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華人、社會與文化

 菲律賓和馬來西亞與印尼的發展則不太一樣，從鴉片戰爭之後，大量來自中國移民湧入菲律賓，這些都是受西班牙人農業勞動力需求而招募來的。而這些較晚到的新移民，很快地就取代了那些曾經屬於華人混血麥士蒂索人(Mestizos)的經貿角色。   到了一九三○年代初期這些新客(Totok)幾乎握有了75巴仙的零售業和稻米貿易，這也無怪乎後來引起了「零售貿易國有化」的立法，所有「外來者」都不能從事零售業，而且陸續幾年都被歸究為造成經濟蕭條的主角。不過華人還是能找到出路，這些商人轉向海外投資、批發或手工業。華人在菲律賓出生或歸化都比較容易取得公民身份，這有賴於馬可仕(Marcos)的同化政策，儘管菲律賓的華人人口比例佔菲律賓人口不多，大概和印尼差不多。   華人在泰國也遭受到官方反華的壓力，不過這是在不同脈絡下的，畢竟泰國沒有遭受過西方殖民政權，它的統治精英和階層公民都未受到殖民的壓迫或羞辱。拉瑪六世(Rama VI)和一些政治精英在十九世紀晚期就到海外求學，他們學習了歐洲的「國族主義」和「種族意識型態」。這些政治精英，特別是軍人，看到華人和中國發生的革命有關聯，也擔心華人會成為威脅泰國政權的潛在力量。   然而，上階層政治精英或國家的「反華」並未影響人民對華人的好客。事實上，在泰國的華人也不曾取得優於泰國土著的地位，相反的，泰國人長久以來是統治階層，華人精英偶有為了政權服務，這只是泰國土著給華人的犒賞。「種族」或「文化」始終不是能不能被泰國政權接受的標準，「效忠暹邏政體」和「皇室」才是關鍵。華人的勢力有三度讓泰國土感到受威脅，一次是1911年，反清的革命；一次是中國共產黨崛起；還有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和經濟大恐慌之間，大批的華人移民迅速湧入泰國。

 資本主義的發展或許無法促進平等的公民身分，也就是其不一定能夠造就普同公民權。即便在歐美民主國家，公民和公民團體之間仍因為種族、族群或性別等不同因素，而有差別待遇。當然，非民主國家歧視性的差別待遇更嚴重。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後，逐漸邁向資本主義，但這沒有為中國大陸廣大人民帶來更平等的公民身分，反而加劇了不平等。   沿海改革較早的地區，吸引了大量海內外資本和內陸低度開發地區的農民工。投資者在這個地方另外較低廉的勞動力進行生產並獲利，農民工在這個地方混口飯吃。海外資本家和中國大陸本土資本家相較，中國大陸當局對外資管束較多、較嚴格，於是對於勞工福利的要求也較高，農民工在外資企業工作可以有較好的待遇。   中國大陸之大，足可分成好幾個國家了！在這樣大面積的國土上，人民的徙遷是不自由的，「鄉村居民」和「城鎮居民」的兩元戶籍體制使鄉村居民就算在城鎮工作，也無法享有城鎮的福利。好像國中有國一樣，各省市政府雖有中央居中協調，但畢竟不是自己的居民，所以也懶得花心思理他。而且這樣的二元戶籍制，使資本家和移居地政府不受法令限制和責任歸屬，能將勞動力再生產成本轉嫁到農民工原籍地和原生家庭。   這些農民工相當可憐，如果你看過《人在囧途》或文茜的世界週報導「春運」的情況(文茜說這是地表上有史以來最大的人口遷徒活動)，你就可以想像這些農民的人數之多，旅途之漫長、之危險。中華民國對大陸地區的「二元戶籍體制」鞭長莫及，不過我們可以讓台灣地區開放大陸農民工，讓大陸勞工知道祖國的用心。一來，這些大陸農民工和我們有語言和文化的親近性，降低企業成本；二來，大陸農民工可以有較好的待遇；三來，使企業在能夠不引進外勞的情況下根留台灣；四來，使大陸勞工心向中華民國祖國。然而，若中國大陸當局若不同意這些農民工輸出，正如禁止數名維權人士出境一樣，那也就只是台灣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不過若有任何國家或地方，願意接受中國大陸的農民工作為外勞引進的話，這將能促進中國大陸勞工融入世界經濟。   下面分享《人在囧途》的影片，我從杭州搭和諧號到上海的時候，隔壁有個大叔正在看這部電影，我也跟著看，滿好看的。可惜看到一半，他的筆電沒電了！嘖嘖嘖…實在掃興。  

