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心理學的理論與應用

德國社會學家曾用「禮俗」社會(Gemeinschaft)和「獨立」社會(Gesellschaft)去描述兩種社會類型，前者有一個共同社群認同，後者則讓自己與大團體獨立，而傾向達成個人的工具性目標。前者基於關係、同理心、面對面互動、經驗分享甚至財物共享；後者的交換貨物和勞務則基於討價還價和合約，「股份公司」就是「獨立」社會的例子。這是兩個最極端的社會型態，一般社會居於這兩種原型之間。西方的家庭，給小孩子自己選擇是否去進行某項事物，而且給小孩一間獨立的房間；東方的家庭則由家長為小孩子決定什麼是最好的，小孩子可能和家長睡在同一張床上。同樣要求小孩子進行重組字(anagram)的遊戲，美國人的小孩對於媽媽所指定的項目，顯得動機最低；亞孩人的小孩則對媽媽的選擇有較高的動機， 美國媽媽常常問小孩子，有關物體的特質並提供資訊；日本的媽媽則會將該事物相關者的心情給擬人如：「如果你不吃完媽媽煮的東西，農夫會很難過的。」「因為你把玩具弄掉，所以它哭了。」西方人的小孩被要求清楚地傳達想法，才能讓聽者理解自己；東方人的小孩則被要求當一個「接受者」，認為聽者有義務去理解訊息。美國人常常無法亞洲人的想法，因為亞洲人的表達總是間接的、美好的；亞洲人也常常覺得美國人太直接，甚至有點粗魯。 有兩種工作類型：一、能夠歸屬個人成就的工作；二、大家一起工作，只有團體成就的工作。如果問不同地區的人對這兩種工作的偏好，超過九十巴仙的美國人、加拿大人、澳洲人、英國人、荷蘭人和瑞士人都會選擇前者；德國人、義大利人、比利時人和法國人則一半一半；日本人和新加坡人則不到五十巴仙會選擇前者。 西方人喜歡在抽象的原則運作，而且認為這原則適用於所有人；亞洲人則會有特殊的考量，基於不同的層面。西方人重視合約，一個十五年都在工作有好表現的員工，有今年表現不好，就要請他走人；東方人則會考量其為公司工作了十五年，認為這麼做是不對的。一九七○年代，日本人和澳洲人有一個「糖合約」，當簽訂以每單位160美金後，市場上的價格驟降，日本人就要求重議價格，但澳洲人認為協議已經定了，而拒絕再議。 「獨立性」(independence)和「相賴性」(interdependence)並不是絕然二分的，每個人、每個社會都可能混合著兩種特質。加拿大人在住了日本一段期間後，就會在求職信的開頭先數落自己一番；日本人在住了西方一段期間後，也發現其有顯住的「自尊」提昇。 事實上，在西方內部和東方內部，也有各自些微的差異。希臘人、羅馬人、義大利人不一樣，天主教和新教對不同地區的影響也不一樣。華人的束縛來自當權者/老師，而日本人的束縛則來自同儕/同學。

西方人，或至少美國人，大多可以認可以下描述：一、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個性，而且人們渴求自己與眾不同；二、人們可以控制自己的行為；三、人們在趨向成功的道路上，人情的牽絆有時候會成為障礙；四、相信人人是平等的，即便有階級存在，也傾向於佔據較優越的位置；五、認為以上原則可以應用在每個人身上。但東亞人卻不這麼認為。東亞人認為「長指甲就要被剪」、「會叫的豬就要被殺」，相較於西方人，東亞人較不在意個人的目標，維持和諧的社會關係，就能成就個人的成功。而受到平等的對待也不是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要求。東亞民族不需要很多選擇，儘管美國人對於有四十種麥片在超市裡頭是有必要的。 西方人和東方人的第一本書也有具體的差異，西方的書第一句說是說：「看狄克跑、看狄克玩，看狄克又跑又玩。」中國小孩的第一本書則是弟弟坐在哥哥的肩膀上，表現「哥哥照顧弟弟，哥哥喜歡弟弟。弟弟也喜歡哥哥。」胡適也說，儒家以人為本的哲學中，人不可能單獨存在。人類學家亦指出在「低脈絡」(low-context)和「高脈絡」(high-context)的社會中，對自己的理解是有所差異的。