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東南亞研究

 若說東南亞有高速的經濟發展狀況，我想這都得歸功於工業化和貿易，其中泰國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最為強勁，其它國家也不遑多讓，新加坡一直是穩定成長的經濟體，以上兩個國家是東南亞國家裡唯二的亞洲五小龍。馬來西亞製造業成長搶眼，，但華人社群擁有的財產多於馬來及印度社群，成為馬來西亞經濟成長的變數之一，工業成長也造成環境的破壞。印尼由於有天然資源如石油而有大量外匯並能夠開展其它事業。其它還有緬甸、寮國、柬埔寨等國家，仍受困於政治動亂，經濟發展潛力還待開發。   東南亞地區在歐洲殖民時期，主要為原料和半加工的自然資源出口，工業並沒有長足的發展。直到近代才開始真正工業化。剛開始以「進口替代」為主，除了經濟考量，也希望對鄉村和農村社會進行現代化的改革，藉由徵收關稅、進口配額並提供國內生產者金融誘因以發展本土產業。然而國內市場很容易就飽和，即便有新的就業機會，若為資本密集而非勞力密集產業，仍無法解決大量失業問題。   於是，東南亞地區由「進口替代」變成「出口擴張」，開始往海外市場發展。鑑於通訊和運輸技術進步，國際分工在始把生產線散佈於東南亞地區，但對於東南亞地區的開發中國家而言，它們仍是得依賴先進工業化國家的邊陲國家。國家這時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國家的工業發展策略和對基礎建設的投資決定是否能在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時持續發展。國家級的工業技術研發能夠使產業升級為知識密集的產業；金融誘因如稅率折扣則讓外國人願意投資；配合機場、海港、通訊設備等基礎搭配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則可以加速物流發展。   跨國企業在東南亞地區的投資種類繁多，紡織業(印尼、越南、寮國和汶萊)和電子業(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是兩個特別重要的產業。投資國來自美國、歐洲、還有香港、南韓和台灣，此外，新加坡和泰國也在東南亞地區內進行跨國的投資，如泰國就在寮國紡織產業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新加坡在東南亞地區的電子業發展為技術先鋒的雁首，馬來西亞試圖透過多媒體超級走廊(吸引了微軟、網景、新加和昇陽)超越新加坡(德州儀器)。泰國則有福特和馬自達投資的小卡車工廠，以及通用汽車的亞洲汽車策略中心，既可以內銷也可外銷，泰國為全球第二大卡車市場。   外國投資東南亞各又不同特色。日本在東南亞國家都是主要投資者，在泰國，日本企業開發天然資源如木才；在新加坡，日本投資電子業。美國投資印尼，意在其石油產業；歐洲跨國企業，則著重電子、化學物品和食品製造；亞洲四小龍對東南亞地區的投資大概有兩類，台灣和南韓把東南亞作為生產成本較低的出口平台；新加坡和香港則將目標放在國內市場，專攻食物或飲料等消費品生產。   魚與熊掌不能兼得，這些跨國企業的投資帶來經濟發展的機會，同時帶來其它面向的威脅。跨國企業所帶來的是非技術性的工作、艱苦的工作環境和低於國際水平的薪資，這大大地影響了勞工心理和生理上的健康，同時造成社會或環境的不健康。

