南亞地區？至於安全安排方面，中國〜東盟關係確實取得了重大打擊。東盟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已達到一個階段的發展“新生的安全社區。”最近的政策發展確實加強了這一趨勢。 2003年8月在I9武夷山，福建，中國高級官員和東盟十國簽署的友好條約和1976年銅操作（交諮會）。'東盟秘書長屬 |王景榮稱讚這是“開創性的一步”建設中國與東盟之間。“ 迅速變革的弧也同時出現在政治和經濟方面。在此期間，北京認為中國的經濟關係，促進與東盟國家作為一種手段來為經濟利益，因為東南亞提供了重要的出口渠道和來源的外國資本和原材料。在中國提供的資金和標記。北京認為東南亞有助於在中國的驅動實現經濟現代化。中國最初開放的80年代和90年代的自由化已導致其出口快速增長。其影響是同樣重要的則作為東盟也正在經歷快速增長。到90年代末，但是，一切都不同。東盟的經濟政策削弱了金融危機，中國越來越多地轉向區域和全球市場，供大於求的安裝和國內價格急劇下降。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表示強烈興趣加入東盟自由貿易區。   幾乎所有有關各方一致認為，進一步發展潛力的中國與東盟經濟關係的弧形大。一個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的手臂將是世界上最大的，擁有綜合市場 1.7億人口，國內生產總值的12萬億美元，總貿易額估計為 1.23美元萬億美元。中國加入WTO刺激了經濟增長幾乎肯定雙邊經貿關係的兩個區域，從而證明了貿易和投資機會以及其他領域的合作是巨大的。' 這些事態發展，但是，遇到了一些憂慮在東盟國家。菲律賓貿易和工業部長曼努埃爾羅哈斯答：會，例如，是其中的決策者更加懷疑東盟中國表示保留意見的存在，在東盟自由貿易區，因為很難衡量利弊輕的事實，中國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最近在2001年。這還有待觀察中國將遵守其承諾在自由貿易體制。“到目前為止，並非所有的中國'：貿易夥伴滿意。另一個主要問題是中國的缺乏法律和監管框架;例如，它沒有一個有效的破產法。雖然這是幾乎可以肯定，自由貿易區將迫使中國進一步改革其管理和流通體制，這些改革的成效在制定和實施仍然不明朗。   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哈斯蒂和承諾 11月4日2002年，“框架協議全面經濟合作與東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是在金邊簽署。一年後，中國推出了主意。中國，似乎更準備於東盟區域一體化。 有許多理由對東盟的倉促加入中國移動的建議，區域一體化儘管其最初的懷疑。這是一個提高經濟利益，反映在兩個方面：他們自然要查看它作為一個正和​​遊戲。戰略競爭美國和日本位居最明顯的因素推動中國的緊張的外交攻勢在該地區。此外，這些溢出效應超級大國不能打折扣。美國提出了企業對東盟行動計劃（EAI），使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盯著沿線的美國和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日本也不願站在場邊，公佈了“聯合宣言，東盟與日本領導人關於全面經濟夥伴關係”11月5日2002年，在金邊。   這些發展應該以積極的眼光看待，因為他們有過影響提請注意這些經濟超級大國對東盟，從而為他們提供的動力，一起把他們的行為，從而有效應對這種快速的發展。   雖然該建議又匆匆商定，雙方均持謹慎態度執行。在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的主要目標是讓航空運價與東盟 – 6和其餘的東盟“正常軌道”的產品，到2010年和2015年分別。因此，儘管雙方都採取了漸進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目標，目前還不清楚它是如何談判將繼續進行。預計，東盟一些國家將一些部門提出的“敏感的軌道”，以獲得額外的優勢，與中國的談判。   中國的反應是實施“早期收穫計劃”（EHP的）於 2002年。這個為期三年的計劃主要是中國早期的特許權收益分配向東盟國家通過削減關稅在主機上的農產品和製成品在實際執行自由貿易協定 1月1日2005。農業社區一般規模不經濟，技術落後。從本質上講，他們是小額遺產需要政府援助。覆蓋的產品是活動物，肉類及食用雜碎，魚，乳製品，其他動物產品，活樹木，食用蔬菜，食用水果及堅果。東盟國家也禮尚往來，給中國的關稅減讓下一個所謂的關稅協調制度對農產品如肉類，魚類，水果，蔬菜和牛奶的國家，如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的經濟有一定的比較優勢在農業很高興這個計劃的任何部分。例如，在聯合國主持下的這一方案，取得了實實在在的好處馬來西亞為它成功地與中國達成一項協議，免除一包590產品，包括未加工和玻璃信封消除關稅。   在以農業為主的菲律賓，然而，更困擾的協議比其他東盟國家。它擔心降低農產品關稅將損害菲律賓的農業部門，因為它會打開了道路洪水廉價中國食品。