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社會中,信任與合作是維持組織運作與社會穩定的基石。然而,這些社會行為的形成與影響因素卻仍然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為了理解工作場所組織對合作規範的影響,Uri Gneezy、Andreas Leibbrandt和John A. List進行了一項別開生面的研究,將目光投向巴西兩個獨特的漁民社區:一個在海邊,漁民需要團隊合作;另一個在湖邊,漁民則獨自作業。 這篇名為《Ode to the Sea: Workplace Organizations and Norms of Cooperation》的研究,通過多種經濟實驗,如信任遊戲、最後通牒遊戲、捐贈遊戲和公共物品遊戲,來比較這兩個社區的行為差異。結果顯示,海邊漁民表現出更高的信任度和合作意願,這表明工作場所的組織方式在塑造社會規範和促進親社會行為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透過這項研究,我們不僅能夠更深入地了解信任與合作的內在機制,還能為企業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寶貴的見解,幫助他們在組織設計中促進更高效的合作和更穩定的社會關係。無論是研究者還是實務工作者,這篇文章都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來審視工作環境對人類行為的深遠影響。 巴西兩個獨特的漁民社區介紹 在這項研究中,作者選擇了巴西的兩個傳統漁民社區進行比較,這兩個社區在地理位置和捕魚方式上存在顯著差異。這些差異成為研究工作場所組織對合作規範影響的理想場景。 海邊漁民社區 第一個社區位於海邊,這裡的漁民主要依賴團隊合作來進行捕魚。由於海洋環境的挑戰,如波浪和洋流,再加上較大的魚類捕獲物,漁民需要使用重型和長距離的漁具,這些漁具必須由多個人共同操作。因此,海邊漁民通常以2到8人的團隊形式工作,他們在同一艘船上協同作業,共同設置和收集漁網。 團隊合作在海邊漁民的工作中至關重要,因為這樣可以提高捕魚效率,增加捕獲量並確保安全。由於捕魚成果取決於整個團隊的努力,這種環境自然促進了合作和協調,漁民們必須學會相互信任和依賴,以達成共同目標。 湖邊漁民社區 第二個社區位於鄰近的一個湖邊,這裡的漁民則主要進行個人作業。湖泊的生態環境相對平靜,漁民可以使用輕便的小船和簡單的漁具進行捕魚,這使得個人捕魚成為可能且高效。湖邊漁民不需要依賴他人來完成捕魚任務,他們獨自出航,捕獲較小和輕便的魚類,捕魚活動完全由個人掌控。 由於捕魚不需要團隊合作,湖邊漁民的工作方式更獨立,這也導致了他們在信任和合作方面的行為表現可能與海邊漁民有所不同。 經濟實驗 在這篇研究中,作者使用了多種經濟實驗來測量漁民的行為,包括信任遊戲、最後通牒遊戲、捐贈遊戲和公共物品遊戲。以下是每個實驗的簡要介紹: 信任遊戲 (Trust Game) 信任遊戲旨在測量信任和信任回報。參與者被隨機分配為「信任者」或「受託者」,雙方都會得到5點初始積分。信任者首先決定將多少積分(0到5點)送給受託者,實驗者將這些積分三倍返還給受託者。然後,受託者決定將多少積分返還給信任者。這個遊戲測量信任者對受託者的信任程度以及受託者的信任回報程度。 最後通牒遊戲 (Ultimatum Game) 最後通牒遊戲測量公平性和報復心態。參與者被分配為「提議者」或「回應者」,提議者得到10點積分,並決定將這些積分如何在自己和回應者之間分配。回應者在不知道具體提議的情況下,設置一個最小可接受的提議。如果提議低於這個數值,雙方都將得到0點積分;如果提議等於或高於這個數值,則提議生效,雙方按提議分配積分。 捐贈遊戲 (Donation Game) 捐贈遊戲測量對外界的親社會行為。參與者每人得到10點積分,然後決定將多少積分捐贈給一個孤兒院。這個遊戲用來測量參與者對於陌生人和外部社會的捐贈行為。 公共物品遊戲 (Public Goods Game) 公共物品遊戲測量團隊合作和公共利益的貢獻。參與者被分成三人一組,每人得到10點積分,並決定將多少積分投入到團隊賬戶中。每個積分對團隊成員的收益增加0.5點積分,但對自己而言,投入公共賬戶的積分是無收益的。因此,這個遊戲衡量個人是否願意犧牲自己的積分來增加團隊的總收益。 