東亞人傾向認為自己和整體有關係，例如：家庭、社會、道或純意識。認為自己和群體內的成員相似度高，和外群(out-group)的人距離較遠。 西方人則認為自己在和我群的成員是相對分離的，而傾不要分為我群(in-group)和外群的。 中國可以說是沒有「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這個詞彙的，也許「自私」(selfishness)是最接近這個詞的；「仁」，即是兩個人。日語的「我」，在不同時機點也有不一樣的表現。韓語則在「你」上表現自己和對像的互動關係。在自我介紹時，美國人會跟你談到自己的特質、職業、興趣，但通常不會在脈絡下；華人、日本人和韓國人，則會依賴脈絡地說：「我工作時很嚴肅；和朋友在一起時會嬉鬧。」美國人說：「我就是我。」(I am what I am.)亞洲人則會說：「我是瓊安的朋友。」 西方人喜歡有獨特性(uniqueness)，亞洲人不太可能會讓自己與眾不同。日語的自尊(self-esteem)是用片假名拼寫的外來語。日本的小孩被教導要自我批評以增進和同儕的關係，而且學習有技巧地解決問題。西方人可以在少數事情中變成佼佼者；東方人則似乎想樣樣通，用粵語說就是「周身刀無張利」。

嬰兒可以不用透過指導，而在很短的時間內學習語言；成人對於學習語言，相對地，是對認知的挑戰，同時是一項勞力密集且花時間的過程。我們的大腦似乎是被設定為可以不用花費力氣地去學習母語，而隨著年紀的增長，學習語言的神經似乎也跟著退化。 目前，研究顯示，在六歲以後學習的外語，只要沒有經過任何矯正，都無法變成沒有口音的口語。語言習得(language acquisition)的「關鍵期」(critical period)有哪些證據？第一語言和其後的語言習得的 「關鍵期」又是如何？將是本章試圖解答的問題。 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習得是兩個截然相異的過程，第一語言通常可以成功地被習得；第二語言的變數則包括動機、文化及社會影響，而使每個人在該語言的熟練度(proficiency)而有所差異。「雙語者」(bilingualism)是可以流利地使用兩種語言的人，可以再分為早期雙語者(early bilinguals)和晚期雙語者(late bilinguals)，取決於學習第二語言的時間這對語言習得的研究能夠提供許多幫助。 在生物個體發展的過程中，「時間點」(timing)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關於「關鍵期」的時間點，有兩個要點：一、其對於個體而言，這是非常絕對的期間，而且通常很短；二、這個過程一但完成，就不可逆，無法控制只能任其發生。我們可以將鳥類的叫聲學習分成兩種：封閉式(closed-ended)和開放式(open-ended)兩種。前者鳥類的叫聲學習侷限於某個時期，後者鳥類的叫聲學習只要有來自外在環境，如其它鳥類的叫聲，即可以學習。有一種封閉式的鳥類，在過後九個月的年紀之後，進入青春期(puberty)之後，儘管有其它叫聲的曝露，也也無法再學習新的叫聲。馬勒(Marler)使用活體和錄音帶的模式去訓練麻雀學習叫聲，發現鳥兒也可以透過錄音帶學習，但這是在不同的認知階段，也就是鳥兒先可以透過活體進行學習，而後才能以錄音帶進行學習。當麻雀曝露在活體的叫聲時，其可以延長學習的期間。 鳥兒的叫聲可以說是動物行為的表現，而人類的語言可能會牽涉的是中央的神經系統。關於人類的關鍵期(亦有人稱敏感期(sensitive periods))，伯恩斯坦(Bornstein)認為敏感期有五個參數，其分別為出發點(onset)、終點(terminus)、內在成熟事件(intrinsic maturation event)、外在事件(extrinsic trigger)、個體系統影響(organismic system affected)。