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心理學的理論與應用

觀察小孩子的「模仿」會發現，每個小孩之間有很大的異質性。當我們把「模仿」放在語言學習時，我們不禁想問，究竟小孩子的模仿是先理解才模仿？還是不理解也能進行模仿？更重要的是，語言發展的過程中，到底存在模仿的機制與否？如果有的話，模仿又是怎麼一回事？行為學派認為模仿很重要，然而小孩的語言卻意外地很有創造力，所以似乎不是能只靠模仿就能學習語言？我們可以將小孩子所說出來的話分有模仿性語言(imitative utterances)和自發性語言(spontaneous utterances)，透過這樣的分別可以進行進一步的比較。爾文堤普(Ervin-Tripp, 1964)比較語序；坎普和戴爾(Kemp & Dale, 1973)則比較語法特徵。兩組比較結論，模仿性語言都沒有比自發性語言來得高明，換句話說，模仿並沒有扮演任何語言學習的角色。《Imitation in Language Development》一文中，則有不一樣的論證。 《Imitation in Language Development》同樣將模仿性語言和自發性語言分別記錄。模仿性語言的操作型定義如下：一、在自然情境下發生；二、重覆部份或全部別人的語言；三、沒有添加或刪減；四、從模仿模型到模仿發生之間不超過五個句子。如此，會記錄為模仿的發生。 觀察結果發現，六個小孩之中有四個小孩進行模仿，另外兩個小孩模仿的發生較少(即便將操作型定義的第四項放寬至十個句子，仍不見有模仿的行為發生)。然而，個別小孩卻且有一致性，即一開始會模仿的小孩子，到後來就持續模仿，一開始不模仿的小孩子後來也不會模仿。 比較四個有明顯模仿行為的小孩的模仿性語言和自發性語言，我們有以下發現。 首先，自發性語言和模仿性語所出現的字群並不互相重疊；其次、一開始是模仿性語言，到後來會轉變為自發性語言，這在許多具有語義句法結構中都被發現。這說明模仿造就了語義句法結構的學習。即便一開始以自發性語言為主的結構，在後期也會發現自發性語言大量增加。

既然小孩子所聽到的語言是貧乏所以不足以產生語法的，那肯定有個語言習得裝置(language acquistion device, LAD)提供了這個天生的結構，杭士基後來對這語言習得裝置的用詞是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透過參數的設定(parameter setting)這可以將所有語言共同的參數說盡，並在不同語言下進行設定。怎麼設定？持續理論(continuity hypothesis)認為從出生開始，就開始將字詞歸類，小孩子就是長時間在這個設定的過程中；成熟理論(maturation)則認為小孩子不是一開始就能設定，而是慢慢達到成熟階段才可以設定的。參數設定理論，不論在兒童口語或手語的發展中，都發現有相同的時程。洋涇賓(pidgins)是簡化後的語言，而克里奧(creoles)則是使用洋涇賓語的後代所說的語言。前者句法高度簡化，但後者的句法結構卻是豐富且完整。小孩子生長在這樣混合語言的社群中自然就會產生這樣的結果。手語也有這樣的情況，聽人父母的聾小孩即便沒有手語的環境，仍能具有和克里奧語一樣的語法發展。這被認為是語言生物程序假說(language bioprogram hypothesis)。 小孩子到底怎麼學會語法規則的？大多數的人說是透過歸納(induction)來的。簡單地說，就是透過一些特別的例子來整理出一套規則，但這馬上會被「刺激缺乏」打槍。戈登定理(Gold’s theorem)認為只憑歸納這些正面的資料(positive data)是無法使語言被習得的。這也無法產生無限的句子。唯有在產生不合語法的句子時，被家長糾正這時有負面證據(negative evidence)學習者才有可能會習得。 除了上述對於語言是先天的論述之外，連結理論(connectionist)也提供了另外一個取徑去解決這個問題。這個理論認為小孩子被曝露在這些語言輸入中，會運用這些語言輸入的分配以進行關連的學習機制。這是完全不需要意義的。紐伯特(Newport, 1990 )的「少即多」(less-is-more)就是說小孩子有限的認知能力可能幫助小孩子習得語言更好。連結理論也不需要負面的證據去修正其內在的資訊分配。但是連結理論也只能說明自然語言中語法的複雜度。這和戈登定理仍有拔河的空間。不過這個類似統計分配資訊的過程，是小孩和大人都能夠進行的，而且也不專屬於語言。

