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華人、社會與文化

 從一九○○年開始，在多次起義失則後，參加革命行動的革命黨人開始以新加坡作為逃亡的目的地。除了這是一個安全的避難地之外，這些志士更想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推動中國的革命事業。當地的同盟會領袖為這些志士安頓處所，許多人被介紹到農場或橡膠園坵工作謀生。同時，受到越南法國殖民政府驅逐，孫中山也讓這些革命黨志士往新加坡安置。   對於中國革命運動的財力募集是相當困難的，原因包括：一、革命活動是非法的；二、革命活動的方式很多，軍事、報紙、庇護等；三、而匯款的方式也很多，直接拿給孫中山或其它領袖，難以紀錄，也無專責機構負責；四、只能革命後的回憶，數字常常不準確。在《國父全書》裡「一九○九年孫中山致吳敬恆函」中，起義所需軍火費用是二十萬，其中十萬來自東南亞華僑。這十萬元由東南亞華僑所捐助的港幣中，馬來亞華僑有一萬，其餘荷屬東印度華僑有三萬，法屬越南和泰國華僑共六萬。   武昌起義爆發之後，捐款數量更大為增加，總計辛亥武昌越義發動後，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匯款支援的總數為港幣八十七萬多元。武昌革命之後，華南各省包括長江沿岸和沿海的重要城市都建立了革命的獨立政府。值政權過渡時期，極須款項支應，東南亞華僑又在這時給予叻幣三萬五千三百九十元，城革命黨人也匯寄了叻幣二萬元。財政穩定下來之後，既能維持各省內的法律和秩序，還能抽派軍隊北伐。這無不都是海外華僑的財力支援。   「華僑為革命之母」一開始或許是孫中山找上東南亞，找上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但當地華僑被喚起的「國族救贖」才是使這些起義行動和金錢支助源源不絕的動力。我們知道推翻「滿」清是以「漢」民族主義為號召，但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後，「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才是中華民國實現多元文化、多族共治的具體實現。讓我再延伸「五族共和」，中華民國的民族不只五個，光唸得出來的至少就有「漢」「滿」「蒙」「回」「藏」「苗」「瑤」，這就超過五個了，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有台灣原住民至少九族，以及過去歐洲、日本殖民者的後裔和現在來自東南亞地區的新移民，我認為「五族」是具包容性的，所有民族都可以納入中華民族，造就中華文化的多元和豐富。 看看噗友怎麼說：

 領土國族主義是現在世界上唯一能夠讓各國當局所接受的形式，然而對領土外則會以種族或文化等社群的訴求，來尋求符合其需求和利益的論述。中國這個悲情的國家，在1900年到1911年間有三個團體在國族主義這樣的論述下角力，他們分別為清廷、康有為領導的行憲改革派和孫中山領導的共和革命派。《Nationalists Among Transnationals: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Idea of China, 1900-1911》則揭示了這三個團體如何動員海外華人。   「華人」這個概念一直都沒有很清楚的定義，不只是因為其自身有多重和模糊的認同，而且這段期間又是中國快速變動的時間，更增加了其不定性。離散於各地的華人組成社群是有跡可循的，通常是語言、姓氏或著階層，而一個人也可能同時分屬多個社群。同時，華人和當地土著或歐洲殖民者又有更明顯的區分，因為這是種族和勞動力上的區隔，華人和非華人的界線是相對明顯而容易被加強的。在這些團體中，家庭的功能和與當地的連結是華人生活的重心，而對於居住國的政治當局則維持彈性。   東南亞的華人和中國連結的模式大致上有「華商」和「華僑」兩種。