而兩個最必要的互動，莫過於個體系統(organismic system)和外在環境的輸入(environmental input)了。 大多數的人的語言區侷限在左側的大腦半球(右手寫字的人有九十五巴仙的人在左腦，而左手寫字的人則有七十巴仙的人在左腦)。和語言有關的有兩個區域：布洛卡區(Broca’s area)和韋尼克區(Wernicke’s area)，其分別對於句法和語義進行管理，布洛卡區用以產生語言，韋尼克區則用以理解語言。所以當相對區域受到損傷時，則有相對應的症狀產生。有一個雙語者，第一語言是維洛納方言(Veronese)，第二語言是義大利語，得到失語症後，他完全無法講維洛納方言，再一次習得維洛納方言後，也帶著義大利腔。這說明不同部份的腦區掌管著不同任務，而且過了關鍵期之後，就會以另外一個腦區進行語言學習。 語言的學習應該要把握關鍵期，一但過了關鍵期似乎就變得很難了。

心理學家認為社經因素，會影響人們對認知的習慣。「場地依賴」(field dependence)指得是容易受到複雜環境中無關線索的影響，而較不能單獨獨立的分離出他所要的項目來；反之「場地獨立」(field independence)的個體，則不依賴外界的參考架構而獨立自主的程度。將一個單純的幾何圖形隱藏於複雜的圖形中，使之不易辨識。受試者被要求在此複雜的圖形中找出被隱藏的單純圖形。所需的時間愈短，表示受試者洞見目標的能力愈強，比較不被圖形的複雜迷惑，是為「場地獨立」型；所需時間愈長，表示受試者的知覺被整個場地的組織強烈支配，場中的各部分成為混雜的經驗，無法獨立出來被確認，稱為「場地依賴」型。農業為主的民族，傾向為「場地依賴」型；海洋民族，以魚獵、採集為主的民族則傾向為「場地獨立」型。「場地依賴」型的社會約束較強，而且喜歡和人們在一起，對於人面的記憶，以及社交詞彙也都優於「場地獨立」型的人。 我們可以將東西方的差異歸納如下： 西方 東方 客體/事件 環境/關係 客體組成世界 物質組成世界 對環境的控制強 對環境的控制弱 穩定為潛規則 無常為潛規則 由客體作為事件解釋方向 由較大的脈絡，如環境，去解釋事件 以「分類」重組世界 以「關係」重組世界 傾向以形式邏輯 較不傾向以形式邏輯 強調正確性 強調中道

有一個直線性和一個包圍式的模式影響著希臘和中國認知過程。從自然環境(ecology)、經濟活動(economy)、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practice)、關注(attention)、形而上學(metaphysics)、自然觀(epistemology)到認知過程(cognitive processes)。自然環境怎麼影響人們的經濟活動？ 中國擁有相對富饒的平原、少丘崚、多運河，以農業為主並實行中央集權的社會。於是在中國南方和日本都有賴農民如此種田，以和其它人和諧共處。因此，灌溉系統很重要，社區的耆老也很重要，人們是生活在社會約束下的複雜世界。 希臘都是山地，直臨海洋，靠著打獵、畜牧、漁撈、貿易(海盜)為生，相對地不需要與人和合作。定居農耕，比起中國，是很晚期才開始的活動，而且很快地就商品化，也不只是生活必需品。人們習慣市場和議會中議價、爭議、討價還價。 社會結構如何影響其所關注的事物和形上學？ 當一個人被認為處在一個較大脈絡下，其它事物也會被視為是在同一個脈絡之下。中國人會關注其社交活動。自己好像被人際關係的網絡所連結。對於外在事物的感知，則認為是複雜且無常的。中國人對於環境或領域很關注。 希臘人則熱衷於參與其它人、事、物(客體)，也不受限於其關係。希臘人則對於客體很較關注。 傳統形上學(folk metaphysics)如何影響自然觀和認知過程？ 如果這個地方對於關係(客體間或事件間)相當重視，那麼對於個體和環境的關系也會相當重視；如果這個地方認為客體的行為是由規則或類別所主導，那麼個體就會從脈絡中被抽離，以推論該類別屬性。 