 華人的適應能力在太平洋戰爭的時候開始受到考驗，那時候的歷史條件變動之快是我們難以想像的。對華人的利基也在這時候出現，從手工業、小販到小商店、貿易，甚至還有大享。殖民者和當時的政權都相當依賴華人協助以管理財政系統和建設城市。   日本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就佔據台灣，接著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藉西方殖民者先前的建設開始擴展其在東南亞的貿易活動。日本的企業往東南亞尋求市場和原料，例如橡膠和鐵。起初，在一九二○年代，沒有任何意識型態或取代西方的政治意圖，一開始只是經濟取向。由於日本的勞力成本和分配網絡，開始威脅由西方主導的東南亞市場。英國和荷蘭開始想要制裁日本，於是日本就喊出了「反西方」和「泛亞洲主義」的口號，這也成了日本南進(nanshin)政策的論調。日本還有一個「小分配中心」，它用來把日本的貨品帶到當地，這個依賴了海外華人的網絡來達到分配。   在襲捲了馬來亞、新加坡後，日本開始對當地建立政治和經濟控制。華人在日本的控制下，還是可以繼續作生意，只是他們被要求去對公基金付出大筆的資金。不滿這樣的對待，陳嘉庚(Tan Kah-Kee)由於領導抗日運動，而被迫逃命；還有些人組成游擊隊，叫馬來亞人民反日軍隊，到處引起暴動。   為了維持經濟利益，日本人贊助土著和華商組成合作社(kumiai)，伴隨著較高階級的印尼人，華人也成為經濟的經營者。這和後來印尼獨立之後的「阿里峇峇」(Ali-Baba)的安排一樣，華人經營企業，印尼人則提供政治蔽護。新進的華人移民也是有機會的，相較於較早移民的土生華人，新進的華人可以和日本人用漢字溝通，這是另一個利基。

什麼是「假結婚、真賣淫」？結婚就是兩個人訂契約，既然是兩個訂契約，只要兩個人說是真的就是真的，哪來的假結婚？好像傅柯說的，文化或知識的強權架構了我們對世界的認識，當媒體一直講「假結婚、真賣淫」，我們也就忘記結婚是兩個人的事，就算去賣淫或偷搶拐騙，只要兩情相悅，兩個人在一起仍是夫妻。 性被運作的機制是「關注的是身體的感觀經驗、快感的品質以及感觀印象的本質」，但十九世紀的精神醫學標籤了一系列的奇性性癖好，包括同性戀、戀童癖、窺淫癖…等，在這樣的知識建構下，又有了好性(異性戀、一夫一妻、生殖、私領域、不涉金錢交易的性)和壞性(同性戀、非婚關係、非關生殖、公領域、涉金錢交易的性)。已經結婚的外籍配偶或大陸配偶，因為和「壞性」的連結，我們也給予了「假結婚」的標籤。現代國家則藉由國境的管理，加強這樣的知識建構。 每個人對「大陸妹」有不一樣的看法。有人將大陸妹當同胞，認為這些大陸妹都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若來台灣賣淫是被欺負、被誘騙，因為這是自己人欺負自己人，這時候人蛇集團是眾失之的；有人認為大陸妹是來台撈金，這就和之「壞性」又連結上了。 國家在第一線國境管理者和就業服務站的主任對「大陸妹」都有不一樣的態度。國境管理者認為他們在幫那些取「大陸妹」的老勞民把關，使「大陸妹」可以符合「好性」並幫助夫家的角色；就業服務站的主任則認為「大陸妹」可能搶走本地勞工的工作機會，這不符合國家保障國內就業的價值觀。 在我看來，既然「結婚」是一個社會接受的契約，在兩個人同意的情況下被屢行，過多地檢查都是不符合人性的。如果我要和大陸的間諜結婚，國家安全和個人自由就會產生衝突了；然而，我要和大陸的性工作者結婚，方方面面如道德等的批評隨之而來，但在不影響國家安全的前提下，國家對於這樣的婚姻限制是沒有合理性的，就算我要和小偷、強盜、殺人魔結婚也是我的個人自由，更何況只是「可能」的性工作者。 看看噗友們怎麼說：

