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心理學的理論與應用

「跨語言影響」(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是一個對一般人及學者都感而有趣的議題。隨著全球化移民潮的發展，加速了對於外國人和外國語的恐懼，人們害怕語言受外移民者的母語影響。但事實是，移民者的母語受到第二語言影響較大。 過去，「跨語言影響」和「遷移」(transfer)為了理論中立性，是交互被使用的，但到了一九八○年代開始，研究者認為「遷移」較適合說明行為學派的技能遷移，「干擾」(interference)也有如「遷移」的情況，而且常常指的是負面的遷移。可勒曼(Kellerman)和沙悟史密斯(Sharwood Smith)後來提出「跨語言影響」，就是用來更合適地且全面地說明一個人的語言知識會影響那個人對於另一個語言的知識和使用。 關於「遷移」研究發展可以分為幾個階。第一階段，將遷移視為影響語言習得、語言使用，以及其它語言學、心理學、認知和文化特徵的變數。第二、三階段則開始區分遷移，試著量化遷移。第四階段，則能夠透過神經科學的技術，能夠更經確地指出語言和大腦互動的發現。 較晚發展的「跨語言影響」試圖去概括「遷移」，有以下幾個特徵： 一、母語和標的語的相似性和差異性都會造成誤用的產生，對於標的語而言，可能會有過量或過少的產出。 二、「跨語言影響」不只是用來評估或確立學習者第二語言習得的成功，它影響著學習者的學習道路。 三、和強烈的「對比分析」(cons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相比，兩個語言之間的相異性不會成為學習者學習第二語言的難點。有時候，反而更容易去習得。 四、隨著標的語能力和熟練度提昇，「跨語言影響」不會因而減少。 五、語言的遷移，可能發生在第一語言到第二語言(直向遷移(forward transfer))，第二語言到第三語言(後續遷移(lateral transfer))，第二語言到第一語言(反向遷移(reverse transfer))。 六、遷移的發生可能伴隨著其它因素，如：語言使用者的年齡、對於可知語言間距離的認知、對於特定語言結構理解的程度、關於跨語言影響發展時序和普世學習原則的程度。 七、不只是語言形式上的遷移，還包括和形式上和語義和語用有關的。 八、個人差異(individual differences)會造成不同的跨語言影響。

辯論可以說是西方人的特徵，但卻很難在亞洲人身上發現。亞洲人在意的是團體的和諧，亞洲人需要一個有禮貌的生活。在法律或科學上的寫作，大概依照著這樣的風格、結構：想法概略、相關理論、特定假設、研究方法與辯正、假設支持證據、反方意見、理論參照、文章在該領域的貢獻。這樣子的寫作方式，是從小學到大學都如此教導，所以自然而然這成為西方人的特徵。但亞洲人卻比較少有這樣子的寫作風格。 東方高脈絡的社會的特徵是「協商」。日本人認為人不可能操縱大自然，相反地，人應該改變自己去呼應大自然。東方亞洲人和歐洲人在社會心理學上有很大的差異，東方亞洲人活在一個彼此依存的社會，自己在一個較大的整體之下；西方人則在一個個體獨立的社會。東方人接受階層以及團體控制；西方人則偏好人生而平等，且以個人為思考。東方人避免爭議和辯論；西方人則從法律、政治到科學，都有一貫辯證風格。