 透過國家的力量來發展大規模且回收緩慢的工業可以在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幾個國家中看到。印尼從出口石油賺來的大筆外匯投入鋼鐵、武器、通訊、造船和航空等重工業，但經濟上並未因為有這些國營企業而有太大的成長，除了勞工成本較低之外，高端技術仍得從國外引進；馬來西亞也發展重工業，以普騰這個國營汽車較為成功，因為汽車產業的技術要求較低，這也提供了大量馬來人工作機會。新加坡政府則和三個外國企業，德州儀器、惠普和佳能合作營建晶圓工廠，並扶植航太科技。   除了跨國企業和國營企業之外，東南亞地區的私人企業很多掌握在華人手中。泰國最成功的有卜蜂公司，其它百大富有的企業家中，有90巴仙都是華人家族。另外，有一些印宣的蠟染布、菲律賓的貝殼製品或藤製等小小私人產業，在家庭後院就能生產的小東西都是由華人所掌握。各地的華商都試圖和主政者建立互惠的關係，例如林紹良就一直和蘇哈托家族有良好的關係。一但東南亞政府開始重視私人部門的活動和中小型企業時，對華人的歧視就有可能減緩。   工業持續發展，也帶動服務業發展。服務業可以分成消費者服務和生產者服務，對消費者服務的就如旅遊業，對生產者服務的就如顧問、會計或貨運…等。和作者一樣，我也認為服務業在東南亞有相當國際化的發展，包括管理、金融、廣告等。下面是兩個在泰國播送的商業廣告，Dutch Mill為泰國本土的品牌，但卻由韓國的Rain來代言；Pepsi是家喻互曉的國際品牌，營造日本的氛圍，讓泰國很紅的Mario Maurer代言，可以猜想其交互作用下，泰國人民對國際化的響往。   Dutch Mill：    Pepsi：   服務業的管理是相當複雜的，從大規模的銀行借貸和資金管理，到小型個人的攤販；從國營企業的航空公司，到當地居民往返村落和都市的交通工具。其中，金融營運在為東南亞服務業當中最具有啟發性，除了銀行服務外，包括保險、證券、年金等服務也如雨後春筍般冒出。   經濟發展是建立在有穩定的政治和健全的金融部門。大體而言，東協國家由新加坡擔任東南亞出口策略的領導者，泰、馬、菲、印尼則跟在後面。延續歐洲殖民時代出口的目標，但重心由殖民母國轉移到亞洲內。菲律賓和美國、馬來西亞和英國、印尼和荷蘭的貿易連結都減弱甚至近乎沒有。東南亞地區的貿易連結，因為互補性和地域鄰近等動機，開始重新連結。如日本對東南亞直接援助、投資或貿易；緬甸、寮國則和中國大陸、泰國有貿易連結；越南則和新加坡；美、歐、日則為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主要出口目的地。除了新加坡，其它亞洲三小龍也積極對越南投資。丁善理在胡志明市第七郡打造富美興正好可以作為我們理解台商在越南投資的力度。   貿易策略可以內向也可以外向，外向的政策追求自由貿易和出口擴張，內向的政策則為保護主義和進口替代。新加坡一直是以自由貿易為導向的國家，而其它國家除了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之外，也大致依外向策略為主導。印尼和菲律賓就在1980年代，由原本內向的政策逐漸導為外向。東南亞國協，原先因為政治而組成，也希望透過關稅的削減來成為為經濟服務的團體。這樣東協自由貿易的區域，在今年(民國九十九年)加入了中國大陸，而南韓、日本和印度、紐西蘭、澳洲也都將陸續加入或已經簽定意向書。工業化的普及和中產階級的興起都將成為東南亞地區未來的重要趨勢之一。   國家的發展不能拋棄資本家，而資本家的發展又勢必得剝削勞工，勞工作為國內選民的大數，又無法任資本家剝削，國家於是陷入兩難。不過，我想只要國家有效地將資源分配到教育和基礎建設之中，全民共同發展仍是可以實現的。

