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心理學的理論與應用

我讀Zoltan Kovecses《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的〈Levels of Interacting with the World〉

在不同層次的分類後,會產生階層(hierarchy),這一章將討論分類在不同階層的特質,以相關的理論。解析式階層理論(Theories of Taxonomic Hierarchies)是古典的理論。它將物體垂直地分類,從最大的到最明確的,透過階層化把所有層次歸納在一起。越上層的第一層包含第二層,第二層又包含第三層。每一層之間的以外徵作為分類的依據。於是有一個統攝層(superordinate),通常在第一層;接著是基本層(basic),在中層;最下層則是附屬層(subordinate)。心理上最優先的層次,我們稱之為種(genus)。「種」的層次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最普遍能夠辨視的東西,通常它對應於階層中的基本層。從許言學的特徵來看,統攝層大多是集合名詞,例如:家具、食具…等;附屬層則多是前詞加上定語的結構,例如:廚房的椅子、跑車…等。 基本層(Basic-Level Categories)理論則認為其不是由外徵作為分類的依據,而是以特質(properties)作為分類的依據,這些特質使人們能夠在最夠時間辨別事物類別的層次。從其外形、動作使用、溝通方式和大量歸類,說明這個分類是基於四種不同面向的經驗,包括:感知、動作、溝通/功能和知識/目的。「部分和整體的關係」(part-whole relations)決定了基本層的特徵。例如車子由許多部分組成,方向盤是其中一個部份,它是圓形的、可以轉動的;我們用手去轉方向盤向左、向右。我們的知道會告訴我們整體是由部份組成的,當然我們也知道這些小小的部份,這就是我們的知識。基本層理論是以人和事物「互動的特質」(interactional properties)定義,這和唯物觀的看法是有所區別的。 有人認為基本層能夠在動物、植物等方面解釋得很好,但是小孩子似乎以一個更巨觀的角度進行分類,其被稱作為「巨觀分類」(Global Categories)。巨觀分類是基於極小理論(minitheories)出發的,以小孩子將「動物」分類為例,它可能會以最簡單的概念「自己會動的東西」作為其分類的依據。巨觀分類對於基本層分類是個挑戰,但年紀較大的小孩或大人,大多還是以基本層分類來和世界互動。 基本層分類存在的目的有兩個:一、我們要把相似的東西分在同一個類別裡;二、我們要類別與類別之間反映世界的特殊性。換句話說,我們要將類別裡的差異極小化,類別間的差異極大化。 人和人之間的基本層是否會不一樣?似乎不只是人類認知的過程對於類別起作用,文化似乎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把「樹」作為基本層分類的,是對於都市的居民,那是屬於「都市文化」的人的基本層;但若生活在與大自然親近的地方,其基本層可能是楓樹、橡樹。對於城市人而言,他們未將認知的能力發揮(underutilizatioin)。而把認知的能力發揮到極致的(overutilized),例如每天餵馬的人,他的基本層肯定不是「馬」,他可能是許許多多不一樣的馬。因為在他的次文化裡頭,他有其特殊的訓練、特殊的生活方式。 基本層的理論反應了人們日常生活使用的標準,大多也被科學家採用,於是民間和科學家在基本層的類別是一致的,拉克夫(Lakoff)如是說。

我讀Zoltan Kovecses《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的〈Categorizing the World〉二

