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東南亞的發展與移民

 「資本全球化，勞工在地化」大概可以被視為是自由貿易的全面勝利，它同時成為無產階級的墳墓。我們借重通訊和交通的革新，可以更即時、快速地操控我們跨越海洋另一端的資本投資或撤資。這些革新並未讓帶來全球性的資本主義，反而造就了「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掙扎，以及「形式理性」和「實質理性」的衝突。Alejandro Portes的《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unities》提出了幾個彈性公民的故事，摘錄如下和大家分享，也讓大家動動腦一下：   全球化的過程是跨越政治藩籬的，「即不屬於這兒，也不屬於那兒」；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的過程又何嘗不是如此？只是屬於跨國主義的移民還得假裝並學習雙重，甚至多重的社會關係，以便連結原生社會和移居社會。這樣的跨國社群(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是結合資本主義的，但又不同於傳統移民適應的模式，而且全球化的浪潮對此有推波助瀾的效果。   這些社群一開始都是由一群親朋好友所集合而成的，社群裡的成員可能是到已開發國家擔任較低薪質的工作，也有可能因為生產型投資、消費水準或流行文化而到前往較發達的國家。漸漸地，這些移民往更富有的國家不是因為他們沒有錢，而是因為他們要更多錢。移民的增加使各富有國家推出法案以進行管理，包括美國、德國、法國和日本，但這些過程儘影響那些受薪或中產階層，移民仍未間斷，反而加速了結構上對資本累積的渴望。   許多移民勞工很快地就意識到打工受薪是無法達到他們預期的經濟目標，於是這些人會運用社會關係網絡。不同於原本國家的勞工，這些移民勞工可以有較高密度和延展性地超過距離限制，並且因為不確定性高而更團結在一起。於是，這些人掌控較遠的勞力市場，也可以從很小的成本來產生足夠經商的第一桶金，甚至可以放款，這也使他們可以在原生母國和移居國價格和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成立跨國企業。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移民現象和過去往北美洲的歐洲移民者不太一樣，現在這些移民多是下定決心把跨國企業作為生存或動員的方法。過去工業發展，產業還能提供一些相對較好的工資，而且那時候地表上的移動是非常花時間，而且是長距離的；而今天的情況是，薪水來源不確定而且很少，於是這加強了移民去發展其它生存路徑。   現在的跨國移民擁有過去不曾有相同規模的飛機、電話、傳真機和電子郵件，再結合社會資本的動員，這其實佔盡了地理上不平等的經濟優勢。如果跨國化(transnationalization)可以長期並持續地進行，原本經濟菁英和當地統治階層合作的霸權消退，也就是，勞工不再待在原地，可以全球化的也不再只有主流菁英。   然而，透過跨國活動獲利的人不會太多，這些利益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同時排除其它後進者進入的可能性。第三世界國家的貧富差距將會加劇。對於此現象長期的影響，作者和我都抱持著樂觀的看法，因為全球化的過程是廣泛的，而且可以持續滋養那些草根企業。   我相信全球化可以讓跨國社群更蓬勃，資源可能集中在少數人手上，但只要一點點那些有資源的人同時擁有一點點「人道主義」或「民族主義」，他們就會開始奉獻社會。巴菲特和比爾蓋茲正秉著人道主義，到處募款，同時也將自己的資產奉獻給社會；張君達，一個退休的台灣商人則秉著民族主義，投入心力、財力，並透過新華基金會在幫助大陸偏遠農村的小孩。眾生皆有佛性，啟發每個人的善心，運用個人的智慧，全體人類都能通往一個真善美的世界。   我曾經在台中火車站附近的第一廣場看到一家東南亞雜貨專賣店叫「Golden Star」，其實東南亞雜貨專賣店在台灣有很多，但這一間特別擄獲我的眼球。