 跨國社群(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如何建立和運作？除了由先到的移民者創立之外，這還依賴他們持續連結原生母國和移民國。下面將會有四個族群的故事：   多明尼加就有許多中小企業是由一群從美國回來的移民建立，當他們回到多明尼加之後，他們仍然和美國保持連繫。在美國的親朋好友會把錢匯回去多明尼加給公司合夥人。另外，透過多明尼加和美國之間定期往返的旅行，販售新服裝帶來生意，也使人們對移民有更多投資，同時間，在美國置產、開戶。他們從美國帶回新點子和新技能，如速食外送、電腦軟體和電影租售、手機租售…等。   厄瓜多爾有個高地民族歐塔伐蘭(Otavalan, Otavalo)也有類似的故事。歐塔伐蘭人在西班牙殖民時，就擅長生產並販賣服裝，同時發展並學習新的技術。當他們旅行到歐州或北美一些主要城市時，他們也開拓他們的服裝市場，因為這些服裝對那些歐洲人而言是相當新奇的。這使歐塔伐蘭人從他們的文化傳承中找能商業化的價值和利基。   薩爾瓦多也是深受外籍社群的跨國社群影響的國家。薩爾瓦多人因為內戰而離開薩爾瓦多，結果反而促成了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主要的旅遊和快遞公司從移民和那些在原生國的人開始，先是小規模的生產，而後開展電腦軟體和電影租售於薩爾瓦多的省級城市。薩爾瓦多的銀行也將業務開展到移民很多的美國城市如洛杉磯，結果Constancia(啤酒、飲料公司)和CASALCO這些薩爾瓦多組織都建立據點，甚至擁有房地產。薩爾瓦多人離開薩瓦多之後，仍然和家鄉有緊密的連結。   華人的移民組織也是一例。華人沒有英語和憑據的知識去從主流的機構獲得信用貸款，為了滿足新移民和新銀行這樣的需求，當地的企業家到台灣和香港募資。許多台灣人或香港企業家這麼做多不是基於華人移民的利益，只是為了躲避中國共產黨的威脅和政治不確定性。這不儘帶了投資上的成功，也使這些華人後裔取得公民身份。   這些跨國化(transnationalization)的現象不只是因為社群成員人數的成長，還包括活動上的質變才有可能。密集的網絡跨越空間的侷限，於是人數可以不斷成長，這些人具有雙語能力，可以輕易地游移於不同文化間，維持在不同國家的家庭，同時追求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利益。根據馬克思的說法，無產階級就是如此被創造並放到歷史洪流裡，全球資本主義更提高了跨國勞工的條件和誘引。但我們必須知道，並非所有移民都被納入這跨國化的經濟活動中，也不是每個原生母國的人都受惠。

 「資本全球化，勞工在地化」大概可以被視為是自由貿易的全面勝利，它同時成為無產階級的墳墓。我們借重通訊和交通的革新，可以更即時、快速地操控我們跨越海洋另一端的資本投資或撤資。這些革新並未讓帶來全球性的資本主義，反而造就了「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掙扎，以及「形式理性」和「實質理性」的衝突。Alejandro Portes的《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unities》提出了幾個彈性公民的故事，摘錄如下和大家分享，也讓大家動動腦一下：   全球化的過程是跨越政治藩籬的，「即不屬於這兒，也不屬於那兒」；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的過程又何嘗不是如此？只是屬於跨國主義的移民還得假裝並學習雙重，甚至多重的社會關係，以便連結原生社會和移居社會。這樣的跨國社群(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是結合資本主義的，但又不同於傳統移民適應的模式，而且全球化的浪潮對此有推波助瀾的效果。   這些社群一開始都是由一群親朋好友所集合而成的，社群裡的成員可能是到已開發國家擔任較低薪質的工作，也有可能因為生產型投資、消費水準或流行文化而到前往較發達的國家。漸漸地，這些移民往更富有的國家不是因為他們沒有錢，而是因為他們要更多錢。移民的增加使各富有國家推出法案以進行管理，包括美國、德國、法國和日本，但這些過程儘影響那些受薪或中產階層，移民仍未間斷，反而加速了結構上對資本累積的渴望。   