多數的學者的實驗解釋模型,以「原型模型」為主流。但我們也發現一些一目標導向(goal-derived)或稱特設(ad hoc)的類別是有別於傳統上較穩定且的心理詞彙。例如:「減肥食品」,我們的特設或目標導向可能是「低卡路里的食品」,而原型可能包括豆腐、米餅…等。更通俗地說,就是原型並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抽象心理詞彙,它是會隨著脈絡而改變的。例如:對美國人而言「咖啡」是休息時的原型,但英國人可能會是「茶」。這當中,似乎會考慮到人和人的差異(individual variation)以及自身的調整(flexibility),都可能造成心理詞彙的表現。「propaganda」在英語母語者看來是類似「洗腦」的負面詞彙,在來自大陸地區的華語母語者看來僅僅是「宣傳」的中性字眼,也足以表現文化間對於詞彙認知的差異。顏色在不同文化中所顯示的意涵不一樣,於是研究者透過顏色進行人類認知的研究。我們可以先將顏色進行以階層的排序: 黑和白紅黃、藍、綠褐紫、粉紅、橘、灰 越往上層,是越基本的顏色。人們對於顏色的類別主要受到幾個因素影響:一、顏色本身的物理特質;二、人類生理的反應;三、人類心理對於不同原色的組合;四、文化。其中,文化會影響我們對於顏色邊界的決定。如果我們使用沃夫的假說(Sapir-Whorf Hyphothesis)去檢視是否我們對於顏色的認知會受到語言的影響,其結果發現決定我們對於顏色認知的還是顏色本身的物理特質。研究者在新幾內亞找到一個語言中,只有兩種顏色的達尼語(Dani),米立色(深冷色)和摩拉色(亮暖色),透過部族的名稱將各種顏色命名再教導達尼人,結果發現基本色的學習比非基本色的學習更容易學習。或許,對於顏色的認知裡,「唯物觀」是個比較合理的解釋。

我讀Zoltan Kovecses《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的〈Categorizing the World〉一

「分類」(categorization)是我們在世界上生存的重要技能之一,你若把老虎看成小貓,那你必死無疑;「概念上的分類」(conceptual categories)則是語言和想法的支柱。儘管人們擁有相同的分類能力,但是分類的結果卻不太一致。為此,我們對於以下問題有興趣:一、我們如何獲取分類的知道?二、有哪些理論能夠解釋我們如何分類?三、語言的分類是否決定說話者如此看待這個世界?羅倫斯巴薩羅(Lawrence Barsalou)是這麼描述獲得分類的五個步驟:一、形構整體的架構描述;二、尋求能夠代表該架構描述的代表物(representation);三、選擇和類別代表物最相近的;四、開始推論其整體;五、儲存該類別的資訊。其中,分類的代表物指的就是概念分類(conceptual)、分類(category)或概念(concept),以上三詞彙將交替地在文章出現,其指的就是心理上,分類的代表物。 解釋我們如何分類的理論眾多,本文章將提到三個:一、古典模型(classical models);二、原型模型(prototype models);三、佳例模型(exemplar models)。古典模型首先將事物的重要特徵(essential features)定義,這決定其是否屬於該類別,但偶爾在同一類別下有不同特徵的,這表示那不是重要特徵,而是邊緣特徵(peripheral features),其不具有分類的意義。這古典模型裡,「成分分析」(componential anlysis)將一整套的語義特徵去進行定義,這會可以產生一套共有的充分條件和必要條件,只要滿足條件的,我們即可以將其歸類到類別裡。成分分析的目的在於將每個字詞的意義區辨。在古典模型下,依循著這樣子的原則:一、類別內的成員享有共同特徵;二、類別內的成員地位平等,沒有誰優於誰或誰劣於誰;三、類別間有明顯的界線。 當我們遇到不是一個重要特徵能夠決定分類時,我們又產生了「原型模型」。原型模型以「群體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去維持類別,正如一家人一樣,有一些不同的特質在同一家族裡,但是也不是所有家族成員都擁有這些特質。其和古典模型有些差別:一、不以充分條件和必要條件或重要特徵進行分類,而是使用群體相似性;二、類別內的某些成員會有較好的代表性,成員內並非平等的;三、特徵通常不是固定的,所類別的界線也較模糊。一個字詞內,會有屬於核心(central)和邊陲(peripheral)的部分,再延伸之後就包括比喻的關係(metonymic relations)。在語言學中,動詞、名詞、修飾詞、片語、子句、句子…等,就是屬於原型模型。以名詞這個類別為例,我們都可以找到如:書、銀行、水等的名詞,更容易代表其它如:自由主義、憲法、機構等名詞。有一些心理實驗可以用來證實原型模型的說法,如:要求受試者舉例,觀察其舉例的頻率和順序(production of examples)、直接排序(direct rating)、反應時間(reaction time)、促動(priming)。 佳例模型既不像古典模型有規則定義,也不像原型模型有抽象的群體相似性,佳例模型靠特別的例子進行記憶。佳例模型不會將佳例的記憶轉換為抽象的原型,而會對於佳例有一些鬆散的收集(a loose collection of exemplar memories)。總的來說,佳例模型透過抽像的核心知識以及特定佳例的記憶進行分類。