語言發展的重要研究議題大多集中在語言能力是先天的。理性派(rationalists)認為語言能力就是先天的，從出生就開始發展；實證派(empiricists)則認為所有知識，包括語言，都是來自經驗。這就常常可以產生花火的先天後天之辯(nature-nurture debate)。最簡單的語言發展理論就是「模仿」(imitation)，小孩子透過模仿大家的語言而學習語言。但是小孩會犯的語言錯誤，大人並不會違犯；小孩有時候想模仿其聽到的也常常因為缺乏適當的語法結構而失敗。不過，成人的模仿卻在其習得口音、說話方式和特定詞彙的選擇上有很重要的角色。 那麼，語言是可以透過強化(reinforcement)或制約(conditioning)而產生的嗎？首先，大人通常只對小孩子所說的話，針對其意義或事實性進行糾正，並不會對進行語法性的糾正。小孩子是否接受到足夠的負面證據(negative evidence)是一直在辯論的話題。我們大概可以說小孩子主要是依靠內在的能力去學會語法的。其次，小孩子不規則的過去動詞變化和複數名詞是學習理論所無法預測的。第三，有些字是先理解之後才會說出來的。第五、氣泡話(babble)並不是隨機發生的，模仿也沒有想像中的重要。這些論點正好都和強化與制約站在對立面。 杭士基(Chomsky)用「刺激缺乏」(poverty of the stimulus)來說明小孩子習得語言的規則和語法的輸入是在很貧乏的情況下所進行的。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小孩子聽到的輸入是「退化的輸入」(degenerate input)，小孩子聽到的是充滿口吃、遲疑和字詞交疊的輸入。二、我們也沒有證據顯示小孩子能夠依照他們所聽到的輸入而學會語法。 也有人研究媽媽語(motherese)，因為這是一種特殊地、對小朋友的說話方式，現在又稱兒導語(child-directed speech, CDS)。兒導語的特色是它有暫多的暫停、句子較短、冗贅較多、語速較慢、分節明顯。比起一般口語，其字彙會加以限制，聲調會被加強。但多數研究不支持兒導語和語言發展有關。

對於嬰兒的語言發展，我們通常是透過「吸吮習性範本」(sucking habituation paradigm)去檢試嬰兒是否能夠區辨兩個不同的刺激。小嬰兒面對新的刺激時，嬰兒吸吮的速率會上升；相反地，遇到已經習得的刺激時，吸吮的速率則會減低。「喜好關注技術」(preferential looking technique)則檢視孩童在觀看的場景所描述和他們聽到的聲音，通常小孩子對會花較長的時間在其聽到和看到有一致的事物之上。「制約轉頭技術」(conditioned head turn technique)則是以閃亮的東西去使小孩改變其視覺方向，這個可以判斷嬰兒是否開始能夠作區辨。我們可以使用橫斷式的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ies)觀察不同組別嬰兒的表現，也可以使用追縱式的研究(longitudinal studies)研究個別嬰兒的狀況。

「學習」通常不是個體的活動，它是一個常態、動態、連續適應過程。早期，我們為學習只在教育系統發生；事實上，學習是每人在任何時刻都在發生。將「學習」的概念擴大，我們可以使用延展性(extendted)和分散性(distrubted)這兩個概念。延展性說明，個體的學習會和環境互動；分散性說明，由於自心智、身體延伸至環境，這也使得認知分散在各個地方，我們的心智得以解放，而能夠保留更多空間到其它地方，所以我們能夠創造、能夠發明。釋放記憶體，對於思考能力、創造能力很重要。以前，吟唱詩人是社會上很重視的職業，因為他們記得史實，靠他們流傳歷史；現在，人不需要把東西記在腦袋，只要會使用谷歌就行，需要具備的就變成判斷訊息的可靠性，我們不再記背，因為到處都有。當頭腦的工作不再用於儲存、運算，學習也因而改變。 學習的過程中，我們會得到正確和錯誤的反饋，一但正確我們便得到獎勵，一但錯誤我們便受到懲罰。因為，學習的過程也就是適應的過程，錯誤才是一個學習系統必經的過程。一個不會犯錯的系統，它本身就不是一個學習的系統，如果不會學習，這個系統要嘛運作正常，要嘛就崩潰，只有兩個選擇。這樣的系統也無法因應環境的變化。 學習就是在「情境活動體系」(situated activity systems)中發生的，第二語言或其它的學習，也是要有一個情境在那邊，一個學習者覺得需要的情境，這樣學習才會自然發生。然而，很多時候是學習的環境對學習者沒有意義，學生覺得「我不需要」，那學習就不會發生。 人們對於母語的學習通常都是自主、自動的。因為小孩子要去生存、要融入社會，在成長或成熟的過程中，就會把母語學習起來。小孩子具有很強的驅動力使之學習母語。這個驅動力的來源是什麼？ 為了說明這個驅動力，第二語言習得理論有兩派：一派認為是「機件系統」(assample mechanism)組裝而來的；另一派認為是存在「動力系統」(power mechenism)運作而來的。後者即認為，動力的來源就是必需依靠「情境活動體系」。買車給小孩子，他是不會主動去學的。要讓學習者感覺需要才會去學。

