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語言、文化與認知

「只有懶惰的修行人，沒有成不了的佛。」這句看似簡單的話語，實則蘊藏著深厚的語言藝術與哲學思想。它不僅在佛法上具有啟發性，也在語言表達上展現出極高的說服力與感染力。本文將從語言學的四大層面：語法結構、語意分析、語用功能與修辭手法，全面解讀這句佛教語錄的深層力量，幫助讀者更深入地理解佛教智慧與語言的關聯。 一、語法結構分析（Syntactic Analysis） 這句話的基本語法結構是： 「只有 A，沒有 B。」 這是一種對比句式，中文中常見於強調語句，用來對照兩種情況，強化語者的主觀判斷與情感立場。 這句話雖然表面上有兩個主語，其實蘊含著一種條件與結果的推論結構，即： 「只要不是懶惰的人，就一定能成佛。」 透過語法的設計，語者將「修行是否成功」的關鍵，明確地歸因於個體的努力與精進。 二、語意分析（Semantic Analysis） 從語意層面來看，這句話傳達了兩個核心概念： 這樣的語意安排，不僅讓句子具備啟發性，也營造出一種希望與積極奮進的氛圍，尤其適合用來鼓勵初學佛者與修行者。 三、語用功能分析（Pragmatic Analysis） 從語用學的角度來看，這句話屬於典型的激勵性話語（motivational speech）。它不僅在語氣上強烈、堅定，更在語境上具有以下幾種語用功能： 在實際語境中，這句話極有可能出自一位師父、長老或佛教導師之口，作為對弟子懈怠時的提醒與激勵。 四、修辭手法分析（Rhetorical Devices） 本句語言雖簡潔，卻運用了多種修辭手法來強化語意效果： 五、語義焦點與話語立場（Focus and Stance） 這句話的焦點詞是「懶惰」，整體語意並非在探討佛果是否困難，而是將焦點放在修行者自身的努力程度。 語者的話語立場明確且堅定： 這樣的立場不僅具有佛教精神，也具有現代心理學中強調「內在控制感」（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的正向價值。 六、結語：語言是信念與意志的傳遞者 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只有懶惰的修行人，沒有成不了的佛」這句話是一個兼具語法巧思、語意深邃、語用明確與修辭精妙的典範句式。它用簡潔的語言，傳達出強烈的信念： 成佛之路，唯精進者可行。 這種語言形式，不僅具有文化與宗教的教育意義，也展現出語言在人類社會中作為價值傳遞與情感動員工具的強大功能。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會問：「這件事對我有什麼意義？」但我們是否曾深思過，什麼才是「意義」的本質？又是什麼讓一件事對我們而言變得重要？這正是《語言、心智與文化》（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這本書想要探討的核心問題。作者認為，語言、心智與文化三者是相互交織、不可分割的，它們共同形塑了人類對世界的認知與情感聯繫，而「意義」則貫穿其中，成為核心。 心智如何創造意義？ 作者指出，心智是賦予世界意義的起點。我們不會對毫無意義的事物產生關注，反之，當某個人事物引起我們注意，那就代表它已被我們的心智賦予了某種意義。這個觀點與中國古代哲學不謀而合。譬如《六祖壇經》中提到的：「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能生萬法。」這裡的「自性」，就如同作者所說的心智，是每個人生而具備的潛能，也是能夠創造萬物意義的源泉。 在作者的觀點中，世界並非只是外在客觀存在的現實，更是我們透過自身經驗與感知所「投射」出來的結果。這個世界，因為我們的思考、感受與記憶而豐富多彩，也因此，每個人眼中的世界都略有不同。 語言：讓心智的意義具體呈現 那麼，我們如何把內心的意義表達出來？語言，就是這個過程中最關鍵的工具。語言不僅讓我們與他人溝通，也幫助我們認識世界，並對世界進行分類與詮釋。透過語言，我們為萬物命名、建立分類架構、賦予抽象事物以形式與名稱，這一連串過程，就是在建構意義。 雖然人類還可以透過五感——色、聲、香、味、觸來認識世界，但唯有語言，才能使我們的認知上升到高度抽象的層次。當我們談論「自由」、「愛」、「正義」這些無形的概念時，語言不僅是工具，更是橋樑，它讓我們將心智中的意義重現於外在世界，與他人分享並討論。 文化：共享意義的集體體現 當個體心智投射的世界與他人產生交集，便形成了文化。文化，是一群人對世界的共同理解與詮釋，是彼此共享的生活經驗與價值觀。例如，對農村社會而言，了解氣候變化對生計至關重要，因此衍生出如「農曆」這樣的時間系統。這些文化產物，不只是工具，更是心智實踐的結晶。 文化的形成，也不單單是思考的結果，更是長期「身體實踐」的產物。