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東南亞研究

這學期，我上了《語言學習與科技》課程，老師要我們學習閱讀，可以從分級讀本開始，就算從漫畫開始也行，每一冊的頁數都不多，作為「Enjoyable Reading」、「悅讀」。我跟老師說：「要跟書本當好朋友。」陳宇軒說這一句話聽起來很Gay，可能是Gay都很愛閱讀吧！和大家分享最近閱讀的故事： 截至目前，我共讀了三本讀本，分別為《No More Monsters for Me!》、《The Happy Prince》和《Ariadne's Story》。《No More Monsters for Me!》像童書，說的是一個小女孩帶回一隻小怪獸，然後帶回家後小怪獸變大怪獸的故事；《The Happy Prince》則是多一點點寓意，叫我們要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這樣上帝才會愛你。前兩本書比較沒有意思，騙騙小孩子可以，但我可不是那麼可以哄的，看到《Ariadne's Story》，我就覺得比較有意思了！ 《Ariadne's Story》是希臘的故事，有皇宮、有船舶，有國王也有公主，還有神祕的Minotaur(米諾陶，就是我們打電動裡會遇到的牛頭怪)。國王的名字叫Minos，我懷疑這個米諾陶和國王或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這是有點冒險、愛情的故事，同時告訴我們皇室成員的生活或許不是我們這些平民百姓想像這樣自由、快樂。 公主Ariadne和神職人員的兒子Enarus陷入愛的泥沼了，但是國王不允許他們在一起，於是Ariadne聯合了一個來自雅典的王子Theseus一起逃跑的計劃，逃到一個Naxos後，Ariadne改名易姓為平常人家，和Enarus快樂、自由地生活在Naxos了！ 「門不當、戶不對」常常是父母作為阻當兩個自由戀愛的情侶的理由，作為子女的，對於這樣的理由也常常感覺不合理也試圖反抗。這其實各有道理，父母擔心自己的小孩無法適應對方的生活(當然，也有父母是為了自己的面子而反對)，而子女卻願意為對方改變自己的生活，怎麼辦？Ariadne選擇逃避，我覺得不是最好的方法，因為這樣父母可以會傷心；如果是我，我選擇溝通，因為我認為沒有什麼事是溝通不能解決的。 「自由呀！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O Liberty, what crimes are committed in thy name!）我絕對同意人們有自由戀愛的權利，不過我們也要考慮爸爸、媽媽的心情呀！因為自由戀愛而傷了爸爸、媽媽的心，這值得嗎？

 在東南亞採礦這個領域中，華人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Chinese on the Mining Frontier in Southeast Asia》或許可以得到一些相關訊息。過去，中國擁有比東南亞地區更好的冶金技術，而東南亞地區則有礦產，基於成本經濟考量，中國的技術和人才被引入東南亞地區。   1960年代時，Tom Harrison發現在沙撈越河口有約四萬噸的礦渣，據推測，這種冶金技術和和中國的以固定爐灶的方式不一樣，而是一種較簡單的冶金技術，婆羅洲的原住民一直使用這樣的技術直到十九世紀。在沙撈越附近的礦產區(見下圖)的金屬製品流通於一些較多人口的地方如爪哇(Java)和峇里(Bali)，這些地方或許沒有華人作為開拓者。