奠基於「和諧」的社會，不會發展「抗爭」或「辯論」的傳統，他們可以習慣解決「爭端」、「拋棄成見」，找到「中道」；而自由地去辯論以發展規見的社會，則需要不會彼此矛盾的形式邏輯，「科學」即成了對於辯論修飾的延伸。 這樣子的穩態(homeostasis)說明了希臘人和中國人心靈上的差別。不同的世界觀，造就了不同的關注和社會實踐，反之亦然。 中世紀開始，歐洲才開始發展定居農耕，而後由於城邦富有的商人在文藝復興時期開始發展個人主義、個人自由、理性主義和科學，到了十五世紀，覺醒的歐洲終於哲學、數學、人文和科技等領域和中國不相上下。 中國在各個領域則一直是處於優越的地位，即使看到來自非洲的長頸鹿，都說那就是在古代神話裡頭的麒麟。「缺乏好奇心」是中國的民族性，中國也從沒有強大的興趣去探索知識，中國人更著重的是馬上可以應用的知識，而不是抽象的理論。 當然，歐洲的文藝復興並不是歷史的偶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抨擊教會的濫行和專制，是因為其將個人自更大的社群中抽離；伽利略(Galieio)和牛頓(Newton)的發現，因為其能不被壓制，而且其具有好奇心。

如何解釋西方和東方在習慣或想法上，為何有如此大的差異，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歸因於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或孔子對後世的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歷史上也出現過比較反骨的(maverick)思想家，如赫拉克里特斯(Heraclitus)或墨子，但能夠造成影響的卻仍是亞里斯多德和孔子。希臘文化在個人自由、主體性和對物體的想法一直是有別於其它文明的。其政治體制多少可以解釋如此的發展，包括：城邦、議會等，人們必須透過有憑據的理由去說服他人。另外，就是是希臘處於海洋貿易的位置，人們靠著商船賺取豐富的利潤，而能夠使其後代接受教育，而能夠通往權力和財富的道路。由於好奇心的驅使，其對知識的渴求，以及其地理位置，遇到不同種族、宗教、政體的人們是非常平常的事。即使對於外來的觀點、意見，希臘人也能夠在議會和市場上接受其意見，這也迫使其產生了形式邏輯，以一個「發展觀」去處理不和諧(dissonance)。 中國的人口大約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屬於漢民族，有超過一半的少數民族都居住在中國的大西部。中國人的同質性高，也可以由中央集權來解釋。此外，在鄉里間人們面對面地生活，也必須要有一個和諧(harmony)和彼此允許的規範(agreed-upon norm)。對於歧見，中國人會找到解釋的辦法，這也就是中道(Middle Way)。

希臘人認為所謂「自然」是將宇宙間所有事物減去「人類」和「人類文化」。當今，我們區分外在世界(客體)和內在世界(主體)也是來自於希臘。客體因為主體而存在，因為希臘位處於貿易的中心，有較高的機會遇到不同的民族。中國人則在很早就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相對少有機會去遇到不同人種和不同的宗教觀點。 希臘人有好奇心，能夠發展科學；中國人則反之，也少去發問「為什麼」。希臘人關注於靜置的個體，以致於其無法了解因果關係，例如亞里斯多得分別用「重力」和「輕力」去解釋掉落的石頭和漂浮的木頭；中國人則將世界視為一個物質連續互動的組成，了解其整個世界的複雜性，而能夠以較全面的觀點去觀察和解釋包括磁場、聲波或潮汐的現象。 在中國西方出土的高加索人骨顯示，其有明顯外科手術的痕跡，然中國人基於和諧的觀點，外科手術是很少見的。由於相信任何事物都是彼此關連，所以耳朵的表面和骨骼被認為相關，所以也發展了針炙。