許多移民勞工很快地就意識到打工受薪是無法達到他們預期的經濟目標，於是這些人會運用社會關係網絡。不同於原本國家的勞工，這些移民勞工可以有較高密度和延展性地超過距離限制，並且因為不確定性高而更團結在一起。於是，這些人掌控較遠的勞力市場，也可以從很小的成本來產生足夠經商的第一桶金，甚至可以放款，這也使他們可以在原生母國和移居國價格和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成立跨國企業。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移民現象和過去往北美洲的歐洲移民者不太一樣，現在這些移民多是下定決心把跨國企業作為生存或動員的方法。過去工業發展，產業還能提供一些相對較好的工資，而且那時候地表上的移動是非常花時間，而且是長距離的；而今天的情況是，薪水來源不確定而且很少，於是這加強了移民去發展其它生存路徑。   現在的跨國移民擁有過去不曾有相同規模的飛機、電話、傳真機和電子郵件，再結合社會資本的動員，這其實佔盡了地理上不平等的經濟優勢。如果跨國化(transnationalization)可以長期並持續地進行，原本經濟菁英和當地統治階層合作的霸權消退，也就是，勞工不再待在原地，可以全球化的也不再只有主流菁英。   然而，透過跨國活動獲利的人不會太多，這些利益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同時排除其它後進者進入的可能性。第三世界國家的貧富差距將會加劇。對於此現象長期的影響，作者和我都抱持著樂觀的看法，因為全球化的過程是廣泛的，而且可以持續滋養那些草根企業。   我相信全球化可以讓跨國社群更蓬勃，資源可能集中在少數人手上，但只要一點點那些有資源的人同時擁有一點點「人道主義」或「民族主義」，他們就會開始奉獻社會。巴菲特和比爾蓋茲正秉著人道主義，到處募款，同時也將自己的資產奉獻給社會；張君達，一個退休的台灣商人則秉著民族主義，投入心力、財力，並透過新華基金會在幫助大陸偏遠農村的小孩。眾生皆有佛性，啟發每個人的善心，運用個人的智慧，全體人類都能通往一個真善美的世界。   我曾經在台中火車站附近的第一廣場看到一家東南亞雜貨專賣店叫「Golden Star」，其實東南亞雜貨專賣店在台灣有很多，但這一間特別擄獲我的眼球。我認為這間商店學習了台灣便利商店的明亮擺設、空調設備和自動門等，加上貨品來自東南亞和一些少見的進口品，對台灣顧客有新鮮的吸引力，我很喜歡到這家店去消費。我認為《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unities》這篇文章提到的現象有異曲同工之妙，我想，在台灣，大多數的東南亞雜貨專賣店的主要顧客仍是來自東南亞的朋友，不過只要有一點點小小的改變，顧客群很容易就能擴展。   我認為值得討論的是，這些商店是否由那些曾經在台灣工作而今已經返回東南亞國家的早一批返國移民所建立？或者這個商店主人是更早之前，從中國遷移到東南亞的華人，而現在只是反過來回到中國以價格或資訊的不對稱來獲利？通訊和交通仍會繼續革新，網路上的虛擬社群已經發揮過去傳統社群做不到的效果，對於無法藉由科技革新而改善生活的人們，我們可以有什麼樣的作為？

