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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是如何產生的？是經過長期演化的結果，還是來自基因突變的奇蹟？本篇深入解析語言起源的兩大科學觀點，從喉嚨構造到鏡像神經元，一次了解人類如何開始說話！語言是怎麼來的？這是許多人類學家、語言學家與神經科學家長年思考的重要問題。人類能夠使用語言進行複雜的思考與溝通，是區分我們與其他物種的關鍵能力之一。但語言究竟從何而來？目前主流的解釋有兩種：演化論與基因突變論。 語言是演化來的嗎？ 支持語言演化論的科學家認為，人類語言的出現是生物演化的一部分。隨著人類祖先的喉嚨構造逐漸改變，我們的發聲能力變得比其他靈長類更靈活，也更容易發出多樣的聲音。這不僅讓人類能更有效率地表達訊息，也有助於咀嚼與消化，帶來演化上的優勢。 從現今靈長類的觀察中可發現，像黑猩猩與猴子等動物雖然也有複雜的社會組織與叫聲系統（包括手勢與聲音），但它們始終無法像人類一樣發展出語言系統。這讓研究者推論，語言的產生可能來自環境選擇壓力下的長期演化，從喉嚨、舌頭到大腦語言區的漸進改變，使得語言能力逐漸形成。 還是基因突變讓人類能說話？ 另一種更具革命性的理論認為，語言能力的出現並非逐步演化而來，而是源於某次關鍵的基因突變。其中最常被提及的就是名為 FOXP2 的基因。 FOXP2 被稱為「語言基因」，它與人類大腦中控制動作協調與序列處理的能力密切相關。這個基因的突變，使得早期人類能夠更靈活地運用嘴巴與舌頭控制聲音產生，也讓我們不再只依賴手勢溝通，而是進化出語音系統。 根據語言學家 Corballis（1992, 2003, 2004）提出的手勢起源理論，語言其實是從手勢發展而來的。人類先透過手勢建立基本溝通模式，隨著基因突變與神經系統的演變，語言漸漸從手勢內化為語音。 鏡像神經元：語言產生的神經基礎 支持基因突變論的另一項證據來自於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s）的研究。這些神經元會在動物執行某個動作，或觀察他人執行同樣動作時被啟動，具有模仿與學習的功能。 1998 年，Rizzolatti 與 Arbib 的研究顯示，猴子在觀察抓握動作時，會啟動特定腦區，這些區域後來被證實與語言和手勢的控制有關。這些鏡像神經元後來被應用在語音與手勢結合的溝通模式中，被認為是語言產生的重要神經基礎。 進一步的腦部影像研究（Cantalupo & Hopkins, 2001）發現，類人猿的大腦具有與人類類似的左腦非對稱性，尤其在使用手勢時，與人類語言區 Broca’s area 所在位置相符，這也強化了「語言來自手勢」的主張。 語言與大腦的進化：從手勢到聲音 語言的產生不僅僅是「能說話」這麼簡單，它涉及到大腦、神經、發聲器官與社會結構等多方面的整合。例如，為何多數人習慣用右手？研究認為語言的出現使得大腦逐漸左側化（即左腦負責語言），也導致右手逐漸成為主要的手勢工具。 這種現象不只在人類身上發現，像鳥類與蛙類等動物，其聲音產生系統也大多由左腦主導。相較之下，貓、狗或老鼠雖然在某些動作上也有偏側性，但不像人類那樣具系統性地偏向右側，這也顯示語言對人類大腦演化的深遠影響。 結論：語言是演化的終點，還是基因突變的起點？ 綜合目前研究，我們可以說：「語言的出現或許並非單一解釋能涵蓋。」基因突變像是打開語言能力的鑰匙，而演化則是打造語言大廈的過程。基因的變化提供了可能性，演化的選擇則讓這種能力持續發展並優化。 理解語言的起源，不只是對歷史的追溯，也是對我們身為人類的深刻省思。畢竟，語言塑造了我們的文化、思維與社會，是我們理解世界、連結彼此最強大的工具。