有報告指出，所謂的“灰色市場”進口食品來自中國 呂宋島北部已經有消極後果，菲律賓政府不希望看到擺在首位。' 雖然許多人同意這個方案是經濟信心的措施某種。在政治和外交方面都沒有錯過。中國的建議把它作為整個經濟領袖，因此，它能夠脫穎而出的其他經濟大國和更換角色為龍頭的區域合作。這個假說的支持，分析師的意見，日本不太可能類似的東西。因為它是非常注意保護自己的國內農產品市場。   許多人看好成果的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到2010年。在正式的平均東盟自由貿易區的中國，如果能夠實現，將各有不同，零和百分之五。和內部的貿易和投資壁壘將被淘汰。該自由貿易區將控制百分之四十的世界外匯儲備超過 2萬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百分之十的世界總量的。   東盟 +1或緊張 /挑戰中國和東盟之間 中國加入WTO的重要意義，其國內經濟和區域經濟。許多分析人士指出，中國的加入WTO世貿組織將鼓勵其早期運動走向經濟自由。據認為，中國加入WTO協議將減少指揮和控制元件在中國政府的權威，並添加勢頭，其增加經濟走向自由化。這將進而確保中國的承諾，​​進一步降低政府的作用在經濟和正在推進市場化改革。   對於東盟，中國的加入將是及時，因為 1997年貨幣危機留下的東南亞盯在廣闊的中國需要市場的需求，他們的商品和服務時，他們的經濟回升勢頭。如果使用出口東盟作為他們的戰略，以解決他們的一些經濟問題，他們要求進入中國標記。然而，雖然中國的標記，無疑是亞洲第二大，也是最受保護。因此，這是東盟的利益，促進改革和開放的中國經濟。貿易和投資領域，以約束中國向世貿組織的國際貿易規則，盡快。 […]

我認為顧長永老師是個對中華民國有感情的人，也是個愛台灣的人，我讀了他所寫的《THE CHANGING POLITCAL ECONOMY OF TAIWAN’S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我認為他愛之深，責之切。本文章討論了台灣和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的關係，台灣人讀台灣人寫的文章總是特別覺得親切，下面分享筆記和心得：   台灣海峽兩岸的兩個「中國」政府(中華民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曾經對於中國的代表權有過一段不敢回首的爭執，因為這都悠關都其生存。與此同時，東南亞就成了兩造政府逐鹿的戰場。顧長永透過「互賴理論」(theory of interdependence)檢視台灣和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的外交關係。互賴理論的框架主要是對於較小的國家的外交關係的發展，如中華民國在台灣這樣的國家，就很適合應用這樣的理論。這理論不需要兩造互賴，只要其中一方依賴另一方，也一併適用。通常，較依賴、較弱的一方會因為單一議題而去影響其它議題。在面臨外在的挑戰時，如果自身政策的可變性越高，則自身就越強韌。由於中國大陸和台灣對於現狀(兩岸的分治)的改變都有高度的敏感度，所以對於和東南亞的關係，必須透過多渠道地建立。   在一九七五年之前，中華民國還和泰國、南越和菲律賓有正式的外交關係，然後在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之後，南韓又被北韓打敗，中華民國可說是進入了一段長達十年的外交暗黑期。直到一九九四年三月，台灣的行政院通過了和東南亞加強經貿關係的指導綱領，啟動「南向」政策，後來的南向政策還擴展到包括寮國、緬甸、澳洲和紐西蘭等國家，但因為遇到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告終。此外，私人企業、低利貸款、來自東南亞的客工等，都使得東南亞和台灣有了互賴的關係，相較之下，東南亞較依賴台灣，特別是對於兩造物質上的關係。這也使得台灣能夠跨越政治上的正式外交關係，建立和東南亞的經濟關係。   台灣和東南亞這樣的關係，在一九九七年之後開始轉變。主要在亞洲區域政經和台灣內部的政經有關。從一九八○年中期到一九九○年中期，東南亞經濟快速起，在東南亞開始一片看好的聲勢下，也滋生貪污的情事。此外，法律的透明度和法治機構尚未健全，以致於產生亞洲金融風暴。國際貨幣組織和世界銀行並沒有立刻給予救援，反倒是中國大陸堅定地透過維持人民幣匯率和持續延長對東南亞國家的貸款而受到東南亞國家的歡迎。而台灣內部的政經則隨著政黨輪替(國民黨下台，民進黨執政)，也改變了和東南亞的關係，這包括核四停建後，台灣經歷了自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台之後，第一次經濟負成長，使得台灣對外投資相對於大陸減少。加上民進黨的政治理想，使得兩岸關係(中國大陸和台灣)緊張。這對於求發展的東南亞國家而言，台灣就不是一個穩定和繁榮的合作角色，儘管馬哈蒂要求台灣應該扮演在經濟上的角色，而不是作為一個國家，民進黨政府鳥都不鳥。民進黨政府也不相信外交部公僕的專業(民進黨認為，那些公僕和國民黨有關，簡單地說，就是疑心病很重啦！)