德國社會學家曾用「禮俗」社會(Gemeinschaft)和「獨立」社會(Gesellschaft)去描述兩種社會類型，前者有一個共同社群認同，後者則讓自己與大團體獨立，而傾向達成個人的工具性目標。前者基於關係、同理心、面對面互動、經驗分享甚至財物共享；後者的交換貨物和勞務則基於討價還價和合約，「股份公司」就是「獨立」社會的例子。這是兩個最極端的社會型態，一般社會居於這兩種原型之間。西方的家庭，給小孩子自己選擇是否去進行某項事物，而且給小孩一間獨立的房間；東方的家庭則由家長為小孩子決定什麼是最好的，小孩子可能和家長睡在同一張床上。同樣要求小孩子進行重組字(anagram)的遊戲，美國人的小孩對於媽媽所指定的項目，顯得動機最低；亞孩人的小孩則對媽媽的選擇有較高的動機， 美國媽媽常常問小孩子，有關物體的特質並提供資訊；日本的媽媽則會將該事物相關者的心情給擬人如：「如果你不吃完媽媽煮的東西，農夫會很難過的。」「因為你把玩具弄掉，所以它哭了。」西方人的小孩被要求清楚地傳達想法，才能讓聽者理解自己；東方人的小孩則被要求當一個「接受者」，認為聽者有義務去理解訊息。美國人常常無法亞洲人的想法，因為亞洲人的表達總是間接的、美好的；亞洲人也常常覺得美國人太直接，甚至有點粗魯。 有兩種工作類型：一、能夠歸屬個人成就的工作；二、大家一起工作，只有團體成就的工作。如果問不同地區的人對這兩種工作的偏好，超過九十巴仙的美國人、加拿大人、澳洲人、英國人、荷蘭人和瑞士人都會選擇前者；德國人、義大利人、比利時人和法國人則一半一半；日本人和新加坡人則不到五十巴仙會選擇前者。 西方人喜歡在抽象的原則運作，而且認為這原則適用於所有人；亞洲人則會有特殊的考量，基於不同的層面。西方人重視合約，一個十五年都在工作有好表現的員工，有今年表現不好，就要請他走人；東方人則會考量其為公司工作了十五年，認為這麼做是不對的。一九七○年代，日本人和澳洲人有一個「糖合約」，當簽訂以每單位160美金後，市場上的價格驟降，日本人就要求重議價格，但澳洲人認為協議已經定了，而拒絕再議。 「獨立性」(independence)和「相賴性」(interdependence)並不是絕然二分的，每個人、每個社會都可能混合著兩種特質。加拿大人在住了日本一段期間後，就會在求職信的開頭先數落自己一番；日本人在住了西方一段期間後，也發現其有顯住的「自尊」提昇。 事實上，在西方內部和東方內部，也有各自些微的差異。希臘人、羅馬人、義大利人不一樣，天主教和新教對不同地區的影響也不一樣。華人的束縛來自當權者/老師，而日本人的束縛則來自同儕/同學。

西方人，或至少美國人，大多可以認可以下描述：一、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個性，而且人們渴求自己與眾不同；二、人們可以控制自己的行為；三、人們在趨向成功的道路上，人情的牽絆有時候會成為障礙；四、相信人人是平等的，即便有階級存在，也傾向於佔據較優越的位置；五、認為以上原則可以應用在每個人身上。但東亞人卻不這麼認為。東亞人認為「長指甲就要被剪」、「會叫的豬就要被殺」，相較於西方人，東亞人較不在意個人的目標，維持和諧的社會關係，就能成就個人的成功。而受到平等的對待也不是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要求。東亞民族不需要很多選擇，儘管美國人對於有四十種麥片在超市裡頭是有必要的。 西方人和東方人的第一本書也有具體的差異，西方的書第一句說是說：「看狄克跑、看狄克玩，看狄克又跑又玩。」中國小孩的第一本書則是弟弟坐在哥哥的肩膀上，表現「哥哥照顧弟弟，哥哥喜歡弟弟。弟弟也喜歡哥哥。」胡適也說，儒家以人為本的哲學中，人不可能單獨存在。人類學家亦指出在「低脈絡」(low-context)和「高脈絡」(high-context)的社會中，對自己的理解是有所差異的。東亞人傾向認為自己和整體有關係，例如：家庭、社會、道或純意識。認為自己和群體內的成員相似度高，和外群(out-group)的人距離較遠。 西方人則認為自己在和我群的成員是相對分離的，而傾不要分為我群(in-group)和外群的。 中國可以說是沒有「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這個詞彙的，也許「自私」(selfishness)是最接近這個詞的；「仁」，即是兩個人。日語的「我」，在不同時機點也有不一樣的表現。韓語則在「你」上表現自己和對像的互動關係。