 「都市化」是願景或惡夢？在了解東南亞的都市化發展前，我對都市化的認知是美好的，是像上海世博所演示的那樣，「城市讓生活更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然而，東南亞城市發展的軌跡是顛波，歹誌不是憨人想得那麼簡單。   除了新加坡之外，其它東南亞國家的都市情景恐怕都不符我們想像中的都市，有人稱之為「偽都市」，主要因為東南亞國家的國內市場經濟未健全、地方政府行政能力有限、基礎建設(公衛、住宅、水電)趕不上都市化步調。如此造就了如雅加達、馬尼拉及曼谷這樣的「首要城市」，不過我想叫它們「超級城市」，因為我覺得這樣比較可愛。   東南亞的城市最早是以宗教和貿易為主的，宗教型的城市如吳哥窟通常在內陸，靠農業腹地組織生產活動；貿易型城市則在海岸或河岸邊，靠商業、市場和港口稅、海盜或奴隸來獲利，如馬六甲。   殖民者進入東南亞之後，結合宗教型城市控制農業和貿易型城市控制商業的功能，一來壓榨當地經濟、二來「教化」當地社會。華人在這時候扮演了中間人買辦的角色。   全球化的時代，受到全球媒體、教育或文化機構等影響，城市裡的中產階級追求物質主義式和個人主義式的都市生活，且大多數的都市菁英輕視農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儘管如此，你是可以在東南亞的都市中發現計程車和三輪車同時在街上跑，老舊的中國城裡，仍會有現代化的亞洲的銀行，這被認為是「雙重性」的城市。   面對這些都市，通常有三種觀察角度。首先，有人認為城市失序了，塞車、工時過長、黑心商品等等，只要消除小販或違章建築，問題就可以解決；第二種是認為城市提供了窮人工作機會，不必要積極地去限制攤販，反而應該提供訓練或資本供這些人創業；最後一種是認為這些攤販接合了農村和城市結構性的不平等，這使得城市可以消費成本較低的商品。不論從哪個觀察角度，「貧窮」都是最大的問題。正規部門所提供的工作機會遠少於非正規部門所產生的工作機會。   由於都市化仍在發展，對土地和住屋的需求也仍不間斷。有些東南亞華人則投資房地產等流動性較高的資產；有些國家政府提供國宅，但窮人買不起，結果還是留給有產階級去炒作，長期而言，則有利可圖。環境也持續惡化，汽車的空氣污染，工廠廢棄物以及對清潔水的需求，再再都顯示東南亞面對都市化的困境。   當我們在喊「Better City, Better Life.」的時候，其實我們已經是「No City, No Life.」了，但很多居住在東南亞都市的貧民們是「No City, No Living.」，居住在都市只是為了維生而已。消滅貧窮真得是一件很困難的任務呀！

 經濟上，華人在東南亞是成功的，有人將其歸功於族群文化，但也有人認為是歷史因素，龔宜君老師於《東南亞華人經濟成就與跨國商業網絡初探》一文中認為「世界華人商業網絡」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世界華人商業網絡」外，東南亞各國的中小企業的跨國商業網絡又是如何？下面和大家分享該文章的內容與心得：   解釋東南亞華人經濟成功大致有兩類，其分別為族群文化和歷史因素，但這些解釋有其缺陷：   文化上，華人社會有個「互助會」的制，這樣的制度使華人能夠透過人際網絡和組織積累資本；亞洲四小龍裡，新加坡、香港和台灣，甚至韓國，也都試圖用儒家文化來說明華人文化造就經濟奇蹟。然而，文化的解釋是主觀的而脫離社會歷史脈絡的，也有人用「儒家文化」解釋為什麼中國人不可能成為出色的資本家，同樣的文化解釋卻有兩個不同方向的結果。   歷史上，華人的「寄居經驗」使他們成為中間人買辦的角色，在歐洲殖民時期或當地王國統治下，上層有殖民/統治者，中層是華人，下層則由原生住民或外來移民從事勞力生產工作。有人比較了華人和馬來人在工廠經營的情況，兩者的效率相當，不過由於華人在東南亞有較久的貿易資產，這包括資本、事業經驗、貿易和消費網絡等，華人有較大的規模。所以，族群並不造就經濟上的差別，差別是因為歷史經歷不同。   龔宜君老師認為除了文化或歷史上的解釋，「華人網絡」可以更清楚地說明華人在東南亞經濟上的成功。透過「網絡」，華人間的交易可以降低成本。同時，因為「信任」和「互惠」的長期合作關係，不一定要有契約，網絡內的個體就可以有網絡外的個體所沒有的競爭優勢。這華人「想像的共同體」(imaged community)裡，由於馬來西亞、印尼、泰國或菲律賓出現過被排擠或被歧視的經驗，這更加強了華人的凝聚。   