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華語教學

語言習得的關鍵期，在強森(Johnson)和紐伯特(Newport)看來，不儘在第一語言習得中存在，也存在第二語言習得。大部分的行為能力的發展，會隨著年紀的增長而發展，但是也有少部分的能力在關鍵期達到高峰之後，便開始下降，例如視覺能力和語言習得能力。多數的語言習得能力的研究以第一語言的習得為主，強森和紐伯特的研究試圖探究第二語言是否也存在關鍵期。 當我們觀察被社會遺棄的少女，再度進到社會來的時候，儘管經過了七年的社會適應，發現其仍缺乏語言能力，特別是句法的能力。透過不同年紀接觸手語的聾人的統計分析後，也發現不同年紀階段接觸手語的組別(出生即接觸、四到六歲時接觸、十二歲以後接觸)有不一樣的語言表現，其趨勢為越早接觸的組別，表現越好。這些仍屬於第一語言習得的範疇。 有兩個假設在第一語言中都可以成立。假設一：練習越多，語言學習的能力就可以一直在生命中保持，生命初始時，人類就擁有這優越的能力；假設二：隨在人類的成長、成熟，優越的能力會消失、趨降。練習假說(excercise hypothesis)和成熟狀態假說(maturational state)在第一語言時，可以有相同的預測，但在第二語言時似乎就不是兩個假設都說得通了。 大忠(Oyama)將年紀、動機、自我意識和認同和語言成績進行關性分析後發現，單一變數都和成績具有相關性，但部份相關性分析(partial correlations)是否存在年紀這變數，對於結果有很大的影響，要嘛高度相關，要嘛零相關。由此可見，「年紀」似乎是個很重要的變數。 強森和紐伯特有以下的實證發現： 一、年紀和語言表現，以及青春期前抵達美國和語言表現(在語法和構詞方面)都有顯著性的負相關。 二、在七歲前抵達美國的受試者，在考試中仍能達到母語者的水準；但七歲後的受試者的考試表現則隨著其抵達美國的年紀越大呈反比。 三、經驗和態度兩個變數，比不上年紀這個變數。呼應大忠的研究結果。 四、在英語中，所有語法規則都受年紀的因素影響，但有些規則較為顯著。

面向國際學生的華語學習劇烈增加，應該考慮不同的教學目標、教學對象、教學方法、教材。因為語言和文化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教授語言時，針對語言與文化及其背景知識的理解就顯得很重要。高保強認為「跨文化交流」可以作為選定華語教材的文化內容，及增進華語教學中關於文化的特點。學習華語的熱潮，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大陸綜合國力的提昇。對澳洲人而言，則是中國取代美國、日本，成為最大的貿易伙伴。此外，中國的本身悠久歷史也使世界上的人著迷。學習華語的目的大概有以下：了解中國、興趣愛好、國際形勢所趨、增加就業機會、工作需要。其中，增加就業機會和了解中國的比例佔大多數。澳洲，是將學習外語當成上流階層追求高雅、增添生活情趣的活動，現在則和經濟、貿易有了直接關係。 過去的漢語教學，以文學作品為主；現在轉向實用性的華語，包括商貿華語、旅遊華語、華語口語等。就澳洲而言，學習外語的目標在於「將本國語言和文化和外國語言和文化建立對話，為不同觀點建立一個互動協商且能接受的平台」。學習外語也能夠「改造自己，了解交流的重要性，保持一種持久的反思和學習外語文化的能力」。 我們應該以學生的需求出發，除了華語的語言和文化之外，也考量學生的語言和文化。傳統上華語對於母語者的教材是以「標準」、「權威」、「統一」或「一統」作為特點，但澳洲作為移民社會，則強調「多元」和「個性」。能夠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跨文化研究，就是換位思考，站在對方的角度想一想。為此高保強提出以下建議：一、保持開放的態度，避免刻板思維；二、融合語言和文化設計教學活動和語言使用的文化情境；三、使教學內容和地方結合，發展更有針對性的學習內容和教材。 在我看來，華語教材或教學方法，因應各地的語言和文化，都可能發展出許許多多截然不同的華語教材和教學方法。懂得因地制宜是相當重要的。作為華語老師，能夠理解學生需求是相當重要的，但也不能只是只看學生表面的需求，而忽視了學生原先學習華語的目的。