在自我介紹時，美國人會跟你談到自己的特質、職業、興趣，但通常不會在脈絡下；華人、日本人和韓國人，則會依賴脈絡地說：「我工作時很嚴肅；和朋友在一起時會嬉鬧。」美國人說：「我就是我。」(I am what I am.)亞洲人則會說：「我是瓊安的朋友。」 西方人喜歡有獨特性(uniqueness)，亞洲人不太可能會讓自己與眾不同。日語的自尊(self-esteem)是用片假名拼寫的外來語。日本的小孩被教導要自我批評以增進和同儕的關係，而且學習有技巧地解決問題。西方人可以在少數事情中變成佼佼者；東方人則似乎想樣樣通，用粵語說就是「周身刀無張利」。

嬰兒可以不用透過指導，而在很短的時間內學習語言；成人對於學習語言，相對地，是對認知的挑戰，同時是一項勞力密集且花時間的過程。我們的大腦似乎是被設定為可以不用花費力氣地去學習母語，而隨著年紀的增長，學習語言的神經似乎也跟著退化。 目前，研究顯示，在六歲以後學習的外語，只要沒有經過任何矯正，都無法變成沒有口音的口語。語言習得(language acquisition)的「關鍵期」(critical period)有哪些證據？第一語言和其後的語言習得的 「關鍵期」又是如何？將是本章試圖解答的問題。 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習得是兩個截然相異的過程，第一語言通常可以成功地被習得；第二語言的變數則包括動機、文化及社會影響，而使每個人在該語言的熟練度(proficiency)而有所差異。「雙語者」(bilingualism)是可以流利地使用兩種語言的人，可以再分為早期雙語者(early bilinguals)和晚期雙語者(late bilinguals)，取決於學習第二語言的時間這對語言習得的研究能夠提供許多幫助。 在生物個體發展的過程中，「時間點」(timing)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關於「關鍵期」的時間點，有兩個要點：一、其對於個體而言，這是非常絕對的期間，而且通常很短；二、這個過程一但完成，就不可逆，無法控制只能任其發生。我們可以將鳥類的叫聲學習分成兩種：封閉式(closed-ended)和開放式(open-ended)兩種。前者鳥類的叫聲學習侷限於某個時期，後者鳥類的叫聲學習只要有來自外在環境，如其它鳥類的叫聲，即可以學習。有一種封閉式的鳥類，在過後九個月的年紀之後，進入青春期(puberty)之後，儘管有其它叫聲的曝露，也也無法再學習新的叫聲。馬勒(Marler)使用活體和錄音帶的模式去訓練麻雀學習叫聲，發現鳥兒也可以透過錄音帶學習，但這是在不同的認知階段，也就是鳥兒先可以透過活體進行學習，而後才能以錄音帶進行學習。當麻雀曝露在活體的叫聲時，其可以延長學習的期間。 鳥兒的叫聲可以說是動物行為的表現，而人類的語言可能會牽涉的是中央的神經系統。關於人類的關鍵期(亦有人稱敏感期(sensitive periods))，伯恩斯坦(Bornstein)認為敏感期有五個參數，其分別為出發點(onset)、終點(terminus)、內在成熟事件(intrinsic maturation event)、外在事件(extrinsic trigger)、個體系統影響(organismic system affected)。而兩個最必要的互動，莫過於個體系統(organismic system)和外在環境的輸入(environmental input)了。 大多數的人的語言區侷限在左側的大腦半球(右手寫字的人有九十五巴仙的人在左腦，而左手寫字的人則有七十巴仙的人在左腦)。和語言有關的有兩個區域：布洛卡區(Broca’s area)和韋尼克區(Wernicke’s area)，其分別對於句法和語義進行管理，布洛卡區用以產生語言，韋尼克區則用以理解語言。所以當相對區域受到損傷時，則有相對應的症狀產生。有一個雙語者，第一語言是維洛納方言(Veronese)，第二語言是義大利語，得到失語症後，他完全無法講維洛納方言，再一次習得維洛納方言後，也帶著義大利腔。這說明不同部份的腦區掌管著不同任務，而且過了關鍵期之後，就會以另外一個腦區進行語言學習。 語言的學習應該要把握關鍵期，一但過了關鍵期似乎就變得很難了。

