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華人、社會與文化

分析在麻六甲和新加坡的峇峇語詞彙，大致上有三分之二的馬來語、五分之一的福建方言，其餘為荷語、葡語、英語、泰米爾語和印尼語。原本福建華語的特性，例如其是有聲調、例如所有格是前綴的，也開始和馬來語混血。講「你」、「我」、「他」的時候，「你」和「我」是福建華語，「他」則是馬來語；馬來語的語序是將所有格後綴，華語是前綴，當峇峇人說話時，講得像馬來語，但卻是華語的語序。除了語言的混血，還有食物、服裝、神明，甚至入贅都成為普遍的現象。 將泰國和柬埔寨視為對照組，你會好奇，為什麼只有菲律賓、爪哇和海峽殖民地有這樣多面向的混血現象？有人說因為菲律賓、爪哇和海峽殖民地都是福建人，不過這個說法很不具說服力，因為清代和明代也有大量福建人到這些東南亞各地，卻沒有像菲律賓、爪哇和海峽殖民地有混血的現象；此外，緬甸至今仍是以福建為主的華人移民也不見其有多方向的混血。或許階級是另一個解釋，例如泰國是由土著精英主導著經濟和政治，向上同化是華人生存的策略；同時在菲律賓、爪哇和海峽殖民地這些地方的土著政權是真空的，所以華裔混血很可以在歐洲殖民者和土著之間找到中間者的地位。 此外在不同統治下，華裔混血兒也有不同的歸屬。西班牙人在菲律賓把人分為華人(Chinos or Sangleys,生於中國的華人)、麥士蒂索人和當地土著(Indos)；荷蘭人則在爪哇分為外來者(foreign orientals)和土著(natives)，華人和土生華人都是屬於外來者；泰國則給於華裔混血兒選擇當個華人或當個泰國人；英國則沒有特殊的族群限制。 也有人認為宗教是造成菲律賓、爪哇和海峽殖民地華裔混血特出的原因。伊斯蘭教和天主教具有排他性、一神信仰並要求放棄其它偽神，相形之下，小乘佛教的泛神化顯得寬容。而且大乘佛教進到中國由來以久，和儒教文化和中國民間信仰有高度相似性。而伊斯蘭教和天主教都有一個決定性的入教步驟，如割禮或入信。不過有些伊斯蘭氣氛濃厚的地區，融入的華人或許就被視為土著。而且如越南同樣和中國是大乘佛教的地區，華人在當地並沒有比較好的同化，所以宗教或許也並非是決定性的同化因素。 傳播天主教是西班牙在菲律賓的主要任務，麥士蒂索人在信仰天主教後可以有較有利的社會階級。由於麥士蒂索人也和土著精英有共享的文化資產，天主教信仰，所以能共同組成今日的菲律賓人(Filipino)。 最終，菲律賓的麥士蒂索人也成為菲律賓人；峇峇則有點跨國、跨文化主義地以個身的多文化為豪，和那些對抗馬來政府的華人是不太相同的；而土生華人的語言已經完全脫離了福建華語的影響，但文化仍完整保留，儘管居住在印尼使他們有點不自在。 我想全球化的來臨，文化的多元性將會是個人的資產，而且是正資產。這些正資產可以在方方面面展現，這包括尋找工作機會、與人交往…等。尤其現在中國崛起，擁有那麼一點點中華文化的多樣性、變異性、延伸性，這將成為自己在世界立足的重要利基之一。

東南亞的華人移民在歷史上在適應上、文化上、同化上都是一個很有趣的族群。《Creolized Chinese Societies in Southeast Asia》分別討論三個東南亞地區內華人和當地土著通婚所生下來的華裔混血兒(creolized Chinese)，其中這些混血兒作為中介社會體系角色的地區，包括菲律賓、爪哇還有海峽殖民地。混血指的並不只是在血緣上，這還包括語言上、宗教上等方面。 