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東南亞的發展與移民

 國家或政府，在跨國婚姻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台灣政府和越南政府都認為頻繁的台越跨國婚姻將對國家安全有重大的影響。國家的移民政策都是有政治性的，不論移出或移入，「誰可以加入我們」或「為什麼誰要離開」，這對「想像的共同體」都會產生內容的變化。《國家與婚姻：台越跨國婚姻政治》揭露了台灣政府和越南政府對跨國婚姻的態度。   台灣有一群學者認為越南女性是「低劣的他者」，認為越南女性嫁到台灣，參加「識字班」以同化，其忽略了「多元文化」可以造就更燦爛的文化調色盤。台灣官員的意識型態是菁英主義和階級主義的，同時又有種族主義。這表現在台越婚姻的面談、健康檢查，甚至部會首長的談話中。   越南在法律上、歷史上、社會上也都不鼓勵越南女性和外國人(特別是台灣男性)結婚。戲劇、媒體上，劇裡頭嫁給台灣人的越南女性都是悲劇的角色，不是被騙就是嫁給行動不方便的長者；社會上，有名望的家族不會和外國人通婚，這是民族主義的偏見。台越婚姻有時還被看成人口販賣。不過仍有些人認為和台灣人結婚可以脫離貧窮；政治上，有越南共產黨指導的婦女會進行宣傳，透過和大眾媒體合作和台越婚姻的受害者現身說法(講述其受強迫勞動、家暴、賣淫)傳播思想；公共行政上，仲介婚姻是其可以正當介入的地方，取締非法私人婚姻仲介，並設立一個功能不彰的官方婚姻仲介；法律上，在越南人和外國人的婚姻中則規定：如歲數不能相差超過20到30歲、外國人不能超過越南人父母的歲數、和越南人離婚過，要先辦離婚才能再結婚、智力不足和肢體殘缺不能結婚、男女雙方親自送件。   台灣人的「想像的共同體」在越南女性或許多外籍配偶加入時受到衝擊，但我認為只要持續開放這個共同體，一開始是一點點，當越來越多人接受的時候，就可以有質變的可能性。倘若越南也同樣開放越南人「想像的共同體」，也會有人願意加入越南人，正如泰國或韓國以流行文化、大眾文化吸引全球各地的人一樣。  

 香港人在中國大陸包二奶，台灣人也在越南包二奶，但台灣人在越南包二奶卻不只是滿足男性慾望，龔宜君老師在《國家、資本與性別：越南台商的多妻家庭形構》中認為，台灣人在越南包二奶還有經濟、國族政治和家庭政治等問題。   回顧東南亞華人移民的歷史，華人在東南亞的婚姻關係是相當功利的。由於華人初到移居地，不闇當地語言，所以需要當地女子當作做生意的幫手，於是這些女子就成為老婆、妻子，這是透過親密關係而連結的親屬策略；儘管近代對海外華人的資本積累都以當地華人的族群關係當作其社會資本。台商在越南一開始也是當地華人作為合資對象，但在幾次受騙之後，也回到過去娶當地女子來作為人頭的方式以開展生意。   由於國族國家體制–越南的外資政策，和台灣的性別體制–親屬與家庭制度，使越南台商取越南女子當作人頭開立公司。   越南的外資政策是嚴格的，倘若不是大企業肯定要花大筆時間、金錢來建立公司。所以小本經營的台商通常和當地人建立關系，利用該人頭來設立公司以經營。一開始找早期華人移民，因為通常這些台商不會說英語或越語，但被騙之後，台商就找其它策略了。找越南女子結婚或情婦當人頭則是另一個選擇，而有婚姻契約的風險又比情婦低，至少離婚時財產是一人一半。華人企業以家族企業為核心，所以若有擬親屬(四海之內的華人兄弟)或親屬(契約妻子)關係的角色，他們是可以作為開設公司的人頭的。就工具性而言，擬親屬關係肯定是比親屬關係更堅定的。   台灣商人包二奶和一般傳統上我們對二奶的認識不太一樣。就傳統對二奶的認識，二奶是性伴侶，而且是在父權體制下的產物。但台商的越南二奶許多是透過日常工作上認識的女性，不只是生活助理，還是工作夥伴。二奶的家人甚至知道她和先生的非正式婚姻關係，那個二奶的家人也在先生的公司裡工作。鑑於身份和語言的關係，甚至有「女主外，男主內」的性別分工。   從資本的角度來看，男女的階層甚至被換轉了過來，因為錢、公司都在越南二奶手上，台商是相當怕這個二奶的，只能用「生小孩」來綁住這個二奶，不然哪天二奶跑了，至少還有財產是小孩的，比較安慰。