 在東南亞地區，華人資本的累積包括販賣鴉片、投資(穀物貿易或採錫)，這些都生商的連結都是透過家族或方言的關係。較大的企業採用西方管理和財政技術到家族事業裡，小商店則販賣一些來自中國的日用品。儘管，現代企業管理會有外人進入管理階層，但事業的繼承仍多是由家族的男性，外人只從事較低下的工作。於是就讓人認為華人有族群排斥或族群優越感的印象。   在中國的華人看來從東南亞「光榮」回來的人，只看到那些人光鮮亮麗的一面，於是也前撲後繼地自己花錢，甚至不惜成為契約勞到東南亞作發財夢。然而，被騙或強迫的勞工，由於長久和家人失去聯絡，常常走到人生的瓶頸。有些較早去的移民「老客」(laoke)更是壞心眼，還設賭場或販賣鴉片讓契約勞工永久不能翻身。   其實這些客頭並不會因為壓榨華人而覺得內疚，甚至想要深化這樣的剝削。但這樣的壞名聲總會傳開，於是中國沿海的勞工招募就變得更難了！這時候Kangany(泰米爾語，印度的方言之一)成為勞工召募的中間人，專門召募印度人到馬來亞和緬甸工作。Kangany制度下，受僱者信賴僱用者，甚至有人回到中國把這樣的Kangany帶到中國，相較於華人的僱佣體系，這個不會身陷泥沼。   文化是有機的，華人的文化更是體現這樣的彈性，即便在中國本土都還難說出一個「真正」的中華文化，畢竟文化是在特定時空下被實踐的。民族誌學者認為，在人們遠離家鄉之後，文化的體現才會重新被找回並鞏固。在「我讀《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Southeast Asia》二」說到的四種連結：地域、方言(compatriotism)；親屬關係(kinship)；共同儀式(corituality)；兄弟會(brotherhood)就是調色盤上的四種顏色，在中國本土看起來是剛性不可變動的，一但到了華人海外社群時，這四種顏色被重新調和再現以適應新移居地的環境。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我想也正是由於中華文化的「博大」，所以在中國本土的體現是多元的，然而到了海外之後，華人可以取用任何部分來使其「精深」，這也是為什麼有時候我常常覺得海外華人體現了比中國更有中華文化的錯覺。華人的社群在海外發展多彩多姿，我覺得很有意思。

 海外華人組織大致上依以下四種關係連結在一起：地域、方言(compatriotism)；親屬關係(kinship)；共同儀式(corituality)；兄弟會(brotherhood)。這些組織不會也無法完全複製舊有中國社會制度，而是有彈性地去符合移居地的需求。   因為地域、方言結合的叫「幫」(Bang)，就是希望這些遠離家鄉的遊子互相「幫」忙。通常是由先到的人當作領道，例如在馬六甲就有土生華人來帶領從福建新來的人(新墾)；依親屬關係結合的就會建立宗廟，因為幾百年前是一家親，理應有共同的祖先，如邱宗祠或陳宗祠；共同儀式的結合則跨越社會階級，通常較小的方言團體會為了利益而結合在一起以協助新移民者適應生活，葬禮時也就可以動員；兄弟會，或者公司就是所謂的「祕密結社」，源自己台灣和中國東南沿海的地下組織，其實就是黑社會，最有名的就是天地會。兄弟會常常強壓契約勞工並引進新移工到東南亞地區。英國殖民者對兄弟會可以說又愛又恨。   由於大量且快速的移民，這些人無法同化成當地或融入雙文化的社會中。《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Southeast Asia》的作者將這些人的社群分為兩種，因為地域、方言結合的為「首要社群」(primary communities)，有一個大中國概念，再進化跨越方言、區域的認同的則稱「次要社群」(secondary communities)，這兩種社群並不互斥，而是互有從屬的。   首要社群如「幫」，是基於共同方言和階級的，這些人因為有利可圖而聚集在一起，是有排它性的。此外，它也有助於平衡並對抗外在較大的敵人。後來開始成立層級較高的次要社群，如會館或商館，這就是整個華人的社群，以整個大中國的利益來對抗以白人為主體的結合。   較早的移民土生華人和後來者雖有衝突、摩擦，但彼此仍有贊助或仲介關係，土生華人會幫助後來者。土生華人常常就成為當地的商人，負責引進並提供農耕或採礦所需的勞力。土生華人的社會是如此穩定以致於後來者是無法撼動的。殖民時期，土生華人也在階層中，上屬歐洲統治者，下屬印尼土著，作為第二階層「公關」的角色。後來者也建立如學校或報紙來區別自己和土生華人的差別，這使後來者也逐漸擴展自己的勢力。