第二語言習得的研究中，社會認知(sociocognitie)取向整合了心智、身體和世界功能為一體。人人就是一個有機體，不斷地在成長，它是屬於生態系統(ecological)的有機體。同時個體在成長，種族在演化，人類為了適應環境也是一個不斷地在調整自己的適應型(adaptive)的有機體。這個有機體系統一直在應付環境的變化(包括人所發明的東西、器具、語言…等)，應付環境變化的過程就是在學習。「認知」(congnition)在這樣的過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它使人們可以和環境同步(aligned)。傳統上，人的認知被認為是腦的活動，是一個封閉的系統；近來，認知被重新定義為一個可延展的(extended)、分散(distributed)的系統，它所處理的不再只侷限於腦袋裡頭事物，它還包含整個心智、身體和外在環境的事物。人類所發明的產品，不只來自頭腦內部殼，它們也和在頭腦外部的世界互動，其實是把身體經驗、環境等通通整合到一個產品之上。人類越來越依賴環境的支持，而認知也因為延展之後，使我們對環境控制的能力也增強。弓箭、鋤頭等工具，就是一個認知被延展的產品，它使人類的能力變大，我們不必再徒手掘土。 語言也是人類所發明的產品，它使我們的心靈力量變大，也使我們對環境控制的能力增強，有語言之後，不需要用拳頭，就可以叫你做不一樣的事情。

語言社會化取向的第二語言習得，和會話分析(conversation anlysis)、認同與權力(identity and power)、複雜理論(complexity theory)、新維谷斯基社會文化理論(neo-Vygotskyan sociocultural theory)和社會認知與生態學習理論(sociocognitive and ecological theories of learning)有部份相似和相異之處。會話分析研究社會關係(例如，幼兒和保姆、新手和老手)間的社會互動的變異，如何維持、競爭、轉變；而語言社會化則建立在學習理論(theory of learning)之上。 「認同」在二語習得的研究中，根植於後結構主義女性理論，其有四個面相的概念：一、社會認同；二、社會行為；三、社體活動；四、情感或認知(affective or epistemic meanings)。「權力」也是，認為社會化的概念是具有偶然性(contingency)和多面性(multidirectionality)的。所謂「權力」不見得是屬於較年長或較有經驗的，它可能是由新加入的人所表現，包括在缺乏導師時的競爭實踐或展示專業。其和語言社會化取向的差別同樣在於學習理論。 相對於「認同」和「權力」的二語習得研究，語言社會化是長期追縱，如民族誌般的取向，仔細的語言分析和其它社會實踐都是學習個體的語言社會化過程。簡單地說，認同和權力的取向從社會學出發；語言社會化的取向從語言人類學出發。 最後，語言社會化和新會文化理論、社會認知理論以及生態理論有很多共通之處。所有理論都認為人類活動(culturally organized activities)和日常互動(interactional routines)都是建立意義和學習的軌跡。而且社群中，較專業、較流利的人扮演關鍵的角色，新手或新進的人要開發潛能就必須依靠老手給予支持和輔助。學習、知識和社會，都是人類心靈的成長。 但是語言社會化並起其它取向，更偏向「教化」(enculturation)。非語言社會化的理論，認為學習者在社會互動的脈絡下習得語言，是在社交和認知中取交集；而語言社會化的理論則認為應該給社會和文化之間的心理經驗和語言學習放更大的比重。所以，學習者也可以是社會化中的能動者，即使面對更有經驗的對象，學習者還可以拒絕社會化或選擇性地社會化。此外，語言社會化有興趣的包括社會裡頭初心者和中段成員的語言和文化實踐；在二語中的社會化研究裡，常常是同時觀察其第一、第二和多語學習者的語言接觸的。其目的在於捕捉豐富、多樣，以語言為媒介的面貌。