中國人在一堆複雜的事物中可以找到其關連，例如「風水」就是從高度、風向、磁場、水體等因素去給建築指導。對中國人而言，這個世界是如此複雜，而試圖去了解或控制是一件多麼令人感到無力的一件事。 相反的，希臘人傾向透過不存在的假說將事物簡化，其將事物分類為了找到可應用的規則。亞里斯多得被認為是邏輯推演的始祖，如三段論法(syllogisms)，而這樣子的邏輯推演常被認為去了脈絡(decontextualize)。儘管這有助於讓論證更顯而易見。 中國人除了缺乏邏輯推演外，也缺乏相對的原則。然而，印度有較強的邏輯傳統，但中國翻譯自印度的書藉充滿繆誤和誤解。中國人的代數和算術都有所成就，但是幾何就較微小，因為幾何的推論依靠嚴格的邏輯。 「零」、「無限大」或「無限小」這些概念則不存在於傳統希臘，而是借自東方，因為這需要代數的概念。 在華語語義中，不是以相對的概念去理解事物間的關係，而是每個事物都有「一體兩面」，其中一面也表現著另一面，正如「陰」和「陽」。中國人希望不要去脈絡化，而是將事物在適當的脈絡下考量。「中道」或「中庸」是其推理的目標。

希臘人關心自然世界的本質。亞里斯多得認為「形態」(forms)可以透過邏輯的推演得到真實意義。任何物體都有其核心、基礎的「本質」(essence)，這是不可變動，一旦變動，則這個物體就不再是原先那個物體了，變成具有或然性(accidental)的特質。例如：音樂才能在人身上就是種或然性，因為這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是因人而異的。希臘的語言會將同一個事物以不同的語言表現，說明其是不同的層次的抽象概念。事物彼此間是有所區隔的(in isolation)的，正如人們之間都是獨立的個體。人際關日和道德當也是希臘人所著重的，但總不像中國人一樣，甚至有共同的興趣。 希臘人的哲學觀認為世界是不變的。六世紀時，赫拉克里特斯(Heraclitus)說：「所有事物都是流動的。」但是到了十五世紀，巴門尼德(Parmenides)認為真實變動不居，世間的一切變化都是幻象，因此人不可憑感官來認識真實。對希臘的哲學家而言，世界要嘛就依邏輯運行，不然就依感官運行。芝諾(Zeno)認為「運動是不存在的，理由是位移事物在達到目的地之前必須先抵達一半處。」若諾使用飛箭和烏龜的例子來說明在空間內，運動是不存在的。有人認為希臘人是「要嘛就是直線觀，不然就是其自身邏輯的奴隸。」當然，也不是所有希臘人都這麼想，亞里斯多德就常常提出反論。 中國人的思考方向則混合自三個哲學觀：儒、釋、道。三者都同共強調和諧，且不鼓勵抽象地推測。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是著名的中國故事，這個很長的故事，考驗著聽眾的耐心，也顯示東方文化的基本元素：「忍」。世界上的事物，總是無常且相對。「陰」和「陽」彼此相依相存，雖是相對的概念，但卻因為彼此而存在。「道」，人生的方向，就因蘊而生。「道」提示了相對、循環、反樸歸真的生活態度。「陰陽」、「五行」和「氣」甚至成為中醫哲學的根據。 儒家則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適當關係，這具有階級性，且嚴格畫分。儒家側重民生福祉和教育，個人不是為了自己工作，而是為了整個家族。一個成功的年輕人是可以透過考試成為政府官員，光宗耀祖。即使在現代，相較於其它民族，仍是有較大的社會流動性的，不論在社會或經濟地方。儒家認為人是具有延展性(malleability)的。 道法自然，儒尚人倫。道家的意象大概會有漁夫、柴夫、樹下坐著的人；儒家的意象則以家庭和及共同活動為主。如果一個人以「儒」家自居的話，他大概是成功；若以「道」家自居的話，他可能被視為是失敗的。 佛家進到中國來之後，和儒家、道家再進行互相釋前，最後產生「新儒學」稱：「宇宙即吾心， 吾心即宇宙。」這個「心」正是和幾千年前，聖人成就得道的那念「心」是一樣的。世間的所有事物就像樂器上的絃一樣，一起漣漪則彼此影響，這叫「因緣」(resonance)。 華語的詞彙中，不是用「尺寸」，而是用相對的「大小」，也沒有詞綴，也沒有特定、露骨的詞彙，而善用譬喻，例如使用「隔岸觀火」、「蜻蜓點水」、「畫龍點睛」來作為文學批評的分類型式。 中國人認為所有東西無縫地組成，互為彼此；希臘，有人認為世界是由原子所組成，有人認為是由連續的成份，至今仍辯論著。中國人認為人像結在一起的網子，彼此業力牽引；希臘人則從一個一個個體出發，一個人、一個原子、一個房子，進而分析其成分。