協調遊戲 (Stag-Hunt Game) 協調遊戲測量參與者在面對協調風險時的行為。參與者可以選擇「捕獵雄鹿」或「捕獵野兔」。如果兩位參與者都選擇捕獵雄鹿,則每人獲得10點積分;如果一方選擇捕獵雄鹿而另一方選擇捕獵野兔,選擇雄鹿的一方得0點,選擇野兔的一方得7點。選擇野兔的一方無論對方的選擇如何,都能得到7點積分。這個遊戲展示了在面臨風險時,參與者是否願意進行高風險、高回報的合作。 投資遊戲 (Investment Game) 投資遊戲測量參與者的風險偏好。參與者需要決定在10點積分中投入多少參與一個贏得2.5倍收益的賭局,這個賭局有50%的贏得概率。這個簡單的實驗用來衡量參與者的風險承受能力,並檢驗其風險偏好是否會影響其在信任和協調實驗中的行為。 這些經濟實驗共同提供了對漁民行為的多角度觀察,從而有助於了解不同工作場所組織下的合作規範和信任水平。 研究通過一系列經濟實驗對巴西兩個漁民社區的行為進行了詳細分析,結果顯示出顯著的差異,並支持了作者關於工作場所組織影響合作規範的假設。以下是實驗的主要發現: 實驗結果 信任遊戲(Trust […]
Category: 語言、文化與認知
探索巴西漁民社區:工作場所組織對合作行為的影響
語言學習的秘密:學英語和其他語言的動機與情感差異
在學習第二外語的過程中,你是否曾經好奇過,為什麼我們對某些語言有著更強的學習動力和熱情?《英語外語課堂與其他語言課堂中的愉悅、焦慮及態度/動機是否不同?》這篇研究正好解答了這個疑問。由Jean-Marc Dewaele和Kazuya Saito所撰寫,這項研究探索了學習英語與學習其他語言(如德語、西班牙語和法語)之間的情感和動機差異。研究發現,即使英語在全球擁有較高的地位和聲望,學習者在非英語課堂中反而報告了更高的學習愉悅度(FLE)。這項發現挑戰了我們對語言學習動機的傳統看法,揭示了學習環境和個人情感在語言學習中的重要性。跟隨我們一起深入探討這項研究,了解更多有趣的發現和啟示吧! 學習愉悅(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FLE) 在語言學習的旅程中,我們常常會談論學習的挑戰和壓力,但你是否注意到學習過程中的愉悅感(FLE)呢?學習愉悅(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FLE)是一種積極的情感體驗,指的是學習者在外語課堂中感受到的快樂、滿足和成就感。這種情感不僅能增強學習動力,還能提升學習效果。 FLE的概念由Dewaele和MacIntyre在2014年首次提出,旨在捕捉語言學習過程中的正面情感。他們將FLE定義為一種複雜的情感,包含了挑戰和自我能力感的互動,這反映了人們在面對困難任務時追求成功的內在人性驅動。與瞬間的愉悅不同,FLE是一種更持久和深層次的滿足感。 研究顯示,FLE與學習者的語言水平、年齡、性別以及多語背景都有關聯。例如,熟悉多種語言、認為自己在外語學習中表現優秀且在課堂中位居前列的學習者,通常報告的FLE水平較高。此外,女性學習者報告的FLE水平通常也高於男性。 理解並提升FLE對於語言教師來說尤為重要。研究發現,教師的行為、課堂氛圍以及同儕互動都是影響FLE的重要因素。通過創造一個支持性和互動性強的學習環境,教師可以有效地提升學生的FLE,進而促進更積極的學習體驗和成果。 學習愉悅不僅僅是學習過程中的一抹亮色,更是驅動我們持續學習和追求進步的重要力量。通過關注和培養FLE,我們可以讓語言學習變得更加有趣和充實。 研究 這項研究由Jean-Marc Dewaele和Kazuya Saito主導,旨在探討學習英語與其他語言(如德語、西班牙語和法語)之間的情感和動機差異。研究的具體方法如下: 研究對象 參與者為360名科威特一所英語系大學的學生,這些學生分別修讀英語、德語、西班牙語和法語課程。參與者的年齡平均為20歲,其中大多數為女性(280名女性,75名男性,5名未報告性別)。所有參與者的母語皆為阿拉伯語,且平均會說2.71種語言。 研究方法 資料收集 研究資料通過在線問卷在2019年第一學期內四次收集。問卷設計使用LimeSurvey平台,參與者在各自的語言課堂中完成問卷。問卷內容包括參與者的社會生物和語言背景,以及學習愉悅(FLE)、外語課堂焦慮(FLCA)和態度/動機的測量。 測量工具 資料分析 這項研究的結果顯示,LOTE學習者的學習愉悅高於英語學習者,但態度/動機較低,兩組學習者的外語課堂焦慮則無顯著差異。這些發現為語言學習中的情感和動機提供了新的視角,揭示了語言學習過程中的複雜性和多樣性。 Dewaele, J.-M., & Saito, K. (2024). Are enjoyment, anxiety and attitudes/motivation different in English foreign language classes compared to LOTE classe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