在大企業中，檢視印尼沙林集團的林紹良、馬來西亞香格里拉集團的郭鶴年和香港長江實業集團的李嘉誠為聯結點，大致可以看出東南亞華人資本的商業網絡。中小企業，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對海外的投資，通常選擇有地理、文化、結構相似性的國家或地區。吸引台灣中小企業往東南亞有四分之一都是由地主國發起的。這多多少少可以看出華人網絡在商業貿易所扮演的角色。   的確，華人在東南亞有「先佔」的優勢，而如何發揮這樣的優勢，我有以下問題：在華語教學市場裡，是否也存在著「華人網絡」？中國大陸的孔子學院是否會破壞這可能的「華人網絡」？面對孔子學院，這樣的「華人網絡」於東南亞或其它市場，會產生抗拒或同化？  

 在東南亞的華人對當地政府的反抗是否都是因為族群或文化上的差異？是否有其它因素造就東南亞華人對當地政府的反抗活動？公元1985年，在馬來西亞，發生了「柑桔事件」，我們當然可以膚淺地說那是因為族群或文化上，華人與馬來人的格格不入，加上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作為稻草人，所以有政府、馬來人企業、華人企業、華人零售商…等全輸的局面。不過《Ethnicity, Polity and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the Mandarin Trade and the Chinese Connection》有不一樣的看法，下面和大家分享該文章的研究：   柑桔這個季節性的水果除了是金色的之外，它在粵語的發音是Gum，聽起來像「金」，使它對華人有特殊的意義，而且只有來自中國的橘子才叫「柑」，其它地方的是「橙」，「柑」是金，「橙」就是只一般的橘子。柑的貿易網絡從生產、分配到消費，幾乎都由華人所主導。華人在柑和其它來自中國商品的連結，被馬來政府視為壟斷，於是採取了一連串包括進口限制或禁止從第三地轉口。   馬來政府從1970年開始，試圖干預原先放任式的經濟模式，從1971年開始的新經濟政策目標在幫助馬來人有更好的經濟地位並藉由提高薪資和就業機會，消除馬來人的貧窮。也試圖透過與中國的直接貿易，打破華人在各項來自中國的商品的「壟斷」。馬來政府認為中國國營企業會選擇PERNAS(一個試圖壟斷華人貿易網絡的馬來公司)，而放棄和第三地的華人交易。血濃於水的中國人，似乎不被這樣的態勢給裂解。從柑桔事件裡，我們可以略知一二。   馬來政府頒佈了許多特許(approved permit, AP)試圖干預行之多年的華人貿易網絡，許多政客則訴諸華人族群或文化上的情感，甚至參於執政的華人還被認為出賣華人利益。在柑桔事件，華人小販因為原本大盤商長期供應，沒有其它橘子來源；另外，因為這長期的關係，小販們可以從大盤商那邊取得更低的價格，並保證供量充足；最後，基於那「反馬來人」(anti-bumiputra)的華人情感，華人小販參與抵制。   消費者們則不再執著「柑」，而以「橘子」取代，不論是來自台灣(偽中國人)或巴基斯坦(非中國人)。這麼看來，華人還算是務實的，在特殊情況下，還是可以有彈性的、有妥協空間的。到頭來，馬來政府在這次事件下，失去了信用和華人的支持；中國的生產者和出口者、第三國的轉口者、馬來西亞的進口者(華人和馬來人的公司)和消費者也因此事件付出代價。這幾乎是一個全輸的狀態。   華人的貿易網絡是長年來由散落在各國、各地的華人所連結成的，這具有長期的「關係」。這種關係是人和人之間的連結，即使同樣是華人都難打入另一個華人的網絡，正如馬來西亞的華人也打不入新加坡華人的貿易網絡。   從消費各種來自中國商品的情況來看，東南亞的華人只從經濟上的角度來看待，只是華人們會以族群或文化的意義去解讀這樣的行為。柑桔事件正是句話最佳的例證。文化上的重要性是被附加上去的，因為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仍可以從其它地方取代。