知識體系在不同社會裡頭，都對其社會性格產生有意義的影響。希臘和中國自兩千五百年前開始，即有存在著顯著地差異，包括其社會結構和自我意識。在所有偉大的文明裡頭，希臘人是最有資格被認為是有足夠的自由、足夠的自信能夠掌握他們的人生，而且能夠為了滿足靈性的目的享受美學般的旅行。希臘人相較於其它民族，對其自身負責，且能夠自由扮演其選擇的角色。用「個人主義」形容希臘人，或許有點爭議，但無疑地，希臘人將自己視為獨特的個體，有著特殊的貢獻和目標。從希臘的史詩作品裡頭，可以發現人和神都具有鮮明的個性。我們姑且稱之為獨立感(sense of agency)。 希臘人似乎擁有一股來自公民、粉飾(rhetorical)的力量，而不是由獨裁(authoritarian)或暴政(tyrannies)。所以，相較於其它文明，當暴政起來時，寡頭政治(oligarchy)或民主政治也很快地就會取代之。 同自由和個人主義相等重要的，還有其對世界的好奇。希臘人透過將事物分類，接著產生法則以系統性地描述和解釋，這也造就其在多項領域，包括大氣、物理、幾何，等的成就。其它同時期的文明，如埃及人也有對於不同學科的系統性觀察，但總是比不上希臘人，其還試圖去解釋背後所暗藏的法則。 如果希臘人是用戲劇和讀詩歌作為場景的話，中國人則是以拜訪朋友和家人為場景。中國人喜歡「串門子」，而且早拜訪的人，即被視為是越重要的人。相對於於掌握感的，中國人有一個和諧感(sense of harmony)。中國人會將在家裡或村里與其它的摩擦最小化，遵守規定符合國家、官府的要求。中國人不覺得自己是任人擺佈的棋子，相反的，中國人有一種集體感(sense of collective agency)。儒家的五倫正說明了在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和朋友之間，都有責任和義務。儘管，中國先秦時期進歷了「百家爭嗚」，那時有禮的辯論常常發生，但對於公共歧異仍不被鼓勵。中國的音樂也通常是歌手、樂器都在同一個調子上，而希臘則發展出和弦的音樂，有來自不同樂器、聲調，共同組成。多少可以反應其社會特徵。然而「和諧」並不意味著「百依百順」(conformity)。在儒家裡頭，「和諧的君子」是和「百依百順的小人」有所區別的。過猶不及都是不合適的。 中國人曾經相信觀星可以預測聖人的誕生，但一旦發現其模糊性後，中國人就對其不感興趣了。中國人也在技術成就方面優於希臘人，發明了灌溉系統、墨汁、羅盤等。中國人是以實用為目的進行發明，而對於科學的理論和探索缺乏興趣。

可以很流利地說兩種語言的，我們稱它是「雙語人」(bilingual)，因為「流利」模糊的定義，使得我們對於「雙語」(bilingualism)可以再細分為三類，同時雙語者(simultaneous)、早期雙語者(early sequential，學習第二語言稍晚於第一語言，但仍於孩童時期)以及晚期雙語者(late，成人之後)。也有人將「雙語」分為可生產性的雙語(productive)和接收性的雙語(receptive)，前者可以產生和理解兩個語言，後者能夠理解兩個語言，但僅能生產出有限的語言。目前，由於世界上大量的移民比例，「早期雙語者」也大量地產生。 對於雙語者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對於社會有許多現實、實際的影響；心理語言學家也以此找出第二語言教學的好方法；同時，解決人們如何表現兩種語言的問題。 