數位時代閱讀的演變:從紙本到電子書的轉變
本文探討了在數位化時代閱讀的演變,特別是透過「Evolution of reading in the age of digitisation」這個跨國合作計劃。此計劃試圖重新思考閱讀的整體概念,包括影響閱讀的各種因素,如文本、平台、以及使閱讀成為可能的技術(包括印刷書籍、電子閱讀器和電腦)。這項研究挑戰了數位媒體閱讀對情感閱讀影響的傳統看法,指出某些平板電腦的特定屬性對情感閱讀可能具有負面影響。 另外,本文也討論了印刷品的未來,電子書如何作為閱讀地圖提供互動體驗,以及數位閱讀是否能提供類似傳統紙本閱讀的身體愉悅感。研究指出,儘管數位閱讀設備提供便利性,但在某些情況下可能不適宜取代紙本書籍,特別是在需要深度閱讀和理解的情境下。 最後,本文檢視了「數位原生代」和「數位移民」之間的閱讀差異,探討了數位閱讀對思考方式的潛在影響,並預測未來數位閱讀和紙本閱讀將會共存,各自滿足不同的閱讀需求。 閱讀的整體概念 閱讀的整體概念在數位時代正在被重新思考,涉及多個層面: 因此,數位時代的閱讀整體概念是一個涵蓋技術、心理、文化及社會多維度的廣泛領域,不斷進化並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 媒體閱讀對情感閱讀的影響 媒體閱讀對情感閱讀的影響涉及幾個重要的方面。情感閱讀指的是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所經歷的情感反應和感受深度,這包括從文本中得到的樂趣、激發的共鳴以及對情節或角色的情感投入。 數位媒體閱讀環境(如使用平板電腦或電子書閱讀器)與傳統紙本閱讀相比,在情感閱讀方面有以下幾個影響: 綜上所述,媒體閱讀對情感閱讀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包括技術介面、互動性質、閱讀中斷的頻率以及情感連接的變化,這些都會對讀者在數位時代的閱讀體驗產生重要影響。 閱讀對社會文化的影響 閱讀不僅是個人的智識活動,也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和文化行為,對社會結構和文化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以下是幾個主要方面: 總之,閱讀作為一種文化實踐,不僅形塑個人的認知和情感經驗,也深刻影響社會結構、文化傳承和社會進步。 閱讀的便利性與可達性 隨著數位技術的發展,閱讀的便利性與可達性有了顯著的提升,這一變化對於個人學習、知識獲取以及信息的流通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總而言之,數位時代大幅提高了閱讀的便利性與可達性,但也帶來了新的挑戰,如數字鴻溝和信息過載問題。然而,無可否認的是,數位閱讀已成為推動全球教育和知識共享的重要力量。 「數位原生代」vs. 「數位移民」 「數位原生代」(Digital Natives)和「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是兩個描述不同世代對於數位技術適應性的術語。這兩個群體在閱讀行為和偏好上有顯著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這些差異反映了不同世代在數位化環境中的適應程度和技術使用習慣,並且對教育者和內容提供者在設計閱讀材料和教學策略時提出了挑戰。理解這些差異有助於更好地滿足不同讀者的需求,並促進閱讀參與的普及和效果。 Bădulescu, D. (2016). Reading in the Digital Age. Philologica Jassyensia, 12(1), 139-149.