農夫透過觀察自然、適應四季，世代相傳地驗證與調整他們的曆法與生活方式。這種知識並非單靠語言文字記錄，而是透過行動、體驗與生活中實際的操作過程中累積與傳承。文化因此成為「心智的意義」與「身體的實踐」交織的結果。 從個人世界到共存世界：語言與文化的連結 每個人心中都有屬於自己的一套世界觀，但世界上只有一個「客觀現實」。當不同個體的世界觀產生碰撞時，就可能引發爭端與誤解。因此，我們需要語言來溝通，也需要文化作為彼此理解與妥協的平台。 語言幫助我們與他人交換想法、表達情緒；文化則提供了共同的背景脈絡，使我們能夠更深層地理解彼此。這兩者的結合，不僅促進了人際間的連結，也讓我們能在多元世界中尋求共識、共處與共感。 結語：讓我們重新認識「意義」的來源 《語言、心智與文化》不只是一本探討語言學的書籍，更是一場關於「意義」的深層對話。它提醒我們：語言不只是工具，文化不只是傳統，心智也不只是個人的意識活動，而是形塑我們對這個世界所有理解與價值的根本。 透過語言，我們理解與命名世界；透過心智，我們賦予世界意義；透過文化，我們集體地詮釋與傳承這些意義。認識這三者之間的關係，能讓我們更清楚地看見自己與世界的連結，也更有能力與他人建立深層的理解與對話。

當我們談論文化時，許多人會聯想到語言、傳統、宗教儀式或穿著飲食。但如果有人告訴你，「文化就像尿尿一樣」，你會作何反應？這個比喻乍聽之下令人發笑，卻極具深意。 「尿尿」是一種日常又不可或缺的身體代謝行為，是生物維持生命的重要機制。我們不需要時刻掛念它，它卻會在需要時自然發生。而文化，也是如此。它不總是明確被我們意識到，但在生活中無處不在，在我們的言行舉止中悄然發揮影響力。 文化是自然反應，也是群體識別的標記 從生物學角度看，不同物種都有排泄系統，人類、哺乳動物、魚類、昆蟲，各自以不同方式完成相同的需求。這種機制雖然基本一致，但表現形式卻因物種而異。昆蟲使用馬氏管，魚類透過尿孔，而人類有明確的「尿尿」行為與語彙。 同樣地，文化也是一種「需求」的表現，不同族群會透過不同的儀式、活動與符號體系，來滿足生存與認同的需求。這些形式不僅反映內在價值，更成為劃分群體的重要依據。文化，就是在時間與空間條件具備時，會自然而然發生的一種社會行為。 從泰國知識份子的自白，看文化的潛移默化 這樣的文化特性，在全球化與多元文化衝突日益頻繁的今天，尤其值得探討。以下是一位受英國教育的泰國知識份子的心聲： “我從沒被問過是否想成為佛教徒，我的出生證明、身份證、學校成績單全都標註我是佛教徒。從小我被要求上佛學課、學習如何合掌行禮、如何在長輩前爬行通過。這些是泰國文化的一部分，但我從未有機會質疑，也無法選擇。” 這段話描繪出文化如何像空氣一樣包圍著人，讓人習以為常卻難以看見其形狀。他不反對文化，但也無法確定自己是否真正「相信」佛教，只是因為文化的規訓而不得不接受。這種經驗揭示了文化如何「自然」地滲入一個人的成長過程與價值判斷，讓文化不再只是外在的符號，而是潛藏在日常行為背後的強大力量。 泰國佛教：文化實踐的具體樣貌 在泰國，佛教不只是宗教，更是一種深植社會結構的文化系統。從清晨供僧、放生動物、建寺院，到年節儀式，這些文化元素滲透在每一位泰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寺廟是社區的中心，即使不是佛教儀式，如水燈節等節慶活動也常在寺廟舉行。對泰國人而言，佛教信仰是一種理所當然的存在，也是一種集體行為模式。 例如，在雨季，僧侶會留在寺院專心修行，而信眾則提供生活物資，展現出文化與自然環境的共構關係。這些活動並非出自深思熟慮，而是「時間到了就該做的事」。文化，在這裡成了一種身體記憶——在正確的時空條件下，自然而然地被喚起並實踐。 文化的弔詭：不能選擇，卻難以脫離 我們可以從這位泰國知識份子的故事看出文化的弔詭：它可能是身分的根源，也可能成為枷鎖。在全球化社會中，人們開始質疑「出生就該是誰」的命定論，但舊有的文化結構仍強大地影響著每個人。 他坦言：「我不確定我是不是佛教徒，但我的社會身份、生活方式、家庭與教育都已經替我做出選擇。」這也讓我們不得不思考：文化究竟是我們自由選擇的結果，還是被社會制度與傳統強加的身份標籤？ 結語：文化不是口號，而是活生生的行動 文化不是高掛的標語，也不是教科書上的定義。它是你每天怎麼打招呼、怎麼對待長輩、怎麼過節、甚至你怎麼處理信仰與懷疑。文化像尿尿一樣，當需要的時候，它自然發生。你不需要時時提醒自己要文化，但它總在潛移默化地作用著你。 這個比喻或許奇特，但卻讓我們以全新角度重新認識文化——它不只是知識，更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社會默契。在這個文化快速變遷與多元共處的時代，學會理解、反思與尊重文化，也就成了我們每個人必經的學習之路。