 台灣在講農業發展時，喜歡講「三生」，三生指得是生產、生態、生活。然而，看東南亞地區農業發展時，似乎更聚焦在傳統人們對農業的想像，也就是農業的生產。下面分享《東南亞多元與發展：農村和農業發展的觀點》的讀書心得：   東南亞農村一直是小規模、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甚至連土地的所有權概念都是殖民時期才被引進的，然而最近數十年，東南亞農村地區卻因為人口成長、商業化和國家主導政策發展，而有大大地改變。人口增加，對食物、土地、水的需求就增加；而現金經濟的需求、國家稅制等商業化的力量，則使農民不再自給自足；國家主導了農村發展政策，於是國家的能力常常就能決定該國農業的發展。菲律賓就試圖透過土地改革，讓土地重新分配、減少租金並增加農夫租佃的保障。官方對該改革的推行是滿意的，然而有人認為其只讓較大的佃農獲益，這反而加速了農村的貧窮問題。   引進新科技如新品種的稻米、灌溉技術、化肥、殺蟲劑、農場管理方法或國家政策支持都可以提高農業生產。但除了「生產」之外，若我們期待一個「永續農業」，我們還應該考慮符合人類效益的「生活」和自然資源保育的「生態」。   農村發展策略有四個類別：技術官僚、改革主義、激進主義和替代主義。技術官僚由國家制訂是完全由上而下的發展；改革主義則是希望透過土地改革來發展；激進主義則排斥資本主義，透過合作社的共同生產來發展；替代策略則由非政府組織來發展農村。   泰國一直將農村發展視為國家發展的優先目標，不過在國家能力有限時，效果也就無法達預期了。泰國政府致力於擴展農業公共建設，如小規模的灌溉水壩，但當地農民需要的學校、照護中心或公共廁所就被忽略了。東南亞地區的農業發展，基本上，仍然會是由國家的農業部門主導，所以國家的能力仍將大大地決定該國農業或農村發展的情況。   就我個人對泰國的認識，許多農村的發展不再滯於，傳統上，我們對農村的想像。我去一個地方叫Pai，有人叫它「拜城」，有人叫它「白縣」，它其實就是一個農村，不過卻有比九份有更好的旅遊發展。下面是一些在Pai的遊記、照片集錦和影片(03:15到04:50為Pai的照片)：   Pai：旅人心中的聖地 Pai廣度旅遊 Pai照片集錦    如果你去過Pai，你肯定也會愛上Pai，並且了解什麼叫三生農業的最佳體驗。

 交通和通訊的革新使往返的旅行、匯款變得更便宜、更快、更安全。同時，在東南亞地區，政治和經濟上的限制，使得移民對母國的連結幾乎中斷，戰亂或蕭條更強化了這樣的中斷。移民在與母國的連結中斷之後，開始產生各式各樣的社群、組織，《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Southeast Asia》討論了一些華人移民在東南亞地區所建立的社群。   歐洲殖民者對東南亞地區的佔領主要是為了打開貿易市場和掠奪資源，於是移進了其它地區的亞洲人來進行開發。即便如暹邏這樣的本土政權，仍受英國壓力被迫接受自由貿易。   在東印度公司於印尼時期，土生華人(Peranakan，峇峇娘惹)便從原本中間人買辦的角色，成為殖民者和當地土著的中介人。土生華人被賦予收稅的任務，而這樣使華人在當印尼土著中相當不受歡迎，同時荷蘭人也討厭華人。到英國直接統治印尼時，萊弗士(Raffles)想要印尼土著解放，不再受華人剝削於是想採用現金作為稅收，沒想到，這反而加速了華人財富的累積。華人開始從事在印尼進出口貿易，進口中國雜貨並出口印尼商品。   同樣的情況(華人從事進出口貿易)也發生在菲律賓。不過這華人已經不再認為自己為華人了，他們傾向認為自己是菲律賓人了！文化上，這些華人認為自己擁有更多殖民者西班牙的文化。華人除了一些佛教國家外的同化，大概沒有其它國家像菲律賓這樣，完全可以排除華人的認同。   