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華人、社會與文化

 第二個場景是來自作者Sharon A. Carstens和其朋友吃飯的客家餐廳。他的好友蘇敏(Su Ming)在是在做英語種子教師培訓的工作，常常是作為連結受英語教育和華語教育的馬來西亞人的橋樑，她的書房要裡有許多佛教或中華文化相關的書籍，都是用英語的。蘇敏的談吐就像一個貴婦。後來蘇敏的朋友也加入談話，姑且稱她為顏女士(Mr. Yen)吧！兩位女士的共同話題有二，一是麻將，二是佛學。   女士們談到各自看電視的習慣。蘇敏說她最近很少看電視了，大多是看來自香港的連續劇，常常就小孩子牙牙學語那樣地學習著廣東話。顏女士則說她會租華人戲劇，這些多來自香港和台灣，而且其認為女人愛看愛情故事，男人則偏好動作影集。女士們也談到許多時候，電影名稱用華語比不上英語來得容易理解。例如有一個香港電影叫華語叫「自梳」，英語叫「Intimates」，她們認為英語比較符合電影劇情。   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早期時，馬來西亞的華人的有來自兩方面的文化影響，一是受英語教育的殖民文化，二是在中國大陸如火如荼展開的文化大革命。通常「大中華」(包括泛中國、香港、台灣，偶爾加上新加坡)的概念只在經濟脈絡下存在。在這個場景下的馬來西亞華人是相當以自己所擁有的中華文化為豪的。許多華人的意見領袖如星雲大師或余秋雨都到馬來西亞巡迴演講，還有一個叫梁燕城(Liang Yancheng)的人，還說馬來西亞的華人比香港和台灣人更尊重中華文化。然而，余秋雨認為散播在世界各地的中華文化有必要在新的邏輯和獨立生活開展，而不要老是依附在中國這個大樹之下。   事實上，西方文化如電影、速食對生活的影響是廣泛的，在馬來西亞當地是以一種混雜(hybrid)的形式存在，此外佛教文化或華人戲劇也交織在其中。這使得馬來西亞的華人文化是以一種多層次、多面向，整合不同文化元素的展現在我們面前。

 「認同」這個東西，可以被視為是「去創造一個東西，使不一致的文化內容和不一致的 生活經驗產生一致性」。馬修(Mathews)認為不同層次的個人識意都會塑造認同，它們分別為：一、視為理所當然或潛意識地的習慣；二、由於社會壓力而去服從的文化規範；三、個人是有意識地、自由地從「文化市場」中選擇自己的認同。前三個場景大多是處在前兩個層次的模式，近代應該有對於個人選擇的認同應該還有更多發展的空間。   於是每個人的選擇、每個人的認同都會是有所差別的。儘管一九八○年代，中華商會鼓勵華裔馬來西亞人少說方言多說華語以凝聚社群；儘管將華語作為教育和官方的語言，可以在正式場合使用，不同於和朋友或企業夥伴的閒聊語言。但華裔馬來西亞人對所謂的「中華性」(Chineseness)不只是單純地接受或排斥而已，忽略、質疑、抗拒、再探索、頌揚或改變等策略性地反應也是可能發生的。   受西方文化的影響，認同其所在的社會階級或將自己定位在世界公民的身份而「忽略」了其在特定族群的認同；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華裔馬來西亞人可以說得一個流利的英語，這些人開始「質疑」英語會侵蝕其對中華文化和華語的實踐與知識；也有些人「抗拒」中華性，其覺得應該強調「馬來西亞人文化」而不是「『華裔』馬來西亞人文化」，許多華人都沒有什麼馬來人朋友，或許是因為飲食習慣，但若有心克服，應該不是問題；有一些受英語教育的華人因為「再探索」而將佛陀的生日「衛塞節」(我們叫浴佛節)再擴展；也有人會刻意「頌揚」中華性，不論是工作態度或即便是負面教材的香港影集或電影，這些人宣揚華人的勤勞 、努力、聰明…等；原本的中華餐點如點心(dim sum)也加入咖哩粉、茄子、椰漿等具南洋風味的食材，而「改變」了原先的飲食習慣。   在馬來西亞是不可避免必需劃分華人、馬來人或印度人，多元的文化意義和策略性反應或定位也勢必和這劃分有關而且會越來越豐富，而且會一直在個人、本土、國家和全球政治等不同場閾轉變。