在語言教學的領域中，文化教學始終佔有一席之地。隨著全球語言教育需求的擴大，以及學習者背景的多元化，文化教學的觀念與方法也歷經數次變革與調整。Crozet、Liddicoat、Lo Bianco 等學者（1999）整理出文化教學的四大取徑：文學取徑、文化研究取徑、文化實踐取徑以及跨文化語言教學。這些取徑不僅呈現出文化教學的發展歷程，也為當代語言教師提供了思考與實踐的方向。 一、文學取徑：從經典文本中認識文化 最傳統的文化教學方式即是透過文學作品來傳達語言與文化。此種方式強調書面語言，視文學為文化的代表，並以受過高等教育的母語者所閱讀的文本為教學材料。學習者在這樣的課堂上，可能會閱讀莎士比亞（英語）、龍薩（法語）、蘇東坡或韓愈（華語）等經典作家的作品。 然而，這樣的做法也面臨不少挑戰。首先，文學語言與日常語言存在距離，學習者很難直接將所學應用於實際溝通。其次，文學作品所承載的文化雖然深刻，卻不易被初學者捕捉與理解，反而讓語言與文化的連結變得模糊。因此，文學取徑雖具文化深度，卻欠缺實用性與易懂性。 二、文化研究取徑：語言背後的知識體系 自 1970 年代起，文化教學逐漸轉向「文化研究」或「國家研究」的模式。這種取徑將文化視為一個國家的歷史、地理、政治結構等知識的總和，著重於對國家體制與社會運作的理解。學習的對象不再是精英文學，而是一般人民的生活、制度與社會現象。 這樣的教學設計使得學習者具備與母語者互動所需的背景知識，例如對重大歷史事件或地名、人名的熟悉。然而，這種知識型取徑仍然偏重書面知識，語言在其中的角色淪為工具，文化與語言的整合仍舊不夠深入。對於真正的語言運用者來說，這樣的文化學習仍有距離感。 三、文化實踐取徑：以人類學觀點觀察文化行動 文化實踐取徑提供了更貼近人類生活的文化觀。這種方式受到人類學影響，認為文化不是靜態的知識或經典文本，而是一種在日常生活中實踐與互動的過程。語言是文化實踐的媒介，學習者可以透過觀察不同文化中的語言使用，理解其背後的信仰、價值與行為邏輯。 在這樣的課堂上，學生如同人類學家，在不離開自己文化的前提下觀察另一種文化中的互動方式。文化不再是被「告知」的知識，而是需要被「理解」與「詮釋」的生活實踐。不過，這種取徑多用於跨文化訓練，不一定要求學習語言，對於語言學習者而言，若沒有語言能力的支撐，仍可能無法真正理解文化實踐的精髓。此外，將文化視為同質、靜態的框架，也可能導致新的刻板印象形成。 四、跨文化語言教學：打造第三空間的可能性 跨文化語言教學則是在反思前述取徑的不足後發展出的新方向。它主張語言與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語言的學習應該同時是文化的學習。此取徑批判過去溝通式語言教學過於關注語言結構與功能，忽略了文化在語言運用中的核心角色。 跨文化語言教學的目標，是培養學習者的跨文化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讓他們不僅能以第二語言進行交流，更能理解與尊重文化差異。學習者不再只是「模仿」母語者的語言使用方式，而是在母文化與目標語文化之間建構一個稱為「第三空間（third place）」的彈性場域。這個空間允許他們探索、自我定位、融合多元視角，進而形成獨立且批判性的文化理解能力。 舉例來說，以英語學習日本禪宗哲學，學習者可能只能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理解文化；但若能以日語直接參與禪的修行與語言表達，那麼他們便真正進入了跨文化語言教學的核心：在語言中學文化，也在文化中用語言。 語言教學的轉變：不只是學語言，更是學文化 語言教學若脫離文化，只會淪為考試與工具的競爭場。真正深刻的語言學習，應該引導學習者反思自我、欣賞差異，並在文化的互動中建構認同與理解。教師不應只專注於語言技巧的傳授，更應在課堂中創造文化探索的機會，引導學生透過語言開啟對多元文化世界的理解與包容。 透過「文學」、「研究」、「實踐」到「跨文化」的四大文化教學取徑，我們看到語言教育從菁英主義走向民主開放，也從單向知識灌輸走向多元文化對話。未來的語言教室，應該是語言與文化共融、學習者能自由探索的「第三空間」。 📚 參考資料： Crozet, C., Liddicoat, A. J., Lo Bianco, J. & others (1999a).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From language policy to language education. In J. Lo Bianco, A. J. Liddicoat & C. Crozet (Eds.), […]

