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東南亞研究

 我真佩服我的英語能力，我可以不用查單字就看完一整篇英語文章。我閱讀《TO VEIL OR NOT TO VEIL? A Case Study of Identity Negotiation among Muslim Women in Austin, Texax》這篇文章，標題就有個單字Veil，我一直不去查這個單字，一開始猜測這可能是膜拜或面紗等穆斯林宗教特有的單字，往下看之後就知道是使用面紗的意思了！我很厲害吧！不過這個單字其實是以前就查過了，只是忘記它是什麼意思。我想還是看完這篇文章後，我大概會永遠記得這個單字了。下面分享本文章的摘要和心得：   這個文章找了一些有使用面紗的人和沒有使用面紗的人來談談她們對使用面紗的看法。我認為這其實是顯而易見的差異，只是對於很少見到穆斯林的台灣人而言，這仍是很新鮮的議題。儘管在不久之前，法國才通過不準在公開場合使用面紗的法令。   有使用面紗的穆斯林女性認為使用面紗比較舒服、特別，而且有虔誠的感覺，這些都是為了符合古蘭經的要求。也有因為同儕影響，朋友使用面紗，於是也跟著用面紗，而且這樣也可以和自己的重要他人更親近。還有人認為使用面紗可以在埃及生存，我想這是因為可以適合當地的天氣吧！使用面紗也是為了不讓男人侵犯自己，因為女人是鑽石，所以穿著能夠蓋住全身的黑袍可以讓自己在社會中更自由地遊走。不過這樣的穿著打扮，旁人會覺得奇怪(也就是很特別啦！)，而且有反「現代性」的嫌疑。這還因此帶來婆媳問題，因為婆婆(沒有使用面紗的習慣)覺得媳婦為了表現自己對阿拉的虔誠，使用面紗把婆婆給比下去了。   不使用面紗的穆斯林女性則認為使用面紗是「父權控制」，而且是因為政治因素才產生這樣的規範。許多穆斯林女性在美國不使用面紗或穿黑袍，但回到原生國時，就會戴上這些東西了。   我想我是一個相當功能學派的人，原先我認為穆斯林女性使用面紗除了在天氣乾燥的地方能夠防沙塵外，沒有其它功能。但在使用面紗的穆斯林的女性談話中，我們可以理解還有作為避免男性性侵害的功能。為了不讓男性犯罪，而叫女性包緊一點這固然是性別上的不平等，正如若有男性性侵害了一個女性，你不怪罪男性，反而說女性穿著太曝露是一樣的道理。不過，我倒滿想有一套能夠把全身包起來，只露出眼睛的穆斯林服飾。如此，別人認不出來你是誰，你也不必在意身上穿什麼服飾(就像學校要求學生穿制服一樣，不用跟別人比美！)，這樣的打扮反而更自在、更舒服。 看看噗友們怎麼說唄！

 在新加坡，許多華人擔心受英語教育的高階技術人員掌有新加坡輿論的權力，擔心「西化」將造成亞洲文化認同流失，於是新加坡當局開始強調華語和儒家道德。接著我們來看馬來西亞的情況：   有些學者認為只看依族群分類訂政策將無法滿足階級差別的問題，因此，有時候族群反而是加重了結構上的不平等(特別是社會階層)，因為族群認同是「天生」的，這反而有害於在社會的能動性。然而，事實卻證明，這樣的族群分類使華人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仍表現突出。許多華裔馬來西亞人赴海外讀書、擴展事業和旅遊。目前華裔馬來西亞人的認同是多重的、分歧的、持續轉變，而且常常有官方論述和日常經驗交融於個人的。   接著依《What Does it Mean to be Chinese? Malaysian Chinese Identities in Motion》所述，將分享四個場景，四個場影分別是不同層次的認同建構，其包括：一、族群認同建立在國族層次，屬於公眾、官方和特定事件；二、在跨國、全化的脈絡下的當地認同；三、認同來自希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說的「習慣」，這會因為性別、世代、社會階層和處境而異；四、多重、複雜的認同會被忽略、質疑、反抗、再探索、頌揚或改變。下面分享各個故事，你就可以理解這樣的認同建構是如何產生的。   