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東南亞的發展與移民

我讀《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Southeast Asia》二

 海外華人組織大致上依以下四種關係連結在一起:地域、方言(compatriotism);親屬關係(kinship);共同儀式(corituality);兄弟會(brotherhood)。這些組織不會也無法完全複製舊有中國社會制度,而是有彈性地去符合移居地的需求。   因為地域、方言結合的叫「幫」(Bang),就是希望這些遠離家鄉的遊子互相「幫」忙。通常是由先到的人當作領道,例如在馬六甲就有土生華人來帶領從福建新來的人(新墾);依親屬關係結合的就會建立宗廟,因為幾百年前是一家親,理應有共同的祖先,如邱宗祠或陳宗祠;共同儀式的結合則跨越社會階級,通常較小的方言團體會為了利益而結合在一起以協助新移民者適應生活,葬禮時也就可以動員;兄弟會,或者公司就是所謂的「祕密結社」,源自己台灣和中國東南沿海的地下組織,其實就是黑社會,最有名的就是天地會。兄弟會常常強壓契約勞工並引進新移工到東南亞地區。英國殖民者對兄弟會可以說又愛又恨。   由於大量且快速的移民,這些人無法同化成當地或融入雙文化的社會中。《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Southeast Asia》的作者將這些人的社群分為兩種,因為地域、方言結合的為「首要社群」(primary communities),有一個大中國概念,再進化跨越方言、區域的認同的則稱「次要社群」(secondary communities),這兩種社群並不互斥,而是互有從屬的。   首要社群如「幫」,是基於共同方言和階級的,這些人因為有利可圖而聚集在一起,是有排它性的。此外,它也有助於平衡並對抗外在較大的敵人。後來開始成立層級較高的次要社群,如會館或商館,這就是整個華人的社群,以整個大中國的利益來對抗以白人為主體的結合。   較早的移民土生華人和後來者雖有衝突、摩擦,但彼此仍有贊助或仲介關係,土生華人會幫助後來者。土生華人常常就成為當地的商人,負責引進並提供農耕或採礦所需的勞力。土生華人的社會是如此穩定以致於後來者是無法撼動的。殖民時期,土生華人也在階層中,上屬歐洲統治者,下屬印尼土著,作為第二階層「公關」的角色。後來者也建立如學校或報紙來區別自己和土生華人的差別,這使後來者也逐漸擴展自己的勢力。

我讀《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Southeast Asia》一

 交通和通訊的革新使往返的旅行、匯款變得更便宜、更快、更安全。同時,在東南亞地區,政治和經濟上的限制,使得移民對母國的連結幾乎中斷,戰亂或蕭條更強化了這樣的中斷。移民在與母國的連結中斷之後,開始產生各式各樣的社群、組織,《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Southeast Asia》討論了一些華人移民在東南亞地區所建立的社群。   歐洲殖民者對東南亞地區的佔領主要是為了打開貿易市場和掠奪資源,於是移進了其它地區的亞洲人來進行開發。即便如暹邏這樣的本土政權,仍受英國壓力被迫接受自由貿易。   在東印度公司於印尼時期,土生華人(Peranakan,峇峇娘惹)便從原本中間人買辦的角色,成為殖民者和當地土著的中介人。土生華人被賦予收稅的任務,而這樣使華人在當印尼土著中相當不受歡迎,同時荷蘭人也討厭華人。到英國直接統治印尼時,萊弗士(Raffles)想要印尼土著解放,不再受華人剝削於是想採用現金作為稅收,沒想到,這反而加速了華人財富的累積。華人開始從事在印尼進出口貿易,進口中國雜貨並出口印尼商品。   同樣的情況(華人從事進出口貿易)也發生在菲律賓。不過這華人已經不再認為自己為華人了,他們傾向認為自己是菲律賓人了!文化上,這些華人認為自己擁有更多殖民者西班牙的文化。華人除了一些佛教國家外的同化,大概沒有其它國家像菲律賓這樣,完全可以排除華人的認同。   甲必丹制度是以華人作為「分而治之」的手段,當甲必丹制度不再之後,原本的甲必丹成為亭主,成為福建人的領導。亭主領導著如青雲亭這一類的組織,英國人認為這樣的兄弟會是相當危險的存在。矛盾的是,英國人又得靠這些人收稅,甚至得靠這些人保護。不過相較於之前未有這樣的兄弟會組織,移工的待遇更人道、綁架或威脅也減少、耕作或採礦的工作條件也提升了!   在暹邏則不同,由於華人本來就高度地整合進泰國社會,甚至負責暹邏王朝內外國貿易等重要角色。但兄弟會的組織仍在暹邏建立。兄弟會產生的犯罪暴動是當地警察的責任,儘管這些兄弟會是華人組成,但警察主要處理時是並不作群族連帶,因為那些成功且有能力的華人都與皇室合作了。在暹邏,因為華人成功整合進了政治和社會體系,於是族群或文化的對統治者而言並沒有什麼影響。  