在全球化的時代，跨文化溝通與語言學習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議題。我們都知道語言是溝通的工具，但你是否想過，語言本身其實也塑造著我們對世界的認知？語言與文化之間的關係遠比表面來得深刻，甚至可能影響一個人如何看待真實世界、如何做決策、甚至如何感受時間與空間。 吐優卡語的「據素」：語言如何分類現實 在南美洲巴西與哥倫比亞交界地帶，生活著一個使用吐優卡語（Tuyuca）的民族。這個語言有一個極具特色的語法結構——每一個句子都必須標明訊息來源，這種語法功能被稱為「據素」（evidentiality）。吐優卡語的據素分為五種，分別是： 也就是說，吐優卡語的使用者在講述一件事情時，必須明確表達自己是怎麼知道這件事的。這不僅是一種語言形式，更反映出這個文化對訊息真實性的高度重視。即使說謊仍可能發生，但語言本身強調證據來源的設計，已深深影響人們如何建構與表達事實。這正是一個語言與文化互動、相互形塑的經典例子。 時間概念的差異：印第安語言與當下意識 再看北美的印第安民族，他們所使用的拿伯荷語（Navajo）與荷皮語（Hopi）中，並沒有傳統語法上的過去式與未來式。在這些語言中，時間並非線性劃分，而是以事件是否完成、是否有感知為基礎。這種語言特性延伸至文化行為的表現。 語言學家愛德華·霍爾（Edward T. Hall）曾在美國印第安事務局任職時，觀察到當地原住民對建設計畫（如道路與水壩）反應冷淡，外界普遍認為他們懶惰、消極。但霍爾指出，這些族群的語言根本不支持對「未來」的預測與計畫，他們活在當下，因此無法被「未來會更好」這樣的語言說服。 這說明語言如何深刻地影響人們對時間的認知與行為模式，也提醒我們，在與其他文化互動時，不能僅以自身的語言邏輯評斷他人。 語言是文化的核心建構者 霍爾曾說過：「人們受其文化的暴力統治。」這種統治並非強迫，而是一種無形的、被動接受的文化規範。我們在不知不覺中被語言制約與框限，反而覺得理所當然。當一個人脫離了自己的文化脈絡時，可能會產生一種「無根感」，這不僅是心理上的不安，更是一種文化上的疏離。 語言學家沙皮爾（Edward Sapir）更進一步指出：「人類並非活在客觀世界中，而是活在其語言所建構的世界中。」換言之，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其實很大部分是透過語言這個濾鏡來進行的。許多知識並非來自親身經驗，而是透過語言所傳遞而來，這些語言訊息逐步累積，建構出我們的世界觀、價值觀與知識系統。 語言與文化的多樣性實例 語言如何反映文化？舉幾個具體例子就能明白： 同樣地，在華語文化中，對親屬關係的分類極其細膩，哥哥、弟弟、舅舅、姑丈皆有不同稱謂；烹飪方式也分得極細：燉、炒、煎、滷、燜、蒸……這些語彙不只是詞語，而是文化的體現，是生活智慧的累積。 語言教學的啟示：跨文化理解的必要性 在語言教學中，教師若只熟悉自己所教的語言，而不了解學生的母語文化，很容易造成誤解與教學障礙。例如，一位教授華語的教師，若要對泰語母語者進行教學，不僅要清楚華語的語法、用法與文化，也必須了解泰語的語言邏輯與文化背景。否則，學生在理解敬語、稱謂或語氣變化時可能感到困惑，影響學習成效。 真正有效的語言教學，應是「雙向」理解的過程。教師要理解學生，也要讓學生理解語言背後的文化脈絡。唯有如此，語言才能成為真正的橋樑，而不是隔閡。 結語：語言是通往文化的鑰匙，也是認識自我的鏡子 語言並非只是詞彙與句法的集合，它反映了我們的思想方式、價值觀、世界觀。對語言學習者而言，學的不只是發音與文法，更是一整套文化脈絡與思維邏輯。對語言教師而言，理解語言背後的文化邏輯，是進行有效教學與跨文化溝通的基礎。 在這個高度多元與國際化的世界裡，語言與文化的雙向理解，不只是教學的技巧，更是溝通與尊重的態度。 參考資料：

我們是否因為說著某種語言，就以不同方式看待世界？還是我們所處的文化，才真正影響了我們的思考方式？這是一個跨越語言學、心理學與人類學的深刻問題，也是長久以來學界爭論的核心。 📖 Lucy and Gaskins 的分類實驗：語言真的影響認知？ 心理學者 Lucy 和 Gaskins（2001）針對這個議題進行了具代表性的實驗。他們設計了一個簡單但富含深意的任務：讓受試者觀看一個目標物體，然後從兩個選項中選擇與目標最相似的那一個。 這兩個選項中，一個在形狀上與目標相同但材質不同，另一個則是材質相同但形狀不同。也就是說，這是一道在「形狀」與「材質」之間做選擇的題目，考驗的是人們在無語言提示下的分類偏好。 結果發現，英語母語者傾向根據「形狀」來判定物體的相似性；而來自墨西哥馬雅族群、使用尤卡特語（Yucatec Maya）的人們，則偏好依據「材質」來分類。 這樣的差異引發了一個令人震驚的問題：是否語言中對形狀與材質的詞彙結構，影響了人們的思維習慣？ 👦 為什麼七歲小孩沒有差異？文化的力量或許更關鍵 Lucy 和 Gaskins 並未止步於成人，他們進一步對七歲的英語與尤卡特語母語兒童進行相同實驗。結果卻令人驚訝——兩群孩子都傾向根據形狀來判定相似性，並未如成人般呈現語言特定的分類傾向。 這一結果耐人尋味。因為七歲的孩子已經能夠熟練使用語言，如果語言本身具有強烈的影響力，那麼差異應該已經開始顯現。相反地，卻是隨著年齡與文化浸潤的增加，才出現分類方式的分歧。