華商模式多峇峇和新客，其是相對開放的團體，通常比較有錢、具影響性；華僑則透過教育宣傳被動員整合入具華人忠誠，而屬於中國。   清廷是用一種帝國國族主義，以文化為訴求進行動員，「強兵富國」就是當時號召的口號。早期清朝將海外華人和反清復明及秘密社會給連結在一起，這些人就移出去了，就是失去作為中國人的資格了。隨著現代國家的世界體系意識高漲，這樣的論述也逐漸轉變。除了取消海禁政策之外，也開始在東南亞和美國設領事館。華僑在這樣的氛圍下，既能提供財政上的支持，還能提供造船或軍備上的技術。華僑還被賦予去投資採礦和鐵路的特權，如些可以避免外國人壟斷這些建設。清廷也開始賣官，許多華僑會購買，因為這可以帶來名聲。   買官的不只是有錢商人，一般人也買官。買官的風潮開始在東南亞華人社群中漫延，儒家思想模式亦然。這對長期缺乏中華文化薰陶，長期只有伊斯蘭和基督教文化的海外華人而言相當吸引人。儒家文化於是被引進到東南亞華人上層社會，成為另一種紳士的模範。不只是清廷用「儒家文化」吸引東南亞華人，改革派和革命派的支持者，也都相當偏好這樣的儒家紳士形象。   當然，在東南亞地區的土著可能會接受儒家文化，不過更有可能的是它加深了華人和當地人的鴻溝，其使華人文化因為儒家思想更像一個外來文化而顯得格格不入。由於當時殖民政權這樣的政治力和社會連結，使當地社群把這些華人、華商推出當地社群，造成種族的界線。不過，總的來講，在晚清末年，中國文明對當地的華人，特別正商人社群內，是相當具吸引力的。 看看噗友怎麼說：

 由於日本的佔領，馬來西亞有一股反日的游擊勢力，這是在英國官員提供武裝，由被禁的馬來西亞共產黨領導，這大部分由華人組成。後來，從反日轉向反帝國，馬來西亞開始考量獨立出來。   結果，那些受英文教育的馬來人和華人同意所有族群都有平等的政治公民權利，而「國族」文化(語言和宗教)以馬來文化為主，當然非馬來人仍可以保留其語言和文化。在馬來西亞獨立的過程中，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各有代表領袖組成聯盟以減輕獨立的陣痛。而這個聯盟輸掉了選舉之後，由一群年輕馬來人取代。以伊斯蘭作為官方宗教，以馬來語作為國語，以伊斯蘭文化作為社會的規範，許多「敏感議題」被禁止討論，群眾的生活形同被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只要由政府支持的中學，通通只能教英語或馬來語，這使得許多華文中學拒絕政府基金而轉為獨立中學或社區支持的組織。   語言和教育常常是一個情緒性的議題。我們可以說馬來西亞現代的華人認同是由來個中國的老師們帶進來的，這些老師的傳統思想都是在五四運動時所奠定下來的。一個來自福建貧窮教師家庭的華人林連玉(Lim Lian Geok)，把中華文化的推廣和馬來西亞國家給連結在一起了，這也使得馬來西亞的華人原先地方分治的現實和政治上統一文化上卻多元的馬來西亞國家忠誠給連結在一起。於是華校的教育，不單單只是文化議，還包括社會結構的議題。   在馬來西亞，關於華人文化的保存一直被政府挑起，包括以華文為媒介的大學發展困境；拒絕將舞師或對華人很重要的農曆新年視為國家文化；還把華人資本的建立者葉亞來廢位…等作為。馬來西亞政府挑起文化異質性的訴求，使華人不再認為他們在馬來西亞有合法的地位，甚至處在一個被排擠在國家之外的邊緣。導火線是馬來西亞政府想動三寶山(這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華人公墓)的主意，埋葬在這個地方的，都是過去有頭有臉、開疆闢土的先驅，這還包括先前被殖民者指定為甲必丹(Kapitans)的屍骨。馬來西亞政府想挖這些地方的土去填海造陸，這引起來華人社群強烈的反彈。由受青雲亭委託管理公墓的人領導，再動員全國華人組織去促使馬來西亞政府取消這樣的計劃。最終，公墓得以保存下來，這也是一次草根組織的成功。我們可以說這國家上是馬來西亞的認同、文化上是華人認同已逐漸形成。   馬來西亞華人的經濟生活是無法免於新經濟政策這個以馬來人為中心的政策給影響的。華人的適應方式一樣去依附那些比較有權力的土著，以「主公制」或「阿里峇峇」來因應。政治上，華人在馬來西亞仍是弱勢，不過由於經濟上的優勢，使華人有機會能夠到經濟或政治最高的決策層級。 更多林連玉的介紹可以見下面影片：