探索斯拉夫語系的魅力:波蘭語、斯洛伐克語、捷克語的正寫透明度解析
波蘭語、斯洛伐克語和捷克語都屬於印歐語系的斯拉夫語支。這些語言有許多相似之處,但也有各自獨特的特點。我將從幾個方面進行比較,包括語音系統、語法結構、詞彙以及寫作系統。 波蘭語、斯洛伐克語和捷克語 語音系統 語法結構 詞彙 寫作系統 總的來說,儘管這三種斯拉夫語言在語音、語法、詞彙和寫作系統上有許多相似之處,但也各自擁有一些獨特的特點。對於學習者來說,了解這些相似性和差異性將有助於更好地掌握這些語言。 正寫透明度(Orthographic transparency) 正寫透明度(Orthographic transparency)指的是在特定語言中,字母單位(圖騰,即書寫系統中的基本單位)與聲音單位(音素)之間對應關係的規則性程度。高正寫透明度意味著一個語言的書寫系統與其發音之間有著緊密且一致的對應關係,這通常使得學習者能更容易地掌握該語言的閱讀和拼寫。現在,讓我們比較波蘭語、斯洛伐克語、捷克語、英語和華語(以普通話的拼音作為參考)的正寫透明度。 波蘭語 波蘭語的正寫系統相當透明。儘管其擁有一些特殊的輔音群組合和幾個特有的字母(如ł),但這些字母和組合大多數情況下都對應於固定的發音。因此,一旦學習者掌握了這些規則,他們可以相對容易地讀出波蘭語單詞的發音。 斯洛伐克語 斯洛伐克語的正寫透明度也相當高。它使用拉丁字母擴展,包括一些帶有附加符號的字母來表示特殊的發音。斯洛伐克語的拼寫和發音之間有很高的一致性,使得學習者能夠通過拼寫來準確預測單詞的發音。 捷克語 捷克語同樣具有較高的正寫透明度。與斯洛伐克語類似,它使用了一套包含特殊字符的擴展拉丁字母系統,這些字符幫助表示特定的捲舌音和其他非標準發音。捷克語的拼寫系統在大多數情況下能夠準確反映其發音。 英語 相較之下,英語的正寫透明度要低得多。英語拼寫與發音之間的對應關係較為複雜且不一致,一個字母或字母組合在不同的單詞中可能代表多種不同的發音。這種不規則性使得學習者在學習閱讀和拼寫時面臨較大的挑戰。 華語(普通話拼音) 華語的正寫系統,特別是指普通話的拼音系統,相對透明。普通話拼音是一種羅馬字拼寫系統,旨在反映普通話的發音。雖然存在一些不完全一致的地方(例如,某些聲母和韻母的組合有特殊的讀音規則),普通話拼音大致上能夠清晰地表示詞語的發音。然而,如果考慮漢字本身,則正寫透明度變得非常低,因為漢字是表意文字,其形狀與發音之間沒有直接關聯。 總結來看,斯洛伐克語、捷克語和波蘭語在正寫透明度上表現較好,這意味著它們的拼寫系統能夠較為準確地反映出發音。相反,英語的正寫透明度相對較低,學習者需要投入更多的努力來掌握其拼寫與發音之間的不一致性。華語的情況則取決於是考慮拼音系統還是漢字,前者相對透明,後者則不是。
溝通超越個體:語言在社會互動中的適應性策略