出自於經濟上的利益，而從政治上訴諸族群情感，我想這是政府在執行政策時始料未及的。經濟上的利益是因為這樣的貿易網絡很有效率，而且這樣近乎壟斷的存在使利潤大大地提高。這也是為什麼華人期冀維持這樣的網絡關係。   站在華人的角度想，壟斷橘子貿易可以有最大的獲利；但以一個更宏觀的角度來看，不是因為文化或民族上對橘子有需求的人，卻只能透過文化或民族上對橘子有需求的人來對橘子訂價，似乎有點說不過去。馬來人、印度人也想吃橘子呀！   由這文章，我認為可以討論以下問題：倘若現在被壟斷的是如「華語教學」這種本來就專屬於華人的市場，馬來政府可以有什麼樣應對的政策？

 商人們與東南亞的貿易有季節性，隨著季風往返中國和東南亞。然而，有些地方如巴達維亞得花比較多時間，商人留在那邊的時間就會超過一季了。清朝的國防政策一開始禁止海上貿易，因為東南沿海和台灣都有一些反清復明的勢力。但利之所趨，大家還是偷偷地進行貿易，海上貿易是如此重要，特別是對於那些較富裕的省份，這是不可或缺的生計。   沿海省份在海禁政策下，許多和海上貿易的產業因此得裁員，人口成長加上土地貧瘠刺激勞動力急於輸出，同時中央政府又無法有經濟發展下的稅收，於是乾隆宣佈恢愎海上貿易，這才解決了這些東南沿海省份的問題。輸出的勞動力可能到東南亞採礦或從事農業生產。   於東南亞地區，華人移民、商人可以從三個地方獲得好處，他們分別是歐洲殖民港口、當地王國以及東南亞的稻米農業。華人只要滲透到這個貿易網絡，用現在的話講就是介入通路，與當地的統治者合作，不管是馬來亞的拉惹、暹邏國王或歐洲殖民者，使這些統治者有利可圖並支持外貿，華人就有機會獲利。   工業革命大大地改變了人類的歷史，這包含在東南亞的華人，更大規模地開採被建立，而趨使更多華人移民進入東南亞地區。英國人在海峽殖民地，建立了自由貿易區，由於關稅互信，荷蘭、西班牙和暹邏提供了吸引華商的誘因，亦加速了華人到東南亞地區的移民。   在新加坡，峇峇(原本來自漳州和泉州的閩南人)和其後代主導商業及社會上的事務，這些人是社會的上層階級，英國殖民者也認為這些人比起其它華人「更開化」。於是這些人，成了英國和後來的華人移民者的中間人了。新加坡不只是海峽殖民地的行政核心，它同時是一個華人移民的轉運站。由一群在上層的華人，透過契約，來控制新來的群欠債的華人。   東南亞的殖民系統(不論歐洲殖民、暹邏殖民或越南殖民)若沒有華人移民是沒有辦法建立的。中國東南沿海的居民是很樂意與外國人合作的，所謂的「國家」或「公民」壓根不是華人腦袋裡原本就有的概念。在東南亞各地，不論當地是否有政權，華人總是能在那邊活動並進行貿易。   讀完這一章後，我會用理解歐洲殖民的方式去理解暹邏殖民；但更值得讓人注意的是，除了「工業革命」在物質上影響人類之外，「現代國家」的概念也影響著人類，所幸這些思想上、精神上的影響，是我們能夠控制。

 華人移民在東南亞擴展華人社群主要透過兩種途徑，一是依服在歐洲殖民勢力下，其它沒有被殖民的地方，則是由當地的王國協助。我先分享前半，也就是由華人和歐洲殖民者互動的部分，這包括馬六甲(Malacca)、馬尼拉(Manila)和巴達維亞(Batavia)。在歐洲殖民者進入東南亞地區前，東南亞的華人有兩種角色，中間人買辦的角色和自主管理的武裝政權。歐洲殖民勢力進入之後，華人是屬於第二階層的，低於歐洲殖民者，但高於當地土著。   馬六甲從葡萄牙人治理開始，先和甲必丹(Kaptian，聽起來有點像船長)開始交易，甲必丹是富有的商人，同時可以管理並受到他的社群的敬仰。荷蘭人進來後，甲必丹變成一種像長官的制度，這能夠在單一政權下維持多族群的社會，這樣的間接統治，只要和華人合作，不必同化華人。   馬尼拉，當時叫呂宋，西班牙人用大帆船，華人用小帆船，兩人在此交易絲綢、瓷器、白銀。西班牙在馬尼拉的政策是將不同文化的社群分而治之，大多數的殖民經濟也多是依這樣的方式。然而，只要華人願意成為天主教徒，就可以和當地同樣為天主教徒的女子結婚，也享有較高的權利。   在巴達維亞的荷蘭人則指派了華人最富有的商人作為甲必丹。