 泰國不像印尼或馬來西亞，沒有受到歐洲殖民經驗，而暹羅統治者從來也沒有將華人放置在高於土著的位置。華人在泰國未建立現代國家之前，一直是被整合到舊有的政治階層裡的。華人文化上的認同的有無，從來就不是暹羅統治者所在意的事。直到「泰」國族的出現，這個具有排他性文化和族群認同的概念，華人才被視為是外來者。   1938年，暹羅正式命名為泰國，但皇室和許多政治、軍事精英都和華人商人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儘管是以「泰」為主的國家，華人還能不受排擠。但仍有如大將軍鑾披汶·頌堪陸(Phibun)這樣擔心中國共產主義滲透而有反華的存在。不過，到了1990年，對於華人認同的接受越來越開放，包括家庭團聚或用華語和中國進行貿易。這些華人在泰國所生下的第二代、第三代，都在泰國學校受教育，說泰語都比說華語來得溜，他們被稱為泰國華人(Sino-Thai)。泰國華人好像「華人心裝在泰人的身體」。朱拉隆功大學的漢學中心也有泰國華裔人贊助，不只是為了和中國的貿易，也為華人社群的歷史文化遺產保存而努力。由於「泰」有足夠的自信心，且長久以來，華人和泰人之間的競爭並不顯著，各自也未佔有任何利基。在泰國的華人就是在涵化的過程中，又保有節儉、勤奮、原則、成功導向的華人特質。而泰國人從來就未遭受過來自華人或其它外國人的羞辱性的對待。對照之下，我們也更容易了解為什麼印尼和馬來西亞有反華的氛圍。   新加坡的華人認同在後殖民時期，一直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1965年，新加坡自馬來西亞獨立出來，華人和馬來人的保守派領導人都擔心受到共產勢力的威脅，特別是那些不會說英語的華人。基本上，新加坡可以是一個連「文化上」都是華人的國家，但結果卻不是如此。原因包括，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PAP)受英式教育，認為和中國的情感連結只有少部分或幾乎沒有；再來是人民行動黨視華文學校為共產主義的溫床；而且，英語是國際性的語言，既可以作生意，還是獲得政府部門工作的技能；最後，就是李光耀擔心過分強調華人文化，有「華人沙文主義」的疑慮，同時也可能引發如印尼的反華風氣，甚至引來鄰近國家的覬睮。原本以華文為教學語言的南洋大，在新加坡獨立之後，以英文教學，後來和新加坡大學合併為新加坡國家大學。創建南洋大學的陳六使(Tan Lark Sye)還被人民行動黨視為「華人沙文主義者」，因為他破壞了新加坡精緻的多種族平衡，也可能招致馬來西亞和印尼這兩個強大的伊斯蘭鄰居制裁。 不過，李光耀仍是相當尊崇中華文化的，特別是它的理想、它的大我無私。在新加坡的「亞洲價值」，其實就是根植於儒家思想的，它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現在的新加坡儘管有四分之三的華人，但其管理方式仍是多種族的，這使新加坡可以支持穩度的發展。

 人類學家吳燕和到暨南大學演講，題目是《Chinese or Non-Chinese? Trans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of the South Seas Diapora》，恭逢其盛，也和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吳燕和是道地的台灣人，南投人，去過新幾內亞、馬來西亞、美國、中國大陸、香港等地進行研究，經歷豐富令人羨慕。吳燕和在新幾內亞遇到個黑人，這個黑人自稱是華人，說得一口廣東話；他也提到美國的「華館」(P.F.Chang's China Bistro)，裡頭沒有一個華人大廚，連菜單都是中不中、西不西的，但它卻是美國最大的連鎖中餐廳。   研究一個族群或民族，不要老在中心，要去邊緣看看。