父權體制之所以運行是因為其有物質基礎，但在越南，資源、物質都在二奶手上，女性不再從屬而能支配了！這都歸因於她擁有「越南身份」。   這些台商與越南二奶生下的小孩有機會造成如峇峇或土生華人的文化再現嗎？從《國家、資本與性別：越南台商的多妻家庭形構》的脈絡來看，這些越南華人(台灣人)混血兒在母親的越南身份優於父親的台灣身份來看，向上同化成越南人的機會是比較高的；就我參加海外學習服務團的經驗來看，台灣人普遍傾向和越南人區隔，所以我認為這些混血兒會帶著中華文化向上同化。   我在民國九十七年參加海外學習服務團越南分團，我們被指派到胡志明台灣學校辦營隊，我們被交付的任務是讓這些台商之子回台灣升學，同時使這些小朋友(從國小、國中到高中都有)願意學習越南語並融入當地社會。通常這些台商子女住的地方不會有越南人，只有少數富有的越南人會在富美興買房子。資本的力量或許很大，但台商和其子女都是生活需求已經滿足的一群人，所以對文化的敏感度應該會更甚於生活需求不滿足的人，所以我認為這些人是有機會產生中華文化的再現的。

 底層人民缺乏階級意識，使這些底層人民無法再現(represent)自己，這些人只能被再現(represented)。資本主義的流動性在帝國資本的階級特徵下，使在地族群被相同系統剝削而不自覺。物質上的剝削容易體會，但卻不會和階級認同的政治連結。從生產和消費來看，「使用價值」不再，所有東西都只有「交換價值」了！《The Family Romance of Madarin Capital》的作者認為，就算不在全球資本主義的中心，即使底層人民在跨國情境下，擁有資本、旅遊經驗或多媒體，都無助於發展政治意識，這樣的意識是可以跳脫族群認同、文化和國族意識型態的。而在亞洲，這樣的文化衝突，特別展現在有特權的性別、家庭、族群和國籍。   華人是馬來西亞最大一群的少數族群，曾幾何時，中華文化或中國字是被禁止的，但或許台灣人成了馬來西亞的主要投資者，中國字又開始在社會上浮現，典型的「亞洲」家庭倫理、性別階級、以及共同體的資本主義(communitarian caitalism)的國家觀點，開始在社會發酵、傳播。亞洲新富也常常被認為是個人情感和公開政治的交織而被認識。家庭羅曼史(Family Romance)指的是小孩子們認為他們真正的父母不是父母，而幻想他們的父母是較高社會階級的父母，即作者認為人們對家庭倫理的想像是在社會政治建構下的產物。   海外華人在亞洲，是除了日本以外，另一股新富勢力，有許多人認為這和共同體的資本主義有關。海外華人的關係多建立在四海之內皆兄弟和中國意識。這些兄弟似的擬親屬關係是超越區域或政治差別的，語言不是障礙。華人那種基於男性情誼和網絡的社群，是亞洲經濟上最重要的團體，這將使國家政府的意識型態不再有用。   郭鶴年(Robert Kuok)是受英國式教育的菁英，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合作並學習米貿易，而他的胞兄弟郭鶴齡(Willie Kuok)則反帝國主義的共產黨。後來郭鶴齡死於英國人手上，郭鶴年則成了亞洲糖王，還有自己的航運、銀行、房地產事業。這樣的報導在華人社群間和富比士發送，許多第一代的大享如印尼的林紹良、馬來西亞的郭鶴年和香港的李開誠，都有相當的形象：信用、忠誠、謙遜、溫和、長袖善舞及孝敬父母。   有證據顯示，在東南亞的中產層級開始認為華人的商人家庭比起蘇丹式或國王式的家庭更適合、更現代的模式。媒體突顯幾個由窮變富的華人企業家，更使東南亞華人在新的政治容忍下願意「出櫃」說自己是「華人」，泰國的華人也開始強調他們和中國情和中華文化。自由貿易和精化後的華人價值於是成為一個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也就是所謂的「筷子網絡」。  