十九世紀以前，中國婦女是禁止離開中國的，於是所有海外華人都會和當地的女子結婚，而所生下來的後代並不會融入當地社會，而是傾向在同混血的社群內通婚，這也使這些華裔混血兒成了當地社會中非常特殊的一群。歐洲人進入東南亞地區之後，這些華裔混血就成了中介歐洲人和當地土著的的角色，儘管時不時遭到騷擾，甚至屠殺。 華人在菲律賓與當地土著的混血稱麥士蒂索人(Mestizos)，在西班牙人殖民期間主道了所有貿易、控制那所有工業發展，同時是借貸中心和土地投資者；爪哇從十八世紀之前就有不少華人和其後裔成為穆斯林並融合進當地的社會，然而在幾次大屠殺之後，非穆斯林的華人混血兒土生華人(Peranakan)開始發展，逐漸地在人數上、經濟上和社會上都開始由土生華人主導。土生華人的財富比麥士蒂索人更集中，而且當時麥士蒂索人佔菲律賓人口有5巴仙，土生華人佔爪哇人口不過1巴仙。 華裔混血峇峇(Baba)在麻六甲很早就成形，荷蘭殖民期間也沒有吸引很多華人移民，新到的華人移民也沒有和峇峇有太多混血，華人對於已成形的峇峇社群而言反而是被邊緣化的。直到英國人佔領檳城、麻六甲，峇峇開始往檳城移動。峇峇才組成中間社會階層，峇峇也往新加坡。於是海峽殖民地(麻六甲、檳城和新加坡)就由這些早一批的華人移民作為主導團體了。在海峽殖民地共有9到10巴仙的華裔混血峇峇。這些華裔混血，包括麥士蒂索人、土生華人和峇峇都是貿易商，這也是為什麼往後能夠移進大批的華人作為勞動階層。

 交通和通訊的革新使往返的旅行、匯款變得更便宜、更快、更安全。同時，在東南亞地區，政治和經濟上的限制，使得移民對母國的連結幾乎中斷，戰亂或蕭條更強化了這樣的中斷。移民在與母國的連結中斷之後，開始產生各式各樣的社群、組織，《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Southeast Asia》討論了一些華人移民在東南亞地區所建立的社群。   歐洲殖民者對東南亞地區的佔領主要是為了打開貿易市場和掠奪資源，於是移進了其它地區的亞洲人來進行開發。即便如暹邏這樣的本土政權，仍受英國壓力被迫接受自由貿易。   在東印度公司於印尼時期，土生華人(Peranakan，峇峇娘惹)便從原本中間人買辦的角色，成為殖民者和當地土著的中介人。土生華人被賦予收稅的任務，而這樣使華人在當印尼土著中相當不受歡迎，同時荷蘭人也討厭華人。到英國直接統治印尼時，萊弗士(Raffles)想要印尼土著解放，不再受華人剝削於是想採用現金作為稅收，沒想到，這反而加速了華人財富的累積。華人開始從事在印尼進出口貿易，進口中國雜貨並出口印尼商品。   同樣的情況(華人從事進出口貿易)也發生在菲律賓。不過這華人已經不再認為自己為華人了，他們傾向認為自己是菲律賓人了！文化上，這些華人認為自己擁有更多殖民者西班牙的文化。華人除了一些佛教國家外的同化，大概沒有其它國家像菲律賓這樣，完全可以排除華人的認同。   甲必丹制度是以華人作為「分而治之」的手段，當甲必丹制度不再之後，原本的甲必丹成為亭主，成為福建人的領導。亭主領導著如青雲亭這一類的組織，英國人認為這樣的兄弟會是相當危險的存在。矛盾的是，英國人又得靠這些人收稅，甚至得靠這些人保護。不過相較於之前未有這樣的兄弟會組織，移工的待遇更人道、綁架或威脅也減少、耕作或採礦的工作條件也提升了！   在暹邏則不同，由於華人本來就高度地整合進泰國社會，甚至負責暹邏王朝內外國貿易等重要角色。但兄弟會的組織仍在暹邏建立。兄弟會產生的犯罪暴動是當地警察的責任，儘管這些兄弟會是華人組成，但警察主要處理時是並不作群族連帶，因為那些成功且有能力的華人都與皇室合作了。在暹邏，因為華人成功整合進了政治和社會體系，於是族群或文化的對統治者而言並沒有什麼影響。  