，所以對於外交事務許多誤判。   冷戰結束前，東南亞各國大多和中國大陸保持一定的距離，只有和緬甸、寮國、柬埔寨有較蜜切的關係。儘管改革開放以及在地方進行鎮鄉級的直選，仍抵不上一次天安門事件對於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的形象打擊。一九九○年開始，中國大陸開始與東南亞國家重修舊好，在台灣和東南亞國家發展經貿關係時，中國大陸也試圖加強其和東南亞國家的關係。發生亞洲金融風暴以前，中國大陸只被視為一個具有經濟潛力的超級大市場，但一九九七年之後，證實中國大陸還可以扮演政治經濟上「負責任的大國」。直到一九九八年，東南亞地區和台灣的貿易中，東南亞開始從貿易平衝中享受獲利，之後，東南亞和中國大陸的一直增加，直到二○○一年，東南亞和中國大陸也開始享受到盈餘。即，東南亞國家在和台灣、中國大陸交往時，都陸續從這兩個經濟體中獲得利益。在赴東南亞觀光旅客數和彼此的貿易協定數量也有相似的情況。。   在冷戰時期，政治和軍事的對立是影響台灣和中國大陸的主要變項，但現在經濟似乎是更重要的面相，而且是透過多渠道的發展。台灣因為有較民主(相較於中國大陸)，曾經獲得東南亞國家的青睞；然，中國大陸在金融風暴過後， 其對於東南亞地區而言，角色越來越重要，相形之下台灣的角色將趨弱。當然，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地區搞好關係，並維持相對的政治和經濟互補，這將有助於兩造區域整合的進程。   我認為，在東南亞地區，台灣和中國大陸曾經經歷過政治上的競爭；而現在正進行著經濟上的競爭；我相信未來將有文化上的競爭，包括孔子學院、儒家文化等思想上的競爭。

我剛剛讀了陳傑(譯音：Jie Chen)的文章，他是西澳大大學政治與國關的教授，不知道是哪裡人，不過感覺應該是華人，可能是新加坡人，因為他的英文很怪。比方說「beef up」，這種很怪的英文，文章有點像是中文翻譯成英文的，但我也不太肯定。我讀的是《TAIWAN'S DIPOMACY IN SOUTHEAST ASIA: Still Going-South?》，下面和大家分享筆記和心得。   基本上，國民黨和民進黨大概都有個共識，那就是中華民國或台灣都應該在國際間被視為是不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務實外交」旨在尋求國際上對「台灣」作為國家主權的認同，這不只是正當性地為「新台灣」發聲，同時是促進整體國家利益，不論在國家安全或經濟領域的非傳統安全議題都是如此。(看這一段話時，我強烈地懷疑這人是民進黨的！)   在李登輝擔任總統之前，中華民國外交在東南亞地區可以說是微不足道，在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播遷到台灣後，不少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東南亞地區國家也是如此，除了南越以反共產為號召還和國民政府建交一陣子之外。(當然，南越消滅之後，和越南也就沒有交往了！)在李登輝當總統時，東南亞是台灣往外投資最大的接受地區，除了在新加坡之外，在許多國家也都是當地排名相當前面的外資來源。此外，台灣也有大量來自東南亞的移民勞工，因為隨著技術和勞工成本的提高，引進外來勞力才能降低成本，引進大陸的勞工是完全不被考慮，於是大多數的契約勞工都來自東南亞地區。   在國際上，權利的行使主要有十二項，這可以用來檢視該國外交成就，其包括：對於居住的友善、菸酒免稅、薪資免稅、機動車免稅、公共事務諮詢、官方身份、行李免檢、機場禮遇、通關密語、官方郵包免檢、政府交涉以及給予簽證。在一九九○年代，基本上除了公開地使用「中華民國」和掛國旗之外，以上行動大致都被賦予。於李登輝時代，有少數幾位官員，包括李登輝本人都有出訪東南亞部分國家的行程。東南亞地區，有許多早期的華人移民，而這些人在國民黨領導的革命下，也認知國民黨作為中華文化的正統和相較於中國大陸的優勢，都還認為國民黨能和自己的祖先輩連結。此外，台灣和東南亞地區的華人有著同樣自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移出的背景，加上台灣本土的原住民族在語言上和南島語系有很大的淵源，台灣與東南亞的交流似乎是理所當然的。東南亞各國的地區政府往往和中華民國有著「類官方」的交往。李登輝時代，能夠和東南亞地區有較良善的關係，有兩個原因，一是冷戰過後，北京不再像過去一樣，維持著北京、莫斯科和華盛頓的三角關係，地位趨弱；二是因為天安門事件，使得北京的國際形象大壞。而台灣和大陸也在這時候開始透過民間團體海基會和海峽會於新加坡進行會談。(其實，就是官方的白手套。)   在一九九五年之後，中國大陸發生了建政以來最好的經濟建設，這也使得中國大陸開始極積參與國際事務，特別是提高了對台灣外交空間打壓的力度和強度。(我實在不喜歡這麼說。)中國大陸富起來了，也開始學習台灣，對東南亞地區提供低利貸款。好死不死，又在一九九七年發生金融海嘯，所這就是見證友誼的最佳時刻了！許多東協國家也向台北拋出橄欖枝，向台北示意，但這時候台灣的外交援助開始受限，大陸對東南亞地區卻透過方方面面的承諾，包括穩定人民幣匯率等回應東協。在一消一長的情況下，使得接手的陳水扁政府更是棘手。   