我讀《跨國投資與族群關係:印尼台商的研究》

東南亞地區除了有吸引外資的環境外,對於華人而言還有其擁有華人族群社群的地方特性,海外華人常常是台商跨國發展的重要社會資本之一,然而台商與當地華人的關係並非和諧,特別在印尼。曾嬿芬老師的《跨國投資與族群關係:印尼台商的研究》正好能夠說明這樣的現象: 產業資本外移的原因除了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之外,精細的技術、人員的訓練、彈性的生產組織、社會文化所支持的工作態度、勞工的族群歸類等都是決定設廠的原因。對新興工業國的資本,如台灣商人,則主要投資於鄰近地點,且只限於少數特定區域,因為其具族群、文化和語言的親和性。投資的成敗和族群關係的調適有關,台商於印尼調適和各族群間的社會距離就成為相當重要的課題了。 市場、勞動力和原料為台商主要選擇印尼投資的要素;其它非經濟性要素如政治、社會、族群、宗教等,印尼相較於其它東南亞地區,都被認為是最不穩定的,而華人和非華人的族群衝突是最主要的憂慮。印尼在荷蘭殖民時期,華人就是中間人買辦,向印尼土著採購農業產,再轉手荷屬東印度公司出口到世界市場。印尼華人和印尼土著的貧富差距大,儘管印尼華人大多入籍為印尼公民,但華人在印尼的「同化」程度仍低,華人尚未被印尼社會完全認同。 華人常常是台商投資東南亞的敲門磚,但投資時間拉長之後,華人的重要性就漸漸降低了!台商和華人在許多方面的想法是有差別的,例如:台商想要永續經營,華僑則擅於短期現金回收;台商試圖了解印尼土著,華僑從歷史的發展認識了刻版印象的印尼土著。於是對於台商而言,華人有時候還可能成為負資產。 「社會資本」是個人動員其歸屬於某一團體的身份所帶來的資源的能力,也就是關係的結構,這樣的資本包括:義務與期望、訊息管道、社會規範和制裁。若我們將社會結構分為封閉型(彼此認識彼此認識的人,結構的鑲嵌性)和開放型(彼此不認識彼此認識的人,關係的鑲嵌性),則台商在印尼大致上可以說是較為開放的結構。於是,當台商受害時,多是透過司法體系來制裁違反期望的行望,因為社會結構裡的人們彼此不認識,不易透過集體來達到制裁的目的。台商也少和當地華人組成志願性團體如商會、聯誼會或運動團體,台商並不積極創造一個可以擴大成為「華人族群」的環境。 Royce認為族群認同是有工具性的,也就是人們傾向選擇對他最有利益的族群認同;Barth認為說「誰不是『我們』」比「誰是『我們』」容易。基於此,在印尼,台商寧可作為華人和印尼土著的旁觀者,儘管印尼土著仍認為台商是華人。台商致力於將自己從「華人」分出來,並以「台灣人」建立族群形象。 台商試圖建立的「台灣人」族群或許是因應印尼特殊的環境而產生,但若今天的事業本身就是華人特屬的產業如「華語教學」或「華文出版」,刻意從「華人」分出來,恐怕不利於在當地經營的情況。另外,台商應加強與當地華人聯誼的機會,試圖以「台灣的華人」來改變印尼土著對於整體「華人」的刻版印象。當地華人不只能成為敲門磚,還可以作為日後華語文事業永續經營的陪跑者。