本文探討了資源合理性分析在超越個體心智的應用,特別是在互動語言使用中的潛力。作者強調語言不僅能夠幫助人們超越個體的資源限制,還能通過增強計算能力和實現分佈式認知來達到這一目的。文中提到,互動語言使用提供了一個自然的實驗室,用於在實際環境中測試資源合理性。作者通過分析語言在社會互動中的適應性,如延遲標記、持續者和修復策略的使用,來展示資源合理性如何解釋這些現象作為在資源限制下優化溝通的工具。此外,文章指出,對於理解分佈式認知和社會互動中的人類認知行為,資源合理性分析需要進一步發展。 分佈式認知 分佈式認知是指認知過程不僅僅局限於單個個體的腦中,而是可以跨越多個個體以及個體與其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這種觀點認為,認知過程可以借助於外部的物理工具、社會互動以及文化慣例來實現。在這種框架下,個體的思維過程可以通過與他人的互動以及利用外部資源來擴展和增強。 具體到語言使用上,這意味著人們在交流時,不僅僅是在傳遞信息,還在共享和重新分配認知資源。例如,人們在對話中使用修復策略(如,當溝通出現問題時提出的“huh?”)不僅僅是為了澄清語言表達,更是一種認知資源的有效分配方式,這讓溝通雙方能夠共同應對不確定性和噪音,最大化溝通效率。這種互動中的分佈式認知觀點要求我們不僅關注個體心智內的認知過程,還要關注在社會互動和文化演化環境中的互動心智如何運作。 分佈式認知的概念強調了人類認知是一種集體活動,涉及多個個體和多種工具的共同作用。這反映了人類認知能力的一個重要特點:我們能夠超越個體的局限,通過社會互動和文化工具的幫助,以創造性和靈活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和優化認知過程。 語言互動 語言在社會互動中的適應性體現在它如何應對溝通中的容量限制和不確定性。以下是一些具體例子來幫助理解這一點: 這些例子展示了語言如何適應社會互動中的挑戰,通過提供工具和策略來優化溝通,這些工具和策略使得人類能夠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進行有效溝通。 Dingemanse M. Resource-rationality beyond individual minds: the case of interactive language use. Behav Brain Sci. 2020 Mar 11;43:e9. doi: 10.1017/S0140525X19001638. PMID: 32159480.
「都」的語法演變探究:華語教學副詞「都」的多重面向解析
有兩篇文章主要探討了現代漢語副詞「都」的語法功能和演變歷程。 第一篇文章的摘要如下: 這篇文章重新探討了副詞「都」的演變過程,主要有以下三點貢獻: 第二篇文章的摘要如下: 這篇文章主張副詞「都」將複數的命題內容透過連詞連結,並將這些連詞轉變為「累加連詞」。文章分析了「都」在範圍副詞、語氣副詞和時間副詞中的用法,指出從邏輯的觀點看,「都」可以統一解釋,不必拘泥於這些概念。文章運用集合論和命題邏輯分析了具體例子,說明「都」的統一解釋方法。 第二篇文章分析了這些不同用法的「都」,指出從邏輯的觀點來看,「都」都具有將複數命題內容連結起來的作用,可以統一解釋,不必限定為某種副詞。 林怡岑. (2021). 從量化到情態: 副詞 [都] 的演變. 臺大中文學報, (75), 105-149. 青木萌. (2015). 現代中国語の副詞 “都” の意味と論理. 神奈川大学大学院言語と文化論集, 21, 1-21.