甲必丹制度是以華人作為「分而治之」的手段，當甲必丹制度不再之後，原本的甲必丹成為亭主，成為福建人的領導。亭主領導著如青雲亭這一類的組織，英國人認為這樣的兄弟會是相當危險的存在。矛盾的是，英國人又得靠這些人收稅，甚至得靠這些人保護。不過相較於之前未有這樣的兄弟會組織，移工的待遇更人道、綁架或威脅也減少、耕作或採礦的工作條件也提升了！   在暹邏則不同，由於華人本來就高度地整合進泰國社會，甚至負責暹邏王朝內外國貿易等重要角色。但兄弟會的組織仍在暹邏建立。兄弟會產生的犯罪暴動是當地警察的責任，儘管這些兄弟會是華人組成，但警察主要處理時是並不作群族連帶，因為那些成功且有能力的華人都與皇室合作了。在暹邏，因為華人成功整合進了政治和社會體系，於是族群或文化的對統治者而言並沒有什麼影響。  

東南亞地區除了有吸引外資的環境外，對於華人而言還有其擁有華人族群社群的地方特性，海外華人常常是台商跨國發展的重要社會資本之一，然而台商與當地華人的關係並非和諧，特別在印尼。曾嬿芬老師的《跨國投資與族群關係：印尼台商的研究》正好能夠說明這樣的現象： 產業資本外移的原因除了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之外，精細的技術、人員的訓練、彈性的生產組織、社會文化所支持的工作態度、勞工的族群歸類等都是決定設廠的原因。對新興工業國的資本，如台灣商人，則主要投資於鄰近地點，且只限於少數特定區域，因為其具族群、文化和語言的親和性。投資的成敗和族群關係的調適有關，台商於印尼調適和各族群間的社會距離就成為相當重要的課題了。 市場、勞動力和原料為台商主要選擇印尼投資的要素；其它非經濟性要素如政治、社會、族群、宗教等，印尼相較於其它東南亞地區，都被認為是最不穩定的，而華人和非華人的族群衝突是最主要的憂慮。印尼在荷蘭殖民時期，華人就是中間人買辦，向印尼土著採購農業產，再轉手荷屬東印度公司出口到世界市場。印尼華人和印尼土著的貧富差距大，儘管印尼華人大多入籍為印尼公民，但華人在印尼的「同化」程度仍低，華人尚未被印尼社會完全認同。 華人常常是台商投資東南亞的敲門磚，但投資時間拉長之後，華人的重要性就漸漸降低了！台商和華人在許多方面的想法是有差別的，例如：台商想要永續經營，華僑則擅於短期現金回收；台商試圖了解印尼土著，華僑從歷史的發展認識了刻版印象的印尼土著。於是對於台商而言，華人有時候還可能成為負資產。 「社會資本」是個人動員其歸屬於某一團體的身份所帶來的資源的能力，也就是關係的結構，這樣的資本包括：義務與期望、訊息管道、社會規範和制裁。若我們將社會結構分為封閉型(彼此認識彼此認識的人，結構的鑲嵌性)和開放型(彼此不認識彼此認識的人，關係的鑲嵌性)，則台商在印尼大致上可以說是較為開放的結構。於是，當台商受害時，多是透過司法體系來制裁違反期望的行望，因為社會結構裡的人們彼此不認識，不易透過集體來達到制裁的目的。台商也少和當地華人組成志願性團體如商會、聯誼會或運動團體，台商並不積極創造一個可以擴大成為「華人族群」的環境。 Royce認為族群認同是有工具性的，也就是人們傾向選擇對他最有利益的族群認同；Barth認為說「誰不是『我們』」比「誰是『我們』」容易。基於此，在印尼，台商寧可作為華人和印尼土著的旁觀者，儘管印尼土著仍認為台商是華人。台商致力於將自己從「華人」分出來，並以「台灣人」建立族群形象。 台商試圖建立的「台灣人」族群或許是因應印尼特殊的環境而產生，但若今天的事業本身就是華人特屬的產業如「華語教學」或「華文出版」，刻意從「華人」分出來，恐怕不利於在當地經營的情況。另外，台商應加強與當地華人聯誼的機會，試圖以「台灣的華人」來改變印尼土著對於整體「華人」的刻版印象。當地華人不只能成為敲門磚，還可以作為日後華語文事業永續經營的陪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