這似乎指出，真正影響認知的可能並不是語言，而是文化長期的滲透與習慣養成。 🧭 Levinson 的空間記憶實驗：語言如何重塑方向感？ 另一位著名學者 Levinson（1996）則從空間描述與方位概念切入，探索語言與認知之間的關聯。 他發現，不同語言對於空間的描述方式大不相同。以德語為例，使用的是「相對座標系」——如左、右、前、後這類以自身為參照的用語。而 Tenejapa 馬雅語則習慣使用「絕對座標系」，例如東、西、南、北。 在他的實驗中，受試者首先坐在桌前，桌上依序擺放牛、豬、馬、羊四個玩具。受試者需記住順序後轉身 180 度，在另一張桌上重新排列。 這表示他們在記憶與還原空間資訊時，依賴的是不同的「參照系統」。 更進一步的實驗中，受試者觀看一段動畫，人物從東邊走向西邊。觀看後，受試者被帶到另一個房間描述動畫內容。結果發現： Levinson 認為這些差異正來自語言本身的使用習慣：語言影響了人們對空間資訊的偏好選擇與處理方式。 🤔 真正的影響力來自哪裡？ 雖然這些實驗表面上似乎支持語言影響思維的假設，但更深層的解釋則指出，人類的空間認知能力是與生俱來的，不論是德語使用者還是 Tenejapa 使用者，他們對於相對與絕對方位都具備概念，只是表現出的偏好不同。 語言的角色在於提供一種穩定的思維模式與表達習慣，進而影響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選擇用哪一種方式處理資訊。換言之，語言不是創造了新的認知結構，而是強化了某種文化背景下已經存在的認知傾向。 ✅ 結語：語言與文化，共同塑造我們的認知世界 回顧 Lucy and Gaskins 以及 Levinson 的研究，我們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語言與文化對認知的影響：語言是一種文化的延伸，它會影響我們偏好的思維方式，但文化才是長期潛移默化我們認知結構的關鍵力量。 這些研究提醒我們，不同語言使用者所呈現的世界觀，背後往往有深厚的文化根基。作為語言教師、學者或學習者，理解語言與文化如何交織，將能更深入認識語言學習背後的認知基礎。

隨著全球經濟發展與國際交流的增加，華語學習需求呈現爆炸性成長。無論是因為經濟與貿易需求、文化興趣，還是提升競爭力，越來越多國際學生投入華語學習。然而，學習語言不僅僅是掌握詞彙和語法，還涉及對文化的理解與適應。 因此，華語教學不應僅聚焦於語言結構，而應考慮學習者的背景、動機及文化因素，以提升教學成效。本文將探討華語學習熱潮的主要驅動因素、華語教學的轉變趨勢，以及如何透過跨文化交流與本土化教材設計，讓華語學習更加高效且符合國際學生的需求。 華語學習熱潮的驅動因素：為什麼越來越多人學華語？ 華語學習的興起並非偶然，而是由多重因素共同促成的： 1. 中國綜合國力提升，促進華語學習需求 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其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許多國家將中國視為主要貿易夥伴，例如在澳洲，中國已取代美國與日本，成為最大的經濟合作夥伴。這使得商業、政治、學術等領域對華語能力的需求大幅增加。 2. 歷史與文化的吸引力 中國擁有五千年的悠久歷史與豐富的文化遺產，從古典文學、書法、京劇，到現代科技與流行文化，無不吸引世界各地的學習者。許多人學習華語，是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國歷史、哲學、藝術和社會變遷。 3. 增強職場競爭力 在全球化的時代，掌握華語已成為一項重要的職場優勢。許多跨國企業在招聘時，會優先考慮具備華語能力的求職者，特別是在涉及中國市場的貿易、金融、旅遊與科技產業中，華語能力可直接提升個人競爭力。 4. 外語教育政策與學術趨勢 許多國家開始將華語納入學校教育體系，例如澳洲的部分中小學已開設華語課程，作為第二外語學習選項。政府和學術機構也積極推動華語學習計畫，提升學生的跨文化溝通能力。 華語教學的轉變：從文學到實用華語 傳統的漢語教學以文學作品為主，側重於閱讀古典文學、詩詞與漢語語法。然而，現今華語教學逐步轉向實用性華語，更符合國際學生的需求，包括： 以澳洲為例，當地學校在設計外語課程時，強調不僅要學習語言，更要促進本國文化與外國文化的對話，讓學習者能夠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理解不同文化觀點，建立跨文化溝通能力。 跨文化教學的三大策略 語言與文化密不可分，因此在華語教學中，如何適當融合文化元素，使學生能夠真正理解並應用華語，是教師必須面對的挑戰。針對這點，學者高保強提出以下三大策略，有助於提升跨文化華語教學的效果： 1. 保持開放態度，避免文化刻板印象 在跨文化教學中，教師應該避免將特定文化價值觀強加於學生，而應引導學生用開放心態去理解華語世界。