我讀《動員亞洲華人:東南亞台商的管理階層形構》

《動員亞洲華人:東南亞台商的管理階層形構》一文指出,台灣企業在進行跨國投資時,十分依賴亞洲的華人,但這些亞洲華人人力資本是有地域的差別的,許多是在當地社會裡處在社會邊陲地位的華人。該文透過對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越南和中國大陸等地的台商進行深入訪談而撰寫而成。下面和大家分享摘要和心得: 全球化的過程中,台灣也透過在東南亞地區建立跨國公司來利用全球人力和自然資源。跨國公司的管理與技術人才來源有二,可以透過外派人員,也可以找當地可用的人才。跨國公司偏好選擇有多元文化相處經驗的人作為外派人員,但外派人員的成本較高,於是跨國便啟用當地人才。台商多透過亞洲鄰近國的華人社群來建立跨國子公司與合資公司。台商跨國公司有以下特色:一、說華語;二、依協力生產模式生產;三、勞資關係為支配式的;四、世界分工體系上為半邊陲地位。 若將台商公司組織分層來看,經營層多是台灣人或留台華人擔任;管理層則由大陸人、華人擔任;監督層和操作員則由東南亞土著擔任。台商公司經營層由台灣人出任容易理解,不外就是族群的優越感或向心力的解釋;經營層由留台華人擔任,則是因為其有台灣教育經驗,加上台灣大專文憑不容易在當地就業、華語訓練背景等,都使這些留台華人能夠成為經營層。管理層由大陸人擔任,因為台商顧慮當地的族群矛盾,加上台灣與大陸在政治上的敵對立場,台商普遍不信任大陸人。 管理階層由上而下為,台灣人→留台生→大陸人→東南亞華人→土著。其中,台灣人和留台生享有較佳的工作待遇,包括住宅、傭人、子女教育等;大陸人則次一等,甚至有家長式、軍隊式的管理;東南亞當地的華人或土著則再比大陸人資一等,完全資本主義的市場關係,要來就來,不來就走。 台商受到語言能力(不擅英語或當地語言)及經濟資源(無法大量外派)的限制,大量地動員亞洲華人,《動員亞洲華人:東南亞台商的管理階層形構》認為這樣的族群分工,容易強化東南亞華人族群與土著族群原來在經濟領域的鴻溝。 照這麼看來,如果東南亞華人或土著擁有與台商溝通的語言能力(即華語),那麼大陸人這個管理層級的需求更本不會存在。這樣的需求仍存在主要是台商經營層需要會華語溝通的管理幹部。只有「華語熱」仍在,東南亞有更多人選擇華語作為第一外語學習,落實開放的雇用政策就可以期待,而東南亞當地華人和土著甚至不需要如大陸幹部一樣需要津貼,經濟成本將大大地節省。 再進一步說,如果連「華語教學」這樣的事業都可以由東南亞土著直接進行教學,正如在國中我們學習英語的老師也是台灣人一樣,華語的推廣將可以有更廣的觸角。