關於第二語言的課堂教學，依帕西(Pasty)和尼娜(Nina)所述，有五大取向：一、一開始就正確(get it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二、說想說的(say what you mean and mean what you say)；三、只有聽和讀(just listen… and read)；四、依序地教(teaching what is teachable)；五、結果要正確(get it right in the end)。在「一開始就正確」的取向中，老師會避免學任恣意地進行口說，因為這會使他們發生錯誤，而這些錯誤會變成習慣，所以老師就要避免這些習慣養成。聽說模式的操練(audiolingual pattern drill)以及文法加溝通的實踐(grammar plus communicative practice)，都是屬於這一取向的。 在「說想說的」取向中，則強調透過學生和老師或學生和學生之間的互動，讓學習者進入有意義的脈絡是有必要的。在此一取向內的研究多，給於我們不同啟示，其中高程度和低程度的學習者之間的互動最讓人驚豔，我們可以知道當高程度和低程度配對時，低程度若擔任訊息傳遞者的角色，高程度扮演訊息解讀者的角色時，將能夠產生較大程度的意義協商(negotiation of meaning)。 在「只有聽和讀」的取向中，則認為操練記憶語言形式是不必要的，透過聽和讀來提供可理解的輸入為該取向所強調。研究發現同樣對兩組人員進行大量的語句曝露，提供文法講解的組別，能夠對於文法，有更好的了解。整體而言，該取向有助於發展學生較好的理解能力，以及對於其流利度有較高的信心，特別在初階段時。但進入高階段時，對於第二語言的正確性就不容易達到。 「依序地教」則認為語言結構有其發展特徵(developmental features)，當學習者進入到某一階段時，才有機會能夠進到下一階段。另外，語言內的可變異特徵(variational features)，如字彙，則相對彈性，在任何階段都可以教授。其發現，關於發展特徵的部份越級教授時，通常學生仍必需透過必經階段。關於教授的內容即為該取向所研究待開發的地方。 「結果要正確」認為教導語言結構以及糾錯的反饋能夠提升學習者關於文法的使用。 有些具有天賦的學習者不論在以上哪個取向下學習，都可以成功。而目前最廣泛被使用的文法翻譯法或聽說教學法，仍有人能夠因此將第二語言變得精通。

澳洲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家庭中使用的語言有四百多種，這包括英語、原住民語言以及來自歐、亞、中東、拉美和非洲移民的語言。華語在澳洲是使用人數最長最快速的語言，過去源自於華人和其它國家民族通婚的結果，但這樣的趨勢會漸減。這些移民和其後裔，給澳洲打了一劑強心針，因為華語對澳洲很重要，作為世界語言而言，也很重要。能夠造就這樣的光景，和澳洲的「多元文化」有很大的關係。在二十世紀七○年代開始，許多州政府就規定了四十五個社區語言都是中學的畢業考試科目。同時，政府也提供多語言的電視節目，地區圖書館提供周圍居民語言的書籍、雜誌、影像資料。八○年代的《全國語言政策》提出四個原則：一、習得英語的機會；二、維護和發展遺產語言的機會；三、學習其它語言的機會；四、為社區語言和少數民族語言提供必須的服務。 澳洲社會的主導語言畢竟是英語，如果能考語言更多不同的功能，如：人類交流的動要途徑、個體身份的象徵、文化的表現、認知和概念發展的媒介和行為的工具。因此，儘管澳洲是個以英語主導的社會，但澳洲的華人在雙語或多語的環境下成長，是能有機會發展其潛在的語 言優勢的。 麥可克萊茵(Michael Clyne)認為懂雙語的孩子比一般懂單語的孩子在語言方面有著更好的理解力。使用兩種語言可以引起孩子認知的遷移，其有著更靈活的學習和解決問題的方式。語言既是文化深層的反應，雙語能力就是分享文化最好的方式。雙語是維繫家庭凝聚力的紐帶。許多人也因此有更好的工作機會。 我認為台灣同樣作為一個移民的社會，卻沒有澳洲這樣「多元文化」的政策和胸襟。台灣有許來自東南亞的朋友，包括：移工、配偶和新台灣之子。我們很容易自以為高人一等，便認為這些來自東南亞朋友的語言、文化是低於自己的。許多包含新移民的家庭，爸爸是操華語，媽媽可能可以使用越南語或泰語，但夫家卻可能要求新移民配偶不準和小孩講自己的語言，當媽媽講著鄨腳的華語時，可能就無法給小孩正確的華語語音輸入，同時又錯過了小孩的關鍵期，以致於小孩無法習得媽媽的母語。本來有機會成為雙語者的，結果華語沒學好，越南語或泰語一點兒也不會講。台灣仍缺乏較宏觀的「多元文化」政策和關懷。