第一個場景是在一個中學(Ling Ming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這個學校曾經為了是否採用英文教科書和用華語或用英語教學而辯論過，許多從這個學校的畢業生都會到吉隆坡、新加坡、臺灣或中國大陸。在訪問學生時，他們認為華裔馬來西亞人不像馬來人那樣，有宗教、語言或蘇丹使他們結合在一起。學生還被問到一個「最近看什麼電影」的問題，學生答，看「我是誰」和「鐵達尼號」，「我是誰」是成龍演的電影，另外還有「行運一條龍」和「刑事偵緝檔案」來自香港的電影和電視劇，甚至有來自臺灣的「新月格格」，我只聽過「還珠格格」，啥「新月格格」我連聽都沒聽過。   馬來西亞官方的族群認同和日常理解的族群認同是有落差的，官方強調的是一個較大馬來西亞的國族認同，強調其國族更重於族群。然而，當政治的力量遇到文化議題時，特別是和語言和教育相關時，許多華人團體於是鼓吹改變馬來中心的馬來西亞國族文化政策和推動支持華人文化與教育。馬華文化指得是源自於中國的文化，由移民帶入馬來西亞，由於華校的建立加上西方和其他各族文化融合而成的，其藉由轉換儒家思想成適合當地環境的文化。華人也提出許多陳情文件，不只是希望馬來西亞政府政策上的改變，同時也希望有來自華裔馬來西亞人的持續支持。   一個名為「訴求」的文件由華人教師會和華人教育董事會完成，主要訴求進一步的民主、人民、正義、扼止貪污、消除族群「固打制」、保護環境、保護女人、勞工和原住民的權利等十七點。這個訴求成功地推動了華人文化於馬來西亞的地位，因為其將更多利益團體也納入了。由於語言和教育的影響力很大，這使得華語的教育從年輕一代的開始，提高獲取華語初級能力的可能性。

 我有訂閱聯合國電台華語廣播的播客(podcast)，聽了2010年11月27日的華語廣播前，我正好在閱讀《東南亞多元與發展》的印尼篇。這一天的幾則新聞正好和印尼的發展息息相關，分享幾個議題，希望藉此能夠對印尼這個國家有深一層的認識。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島嶼國家，它的族群和文上也多元分歧。印尼有超過三百個族群，使用二百五十種語言。就算在同一族群內，印尼人仍忠於各自的血緣、區域和地方群體，行為準則仍是依風俗法所表現。這一天的華語播客談到糧農組織認為：「各國家應加強和廣大土著人民的交流，利用土著人民的傳統知識，這將有助於對抗飢餓。」全球有三億土著，我想印尼島嶼很多，一定也有不少土著，這些農業知識是值得我們去探索、學習的。   印尼經歷荷蘭殖民，長期以成為荷蘭人剝削的對象，也因為栽植橡膠、石油、蔗糖和香料等，經濟發展受到限制，平民百姓也未享受到殖民者帶來的教育和衛生設施。在11月26日，正好是全球南南發展博覽會落幕的日子。因為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絕大部分都處於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南部分。於是從1960年代開始，這些國家之間為擺脫已開發國家的控制，發展民族經濟，開展專門的經濟合作，即稱為南南合作(South-South Cooperation)。今年的口號即為「解決方案！解決方案！還是解決方案！」有些社會問題是可以透過南南合作來解決的。例如：人口遷徙問題。   人口的遷徙的問題在印尼有為了國家區域均衡發展的遷徙(從爪哇往外島遷徙)，也有從鄉村地區往大都市移動的遷徙，後者的規模遠大於前者，也造成許多城市問題。除了國內的遷徙外，來自國際遷徙的人口流動，往印尼流的來自旅遊業，往外流的則是契約勞工。《2010年世界遷徙報告》指出，到了2050年，全球遷徒者將突破四億人，強調亞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新興經濟體將成為更多國際移民的目的地，而未成年人、尋求庇護者和人口販運受害者的人數也將增加，同時呼籲各國應當盡早做好準備，以有效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大規模的全球移徙活動。   