我讀《後進者的全球化:移地的地域生產網絡建構與台商在東南亞的投資經驗》

經濟全球化有以下特徵:資金的投資往高利潤地區移動;企業以市場潛力和資源獲取為考量;資訊科技讓企業更容易全球佈局;個別消費者的品味和行為趨於一致。對台灣而言,1980年代中期之後在東南亞的投資經驗,是其在國際化、及跨界生產佈局的建立上所不可或缺的一環,儘管這是受到生產要素成本過高和先進國家客戶降價的壓力,被動到東南亞投資。 台灣商人往東南亞投資可以說是一種「防衛性的對外投資」或「被動的國際化」,也就是迫於國內生產條件的惡化,而將生產基地外移至勞動成本較低、且地理和文化鄰近性高的地區。台商移地建立協力生產網絡模式有四種:一、全面性地移地投資和複製(以英業達為例子。);二、部分移植;三、單獨赴外投資,但後來仍與台商協力生產網絡整合了;四、由投資國廠商所建立的協力生產網絡。 《後進者的全球化:移地的地域生產網絡建構與台商在東南亞的投資經驗》一文分析了台商在東南亞投資電子產業、紡織及成衣業、機車製造業及鞋業四種產業的生產網絡。 1980年代,東南亞國家以投資資訊電子業為主,台商在這時候進入泰國和馬來西亞,有局部移植協力生產網絡,也有單獨過來的;紡織及成衣業在東南亞的投資則是上游到下游整合,較無空間上的聚集,除了印尼萬隆是到當地才進行整合的,因為印尼華人的紡織產業發展也很久了;機車製造業都是因為越南內銷市場而進行投資,也是先設廠了,再回台灣找衛星工廠赴越投資;鞋業有兩間整合模式各不同,P公司以合資方式,讓原先的生產鏈也往東南亞投資,讓協力廠就在P公司附近。F公司則在台灣採購,但充分利用當地的生產條件。 台灣多為中小企業,在不同行業、不同地域也透過不同模式整合出適合自己的協力生產網絡,這樣組成的生產網絡是多元且複雜的,也因此還不容易有系統地歸納出一個路徑。 《後進者的全球化:移地的地域生產網絡建構與台商在東南亞的投資經驗》前面認為台灣商人往東南亞的投資是被動的,然而機車製造業以開擴市場為主,則是主動地往東南亞投資。華語教學的產業也勢必要以主動地全球化策略去分享東南亞地區市場,否則待孔子學院成氣候之後,台灣商人只能被動地全球化了!華語教學產業的產業鏈則不如以上四個產業那需要較複雜的生產協力網絡,就我小小的腦袋所知,華語教學的產業鏈只要有教材和師資,頂多再搭配一些電子設備,除了教材在當地出版不一定具效益外,其它協力網絡所需的要素都可以在當地快速整合出來,特別是東南亞這些華人很多的地區。 我認為可以討論的問題有華語教學產業如何可以快速在東南亞地區整合出生產協力網絡?

我讀《吉隆坡開拓者的足跡-甲必丹葉亞來的一生》

葉亞來是開發吉隆坡的重要人物之一,不過若從剝削理論來看,葉亞來就是吉隆坡的郭台銘。另外,有個制度由「甲必丹」作為華人領袖,其由殖民政府任命,通常是馬來王候推舉或華人各方言族群提名,我想這也加強葉亞來剝削馬來人和華人的態勢。 吉隆坡是因為開發錫礦而發展的,因為歷史因素(雪蘭莪內戰)使吉隆坡環境惡劣,但因為劉壬光一群人,包括葉亞來等人,堅持開發吉隆坡,所以葉亞來普遍被認為是開發吉隆坡的功臣之一。有著資本家冒險的心態,搭上錫礦價格上漲,葉亞來賺了錢。 葉亞來受劉壬光推舉成為甲必丹,在葉亞來的統治下,社會治安良好,但這是建立在殺雞儆猴般地高壓統治。葉亞來從中國召募華工,也鼓勵馬來人進行農業生產,讓華人和馬來人合作,使錫礦開採順利;同時表現華人民胞物與的傳統,用現在的話就是展現企業的社會責任。葉亞來既贏得名,也贏得利,葉亞來儼然就是當時的郭台銘。 如果再考量英國殖民政府的角色的話,葉亞來就處在半邊埵位置,英國可以引進印度人口,也可以禁止葉亞來把華人送回中國,層層剝削下,最後利益都到了英國殖民政府手上了。「甲必丹」是英國政府以夷制夷對華人或其它族群的間接統治手段,之後由「華民事務秘書」給取代了。 有幸讀《吉隆坡開拓者的足跡-甲必丹葉亞來的一生》,儘管只是節錄仍覺得多認識了一個人,也多認識了一個殖民政府統治的制度。葉亞來算是個怪咖,除了批判葉亞來有類血汗工廠的壓榨勞工,我也能試圖去理解先民披荊斬刺的冒險泛難,這都是可以拍成電影的感人素材。