不同語言的論元結構和背後運作的機制(Julia Herschensohn《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Age》的〈Behind time: process and schedule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tion〉閱讀筆記)

詞彙中有一個面相是字詞的形成中和句法互相結合的部份,這個我們稱之為「論元」結構(argument structure),不論句法,或特別討論到補語的語義或構詞時,都逃不出它的魔掌。單一論元的及物動詞(intranstive),可以再分兩類非作格(unergatives)和非受格(unaccustives)。索拉斯(Sorace)討論到,即使兩個在語言上不一樣的及物動詞,第二語言學習者還是可以對於新語言的及物動詞有敏銳度。屬於「非受格」的部份,是在索拉斯看來,指的是核心的部份,具有動態(dynamic)、有目的(telic)、具體的(concrete)。索拉斯認為第一語言有顯著的影響表現在第二語言上,就算無法達到完美,也至少有像母語者使用的機制。 日語和英語的動作動詞(motion verbs)也有類似的情形。在英語中,動詞允許包括兩個論元:方向(directed motion)和方式(manner of motion);日語只允許方向一個論元存在動詞裡,而必須透過詞綴將方式進行附加。再從語義上著手的話,英語和日語透過不同方式把語義整合進詞彙裡,英語將地點(place)和路徑(path)整合進介系詞裡頭,例如:to;日語則把路徑整合進動詞裡,而且動詞只能從方式或方向動詞中擇一。母語是論元少的語言,學習論元較多的語言時,需要透過概化(overgeneralization),需要透過環境給予正面的輸入;母語若是論元多的語言,學習論元較少的語言時,則要略化(undergeneralization),過度使用時,必須要有負面的糾正,例如語言老師的提醒,才會意識到母語和第二語言的差異。西語和英語在關於情況改變(change of state)和情緒方式(manner of motion)也有類似的情況。

母語者和二語者的心理詞彙背後有什麼異同?(Julia Herschensohn《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Age》的〈Behind time: process and schedule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tion〉讀書筆記)

關於詞彙的學習主要有兩種,一者偶然的學習(incidental learning),二者是有意的學習(intentional or attended learning)。學習語言初期,都需要先經歷有意的學習,而且當英語字彙量累積到六千字、華語累積4000個字之後,而較能夠進行偶然的學習。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詞彙,不僅在網路結構相似,詞項的知識和對頻率的敏感度也是相似的。也有人以自然輸入(naturlistic input)和教學(instruction)進行討論,通常著眼真實性(authenticity)時,自然輸入會比較受到歡迎。研究指出,透過教學進行字詞的新屬關係(cognates)對應,可以在學習新語言時,有顯著的幫助。即便第二語言的學習者進入中級程度,其心理詞彙仍無法像母語者的詞彙網絡那樣鞏固。在對於母語者和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詞彙關連試驗中發現,母語者將詞彙進行關連時,通常以語義為基礎,第二語言學習者則以語音為基礎,有點像有邊讀邊,沒邊唸中間。即當我們無法知道其詞彙的語義時,便先去唸一唸。有人認為該研究測試使用的詞彙屬於相點低頻的字詞,所以才會有這樣的研究結果。 比較下面三組輸入或詞彙學習策略對於學習者的影響:一、使用潤飾過的輸入(premodified input);二、學習者向老師詢問的輸入(interactoinally premodified input);三、學生間協商的輸出(negotiated output);研究顯試,第三組透過產生新字詞的過程,使得其學習詞彙更深入。 構詞方面,比較西班牙語母語者和華語母語者學習英語的中級程度學生,發現西班牙母語者對於詞尾複數出錯的次數是高出華語母語者兩倍。「普遍語法在特定的句法特徵時是有限制的。如何讓這些特徵能在語音上被理解是另一回事,這特徵是特屬於語言的。」 相對機制模型(dual mechanism model)和相對片語表示(Dual Idiom Representation)有相似之處。我們可以將片語分有可分解(decomposable)和不可分解(non-decomposable)兩種,這兩種片語恰恰儲存在兩個不同的詞彙區,正如母語和第二語言中,都有相對機制模型以解釋詞彙和語法一般,前者要死記硬背,後者可以找出規則。