例如，華語中「面子」的概念在中國文化中具有重要意義，但在西方文化裡，個人主義與直接表達想法更被推崇。透過比較不同文化的價值觀，學生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語言背後的文化內涵。 2. 融合語言與文化，設計真實語境的教學活動 語言學習應與實際生活情境結合。例如，在教「點餐」相關詞彙時，可以搭配影片、角色扮演或實際模擬場景，讓學生在真實的文化語境中使用華語，增強記憶與實踐能力。 3. 在地化教材設計，提升學習效果 不同地區的學生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因此教材應該因地制宜。例如，傳統華語教材強調「標準語言」，但在移民社會如澳洲，則更重視語言的多元性與實用性。因此，教材應當包含地方化語料，並根據學生的需求調整內容，使其更符合當地文化與學習環境。 結論：理解學生需求，打造適合的華語教材 華語學習的全球熱潮，意味著華語教學必須不斷調整，才能滿足來自不同國家與文化的學習者需求。語言不僅是溝通工具，更是文化交流的橋樑。因此，華語教學應該從學生的學習目標出發，並在教材設計與教學方法上，融合跨文化交流的元素，以提升教學效果。 作為華語教師，我們不僅要理解學生的需求，也要幫助學生超越表面的學習動機，深入掌握華語的文化內涵。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讓華語學習者在全球化的時代中，發揮語言的價值，成為跨文化溝通的橋樑。

在現代社會中，信任與合作是維持組織運作與社會穩定的基石。然而，這些社會行為的形成與影響因素卻仍然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為了理解工作場所組織對合作規範的影響，Uri Gneezy、Andreas Leibbrandt和John A. List進行了一項別開生面的研究，將目光投向巴西兩個獨特的漁民社區：一個在海邊，漁民需要團隊合作；另一個在湖邊，漁民則獨自作業。 這篇名為《Ode to the Sea: Workplace Organizations and Norms of Cooperation》的研究，通過多種經濟實驗，如信任遊戲、最後通牒遊戲、捐贈遊戲和公共物品遊戲，來比較這兩個社區的行為差異。結果顯示，海邊漁民表現出更高的信任度和合作意願，這表明工作場所的組織方式在塑造社會規範和促進親社會行為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透過這項研究，我們不僅能夠更深入地了解信任與合作的內在機制，還能為企業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寶貴的見解，幫助他們在組織設計中促進更高效的合作和更穩定的社會關係。無論是研究者還是實務工作者，這篇文章都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來審視工作環境對人類行為的深遠影響。 巴西兩個獨特的漁民社區介紹 在這項研究中，作者選擇了巴西的兩個傳統漁民社區進行比較，這兩個社區在地理位置和捕魚方式上存在顯著差異。這些差異成為研究工作場所組織對合作規範影響的理想場景。 海邊漁民社區 第一個社區位於海邊，這裡的漁民主要依賴團隊合作來進行捕魚。由於海洋環境的挑戰，如波浪和洋流，再加上較大的魚類捕獲物，漁民需要使用重型和長距離的漁具，這些漁具必須由多個人共同操作。因此，海邊漁民通常以2到8人的團隊形式工作，他們在同一艘船上協同作業，共同設置和收集漁網。 團隊合作在海邊漁民的工作中至關重要，因為這樣可以提高捕魚效率，增加捕獲量並確保安全。由於捕魚成果取決於整個團隊的努力，這種環境自然促進了合作和協調，漁民們必須學會相互信任和依賴，以達成共同目標。 湖邊漁民社區 第二個社區位於鄰近的一個湖邊，這裡的漁民則主要進行個人作業。湖泊的生態環境相對平靜，漁民可以使用輕便的小船和簡單的漁具進行捕魚，這使得個人捕魚成為可能且高效。湖邊漁民不需要依賴他人來完成捕魚任務，他們獨自出航，捕獲較小和輕便的魚類，捕魚活動完全由個人掌控。 由於捕魚不需要團隊合作，湖邊漁民的工作方式更獨立，這也導致了他們在信任和合作方面的行為表現可能與海邊漁民有所不同。 經濟實驗 在這篇研究中，作者使用了多種經濟實驗來測量漁民的行為，包括信任遊戲、最後通牒遊戲、捐贈遊戲和公共物品遊戲。以下是每個實驗的簡要介紹： 信任遊戲 (Trust Game) 信任遊戲旨在測量信任和信任回報。參與者被隨機分配為「信任者」或「受託者」，雙方都會得到5點初始積分。信任者首先決定將多少積分（0到5點）送給受託者，實驗者將這些積分三倍返還給受託者。然後，受託者決定將多少積分返還給信任者。這個遊戲測量信任者對受託者的信任程度以及受託者的信任回報程度。 