 本土化(Localization)指的是成長和被社會化於在地場景的過程，因此這會有本土意識並受當地政治和社會結構力量影響，影響的包括種族和文化的認同。從服裝、食物和語言來看，華人在吉蘭丹(Kelantan)，一個泰馬相結連的地方，就深受馬來人和泰國人的影響。峇峇也是如此，儘管有大量華人從中國湧入，峇峇的本土化地程度仍很高，他們和馬來女子通婚，並習得馬來語，同時保留傳統中國習俗，許多傳統的潮洲婚禮儀式還能在峇峇身上看到，而且他們引以為豪。   峇峇，相較於其它東南亞華人，是比較本土化的華人，在未有政治力介入之前，這一直是在一個多文化互重的脈絡下形成的。但當「國語」和「國家教育」開始推行時。一開始所有用英語上課的學校通通改為以馬來語上課，這使得華人學生的英語變得不那麼流利，也開始說馬來語。人們第一次見面時，也不再說英語或華語，而改以用馬來語為主要語言。有些受華語教育的學生認為那些不會讀寫華語的華人不算是華人，華人仍是很重要的類別，但受馬來語教育的華人將成為新的類別，而且越來越重要。同時，那些說英語的華人也持續存在。   從馬來西亞的例子來看，華人的認同是相當複雜的，這表現在文化和種族上。在東南亞各個國家裡，對各個種族華人而言，種族上或文化上的認同都融合了在地的經驗。在印尼，禁止華語出版品和關閉華文學校也影響著當地華人的認同。在這樣由政府主道的同化政策下，有些華人同化成穆斯林了，但有更多華人認為不是受到外力的影響才是自然的發展與同化。   在無法理直氣壯地說出自己的華人認同時，這些華人在文化表達時就顯得特別小心。馬來西亞政府曾經批評中國的「舞獅」是沒有馬來風的，馬來人應該要「舞虎」。這反倒引起來華人的反彈，更加深了「舞獅」在馬來西亞的普及。物極必反大概就是這個道理。   在冷戰期間，這些東南亞華人被視為共產黨的同情者，而且是指在東南亞進行破壞，與中國共產黨裡應外合，不擇手段意圖顛覆、破壞國家團結的團體(fifth column)。這樣的質疑對華人效忠其居住國的國家是很不容易的，但華人為什麼仍能同成到可以被接受，而且與當地整合呢？文化大融爐(melting pot)曾經是很紅的說法，但現在我們講文化多化論(cultural pluralism)。   儘管有中國威脅論或華人威脅論這樣的論調，但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逐漸強大，華人認同卻是可以作為從中國獲利的重要資本。大部分國家投資或觀光中國大陸的華人，通常是因為經濟上或文化上的誘因，甚少被認為是因為政治上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支持。比較是在全球化的脈絡下，商人競逐中國大陸這個大市場。一般外國人，如美國人、日本人投資中國大陸，就當一般外資；但種族華人在投資中國大陸時，他們的政治傾向、忠誠度和外國的公民身份就會受到檢視。   投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不代表就是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即便東南亞華人在後冷戰時期也應該只是被視為華人家庭或和華人有親屬關係的，而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無關。「大中國」或「中華經濟圈」是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和台灣人想要將東南亞華人也包括進來的用語；許多東南亞的學者覺得不舒服。   世界上的華人大概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人權議題上惡明昭彰，但隨著中華文明、城市化的進展，各地華人漸逐認同「作為一個華人」，但和「中國這個國家」無關。這些華人在歷史上、文化上和中國的關連必須從政治上切割。某個程度來講，種族華人的行為比較像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嚮往中東那個伊斯蘭文明，特別是阿拉伯。