吳燕和向大家介紹了幾本書：一本是《China off center: mapping the margins of the middle kingdom》，一本是《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還有《祖蔭下》。或許我們對於任何族群或民族的認識可以往那些在邊緣的人，特別是那些屬於跨界的弱勢。如何研究起？僅管有這些跨界或無祖國的想像是很「後現代」的，但吳燕和仍認為應該回歸到傳統人類學民族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親密接觸地去了解他們心中的想法。   我想我大部分的時候是「後現代」，特別是面對「現代」的國家。回顧人類的歷史，什麼「國家」、「公民」這些概念是很晚才出現，但人們卻認為這是很重要地、必追求的「現代」。事實上，就算沒有這些東西，我們仍能過得好好。這個新幾內亞的「華人」(外表是黑人)和你我想像的「華人」有很大的不一樣，在新幾內亞甚至有中國國民黨的鳥堅尼支部，比「華人」還要「華人」的特徵，你好意思說他不是華人嗎？自己是什麼人，自己說了算！自己是不是番仔，自己說了算！我說我是番仔，我就是番仔！我要有原民會的補助，我要改原住民的名字，我要原住民保障名額或考試加分，不用來給我考試！(然而，時空背景不一樣，以前說自己是「番仔」會被欺負，現在說自己是「原住民」有福利，考試又能加分。政策制訂還真是不容易！)總而言之，我滿喜歡這個演講的。   吳燕和也算是學長，他是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畢業的，我也在人類學系學習過一年。人類學家的旅遊經歷總是令人嚮往。思念總在分手後開始，總是在離開之後，才會想念原本所在的好。如果我一直留在人類系，我是不是也可以像個人類學家一樣，可以在荒島或少數民族間研究了？唉…

 請問一個國家(nation)是不是只能只有單一個「國族文化」(national)？如果是，那哪一個文化可以作為該國家的國族文化？對於在東南亞佔少數的華人而言，文化上的認同，可能和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認同就會產生不協調了，特別是在經濟優勢和政治弱勢的矛盾之下。   二次大戰之後，印尼的華人開始建立中小企業，這也使得他們越來越城市化，直到荷蘭公司退出之後，華人更佔領大規模貿易領域。華人透過和當地土著商人合作，來規避印尼經濟國族主義者的打壓。於是，一些富有的華人和有權力的印尼建立了利益關係，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Pribumi，又叫阿里巴巴(Ali-Baba)，另外一個就是主公(cukong)，華人創業家開始為政府官方服務，大多是為軍人服務，也就是提供軍火，提供包括日據時的憲兵隊(kempeitai)和印尼共和改革派。   在蘇哈托的「新秩序」時期，後一批的移民由於在社會比方言團體弱勢，於是他們和土著們組成利益聯盟，這主要也是因為這些昀到的移民和那些華人精英沒有任何連結，所以他們才挺而走險地深入土著文化和與其連結。這些移民從印尼改革派軍人領導取得了壟斷的關係，也成了主公體系內很重要的角色。   在印尼的華人有人選擇文化上的同化，有人堅持華人認同，政治上認同，但文化上不同化。印尼人歧視華人後裔，華人組織起來叫Baperki以反抗這樣的歧視。也由於Baperki激烈地反對種族歧視，而且有一段時間被認為和馬來西亞華人協會的路線不一樣，Baperki就和印尼共產黨走得越來越近。   華人對北京的同情也引來軍人對華人的猜忌，這造成了更嚴厲的反華人的立法。在這之前，同化的過程就深深地影響著華人社群，立法後，更要求華人名字必須取得像印尼人，許多土生華人(Peranakans)為了避免麻煩就通通融入了一般大眾了。至於那些新客(Totoks)，仍把孩子送到華文學校，在華文學校被禁之後，也開始快速變成土生華人。對於土生華人和新客的語言壓迫是整個東南亞的趨勢。