觀察雙語者，我們可以發現以下現象：一、語言混雜(language mixing)：將不同語言的詞綴或詞彙，添加至另一個語言的句法或結構；二、符碼轉換(code switching)：在一語言中的特定符號以另一語言取代。雙語者或單一語言使用者(monolingual)，誰有較好的學術表現，是時常被討論的問題。 關於雙語者的語言處理「詞彙存放的地方」，人們對此提出兩種模式：一、分開儲存(separate-store)；二、共同儲存(common-store)。前者認為，不同語言的詞彙庫是分開的，只透過語意相連結；後者認為只有一個詞彙庫、一個語意記憶系統。多數研究支持後者，仍有另一個可能性是兩種模式同時存在。例如：固定詞彙(concret word)、同源詞(cognates，來自相同字根的詞)或文化相似詞(culturally similar words)。 當一個語言轉換到另一個語言時，即翻譯，依轉換的方向可分為兩種：一、向前翻譯(forward translation，第一語言翻譯成第二語言)：概念化的媒介(conceptual mediation)；二、向後翻譯(backward translation，第二語言翻譯成第一語言)：詞彙關連(word associatioin)。通常，向後翻譯的速度較向前翻譯快。 神經科學中在雙語者的研究中則顯示，語言於大腦的發展並非對稱地生長於左右半腦，第一語言早於第二語言在大腦側化。而且，有趣的是，不同的語言傾向在腦部不同位置發展。若對比早期雙語者和晚期雙語者，還可以發現在閉鎖詞彙(closed-class words)和開放詞彙(open-class words)，前者是可以分佈在大腦的不同位置，後者則通通混在一起。 除了關鍵期(critical period)外，仍有為數不少的原因用以解釋為何第二語言的習得如此困難，例如：句法、時間、動機或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相同和相異，即對比分析(contrastive hypothesis)。第二語言的習得，對於學習的感覺，在時間歷程上呈U字曲線，即起初覺得學習得很好，當開始複雜後曲線往下，一旦熟悉結構後，能夠使用字根、句法規則時，則又感覺良好了。 關於第二語言習得克拉申(Krashen)有五大假說，其分別是監控(monitor)、學習和習得(acquistion and learning)、自然習得順序(natural order in acquistion)、可理解的語言輸入(comprehensible input)和情感過濾(active filter)。除此之外，人們個體的差異，也會影響人們學習新的語言，這包括：對於語音解碼的能力(phonetic coding)、語法感受的能力(grammatical sensitivity)、字根學習的能力(rote-learning)和歸納學習的能力(inductive learning)。克拉申說，學習第二語言就要像學習第一語言一般，在沉浸地教學中(immersion method)，透過足夠可理解的輸入習得。「以少為足」(less-is-more)正是說明小孩子學習語言的優勢正是因為他從一點點開始。(starting small is an advantage to children learning language) 對於現代語言教學，夏普(Sharpe)提出了四個C，其分別是溝通(communication)、自信(confidence)、文化(culture)以及語境(context)。以溝通為語言學習的目的，給以學習者自信，並學習目標語的文化，以及在語境下達到可理解的輸入。另外，也有人認為字根重覆(rote repetition)是學習外語詞彙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