心理學家認為社經因素，會影響人們對認知的習慣。「場地依賴」(field dependence)指得是容易受到複雜環境中無關線索的影響，而較不能單獨獨立的分離出他所要的項目來；反之「場地獨立」(field independence)的個體，則不依賴外界的參考架構而獨立自主的程度。將一個單純的幾何圖形隱藏於複雜的圖形中，使之不易辨識。受試者被要求在此複雜的圖形中找出被隱藏的單純圖形。所需的時間愈短，表示受試者洞見目標的能力愈強，比較不被圖形的複雜迷惑，是為「場地獨立」型；所需時間愈長，表示受試者的知覺被整個場地的組織強烈支配，場中的各部分成為混雜的經驗，無法獨立出來被確認，稱為「場地依賴」型。農業為主的民族，傾向為「場地依賴」型；海洋民族，以魚獵、採集為主的民族則傾向為「場地獨立」型。「場地依賴」型的社會約束較強，而且喜歡和人們在一起，對於人面的記憶，以及社交詞彙也都優於「場地獨立」型的人。 我們可以將東西方的差異歸納如下： 西方 東方 客體/事件 環境/關係 客體組成世界 物質組成世界 對環境的控制強 對環境的控制弱 穩定為潛規則 無常為潛規則 由客體作為事件解釋方向 由較大的脈絡，如環境，去解釋事件 以「分類」重組世界 以「關係」重組世界 傾向以形式邏輯 較不傾向以形式邏輯 強調正確性 強調中道

有一個直線性和一個包圍式的模式影響著希臘和中國認知過程。從自然環境(ecology)、經濟活動(economy)、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practice)、關注(attention)、形而上學(metaphysics)、自然觀(epistemology)到認知過程(cognitive processes)。自然環境怎麼影響人們的經濟活動？ 中國擁有相對富饒的平原、少丘崚、多運河，以農業為主並實行中央集權的社會。於是在中國南方和日本都有賴農民如此種田，以和其它人和諧共處。因此，灌溉系統很重要，社區的耆老也很重要，人們是生活在社會約束下的複雜世界。 希臘都是山地，直臨海洋，靠著打獵、畜牧、漁撈、貿易(海盜)為生，相對地不需要與人和合作。定居農耕，比起中國，是很晚期才開始的活動，而且很快地就商品化，也不只是生活必需品。人們習慣市場和議會中議價、爭議、討價還價。 社會結構如何影響其所關注的事物和形上學？ 當一個人被認為處在一個較大脈絡下，其它事物也會被視為是在同一個脈絡之下。中國人會關注其社交活動。自己好像被人際關係的網絡所連結。對於外在事物的感知，則認為是複雜且無常的。中國人對於環境或領域很關注。 希臘人則熱衷於參與其它人、事、物(客體)，也不受限於其關係。希臘人則對於客體很較關注。 傳統形上學(folk metaphysics)如何影響自然觀和認知過程？ 如果這個地方對於關係(客體間或事件間)相當重視，那麼對於個體和環境的關系也會相當重視；如果這個地方認為客體的行為是由規則或類別所主導，那麼個體就會從脈絡中被抽離，以推論該類別屬性。 奠基於「和諧」的社會，不會發展「抗爭」或「辯論」的傳統，他們可以習慣解決「爭端」、「拋棄成見」，找到「中道」；而自由地去辯論以發展規見的社會，則需要不會彼此矛盾的形式邏輯，「科學」即成了對於辯論修飾的延伸。 這樣子的穩態(homeostasis)說明了希臘人和中國人心靈上的差別。不同的世界觀，造就了不同的關注和社會實踐，反之亦然。 中世紀開始，歐洲才開始發展定居農耕，而後由於城邦富有的商人在文藝復興時期開始發展個人主義、個人自由、理性主義和科學，到了十五世紀，覺醒的歐洲終於哲學、數學、人文和科技等領域和中國不相上下。 中國在各個領域則一直是處於優越的地位，即使看到來自非洲的長頸鹿，都說那就是在古代神話裡頭的麒麟。「缺乏好奇心」是中國的民族性，中國也從沒有強大的興趣去探索知識，中國人更著重的是馬上可以應用的知識，而不是抽象的理論。 當然，歐洲的文藝復興並不是歷史的偶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抨擊教會的濫行和專制，是因為其將個人自更大的社群中抽離；伽利略(Galieio)和牛頓(Newton)的發現，因為其能不被壓制，而且其具有好奇心。