我讀Zoltan Kovecses《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的〈Meaning in 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二

我們可以用唯物觀(objectivist)和經驗觀(experientialist)這兩個取向去看心性,這兩個取向正好可以極端地回答前一篇文章的八個問題。從唯物觀來看心性,這個心性是模組化的(modular)、現實是結構的,而心性和現實的關係像鏡子,心性反映外在現實。唯物觀認為心性是和身體獨立的,心性好像一個抽像的機器,心性是軟體,身體是硬體。語言是人類獨特且獨立的能力,是眾模組之一,由心性眾管。語言是本具的,我們生而擁有語言能力,其受到普遍規則(universal rules)所規範。即本具的語言能力相同,學習任何語言都可以,只要在早期有足夠的語言輸入(linguistic input)。對於語言和思相的研究,形式(form)比意義(meaning)重要。意義是世界上符號(symbols)和事物(thing/events)的對應,可以透過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s)和充分條件(suffieient conditions)加以定義。事實和意義是緊密連結的,意義是建立在事實之上。世界已經預先存存,而我們的概念化正好反應了世界的結構。語言正是概念化的表達或表現。 經驗觀和唯物觀幾乎是完全相對的邏輯。心性是整體的(holistic),這個世界是由人類的心性所投射出來的現實,是人類具有想像力的創造。心性和現實的關係是,我們利用我們的經驗和感知去反映這個世界。直觀(literality)和譬喻(figurative)是心性的兩個重要特徵。以「爭論」(argument)為例,當人們認為參與爭論的人彼此相對立,並有防禦和攻擊的行為產生,則將其詮釋為戰爭(war/battle)。這個作戰爭的理解即是心性比喻的理解,這說明心性具有直觀和譬喻的特徵。而身體行為所做的任何決都是由我們的心性所致,心性依託於身體之上。我們認為樹是高的,是來自於我們的身體與外在世界的互動,這個概念化的分類稱互動性成份(interactional properties)。語言的運作,正如心性其它認知能力運作一般,比方:分類、知識框架(framing knowledge)、圖形背景組織(figure-ground organization)…等。此外,經驗觀認為語言的形式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意義和概念化過程。意義來自我們對於事物的鑲嵌(embodiment),因為我們認為樹是高的。於此,意義不只是概念化的內容,它更是我們如何詮釋(consture)概念化的內容。事實並非句子(sentence)和狀況(situation)的直接對應,唯有在相對了解情況(relative to a particular understanding of a situation)之後才可以說進入事實。世界是非結構的,是人類使它存在結構的,而語言系統正是這使它結構的絕大部份。語言可以形塑我們的思考模式。 「語言相對性」(linguistic relativity)是在《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這本書中會用來解釋「語言是否會表達思想?語言是否使我們在歷史洪流中造成相對的一側?語言自身是否造成語言的普遍性和人類的相對性?」沃夫(Benjamin Lee Whorf)如此指出語言相對性的原則:語言背後的系統,不只是想法發聲的工具,它同時是想法的塑模,心性活動的程式、指引,這包括人們的對於外在事物的分析(analysis of impressions),以及在內心事物的整合(synthesis of his mental stock in trade)。「空間」是沃夫認為具有普遍性的領域,在英語或說歐洲的共同語(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和荷皮語(Hopi)中,從經驗上來看是同一個形式,所以其具有「普遍性」,也就是心性是建立在身體之上的。另外,李明遜(Levinson)則發現在嗄古依米笛亞(Guugu Yimithirr)的的語言中,和英語對於空間方位的表述不太一樣,嗄古依米笛亞語會使用絕對的方位;而英語則多是使用相對的方位。嗄古依米笛亞人似乎在心裡面有一個地圖,把天下的事物、方位都記在這個地圖裡。李明遜說,我們依賴身體的經驗就好像「自我中心、向前看、向前走的兩足智人漂盪在這個受地心引力所吸引的星球上」。人類的身體在知覺的建立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們大多數的思想是沒有意識的,我們日復一日地進行著自動化(automatically)且不費力(without any effort)的渡日。

我讀Zoltan Kovecses《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的〈Meaning in 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一