認知理論認為成人的第二語言學習，和小孩子習得其母語是有差異的。認知理論來自認知心理學，焦點在於語言習得中「普遍」(general)的認知過程，如遷移(transfer)、簡化(simplification)、概化(generalization)和重建(restructuring)。麥克羅琳認為在第二語言習得裡，認知理論有以下取向： 一、強調「知道」(knowing)的過程，而不是「反應」(responding)的過程；關心的是其心理層次，而不是刺激和反應的過程。 二、強調心理結構(mental structure)或組織(organization)，認為所有人類的知識都可以被整合到這個結構裡頭。 三、強調人不僅僅是接受外在刺激，同時是主動地能夠思考、理解、記憶並產生語言。 第二語言學習是一個相當複雜的認知技能，它包括自動化、整合、組織到內在或主導系統。 根據史芙林(Shiffrin)和史納德(Schneider)，「自動化」(automatization)是透過練習，將技能變成日常生活的一部份。通常記憶就像一個一個的「節」(nodes)，在學習的過程中，會一系列被激發。只要習慣被激發，就會產生自動化的反應。一但完成自動化反應，就很難被壓抑或改變。若仍在「控制階段」(controlled processing)，表示該「節」尚未成為序列且未被激發。技能的發展，就是在這「自動化」和「控制」的轉變。「自動化」和「控制」的差別，同時也用以解釋不同的語言學習任務。關於語體(style)的差異，口語或白話(vernacular style)，比較傾向「自動化」的結果；而書面語或敬體(careful style)則有大量的監控，而且會使人們在意其所產出的語言，這有「控制」的意味。塔隆(Tarone)認為，我們可以將學習者的中介語系統(interlanguage system)視為一連續(continuum)，介於口語和書面語之間，否則就只能像克拉申一樣依注意力分為意識(conscious)和潛意識(subconcious)了。 安德森(Anderson)則分為「陳述性」(declarative)和「程序性」(procedural)的知識，用以分別資訊處理和儲存的差異。陳述性的知識是外顯且有意識的，包括「知其然」(knowing that)，知道詞彙的定義或語法規則。而程序性的知識則是「知其所以然」(knowing how)，知道語言如何表現。安德森對技能習得的描述有三個階段：一、認知(cognitive)階段，有意識地知道陳述性知識；二、關聯(associative)階段，將上面的知識進行程序化(proceduralize)；三、自主(autonomous)階段，表現可能多少自動化而且錯誤消失。 認知理論學者傾向認為在語言學習時，「自動化」和「重建」(restructuring)是關鍵的概念。 而在課堂的學習，亞素伯爾(Ausubel)則將「死記硬背」(rote)和「有意義」(meaningful)的學習進行區分。「死記硬背」所學習到的素材是肢解、破碎的，無法被整合到認知裡，即無法建構。但「有意義」的學習則可以輕易地被整合到認知結構。而為了讓學習變成「有意義」的，學習者的專注力(attention)也應該被放入考量。 認知理論尚無法解釋來自語言普遍現象對於語言發展所造成的限制，麥克羅琳認為認知理論仍應該更多地和第二語言的語言學理論連結才是。 近來，認知理論也開始受到基於人類腦部功能的「連結理論」(connectionism)的挑戰。「連結理論」是描述心理作用的過程中，那些非常簡單的處理單元。神經科學的研究指出，人腦有千億個神經，就像電腦一樣，有點呆滯、有點吵雜；但「心理」卻被認為是在短時間內，就能夠辨視物體，處理複雜視覺的東西。「連結理論」認為，「學習」只要調正連結的強度，就能夠透過「教學輸入」(teaching input)，導引至預期的「輸出」(output)。而這個「網絡」是可以透過訓練，使「輸入」和「輸出」達成的，「知識不是那些位元，而是連結本身。」 「連結理論」認為心理不是用來斷定離散的符號或規則，也沒有清楚的邊界；而且透過網絡流動地連結，成就知識。「認知理論」則忽略這些連結的過程，想要找到一個一體適用的規則。「連結理論」認為，關於資訊處理的控制，常常受到許多過去的網絡的擾亂。