造成人口遷徙的原因很多，在印尼，在我看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來自「環境」。地力所能承載的人口數而造成人口遷徙，一般我們將之視為「經濟動機」，這樣的情況印尼有之；此外，印尼還有個特殊的情況就是它位於太平洋板塊與印度洋板塊交接的地方，有火山、有地震，還會有海嘯，偶爾還有森林大火，這些「天災」也是會造成人口遷徙的原因。前一陣子，印尼就短短一天之內，經歷了海嘯又經歷了火山爆發。   或許，對於印尼，我們不適合以一個國家的角度去理解，因為它有太多島嶼，而且語言、文化甚至宗教都不是我們用幾頁文字能夠描述理解的。印尼亟需許多「解決方案」。

 隨著蘇聯瓦解和馬克思主義的消退，移民也開始有了新的形態。在台灣，我們稱那些來自東南亞而居住在台灣的人是「新移民」，不論其是因為結婚、工作而來的。對整個中國而言，我們也可以說那些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離開中國大陸的人是「新移民」，而這些新移民許多都是有高教育水平、城市化且有專業技能的人，在《The New Migration》主要討論的是那些來有較好的教育和技能往西方發達國家定居的移民，早期這些人來自台灣和香港，改革開放後，福州、上海等地的人也開始外移，有所謂「人才流失」(brain drain)的情況。   美國西部在白人未大量進入以前，華人在建設了鐵路。當東西岸的往返更方便之後，白人也往美國西部淘金，但由於大量白人的湧入並非所有人都能在美國西部找到工作，於是開始有「反華」的聲音，認為都是因為有華人移民才排擠了白人的工作機會。於是華人就反方向地往美國東部移動。所以美國也是經歷過反華的時間的。現在，所有民族，不論你來自任何國家，都是一樣的，所以美國和加拿大都成了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中國大陸在結束「合作生產」(collectivism)之後，在國內也有大量的移民產生。不過限於一九五五年開始的城鄉二元戶口的限制，來自鄉村的人民於城市工作無法享有同樣的權利，於中國大陸各大城市中出現許多問題。2010年的上海世博說「城市讓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在我看來，因為城鄉不均衡地發展，加上城鄉二元戶口對人民遷徙的限制，使這樣的發展更扭曲了。   建立在新移民和原生地的連結(corridors)有傳統的和現在盛行的。傳統的就是透過和僑鄉、親屬、方言或對於國家的協會；而現在盛行的就是由那些來自世界各地的貿易總裁，有點像四海一家(megaffinity)的感覺，這種世界華人商會不特屬於任何行業，這些人是因為國家和海外華人的利益而建立的。通常這樣的團體感性的成份多於理性。   中國大陸重返世界舞台，不論是在經濟上或文化上的成就，而其領導人也認知到要依靠國際貿易和科技發展才使中國脫離貧困。台灣許多商人，在改革開放後回到中國大陸進行投資，儘管經歷兩岸關係緊張的時期，但現在交流越來越頻繁。我想，在中國官方的口中，肯定不將與台灣的貿易視為「國際貿易」，但認知上，仍是將台資視為外資，也同時靠著台灣在往外發展。   在《2009年人類發展報告》開始，就聚焦在「人口遷徙問題」，它說「全世界現有將近十億人在自己出生地以外的地方或國家工作、學習和生活。在經濟全球一體化的推動之下，這些被稱之為『移民』的人不僅為目的地國家的社會帶來了新的勞動力、技能、創業精神和新鮮思想，更為自己的原籍國每年寄去2200多億美元的巨額匯款。」今年的《2010世界遷徙報告》更呼籲個國作好應對未來大規模全球移民活動的挑戰，以確保財政和人力資源充足。   新移民的發展，隨著科技發展和運輸革新，將會有不一樣的面貌。我覺得這將有助於我們認識更多文化，同時也應該開放自己的心胸地去學習不同於自己文化的文化。