第三個場景是作者旅行布賴(Pulai)時寄宿的一個家庭，家庭主人是阿雄(Ah Seong)和阿芳(Ah Fun)，這是作者第二次造訪布賴。他們兩個人都是受過六年的華語小學教育和三年的馬來語中學教育。他們家有四個小孩，四個都是女孩，而且阿芳的肚子還有一個。問阿雄如果肚子裡的小孩仍是女孩，會怎麼想？阿雄先說男生、女生都一樣好，表現自己懂得「男女平等」的概念，再多聊一下之後，也坦承若生下來還是女生的話，心裡會非常不爽。   除了房子外頭的橡膠樹、傳統村落風格外，布賴不再是二十年前那個缺水缺電的地方。冰箱、洗衣機、電視等現代設族都進入這些地方。甚至用華語印刷的雜誌如《媽媽寶寶》在內容上都像美國的出版品。作者也發現阿芳和她的女兒說話的時候，不是講客家方言，而是講華語。這讓我們有了以下的認識。   在個人的認同上，有人強調原生族群，有人著重實用性。而布迪厄(Boudieu)的習慣說(habitus)認為習慣是在社會化的過程中，重覆的家庭或社群經驗使個人發展出適合其所在位置的自然觀點。許多家庭多講華語或夾雜著方言的方言，在這樣家庭生長的小孩就會將說華人的語言視為常態。許多華裔馬來西亞人常常以他們的多語能力為豪。   儘管馬來語是馬來西亞的國語，而且許多華人都在中學時學習馬來語，但使用馬來語的時機只有和非華人談話時，在華人家庭中是不說馬來語的。許多家庭，例如阿雄和阿芳的家庭，為了孩子的發展會策略性地選擇華語或英語。然而，對小孩子而言，學習多個語言使他們無法專精於任何一個，於是顯得「樣樣通，樣樣鬆。」   再看看阿雄想要個兒子的心態，儘管男女平等的訊息透過各式各樣的管道宣傳，但過去的習慣是無法一時改變過來的。而且在布賴，家長對男孩子教育上的關注總是高於女孩子，儘管女孩子在中學時花更長時間學習。   在不同的地方如學校、教堂、寺廟、餐廳、歡唱廣場、電影院、購物商場、夜市、游泳池、渡假村，都在傳遞多樣的文化訊息。宗教組織和涉入對個人的意義有很特別的影響。在第一個場景中李明中學的舞獅隊成員就有來自不同宗教的團體，包括基督教、佛教，或天道等。宗教團體主導，使用廣東話或華語，並且以漢字印刷，參與這些團體的人多是受華語教育的。不同於受華語教育的人，受英語教育的華人是主動地將宗教(不論基督教或佛教)整合入自己的生活中。

今天聽了馬來亞大學歷史系的黃子堅老師分享《沙巴的華人─卡達山(華卡)混血族群的研究》，我認識了一群新新人類。事實上，並非卡達山人是新新人類，是我孤漏寡聞，我想這應該懂馬來西亞歷史或當地文史工作研究者都一定知道這一群人。下面分享聽講心得：   卡達山(Kadazan)有一群人，是華人和杜順人(Dusun)混血的後裔，這些人不自稱華人，也很少說自己是杜順人，他們有一個新的名稱叫卡達山人，而且這個卡達山族群還是在馬來西亞沙巴最大的族群。不過也有一些人認為自己是杜順人和卡達山人或華人無關。   有一個來自卡達山的家庭，以黃龍為祖在馬來西亞沙巴開枝散葉的家族，在這家族有一個男孩名叫Lothar Wong Manjaji，和我同姓「黃」，大概八百年前是一家親。仔細觀察這個男孩不同時期的名字，從一開始就不是取華人的名字，一開始叫Lothar Wong Manjaji，沒有漢字對應的名字，一段時間再問他，他的名字變成Lothar W. Manjaji，過一陣子再看，已經完全在地化為Lothar Manjaji，連「黃」都用不著了。我們不好說這是誰同化誰，不過我們可以從以下方面來理解，這些混血族群是如何開展其認同的。   混血兒的身份本身就有其雙重性，該族群可以選擇作為華人或作為土著。有以下原因，黃子堅認為華人選擇作為土著。亞庇有個縣官，因為認為華人總是開賭場、放高利貸，總之有種種壞習慣，於是想要把華人趕出兵南邦(Penampang)，你可以看下面連結知道兵南邦所在地，這時候混血兒開始抉擇了，一方面他們說自己會說杜順話，強調自己具有土著的身份，另一方面也向中華商會尋求和縣官協調的機會。