有人認為這樣子的網絡控制，看起來有點像掌控了行為，但這反應的是來自不同軌跡輸入的強度。這也是為什麼「連結理論」看起來不同於普世語法、監控理論和認知理論。有些「連結理論」的模式認為有「反向傳遞」(back-propagation)的模式，透過利用學習過程的「輸出」去和目標「輸出」進行回饋網絡的連結。不同學者對於「連結理論」有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這只是另一種行為主義的形式、有人認為這是一個完全不可知，且別於自然主義和實證主義的觀點、也有人認為這是基因決定論。 事實上，在第二語言學習領域裡頭，大多數的學者都同意「個人差異」(individual learner differences)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當然很多人相信年紀、態度、動機、性格、認知方式和偏好的學習策略也在理解中有其影響，但習得順序或習得路徑的研究上，通常個人差異常常是被極小化的。有人嘗試去訪談那些能夠將語言學得很好的成功學習者，但卻發現其沒有什麼共通點。作為老師，於課堂上處理個人差異是一個難是。 關於個人差異，我們可以有一些分類：一、感知事物不一樣，對外在物理環境的反應不一樣；二、社會偏不一樣；三、心理上，資訊處理不一樣，如「場地依賴」。由於有這些個人差異。加洛威(Galloway)和拉巴卡(Labarca)認為，我們無需去找出和滿足課堂上「全部」學習者的需求，而是從提供「部分」需求開始。提供一個友善的環境，讓學生感到有效率且自主地達到其學習任務。

普世語法假說認為，語言是人類特有的，基因會決定其容量；語言的學習由生理/物機制掌管；最終的語言式都是語言的功能，來自固定抽象原則；每種語言有其「參數」，人們基於其語言資料予以「設定」；「核心語法」(core grammar)屬於普世語法，「邊緣語法」(peripheral grammar)則包含不在普世語法的語言特徵；核心語法比邊緣語法容易習得。小孩子必需去選取合適的語言資料，才能夠將這個參數設定正確。普世語法也受到許多挑戰，有人認為它僅止於第一語言或核心語法；也有人認為小孩和成人的認知過程不一樣，學習語言的動機和態度也不一樣。而影響力最深，且引起廣大討論的就屬克拉申的「監控模式」(Monitor Model)了。具於該模式，克拉申有五大假說： 一、學習和習得是不一樣過程(the acquistion-learning distinction)，學習是對於(第二)語言的語法規則，進行有意識的知識學習；而習得比較像是小孩子潛意識地發展其(第一)語言。 二、習得語法的結構依循著一個可預測的順序，稱自然順序(natural order hypothesis)。 三、僅存在第二語言中，「學習」會有一個編輯或監探的機制，在語言產生的過程中影響著流暢度(fluency)，這是監控的假說(monitor hypothesis)。 四、輸入假說(input hypothesis)則認為我們只能習得對自身而言可以理解的輸入，而且這可能是稍微高於目前的的語言能力。 五、情感過濾假說(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認為在習得的過程之所以能夠順利，取決於其動機、自信而且低焦慮。 克拉申對於「學習」和「習得」以及「意識」(conscious)和「無意識」(unconscious)的說法，有些人不同意。這此人認為就像學習打籃球、大富翁、橋牌一樣，如果我們只是看著人們進行，想要以此建立出語法的結構，是令人難以想像的。 以更加「認知」(cognative)觀點的麥克羅琳(McLaughlin)則對克拉申的假設有以下反駁： 一、習得和學習的區分並不容易。而且我們無法驗證「『學習』不能變成『習得』」。 二、「監控」的限制通常是在越多的限制下越明顯。這使得「學習」的概念對於有意識的語法知識的解釋有限。 三、對於教學方法而言，「自然順序」顯得微弱，而無法發揮作用。 四、「輸入假設」不可測試，而且「可理解的輸入」也無法明確定義。 五、「情感過濾」沒考慮學習者的個人差異。