當我們談論文化時，許多人會聯想到語言、傳統、宗教儀式或穿著飲食。但如果有人告訴你，「文化就像尿尿一樣」，你會作何反應？這個比喻乍聽之下令人發笑，卻極具深意。 「尿尿」是一種日常又不可或缺的身體代謝行為，是生物維持生命的重要機制。我們不需要時刻掛念它，它卻會在需要時自然發生。而文化，也是如此。它不總是明確被我們意識到，但在生活中無處不在，在我們的言行舉止中悄然發揮影響力。 文化是自然反應，也是群體識別的標記 從生物學角度看，不同物種都有排泄系統，人類、哺乳動物、魚類、昆蟲，各自以不同方式完成相同的需求。這種機制雖然基本一致，但表現形式卻因物種而異。昆蟲使用馬氏管，魚類透過尿孔，而人類有明確的「尿尿」行為與語彙。 同樣地，文化也是一種「需求」的表現，不同族群會透過不同的儀式、活動與符號體系，來滿足生存與認同的需求。這些形式不僅反映內在價值，更成為劃分群體的重要依據。文化，就是在時間與空間條件具備時，會自然而然發生的一種社會行為。 從泰國知識份子的自白，看文化的潛移默化 這樣的文化特性，在全球化與多元文化衝突日益頻繁的今天，尤其值得探討。以下是一位受英國教育的泰國知識份子的心聲： “我從沒被問過是否想成為佛教徒，我的出生證明、身份證、學校成績單全都標註我是佛教徒。從小我被要求上佛學課、學習如何合掌行禮、如何在長輩前爬行通過。這些是泰國文化的一部分，但我從未有機會質疑，也無法選擇。” 這段話描繪出文化如何像空氣一樣包圍著人，讓人習以為常卻難以看見其形狀。他不反對文化，但也無法確定自己是否真正「相信」佛教，只是因為文化的規訓而不得不接受。這種經驗揭示了文化如何「自然」地滲入一個人的成長過程與價值判斷，讓文化不再只是外在的符號，而是潛藏在日常行為背後的強大力量。 泰國佛教：文化實踐的具體樣貌 在泰國，佛教不只是宗教，更是一種深植社會結構的文化系統。從清晨供僧、放生動物、建寺院，到年節儀式，這些文化元素滲透在每一位泰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寺廟是社區的中心，即使不是佛教儀式，如水燈節等節慶活動也常在寺廟舉行。對泰國人而言，佛教信仰是一種理所當然的存在，也是一種集體行為模式。 例如，在雨季，僧侶會留在寺院專心修行，而信眾則提供生活物資，展現出文化與自然環境的共構關係。這些活動並非出自深思熟慮，而是「時間到了就該做的事」。文化，在這裡成了一種身體記憶——在正確的時空條件下，自然而然地被喚起並實踐。 文化的弔詭：不能選擇，卻難以脫離 我們可以從這位泰國知識份子的故事看出文化的弔詭：它可能是身分的根源，也可能成為枷鎖。在全球化社會中，人們開始質疑「出生就該是誰」的命定論，但舊有的文化結構仍強大地影響著每個人。 他坦言：「我不確定我是不是佛教徒，但我的社會身份、生活方式、家庭與教育都已經替我做出選擇。」這也讓我們不得不思考：文化究竟是我們自由選擇的結果，還是被社會制度與傳統強加的身份標籤？ 結語：文化不是口號，而是活生生的行動 文化不是高掛的標語，也不是教科書上的定義。它是你每天怎麼打招呼、怎麼對待長輩、怎麼過節、甚至你怎麼處理信仰與懷疑。文化像尿尿一樣，當需要的時候，它自然發生。你不需要時時提醒自己要文化，但它總在潛移默化地作用著你。 這個比喻或許奇特，但卻讓我們以全新角度重新認識文化——它不只是知識，更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社會默契。在這個文化快速變遷與多元共處的時代，學會理解、反思與尊重文化，也就成了我們每個人必經的學習之路。

我們是否因為說著某種語言，就以不同方式看待世界？還是我們所處的文化，才真正影響了我們的思考方式？這是一個跨越語言學、心理學與人類學的深刻問題，也是長久以來學界爭論的核心。 📖 Lucy and Gaskins 的分類實驗：語言真的影響認知？ 心理學者 Lucy 和 Gaskins（2001）針對這個議題進行了具代表性的實驗。他們設計了一個簡單但富含深意的任務：讓受試者觀看一個目標物體，然後從兩個選項中選擇與目標最相似的那一個。 這兩個選項中，一個在形狀上與目標相同但材質不同，另一個則是材質相同但形狀不同。也就是說，這是一道在「形狀」與「材質」之間做選擇的題目，考驗的是人們在無語言提示下的分類偏好。 結果發現，英語母語者傾向根據「形狀」來判定物體的相似性；而來自墨西哥馬雅族群、使用尤卡特語（Yucatec Maya）的人們，則偏好依據「材質」來分類。 這樣的差異引發了一個令人震驚的問題：是否語言中對形狀與材質的詞彙結構，影響了人們的思維習慣？ 👦 為什麼七歲小孩沒有差異？文化的力量或許更關鍵 Lucy 和 Gaskins 並未止步於成人，他們進一步對七歲的英語與尤卡特語母語兒童進行相同實驗。結果卻令人驚訝——兩群孩子都傾向根據形狀來判定相似性，並未如成人般呈現語言特定的分類傾向。 這一結果耐人尋味。因為七歲的孩子已經能夠熟練使用語言，如果語言本身具有強烈的影響力，那麼差異應該已經開始顯現。