我認為這間商店學習了台灣便利商店的明亮擺設、空調設備和自動門等，加上貨品來自東南亞和一些少見的進口品，對台灣顧客有新鮮的吸引力，我很喜歡到這家店去消費。我認為《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 Comunities》這篇文章提到的現象有異曲同工之妙，我想，在台灣，大多數的東南亞雜貨專賣店的主要顧客仍是來自東南亞的朋友，不過只要有一點點小小的改變，顧客群很容易就能擴展。   我認為值得討論的是，這些商店是否由那些曾經在台灣工作而今已經返回東南亞國家的早一批返國移民所建立？或者這個商店主人是更早之前，從中國遷移到東南亞的華人，而現在只是反過來回到中國以價格或資訊的不對稱來獲利？通訊和交通仍會繼續革新，網路上的虛擬社群已經發揮過去傳統社群做不到的效果，對於無法藉由科技革新而改善生活的人們，我們可以有什麼樣的作為？

 在東南亞地區，華人資本的累積包括販賣鴉片、投資(穀物貿易或採錫)，這些都生商的連結都是透過家族或方言的關係。較大的企業採用西方管理和財政技術到家族事業裡，小商店則販賣一些來自中國的日用品。儘管，現代企業管理會有外人進入管理階層，但事業的繼承仍多是由家族的男性，外人只從事較低下的工作。於是就讓人認為華人有族群排斥或族群優越感的印象。   在中國的華人看來從東南亞「光榮」回來的人，只看到那些人光鮮亮麗的一面，於是也前撲後繼地自己花錢，甚至不惜成為契約勞到東南亞作發財夢。然而，被騙或強迫的勞工，由於長久和家人失去聯絡，常常走到人生的瓶頸。有些較早去的移民「老客」(laoke)更是壞心眼，還設賭場或販賣鴉片讓契約勞工永久不能翻身。   其實這些客頭並不會因為壓榨華人而覺得內疚，甚至想要深化這樣的剝削。但這樣的壞名聲總會傳開，於是中國沿海的勞工招募就變得更難了！這時候Kangany(泰米爾語，印度的方言之一)成為勞工召募的中間人，專門召募印度人到馬來亞和緬甸工作。Kangany制度下，受僱者信賴僱用者，甚至有人回到中國把這樣的Kangany帶到中國，相較於華人的僱佣體系，這個不會身陷泥沼。   文化是有機的，華人的文化更是體現這樣的彈性，即便在中國本土都還難說出一個「真正」的中華文化，畢竟文化是在特定時空下被實踐的。民族誌學者認為，在人們遠離家鄉之後，文化的體現才會重新被找回並鞏固。在「我讀《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Southeast Asia》二」說到的四種連結：地域、方言(compatriotism)；親屬關係(kinship)；共同儀式(corituality)；兄弟會(brotherhood)就是調色盤上的四種顏色，在中國本土看起來是剛性不可變動的，一但到了華人海外社群時，這四種顏色被重新調和再現以適應新移居地的環境。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我想也正是由於中華文化的「博大」，所以在中國本土的體現是多元的，然而到了海外之後，華人可以取用任何部分來使其「精深」，這也是為什麼有時候我常常覺得海外華人體現了比中國更有中華文化的錯覺。華人的社群在海外發展多彩多姿，我覺得很有意思。

 海外華人組織大致上依以下四種關係連結在一起：地域、方言(compatriotism)；親屬關係(kinship)；共同儀式(corituality)；兄弟會(brotherhood)。這些組織不會也無法完全複製舊有中國社會制度，而是有彈性地去符合移居地的需求。   因為地域、方言結合的叫「幫」(Bang)，就是希望這些遠離家鄉的遊子互相「幫」忙。通常是由先到的人當作領道，例如在馬六甲就有土生華人來帶領從福建新來的人(新墾)；依親屬關係結合的就會建立宗廟，因為幾百年前是一家親，理應有共同的祖先，如邱宗祠或陳宗祠；共同儀式的結合則跨越社會階級，通常較小的方言團體會為了利益而結合在一起以協助新移民者適應生活，葬禮時也就可以動員；兄弟會，或者公司就是所謂的「祕密結社」，源自己台灣和中國東南沿海的地下組織，其實就是黑社會，最有名的就是天地會。