關於語言習得的理論，從實證觀點為一端，到另一端可能是理性主義。理性主義認為，人們有內隱的能力去進行語言的發展，人類天生就被預設能夠發展語言系統。抱持這樣子觀點的人，又可以稱是自然主義(nativist或innateness)，這剛好是相對於行為主義(behaviorist或environmentalist)。行為主義是認為「經驗」對於語言學習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刺激-反應」(stimulus-response)心理學的指導下，所有行為都被視為是對於刺激的反應，這個過程稱為制約(conditioning)，有三種原型：古典制約(classical conditioning)、操作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以及複合反應學習(multiple response learning)。古典制約在重複性地強化後，即可以反應帕夫洛夫(Pavlov)那隻有名的狗就是這麼一回事；操作制約(也稱工具制約(instrumental conditioning))則是老鼠學習到推槓子會有食物，從無意發現，到後來成為得到食物的固定行為；複合反應學習則是描述動物學會在固定的迷宮中找到食物作為獎賞。這於是發展了密集操練(extensive drill)的語言學習模式。這是假設語言學習正如其它模型的學習。然而，我們發現小孩子有時候會說出大人不曾說過的話，似乎小孩子並不是單純模仿大人學話那麼簡單。 在理性主義的陣營裡頭，或者你要可以稱「自然主義」或「認知』(cognitive)的，以喬姆斯基首先反對行為主義，並認為小孩天生擁有「語言習得裝置」(LAD,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這個語言習得裝置有以下特徵：一、具有辨別語音和其它雜音的能力；二、有將語言組織到結構的系統的能力；三、有辨別是否可能存在於語言系統的能力；四、能夠基於所曝露的語言資料，結構出可能的語言系統。「普世語法」(Universal Grammar)假設，認為有一些屬於語法的基本元素，或固定的抽象原則，是所有人類語言共同的，而且對小孩子而言是非常容易去進行的。

關於「學習動機」和「第二語言學習成果」之間的關係，有學者認為兩者具有一定的相關性，也有證據指出兩者無明顯相關。《國際化漢語教學與研究：大學漢語課程中學習動機、學習成果與網上教學的互動關係》一文認為，兩者是有一定的關係。同時，其認為網上學習有助於增強學生對未來中文學習的興趣。《國際化漢語教學與研究：大學漢語課程中學習動機、學習成果與網上教學的互動關係》以案例分析進行研究，五個案例透過訪談和問卷評估其動機(融入性動機和有用性動機)和對於網上漢語學習的熱情。問卷測得的融入性動機和有用性動機，和訪談稱網上漢語學習有較大的熱情，是顯得比較矛盾的地方。 文章的「融入性動機」和「有用性動機」，在我看來，有點像社會學裡頭，馬克斯將「理性」區分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和「價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的感覺。「工具理性」通過實踐的方式來確認工具有用，可能是認為透過學習華語能夠有更好的工作機會。「價值理性」則是可能是以倫理的、美學的、宗教的或其他的本身的特有價值，來決定該不該行使這個行為，而不管它帶來的效果是大或小，甚至沒有，其可能認為學習華語是因為認同中華文化或可以認識另一個有別於自身文明的文明。 我認為「融入性動機」或「有用性動機」會隨著世代、國籍、家庭背景而流動，以泰國為例，老一輩的的人們自中國移民到泰國，認為不能忘本，因此「融入性動機」會比較強；而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昇，泰國當地政策的影響，「有用性動機」就會在新一代的泰國人，甚至泰國華人身上有較明顯地表現。 我認為進行「網上學習」的前提是學習者具有基本的資訊素養以及客觀環境的硬體設施支持，學習者甚至需要有較高的自律性格，我認為這是較適合大學或成人以上的學習者。