 當一個地區被殖民過的話，在殖民者離開之後，當地人對於「現代」的想像通常是來自殖民者的。(我想這也無可厚非，畢竟殖民者都是具有某些方面的優勢，才有機會去殖民他人。)而當地知識精英為了從過去被「羞辱」的脈絡下，找到「尊嚴」，訴諸「國族主義」的情感也就顯得理所當然了！李美賢老師的文章《「遲到的現代性」的追逐：台越跟國婚姻中的「羞辱」與「尊嚴」》從台灣和越南兩個地方來說明這樣的情況。   越南經歷過法國殖民，而當鄰近國家如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在經濟發展時，越南也沒有趕上，所以對於「現代」的渴望顯得更為明顯；台灣經歷過日本殖民和美援時期，也有對「現代」追求的嚮往。然而，在我看來，越南有多一點點的羞辱；台灣則多一點點的尊嚴。畢竟，台灣的經濟表現是有目共睹。至今，越南仍認為嫁出去的女兒是「國恥」，但仍以越南人為豪；台灣人以台灣人為豪，卻沒有自信去接受來自越南或其它東南亞的外籍配偶。羞辱中帶著點尊嚴；尊嚴中又帶著點羞辱。   我想，隨著時代發展，我們將有機會從「現代」過渡到「後現代」。過去，我們對「現代」的追逐，是往日本、往美國去；接著，我們開始「愛台灣」，也有一些海歸派回來效忠台灣；之後，我認為我們會往東南亞、非洲或其它地區留學。今年，李敖的兒子李戡不就放棄了中華民國的台灣大學到匪區中國大陸就讀北京大學。如果仍是在「羞辱」或「尊嚴」的國族主義打轉，那我們永遠只是追求「現代」的落後者。或許我們可以自以為是知識份子或知識精英，負起社會責任，除了到匪區中國大陸外散播「台灣人」的「文明」價值外，也往東南亞地區、非洲，貢獻自己所學，讓當地人民有和世界上其它角落的人民有平起平坐，共同競爭的機會。同時，你也學習該地區的文明價值，在有尊嚴的互動下，仇恨和對立就會減少。人生而平等，不因種族、膚色、性別而有所差別，有首歌這麼唱著：「不論紅、黃、黑、白種，都是耶穌心寶貝！」佛教也說：「眾生皆有佛性。」每個人或眾生都是平等的，每個人所屬的文明自然也是各具特色也值得我們去學習。

 看了蔡友月的《達悟族的精神失序：現代性、變遷與受苦的社會根源》的報告，我有以下心得。這二、三十年來，蘭嶼達悟人的精神疾病比例增高，而且是台灣人的五倍以上，蔡友月認為這和其歷史社會根源、社會文化處境和生活經驗有關。公共衛生說「健康」也是基於生理、心理和社會三個方面，我想這就是因為蘭嶼人在生理或社會上無法滿足(就像馬斯洛說得生存需求)，而必須離開蘭嶼到外地工作，於是產生了心理上的不健康。   工作機會不多，大概是蘭嶼人向外移民的主要驅力，就像好幾世紀之前，中國東南沿海省份向外移民的動機一樣。唯一不同的是，蘭嶼人不會有大規模的移民，因為蘭嶼人口少(蘭嶼鄉現有總人口三、○九四人，其中男生為一、七二九人，女生為一、三六五人)，就算整個村子都遷出來，還不如整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的學生數。或許是遷移到台灣的蘭嶼人不多，這些蘭嶼人不像其它移民族群，能夠建立網絡互相幫忙。   「一個台灣，兩個世界」是用來說明台灣貧富差距的現象，我想我們也可以用「一個蘭嶼，兩個世界」來說明蘭嶼的房屋情況。民國五十五年，實施「山地現代化」將國宅改建；民國六十三年，拆除傳統屋舍556戶；民國八十三年，每戶補助45萬，全島再度改建家屋，有些家屋仍未完工。現在，你在蘭嶼可以看到傳統家屋、鐵皮屋、未完工的家屋和華麗的住宅。全世界乃至台灣都有這樣貧富差距的問題，不過當範圍一縮小，你很容易察覺到貧富差距的話，相對剝奪感就更明顯了。   因為相對剝奪感，所以原住民可能要藉酒澆愁？或許喝酒可以讓人忘卻煩惱，不過就我這個佛教徒而言，喝酒是會讓人上癮的，而且只是暫時忘卻煩惱，等酒醒之後，問題仍在那邊，這樣只是逃避問題，無法解決問題，有時候可能因此讓問題惡化。佛教徒講「五戒」，其中之一就是「不飲酒」，因為喝酒會麻痺我們的腦袋，內心無法作主就容易犯錯，就容易犯下平常不會作的事。我不願意說「原住民都愛酗酒」，我是以一個對大眾(包括原住民和非原民)喊話的態度，希望大家不要喝酒。   針對蘭嶼人的精神疾病，當地有三股力量在角力，他們分別是達悟傳統文化、基督宗教和現代精神醫學。社會的不健康造成心理的不健康的情況下，蘭嶼人通常選擇部落巫醫或基督教，而政府也以醫療計畫如派精神科醫師探訪等計畫強行介入。