我讀《東南亞多元與發展:人口轉型及社會變遷模式》

 《東南亞多元與發展》是李美賢老師與楊昊博士翻譯《Southeast Asia – Diversity and Development》中譯本,也是在東南亞研究所一年級必修課「現代東南亞研究」的教科書。剛剛讀完了第四章《人口轉型及社會變遷模式》,下面和大家分享心得筆記:   東南亞大概是世界上異質性最高的地區,不論是民族、宗教、文化或語言等等,它同時也是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地區之一。區域內各國家發展有快有慢,國家間和國家內的貧富差距差大。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印尼、泰國、馬來西亞的貧窮人數慢慢減少,但緬甸、菲律賓仍處貧窮狀態。   「教育」為趨動社會變遷的強大力量,然現行的教育體系重視行政、藝術和法律專業,和市場上的需求不盡符合,儘管東南亞的失業率相較於其它已開發國家是比較低的,約在5巴仙以下。   東南亞的媒體,包括廣播、電視、電影、書籍、雜誌、報紙,大多是西方導向的,傳遞著西方的家庭觀念、世代關係、同儕關係和性別關係。以我所熟悉的泰國為例,泰國人通常會有較容易讓人記得的小名,從家庭開始,讓爸爸、媽媽叫的小名,過去通常是泰國傳統的詞彙,但最近開始許多用英文名字作為小名的現象,有人希望回歸傳統,推廣泰國人用傳統的小名;此外,根據Master萬事達卡的統計,在亞太地區,泰國女性就業率為第三高,儘次於紐西蘭和澳洲,可見泰國女性在社會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我想這些都是受帶有西方觀點的媒體所影響。從「大家庭」轉換為「核心家庭」也大概是有西方的影響,傳統家庭對財富的流由父母主導,核心家庭的消費則由子女主導。   人口成長在東南亞各國的情況也是差別很大的,以平均壽命來說,新加坡的平均壽命為七十六歲,寮國則為五十二歲,這和該國的公共衛生有關。公共衛生裡,愛滋病防治是很重要的課題之一,柬埔寨、緬甸和泰國被認為是愛滋病有可能迅速擴散的國家,而印尼、寮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也被列為潛在迅速擴散的國家。在我看來,我認為主要原因是東南亞地區有較不隱晦的性工作者,而扼止愛滋病的最佳管道就是安全性行為,據我所知,泰國在「安全性行為」的推動上相當積極。   東南亞各國也逐漸面臨人口問題,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都面臨生育率太低,但由於平均壽命較短,所以人口結構是年輕的。東南亞地區,國家間和國家內的人口移動也是值得注意的,通常人口稠密處都是高度農業化的地方,較不肥沃的地方,人口也較少了。東南亞各國如印尼、越南、泰國、菲律賓和馬來西亞,都有政府支持地將農業稠密地區的人口,移居到人口稀疏的地方。   國家間,東南亞許多國家都有往外輸出的勞力,這些勞力所匯回的資本,比單純商品還多,成了賺取主要外匯的方式之一。印尼有個地方「西努沙登卡拉」,一年賺到的錢,比整個省的總預算還多。國家內,則有通勤和環遊的移居者,通勤有賴該國的交通建設,移居者則住在城市,因為那有較多的工作機會。儘管如此,人們普遍仍認為小孩子在鄉村長大比較不會受到負面和非傳統的影響,我最近在看的泰國戲劇《霹靂兒媳》就是這樣,女主角當警察在曼谷工作也住在曼谷,但是她的家人包括爸爸、媽媽和妹妹仍住在Sinburi的鄉下。   我對其它國家不太熟悉,所以當課本說到……的時候,我只能聯想到泰國的……和其相符的例子。東南亞各國的差異很多,真要歸納出一些共同點,還真不太容易,所以我真佩服這本書的作者。