相反地，卻是隨著年齡與文化浸潤的增加，才出現分類方式的分歧。這似乎指出，真正影響認知的可能並不是語言，而是文化長期的滲透與習慣養成。 🧭 Levinson 的空間記憶實驗：語言如何重塑方向感？ 另一位著名學者 Levinson（1996）則從空間描述與方位概念切入，探索語言與認知之間的關聯。 他發現，不同語言對於空間的描述方式大不相同。以德語為例，使用的是「相對座標系」——如左、右、前、後這類以自身為參照的用語。而 Tenejapa 馬雅語則習慣使用「絕對座標系」，例如東、西、南、北。 在他的實驗中，受試者首先坐在桌前，桌上依序擺放牛、豬、馬、羊四個玩具。受試者需記住順序後轉身 180 度，在另一張桌上重新排列。 這表示他們在記憶與還原空間資訊時，依賴的是不同的「參照系統」。 更進一步的實驗中，受試者觀看一段動畫，人物從東邊走向西邊。觀看後，受試者被帶到另一個房間描述動畫內容。結果發現： Levinson 認為這些差異正來自語言本身的使用習慣：語言影響了人們對空間資訊的偏好選擇與處理方式。 🤔 真正的影響力來自哪裡？ 雖然這些實驗表面上似乎支持語言影響思維的假設，但更深層的解釋則指出，人類的空間認知能力是與生俱來的，不論是德語使用者還是 Tenejapa 使用者，他們對於相對與絕對方位都具備概念，只是表現出的偏好不同。 語言的角色在於提供一種穩定的思維模式與表達習慣，進而影響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選擇用哪一種方式處理資訊。換言之，語言不是創造了新的認知結構，而是強化了某種文化背景下已經存在的認知傾向。 ✅ 結語：語言與文化，共同塑造我們的認知世界 回顧 Lucy and Gaskins 以及 Levinson 的研究，我們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語言與文化對認知的影響：語言是一種文化的延伸，它會影響我們偏好的思維方式，但文化才是長期潛移默化我們認知結構的關鍵力量。 這些研究提醒我們，不同語言使用者所呈現的世界觀，背後往往有深厚的文化根基。作為語言教師、學者或學習者，理解語言與文化如何交織，將能更深入認識語言學習背後的認知基礎。

雙語者的認知能力比單語者更好嗎？科學研究怎麼說？ 能夠流利使用兩種語言的人，我們稱為「雙語者」（bilingual）。然而，「流利」的定義並不明確，因此學界對「雙語者」的界定其實還可以進一步細分。例如，可以依據他們接觸雙語的年齡進行分類，也可以依照他們在語言溝通中的功能角色（如理解或表達）來做區分。 隨著全球化與移民人口的增加，雙語者的比例逐年攀升。成為雙語者的好處相當明顯，包括： 雙語者的語言現象與認知挑戰 雙語者在日常語言使用上，經常出現以下兩種現象： 單語者只需要維持一種語言能力已經不容易，而雙語者同時要管理兩種語言，詞彙、語法和發音系統難免會互相干擾。那麼，這種跨語言的「腦力負擔」，是否真的能讓雙語者培養出更強的認知能力呢？這也是語言學、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等領域長期討論的議題。 科學證據：雙語者的認知優勢 過去已有許多研究顯示，雙語者因為經常在兩個語言系統間切換，需要不斷抑制非目標語言，因此大腦的認知控制能力和執行功能比單語者更強。著名雙語研究學者比亞利托克（Ellen Bialystok）及其團隊在2004年發表的研究《Bilingualism, Aging, and Cognitive Control: Evidence From the Simon Task》，進一步證實雙語者的認知優勢在成人期甚至老年期仍然存在。 他們透過「賽門任務（Simon Task）」，比較雙語者與單語者在認知控制上的表現，結果發現，雙語者表現顯著優於單語者。 什麼是賽門任務（Simon Task）？ 賽門任務是一項經典的認知控制測驗，主要用來評估受試者在面對「空間位置干擾」時，抑制錯誤反應並做出正確反應的能力。具體做法是： 賽門任務的兩種條件 條件 說明 反應難度 一致條件（Congruent） 紅色方塊出現在右側，受試者按右鍵。 容易 不一致條件（Incongruent） 紅色方塊出現在左側，受試者仍需按右鍵（與刺激位置不一致）。 較難 賽門效應（Simon Effect） 當刺激位置與正確反應位置不一致時，受試者反應速度會變慢，正確率也可能下降。