 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說是西方媒體對這樣的家庭模式推波助瀾其對東方的想像、商業工具主義。許多從貧民成為有錢人的故事被報導，這是有史以來有這麼多的新富階級產生。林紹良透過主公(cukong)制度和蘇哈托家庭有連結，從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林紹良就一直當作給蘇哈托運送軍火的投機者，蘇哈托的家人也多因此有大大小小的酬庸。當地土著社群常常質疑林紹良和蘇哈托有不尋常的關係。   儘管如此，林紹良或其它華人大亨仍透過慈善事業贏得了名聲。這些華人大亨還有另一個形象就是多元文化的領導者，例如郭鶴年能很輕易地和卡斯楚、李鵬、馬哈迪、蘇哈托等，他幾乎在全世界都置產了！   在新加坡，許多貧民到新富的打拚故事被人認為是都是基於儒家的美德，包括自我牲犧、誠信、尊敬…等。「男主外、女主內，」的公私領域劃分，於是女性必須持家，女性仍必須保有「傳統的美德」。   在中國大陸沿海的經濟特區，有許多來自內地省份的女子到這裡打工，工作的地點就是那些海外華人在此建立的工廠，這些來自貧窮內地省份的女子都認為海外華人和自己的文化不一樣，他們也不會懂得欣賞自己的文化，甚至有種海外華人都是無法控制的自我性慾的性愛剝削者。這些海外華人之所以吸引著年輕女孩仍是因為他們的財富和流動性。在深圳，許多受薪階級的婦女看來香港的連續劇，並互相討論如何擄獲香港男人的心。流動性、財富和對都會生活的想像，是這些年輕女子的家庭羅曼史，而不是真愛或固定的階級。這些女孩，還會到歡唱廣場或酒吧來尋找可能的機會，因為這將可能可以嫁到美國或離開中國大陸。   家庭的想像仍是被呈現且常態化的，這發生於流動與緊固；內與外；經濟實力與政治實力；剝削與羅曼史；支配和從屬的緊張關係之中。   我認為《The Family Romance of Madarin Capital》這篇文章前面還滿引人入勝的，感覺是馬克思和後現代單挑。但我看不太懂後面幾個不一樣的羅曼史和這個單挑有什麼關係，原本我以為這個作者是法國人，因為這個英文我看不懂！搜尋一下是翁愛華(Aihwa Ong)，是馬來西亞長大的人，無怪乎我看不懂(我並沒有看不起馬來西亞人的英文能力的意思，請容我任意歸疚，我的心情會比較好一些)。我想我不會為我看不懂這篇文章而感到自卑，不過這篇文章浪費了我許多時間，希望還是能透過老師的講解多多了解這篇文章。   我想由主流媒體形塑社會的集體想像的影響，在現在或未來將大大地減低。特別在進入Web2.0的時代(甚至有人喊出Web3.0了！)，在低成本和共同創作的概念下，每個人都能很輕易地作為一個小媒體、作為公民記者，輿論不再由上而下，社會的集體想像也不再由大媒體壟斷。當然，在許多地方，如中國大陸或北韓，人民的思想或想像仍由國家主導，自然無法產生百家爭鳴的多元思想。

台灣人對於東南亞外籍勞工的想像一直是透過人力仲介作為守門人來形成。鑑於現代國家的界線明顯，我們也很容易地以國家別以刻版印象來理解來自不同國家的外勞，而忽略了台灣的外勞來源國都是多族群、多元文化的國家。《階層化的他者：家務移工的招募、訓練與種族化》一文中，分析人力仲介的種種作為，並輔以僱主和外勞的經驗來說明這現象如何被建構。 族群的界線除了種族之外，還包括階級位置、世界體系中的階序有關，這些要素成就「我們」和「他者」的間隔，有些群體有機會變成「我們」，有些群體則是有根本差異、難以同化的永恆他者。當我們說「外勞」的時候，通常不包括專業白領階級外籍勞工，台灣人的「外勞」只有東南亞外籍勞工，其它白領階級外籍勞工會被稱為「外籍人士」。從法律或入境健康檢查，到媒體報導，都可以發現體制有意無意地強化了刻版印象。 外勞輸入國的政府是守門員，人力仲介業者也是守門員，特別在亞洲的國家中，由於政策規範，移工社會網絡建立不容易，而人力仲介業者則更有從中獲利並操縱想像的空間。仲介業者藉由分析不同國籍移工，讓僱主認為自己是專業、可以信賴的。然而，分析卻是粗糙、廉價地服膺刻版印象只為較高的獲利(仲介印籍移工有較高的酬庸)或市場區隔。 印籍移工和菲籍確實有教育和語言上的差異。菲律賓在美國殖民時期，廣設大學，大學在學率明顯高於印尼。同時，菲律賓的美國殖民背景讓菲律賓海外生活的夢想，也因此有較印尼更明顯的人才外流。美國的殖民和政治影響，也讓菲律賓人擁有英語資本。