華語的零代詞:中文兒童學學習的困境與教學解析
零代詞是指在語句中,可以代替某個名詞而出現的一種代詞。它通常用來代替前面已經出現過的人或事物。例如: 張三和李四在公園玩球,Ø 踢破了窗戶。 在這個句子中,“Ø”就是一個零代詞,它代替了前面出現的“張三和李四”這個名詞詞組,以避免重復使用同一個名詞。 中文零代詞的特點 零代詞的特點是: 學習使用零代詞對提高中文語言能力很重要。但由於零代詞本身不帶信息,正確推理解讀需要依靠上下文及一定的語言經驗。適當使用零代詞可以使表達更流暢連貫,但使用也需要遵循一定規則,避免產生歧義。 中文兒童學習零代詞的困難 根據相關研究,中文兒童學習零代詞主要面臨以下困難: 教師需要了解這些困難,從簡單開始訓練,提供清晰指導,大量語料訓練,培養監控策略,逐步提高兒童零代詞的理解能力。同時兒童自己也要主動學習,勇於求助。 中文兒童零代詞發展的情況 文章的實驗探討提及順序對中文兒童進行零代詞推理的影響,實驗設計和結果可以歸納如下: 一、研究目的 探討提及順序是否影響不同年級中文兒童進行零代詞推理的時間。 二、參與者 選取台南市某小學2-5年級學生各43-52人,共206人。所有參與兒童的字詞辨識和篇章理解能力通過篩選。 三、實驗材料 自行編制36組兩句一組的短篇,包含不同性別、同性別的人物。釆用零代詞推理句和填充句。 四、實驗程序 每組6-8人,個別指導說明后,練習8題,正式實驗分兩階段完成。 五、變量與設計 自變量為年級(2-5年級)和提及順序(第一順位、第二順位);依變量為推理句的反應時間。釆用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 六、結果 七、結論 五年級是中文兒童零代詞推理開始運用首位優勢策略的關鍵期。 系統化地指導零代詞推理 系統的零代詞推理策略指導可以包括以下要點: 這些指導要根據學生語言發展水平按部就班,從具體到抽象,循序漸進,使其內化推理策略,并能靈活運用。 黃秋華, 曾玉村, & 陸偉明 (2014). 提及順位在中文兒童零代詞推論的效應. 教育心理學報 (TSSCI), 46(2), 233-250.
成人和兒童的手語有不同的擬象策略偏好
不同年齡層的手語使用者以及聽障兒童的父母在使用有兩種擬象(iconicity)表徵的手語詞彙時的偏好。 研究發現,與成人相比,聽障兒童更偏好使用與物品相關動作的表徵,而父母在與孩子交流時也使用更多這類表徵。 研究支持認知語言學中關於符號擬象(iconicity)在語言發展中的作用的理論,並提出家長會根據孩子的語言發展階段調整手語詞彙的擬象(iconicity)表達策略。 文章中使用了以下例子來說明兩種不同擬象(iconicity)表徵方式: 研究發現兒童更偏愛使用基於動作的表徵,父母也使用更多這種表徵方式。 擬象(iconicity)手語表徵在不同年齡的語言偏好 擬象在語言發展的角色 擬象(iconicity)在語言發展中似乎扮演了以下角色: 總體來說,擬象(iconicity)在語言發展中起到了促進、調節、反映語言與認知能力發展的綜合作用。這也為我們理解語言進化提供了線索。 Ortega G, Sümer B, Özyürek A. Type of iconicity matters in the vocabulary development of signing children. Dev Psychol. 2017 Jan;53(1):89-99. doi: 10.1037/dev0000161. Epub 2016 Nov 3. PMID: 27808524.