《Imperialism and Mass Emigration》的後半部討論了自願移民和非自願移民，以及華人移民在世界各地的情況。其中，華人在東南亞有最大量的移民。 在珠江三角洲區域，小規模農業長久以來被認為其無法支持家庭花費之所需，於是多餘的人力多半會離開家鄉到外面去打拼。這裡頭，那些能夠負擔自己旅費的勞工的，把旅費視為投資，都期望在未來有更多的收入，也有一些在港口和人簽約的，而會有人引薦到頭家(Towkay)或包工頭手上。一開始是基於信賴而願意作為投資移民，但後來許多還不出錢的，就被扣留證件甚至回不了家。在加州舊金山特別有這樣的事情發生。這樣的事情似乎也同時是許多台灣僱主對東南亞移工的作為。 華人大多會聚集在一起，可能是因為方言、家鄉或職業別的關係，這樣的情感(affinities)使華人產生許多連結。當中，有人熟習管理、有人會經商，這些人都可能成為這壓榨系統的幫兇。這些幫兇常常是那些已經返回的移民，已經履行了合約的義務，而開始進入商業剝削的上層。這些幫兇還可能利用詐騙或綁架勞工，這樣的組織已經是所謂的「秘密結社」(secret societies)也就是黑幫了！ 有些人雖是契約勞工，但卻是在脅迫下所簽字的。更糟的是，這樣的苦力(coolie)召募貿易，華人常常是使這些苦人成為外國公司獲利的幫兇。倘若沒有華人的協助，外國人沒辦法召到這些勞工；若沒有不平等條約，這些外國人在中國的代理人(當然是華人)，也不會毫無畏懼地亂抓別人(很多是罪犯)，這簡直就是狐假虎威。這些被綁架或詐騙的罪犯，被稱為「豬仔」，好像豬一樣被賣來賣去。 苦力的貿易在海上漂流是很辛苦的，海上航行的時間很長，常常一趟旅程下來就死了很多人。當然，這大量的移民不只是可憐的苦力，也有經商或有小資本的店家。 這樣的情況被揭露後，英國國會就通過了相關法令規定如：海上航行要有合理的條件，如空間、食物或醫療設備；包工頭也必須是有登記的；合約必有中英兩種文字才可以。清朝則大多是被動的態度，只能讓英法等國予取予求。 隨著工業革命，蒸氣船的發展，移民的形態大大地改變。可以更快速、頻繁地來往之後，華人移民和原先家鄉的連結也更緊密。另外，海外華文報紙如「僑刊」或「鄉訊」也成為這些華人思鄉的依據了！ 大量的華人移民開始往更多地方發展，在北美洲舊金山、澳洲和紐西蘭有華人商人處理移民的財政，及協助移民落腳，這些移民大多是去淘金的；西印度群島和秘魯則透過香港和澳門這個更有方便的勞工出口處送出許多華人移民，在加勒比海地區，當時由英國、西班牙和法國殖民，華人移民從事糖的生產；南太平洋諸島則在大溪地和斐濟，華人移民儘管不多，但散佈卻很廣，這都是歐洲人的陰謀，讓這些契約勞工可以連結世界市場。 然而，最大量的華人移民還是在東南亞地區。如班加(Bangka)就出現如婆羅洲那樣管理模式，稱公司(kongsi)，在公司工作的人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在荷蘭殖民之後，原先的公司制度被取代，華人成為受僱者和監工；英國的導向政策(Forward Policy)從1874年開始，大量地移入中國以外地區的人；暹邏則是在當時有多於的資源能夠養活更多人，於是經濟成長吸引了移民。 我想，東南亞之所以有較多的華人除了殖民影響、不平等條約之外，還有地理位置較近的原因。嘖嘖嘖…讀這些東西好累，為什麼我要讀這些東西？