兄弟會常常強壓契約勞工並引進新移工到東南亞地區。英國殖民者對兄弟會可以說又愛又恨。   由於大量且快速的移民，這些人無法同化成當地或融入雙文化的社會中。《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Southeast Asia》的作者將這些人的社群分為兩種，因為地域、方言結合的為「首要社群」(primary communities)，有一個大中國概念，再進化跨越方言、區域的認同的則稱「次要社群」(secondary communities)，這兩種社群並不互斥，而是互有從屬的。   首要社群如「幫」，是基於共同方言和階級的，這些人因為有利可圖而聚集在一起，是有排它性的。此外，它也有助於平衡並對抗外在較大的敵人。後來開始成立層級較高的次要社群，如會館或商館，這就是整個華人的社群，以整個大中國的利益來對抗以白人為主體的結合。   較早的移民土生華人和後來者雖有衝突、摩擦，但彼此仍有贊助或仲介關係，土生華人會幫助後來者。土生華人常常就成為當地的商人，負責引進並提供農耕或採礦所需的勞力。土生華人的社會是如此穩定以致於後來者是無法撼動的。殖民時期，土生華人也在階層中，上屬歐洲統治者，下屬印尼土著，作為第二階層「公關」的角色。後來者也建立如學校或報紙來區別自己和土生華人的差別，這使後來者也逐漸擴展自己的勢力。

 交通和通訊的革新使往返的旅行、匯款變得更便宜、更快、更安全。同時，在東南亞地區，政治和經濟上的限制，使得移民對母國的連結幾乎中斷，戰亂或蕭條更強化了這樣的中斷。移民在與母國的連結中斷之後，開始產生各式各樣的社群、組織，《Communities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Southeast Asia》討論了一些華人移民在東南亞地區所建立的社群。   歐洲殖民者對東南亞地區的佔領主要是為了打開貿易市場和掠奪資源，於是移進了其它地區的亞洲人來進行開發。即便如暹邏這樣的本土政權，仍受英國壓力被迫接受自由貿易。   在東印度公司於印尼時期，土生華人(Peranakan，峇峇娘惹)便從原本中間人買辦的角色，成為殖民者和當地土著的中介人。土生華人被賦予收稅的任務，而這樣使華人在當印尼土著中相當不受歡迎，同時荷蘭人也討厭華人。到英國直接統治印尼時，萊弗士(Raffles)想要印尼土著解放，不再受華人剝削於是想採用現金作為稅收，沒想到，這反而加速了華人財富的累積。華人開始從事在印尼進出口貿易，進口中國雜貨並出口印尼商品。   同樣的情況(華人從事進出口貿易)也發生在菲律賓。不過這華人已經不再認為自己為華人了，他們傾向認為自己是菲律賓人了！文化上，這些華人認為自己擁有更多殖民者西班牙的文化。華人除了一些佛教國家外的同化，大概沒有其它國家像菲律賓這樣，完全可以排除華人的認同。   甲必丹制度是以華人作為「分而治之」的手段，當甲必丹制度不再之後，原本的甲必丹成為亭主，成為福建人的領導。亭主領導著如青雲亭這一類的組織，英國人認為這樣的兄弟會是相當危險的存在。矛盾的是，英國人又得靠這些人收稅，甚至得靠這些人保護。不過相較於之前未有這樣的兄弟會組織，移工的待遇更人道、綁架或威脅也減少、耕作或採礦的工作條件也提升了！   在暹邏則不同，由於華人本來就高度地整合進泰國社會，甚至負責暹邏王朝內外國貿易等重要角色。但兄弟會的組織仍在暹邏建立。兄弟會產生的犯罪暴動是當地警察的責任，儘管這些兄弟會是華人組成，但警察主要處理時是並不作群族連帶，因為那些成功且有能力的華人都與皇室合作了。在暹邏，因為華人成功整合進了政治和社會體系，於是族群或文化的對統治者而言並沒有什麼影響。  