什麼族群優越感都比上生存更重要，後來漸漸發展就產生了卡達山人的認同了。過了風頭之後，現在這些卡達山人也漸漸承認自己的華人血統。陰謀論地猜想，承認其華人血統或許也是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也欲分一杯羹。  View Larger Map  我想卡達山的認同還在形成階段，下面是一個卡達山的歌曲，幾世代之後或許真得可以說有這麼一個卡達山族了！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在東南亞地區許多華都不再說華語，這些華人所傳承的文化也勢必有所有變化。有人說，東南亞華人的文化是基於中華文化融合其它文化；有人說，中華文化和其它文化都只是眾組成部分之一。但我們都承認，東南亞華人文化是無法和中華文化等同的。   除了語言之外，還有其宗教、生活方式造就其多采多姿的文化。加上高度的開放性和亞文化，華人文化在各國的發展也是使它更不可預測而無法用一句話概括。曹雲華認為東南亞華人文化必沿著三個方向發展，他們分別為非中華化、本土化和西方化。然而，泰國在九○年代中期之後，華人文化有復興的趨勢，歸因有七：一、政府重新定位華人文化；二、華人經濟上的成功；三、華文商業價值；四、華人移民增加；五、港臺文化影響；六、大陸中華文化影響；七、經濟全球化。   我認為很多事情是很簡單的，如「華人的文化在東南亞」或「東南亞的華人文化」本來就是相同的東西。但是硬去解讀的話就可能說「華人的文化在東南亞」是基於中華文化融合其它文化的文化，而「東南亞的華人文化」中華文化和其它文化都只是眾組成部分之一，本來很簡單的事情，被學者弄得讓人搞不懂！咬文嚼字也無法對社會有進一步的貢獻。即便曹雲華建立在有「中華文化」存在的基礎之上討論東南亞華人和中華文化的關係為何？我們也是理所當然地認為存在這麼一個「中華文化」。事實上，有沒有中華文化或中華文化的形成也是學者或政治精英的說法，為什麼人們不能快快樂樂地生活著就好了呢？ 看看噗友們怎麼說：

 初級階段的文化適應，是華人基於生存環境的變化而作出的調整首改變，和同化沒有什麼關係，只是「適者生存」使然；高級階段的文化適應則是長期在移居國生活，移民已經放棄本民族的文化和價值系統，積極參與移居國的經濟、政治或社會文化生活。泰國華人就是高級階段的文化適應的典型。   我對印尼的認識太少了！看了《變異與保持：東南亞華人的文化適應》這本書，我覺得想說說印尼的狀況。除了蘇門答臘和爪哇的外島地區，許多華人已經居住了五、六代人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不一樣的同化方向。一般我們看到的是華人移居東南亞地區國家之後，華人同化成當地人。但由於印尼許多外島是由華人先定居，而後才又有人移居外島，所以如西加里曼丹、棉蘭市等都有許多華人，且仍操華語，儘管印尼大部分地區的華人已經放棄華語或中國方言，而以印尼語為主要語言了。   東南亞的華人，從日常生活(姓名、飲食、居住、穿著)、到家庭，都和傳統華人有不一樣的發展，但我認為這不只特發於東南亞地區，這是全球化的影響。當我們學習英語或日語時，就會起個英語或日語名字；我們也吃麥當勞或肯德基；穿李維斯的褲子或住洋房。所以我們不需要怪罪在東南亞的華人忘根，因為這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本段指的「我們」是非東南亞地區的華人。)   華人和當地人的社會距離有個指標可以測量，這個指標有由最親密到最疏遠為通婚、親密朋友、鄰居、同事、公民、旅客、驅逐出境。印尼、菲律賓和泰國的華人和當地民族的社會距離較小，馬來西亞則較大。   華人在東南亞的高級階段文化適應則建立在有公民權(或國籍)的前提之下，有了公民權便會有政治認同，而這政治認同是可和文化認同和民族認有差別的。而新舊華人移民除了公民權之外，還會因為社會和文化環境影響，對於政治的認同也是不一樣的。   東南亞華人的宗教適應有四種情況，改信他教、創造新形式宗教、堅持原先信仰或無神論，其有以下特點：一、多元化；二、宗教融合或同化的現象正在發生；三、華人移民的精神支柱；四、功利主義；五、不如當地民族虔誠。 看看噗友們怎麼說：