我讀《國際遷徙與移民:移民帶來的經濟利益》

前一陣子,勞委會打算提高基本薪資的時候,有一股反對的聲音指稱「提高基本薪資,只有外勞受惠,一般本來薪水就比較高的受薪階級,不會有影響。」這個看似正確,其實正是乎略了「移民帶來的經濟利益」。下面為我閱讀「移民帶經濟利益」的筆記心得: 世界上富有的國家多是由外來移民和移民後裔所組成的,美國、澳洲、加拿大,乃至南非。而最近在走下坡的日本,雖然我們無法說它是因為沒有外籍勞工的移入所以走下坡,但日本的確是一個沒有顯著外籍勞工流入的國家。 有人抗議外來移民稱,外來移民搶走本地勞工的工作。但我們應該想想,這些外來移民所拿走的工作是哪些工作?如果外來移民不去做,本地勞工會去做嗎?外來移民若進行的是本地勞工不願意做的工作,則因為有外來移民使社會經濟活動能夠持續;若是專門技術外來勞工,這也是因應本地工業發展需求,而招徠國外的技術勞工。事實上,只要提高薪資就可以吸引本地勞工從事那些3D工作,但雇主都不願意這麼做,雇主多偏好本地勞工和外來勞工共同存在的「雙勞動市場」。 外來勞工還可以作為緩衝期的媒介,雇主可以在急需人手時招募他們,只要勞力過剩或需求不再時,立刻遣散;此外,外來勞工也有助於維繫老舊行業於不墜,以成衣業來說,它在許多富有國家生存下來了,因為其進行了產業的升級,從設計,到承包,再轉包,最後外籍勞工可能得到只有百分之五的利潤。 外勞的進入,使本國勞工能夠從事待遇較好的工作。原本必須在家裡照顧小孩的婦女,現在可以外出工作,因為外勞可以照顧小孩,而職業婦女可以賺到更多錢。 你可能會說景氣不好時,外勞就會壓低本勞工的待遇了!事實上,如果你曾經是白領階級的工作者,你絕對不會在一失業後,馬上投入建築工地擔任藍領階級。但這些外來移民會持續在原本工作崗位,使社會持續運作。那麼,外來移民會排擠福利制度嗎?通常,外來移民對國家貢獻的稅賦是遠遠高於其所享受的社會福利。所以外來移民反而是造就更好、更豐沛的福利制度。 外來移民「可能」解決人口遞減的問題,特別在現在大多數已開發國家面臨少子化的問題。富國人口遞減對地球可以減少負擔,但更重要的是人口老年化,如此每個人所需要扶養的人增加。這時,如果有國外年輕移民將能夠調整人口結構。然而,將流入人口維持在年輕族群是困難的。總言之,人口老化不是移民可以解決的,還應該搭配提高生育率、提高退休年齡、提高稅賦。 經濟上,我們很難提出一個反對外來移民的理由。即便我們清楚移民提供了許多寶貴的功能,提供現成勞動力來源,幫助彌補人口衰減不足,但移民接納國的國民是否相信這些好處?

我讀《From the Invisible Hand to Visible Feet: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Miration and Development》一