東南亞地區除了有吸引外資的環境外，對於華人而言還有其擁有華人族群社群的地方特性，海外華人常常是台商跨國發展的重要社會資本之一，然而台商與當地華人的關係並非和諧，特別在印尼。曾嬿芬老師的《跨國投資與族群關係：印尼台商的研究》正好能夠說明這樣的現象： 產業資本外移的原因除了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之外，精細的技術、人員的訓練、彈性的生產組織、社會文化所支持的工作態度、勞工的族群歸類等都是決定設廠的原因。對新興工業國的資本，如台灣商人，則主要投資於鄰近地點，且只限於少數特定區域，因為其具族群、文化和語言的親和性。投資的成敗和族群關係的調適有關，台商於印尼調適和各族群間的社會距離就成為相當重要的課題了。 市場、勞動力和原料為台商主要選擇印尼投資的要素；其它非經濟性要素如政治、社會、族群、宗教等，印尼相較於其它東南亞地區，都被認為是最不穩定的，而華人和非華人的族群衝突是最主要的憂慮。印尼在荷蘭殖民時期，華人就是中間人買辦，向印尼土著採購農業產，再轉手荷屬東印度公司出口到世界市場。印尼華人和印尼土著的貧富差距大，儘管印尼華人大多入籍為印尼公民，但華人在印尼的「同化」程度仍低，華人尚未被印尼社會完全認同。 華人常常是台商投資東南亞的敲門磚，但投資時間拉長之後，華人的重要性就漸漸降低了！台商和華人在許多方面的想法是有差別的，例如：台商想要永續經營，華僑則擅於短期現金回收；台商試圖了解印尼土著，華僑從歷史的發展認識了刻版印象的印尼土著。於是對於台商而言，華人有時候還可能成為負資產。 「社會資本」是個人動員其歸屬於某一團體的身份所帶來的資源的能力，也就是關係的結構，這樣的資本包括：義務與期望、訊息管道、社會規範和制裁。若我們將社會結構分為封閉型(彼此認識彼此認識的人，結構的鑲嵌性)和開放型(彼此不認識彼此認識的人，關係的鑲嵌性)，則台商在印尼大致上可以說是較為開放的結構。於是，當台商受害時，多是透過司法體系來制裁違反期望的行望，因為社會結構裡的人們彼此不認識，不易透過集體來達到制裁的目的。台商也少和當地華人組成志願性團體如商會、聯誼會或運動團體，台商並不積極創造一個可以擴大成為「華人族群」的環境。 Royce認為族群認同是有工具性的，也就是人們傾向選擇對他最有利益的族群認同；Barth認為說「誰不是『我們』」比「誰是『我們』」容易。基於此，在印尼，台商寧可作為華人和印尼土著的旁觀者，儘管印尼土著仍認為台商是華人。台商致力於將自己從「華人」分出來，並以「台灣人」建立族群形象。 台商試圖建立的「台灣人」族群或許是因應印尼特殊的環境而產生，但若今天的事業本身就是華人特屬的產業如「華語教學」或「華文出版」，刻意從「華人」分出來，恐怕不利於在當地經營的情況。另外，台商應加強與當地華人聯誼的機會，試圖以「台灣的華人」來改變印尼土著對於整體「華人」的刻版印象。當地華人不只能成為敲門磚，還可以作為日後華語文事業永續經營的陪跑者。

《動員亞洲華人：東南亞台商的管理階層形構》一文指出，台灣企業在進行跨國投資時，十分依賴亞洲的華人，但這些亞洲華人人力資本是有地域的差別的，許多是在當地社會裡處在社會邊陲地位的華人。該文透過對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越南和中國大陸等地的台商進行深入訪談而撰寫而成。下面和大家分享摘要和心得： 全球化的過程中，台灣也透過在東南亞地區建立跨國公司來利用全球人力和自然資源。跨國公司的管理與技術人才來源有二，可以透過外派人員，也可以找當地可用的人才。跨國公司偏好選擇有多元文化相處經驗的人作為外派人員，但外派人員的成本較高，於是跨國便啟用當地人才。台商多透過亞洲鄰近國的華人社群來建立跨國子公司與合資公司。台商跨國公司有以下特色：一、說華語；二、依協力生產模式生產；三、勞資關係為支配式的；四、世界分工體系上為半邊陲地位。 若將台商公司組織分層來看，經營層多是台灣人或留台華人擔任；管理層則由大陸人、華人擔任；監督層和操作員則由東南亞土著擔任。台商公司經營層由台灣人出任容易理解，不外就是族群的優越感或向心力的解釋；經營層由留台華人擔任，則是因為其有台灣教育經驗，加上台灣大專文憑不容易在當地就業、華語訓練背景等，都使這些留台華人能夠成為經營層。管理層由大陸人擔任，因為台商顧慮當地的族群矛盾，加上台灣與大陸在政治上的敵對立場，台商普遍不信任大陸人。 管理階層由上而下為，台灣人→留台生→大陸人→東南亞華人→土著。其中，台灣人和留台生享有較佳的工作待遇，包括住宅、傭人、子女教育等；大陸人則次一等，甚至有家長式、軍隊式的管理；東南亞當地的華人或土著則再比大陸人資一等，完全資本主義的市場關係，要來就來，不來就走。 