容我再提出另一股力量，那就是佛教禪宗的力量，看看能否給予積極的幫助。佛教有三個假設「因緣果報」、「眾生皆有佛性」和「緣起性空」，蘭嶼人之所以生為蘭嶼人甚至有心理上的不健康，這是前輩子的因，這輩子勢必得遭受的果，但只要此生努力，就有辦法再造善的因；況且眾生皆有佛性，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都能夠啟發佛性而成佛；現在蘭嶼人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都是外緣，如果我們的心能夠作主，這些外緣都不會影響我們的內心，是謂「緣起性空」。反求諸己，往自己的內心深處追求，這可以透過禪修，也就是靜坐。「瑜珈」，某個程度而言也是一種訓練自己的心性。心理的問題，就得靠堅強心理來解決。 看看噗友們怎麼說：

 中文是很有意思的文字，特別是遇到「性」這個字的時候。我現在在讀《現代性想像與國境管理的衝突：以外籍配偶移民為研究案例》時，斷句在不同的地方，就會有不同的結果。這文章到底是在講「現代」性想像？還是「現代性」想像？當然你閱讀英文標題Imagined Modernities就知道這文章是說「現代性」，我這不是要說什麼英文比中文好，我想表達的是中文的彈性和高度的可再塑性。(我又不可避免的使用了「性」這個字。)這不是重點，我主要想和大家分享《現代性想像與國境管理的衝突：以外籍配偶移民為研究案例》的閱讀心得：   這文章說了三個大陸人和台灣人結婚的故事，恰恰三個大陸人都是女生，三個台灣人都是男生。這三個大陸人是小粱、梅君和小劉。(《現代性想像與國境管理的衝突：以外籍配偶移民為研究案例》的作者趙彥寧認為大陸配偶是外籍配偶，但我認為應當遵守並尊重憲法，大陸人是大陸配偶。)她們的故事很有意思。   小粱和台灣人結婚之後，婆婆希望小粱生個兒子同時要求小梁從事勞動工作，結果流產了。小粱流產之後，公公在小粱和她的老公面前說要給她老公介紹越南人當老婆。   梅君有一個女兒，但是她卻主動受暴只為取得公民身分，她也有一個女兒，但她的女兒不如她美麗。梅君常常數落她的女兒，甚至對女兒的教育發展不感興趣。主動受暴為了取得公民身分，有沒有女兒的監護權也不是她關心的。   小劉和台灣人結婚之後，與時俱進，非常認真地學習電腦相關事務。她認為人類社會一直進步，她的老公卻在退步。哪天小劉取得中華民國護照後，小劉將可以往來各國，有更好的發展，而不必侷限在台灣人的小家庭之間。   我想「現代性」像「後現代」一樣，都不是很容易講清楚、說明白的東西，唐文明在《何謂現代性？》裡說「現代性謀求與過去的決裂，並將這種決裂作爲自己的起點。現代性企圖表達出『不要成爲過去的奴隸』這樣的意涵，即不要有因襲的負擔不要使過去成爲現在的『承負』，而是要放下包袱，輕裝前進。」   小粱的婆婆和公公希望小粱生個孫子，就是受「傳宗接代」的包袱；我們覺得梅君不像個媽媽，居然可以不顧女兒的教養，也是受「母愛的天職」的包袱；小劉則是勇敢擁抱「現代性」，學習新科技。   我不想說「現代性」是一個相當值得我們追求的事物，不過我們常常受限於舊有的包袱而使得生活變得很無趣。比方說「國家主權」或「民主價值」，這個看來是屬於相當「現代性」的事物，但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包袱。這會不會就是所謂的「後現代」，我常常自稱是個很「後現代」的人，或許也是這種感覺。   我覺得國界的劃分是很沒有必要的舉措，但有時是為了「管理」上的方便，不得不這麼做。這時候「管理」又變成包袱了！那不要「管理」這包袱，讓人們恣意妄為、自由自在不是比較好嗎？可是有人擔心別人會侵害另一個人的權利，所以還是要「管理」。但為什麼會擔心別人侵害另一個人的權利呢？因為相信「人性本惡」嘛！只要相信「人性本善」就不會有這樣的疑慮了！   「慈悲沒有敵人，智慧沒有煩惱」與大家共勉之！