台灣僱主會因為自身背景、炫耀性財富或想學習英語而選擇菲籍移工。然而，對於習慣用華語為主要溝通語言的台灣人而言，對印籍移工才有較具權威性的指揮感。「印傭比較『聽話』，而菲傭太過『搞怪』」都是比較後、相對性的結果，在加拿大仲介業者則說菲籍移工溫柔又有愛心，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島的移工則強悍又野蠻。或許也因為「印傭比較『聽話』，而菲傭太過『搞怪』」的刻版印象，僱主對印傭有更強烈的家務工作剝削，所以印籍和越籍的移工逐年攀高。仲介業者就在僱主的需求和偏好不一，且僱用資訊不充足的情況下，取得操耳的空間。 「印傭比較『聽話』，而菲傭太過『搞怪』」和仲介招募的對象也有關係。通常，招募菲傭的仲介不只在鄉村招募，他還在報紙上刊登廣告，這些人多是有城市生活經驗的，也有較高的教育水平；相反地，印尼仲介不喜歡都市人，而是透過牛頭在鄉村找那些「單純」的鄉下人，透過訓練、改造後，取得證書讓他更有機會成為海外工作者。有時候，移工們會配合仲介業者的期待來表現，例如假裝自己是來自較鄉村的東爪哇或中爪哇。 印尼的招募和訓練是相當有意思的。通常牛頭依賴在鄉村的社會網絡找到想出國工作的勞力，因為這樣的社會網絡鄉村的家庭更放心讓子女赴海外工作，而牛頭在外勞逃跑時，也可以直接找該家庭索賠。接著給予這些想到海外工作的人訓練，包括現代化設備的家務工作、移入國風俗和語言。這些訓練工作，很大一部分是為了給海外僱主和仲介的「表演」，這些移工甚至被要求剪去長髮，表現純樸貧窮、很俗的形象，以提高僱主，特別是女僱主，僱用的意願。 仲介就好像寄生蟲一樣，寄生在不良的國家政策之下，同時吸收著移工和僱主的養份，卻無法產生互利共生的作用。如何可以有互利共生的影響，我覺得可以加強印尼移工的訓練內容，不要只是讓這些訓練淪為形式。綜觀印尼移工的訓練內容和移工自身的說法，語言能力的培養是最實用的部分。所以我認為這些訓練課程應當將原本就被認為佔很多時數的語言課程再增加時數和實質內容。在全部454小時的課程中，包括114小時的英語和138小時的華語，就比例而言，相當於一天有一半的時間是在上語言課程，若是每天上課的話，相當於每天有半天的時間是在華語或英語的課程，也幾乎就是語言的密集課程了！以最少有兩個月的訓練來看，至少上了兩個月的語言密集課程，卻只能作到拍攝錄影帶裡的中文自我介紹，這樣的教學成效是令人質疑的。既然移工們認為語言課程是最實用的，而學習效果又這麼低落，我認為加強語言課程(甚至可以只學華語或英語)的質和量是可以讓仲介和移工有互利共生的具體作用。

 一個地方的移民政策多多少少可以反映其社會的成員對移民的態度。曾嬿芬老師的《引進外籍勞工的國族政治》一文中，從國族政治的各個面向來討論中華民國引進低階外勞的政策。中華民國在「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五章作了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相關規定，但對於移民並未沒有太多著墨。若說中華民國有移民政策的話，大概是比較像客工計劃的外籍勞工政策。   引進外勞可以用新馬克思主義(即階級衝突)和多元社會去理解。從新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由於移工有較不完整的工作權，資本家可以對其進行更嚴厲的剝削；多元社會的觀點則認為這是社會上各個利益團體協商下的結果，而引進外勞的相關利益團體則包括資本家、工會、特定族裔團體或國族主義者，有人支持，有人反對。   中華民國移進外籍勞工並不是因為缺工，而是因為台灣廠商基於勞工工資和工時考量，往大陸、東南亞投資，企業以產業外移作為和政府協商的籌碼。此外，台商主要投資都以中國大陸為主，增加「政治」風險。在資方施壓和國家管理的情況下，中華民國引進外勞。   引進外勞作為移民政策的一部分，我們也可以將之視為酬賞「敵人的敵人」或「友邦的友邦」，即引進外勞可以來表現那一國人受到該國的重、那國人為該國摒棄。