歐洲人在東南亞建立勢力，主要因為想和中國進行貿易。在巴達維亞，透過福建經由廈門，許多華人商品進來，而後連日常用品甚至市容都有中國風。華人勢力逐漸蔓延。   害怕華人的勢力越來越擴張，歐洲人進行了無數次的屠殺，不過在這之前也發生過由華人發起的殺戮，所以或許這是歐洲人先發制人的行動，因為倘若華人勢力過強，先殺了歐洲人，那歐洲人就什麼都沒了。對歐洲人而言，這是相當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歐洲人需要華人，一方面又怕華人反撲。如果華人會反撲，那絕對是來自窮困的苦力，其它富有，作為中間人買辦的華人則寧可長久維持這樣的結構，他們經營賭場、酒、妓女、毒品，這也是華人很容易可以和幫派連結的原因之一。   東南亞的華人間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客家人開埠，廣府人旺埠，潮福人占埠」，福建人可以和當地人通婚，生下來的小孩在馬來西亞有土生華人(Paranakan)，在馬六甲、檳城、新加坡有有峇峇(Baba)，在菲律賓有麥士蒂索人(Mestizo，中南美洲土著與西班牙人的混血兒，也如此稱呼)，文化上、血緣上、制度上，福建人都可以像變色龍一樣。

 在大航海時代，歐洲人來到東南亞，殖民了巴達維亞、馬尼拉、馬六甲等地，但仍有一些地方由原本的王國所治理。在這些地方，華人是中間人買辦、城市建立者，也是賦稅的來源，許多地曲如暹邏、越南、柬埔寨、老撾和緬甸還給華人特許的場地去進行貿易。當地的統治者既有來自中國外匯的收入，有來自當地人民的稅收。日本是個較特殊的地方，不過基本上，相較於歐洲人，日本人比較歡迎華人。   中國和暹邏的貿易十三世紀就開始了，到了十八紀紀，甚至有福建人成為負責暹邏外貿的官方部長。暹邏君主的統治體系有點類似歐洲所盛行的殖民政權，這強化了節基(Chakri)政權對當地人的控制。節基政權擴大稅收來源，也解放勞力成為受薪的自由人。暹邏人仍為暹邏人，對於華人也沒有特別的處置。華人可以同時保有中華文化又展現泰國習俗。雙文化和雙語的特質一直是這些華人和中泰混血的資產之一。族群分別的概念都是來自歐洲人的。   越南是另一個華人常常前往的地方，可能因為經濟或政治因素。許多富裕的華人移民不願同化的通常會回中國討新娘。在日本的長崎也有華人商人的活動，德川幕府對這些華人商人高度控制，華人學習存活不易。日本人對外國的影響抱持的懷疑的態度，同時德川幕府不需要由外國中間人買辦來作為稅收的來源。   不同於上述地方，有當地政權和華人商人的互動。婆羅洲有一群來自廣東的華人(多為客家人)建立了獨立的華人政權。婆羅洲的原住民是達雅族(Dayak)，和客家人有戰爭也有通婚的複雜關係。擁有亭主、爐主等領導人和公司、秘密社會等組織。

葉亞來是開發吉隆坡的重要人物之一，不過若從剝削理論來看，葉亞來就是吉隆坡的郭台銘。另外，有個制度由「甲必丹」作為華人領袖，其由殖民政府任命，通常是馬來王候推舉或華人各方言族群提名，我想這也加強葉亞來剝削馬來人和華人的態勢。 吉隆坡是因為開發錫礦而發展的，因為歷史因素(雪蘭莪內戰)使吉隆坡環境惡劣，但因為劉壬光一群人，包括葉亞來等人，堅持開發吉隆坡，所以葉亞來普遍被認為是開發吉隆坡的功臣之一。有著資本家冒險的心態，搭上錫礦價格上漲，葉亞來賺了錢。 葉亞來受劉壬光推舉成為甲必丹，在葉亞來的統治下，社會治安良好，但這是建立在殺雞儆猴般地高壓統治。葉亞來從中國召募華工，也鼓勵馬來人進行農業生產，讓華人和馬來人合作，使錫礦開採順利；同時表現華人民胞物與的傳統，用現在的話就是展現企業的社會責任。葉亞來既贏得名，也贏得利，葉亞來儼然就是當時的郭台銘。 如果再考量英國殖民政府的角色的話，葉亞來就處在半邊埵位置，英國可以引進印度人口，也可以禁止葉亞來把華人送回中國，層層剝削下，最後利益都到了英國殖民政府手上了。「甲必丹」是英國政府以夷制夷對華人或其它族群的間接統治手段，之後由「華民事務秘書」給取代了。 有幸讀《吉隆坡開拓者的足跡-甲必丹葉亞來的一生》，儘管只是節錄仍覺得多認識了一個人，也多認識了一個殖民政府統治的制度。葉亞來算是個怪咖，除了批判葉亞來有類血汗工廠的壓榨勞工，我也能試圖去理解先民披荊斬刺的冒險泛難，這都是可以拍成電影的感人素材。