 《偶然生為亞裔人：一位ABC的成長心路》是一本滿有意思的書，光書名就有兩個吸引人的賣點，「亞裔人」和「ABC」。作者是劉柏川(Eric Liu)，曾受邀到白宮擔任柯林頓總統的演講撰稿人，在美國是屬於相當主流的一方，不過他是黃皮膚的人。下面和大家分享讀書心得：   劉柏川說他覺得沒有好好學習華語覺得可惜，不過卻不感到後悔。我想我能體會他的感覺，或許這是我帶著一點點中華兒女的文化繼承者的驕傲去如此詮釋。根據美國國防部報告，阿拉伯語、華語和俄語是世界上最難習得的三種語言，劉柏川生在華人家庭本來有機會好好學習華語的，但是他錯失了最容易學習語言的階段，而後對於華語的學習也是斷斷續續的，以致於到頭來只能說簡單的華語和認得近乎於零的漢字。但他也不感到後悔，和他的爸爸一樣，他可以說很好的英語、滿滿俚語的英語、上得了演講台的英語。   龔宜君老師認為族群彼此的距離，看其族群間「通婚」的情況就可以了解；劉柏川也在最後一章討論了「族群通婚」和「領養小孩」。如果說「結婚」是屬於「傳統」或「現代」的，對於我這個「後現代」的人而言，這是我很難去想像的，我不想結婚，我覺得我會因為結婚而被綁在一個地方，我想自由自在；不過我卻想要教養小孩，而且我想教養黑人、白人或任何明顯看出來這不是我生的小孩，而且憑著中華文化的驕傲，我會要求他講一口流利的華語，飽讀四書五經。如何讓他潛移默化也不覺得是我強迫他學習華語，我可能得參考劉柏川的爸爸的教育方式；我想我的家庭大概也是如此(我指得是放任自由的管教)，老爸和他的朋友說「閩南語」(他會說那是台語)，但和我交談是則會遷就我，跟我說「華語」，但老爸和我的朋友說話時，則會先用「閩南語」試探，再決定使用「閩南語」或「華語」。或許為了教養一個把華語講得很好，但外表卻是外國面孔的小孩，我會願意去結婚。   我認為小時候生長的環境對一個人的塑造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好比一條繩子在一個木椿上綁住一隻小象，小象長成大象了，繩子和木椿都是同一個，儘管大象已經有能力去把木椿拔起來，但因為小時候的習慣，也不會去破壞那個木椿和繩子。習慣，或者我們說習性，的改變是很不容易的。劉柏川對比其它亞裔人，因為小時候在學校就自認是屬於主流、白人那一邊，行為、舉行也就符合美國社會的期待，甚至刻意或無意地和華人或亞洲保持距離；而其它我們認知的亞裔人，可能是日本人一群、韓國人一群、印度人一群，這些亞裔人小時候就符合美國社會的預期，也一直在這樣的軌跡下長大。這多多少少說明了家庭的教養和個人的選擇對一個人人生的影響。   在語言學習時，如果我們擁有同窗情誼(club member)，即我們自己認為自己是怎麼樣的人我們的說話的方式就會像他(we "talk like the people we perceive ourselves to be.")。(Stephen D Krashen)劉柏川和美國主流的人混在一起，也認為自己就是美國主流的人，說起話來就是一個美國主流的人。當然，偶爾還是有些「傳統」的美國人認為這個亞裔人憑什麼對美國人說三道四。我們應該創造一個讓台灣新移民的小孩也認知他們就是台灣未來的主人翁的環境，這些「新台灣之子」就是中華民國國民，中華民國這個「民族國家」就可以無痛轉移成「移民國家」了！ 我想我自己也是擁有這樣的同窗情誼於泰國，所以我覺得我說起話來像泰國人，而我自以為說得一口道地的泰語，也是讓我持續學習泰語的動機。如果鄙視一個你正在學習的語言，例如覺得學習越南語或印尼語那種蠻夷語後沒有用，那自然也學不好這些語言，英語、日語也是如此。相信自己可以學習好語言，那就會好好學習該語言，並專精於其中。和大家分享我在泰國的同窗情誼，它正是支撐我持續學好泰語的重要因素。我在那邊的中國城打工、像泰國大學生上夜店、參加宴會、扮女裝，不可否認會有觀光客的凝視，但我跟著這些同窗一起凝視，我的罪惡感會比較低。哈哈哈… 