 根據Kearney的《From the Invisible Hand to Visible Feet: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Miration and Development》,研究遷徙大致有三個理論取向,它們分別是現代化(modernization)理論、依賴(dependency)理論和接合(articulation)理論。下面分享這三個理論取向:   第一個的現代化理論是最容易理解,最顯而易見的理論。它有著二元論和擴散的假設,即發展的順序是從城市到鄉村,已開發國家到開發中國家;移民正好相反,屬於鄉村的、「傳統」的人們,移往城市、現代的地區或國家。透過城市化或現代化的過程有著一個積極向上的直線,城市是過去鄉村的樣子,鄉村未來的樣子也將會是城市,城市和鄉村所能提供的工作機會不均衡,加上農村工業化的影響,釋放出勞力,人民也移往城市。然而,當人們以平衡(equilibrium)理論來檢視這樣的遷移時,卻發現這樣的城市和鄉村存在著結構性的不平衝。   當城市發生問題,原本結構因素分析的巨觀,就換成個人因素分析的微觀,我們期待的是「城市化的過程沒有故障」,但事實是「故障在城市化之前就發生了」。事實上,是因為城市或已開發國家薪水較低或地位較低的工作,沒有人願意去做,才開始有移民的。現代化理論看得是「發展」。   依賴理論看得則是「未發展中的發展」,其認為鄉村和城市是因為經濟才連結在一起,而且這不是鄉村願意連結的,這是基於城市的利益的連結,把鄉村視為邊陲,把城市視為核心,就是核心需要邊陲,而核心也剝削著邊陲。依賴理論認為,之所以有剩餘價值都是從邊埵所壓柞來的,不論是國家內或國家間,邊埵無法抵抗,於是造就更大的剝削甚至發展地更慢。世界體系(world system)理論也大致服膺依賴理論,承認剩餘價值的轉移就是從邊埵地區到核心地區。   接合理論則將遷徙或移民作「功能」的解釋,具有接合兩個世界的功能。不同於依賴理論將世界作為單一資本主義實體,而且除了資本主義或非資本主義這樣本質上的差異外,還有帝國主義或殖民勢力影響使其有不一樣的態勢。在接合理論分析的脈絡下,並沒有依賴理論所謂剩餘價值的不平等,因為這都仍在同一個體系之內,而移民則扮演接合的角色。

我讀《國際遷徙與移民:人們為何遷徙》

 人們為何遷徙?當然是為了更好的生活,不論是從一個國家移動到另一個國家或者從一個地方移動到另一個地方。但是每個人心目中「最好的生活」是不一樣的,所以你也很難可以一言以蔽之地說為什麼人們會遷徙。   分析每個人為什麼遷徙則是「個體因素分析」,而被個人無法控制的環境影響則是「結構因素分析」。比方說,我因為要當兵,所以不想要中華民國國籍,而想入籍泰國、日本甚至大陸,這樣是「個體因素分析」;但,如果是中華民國的徵兵制讓我讓我想要移民到其它募兵制的國家,那這就是「結構因素分析」了。倘若我真得移民或遷徙了,我想這是就我個人「無自由吾寧死」的意識影響,當然你也可以把責任推給結構,說那是兩岸關係或窮兵黷武的歷史因素。《國際遷徙遷與移民》這本書的其中一章「人們為何遷移」,從「推拉」做為推論根據。   古典推拉理論認為,勞動力遷移是由遷入與遷出地的工資差別所引起的。現代推拉理論認為,遷移的推拉因素除了更高的收入以外,還有更好的職業、更好的生活條件、為自己與孩子獲得更好的受教育的機會、以及更好的社會環境。「人們為何遷移」這一章認為有以下因素影響遷徙:富國和窮國的所得差距、工作機會供過於求。   富國和窮國的所得差距很容易理解,先不論遷徙者是否可以取得和遷徒目的地相同的所得,以遷徙者的所得再考量遷徒目的地的消費水準的話,即你在某個國家賺到的錢和你在該國家的消費不見得和你可以享受到的生活水準相同。我泰語老師就說,泰國的薪水很低,以前有一個學泰語的學生,到泰國工作,賺得錢不多,但花得錢也不多,結果才工作一陣子就可以在泰國買房子了。如此來看,窮國的人基於所得差距,或許會往富國遷徙,加以考量當地四消費水準的話,遷徒的方向應該是打平甚至是反向的。   工作機會供過於求主要源自於工業化,或者你說機械化。當某些國家快速發展,原本的勞工無法滿足各方面建設、社福的腳步,這時就可以吸引國外的遷徙者。同時,機械化也讓原本需要大量勞力的工作,釋放出空閒人力。在近代,這些「新事物的震撼」(shock of the new)就這樣使人開始遷徙。   或許,所得差距和工作機會造成貧國百姓外移的條件,最近看到媒體討論中國大陸的第三波移民潮,這些人都是新富階層和知識精英,和上面理解的遷移因素不儘相同,所以或許討論人們為何遷徙時,從所得差距和工作機會是最容易讓人理解的角度,但工業化、現代化或全球化至今仍方興未艾,所以我們仍可以對人們為何遷移,有很多不同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