 在西方殖民勢力從亞洲退出之後，情勢對東南亞的華人也開始改變。一些新興獨立國家開始反華(anti-Sinitism)的舉措由來以久，下面分享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本地土著對華人態度的轉變。   在印尼的民族運動將華人視為資本家、異教徒、外來者，而且是和那惹人厭的又若人羨的荷蘭的合夥者。許多不識字的人還產生一個「願景」：只要把華人屠殺完了，土地就會回到土著，而荷蘭人也會被驅趨。事實上，荷蘭人的種族政策是剝奪並限制華人在經濟、居住和旅行的權利，基本上是保護土著的利益的。   在印尼獨立之後，華人接收了原先由荷蘭人佔有的利基。印尼通常不叫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和進行南京大屠的日本鬼子一樣，印尼叫「支那」，儘管北京強烈抗議，也改變不了這個輕蔑的稱謂。之所以會有「華人問題」是因為在殖民時期，印尼土著長久遭受羞辱和怨恨。Bumiputra指的是土壤之子；而Pribumi則是那些有特權、自豪但卻受辱且成長在怨恨的人，這些都是土著在殖民時期以及殖民後對自我的認同。   馬來西亞本土對華人的仇恨則自英國殖民就開始。礦產和農耕的管理者偏好引進外來契約勞工，因為這些人比土著便宜、馴服；即便馬來農民也喜歡讓華人當作中間人，因為華人有接觸資本的管道而且比較會議價。馬哈迪(Mahathir)曾著書《The Malay Dilemma》，它曾經被禁止出版，直到馬哈迪當上總理之後，才可以出版。他實行了「固打制」來保障馬來人在就業、教育或資本擁有的比例。   除了印尼只有少於3巴仙的華人，而馬來西亞有約25巴仙的華人之外，印尼和馬來西亞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例如他們都透過立法來削弱經濟上較強勢的少數中間人(華人)；華人都被視為是很厲害的商人；某個程度上來說，都是種族主義者，污名化特定族群；儘管都是伊斯蘭教為主流的社會，但和中東的基本教義派相較，還算是比較兼容並蓄且隨和的。

 菲律賓和馬來西亞與印尼的發展則不太一樣，從鴉片戰爭之後，大量來自中國移民湧入菲律賓，這些都是受西班牙人農業勞動力需求而招募來的。而這些較晚到的新移民，很快地就取代了那些曾經屬於華人混血麥士蒂索人(Mestizos)的經貿角色。   到了一九三○年代初期這些新客(Totok)幾乎握有了75巴仙的零售業和稻米貿易，這也無怪乎後來引起了「零售貿易國有化」的立法，所有「外來者」都不能從事零售業，而且陸續幾年都被歸究為造成經濟蕭條的主角。不過華人還是能找到出路，這些商人轉向海外投資、批發或手工業。華人在菲律賓出生或歸化都比較容易取得公民身份，這有賴於馬可仕(Marcos)的同化政策，儘管菲律賓的華人人口比例佔菲律賓人口不多，大概和印尼差不多。   華人在泰國也遭受到官方反華的壓力，不過這是在不同脈絡下的，畢竟泰國沒有遭受過西方殖民政權，它的統治精英和階層公民都未受到殖民的壓迫或羞辱。拉瑪六世(Rama VI)和一些政治精英在十九世紀晚期就到海外求學，他們學習了歐洲的「國族主義」和「種族意識型態」。這些政治精英，特別是軍人，看到華人和中國發生的革命有關聯，也擔心華人會成為威脅泰國政權的潛在力量。   然而，上階層政治精英或國家的「反華」並未影響人民對華人的好客。事實上，在泰國的華人也不曾取得優於泰國土著的地位，相反的，泰國人長久以來是統治階層，華人精英偶有為了政權服務，這只是泰國土著給華人的犒賞。「種族」或「文化」始終不是能不能被泰國政權接受的標準，「效忠暹邏政體」和「皇室」才是關鍵。華人的勢力有三度讓泰國土感到受威脅，一次是1911年，反清的革命；一次是中國共產黨崛起；還有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和經濟大恐慌之間，大批的華人移民迅速湧入泰國。