這種「空間位置與反應位置不匹配」所增加的認知負擔，就稱為賽門效應。 雙語者的優勢從何而來？ 研究結果顯示，雙語者無論是中年或老年階段，都只需較低的賽門效應成本即可完成任務，代表雙語者的認知控制與訊息處理能力比單語者更優秀。這與雙語者的日常語言管理經驗密切相關： 這種長期「語言體操」，無形中強化了執行功能，提升專注力、反應靈敏度，並加強認知靈活度。 雙語優勢帶來的實際好處 結論 雙語者的認知能力是否真的比單語者更好？從目前科學研究來看，答案是肯定的。雙語經驗讓大腦在「語言管理」與「認知控制」上都鍛鍊得更強壯，未來我們將更加了解語言經驗如何塑造人類的認知能力與腦部發展。

我們該如何看待技術變革以及它對文化的影響? 一個1998年的演說中，開頭先指出，面對新千年的挑戰，我們不應迷失方向，古老的智慧依然適用。 既是演說者，也是社會批評家的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也承認，技術變革帶來了一些過去世代所未有的特殊問題。 為了應對這些新問題，他提出了五個關於技術變革的重要見解，作為我們分析技術影響時需要考慮的因素。 這五個見解構成了演說的主要內容。通過這些見解，演說希望我們能更清醒和全面地審視技術變革，避免盲目樂觀或悲觀，並在發展技術的同時為文化價值著想。 討論了技術變革的五個重要見解： 尼爾舉了許多例子來說明技術變革的影響： 這些例子說明了技術進步的多面性，我們必須審慎對待。 演說的結尾部分提出了一些面對技術變革的建議： 綜上所述，尼爾呼籲我們保持理性和主動性，在開放創新與監管技術之間找到平衡。演說最後總結道，我們需要清醒審視技術進步，避免被技術控制，而應當主動掌控技術為人類文明服務。

教材裡有這樣一組詞，學生被要求對這組詞進行辨析。「性情」和「性格」A：那個人性情孤僻、待人冷漠，所以他的朋友很少。B：長期生活在福利機構中的兒童往往會出現性格孤僻、心理封閉、社會適應能力差等問題。學生的問題是：性情「孤僻」和性格「孤僻」有什麼差別？我何時使用「性情」？何時使用「性格」？ 我認為，在這兩個句子裡，性情和性格調換過來也沒有問題。我不能很草率地說，課本這個使用了兩個不好的例句。因此，我試著為課本這樣的安排，提出我的解釋和辨析。「性情」和情緒、脾氣有關，不容易量化；「性格」則和態度、人格有關，心理學的量表可以測量。由此來看，A句和B句的句子脈絡中，A句應該使用性情，B句應該使用性格。我為了一個不會為自己辯白的課本提供了一個我自己也接受的說法。 AI（ChatGPT）沒有感覺，它是資料驅動的。王文傑的文章[1]提到：即使深度學習模型已經列出「100-6×2」的數學式，卻仍然計算出錯誤的答案；或是雖然已經描述出「蘋果和香蕉都是水果」，但卻計算出「三種水果」。這個模型似乎提供了一個「原因」，但卻沒有根據這個「原因」來計算出正確的「結果」。為什麼這樣一個耗費上億元訓練成本、經過了大量訓練資料的深度學習模型，在遇到甚至是200元雜牌計算機都能處理的數學問題時卻仍會出錯呢？原因在於它是資料驅動的，而不是因果邏輯驅動的。資料驅動的思維模式與人類的心智運作方式完全不同。 統計學習被認為是人類在有大量的輸入時，可以逐漸掌握機率分佈和字字/詞詞的銜接概率；AI（ChatGPT）在文字接龍的表現上，看起來好像也是如此。然而，要提供一個有邏輯（或者看似有道理）的解釋A句和B句，為什麼都可以和孤僻搭配，如何決定哪一個和性情搭配？哪一個和性格搭配？也許人類的因果邏輯驅動還是可以派上用場。 前面關於性情「孤僻」和性格「孤僻」的區辨，聽起來想是硬拗，確實這是建立在把課本當作標準答案時的回應。關於性情「孤僻」和性格「孤僻」的區辨，我在兩個不同時間被學生詢問過一樣的問題，我回應的語言文字當然沒有一模一樣，但主旨是相去不遠的。也許人和chatGPT的差異之一是，問chatGPT的時候，你會得到來自集合眾人智慧的發散性答案；但是，你去問一個人的時候（這排除了只以一個人的作品為語料訓練chatGPT所建立的模型，例如：龍應台chatGPT），雖然人心也是抓摸不定，但你應該會得到相對穩定的答案。我想這是chatGPT和人的差別。如果我只靠輸入的統計學習，那我可能真得會變成chatGPT；還好，我還有因果邏輯的思考，我的思考模式不會越來越像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