最後通牒遊戲 (Ultimatum Game) 最後通牒遊戲測量公平性和報復心態。參與者被分配為「提議者」或「回應者」，提議者得到10點積分，並決定將這些積分如何在自己和回應者之間分配。回應者在不知道具體提議的情況下，設置一個最小可接受的提議。如果提議低於這個數值，雙方都將得到0點積分；如果提議等於或高於這個數值，則提議生效，雙方按提議分配積分。 捐贈遊戲 (Donation Game) 捐贈遊戲測量對外界的親社會行為。參與者每人得到10點積分，然後決定將多少積分捐贈給一個孤兒院。這個遊戲用來測量參與者對於陌生人和外部社會的捐贈行為。 公共物品遊戲 (Public Goods Game) 公共物品遊戲測量團隊合作和公共利益的貢獻。參與者被分成三人一組，每人得到10點積分，並決定將多少積分投入到團隊賬戶中。每個積分對團隊成員的收益增加0.5點積分，但對自己而言，投入公共賬戶的積分是無收益的。因此，這個遊戲衡量個人是否願意犧牲自己的積分來增加團隊的總收益。 協調遊戲 (Stag-Hunt Game) 協調遊戲測量參與者在面對協調風險時的行為。參與者可以選擇「捕獵雄鹿」或「捕獵野兔」。如果兩位參與者都選擇捕獵雄鹿，則每人獲得10點積分；如果一方選擇捕獵雄鹿而另一方選擇捕獵野兔，選擇雄鹿的一方得0點，選擇野兔的一方得7點。選擇野兔的一方無論對方的選擇如何，都能得到7點積分。這個遊戲展示了在面臨風險時，參與者是否願意進行高風險、高回報的合作。 投資遊戲 (Investment Game) 投資遊戲測量參與者的風險偏好。參與者需要決定在10點積分中投入多少參與一個贏得2.5倍收益的賭局，這個賭局有50%的贏得概率。這個簡單的實驗用來衡量參與者的風險承受能力，並檢驗其風險偏好是否會影響其在信任和協調實驗中的行為。 這些經濟實驗共同提供了對漁民行為的多角度觀察，從而有助於了解不同工作場所組織下的合作規範和信任水平。 研究通過一系列經濟實驗對巴西兩個漁民社區的行為進行了詳細分析，結果顯示出顯著的差異，並支持了作者關於工作場所組織影響合作規範的假設。以下是實驗的主要發現： 實驗結果 信任遊戲（Trust […]

在學習第二外語的過程中，你是否曾經好奇過，為什麼我們對某些語言有著更強的學習動力和熱情？《英語外語課堂與其他語言課堂中的愉悅、焦慮及態度/動機是否不同？》這篇研究正好解答了這個疑問。由Jean-Marc Dewaele和Kazuya Saito所撰寫，這項研究探索了學習英語與學習其他語言（如德語、西班牙語和法語）之間的情感和動機差異。研究發現，即使英語在全球擁有較高的地位和聲望，學習者在非英語課堂中反而報告了更高的學習愉悅度（FLE）。這項發現挑戰了我們對語言學習動機的傳統看法，揭示了學習環境和個人情感在語言學習中的重要性。跟隨我們一起深入探討這項研究，了解更多有趣的發現和啟示吧！ 學習愉悅（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FLE） 在語言學習的旅程中，我們常常會談論學習的挑戰和壓力，但你是否注意到學習過程中的愉悅感（FLE）呢？學習愉悅（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FLE）是一種積極的情感體驗，指的是學習者在外語課堂中感受到的快樂、滿足和成就感。這種情感不僅能增強學習動力，還能提升學習效果。 FLE的概念由Dewaele和MacIntyre在2014年首次提出，旨在捕捉語言學習過程中的正面情感。他們將FLE定義為一種複雜的情感，包含了挑戰和自我能力感的互動，這反映了人們在面對困難任務時追求成功的內在人性驅動。與瞬間的愉悅不同，FLE是一種更持久和深層次的滿足感。 研究顯示，FLE與學習者的語言水平、年齡、性別以及多語背景都有關聯。例如，熟悉多種語言、認為自己在外語學習中表現優秀且在課堂中位居前列的學習者，通常報告的FLE水平較高。此外，女性學習者報告的FLE水平通常也高於男性。 理解並提升FLE對於語言教師來說尤為重要。研究發現，教師的行為、課堂氛圍以及同儕互動都是影響FLE的重要因素。通過創造一個支持性和互動性強的學習環境，教師可以有效地提升學生的FLE，進而促進更積極的學習體驗和成果。 學習愉悅不僅僅是學習過程中的一抹亮色，更是驅動我們持續學習和追求進步的重要力量。通過關注和培養FLE，我們可以讓語言學習變得更加有趣和充實。 研究 這項研究由Jean-Marc Dewaele和Kazuya Saito主導，旨在探討學習英語與其他語言（如德語、西班牙語和法語）之間的情感和動機差異。研究的具體方法如下： 研究對象 參與者為360名科威特一所英語系大學的學生，這些學生分別修讀英語、德語、西班牙語和法語課程。參與者的年齡平均為20歲，其中大多數為女性（280名女性，75名男性，5名未報告性別）。所有參與者的母語皆為阿拉伯語，且平均會說2.71種語言。 