語言社會化(languge socialization)在透過互動了解語言、文化和溝通能力時，是一個很大的框架，通常這個互動的對像都是那個擁有較多知識或更流利的語言能力的人。它是屬於語言人類學的分支，主要檢驗鉅觀和微觀的脈絡下，語言如何學習、如何使用，而且使用長期追縱式地研究，帶有民族誌和語言學或論述分析的方法。認知學派的第二語言習得，關注語言發展的描述和解釋，如構詞、句法、聲韻、詞彙和語用現象的言談；而語言社會化取向則會在更大的脈絡之下，除了語言的發展之外，其它有關語言本身的知識，或透過語言所學習到的知識，都被含括在內。這此知識可以是文化(culture)、社交知識(social knowledge)、意識型態(ideologies)、epistemologies(認識論)、認同和主體性(identities and subjectivities)以及情感(affect)。進一步來說，語言社會化開始於孩童的社會、文化和第一語言發展的研究，多數研究並非關注詞彙或構詞的層次，而屬是互動和社會語言學的事務如何成為學習者和使用者反覆出現的溝通方式。 語言社會化的研究者大多同意些許程度的能動性(agency)、偶然性(contingenc)、不可預測性(unpredictability)以及多向性(multidirectionality)在考慮到學習者和其學習軌逕時，也就是這些學習者是存在能動性可以競爭和轉變，並使自己適應其它人的。學習者會將保姆、老師或其它專家社會化為自己的認同和實踐。然而，這在第二語言中，並不像第一語言社會化的時候，具有這樣的程度去接受或進去那個新的論述社群(discourse communities)。可能是第二語言學習者要保有原先的認同以和標的社群區辨，也可能是實際的理由而不願意滿足標的社群的期望和學習要求。 簡而言之，語言社會化在第二語言的研究中，學習者和標的社群中較流利、專業的對象所進行的「社交互動」會媒介其「溝通能力」和「該社群中價值觀、認同、意識型態和立場的知識」。

由於有這樣深層結構和表面結構的區分，我們就可以加入另一組像變形金剛的規則，也就是變形語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簡稱變形金剛(transformations)。變形金剛可以把表達相同意思的規則寫成同一條，例如： VP→V+(part)+NPVP→V+NP+(part) 變形金剛一變就可以寫成： V+(part)+NP→V+NP+(part) 從主動式到被動式，也可以變： NP1+V+NP2→NP2+be+V+en+by+NP1 這樣就變出來了。 變形金剛不同於「詞組結構」，有許多條件限制。比方說， V+(part)+NP→V+NP+(part) 這個變形金剛能夠這樣變： John phoned up the woman.變成John phoned the woman up. 但是這樣就不能變： John called them up.*John called up them. 總之，就是變形金剛能夠解決深層結構和表面結構的歧異，但是還無法完全解釋「詞組結構」的語言共性。

「語法」(grammar)一直是一個讓人不喜歡的詞，事實上語言學理論裡頭的「語法」概念和語言學習的「教學語法」(proper grammar)是只存在一點點兒的關係。不過，從語言學的角度，我們還是可以說「語法」就是個人對於語言知識的描述。語言可以有無限的句子，而語法則是提供這無限句子的有限規則。我們怎麼評價這個語法的優劣呢？杭士基(Chomsky)認為有三個標準。第一個是「顯然適切」(observational adequacy)，比方說我們知道在英語裡，pb不會同時出現這個規則，所以我們一看到pbort就知道這是亂寫的。如此這個規則能夠產生可接受的語言，那就符合這個標準備了。第二個是「描述適切」(descriptive adequacy)，前一個標準讓我們知道什麼樣的句子是可以被接受的，這個標準進一步能夠描述兩個傳達相同語義的句子在不同的句法。第三個標準是「解釋適切」(explanatory adequacy)，杭士基說我們可以有很大量描述適切的語法規則，而小孩子自小時侯受接受到的語言樣本中提取出語法，所以小孩子可以歸納出特定的語法，其透露這個內在的語言限制就使小孩子得到正確的語法。 民國四十年代，杭士基提出變形語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首先先對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和表面結構(surface structure)作區分。前者是隱於句子下所傳達的意義，後者則是表面文字的排列、順序和發音。「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它在深層結構裡頭有兩個意思，一是開飛機這個動作很危險，另一個是會飛的飛機本身很危險，其深層結果就可以是「The act of 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或「Plans that are flying can be dangerous」，這個我們就可以說它是深層結構的歧異(deep-structure ambiguity)。 另外，在表面結構上看起來一樣，但是深層結構卻不一定一樣的。 John is easy to please.John is eager to please. 前一句，在深層結構裡，約翰是被取悅的人；後一句，約翰就成了取悅的人了。 我知道他會來。我希望他會來。 表面上兩個句子結構一樣，但深層結構不一樣。前一句是單賓式，後一句是句補式。 再來，表面結構不一樣，但是深層結構所表達的意思卻是一樣的。例如英語的主動式和被動式和華語的把字句和被字句也能透過表面結構和深層結構的差別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