 在新加坡，許多華人擔心受英語教育的高階技術人員掌有新加坡輿論的權力，擔心「西化」將造成亞洲文化認同流失，於是新加坡當局開始強調華語和儒家道德。接著我們來看馬來西亞的情況：   有些學者認為只看依族群分類訂政策將無法滿足階級差別的問題，因此，有時候族群反而是加重了結構上的不平等(特別是社會階層)，因為族群認同是「天生」的，這反而有害於在社會的能動性。然而，事實卻證明，這樣的族群分類使華人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仍表現突出。許多華裔馬來西亞人赴海外讀書、擴展事業和旅遊。目前華裔馬來西亞人的認同是多重的、分歧的、持續轉變，而且常常有官方論述和日常經驗交融於個人的。   接著依《What Does it Mean to be Chinese? Malaysian Chinese Identities in Motion》所述，將分享四個場景，四個場影分別是不同層次的認同建構，其包括：一、族群認同建立在國族層次，屬於公眾、官方和特定事件；二、在跨國、全化的脈絡下的當地認同；三、認同來自希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說的「習慣」，這會因為性別、世代、社會階層和處境而異；四、多重、複雜的認同會被忽略、質疑、反抗、再探索、頌揚或改變。下面分享各個故事，你就可以理解這樣的認同建構是如何產生的。   第一個場景是在一個中學(Ling Ming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這個學校曾經為了是否採用英文教科書和用華語或用英語教學而辯論過，許多從這個學校的畢業生都會到吉隆坡、新加坡、臺灣或中國大陸。在訪問學生時，他們認為華裔馬來西亞人不像馬來人那樣，有宗教、語言或蘇丹使他們結合在一起。學生還被問到一個「最近看什麼電影」的問題，學生答，看「我是誰」和「鐵達尼號」，「我是誰」是成龍演的電影，另外還有「行運一條龍」和「刑事偵緝檔案」來自香港的電影和電視劇，甚至有來自臺灣的「新月格格」，我只聽過「還珠格格」，啥「新月格格」我連聽都沒聽過。   馬來西亞官方的族群認同和日常理解的族群認同是有落差的，官方強調的是一個較大馬來西亞的國族認同，強調其國族更重於族群。然而，當政治的力量遇到文化議題時，特別是和語言和教育相關時，許多華人團體於是鼓吹改變馬來中心的馬來西亞國族文化政策和推動支持華人文化與教育。馬華文化指得是源自於中國的文化，由移民帶入馬來西亞，由於華校的建立加上西方和其他各族文化融合而成的，其藉由轉換儒家思想成適合當地環境的文化。華人也提出許多陳情文件，不只是希望馬來西亞政府政策上的改變，同時也希望有來自華裔馬來西亞人的持續支持。   一個名為「訴求」的文件由華人教師會和華人教育董事會完成，主要訴求進一步的民主、人民、正義、扼止貪污、消除族群「固打制」、保護環境、保護女人、勞工和原住民的權利等十七點。這個訴求成功地推動了華人文化於馬來西亞的地位，因為其將更多利益團體也納入了。由於語言和教育的影響力很大，這使得華語的教育從年輕一代的開始，提高獲取華語初級能力的可能性。