歐洲殖民者進入亞洲地區之後，亞洲各地的經濟、社會都產生了重大的改變，這在《Early Colonial Empires and Chinese Migrant Communities》一、二、三都可以看到。而《Imperialism and Mass Emigration》中還提到另一個關鍵，那就是「條約」和「契約」，這大大地改變了華人移民的模式。 在殖民初期，華人的移民，從召募、運送到安置，完全透過既有的華人貿易。然而，外國人透過條約在港口橫行霸道或租用香港、澳門等地之後，舊有的網絡被打破。由外國人主導的網絡形成是用契約召募勞工，其它如運送、僱用到安置全都由外國人主導，華人漸漸退出這樣的網絡。 這一切都得追溯到鴉片戰爭，鴉片戰爭的不平等條約使得清朝得開放出租香港，同時開放五個海港，這對移民有兩個重大的影響，經濟上，外國軍事霸權得以合法地在中國海港召募勞力，社會上，中國沿海省份的人民被迫分開僅僅只是為了生存而已。經濟上、社會上動盪不安，族群間的鬥爭於是產生，客家人和廣東人的械鬥或太平天國的起義都在這時候發生。 原本剝削的是非洲的奴隸，這時候轉以來自中國和印度的契約勞工來取代，東南亞、澳洲、美國都由華人移民去採礦、耕作和蓋鐵路。這時期的移民依據個人所能負擔的運輸旅途費用，受到不同的對待，特別是自由程度的差異。自行負擔旅費的最自由、再來是貸款的、其次是契約勞工，最後就是那些被迫上船的勞工，就是被賣掉的，這已經是「類奴隸」(paraslavery)了。契約勞工之所以盛行乃是因為東南亞的氣候溼熱，即便較窮的歐洲人也不願來；此外，這些勞動密集的生產，附加價值低。 華人移民實在好可憐，我覺這和黑人奴隸是差不多的，差別在有沒有契約。然而，很多人就算是簽了契約的，也是有被騙的或被強迫的。之所以華人移民看起來不像黑人奴隸那般可憐，我想是因為這當中還有自願和非自願的移民。下面可以繼續看「我讀《Imperialism and Mass Emigration》二」。

 在東南亞採礦這個領域中，華人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Chinese on the Mining Frontier in Southeast Asia》或許可以得到一些相關訊息。過去，中國擁有比東南亞地區更好的冶金技術，而東南亞地區則有礦產，基於成本經濟考量，中國的技術和人才被引入東南亞地區。   1960年代時，Tom Harrison發現在沙撈越河口有約四萬噸的礦渣，據推測，這種冶金技術和和中國的以固定爐灶的方式不一樣，而是一種較簡單的冶金技術，婆羅洲的原住民一直使用這樣的技術直到十九世紀。在沙撈越附近的礦產區(見下圖)的金屬製品流通於一些較多人口的地方如爪哇(Java)和峇里(Bali)，這些地方或許沒有華人作為開拓者。

 經濟上，華人在東南亞是成功的，有人將其歸功於族群文化，但也有人認為是歷史因素，龔宜君老師於《東南亞華人經濟成就與跨國商業網絡初探》一文中認為「世界華人商業網絡」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世界華人商業網絡」外，東南亞各國的中小企業的跨國商業網絡又是如何？下面和大家分享該文章的內容與心得：   解釋東南亞華人經濟成功大致有兩類，其分別為族群文化和歷史因素，但這些解釋有其缺陷：   文化上，華人社會有個「互助會」的制，這樣的制度使華人能夠透過人際網絡和組織積累資本；亞洲四小龍裡，新加坡、香港和台灣，甚至韓國，也都試圖用儒家文化來說明華人文化造就經濟奇蹟。