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心理學的理論與應用

我讀Richard Nisbett《The Geography of Thought》的〈The Syllogism and The Tao〉一

知識體系在不同社會裡頭,都對其社會性格產生有意義的影響。希臘和中國自兩千五百年前開始,即有存在著顯著地差異,包括其社會結構和自我意識。在所有偉大的文明裡頭,希臘人是最有資格被認為是有足夠的自由、足夠的自信能夠掌握他們的人生,而且能夠為了滿足靈性的目的享受美學般的旅行。希臘人相較於其它民族,對其自身負責,且能夠自由扮演其選擇的角色。用「個人主義」形容希臘人,或許有點爭議,但無疑地,希臘人將自己視為獨特的個體,有著特殊的貢獻和目標。從希臘的史詩作品裡頭,可以發現人和神都具有鮮明的個性。我們姑且稱之為獨立感(sense of agency)。 希臘人似乎擁有一股來自公民、粉飾(rhetorical)的力量,而不是由獨裁(authoritarian)或暴政(tyrannies)。所以,相較於其它文明,當暴政起來時,寡頭政治(oligarchy)或民主政治也很快地就會取代之。 同自由和個人主義相等重要的,還有其對世界的好奇。希臘人透過將事物分類,接著產生法則以系統性地描述和解釋,這也造就其在多項領域,包括大氣、物理、幾何,等的成就。其它同時期的文明,如埃及人也有對於不同學科的系統性觀察,但總是比不上希臘人,其還試圖去解釋背後所暗藏的法則。 如果希臘人是用戲劇和讀詩歌作為場景的話,中國人則是以拜訪朋友和家人為場景。中國人喜歡「串門子」,而且早拜訪的人,即被視為是越重要的人。相對於於掌握感的,中國人有一個和諧感(sense of harmony)。中國人會將在家裡或村里與其它的摩擦最小化,遵守規定符合國家、官府的要求。中國人不覺得自己是任人擺佈的棋子,相反的,中國人有一種集體感(sense of collective agency)。儒家的五倫正說明了在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和朋友之間,都有責任和義務。儘管,中國先秦時期進歷了「百家爭嗚」,那時有禮的辯論常常發生,但對於公共歧異仍不被鼓勵。中國的音樂也通常是歌手、樂器都在同一個調子上,而希臘則發展出和弦的音樂,有來自不同樂器、聲調,共同組成。多少可以反應其社會特徵。然而「和諧」並不意味著「百依百順」(conformity)。在儒家裡頭,「和諧的君子」是和「百依百順的小人」有所區別的。過猶不及都是不合適的。 中國人曾經相信觀星可以預測聖人的誕生,但一旦發現其模糊性後,中國人就對其不感興趣了。中國人也在技術成就方面優於希臘人,發明了灌溉系統、墨汁、羅盤等。中國人是以實用為目的進行發明,而對於科學的理論和探索缺乏興趣。

從心理學來看雙語者和二語習得(Trevor A. Harley《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Bilingualism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閱讀心得)

可以很流利地說兩種語言的,我們稱它是「雙語人」(bilingual),因為「流利」模糊的定義,使得我們對於「雙語」(bilingualism)可以再細分為三類,同時雙語者(simultaneous)、早期雙語者(early sequential,學習第二語言稍晚於第一語言,但仍於孩童時期)以及晚期雙語者(late,成人之後)。也有人將「雙語」分為可生產性的雙語(productive)和接收性的雙語(receptive),前者可以產生和理解兩個語言,後者能夠理解兩個語言,但僅能生產出有限的語言。目前,由於世界上大量的移民比例,「早期雙語者」也大量地產生。 對於雙語者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對於社會有許多現實、實際的影響;心理語言學家也以此找出第二語言教學的好方法;同時,解決人們如何表現兩種語言的問題。 觀察雙語者,我們可以發現以下現象:一、語言混雜(language mixing):將不同語言的詞綴或詞彙,添加至另一個語言的句法或結構;二、符碼轉換(code switching):在一語言中的特定符號以另一語言取代。雙語者或單一語言使用者(monolingual),誰有較好的學術表現,是時常被討論的問題。 關於雙語者的語言處理「詞彙存放的地方」,人們對此提出兩種模式:一、分開儲存(separate-store);二、共同儲存(common-store)。前者認為,不同語言的詞彙庫是分開的,只透過語意相連結;後者認為只有一個詞彙庫、一個語意記憶系統。多數研究支持後者,仍有另一個可能性是兩種模式同時存在。例如:固定詞彙(concret word)、同源詞(cognates,來自相同字根的詞)或文化相似詞(culturally similar words)。 當一個語言轉換到另一個語言時,即翻譯,依轉換的方向可分為兩種:一、向前翻譯(forward translation,第一語言翻譯成第二語言):概念化的媒介(conceptual mediation);二、向後翻譯(backward translation,第二語言翻譯成第一語言):詞彙關連(word associatioin)。通常,向後翻譯的速度較向前翻譯快。 神經科學中在雙語者的研究中則顯示,語言於大腦的發展並非對稱地生長於左右半腦,第一語言早於第二語言在大腦側化。而且,有趣的是,不同的語言傾向在腦部不同位置發展。若對比早期雙語者和晚期雙語者,還可以發現在閉鎖詞彙(closed-class words)和開放詞彙(open-class words),前者是可以分佈在大腦的不同位置,後者則通通混在一起。 除了關鍵期(critical period)外,仍有為數不少的原因用以解釋為何第二語言的習得如此困難,例如:句法、時間、動機或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相同和相異,即對比分析(contrastive hypothesis)。第二語言的習得,對於學習的感覺,在時間歷程上呈U字曲線,即起初覺得學習得很好,當開始複雜後曲線往下,一旦熟悉結構後,能夠使用字根、句法規則時,則又感覺良好了。 關於第二語言習得克拉申(Krashen)有五大假說,其分別是監控(monitor)、學習和習得(acquistion and learning)、自然習得順序(natural order in acquistion)、可理解的語言輸入(comprehensible input)和情感過濾(active filter)。除此之外,人們個體的差異,也會影響人們學習新的語言,這包括:對於語音解碼的能力(phonetic coding)、語法感受的能力(grammatical sensitivity)、字根學習的能力(rote-learning)和歸納學習的能力(inductive learning)。克拉申說,學習第二語言就要像學習第一語言一般,在沉浸地教學中(immersion method),透過足夠可理解的輸入習得。「以少為足」(less-is-more)正是說明小孩子學習語言的優勢正是因為他從一點點開始。(starting small is an advantage to children learning language) 對於現代語言教學,夏普(Sharpe)提出了四個C,其分別是溝通(communication)、自信(confidence)、文化(culture)以及語境(context)。以溝通為語言學習的目的,給以學習者自信,並學習目標語的文化,以及在語境下達到可理解的輸入。另外,也有人認為字根重覆(rote repetition)是學習外語詞彙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