陳水扁當總統之後，改變了長達一甲子的國民黨的政策，在台北、北京和華盛頓的三角關係中，顯得相當焦慮。特別在九一一之後，台灣更是擔心中國大陸和美國在反恐方面，建立了合作關係。陳水扁擔任總統期間，透過金援，包括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等官員到處出訪。(根據陳佩修的說法，這些國家違反聯合國的決定，承認中華民國主權，是相當偉大的。所以我們應該對外交金援放開一點。)同時有系統起動員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公民社會，這既符合非政府組織的利益，也符合國家的利益，也使得台灣和許多主要的非政府組織有了連結。   不得不承認的是，來自北京的壓力也發生在中華民國的貪污總統身上。二○○二年十二月，陳水扁原本打算出訪印尼，就在陳水扁踏上旅途時，被北京要求取消。(當然，這時候陳水扁尚沒有什麼貪污的指控。)二○○四年三月，陳水扁競選連任時的公投綁大選，東協外交部長還聲明警告，台灣若進行公投將危害兩岸之間的關係。這樣看來，中華民國的命運真是可憐。不過，你若知道民進黨做過什麼事，你大概就不會同情它了。二○○○年前，台灣在越南的新順和菲律賓的蘇比克灣都有經濟園區的投資，在民進黨執政之後，通通喊停。(我看到這段的時候，只覺得民進黨愚蠢，現在還敢講要加入東協或反ECFA！！！)   綜合而言，國民黨和其領導者之所以能夠在東南亞地區有較優質地來往，主要是因為和東南亞地區領導者或其家人長期的關係。而這正是民進黨所缺乏的。國民黨過去也因為「一個中國」的政策，對華僑或華務多有支持。民進黨因為自己台獨的立場而反對國民黨的僑務政策。   台灣好可憐。它既不屬於亞歐會議的成員，在亞太經合會的重要性也逐漸降低。可怕的是，似乎有一股台灣是屬於「東南亞」的認同產生。我不是瞧不起東南亞，我瞧不起的是為了反中而去親東南亞。中國人就是中國人，我是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我的中國是「文化中國」。哼！

中國大陸在經濟層面的崛起，在國際環境裡，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特別對東協這個組織有很影響。此外，還有三件事牽動並改變著東協對區域和國際關係的觀點，那就是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日本失落的十年和美國領導在東南亞地區展開的反恐行動。中國大陸一直想方設法地想要鞏固其在區域內的角色。關於此，有人指出，東協面對中國大陸時也要注意政治相關的影響。東協處在一個相當尷尬的地位，一方面中國大陸和東協在爭取外國直接投資和出口市場這一方面是競爭的，但另一方面，東協又不能忽視中國大陸這一個廣大的市場。   中國大陸和東協的關係是超越「多極主義」，而朝向「區域主義」的。冷戰之後，到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前，國際事務大多是由美國、日本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主導，這樣的態勢，我們稱之為「多極主義」，世界體系也是如此開展的。然而，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以國家利益之名，希望打擊恐怖主義。而美國和恐怖主義之間的衝突，也造成了在亞太地區穆斯林國家的緊張。大多數的東協國家都認為美國是主導世界事務的「單極主義」頭頭。   至於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區域的關係，可以說是濫觴於中國大陸和東協在二○○三年簽署了自一九七六年就存在的《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自此加強了雙方的互信基礎。加上過去金融風暴時，東南亞正弱，中國大陸轉向布局區域和全球市場，中國大陸也試圖透過區域自由貿易來擴張出口和促進國內消費。中國大陸和東協的自由貿易區成形，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它有驚人的消費人口和產質。   在中國大陸和東協的區域整合就位後，美國和新加坡也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日本也在緊接著和東協簽署協定。通常農產品是產質規模小且生產未現代化時，是相當需要國家的力量去扶持的。而中國大陸提出的和農產品有關的物流系統，使本來就具有農業優勢的國家如泰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都相當滿意這樣的架構。不過，菲律賓也擔心這樣物流會使大量又便宜的中國大陸食品往菲律賓傾銷，更何況中國大陸早有「黑心商品」的臭名。   中國大陸和東協的自由貿易區，有人說是「東協+一」，也有人說是「中國大陸+一」，兩者的關係是存在緊張和挑戰的。中國大陸一直在減低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以朝向一個市場化的體制前進。而東協也利用出國貨品到中國大陸以作為策略去解決經濟問題。