然而，文化的解釋是主觀的而脫離社會歷史脈絡的，也有人用「儒家文化」解釋為什麼中國人不可能成為出色的資本家，同樣的文化解釋卻有兩個不同方向的結果。   歷史上，華人的「寄居經驗」使他們成為中間人買辦的角色，在歐洲殖民時期或當地王國統治下，上層有殖民/統治者，中層是華人，下層則由原生住民或外來移民從事勞力生產工作。有人比較了華人和馬來人在工廠經營的情況，兩者的效率相當，不過由於華人在東南亞有較久的貿易資產，這包括資本、事業經驗、貿易和消費網絡等，華人有較大的規模。所以，族群並不造就經濟上的差別，差別是因為歷史經歷不同。   龔宜君老師認為除了文化或歷史上的解釋，「華人網絡」可以更清楚地說明華人在東南亞經濟上的成功。透過「網絡」，華人間的交易可以降低成本。同時，因為「信任」和「互惠」的長期合作關係，不一定要有契約，網絡內的個體就可以有網絡外的個體所沒有的競爭優勢。這華人「想像的共同體」(imaged community)裡，由於馬來西亞、印尼、泰國或菲律賓出現過被排擠或被歧視的經驗，這更加強了華人的凝聚。   在大企業中，檢視印尼沙林集團的林紹良、馬來西亞香格里拉集團的郭鶴年和香港長江實業集團的李嘉誠為聯結點，大致可以看出東南亞華人資本的商業網絡。中小企業，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對海外的投資，通常選擇有地理、文化、結構相似性的國家或地區。吸引台灣中小企業往東南亞有四分之一都是由地主國發起的。這多多少少可以看出華人網絡在商業貿易所扮演的角色。   的確，華人在東南亞有「先佔」的優勢，而如何發揮這樣的優勢，我有以下問題：在華語教學市場裡，是否也存在著「華人網絡」？中國大陸的孔子學院是否會破壞這可能的「華人網絡」？面對孔子學院，這樣的「華人網絡」於東南亞或其它市場，會產生抗拒或同化？  

 在東南亞的華人對當地政府的反抗是否都是因為族群或文化上的差異？是否有其它因素造就東南亞華人對當地政府的反抗活動？公元1985年，在馬來西亞，發生了「柑桔事件」，我們當然可以膚淺地說那是因為族群或文化上，華人與馬來人的格格不入，加上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作為稻草人，所以有政府、馬來人企業、華人企業、華人零售商…等全輸的局面。不過《Ethnicity, Polity and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the Mandarin Trade and the Chinese Connection》有不一樣的看法，下面和大家分享該文章的研究：   柑桔這個季節性的水果除了是金色的之外，它在粵語的發音是Gum，聽起來像「金」，使它對華人有特殊的意義，而且只有來自中國的橘子才叫「柑」，其它地方的是「橙」，「柑」是金，「橙」就是只一般的橘子。柑的貿易網絡從生產、分配到消費，幾乎都由華人所主導。華人在柑和其它來自中國商品的連結，被馬來政府視為壟斷，於是採取了一連串包括進口限制或禁止從第三地轉口。   馬來政府從1970年開始，試圖干預原先放任式的經濟模式，從1971年開始的新經濟政策目標在幫助馬來人有更好的經濟地位並藉由提高薪資和就業機會，消除馬來人的貧窮。也試圖透過與中國的直接貿易，打破華人在各項來自中國的商品的「壟斷」。馬來政府認為中國國營企業會選擇PERNAS(一個試圖壟斷華人貿易網絡的馬來公司)，而放棄和第三地的華人交易。