 美國、澳洲或其它國家都有許多義大利人，但這些義大利人不會被稱為「海外義大利人」，同時他們對居住國(即美國、澳洲或其它國家)的忠誠是不容置疑的。然而華人卻面臨這樣的問題。曾經有人提出中國威脅論(China threat theory)，接著演變成華人威脅論(Chinese threat theory)，在樣的政治氛圍下，這些種族上的華人(ethnic chinese)是感到很不自在的。   人類學對於種族和認同以下了解：一、它是和文化有關的；二、人們可以有多重認同，這是不互斥的。例如，馬來西亞的峇峇認為峇峇是個方言族群(是潮洲人也是廣東人)，也是華裔馬來人。對許多華人而言，作為一個華人指得是生於華人家庭並且社會化成華人。在不同的環境、社會和政治氛圍下，種族華人也有多元的文化認同，這些種族華人對當地的認同是不能被忽略的，而且《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Identities in a Changing Global Context》作者陳志明(Tan Chee Beng)，認為世界上也未形成華人社群。   歐洲殖民時期，華人一直居於少數中間人的位置，國家獨立之後，土著菁英得到權力，當地華人也必需改變以適應新環境。陳禎祿(Tan Cheng Lock)在當時就領導了政黨向當權者爭取華人取得馬來西亞公民身份。對峇峇而言，國家自殖民者獨立，只是政治上的忠誠度由殖民政府轉換到一個新的當地政府罷了！甚至有華人作家寫作鼓吹愛國(馬來西亞)思想，儘管有些人仍堅持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隨著時間過去這些人也都死了或回到中國了。   在現代，大部份的華人在東南亞都是擁有其居住國的公民身分了，但印尼的種族華人在申請印尼公民身份時仍有許多官僚瑣碎的細節。這些華人都是已經有高度本土化的經驗，但本土化並不使這些人減少政治上「中華民族」的表態。在印尼，這些華人被叫Orang Tionghua，而不是Orang China，這多多少少體現了他們是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而不是對中國政治的認同。馬來西亞也有類似的情況，不過當他們說某個人是Cina時，這通常是在笑這個人不夠本地化。我想這是有點像在台灣，會有人取笑你不會說閩南語是外省人的感覺是一樣的。   「華僑」一詞對那些東南亞已經取得其居住國公民身分的華人而言已經不再適用了。中國大陸的學者目前用「海外華人」來指稱那些種族華人。  

 世界上並沒有一個全球性的華人組織，這個對中華文明的認同是一個很有用的交流平台，但這也還得有語言支持才行。通常各國華人的華語程度是參差不齊的。在跨國交流時，說英語的華人和只說華語的華人碰到一塊兒，他們的共同認同就僅止於中華文明而已；但若兩個人都能說華語，就能對中華文明或華語有更直接的交流。區分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是很重要的，區分國族認同和建立在文明種族的跨國網絡也是同等重要。   自從冷戰結束之後，中國的華人和種族華人才開始有較頻繁的接觸。這可能是透過世界會議的召開，以「交流」為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希望吸引種族華人往中國大陸投資，確實這些種族華人也在中國大陸的發展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文化上、經濟上、宗教上的宗教逐漸展開。   對於種族和華人種族在東南亞，我們可以有三個層次的認識：一、族群認同是多層次，也可以是複合的多重認同；二、在地生活經驗會形塑族群認同，這就是所謂的「本土化」；三、近代的族群認同常常和現居國連結。   反觀台灣的例子，中華民國曾經在台灣推行國語，有人說當時若說閩南語就得被罰錢，正如印尼的華人在國家的力量下，關了華文學校和華文出版品一樣，這樣就是一個不自然的發展。