中華民國在國際外交空間常常被忽略，不過卻透過對菲律賓、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開放外勞進入而有稍稍提升台灣駐外單位的地位。   你可能好奇，為什麼開放的是菲律賓、泰國、印尼和馬來西亞這些國家？而不是中南美洲那些有邦交的國家？又為何不直接從中國大陸地區引進呢？從中南美洲引進外勞的成本較高。而從大陸引進勞工具有語言、文化和地理上的親近性，資方極力想掙取大陸勞工。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大陸人就成了焦點，將大陸人視為中華民國國民？將大陸人視為中華民國的外國人？讓大陸人既不是本國人也不是外國人，單獨列為大陸人？多相妥協下，後來只引進大陸漁工。東德人進入西德時，常常比其它移民團更被排斥，這似乎和台灣與大陸之間有類似可以推想之處。文化、語言的族群反而被排斥。   引進移民的社會大致有兩類型的國家，強調種族同質性的，通常以血統為基礎的公民身份，這是客工計畫的典型溫床；強調種族異質性，並以出生地為基礎的公民身份，多有隨時引進長期移民的政策。台灣社會普遍不把族群的異質性視為一種正面的社會價值，並預設台灣社會是種族同質性的。同時，缺乏接納外國人的傳統，於是中華民國拒絕移民的方向是明顯易見的。   除此之外，還有藍領勞工和白領勞工受到階級主義的不平等對待，以及東南亞族群和歐美白人的種族階級主義的差別待遇。在我看來，中華民國的移民或移工政策是相當畸型的，因為眾生皆有佛性，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不能因為有人比較富有或比較窮而決定他是不是能移入，也不可以因為他是什麼族群而決定他是不是能移入。   相信族群的異質性是一種正面的社會價值，這有助於多元文化的發展並促進族群平等。所幸台灣是個教育普及的地方，政府、學者有機會將這樣正面的社會價值快速根植於人民心中，創造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 看看噗友的對此議題的討論：

 跨國社群(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如何建立和運作？除了由先到的移民者創立之外，這還依賴他們持續連結原生母國和移民國。下面將會有四個族群的故事：   多明尼加就有許多中小企業是由一群從美國回來的移民建立，當他們回到多明尼加之後，他們仍然和美國保持連繫。在美國的親朋好友會把錢匯回去多明尼加給公司合夥人。另外，透過多明尼加和美國之間定期往返的旅行，販售新服裝帶來生意，也使人們對移民有更多投資，同時間，在美國置產、開戶。他們從美國帶回新點子和新技能，如速食外送、電腦軟體和電影租售、手機租售…等。   厄瓜多爾有個高地民族歐塔伐蘭(Otavalan, Otavalo)也有類似的故事。歐塔伐蘭人在西班牙殖民時，就擅長生產並販賣服裝，同時發展並學習新的技術。當他們旅行到歐州或北美一些主要城市時，他們也開拓他們的服裝市場，因為這些服裝對那些歐洲人而言是相當新奇的。這使歐塔伐蘭人從他們的文化傳承中找能商業化的價值和利基。   薩爾瓦多也是深受外籍社群的跨國社群影響的國家。薩爾瓦多人因為內戰而離開薩爾瓦多，結果反而促成了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主要的旅遊和快遞公司從移民和那些在原生國的人開始，先是小規模的生產，而後開展電腦軟體和電影租售於薩爾瓦多的省級城市。薩爾瓦多的銀行也將業務開展到移民很多的美國城市如洛杉磯，結果Constancia(啤酒、飲料公司)和CASALCO這些薩爾瓦多組織都建立據點，甚至擁有房地產。薩爾瓦多人離開薩瓦多之後，仍然和家鄉有緊密的連結。   華人的移民組織也是一例。華人沒有英語和憑據的知識去從主流的機構獲得信用貸款，為了滿足新移民和新銀行這樣的需求，當地的企業家到台灣和香港募資。許多台灣人或香港企業家這麼做多不是基於華人移民的利益，只是為了躲避中國共產黨的威脅和政治不確定性。