這可能面臨的問題就有兩個：外國投資和勞力市場。   在外國投資方面，中國是一個國家，決策較一致，而東協各國則是破碎的市場，相較於中國大陸或世界其它地方，東南亞相當不具吸引力。於此，中國大陸和東協協定的議題就會聚焦在外國投資的分配上，中國大陸需要對於各國「讓利」，但中國大陸又不能全面地對東南亞國家讓利，因為其中有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對於越南、寮國和柬埔寨則認為，憑藉著自身較低的勞力成本加上自由的投資環境，都有助於他們自身的發展。中國大陸的目前正在進行臺灣層經做過的「南向政策」。在勞力市場方面，一但外國投資到了一個水準，勞力成本也勢必上漲，這樣子結構的調整若處理的好的話，東南亞各國的勞動力就能夠吸引外資，但這都還得看東協是否能夠跟上中國經濟的成長。   中國大陸和東協簽定自由貿易協定，經濟上，中國大陸受益的還是多於東協。對東協而言，區域自由貿易還算是次要的。不過，區域自由貿易可以使區域穩定，並發揮其影響力。倘若東協的體質良好，則東協就能在更上一層樓。東協和中國大陸這自由貿易區，將會有以下分歧：一、區域裡的成員貿易自由化程度不一致，因為本來的經濟發展就不一致；二、兩者的經濟互賴提高，現在只能更深化而不能再弱化整合的程度了；三、東協並無整體和中國的自由貿易協定意願，各國卻各自又想獨自和中國大陸有協定。中國大陸和東協雙方的協商都可以提高彼此的競爭力。   在中國大陸和東協經濟整合之後，以下情況都是可能會發生的：一、東協內發展中國家和發展較慢的國家因為產品的區隔，將把原本就存在的差距再擴大；二、如果整合的過程是從中國大陸和東協的雙方交涉轉換到與各個國家的次區域層級，勢必將會是個混亂的進程；三、東協國家間各成員國的利益是相當不一樣的，這也可以說幾乎是無法產生一個所謂的「東協共識」。不過，也有人認為儘管存在這些差異而東協仍不斷前進正是東協所以迷人的地方。   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動作造成了兩個影響，一是加速了貿易自由化的過程；二是使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維持在一個相對高的幅度。中國大陸作為一個有潛力的大市場，也提供東協國家的企業成長的機會，然而，這都取決於中國大陸如何處理中國自身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即東協的經濟成長是無法離開中國大陸的決策。東協的區域整合完成之後，也可能意味著是穩定經濟成長的終止，東協各成員仍必須找出各自的利基以維護其政治和安全利益。

今天下午台灣東南亞研究學會的理事長暨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的顧長永老師到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進行《中國與東協的關係》的專題演講，我覺得很多內容和《Logic of China-ASEAN FTA: Economic Statecraft of "Peaceful Ascendancy"》是能夠相呼應的，下面分享我的心得和筆記：   顧長永認為中國大陸這十年的經濟發展，堪稱是人類史上短時間內最快速變化的國家，東南亞整體或各國與中國大陸相較雖然也是很快，不過仍比不上中國大陸。如果回顧中國大陸對東南亞的政策，可以用以下階段來看：一、改革開放之後(1979)的「打開門」(open-door policy)，先讓外國投資進入中國大陸內部，有人認為這是中國大陸不得不走的一步棋；二、睦鄰政策(good neighbor policy)，這包括其對東南亞地區能源攫取的保證、借道緬甸和巴基斯坦通往印度的通路、擴張市場以及填補蘇聯解散後在中東和印尼的權力真空。此外因為天安門事變(1989年)之後，中國大陸可能面臨崩潰的執政危機；三、2002年之後，開始是走出去(go global strategy)，把中國大陸的企業往外帶，在經濟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和2001年的全球經濟蕭條後，人民幣在這個地方並未因此貶值，這也再次顯現中國大陸的經濟實力，對東南亞地區的策略則朝向友鄰(good neighbors)、固鄰(stabilize neighbors)和富鄰(enrich neighbors)的政策。   以上是中國大陸對東南亞整體的策略，那對個別國家的政治關係也都往良善的方向發展，包括中國對印尼、馬來西亞和越南，都從原先的負面往正面改善；新加坡、泰國、緬甸、寮國和柬埔寨，則從原先良好的關係再進一步；菲律賓則從陌生到熟悉。中國對東南亞地區或個別國家的經濟關係也日亦加深，包括雙方往來的貿易、投資和旅遊。   至於中國大陸和東協的關係，有幾個比較重要的時間點，包括1994年成為亞洲區域論壇(ARF)的創始會員國、1996年成為東協的全面對話夥伴、2002年中國大陸的交通運輸部長級第一次會談、2003年參與TAC(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的夥伴關係、到最近2010年的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   儘管如此，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各國仍有領土爭端，這包括和越南和菲律賓的問題。