 資本主義的發展或許無法促進平等的公民身分，也就是其不一定能夠造就普同公民權。即便在歐美民主國家，公民和公民團體之間仍因為種族、族群或性別等不同因素，而有差別待遇。當然，非民主國家歧視性的差別待遇更嚴重。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後，逐漸邁向資本主義，但這沒有為中國大陸廣大人民帶來更平等的公民身分，反而加劇了不平等。   沿海改革較早的地區，吸引了大量海內外資本和內陸低度開發地區的農民工。投資者在這個地方另外較低廉的勞動力進行生產並獲利，農民工在這個地方混口飯吃。海外資本家和中國大陸本土資本家相較，中國大陸當局對外資管束較多、較嚴格，於是對於勞工福利的要求也較高，農民工在外資企業工作可以有較好的待遇。   中國大陸之大，足可分成好幾個國家了！在這樣大面積的國土上，人民的徙遷是不自由的，「鄉村居民」和「城鎮居民」的兩元戶籍體制使鄉村居民就算在城鎮工作，也無法享有城鎮的福利。好像國中有國一樣，各省市政府雖有中央居中協調，但畢竟不是自己的居民，所以也懶得花心思理他。而且這樣的二元戶籍制，使資本家和移居地政府不受法令限制和責任歸屬，能將勞動力再生產成本轉嫁到農民工原籍地和原生家庭。   這些農民工相當可憐，如果你看過《人在囧途》或文茜的世界週報導「春運」的情況(文茜說這是地表上有史以來最大的人口遷徒活動)，你就可以想像這些農民的人數之多，旅途之漫長、之危險。中華民國對大陸地區的「二元戶籍體制」鞭長莫及，不過我們可以讓台灣地區開放大陸農民工，讓大陸勞工知道祖國的用心。一來，這些大陸農民工和我們有語言和文化的親近性，降低企業成本；二來，大陸農民工可以有較好的待遇；三來，使企業在能夠不引進外勞的情況下根留台灣；四來，使大陸勞工心向中華民國祖國。然而，若中國大陸當局若不同意這些農民工輸出，正如禁止數名維權人士出境一樣，那也就只是台灣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不過若有任何國家或地方，願意接受中國大陸的農民工作為外勞引進的話，這將能促進中國大陸勞工融入世界經濟。   下面分享《人在囧途》的影片，我從杭州搭和諧號到上海的時候，隔壁有個大叔正在看這部電影，我也跟著看，滿好看的。可惜看到一半，他的筆電沒電了！嘖嘖嘖…實在掃興。  

 華人的適應能力在太平洋戰爭的時候開始受到考驗，那時候的歷史條件變動之快是我們難以想像的。對華人的利基也在這時候出現，從手工業、小販到小商店、貿易，甚至還有大享。殖民者和當時的政權都相當依賴華人協助以管理財政系統和建設城市。   日本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就佔據台灣，接著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藉西方殖民者先前的建設開始擴展其在東南亞的貿易活動。日本的企業往東南亞尋求市場和原料，例如橡膠和鐵。起初，在一九二○年代，沒有任何意識型態或取代西方的政治意圖，一開始只是經濟取向。由於日本的勞力成本和分配網絡，開始威脅由西方主導的東南亞市場。英國和荷蘭開始想要制裁日本，於是日本就喊出了「反西方」和「泛亞洲主義」的口號，這也成了日本南進(nanshin)政策的論調。日本還有一個「小分配中心」，它用來把日本的貨品帶到當地，這個依賴了海外華人的網絡來達到分配。   在襲捲了馬來亞、新加坡後，日本開始對當地建立政治和經濟控制。華人在日本的控制下，還是可以繼續作生意，只是他們被要求去對公基金付出大筆的資金。不滿這樣的對待，陳嘉庚(Tan Kah-Kee)由於領導抗日運動，而被迫逃命；還有些人組成游擊隊，叫馬來亞人民反日軍隊，到處引起暴動。   為了維持經濟利益，日本人贊助土著和華商組成合作社(kumiai)，伴隨著較高階級的印尼人，華人也成為經濟的經營者。這和後來印尼獨立之後的「阿里峇峇」(Ali-Baba)的安排一樣，華人經營企業，印尼人則提供政治蔽護。新進的華人移民也是有機會的，相較於較早移民的土生華人，新進的華人可以和日本人用漢字溝通，這是另一個利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