 《東南亞多元與發展》是李美賢老師與楊昊博士翻譯《Southeast Asia – Diversity and Development》中譯本，也是在東南亞研究所一年級必修課「現代東南亞研究」的教科書。剛剛讀完了第四章《人口轉型及社會變遷模式》，下面和大家分享心得筆記：   東南亞大概是世界上異質性最高的地區，不論是民族、宗教、文化或語言等等，它同時也是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地區之一。區域內各國家發展有快有慢，國家間和國家內的貧富差距差大。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印尼、泰國、馬來西亞的貧窮人數慢慢減少，但緬甸、菲律賓仍處貧窮狀態。   「教育」為趨動社會變遷的強大力量，然現行的教育體系重視行政、藝術和法律專業，和市場上的需求不盡符合，儘管東南亞的失業率相較於其它已開發國家是比較低的，約在5巴仙以下。   東南亞的媒體，包括廣播、電視、電影、書籍、雜誌、報紙，大多是西方導向的，傳遞著西方的家庭觀念、世代關係、同儕關係和性別關係。以我所熟悉的泰國為例，泰國人通常會有較容易讓人記得的小名，從家庭開始，讓爸爸、媽媽叫的小名，過去通常是泰國傳統的詞彙，但最近開始許多用英文名字作為小名的現象，有人希望回歸傳統，推廣泰國人用傳統的小名；此外，根據Master萬事達卡的統計，在亞太地區，泰國女性就業率為第三高，儘次於紐西蘭和澳洲，可見泰國女性在社會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我想這些都是受帶有西方觀點的媒體所影響。從「大家庭」轉換為「核心家庭」也大概是有西方的影響，傳統家庭對財富的流由父母主導，核心家庭的消費則由子女主導。   人口成長在東南亞各國的情況也是差別很大的，以平均壽命來說，新加坡的平均壽命為七十六歲，寮國則為五十二歲，這和該國的公共衛生有關。公共衛生裡，愛滋病防治是很重要的課題之一，柬埔寨、緬甸和泰國被認為是愛滋病有可能迅速擴散的國家，而印尼、寮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也被列為潛在迅速擴散的國家。在我看來，我認為主要原因是東南亞地區有較不隱晦的性工作者，而扼止愛滋病的最佳管道就是安全性行為，據我所知，泰國在「安全性行為」的推動上相當積極。   東南亞各國也逐漸面臨人口問題，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都面臨生育率太低，但由於平均壽命較短，所以人口結構是年輕的。東南亞地區，國家間和國家內的人口移動也是值得注意的，通常人口稠密處都是高度農業化的地方，較不肥沃的地方，人口也較少了。東南亞各國如印尼、越南、泰國、菲律賓和馬來西亞，都有政府支持地將農業稠密地區的人口，移居到人口稀疏的地方。   國家間，東南亞許多國家都有往外輸出的勞力，這些勞力所匯回的資本，比單純商品還多，成了賺取主要外匯的方式之一。印尼有個地方「西努沙登卡拉」，一年賺到的錢，比整個省的總預算還多。國家內，則有通勤和環遊的移居者，通勤有賴該國的交通建設，移居者則住在城市，因為那有較多的工作機會。儘管如此，人們普遍仍認為小孩子在鄉村長大比較不會受到負面和非傳統的影響，我最近在看的泰國戲劇《霹靂兒媳》就是這樣，女主角當警察在曼谷工作也住在曼谷，但是她的家人包括爸爸、媽媽和妹妹仍住在Sinburi的鄉下。   我對其它國家不太熟悉，所以當課本說到……的時候，我只能聯想到泰國的……和其相符的例子。東南亞各國的差異很多，真要歸納出一些共同點，還真不太容易，所以我真佩服這本書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