 改革派的主要對象就是華僑中那些具有專業能力的人，例如教師、老師、官吏或記者。他們透過現代媒體，如報紙、雜誌或小冊子去擘劃中國的現代性。到了1908年，保皇會還發動了一次抵制日本貨品的運動，華僑也動員起來去給清廷施壓。在美國，康有為和梁啟超支持美國華僑修「中國人排除法案」。保皇會，特別在美國受到那些有錢的華僑支持。這些華僑都相信一但中國經濟版圖擴張了，他們就有機會賺錢了。改革派的人提出了逐漸現代化的中國，也將資本主義和儒家思想結合在一起，造就今日在環太平洋地區仍有的「儒家資本主義」(Confucian capitalsim)的濫觴。   不同於改革派，革命派人士發現他們的支持者都是藍領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最初，改革派人士也在吸引富人作努力，因為革命需要財政上的支持，到了革命(1911年)前夕，也確實獲得了財政上的支持，但這些富人並不是著眼於一個強大中國的貿易利益。那些向「錢」看的平凡華僑們，都已經被改革派或儒家、帝國氣勢給吸引過去了。   革命派的領導之一胡漢民發現海外華僑有種現象，他們都沒有華人的認同，至於那些認同自己為華人的都已經服膺於帝制的儒家文化。許多從福建的離開的海外華人不習慣人們問他的中文名字。魯迅(Lu Hun)也問那些住在各地的海外華人是什麼人，爪哇的就說爪哇人，新加坡的就說新加坡人，蘇門答臘的就說是蘇門答臘人。然而這些人還是迷信並渴望有來自帝國的榮耀和官銜。  革命派裡頭，有些人認為秘密結社和他們無關，有些人認為秘密結社是其結盟對象。認為秘密結社為其結盟對象的證明就是革命派的支持者都是來自農耕、礦產或鐵路工人，這些人多屬於洪門或天地會的成員，這些組織遍佈東南亞、美國本土和夏威夷。結合反清、反滿的思想，建立在這些秘密社會的基礎之上，同盟會就這樣成立了。若溯及更早的華僑論述，則是對漢種族的忠誠，這個訴諸抵抗蒙古人(元朝)和滿州人(清朝)，同時參照祕密結社對「忠」和「義」的意識型態。魯迅認為，中國除了漢唐盛世之外，在元朝，南洋對中國而言，就像哥倫布在美洲發現「新大陸」一樣。而華僑之所以在東南亞無法抵抗西方殖民者是因為他們物資匱乏，而且其拒絕來自清廷的支持，更糟的是，華僑還被清廷迫害、詆毀。   在1911年之前，改革派和革命派雙方在華僑之間動員的能量差很多，由於康有為和梁啟超來自廣東較多移民的地方，而孫中心則是經濟上和數量上都較少的客家社群。對於華僑而言，你必須把其和家鄉的連結給喚起，才有機會使他們變成你的支持者。   有一個受康有為啟發的人叫歐榘甲(Ou Qujia)，後來還因為撰寫《新廣東》鼓吹廣東獨立脫離清廷，而遭受康有為譴責。歐榘甲認為廣東人應該建立如泰國人或越南人那樣，和其它種族的人建立親密關係。這種鼓吹省或區域的獨立，以語言(粵語)為號召，無疑地能夠引起海外華人的迴響，特別是那些秘密結社的成員。   國族主義(nationalism)就是在將流動的認同給固定下來，重塑其方方面面的再現，以及確定自我和他者的界線。除了清廷、改革派和革命派之外，還有來自外國政治當局、離散的經濟網絡或為了小孩為來就業英語教育思想，各個方向的拉扯造就這跨國族群的認同。   《Nationalists Among Transnationals: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Idea of China, 1900-1911》的作者Prasenjit Duara認為儒家思想或其它傳統具有「保守」的性質，這也是為什麼其可以在二十世紀初期和社會達爾文國族主義可以共生。而祕密結社和華僑與共和革命的連結，從種族家庭、兄弟情誼到殖民掌控，現在已經下至學童了。   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候，我認為吾輩能夠思考的方向是借重世界各地殘餘的中國國族主義，用華語、用儒家思想來襲捲全球。