語言教學環境可分為兩種，其分別為無目標語言(target language-removed)和深入目標語言(target language-embedded)，前者即在海外所進行的華語教學，後者即外國學生在華的華語教學。由此可知，無目標語言的環境下，其所能夠得的學習成果會遠不及深入目標語言的環境。在無目標語言的環境下的學習者，我們可以再進行以下的分類：是否為背景學習者(操流利的華語方言或能夠在課室外有大量的華語接觸，如美國華人)？是否來自漢字文化圈(日本、韓國或越南)？這將決定該華語學習者在華語學習的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優勢和面臨的困難，例如背景學習者可以在基本詞匯、構詞上，可以依靠方言和華語的相似性；而來自漢字文化圈的則對於漢字書寫和詞匯有較好的掌握。 如此，在海外的華語教學課程最存在有許多問題，根據黃慧在《海外漢語課程設置的當地化和國際化》所述，這和課程設置及其來源有關。問題有三：一、直接使用目標語國家所編寫的教材；二、課程內容缺乏社會相關性；三、課程設置難以滿足不同學習者的需求。難以滿足不同學習者的需求為不同背景的學生對聽、說、讀、寫、打、漢字、句法、語音、詞彙、文化等項目需求不一樣。而且在師資不足的情況下，不同語言背景和等級的學習者會在同一個班級。 此外，黃慧認為以專業知識為主所設置的課程計劃無法在實際課程實施，亦無法顧及不同學習個體的要求。黃慧認為，關於語言教學，特別在跨文化的交流中，語言專家的意見不是最可靠的。文化差異所造成的交流問題，往往超越了語言專家的專業。 黃慧認為一個在地化和國際化的動態課程應當由專業知識、學習者以及社會(目標語地、當地、全球)三個部份共同組成。教什麼？應該綜合學生需求分析和專家知識，同時符合全球化及在地化的素材。如何教以及如何設置課程？則應該以學習者的需求進行動態的分析和評估。 當我自己在泰國教華語的時候，我面臨最大的挑戰是班級經營，即在如何教和如何設置課程中，是我當時常常思考的問題。因為初始無法清楚學習者的需求，更甭提任何分析或評估。但我認為，如果第二次在同一個地方進行華語教學時，有了先前的經驗後，就可以更容易地上手。而如何將這些經驗變成研究，使得新手華語教師進入當地能夠直接跳過學生需求分析和評估的階段，是我覺得感興趣的議題。

「熟練度」(proficiency)有一些同義詞，例如：「專精」(expertise)、「能力」(ability)或「競爭力」(competence)，這說明其包含高階的技巧(skill)、良好發展的知識(knowledge)或淬煉的表現(performance)。對於第二語言的學習者而言，有人說就是像個母語者(native-like)。喬姆斯基(Chomsky)則以「能力」(competence)和「表現」(performance)區分，以利進行討論和研究。「能力」指的是人們對語言系統中內在和外顯的知識；「表現」則是人們實際生產以及理解語言的過程。坎貝爾和威爾斯(Campbell and Wales)認為喬姆斯基的「能力」僅限於「文法能力」(grammatical competence)，缺乏在情境或語境下的適切性(appropriateness)以及社會文化的顯著性(sociocultural significance)。於是，又擴增了「溝通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薩維儂(Savignon)則直接將「溝通能力」定義為溝通情境下能夠作用的能力，即在動態交換中，語言能力可以對於所有資訊的輸入(包括語言和類語言(lingustic and paralinguistic))，進行反應。孟皮(Munby)說：「只要文法使用不會從有意義的語境抽離的話，這樣子的二語學習將進行地更為有效率。」 在這樣子的研究後卡內爾(Canale)提出四個成份，以為語言教學設計符合「溝通」取向，其分別為：一、文法能力(grammatic)；二、社會語言能力(sociolinguistic)；三、篇章能力(discourse)；四、策略能力(strategic)。「篇章能力」包括形式上的一致性(cohesion)和想法上的連貫性(coherence)；「策略能力」則是透過語言和非語言的溝通策略來彌補說話者關於符碼知識的缺漏。 巴赫曼(Bachman)基於前人的說法再一個「溝通語言能力」的框架，三個主要成份為：語言能力、策略能力以及生理心理機制。當中的語言能力包括組織性能力(organizational competence)和語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前者再細分有文法能力和文本能力，後者再細分對話性能力(illocutionary)和社會語言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