中國大陸和越南的主權爭議在於西沙群島(Paracel Island，越南稱Quần đảo Hoàng Sa，黃沙群島)，中國大陸當局，即中共，在該島建立軍事碉堡，越南則在該地進行國會代表的選舉以作為行政權和立法權的象徵；黃岩島(Scarborough Shoal)則是中國大陸和菲律賓角逐的地方，菲律賓透過如類似越南的方法以選舉來宣示主權。通常這樣爭議的解決或宣示有以下作法：一、外交手段，透過口頭或協定來解決，例如：〈南海地區行為準則〉；二、以建立碉堡或進行選舉宣示主權；三、引進外國勢力共同開採天然氣。   開頭說到，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地區的經濟發展都是有目共睹的，但中國大陸的成長幅度仍是大大地超前於東南亞地區或各國。他們有以下共性：經濟成長率和國民平均所得都不斷提高，也都有貪污的現象(新加坡除外)，但為什麼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如此顯著呢？顧長永提出兩個解釋：一、各國對中國大陸投資是遠遠大於其它地方；二、儘管普遍有貪污的情形，但中國大陸的官員拿了錢之後，仍會做事。換言之，若沒有貪污的情形，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地區的經濟成長，有可能會再高於現在所看到的態勢。不過，我想再增加一個解釋，我認為中國大陸的硬體改善除了以上原因之外，其接連承辦國際盛事也是重要的推力，從過去北京奧運、殘運，再到上海世博，再到廣州亞運、南京青少年奧運和西安的園藝博覽會(和台北花博一樣的東西)…等不一而足，也使得中國大陸的各個硬體設施改善。   區域化的過程使人和人之間的互動更頻繁，這樣子的方便造就了人口流動，同時帶了犯罪。於此，中國大陸和東協各國也進行過警察首長的會議，共同打擊跨國犯罪。   中華文化有五千年源遠流長的底蘊，所以對於東南亞各國仍可能有小看或視為蠻夷之邦之虞，這樣子的偏見，都可能造成政策制訂或執行上的偏差。從民主化的進程來看，東南亞各國包括菲律賓、印尼和泰國都有開始進行改變，馬來西亞和越南也有改變，顧長永認為中國大陸只有微微的改變。但我認為如果網民的意見如果也算是一種政治參與、民意的匯集或民主化的指標的話，今年兩會召開時，特別開闢從微博汲取意見的管道，我想也可以視為是民主化的過程。當然，中共當局仍對中國大陸以內、以外的網路言論有高度的箝制。   中國大陸除了在經濟、政治或其它非傳統安全議題上扮演了「大國」的角色外，也在「文化」面向上欲建立相同的地位。中國大陸對來自東南亞地區的學生提供獎學金，也透過孔子學院送出漢語老師(志願者)，更產生許多世界級的音樂家。(李盈慧老師補充道「這些都是學中華民國的僑教政策，不過也是中共官方不願承認的一部份」)也擴大對東南亞地區的經濟援助和救濟，包括提供援助、消除外債和開設人員訓練課程。當然，這些都是「和平崛起」的姿態。   中國大陸和東協的關係常常被問及究竟是東協加一(東協為主，中國為輔)或中國加一(中國為主，東協為輔)，根據顧長永的回答，由於東協採取共識決，所以在任保決定確立前的過程是較中國緩慢且冗長的，這使得中國大陸相形之下，具有一致的優勢，同時中國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優勢的軍備、特出的經濟發展和人口以及散居在東南亞各國的華人，這都不得不讓人憂心東協恐有被中國大陸吃掉之虞。   作為中華民國的國民，作為對外華語教學的老師，背負著傳播中華文化的使命，對於中國大陸的崛起我覺得與有榮焉；不過佛教的眾生平等觀和對於弱勢者的賦權(empower)的訓練，也讓我覺得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我應該秉著謙遜的心，不卑不亢地避免落入過去西方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的窠巢。

冷戰後，東亞地區的經濟和政治秩序都產生了莫大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國大陸的崛起。中國的崛起可以歸因於以下幾個因素：中國持續且穩定的經濟成長；日本相對衰退；公元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美國對所謂的「恐怖」主義宣戰，包括對伊拉克的重建工作和來自北韓的挑戰。中國經濟版圖的擴張被視為是一個機會，加上貿易自由化的推動，東協把握這樣的時機和中國大陸發展關係。   「區域主義」(regionalism)是傾向創造或擴張區域貿易組織或協會的政治動作。大多數開發國家和已開發國家都屬於一個或以上的區域整合協定。以下是五個不同程度的整合，由淺到深包括：貿易協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PTA）、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關稅同盟（Customs Union）、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和經濟同盟（Economic Union）。