 相較於清近，直線或持續進步的史觀顯然不是改革派或革命派的論調，在改革派和革命派的腦子裡大概都是社會達爾文思想的那一套，在競爭的環境下，若無法變得具侵略性或帝國主義則會被摧毀或殖民。而引起漢種族主義是最容易將反滿族的思想鑲嵌在白人和黃人種族優越感的脈絡下。   梁啟超一開始是在直線且進步的框架來看西方國家文明化的過程，然而對於梁啟超卻將華人分成已開化、曾開化和待開化的階層。梁啟超回憶道，華僑曾經有在南洋擴張建立版圖的光榮歷史，但未將華僑視為開創歷史新頁的夥伴，這也是改革派和革命派最大的差異之一。改革派將現代的組織嫁接在舊有的皇權、中國文明之上，如此吸引商人和想當商人的人，甚至許多服膺帝國儒家思想的秘密結社成員也加入。   保皇會在美洲的商人之間尤其成功。當地的精英還從中國請來了學術上有顯著成就的人作為會館的領導，也成立了有儒家紳士風格的書院。許多秘密結社如中國致公黨也加入保皇會(按：中國致公黨的前身是由華僑社團—「美洲洪門致公堂」發起的洪門（又稱紅幫、天地會、三點會、三合會）组建的海外組織，旨在維護華僑的正當權益，關注民族的獨立和祖國富强)。來自南洋的保皇會支持者，也寄了許多信到清廷去表達希望恢愎光緒皇帝的實權。   改革派的主要對象就是華僑中那些具有專業能力的人，例如教師、老師、官吏或記者。他們透過現代媒體，如報紙、雜誌或小冊子去擘劃中國的現代性。到了1908年，保皇會還發動了一次抵制日本貨品的運動，華僑也動員起來去給清廷施壓。在美國，康有為和梁啟超支持美國華僑修「中國人排除法案」。保皇會，特別在美國受到那些有錢的華僑支持。這些華僑都相信一但中國經濟版圖擴張了，他們就有機會賺錢了。改革派的人提出了逐漸現代化的中國，也將資本主義和儒家思想結合在一起，造就今日在環太平洋地區仍有的「儒家資本主義」(Confucian capitalsim)的濫觴。

 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中國革命同盟會各分會成立之前，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華僑和其它東南亞地區的華僑一樣，都是支持革命運動的經濟來源。但在孫中山親自主持東南亞第一個同盟會分會新加坡分會設立後，吉隆坡分會和檳城分會也陸續設立，這也奠定了東南亞作為中國革命大後方的基礎。   那時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有以革命為主的《中興日報》和維新改革為主的《南洋總匯新報》，雙方一直有對中國期望上的論戰。儘管，在泰國有《華暹日報》、緬面有《仰光新報》《進光報》和《光華報》、荷屬東印度則有《民鐸報》和《泗濱日報》，但沒有孫中山、胡漢民和汪精衛的關注，比不上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報紙推革命推動的力量。   同盟會南洋支部後來在新加坡成立，作為所有東南亞同盟會分會的通訊聯絡中心。這裡保存了各分會執行部委員的名單與地址，南洋支部和各分會保持密切聯繫，傳遞來自革命起義地區的戰報或轉達來自孫中山或同盟會東京總部的秘密指示。另一方面，南洋支部亦可將各分會的意見、請求及所募得的捐款轉達給更上級的領導層。南洋支部就在這時期扮演了上承下轉傳達交流的重要功能。南洋支部於新加坡設立，除了地理和當局英國殖民友好孫中山之外，也作為募款基地並遏制東南亞革命黨內反孫中山，由陶成章、章太炎領導的分裂主義運動。   從一九○○年開始，在多次起義失則後，參加革命行動的革命黨人開始以新加坡作為逃亡的目的地。除了這是一個安全的避難地之外，這些志士更想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推動中國的革命事業。當地的同盟會領袖為這些志士安頓處所，許多人被介紹到農場或橡膠園坵工作謀生。同時，受到越南法國殖民政府驅逐，孫中山也讓這些革命黨志士往新加坡安置。 看看噗友怎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