血濃於水的中國人，似乎不被這樣的態勢給裂解。從柑桔事件裡，我們可以略知一二。   馬來政府頒佈了許多特許(approved permit, AP)試圖干預行之多年的華人貿易網絡，許多政客則訴諸華人族群或文化上的情感，甚至參於執政的華人還被認為出賣華人利益。在柑桔事件，華人小販因為原本大盤商長期供應，沒有其它橘子來源；另外，因為這長期的關係，小販們可以從大盤商那邊取得更低的價格，並保證供量充足；最後，基於那「反馬來人」(anti-bumiputra)的華人情感，華人小販參與抵制。   消費者們則不再執著「柑」，而以「橘子」取代，不論是來自台灣(偽中國人)或巴基斯坦(非中國人)。這麼看來，華人還算是務實的，在特殊情況下，還是可以有彈性的、有妥協空間的。到頭來，馬來政府在這次事件下，失去了信用和華人的支持；中國的生產者和出口者、第三國的轉口者、馬來西亞的進口者(華人和馬來人的公司)和消費者也因此事件付出代價。這幾乎是一個全輸的狀態。   華人的貿易網絡是長年來由散落在各國、各地的華人所連結成的，這具有長期的「關係」。這種關係是人和人之間的連結，即使同樣是華人都難打入另一個華人的網絡，正如馬來西亞的華人也打不入新加坡華人的貿易網絡。   從消費各種來自中國商品的情況來看，東南亞的華人只從經濟上的角度來看待，只是華人們會以族群或文化的意義去解讀這樣的行為。柑桔事件正是句話最佳的例證。文化上的重要性是被附加上去的，因為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仍可以從其它地方取代。出自於經濟上的利益，而從政治上訴諸族群情感，我想這是政府在執行政策時始料未及的。經濟上的利益是因為這樣的貿易網絡很有效率，而且這樣近乎壟斷的存在使利潤大大地提高。這也是為什麼華人期冀維持這樣的網絡關係。   站在華人的角度想，壟斷橘子貿易可以有最大的獲利；但以一個更宏觀的角度來看，不是因為文化或民族上對橘子有需求的人，卻只能透過文化或民族上對橘子有需求的人來對橘子訂價，似乎有點說不過去。馬來人、印度人也想吃橘子呀！   由這文章，我認為可以討論以下問題：倘若現在被壟斷的是如「華語教學」這種本來就專屬於華人的市場，馬來政府可以有什麼樣應對的政策？

 商人們與東南亞的貿易有季節性，隨著季風往返中國和東南亞。然而，有些地方如巴達維亞得花比較多時間，商人留在那邊的時間就會超過一季了。清朝的國防政策一開始禁止海上貿易，因為東南沿海和台灣都有一些反清復明的勢力。但利之所趨，大家還是偷偷地進行貿易，海上貿易是如此重要，特別是對於那些較富裕的省份，這是不可或缺的生計。   沿海省份在海禁政策下，許多和海上貿易的產業因此得裁員，人口成長加上土地貧瘠刺激勞動力急於輸出，同時中央政府又無法有經濟發展下的稅收，於是乾隆宣佈恢愎海上貿易，這才解決了這些東南沿海省份的問題。輸出的勞動力可能到東南亞採礦或從事農業生產。   於東南亞地區，華人移民、商人可以從三個地方獲得好處，他們分別是歐洲殖民港口、當地王國以及東南亞的稻米農業。華人只要滲透到這個貿易網絡，用現在的話講就是介入通路，與當地的統治者合作，不管是馬來亞的拉惹、暹邏國王或歐洲殖民者，使這些統治者有利可圖並支持外貿，華人就有機會獲利。   工業革命大大地改變了人類的歷史，這包含在東南亞的華人，更大規模地開採被建立，而趨使更多華人移民進入東南亞地區。英國人在海峽殖民地，建立了自由貿易區，由於關稅互信，荷蘭、西班牙和暹邏提供了吸引華商的誘因，亦加速了華人到東南亞地區的移民。   