關於人類認知主要有幾個關心的議題:一、知識的本質;二、我們如何獲取知識;三、知識如何在心裡面再現。而人們的內心是由什麼面向和能力組成的呢?眾說紛紜,來自日常生活經驗或語言使用的,包括傾向、注意力、知覺、情緒、夢、個性;也有意志(volition)、記憶、信念和學習;或者如佛洛依德(Freud)說以無意識(unconscious)相對於意識;傳統上,主要有四個面相:一、理性思考(reason-thought-thinking);二、道德感(morality);三、情緒(emotion);四、意志力(willing-volition)。當然心理的語言在此也有一席之位才是。人們使用其和外在世界的互動進行心理認知的運作,這包括知覺、注意力、分類、觀點、圖形背景知覺(figure-ground alignment)、圖案基模理解(image-schematic understanding)和外力動態(force dynamics)等,都在不同的原則下以「年紀」檢視。如果我們更深入地去問關於人類內心的問題,那可能包括: 一、內心中的不同面向是由同一個或不同處理過程所掌管?有同一個處理過程的話,我們說那是整體觀(holism)的;由不同部分運作的話,那我們說它是模組化的心理(modularity of mind)。 二、現實(reality)的本質?世界的模樣是結構的(structured)?或非結構的(unstructured)? 三、內心世界(mind)和外在現實(external reality)的關係為何?有人說內心反映已存在的事實,是一面現實世界的鏡子(mirror of reality);有人說我們的心多多少少會和實際的真相(actual reality)有落差,這使得人們對於真相有更多創造的空間。 四、那心性(mind)和身體(body)的關係為何?有人說心性和身體是彼此不相關的;有人說心性是抽像的,可以跨越身體的界線(transcendent)。 五、何謂語言?究竟語言是本具的(innate)?還是獲得而來的(acquired)? 六、何謂意義(meaning)?我們是知道事物的特徵之後,而後能夠說我們知道指涉這個事物的字詞的意義?還是我們透過概念化之後,將概念的意義區辨後,知識在內心裡頭成形? 七、何謂事實(truth)?在語言和外在世界的條件不變下,我們是否能夠維持句子和世界事物的狀態的的直接關係? 八、語言和認知的關係為何?語言是否是思想的表達?語言是否形塑了我們的思想? 我們可以用唯物觀(objectivist)和經驗觀(experientialist)這兩個取向去看心性,這兩個取向正好可以極端地回答上述八個問題。

第二語言的遷移有哪些可以觀察到的跡象?(Scott Jarvis和Aneta Pavlenko《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的〈Linguistic Transfer〉閱讀筆記)六

語用遷移(pragmatic transfer)則包括言外之意的能力(illocutionary competence)和社會語言的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前者的能力包括辨別和執行基本語言功能,例如:傳遞訊息、請求訊息、使用語言去影響他人的信念或動作,使用語言去娛樂或為人打氣。後者則更多的是關於的個人敏感度,其有能力去調整自己的語言以呼應社會傳統,包括不同的陳述、不同的口音、不同的字詞、不同的文法結構、不同的論述脈絡等。日語母語者不論在其在第二語言英語的熟練度高或低,都會使用較委婉的請求策略,這是其把原先在日語在教授和學生之間地位的關係的感知,應用在其所說的英語。英語母語者和俄語母語者在學習希伯來語的時候,在相同的情境下,也都有有第一語言的傾向。日語母語者和中東地區的人學習英語時,亦復如是。除了學習者本的語用的感知和行為外,標的語的過度概化、標的語環境長時間的居住、教學方式和總時數、標的語的熟練度都是造成上述現象的因素,未必全是語用的遷移。雖然造成如此現象的因素很多,但在後期的遷移或反向的遷移中,我們就有更可靠的證據說這是語用的遷移了。社會語言的遷移(sociolinguistic transfer)中,我們可以透過兩個方式去檢視:一、檢視特定語言中用以解釋系統變異的社會變數(social variables);二、檢視個人如何在新的語言群體中社會化的過程。 在阿拉伯文化和泰語社會中,在特定音段中能夠表現其正式或尊貴。於是在埃及的阿拉伯語母語者會使用無聲齒間音在英語中,即是受到社會限制而遷移;泰語母語者對於/r/在字首或字尾的發音而有正式和不正式的發音,也從泰語社會的限制遷移到說英語時。這些社會變數包括社會距離、地位關係和性別。 個人在新的語言群體中如何社會化?我們都知道性別在不同文化、語言中,是不完全相同的。所以在進到新的社會、文化限制後,語言的使用就會考量到禁忌字眼、間接中斷、地位階級…等。 再說一次,這些跨語言影響的研究,從語音、詞彙、構詞、句法到語用和社會語言,真是汗牛充棟。