如何解釋西方和東方在習慣或想法上，為何有如此大的差異，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歸因於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或孔子對後世的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歷史上也出現過比較反骨的(maverick)思想家，如赫拉克里特斯(Heraclitus)或墨子，但能夠造成影響的卻仍是亞里斯多德和孔子。希臘文化在個人自由、主體性和對物體的想法一直是有別於其它文明的。其政治體制多少可以解釋如此的發展，包括：城邦、議會等，人們必須透過有憑據的理由去說服他人。另外，就是是希臘處於海洋貿易的位置，人們靠著商船賺取豐富的利潤，而能夠使其後代接受教育，而能夠通往權力和財富的道路。由於好奇心的驅使，其對知識的渴求，以及其地理位置，遇到不同種族、宗教、政體的人們是非常平常的事。即使對於外來的觀點、意見，希臘人也能夠在議會和市場上接受其意見，這也迫使其產生了形式邏輯，以一個「發展觀」去處理不和諧(dissonance)。 中國的人口大約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屬於漢民族，有超過一半的少數民族都居住在中國的大西部。中國人的同質性高，也可以由中央集權來解釋。此外，在鄉里間人們面對面地生活，也必須要有一個和諧(harmony)和彼此允許的規範(agreed-upon norm)。對於歧見，中國人會找到解釋的辦法，這也就是中道(Middle Way)。

希臘人認為所謂「自然」是將宇宙間所有事物減去「人類」和「人類文化」。當今，我們區分外在世界(客體)和內在世界(主體)也是來自於希臘。客體因為主體而存在，因為希臘位處於貿易的中心，有較高的機會遇到不同的民族。中國人則在很早就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相對少有機會去遇到不同人種和不同的宗教觀點。 希臘人有好奇心，能夠發展科學；中國人則反之，也少去發問「為什麼」。希臘人關注於靜置的個體，以致於其無法了解因果關係，例如亞里斯多得分別用「重力」和「輕力」去解釋掉落的石頭和漂浮的木頭；中國人則將世界視為一個物質連續互動的組成，了解其整個世界的複雜性，而能夠以較全面的觀點去觀察和解釋包括磁場、聲波或潮汐的現象。 在中國西方出土的高加索人骨顯示，其有明顯外科手術的痕跡，然中國人基於和諧的觀點，外科手術是很少見的。由於相信任何事物都是彼此關連，所以耳朵的表面和骨骼被認為相關，所以也發展了針炙。中國人在一堆複雜的事物中可以找到其關連，例如「風水」就是從高度、風向、磁場、水體等因素去給建築指導。對中國人而言，這個世界是如此複雜，而試圖去了解或控制是一件多麼令人感到無力的一件事。 相反的，希臘人傾向透過不存在的假說將事物簡化，其將事物分類為了找到可應用的規則。亞里斯多得被認為是邏輯推演的始祖，如三段論法(syllogisms)，而這樣子的邏輯推演常被認為去了脈絡(decontextualize)。儘管這有助於讓論證更顯而易見。 中國人除了缺乏邏輯推演外，也缺乏相對的原則。然而，印度有較強的邏輯傳統，但中國翻譯自印度的書藉充滿繆誤和誤解。中國人的代數和算術都有所成就，但是幾何就較微小，因為幾何的推論依靠嚴格的邏輯。 「零」、「無限大」或「無限小」這些概念則不存在於傳統希臘，而是借自東方，因為這需要代數的概念。 在華語語義中，不是以相對的概念去理解事物間的關係，而是每個事物都有「一體兩面」，其中一面也表現著另一面，正如「陰」和「陽」。中國人希望不要去脈絡化，而是將事物在適當的脈絡下考量。「中道」或「中庸」是其推理的目標。