「移民」是一種全球變遷的結果，也是一股改變移出國(社會)和移入國(社會)的強大力量。它最明顯能被感受到的就是經濟層面上的影響，但社會關係、文化、國族政治和國際關係也深受其影響。Stephen Castles總結全球化和移民之間有九個矛盾的地方，九個矛盾的地方包括：納入與排除、市場與國家、財富與貧窮、網絡與個人、全球與在地、經濟與環境、現代與後現代、國家公民與世界公民、向下全球化與向上全球化。這一篇包括：納入與排除、市場與國家。   在現在經濟秩序下，擁有「適合」(fit)整合入全球市場的勞工、資本、文化產品就會被納入，而那些「不適合」的則會被排，即使只是最基本的人權，例如工作權或食物安全。移民的動機是複雜且多層次的，不過可以知道的是，目前不斷在增加的經濟移民和難民多是女性。不論多麼困難，移民、勞工或政府在移入國會再一次家庭團聚、落腳、甚至形成新的族群。移入國也因為重塑國家經濟、將城市轉型，並重新檢視其社會和文化價值。當然移民在經濟弱勢或歧視下，也可能感到被排除。   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曾經為八個國家之間創造一個開放的市場努力，這樣的努力可以說是試圖解決國家和市場之間的矛盾，或許這對較發達工業國家是容易實現。然而，在許多作為移出國的地方，國家進行了教育投資，教育出許多技術人員，移民出去了，就是我們說的人力外流(brain drain)，我想中國大陸和印度都面臨這樣的問題。同時，移入國大開國門歡迎技術移民。倘若政府開始管制移民，人力仲介、人力販賣的市變萌芽，這當然有合法和非法的。如果政府只歡迎資本、商品、創新的流動，卻對人員的流動加以限制，這樣的政府是不太可能成功的。   許多亞洲或非洲的人們大概註定貧窮了，這些人的收入很少，這導因於方方面的匱乏，包括教育機會、衛生條件甚至人均壽命。結果是，某些國家整個被排除在全球秩序之外。此外女性、族群或種族少數、原住民或青少年都會因此經歷歧視或感覺弱勢。

 「移民」是一種全球變遷的結果，也是一股改變移出國(社會)和移入國(社會)的強大力量。它最明顯能被感受到的就是經濟層面上的影響，但社會關係、文化、國族政治和國際關係也深受其影響。Stephen Castles總結全球化和移民之間有九個矛盾的地方，九個矛盾的地方包括：納入與排除、市場與國家、財富與貧窮、網絡與個人、全球與在地、經濟與環境、現代與後現代、國家公民與世界公民、向下全球化與向上全球化。這一篇包括：現代與後現代、國家公民與世界公民、向下全球化與向上全球化。 所謂「現代」是立基於啟蒙運動之後，一個往良善社會發展的論述；「後現代」則是有政治、文化和認同等方方面面的組成。如果我們要形容全球化的話，它大概是結合「現代」的經濟，而「後現代」的政治碎片。以歐盟為例，對於那些屬於歐盟的國家的移民，彼此在歐盟會員國內移動大約有五百萬人，歐盟對這些移民照顧倍致，但是來自非歐盟國家的外來移民約有一千萬人，歐盟對這些人卻少有著墨。   民主社會的公民身份只在少數國家實現，而且通常也是有些限制的，但這可以作為啟發世界上大多數人的目標。我們需要一個世界公民的模式，這是能夠打破歸屬和領土的藩蘺認同：人們需要擁有作為人的人權，而不需要國家。這建立在多文化，並意識到族群多樣性和多重認同。同時，多元文化論還能保障當地多樣性不被全球文化產業給壓平。超國家(supra-national)的組織必須被強化，如此才能制止過度的市場化，並處理社會排除、貧窮和環境惡化。   通常我們認知的全球化的過程是由上而下的，但我們期待有一個由下而上的全球化過程，如此就可以創造一個更平等的社會。Alejandro Portes的《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unities》有一些啟發的故事，我們期待有越來越多這樣例子，而成為普遍的現象。   討論全球化而不討論移民是利益既得者的作為，討論移民而不討論全球化則是畫地自限，有偏頗之嫌。我認為將全球化和移民一起討論是很重要的。此外，我認為在打工渡假(working holiday)裡，老人也是屬於被排除的族群。大多數的打工渡假都有年齡的限制，而老人由於不適合被整合入全球經濟市場內，所以就被排除在打工渡假之外。然而，有錢的老人可以在退休後移民到其它國家，沒有錢的老人卻無法移民到其它國家。這是一種歧視老人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