台商受到語言能力(不擅英語或當地語言)及經濟資源(無法大量外派)的限制，大量地動員亞洲華人，《動員亞洲華人：東南亞台商的管理階層形構》認為這樣的族群分工，容易強化東南亞華人族群與土著族群原來在經濟領域的鴻溝。 照這麼看來，如果東南亞華人或土著擁有與台商溝通的語言能力(即華語)，那麼大陸人這個管理層級的需求更本不會存在。這樣的需求仍存在主要是台商經營層需要會華語溝通的管理幹部。只有「華語熱」仍在，東南亞有更多人選擇華語作為第一外語學習，落實開放的雇用政策就可以期待，而東南亞當地華人和土著甚至不需要如大陸幹部一樣需要津貼，經濟成本將大大地節省。 再進一步說，如果連「華語教學」這樣的事業都可以由東南亞土著直接進行教學，正如在國中我們學習英語的老師也是台灣人一樣，華語的推廣將可以有更廣的觸角。

經濟全球化有以下特徵：資金的投資往高利潤地區移動；企業以市場潛力和資源獲取為考量；資訊科技讓企業更容易全球佈局；個別消費者的品味和行為趨於一致。對台灣而言，1980年代中期之後在東南亞的投資經驗，是其在國際化、及跨界生產佈局的建立上所不可或缺的一環，儘管這是受到生產要素成本過高和先進國家客戶降價的壓力，被動到東南亞投資。 台灣商人往東南亞投資可以說是一種「防衛性的對外投資」或「被動的國際化」，也就是迫於國內生產條件的惡化，而將生產基地外移至勞動成本較低、且地理和文化鄰近性高的地區。台商移地建立協力生產網絡模式有四種：一、全面性地移地投資和複製(以英業達為例子。)；二、部分移植；三、單獨赴外投資，但後來仍與台商協力生產網絡整合了；四、由投資國廠商所建立的協力生產網絡。 《後進者的全球化：移地的地域生產網絡建構與台商在東南亞的投資經驗》一文分析了台商在東南亞投資電子產業、紡織及成衣業、機車製造業及鞋業四種產業的生產網絡。 1980年代，東南亞國家以投資資訊電子業為主，台商在這時候進入泰國和馬來西亞，有局部移植協力生產網絡，也有單獨過來的；紡織及成衣業在東南亞的投資則是上游到下游整合，較無空間上的聚集，除了印尼萬隆是到當地才進行整合的，因為印尼華人的紡織產業發展也很久了；機車製造業都是因為越南內銷市場而進行投資，也是先設廠了，再回台灣找衛星工廠赴越投資；鞋業有兩間整合模式各不同，P公司以合資方式，讓原先的生產鏈也往東南亞投資，讓協力廠就在P公司附近。F公司則在台灣採購，但充分利用當地的生產條件。 台灣多為中小企業，在不同行業、不同地域也透過不同模式整合出適合自己的協力生產網絡，這樣組成的生產網絡是多元且複雜的，也因此還不容易有系統地歸納出一個路徑。 《後進者的全球化：移地的地域生產網絡建構與台商在東南亞的投資經驗》前面認為台灣商人往東南亞的投資是被動的，然而機車製造業以開擴市場為主，則是主動地往東南亞投資。華語教學的產業也勢必要以主動地全球化策略去分享東南亞地區市場，否則待孔子學院成氣候之後，台灣商人只能被動地全球化了！華語教學產業的產業鏈則不如以上四個產業那需要較複雜的生產協力網絡，就我小小的腦袋所知，華語教學的產業鏈只要有教材和師資，頂多再搭配一些電子設備，除了教材在當地出版不一定具效益外，其它協力網絡所需的要素都可以在當地快速整合出來，特別是東南亞這些華人很多的地區。 我認為可以討論的問題有華語教學產業如何可以快速在東南亞地區整合出生產協力網絡？

葉亞來是開發吉隆坡的重要人物之一，不過若從剝削理論來看，葉亞來就是吉隆坡的郭台銘。另外，有個制度由「甲必丹」作為華人領袖，其由殖民政府任命，通常是馬來王候推舉或華人各方言族群提名，我想這也加強葉亞來剝削馬來人和華人的態勢。 吉隆坡是因為開發錫礦而發展的，因為歷史因素(雪蘭莪內戰)使吉隆坡環境惡劣，但因為劉壬光一群人，包括葉亞來等人，堅持開發吉隆坡，所以葉亞來普遍被認為是開發吉隆坡的功臣之一。有著資本家冒險的心態，搭上錫礦價格上漲，葉亞來賺了錢。 葉亞來受劉壬光推舉成為甲必丹，在葉亞來的統治下，社會治安良好，但這是建立在殺雞儆猴般地高壓統治。葉亞來從中國召募華工，也鼓勵馬來人進行農業生產，讓華人和馬來人合作，使錫礦開採順利；同時表現華人民胞物與的傳統，用現在的話就是展現企業的社會責任。葉亞來既贏得名，也贏得利，葉亞來儼然就是當時的郭台銘。 如果再考量英國殖民政府的角色的話，葉亞來就處在半邊埵位置，英國可以引進印度人口，也可以禁止葉亞來把華人送回中國，層層剝削下，最後利益都到了英國殖民政府手上了。「甲必丹」是英國政府以夷制夷對華人或其它族群的間接統治手段，之後由「華民事務秘書」給取代了。 有幸讀《吉隆坡開拓者的足跡-甲必丹葉亞來的一生》，儘管只是節錄仍覺得多認識了一個人，也多認識了一個殖民政府統治的制度。葉亞來算是個怪咖，除了批判葉亞來有類血汗工廠的壓榨勞工，我也能試圖去理解先民披荊斬刺的冒險泛難，這都是可以拍成電影的感人素材。