這不儘帶了投資上的成功，也使這些華人後裔取得公民身份。   這些跨國化(transnationalization)的現象不只是因為社群成員人數的成長，還包括活動上的質變才有可能。密集的網絡跨越空間的侷限，於是人數可以不斷成長，這些人具有雙語能力，可以輕易地游移於不同文化間，維持在不同國家的家庭，同時追求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利益。根據馬克思的說法，無產階級就是如此被創造並放到歷史洪流裡，全球資本主義更提高了跨國勞工的條件和誘引。但我們必須知道，並非所有移民都被納入這跨國化的經濟活動中，也不是每個原生母國的人都受惠。

 「資本全球化，勞工在地化」大概可以被視為是自由貿易的全面勝利，它同時成為無產階級的墳墓。我們借重通訊和交通的革新，可以更即時、快速地操控我們跨越海洋另一端的資本投資或撤資。這些革新並未讓帶來全球性的資本主義，反而造就了「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掙扎，以及「形式理性」和「實質理性」的衝突。Alejandro Portes的《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unities》提出了幾個彈性公民的故事，摘錄如下和大家分享，也讓大家動動腦一下：   全球化的過程是跨越政治藩籬的，「即不屬於這兒，也不屬於那兒」；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的過程又何嘗不是如此？只是屬於跨國主義的移民還得假裝並學習雙重，甚至多重的社會關係，以便連結原生社會和移居社會。這樣的跨國社群(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是結合資本主義的，但又不同於傳統移民適應的模式，而且全球化的浪潮對此有推波助瀾的效果。   這些社群一開始都是由一群親朋好友所集合而成的，社群裡的成員可能是到已開發國家擔任較低薪質的工作，也有可能因為生產型投資、消費水準或流行文化而到前往較發達的國家。漸漸地，這些移民往更富有的國家不是因為他們沒有錢，而是因為他們要更多錢。移民的增加使各富有國家推出法案以進行管理，包括美國、德國、法國和日本，但這些過程儘影響那些受薪或中產階層，移民仍未間斷，反而加速了結構上對資本累積的渴望。   許多移民勞工很快地就意識到打工受薪是無法達到他們預期的經濟目標，於是這些人會運用社會關係網絡。不同於原本國家的勞工，這些移民勞工可以有較高密度和延展性地超過距離限制，並且因為不確定性高而更團結在一起。於是，這些人掌控較遠的勞力市場，也可以從很小的成本來產生足夠經商的第一桶金，甚至可以放款，這也使他們可以在原生母國和移居國價格和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成立跨國企業。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移民現象和過去往北美洲的歐洲移民者不太一樣，現在這些移民多是下定決心把跨國企業作為生存或動員的方法。過去工業發展，產業還能提供一些相對較好的工資，而且那時候地表上的移動是非常花時間，而且是長距離的；而今天的情況是，薪水來源不確定而且很少，於是這加強了移民去發展其它生存路徑。   現在的跨國移民擁有過去不曾有相同規模的飛機、電話、傳真機和電子郵件，再結合社會資本的動員，這其實佔盡了地理上不平等的經濟優勢。如果跨國化(transnationalization)可以長期並持續地進行，原本經濟菁英和當地統治階層合作的霸權消退，也就是，勞工不再待在原地，可以全球化的也不再只有主流菁英。   然而，透過跨國活動獲利的人不會太多，這些利益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同時排除其它後進者進入的可能性。第三世界國家的貧富差距將會加劇。