研究方法 資料收集 研究資料通過在線問卷在2019年第一學期內四次收集。問卷設計使用LimeSurvey平台，參與者在各自的語言課堂中完成問卷。問卷內容包括參與者的社會生物和語言背景，以及學習愉悅（FLE）、外語課堂焦慮（FLCA）和態度/動機的測量。 測量工具 資料分析 這項研究的結果顯示，LOTE學習者的學習愉悅高於英語學習者，但態度/動機較低，兩組學習者的外語課堂焦慮則無顯著差異。這些發現為語言學習中的情感和動機提供了新的視角，揭示了語言學習過程中的複雜性和多樣性。 Dewaele, J.-M., & Saito, K. (2024). Are enjoyment, anxiety and attitudes/motivation different in English foreign language classes compared to LOTE classe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

本文探討了在數位化時代閱讀的演變，特別是透過「Evolution of reading in the age of digitisation」這個跨國合作計劃。此計劃試圖重新思考閱讀的整體概念，包括影響閱讀的各種因素，如文本、平台、以及使閱讀成為可能的技術（包括印刷書籍、電子閱讀器和電腦）。這項研究挑戰了數位媒體閱讀對情感閱讀影響的傳統看法，指出某些平板電腦的特定屬性對情感閱讀可能具有負面影響。 另外，本文也討論了印刷品的未來，電子書如何作為閱讀地圖提供互動體驗，以及數位閱讀是否能提供類似傳統紙本閱讀的身體愉悅感。研究指出，儘管數位閱讀設備提供便利性，但在某些情況下可能不適宜取代紙本書籍，特別是在需要深度閱讀和理解的情境下。 最後，本文檢視了「數位原生代」和「數位移民」之間的閱讀差異，探討了數位閱讀對思考方式的潛在影響，並預測未來數位閱讀和紙本閱讀將會共存，各自滿足不同的閱讀需求。 閱讀的整體概念 閱讀的整體概念在數位時代正在被重新思考，涉及多個層面： 因此，數位時代的閱讀整體概念是一個涵蓋技術、心理、文化及社會多維度的廣泛領域，不斷進化並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 媒體閱讀對情感閱讀的影響 媒體閱讀對情感閱讀的影響涉及幾個重要的方面。情感閱讀指的是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所經歷的情感反應和感受深度，這包括從文本中得到的樂趣、激發的共鳴以及對情節或角色的情感投入。 數位媒體閱讀環境（如使用平板電腦或電子書閱讀器）與傳統紙本閱讀相比，在情感閱讀方面有以下幾個影響： 綜上所述，媒體閱讀對情感閱讀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包括技術介面、互動性質、閱讀中斷的頻率以及情感連接的變化，這些都會對讀者在數位時代的閱讀體驗產生重要影響。 閱讀對社會文化的影響 閱讀不僅是個人的智識活動，也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和文化行為，對社會結構和文化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以下是幾個主要方面： 總之，閱讀作為一種文化實踐，不僅形塑個人的認知和情感經驗，也深刻影響社會結構、文化傳承和社會進步。 閱讀的便利性與可達性 隨著數位技術的發展，閱讀的便利性與可達性有了顯著的提升，這一變化對於個人學習、知識獲取以及信息的流通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總而言之，數位時代大幅提高了閱讀的便利性與可達性，但也帶來了新的挑戰，如數字鴻溝和信息過載問題。然而，無可否認的是，數位閱讀已成為推動全球教育和知識共享的重要力量。 「數位原生代」vs. 「數位移民」 「數位原生代」（Digital Natives）和「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是兩個描述不同世代對於數位技術適應性的術語。這兩個群體在閱讀行為和偏好上有顯著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這些差異反映了不同世代在數位化環境中的適應程度和技術使用習慣，並且對教育者和內容提供者在設計閱讀材料和教學策略時提出了挑戰。理解這些差異有助於更好地滿足不同讀者的需求，並促進閱讀參與的普及和效果。 Bădulescu, D. (2016). Reading in the Digital Age. Philologica Jassyensia, 12(1), 139-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