其中，歐盟可以說就是經濟同盟了，其包括賦稅和匯率都有一套的策略。北美自由貿協和東協則相對弱，僅以「自由貿易」為名。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協定都排除了敏感項目：農業。   整合在一塊兒，到底有什麼好處？其主要可分為政治和經濟兩組理由。政治理由如下：為了區域和平；團結小國以提高份量；為了制度化地改革；擴大利益；使跨疆界的資源或建設如河流、漁場、水力、鐵道得以合作開發。經濟理由如下：在世界貿易組織在杜哈回合談判未果之後，各區域間的合作就從原先老二的地位成為首要的地位了；這也是政府可以從中穫利的地方，因為若到國際間，政府恐怕招架不住；小國參加區域協定具有防衛性的必要。   僅管中國大陸為東協各國第五大貿易夥伴，但它的重要性比不上台灣或南韓，中國大陸作為生產國，其主要出口國家為日本和美國，這兩個國家理應才是中國大陸應該追求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對象。所以，我們可以理解，中國大陸和東協相互依賴的程度越來越高，但似乎不是為了「經濟」，而另有一些「非經濟」因素。   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是過去常常被提到的名詞，其將以較開放的方法追求經濟利益而不是武力(statecraft，經世致用)，因為過去的酬庸或制裁似乎都沒有用。。中國大陸展現「和平崛起」的策略有以下方面：抓住全球化的起勢；創建和平(蹈光養晦)的態勢；具體展現就是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對台灣提供經濟誘因取代飛彈，且更積極地參與區域事務，例如啟動北韓核武的六方會談；透過自由貿易協定加強區域內的關係，並稀釋美國在區域內的影響。我們可以如此理解「和平崛起」大概會是中國大陸長期發展的策略，而全球化的趨勢正好讓它搭上這班列車。   那麼，東協又為什麼要和中國大陸有自由貿易協定呢？第一，東協各國的力量太小，無法獨自和中國大陸談判，團結就能增加份量，集中資源對外；第二，東協各國都因為中國大陸參與世界貿易組織，看好中國大陸的內需市場；第三，東協國家認為和中國大陸的自由貿易協定有助於加速自己的整合。然而，這樣的自由貿易協定必然也引來一些問題。   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和其對全球的影響，應該被整合進國際社群中，這不只是經濟上的成功，也會是政治上的成功。

從不同的角度看中共建政六十年的閱兵，會有不一樣的詮釋，李光耀看到一堆新武器，而感到威脅，正如新加坡獨立之初，聽到要「護送」的電話，便起了憂患意識；台灣媒體看到的閱兵是鏗鏘玫瑰的女民兵方隊；新加坡網友看到的同樣是女民兵，不過焦點在中國籍的張元元於取得新加坡永久居留權後，仍參加報效祖國的女民兵。 看看鏗鏘玫瑰如何讓人印象深刻：   中國共產黨對李光耀這樣的言論沒有多說話，反倒歡迎任何國家(暗指美國)參與亞太地區的活動都應該為和平服務，以求穩定和繁榮。可以來，但不能搗蛋！美國對此，透過歐巴馬造訪東京時說明，美國為太平洋國家；全球化下，權力並非零和遊戲，彼此是有合作、有競爭的。美國不會扼止(contain，據薄智躍說，這是有含意的詞，不同於先前李光耀用的平衡或balance)中國的發展，而要與中國合作。若我印象不錯的話，今年初，歐巴馬對美國國會的談話中也提到中國，其稱道中國發展清潔能源和高速鐵路的正確性，但隨後又暗有所指地提到美國的民主價值不會任意徵收土地或迫遷(這是美國國會議員起立鼓掌的段落之一)。   新加坡是個小國家，但因為有李光耀這樣大的嘴巴，因為他喜歡議論天下大事，這也使得新加坡在國際具能見度。其把中國經濟的崛起視為難得的機遇，但對於中國的軍事武力仍感到威脅。美國的外交部長希拉蕊在越南參加「東協區域論壇」時說南中國海的也是美國的利益所在，當時中國的外交部長楊潔篪馬上瞪了新加坡的外交部長，他肯定覺得芒刺在背。   不過，我想東協不會是由新加坡一個國家說了算，新加坡說有「東協共識」，但用腳頭屋想就知道，歧異度如此高的東協怎麼可能有那麼多「共識」。薄智躍認為新加坡在東協就像小馬拉大車，大概當不了帶領的頭，不過可以有協調的角色，畢竟印尼還是G20的成員呢！陳佩修則認為東南亞國家的領袖們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印尼有蘇哈托、泰國有塔克辛、馬來西亞有馬哈迪，如果東協是一個人的話，新加坡可能就是腦袋，可以設定議題，提供智庫，現在許多進行東協研究的人仍必須先讀新加坡所生產出來的研究，印尼可能就是身體或四肢了！