對於此現象長期的影響，作者和我都抱持著樂觀的看法，因為全球化的過程是廣泛的，而且可以持續滋養那些草根企業。   我相信全球化可以讓跨國社群更蓬勃，資源可能集中在少數人手上，但只要一點點那些有資源的人同時擁有一點點「人道主義」或「民族主義」，他們就會開始奉獻社會。巴菲特和比爾蓋茲正秉著人道主義，到處募款，同時也將自己的資產奉獻給社會；張君達，一個退休的台灣商人則秉著民族主義，投入心力、財力，並透過新華基金會在幫助大陸偏遠農村的小孩。眾生皆有佛性，啟發每個人的善心，運用個人的智慧，全體人類都能通往一個真善美的世界。   我曾經在台中火車站附近的第一廣場看到一家東南亞雜貨專賣店叫「Golden Star」，其實東南亞雜貨專賣店在台灣有很多，但這一間特別擄獲我的眼球。我認為這間商店學習了台灣便利商店的明亮擺設、空調設備和自動門等，加上貨品來自東南亞和一些少見的進口品，對台灣顧客有新鮮的吸引力，我很喜歡到這家店去消費。我認為《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unities》這篇文章提到的現象有異曲同工之妙，我想，在台灣，大多數的東南亞雜貨專賣店的主要顧客仍是來自東南亞的朋友，不過只要有一點點小小的改變，顧客群很容易就能擴展。   我認為值得討論的是，這些商店是否由那些曾經在台灣工作而今已經返回東南亞國家的早一批返國移民所建立？或者這個商店主人是更早之前，從中國遷移到東南亞的華人，而現在只是反過來回到中國以價格或資訊的不對稱來獲利？通訊和交通仍會繼續革新，網路上的虛擬社群已經發揮過去傳統社群做不到的效果，對於無法藉由科技革新而改善生活的人們，我們可以有什麼樣的作為？

 在東南亞地區，華人資本的累積包括販賣鴉片、投資(穀物貿易或採錫)，這些都生商的連結都是透過家族或方言的關係。較大的企業採用西方管理和財政技術到家族事業裡，小商店則販賣一些來自中國的日用品。儘管，現代企業管理會有外人進入管理階層，但事業的繼承仍多是由家族的男性，外人只從事較低下的工作。於是就讓人認為華人有族群排斥或族群優越感的印象。   在中國的華人看來從東南亞「光榮」回來的人，只看到那些人光鮮亮麗的一面，於是也前撲後繼地自己花錢，甚至不惜成為契約勞到東南亞作發財夢。然而，被騙或強迫的勞工，由於長久和家人失去聯絡，常常走到人生的瓶頸。有些較早去的移民「老客」(laoke)更是壞心眼，還設賭場或販賣鴉片讓契約勞工永久不能翻身。   其實這些客頭並不會因為壓榨華人而覺得內疚，甚至想要深化這樣的剝削。但這樣的壞名聲總會傳開，於是中國沿海的勞工招募就變得更難了！這時候Kangany(泰米爾語，印度的方言之一)成為勞工召募的中間人，專門召募印度人到馬來亞和緬甸工作。Kangany制度下，受僱者信賴僱用者，甚至有人回到中國把這樣的Kangany帶到中國，相較於華人的僱佣體系，這個不會身陷泥沼。   文化是有機的，華人的文化更是體現這樣的彈性，即便在中國本土都還難說出一個「真正」的中華文化，畢竟文化是在特定時空下被實踐的。民族誌學者認為，在人們遠離家鄉之後，文化的體現才會重新被找回並鞏固。在「我讀《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Southeast Asia》二」說到的四種連結：地域、方言(compatriotism)；親屬關係(kinship)；共同儀式(corituality)；兄弟會(brotherhood)就是調色盤上的四種顏色，在中國本土看起來是剛性不可變動的，一但到了華人海外社群時，這四種顏色被重新調和再現以適應新移居地的環境。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我想也正是由於中華文化的「博大」，所以在中國本土的體現是多元的，然而到了海外之後，華人可以取用任何部分來使其「精深」，這也是為什麼有時候我常常覺得海外華人體現了比中國更有中華文化的錯覺。華人的社群在海外發展多彩多姿，我覺得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