手語(有系統的)以及手勢(非手語、任意的)都存在相似的擬象策略
美國手語(ASL)的使用者在為某些手持的人造工具命名時使用了兩種具有擬象(iconicity)特徵的策略。 美國手語的兩種擬象策略 這兩種策略分別是處理(handling)策略和器械(instrument)策略。處理策略是指手部以動作示範抓握想像的物體,而器械策略是指手部以典型的動作示範物體的形狀或一個尺寸。 美國手語(ASL)的手語者在命名工具時更偏向使用應用動作的處理(handling)策略,而在描述被人使用的工具時則更傾向使用器械(instrument)策略。處理(handling)策略是表現出手在模擬使用工具的動作,而器械(instrument)策略則是通過手的形狀或行動來表示物體的形狀或特點。 總結起來,ASL手語者在命名工具時更偏向使用器械(instrument)策略,而在描述由演員使用的工具時則更傾向使用處理(handling)策略。這樣的使用模式與ASL中區分名詞和動詞的語法方式相吻合,通過運動的不同和句子中的不同分布等方式。這項研究結果顯示,在手語和手勢中,使用處理(handling)和器械(instrument)策略的方式具有共同的認知基礎。 實驗設計與結果 本研究的實驗旨在探討擬象(iconicity)表徵在溝通中的作用。研究者比較了手語使用者和手勢使用者在命名工具時使用的兩種擬象(iconicity)策略:手持策略和器械策略。手持策略是展示手握幻象對象的動作,而器械策略是通過表現對象的形狀和典型動作。研究還比較了聽覺非手語使用者的手勢和美國手語(ASL)中常用詞彙表示的工具圖片。研究結果表明,在指示工具圖片時,手勢使用者和手語使用者使用這些擬象(iconicity)形式的條件有所區別,但在描述涉及相同工具的動作時則沒有明顯的區別,這表明手語和手勢之間在組織擬象(iconicity)表徵上存在共同的認知基礎。 實驗設計方面,研究對象包括手語使用者和手勢使用者。他們使用了24個工具的圖片和視頻來觸發參與者使用手勢或手語進行回應。參與者回應中的擬象(iconicity)策略,包括手持策略和器械策略。研究還採用了問卷對參與者進行反饋。實驗結果表明,手語使用者更傾向於在圖片條件下使用器械策略,而在視頻條件下使用手持策略。相比之下,手勢使用者在圖片條件下使用更多的器械策略,而在視頻條件下則使用更多的手持策略。 這些結果表明,對於命名,手語使用者和手勢使用者在不同條件下使用擬象(iconicity)策略的頻率存在差異。然而,兩者之間的差異也很小,且兩者在描述涉及相同工具的動作時沒有顯著差異。這表明手語和手勢之間存在一個共同的認知基礎,用於組織擬象(iconicity)表徵。 Padden, C., Hwang, S.-O., Lepic, R. and Seegers, S. (2015), Tools for Language: Patterned Iconicity in Sign Language Nouns and Verbs. Top Cogn Sci, 7: 81-94. https://doi.org/10.1111/tops.12121
不同國家的手語存在高度的相似性:從擬象模式裡三個範疇的詞彙來看
這個文章探討手語使用者和非手語使用者如何使用身體表達三個語意範疇(工具、動物和水果蔬菜)的概念。我們比較了八種不同手語(美國手語、日本手語等)以及美國非手語使用者的手勢。參與者觀看這三個範疇的圖片後,用手語或手勢命名這些物體。結果發現,所有語言中工具主要使用「操作」形式,動物使用「人格化」形式,水果蔬菜使用「物體」形式。我們認為這些擬象(iconicity)模式源於使用人體溝通的普遍傾向,為手語和手勢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基礎。 擬象(iconicity)模式根源於使用人體溝通 手語和手勢使用者在表達概念時,會自然而然地使用人體和雙手的某些特定方式。例如,表達工具這個概念時,雙手和身體會模仿人使用那個工具的方式,這就是「操作」形式。表達動物時,雙手和身體會對應動物的身體部位,這就是「人格化」形式。 研究發現,不同語言和文化背景的手語使用者,在表達同一個概念時,會有高度相似的擬象(iconicity)表達方式。這種規律性很可能源於人類使用人體作為溝通媒介的自然傾向。手語使用者利用了這種使用人體的溝通基礎,形成了規律的擬象(iconicity)模式。 所以「擬象(iconicity)模式根源於使用人體溝通」意思是,這些模式來自於人類使用身體手部的某些自然而普遍的表達方式,這為手語的快速發展和互通提供了基礎。它反映了人類認知與身體行為的內在聯繫。 研究方法與結果 結論 手語和手勢在表達三個語意範疇(工具、動物和水果蔬菜)時有以下反覆出現的擬象(iconicity)模式: 總體而言,手語和手勢有規律和反覆出現的擬象(iconicity)模式,這可能源於人體作為溝通媒介的自然傾向。 HWANG, S., TOMITA, N., MORGAN, H., ERGIN, R., İLKBAŞARAN, D., SEEGERS, S., . . . PADDEN, C. (2017). Of the body and the hands: Patterned iconicity for semantic categories. Language and Cognition, 9(4), 573-602. doi:10.1017/langcog.201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