不過，若當時沒有這樣的外力介入，或許國家就沒有一個共同的語，外省人有各自的方言，原住民講南島語，早期的漢人移民講閩南語或客家語，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就會發生如「二二八事件」的情事，這也是華人移民史中常常有方言族群械鬥的原因，主要就是因為語言不通嘛！站在國家發展的角度，和諧社會得依靠語言的統一；然而庶民被迫放棄講自己習慣的語言，總是想要反抗。只是台灣人沒有反抗，這樣的怨氣積累到近代，李登輝把「本土化」和「台灣國」連結在一起，陳水扁也跟著藉題發揮，試圖把所以講閩南語的人都吸引過來，並以外省人作為打倒的對象，「去中國化」之類的活動應孕而生。   事實上，人們都知道經濟上、文化上、政治上或其它層面的認同是可以多重且不一樣的。若試圖以其它層面的認同來影響大多數人以獲得政治上的利益，這樣的人始終會被選民唾棄的。龍應台曾說：「中國的文化是我的祖國，但目前這種政權所統治的中國絕對不是我的祖國。」正是這樣的道理。  看看噗友們怎麼說：  

東南亞的企業創業大概可以有三個解釋的面向：一是華人在東南亞的社會組織不同於在中國的社會組織，二是社會和文化因素影響管理方式，三是儒家思想。這三個面相都不脫其文化。下面分享《Diaspora, Economy and Ethnicity: Social Networks,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Market Cultures amongst Southeast Asian Chinese》的閱讀心得： 自鴉片戰爭之後，透過西方殖民者，來自中國的華人移民更大量且容易地往東南亞地區移動，包括農耕生產和城市貿易都可以看到華人的身影。大部分都是契約勞工，希望還了債之後回到中國，然而大多事與願違，因為攢的錢不，或者已經習慣了東南亞的生活，不然就是家鄉也沒啥值得留戀。相反的，留在東南亞有機會致富。總結而言，有五個契機使這些海外華人發展了創業的技能： 一、方言組織、協會和家庭結構；二、文化上，對金錢和經濟關係的態度；三、特殊的管理實踐四、宗教和宇宙觀，特別是儒家思想五、政治環境 從社會這個面向來看，社會組織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這通常是基於方言、協會或親屬關係組成的。往東南亞移民的華人大多來自福建和廣東省，這裡包括福建、潮洲、廣東、客家、海南等方言群。這些移民得先找到經濟上利基，因為當時有大量的人口成長，於是小生意、工廠、交通運輸等事業就可以開展；原鄉的謀生計能也可以在此發揮，如工匠、農夫、建築或貿易都是創業的根據。無疑地，一但有利基可以發揮之後，華人會帶自己的親戚或同鄉(講相同方言)的人過來一起作生意，即便在招募時，也是找相同方言的人。移民漸增，事業開展，後來也產生華人學校或華文報紙，這通常是由那些教授或政治難民建立的。 回到社會組織來說，這些人都有以擬親屬(mock-kinship, quasi-kinship)關係而集合在一起的，這可能是秘密結社、同姓、同方言和同鄉；也有因為職業、休閒、文化和宗教而結合在一起。這些組織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幫助移民渡過難關，即使在沒有真正的親屬關係下，還是有人可以幫你辦告別式、埋葬你，也可以創造一個作生意的網絡。

直到男女性別比率穩定之後，真正的親屬關係建立了，另一類小家庭企業也開展了。樓下作生意，樓上自己住的住商混合的形式可以在東南亞許多小鎮看到。這時候，既可以作一直增加的華人社群的生意，也可以作為當地土著和歐洲殖民者的中介者，協調生產端和消費端。另外，還把多餘的錢拿去借給其它人，也就是放款，最後還能進化成銀行。 由於是小家庭企業，所以也有自我剝削的情況產生，反正都是自己的事業，例如彈性工時和自願加班就常常發生，同時過著最簡單的生活。這樣的原則如何被實踐呢？ 一、這些華人創業家通常主導著特定產業或商業活動地區。二、幾乎和當地土著沒有任何交集。三、可以適應當地政治環境；同時建立和外國公司的連結。 宗教和政治也是兩個可能影響華人創業家的因素。