 《東南亞多元與發展》是李美賢老師與楊昊博士翻譯《Southeast Asia – Diversity and Development》中譯本，也是在東南亞研究所一年級必修課「現代東南亞研究」的教科書。剛剛讀完了第四章《人口轉型及社會變遷模式》，下面和大家分享心得筆記：   東南亞大概是世界上異質性最高的地區，不論是民族、宗教、文化或語言等等，它同時也是經濟發展最快速的地區之一。區域內各國家發展有快有慢，國家間和國家內的貧富差距差大。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印尼、泰國、馬來西亞的貧窮人數慢慢減少，但緬甸、菲律賓仍處貧窮狀態。   「教育」為趨動社會變遷的強大力量，然現行的教育體系重視行政、藝術和法律專業，和市場上的需求不盡符合，儘管東南亞的失業率相較於其它已開發國家是比較低的，約在5巴仙以下。   東南亞的媒體，包括廣播、電視、電影、書籍、雜誌、報紙，大多是西方導向的，傳遞著西方的家庭觀念、世代關係、同儕關係和性別關係。以我所熟悉的泰國為例，泰國人通常會有較容易讓人記得的小名，從家庭開始，讓爸爸、媽媽叫的小名，過去通常是泰國傳統的詞彙，但最近開始許多用英文名字作為小名的現象，有人希望回歸傳統，推廣泰國人用傳統的小名；此外，根據Master萬事達卡的統計，在亞太地區，泰國女性就業率為第三高，儘次於紐西蘭和澳洲，可見泰國女性在社會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我想這些都是受帶有西方觀點的媒體所影響。從「大家庭」轉換為「核心家庭」也大概是有西方的影響，傳統家庭對財富的流由父母主導，核心家庭的消費則由子女主導。   人口成長在東南亞各國的情況也是差別很大的，以平均壽命來說，新加坡的平均壽命為七十六歲，寮國則為五十二歲，這和該國的公共衛生有關。公共衛生裡，愛滋病防治是很重要的課題之一，柬埔寨、緬甸和泰國被認為是愛滋病有可能迅速擴散的國家，而印尼、寮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也被列為潛在迅速擴散的國家。在我看來，我認為主要原因是東南亞地區有較不隱晦的性工作者，而扼止愛滋病的最佳管道就是安全性行為，據我所知，泰國在「安全性行為」的推動上相當積極。   東南亞各國也逐漸面臨人口問題，如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都面臨生育率太低，但由於平均壽命較短，所以人口結構是年輕的。東南亞地區，國家間和國家內的人口移動也是值得注意的，通常人口稠密處都是高度農業化的地方，較不肥沃的地方，人口也較少了。東南亞各國如印尼、越南、泰國、菲律賓和馬來西亞，都有政府支持地將農業稠密地區的人口，移居到人口稀疏的地方。   國家間，東南亞許多國家都有往外輸出的勞力，這些勞力所匯回的資本，比單純商品還多，成了賺取主要外匯的方式之一。印尼有個地方「西努沙登卡拉」，一年賺到的錢，比整個省的總預算還多。國家內，則有通勤和環遊的移居者，通勤有賴該國的交通建設，移居者則住在城市，因為那有較多的工作機會。儘管如此，人們普遍仍認為小孩子在鄉村長大比較不會受到負面和非傳統的影響，我最近在看的泰國戲劇《霹靂兒媳》就是這樣，女主角當警察在曼谷工作也住在曼谷，但是她的家人包括爸爸、媽媽和妹妹仍住在Sinburi的鄉下。   我對其它國家不太熟悉，所以當課本說到……的時候，我只能聯想到泰國的……和其相符的例子。東南亞各國的差異很多，真要歸納出一些共同點，還真不太容易，所以我真佩服這本書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