希臘人關心自然世界的本質。亞里斯多得認為「形態」(forms)可以透過邏輯的推演得到真實意義。任何物體都有其核心、基礎的「本質」(essence)，這是不可變動，一旦變動，則這個物體就不再是原先那個物體了，變成具有或然性(accidental)的特質。例如：音樂才能在人身上就是種或然性，因為這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是因人而異的。希臘的語言會將同一個事物以不同的語言表現，說明其是不同的層次的抽象概念。事物彼此間是有所區隔的(in isolation)的，正如人們之間都是獨立的個體。人際關日和道德當也是希臘人所著重的，但總不像中國人一樣，甚至有共同的興趣。 希臘人的哲學觀認為世界是不變的。六世紀時，赫拉克里特斯(Heraclitus)說：「所有事物都是流動的。」但是到了十五世紀，巴門尼德(Parmenides)認為真實變動不居，世間的一切變化都是幻象，因此人不可憑感官來認識真實。對希臘的哲學家而言，世界要嘛就依邏輯運行，不然就依感官運行。芝諾(Zeno)認為「運動是不存在的，理由是位移事物在達到目的地之前必須先抵達一半處。」若諾使用飛箭和烏龜的例子來說明在空間內，運動是不存在的。有人認為希臘人是「要嘛就是直線觀，不然就是其自身邏輯的奴隸。」當然，也不是所有希臘人都這麼想，亞里斯多德就常常提出反論。 中國人的思考方向則混合自三個哲學觀：儒、釋、道。三者都同共強調和諧，且不鼓勵抽象地推測。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是著名的中國故事，這個很長的故事，考驗著聽眾的耐心，也顯示東方文化的基本元素：「忍」。世界上的事物，總是無常且相對。「陰」和「陽」彼此相依相存，雖是相對的概念，但卻因為彼此而存在。「道」，人生的方向，就因蘊而生。「道」提示了相對、循環、反樸歸真的生活態度。「陰陽」、「五行」和「氣」甚至成為中醫哲學的根據。 儒家則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適當關係，這具有階級性，且嚴格畫分。儒家側重民生福祉和教育，個人不是為了自己工作，而是為了整個家族。一個成功的年輕人是可以透過考試成為政府官員，光宗耀祖。即使在現代，相較於其它民族，仍是有較大的社會流動性的，不論在社會或經濟地方。儒家認為人是具有延展性(malleability)的。 道法自然，儒尚人倫。道家的意象大概會有漁夫、柴夫、樹下坐著的人；儒家的意象則以家庭和及共同活動為主。如果一個人以「儒」家自居的話，他大概是成功；若以「道」家自居的話，他可能被視為是失敗的。 佛家進到中國來之後，和儒家、道家再進行互相釋前，最後產生「新儒學」稱：「宇宙即吾心， 吾心即宇宙。」這個「心」正是和幾千年前，聖人成就得道的那念「心」是一樣的。世間的所有事物就像樂器上的絃一樣，一起漣漪則彼此影響，這叫「因緣」(resonance)。 華語的詞彙中，不是用「尺寸」，而是用相對的「大小」，也沒有詞綴，也沒有特定、露骨的詞彙，而善用譬喻，例如使用「隔岸觀火」、「蜻蜓點水」、「畫龍點睛」來作為文學批評的分類型式。 中國人認為所有東西無縫地組成，互為彼此；希臘，有人認為世界是由原子所組成，有人認為是由連續的成份，至今仍辯論著。中國人認為人像結在一起的網子，彼此業力牽引；希臘人則從一個一個個體出發，一個人、一個原子、一個房子，進而分析其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