華人的宗教大多數是大乘佛教、導教、儒教、靈媒和祖生祭祀，注重命運，而且相信宗教可以幫助改變。而最主要讓人討論的就是儒家思想，許多儒家思想的社會都有高度的經濟發展，如新加坡、香港、台灣和南韓，甚至日本，儒家思想使華人建立了社會關係。新加坡、香港、台灣和南韓，甚至日本和其它東南亞地區都有儒家思想，為什麼東南亞地區發展較慢呢？我認為和國家的力量有關。 此外，在政治環境下，華人(除了新加坡)在當地社會都不是最多數，甚至有如馬來西亞的新經濟政策(NEP)，華人仍能在不同政治環境生存下來。透過發展其它事業、與當地人通婚、政治利益交換或者就遠離政治。不論如此，華人仍能有效地追求經濟利益，他就能生存。在《國家、資本與性別：越南台商的多妻家庭形構》就說華人透過與越南當地女子通婚，以當地女子作為人頭開立中小企業，正可以作為這一段文字的最佳註解。 馬斯洛說人要先滿足生理需求後，才進行其它較高的如精神上、文化上等自我實現；但文化又同時影響著每個人的行為模式。文化和經濟活動，究竟孰是因？孰是果？誰影響誰？我想是相當複雜的。

 我們常常聽到「包二奶」，但卻常常只是透過媒體來認識「包二奶」，譚少薇的《女性的想像與現實：中港跨境一夫多妻關係》，從女性的角度來討論「包二奶」，並且有香港女性和中國大陸女性兩組作為對照，下面和大家分享其研究和心得：   大陸和香港兩地往返的流動人員中，有78巴仙都是男性，這顯然和社會上男女分工和男女流動性規範有關，這可能是因為不同的性別有不同的家庭責任，所以權力上就有所差異。當我們用「包二奶」一詞時，其實是將女性物化，忽略了女性作為人的主體性。   「包二奶」指的是男性與合法妻子以外的女子在異地建立固定的關係，男生提供經濟上的供給，女生則提供性和伴侶關係、家務勞動等。儘管這樣的現象，在男性和女性的所在地大多不合法，但在兩地擁有妻子，卻是男性社會地位的象徵。以香港和大陸來說，這就是兩地的經濟差距造成「包二奶」的現象。然而，從香港女性和大陸女性來看包二奶卻有更多不一樣的觀點。   香港女性認為「包二奶」行為是一段長期而有固定對象的婚外情，而且二奶們會主動誘惑男性。這些香港女性認為男人是下半身思考的動常，容易被年輕漂亮的二奶吸引；同時，同儕的影響加上二奶主動引誘，「包二奶」的行為是勢必發生的。香港「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由來以久，所以男性的成就在家戶外，女性的成就在家戶之中。而家戶或家庭的維繫都圍繞著丈夫，所以一但與丈夫的感情基礎崩裂了，女性也只能選擇離開而已。   中國大陸女性看「包二奶」則較多元。有人說太太的功能是為了符合社會的期待，而二奶則是滿足男人自己的需要；也有人說二奶多是貧窮地方來的，因為被包養而富有了之後，就開始消費、休閒了，物質方面提高了，這是人向上流動的正常行為；不過也有人認為被包養是無法和父母親交待的，道德上是不被允許的。   實際上，被「包」人又怎麼看「包二奶」呢？我們總以為二奶是住男方買的房子，但也有許多是男女雙方合資租用或住公司宿舍及親戚家的。而且，我們總以為男方是比較有錢的一方，但也有二奶是幫男方還債，在物質上為男方付出的。不過，很多二奶並不知道男方另有家庭，而男方也多用老婆、女朋友或朋友稱呼，只有少數會用二奶自稱。通常這些二奶們的家人是不知道自己女兒二奶的身份。   媒體在妻子、二奶和丈夫三者之間的報導是給予不一樣的道德批判的。對於妻子，她既是受害者，又是問題根源(因為她結婚後不打扮，讓丈夫移情別戀)；對於二奶，則是被物化和妖魔化的對象；對丈夫，則特別寬容，反正只是「逢場作戲」而已。這樣的報導其實鞏了父權意識和制度，延續了對女性權利的壓抑。   由於流動人員有78巴仙都是男性，所以「包二奶」的情況也就較容易被發現。或許也有「包小子」的現象，只是這未被披露或以同樣檢視「包二奶」的道德標準來檢視；同時因為數量較少，所以一但有相關情事，我想應該會是被當成像「同性戀開吸毒轟趴」等零星、突發、探奇的新聞報導而已。或許當「包小子」的現象也如「包二奶」一樣普遍的時候，性別的平等也就能真正地被落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