在新加坡，峇峇(原本來自漳州和泉州的閩南人)和其後代主導商業及社會上的事務，這些人是社會的上層階級，英國殖民者也認為這些人比起其它華人「更開化」。於是這些人，成了英國和後來的華人移民者的中間人了。新加坡不只是海峽殖民地的行政核心，它同時是一個華人移民的轉運站。由一群在上層的華人，透過契約，來控制新來的群欠債的華人。   東南亞的殖民系統(不論歐洲殖民、暹邏殖民或越南殖民)若沒有華人移民是沒有辦法建立的。中國東南沿海的居民是很樂意與外國人合作的，所謂的「國家」或「公民」壓根不是華人腦袋裡原本就有的概念。在東南亞各地，不論當地是否有政權，華人總是能在那邊活動並進行貿易。   讀完這一章後，我會用理解歐洲殖民的方式去理解暹邏殖民；但更值得讓人注意的是，除了「工業革命」在物質上影響人類之外，「現代國家」的概念也影響著人類，所幸這些思想上、精神上的影響，是我們能夠控制。

 華人移民在東南亞擴展華人社群主要透過兩種途徑，一是依服在歐洲殖民勢力下，其它沒有被殖民的地方，則是由當地的王國協助。我先分享前半，也就是由華人和歐洲殖民者互動的部分，這包括馬六甲(Malacca)、馬尼拉(Manila)和巴達維亞(Batavia)。在歐洲殖民者進入東南亞地區前，東南亞的華人有兩種角色，中間人買辦的角色和自主管理的武裝政權。歐洲殖民勢力進入之後，華人是屬於第二階層的，低於歐洲殖民者，但高於當地土著。   馬六甲從葡萄牙人治理開始，先和甲必丹(Kaptian，聽起來有點像船長)開始交易，甲必丹是富有的商人，同時可以管理並受到他的社群的敬仰。荷蘭人進來後，甲必丹變成一種像長官的制度，這能夠在單一政權下維持多族群的社會，這樣的間接統治，只要和華人合作，不必同化華人。   馬尼拉，當時叫呂宋，西班牙人用大帆船，華人用小帆船，兩人在此交易絲綢、瓷器、白銀。西班牙在馬尼拉的政策是將不同文化的社群分而治之，大多數的殖民經濟也多是依這樣的方式。然而，只要華人願意成為天主教徒，就可以和當地同樣為天主教徒的女子結婚，也享有較高的權利。   在巴達維亞的荷蘭人則指派了華人最富有的商人作為甲必丹。歐洲人在東南亞建立勢力，主要因為想和中國進行貿易。在巴達維亞，透過福建經由廈門，許多華人商品進來，而後連日常用品甚至市容都有中國風。華人勢力逐漸蔓延。   害怕華人的勢力越來越擴張，歐洲人進行了無數次的屠殺，不過在這之前也發生過由華人發起的殺戮，所以或許這是歐洲人先發制人的行動，因為倘若華人勢力過強，先殺了歐洲人，那歐洲人就什麼都沒了。對歐洲人而言，這是相當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歐洲人需要華人，一方面又怕華人反撲。如果華人會反撲，那絕對是來自窮困的苦力，其它富有，作為中間人買辦的華人則寧可長久維持這樣的結構，他們經營賭場、酒、妓女、毒品，這也是華人很容易可以和幫派連結的原因之一。   東南亞的華人間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客家人開埠，廣府人旺埠，潮福人占埠」，福建人可以和當地人通婚，生下來的小孩在馬來西亞有土生華人(Paranakan)，在馬六甲、檳城、新加坡有有峇峇(Baba)，在菲律賓有麥士蒂索人(Mestizo，中南美洲土著與西班牙人的混血兒，也如此稱呼)，文化上、血緣上、制度上，福建人都可以像變色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