我們會希望自己有「國際觀」，但常常每個人對「國際觀」的理解和定義是不一樣的，姑且先將「國際觀」定義為對國際情勢的觀點或看法，我們將新加坡視為一個主體，假設新加坡是一個有國際觀的國家，那麼它的國際觀大概都是來自己於李光耀。今天聽了來自新加坡國立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的薄智躍老師的《新加坡的國際觀》，頗有心得，和大家分享：   新加坡自馬來西亞聯邦獨立時，當時李光耀第一次要到國會開會的時候，駐紮於新加坡的一個軍旅(馬來西亞聯邦的軍旅)的旅長打電話給李光耀說要「護送」(押)李光耀去國會，李光耀大概是在那個時候開始理解新加坡這個國家是幾乎沒有軍事武力的國家。那時候，新加坡找了印度和埃及來訓練新加坡的軍隊，但都遭婉拒，後來是和以色列以讓以色列於新加坡駐商貿辦事處為交換條件才找到人來訓練軍隊。在這樣小的國家，新加坡的軍隊常常是往美國、台灣、澳洲或紐西蘭進行軍事訓練。在當兵的時候，就有班長參加過中華民國國軍和新加坡軍隊命為「星光」的聯合演習，據說新加坡軍隊的乾糧很別緻，台灣兵很愛，但是新加坡兵吃都吃膩了。   在這樣的局勢下，新加坡的軍事策略有三：一、「毒蝦米」，蝦米雖小，就算被吞了，肯定也不讓你好過；二、「魚群」，找人結盟，例如：和馬來西亞、英國、澳洲和紐西蘭的五國聯盟、東協或聯合國；三、「大魚」，找美國來嚇人，讓美國在新加坡停航空母艦。(越戰時，新加坡就讓美國作為基地，感覺越南和新加坡，有點像現在利比亞和義大利哦！)   新加坡靠李光耀的領導，在國際舞台上，一直有一席之地。檢驗其公元二○○九年十月二十七日以英語對美國人的演講中，大概可以推測目前新加坡對國際情勢的看法。李光耀以夫子教小孩的感覺，對聽眾說中國大陸在共產黨建政六十年時的閱兵，展示了強大武力，並警剔美國回到亞太地區以求「平衡」。

公元一九七七年，東南亞國協領袖首次對外包括澳洲、日本和紐西蘭等國進行部長級的會議，主要有兩個階段：第一階為東協和十個國家(ASEAN+10)進行閉門會議，進行了包括國際經濟、政治和安全議題的對話；第二階段，則分別對各國開會，檢視東協與各別國家雙方的關係。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兩次取消和東協對話的機會，第一次因為美國涉入中東議題，第二次因為緬甸有袈紗革命而美國不願加入對話。   東協最廣為人知的關係，就是和三個國家(ASEAN+3)中國大陸、南韓和日本的特殊關係，其致力於將東南亞和東北亞連結起來，更將東亞願景團體(East Asian Vision Group)制度化，以及授權東亞研究團體(East Asian Study Group)進行東亞願景團體對東亞自由貿易區(East Asia Free Trade Area)進行可行性的研究。這也大致和馬哈蒂於公元一九九○提出的區域整合概念相呼應，東協加三最後希望成立東亞經濟圈(East Asia Economic Group)，這明顯地是排除美國、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當然，並非所有國家都想要建立東亞經濟圈，日本反對之，因為日本害怕中國大陸會主導；印尼反對之，因為這個組織排除了新成員加入的可能。   此外，有兩個會議是歐洲和亞洲建立關係的會議。一是東協和歐盟的部長級會議(ASEAN-EU Ministerial Meeting)，一是亞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前者是歐盟認同東協的地位，並由此開啟了和亞洲的對話，後者對歐洲而言則是無法參加亞太經合會(APEC)的平衡點。   其它跨區域的連結有亞洲合作對話(the Asian Cooperation Dialogue)、孟加拉灣倡議(Bay of Bengal Initiative for Multi-Sectoral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湄公河恆河合作(Mekong–Ganga Cooperation)、環印度洋區域合作聯盟(The Indian Ocean Rim-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次區域的框架則是在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ement Bank)的推動下，希望在東南亞區域內結合各國原料、技術、資源以求共同發展，這必需透過基礎設施的發展、合法的框架以及提供對區域投資的誘因。這樣的次區域框架包括兩個金三角、兩個區域：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廖內、柔佛和新加坡)金三角(IMS-GT or SIJORI)；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金三角(IMT-GT)；汶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東亞成長區(BIMP-EAGA)；大湄公次區域(GMS)成長區。於湄公河流域，則有伊洛瓦底江、昭披耶河、湄公河經濟合作(Ayeyawady-Chao Phraya-Mekong Economic Cooperation)，主要由泰國發起和中國大陸、寮國、緬甸的經濟合作；柬埔寨、寮國、緬甸、越南合作(CLMV Cooperation)和柬埔寨、寮國、越南金三角(CLV Development Trian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