第二語言的遷移有哪些可以觀察到的跡象?(Scott Jarvis和Aneta Pavlenko《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的〈Linguistic Transfer〉閱讀筆記)五

跨越語音、詞彙、構詞、句法後,剩下的就是篇章(discursive)、語用(pragmatic)和社會語言(sociolinguistic)的遷移了。對話者說話的前提就關乎禮貌原則(rules of polite)和合作溝通原則(rules of cooperative communication)。在篇章遷移(discursive transfer)中,包括想法引介、組織、脈絡化的方式,不論是口頭或書寫,也包括對話的策略去使一個對話能夠維持著,還有對話中表達特定的文本所使用的概念或標誌。最相關的研究就屬「對比修辭」(contrastive rhetoric),卡普蘭(Kplan)假設不同語言和文化都有其獨特的修辭傳統,其對於第二語言的寫作有負面的干擾。例如:日本作家習慣用歸納法把資訊散落在文章中;英語母語作家,則偏好使用演繹法,把主要大意先寫出來,再說支持的資訊;西語母語者作家則會提供更多脈絡細節,相較於傳統的英語寫作。在對比修辭的研究中發現:一、不只在說寫方面有遷移,聽讀方面也有遷移發生;二、不只順向遷移,也包括反向遷移;三、寫作技巧的遷移大多是正面的。對於第二語言寫作的遷移,並非只受到跨語言影響,年紀、第二語言的熟練度和寫作經驗都是影響第二語言修辭的因素。 在對比修辭框架內所未能包括的是對話管理的策略(conversation management strategies)和取景遷移(framing transfer)。前者指的是非母語者的會話策略,研究的項目包括轉移話題(topic shifts)、話題挑選(topic selection)、暗道線索(backchannel cues)、空白填充(pause fillers)、中斷對話(interruptions)等。後者的概念則包括說話者或作者對於受話者或讀者所表達的明確性、主題連續性、因果關係、情緒,可能是特定字眼、是否適切。 總地來說,篇章遷移中,包括文章組織、脈絡化、會話管理、事件表達以及理解和表達之間的關係。

第二語言的遷移有哪些可以觀察到的跡象?(Scott Jarvis和Aneta Pavlenko《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的〈Linguistic Transfer〉閱讀筆記)四

除了語音和詞彙外,構詞遷移和句法遷移也受到不少關注。過去人們認為曲折語裡頭的詞綴是肯定會遷移的,但研究證實這並未常見。被發現的是附著詞素(bound morphemes)從一個語言的結構中被對應到另一個語言裡頭,例如:in the grass和on the grass分別可以在瑞典母語者和芬蘭母語者在說英語時發現。在柯林(Collin)的研究中也發現法語母語者在指過去式的時候,較能夠正確地使用具有終點的動詞,如:bought the book;而偏好在活動動詞使用進行式,如:dancing;在狀態動詞則用現在式,如:see。過去簡單式在法語中結構上和英語的完成式有構詞上的相似,所以法語母語者在說英語時,傾向將過去簡單式用完成式構詞表達。然而,隨著對英語的熟練度增加,跨語言的影響就不會一直停留在初期。句法的遷移不只在詞序上,也包含許多句子中的限制。主要跨語言影響有兩種:一、不同第一語言背景的學習者對於文法的接收程度不一樣;二、多語語言學習者,較不會拒絕不合語法的句子。學習第二語言的學習者,對於不合語法結構的第一語言,展現較大的包容度,而單語者則較要求完全的語法。競爭模型(Competition Model)顯示人們如何解讀句子表面的線索所傳遞的功能。英語母語者靠詞序決定主詞和受詞;義大利語母語者則主詞和動詞的一致性;日語母語者則必需依賴名詞是否被動詞化(animate or inanimate)。由此去看不同語言之間的跨語言影響。句法在跨語言影響中屬後第二、三語言之後(lateral)的研究遷移還有許多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