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語言一直是語言學界與教育界關注的重要議題，尤其是「成人為什麼學語言比兒童難」這個問題，更是許多語言老師與研究者長年苦思的難題。Lydia White 在其代表作《Another Look at the Logical Problem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中，重新審視了這個問題，並以「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 UG）」為核心概念，提出了令人深思的見解。 什麼是普遍語法？ 「普遍語法」是語言學家 Noam Chomsky 所提出的理論，主張人類天生具有一套內建的語言學習能力，也就是說，我們並不是從零開始學語言，而是已經擁有某種語法結構的「藍圖」。這個藍圖中包含一些原則（principles）與可調整的選項，稱為「參數（parameters）」，能夠因應不同語言的語法差異。 Lydia White 對這套理論特別感興趣。她認為，正是透過這些參數的設定與變化，人類才能靈活地習得各種不同語言。這種參數化的語法結構，不僅解釋了語言之間的共通性，也解釋了差異的來源。更重要的是，普遍語法有助於橋接學習者實際接收到的語言經驗（available experience）與他們最終能夠掌握的語言能力（attained competence）之間的鴻溝，這點對於語言習得研究來說極具啟發性。 語法參數與第二語言學習的挑戰 在研究第二語言（L2）學習時，語言學家會特別觀察母語（L1）與目標語言（L2）在參數設定上的差異。例如，有些語言的「中心語」位在句子的左側，有些則位在右側。當母語與第二語言在這些參數上有所不同時，學習者在語法上的適應就會變得比較困難。 舉例來說，英語母語者在學習韓語時，可能會在反身代名詞（reflexive pronouns）的使用上出現一種「非英語、非韓語」的語法結構，這種錯誤雖然不屬於兩者語法系統，但卻出現在其他語言中。這個現象說明了語言學習者會在多重參數值之間摸索，而不只是從母語或目標語言中複製語法規則，反映出普遍語法在語言學習中的動態作用。 成人與兒童的語言習得機制真的不同？ 一個核心的爭議是：**普遍語法是否仍對成人有效？**這關乎語言學習的根本邏輯。根據White的探討，學界普遍存在兩種極端看法： 持「UG無效論」的學者認為，成人學習語言面臨的最大困難在於，從外在語言輸入中所獲得的資訊不足以完整推導出語法系統，這就是語言習得理論中的「underdetermined」問題。也就是說，光靠輸入資料，學習者無法「命中註定」地學會語言，而需要額外的內在結構協助。而兒童之所以能夠快速學會語言，正是因為他們有UG這套強大的系統在背後運作。 語言學習的關鍵：理解與應用內在語法機制 透過Lydia White的理論，我們可以更深入理解語言學習的內在邏輯。成人在學習第二語言時，除了受到母語影響外，還面臨來自「語言學習機制轉換」的挑戰。若我們忽視UG是否仍在運作，可能會錯估學習困難的根源。 因此，在語言教學中，理解學生面對的「語法重設」壓力，並提供引導學習者正確調整語法參數的機會，是提升教學效果的關鍵。而這也解釋了為何單靠語言輸入（input）並不足夠，還需設計能引發語法覺察（grammatical awareness）的學習活動，幫助成人學習者更接近兒童時期的學習效果。 結語：重新理解第二語言學習的邏輯問題 語言學習從來不是單純模仿或記憶，而是與人類內在語言結構密切相關的認知活動。Lydia White 的研究提醒我們，普遍語法理論不僅是抽象的語言學說，更是我們理解語言習得過程的鑰匙。 如果您是語言教師、語言學研究者，或是語言學習者，了解這些理論不僅能幫助您認清語言學習中的挑戰，也能為設計更有效的教學策略與學習方法提供理論支持。
Category: 語言習得專題
華語的零代詞：中文兒童學學習的困境與教學解析
零代詞是指在語句中，可以代替某個名詞而出現的一種代詞。它通常用來代替前面已經出現過的人或事物。例如: 張三和李四在公園玩球，Ø 踢破了窗戶。 在這個句子中，“Ø”就是一個零代詞，它代替了前面出現的“張三和李四”這個名詞詞組，以避免重復使用同一個名詞。 中文零代詞的特點 零代詞的特點是: 學習使用零代詞對提高中文語言能力很重要。但由於零代詞本身不帶信息，正確推理解讀需要依靠上下文及一定的語言經驗。適當使用零代詞可以使表達更流暢連貫，但使用也需要遵循一定規則，避免產生歧義。 中文兒童學習零代詞的困難 根據相關研究，中文兒童學習零代詞主要面臨以下困難: 教師需要了解這些困難，從簡單開始訓練，提供清晰指導，大量語料訓練，培養監控策略，逐步提高兒童零代詞的理解能力。同時兒童自己也要主動學習，勇於求助。 中文兒童零代詞發展的情況 文章的實驗探討提及順序對中文兒童進行零代詞推理的影響，實驗設計和結果可以歸納如下: 一、研究目的 探討提及順序是否影響不同年級中文兒童進行零代詞推理的時間。 二、參與者 選取台南市某小學2-5年級學生各43-52人，共206人。所有參與兒童的字詞辨識和篇章理解能力通過篩選。 三、實驗材料 自行編制36組兩句一組的短篇，包含不同性別、同性別的人物。釆用零代詞推理句和填充句。 四、實驗程序 每組6-8人，個別指導說明后，練習8題，正式實驗分兩階段完成。 五、變量與設計 自變量為年級（2-5年級）和提及順序（第一順位、第二順位）；依變量為推理句的反應時間。釆用混合設計變異數分析。 六、結果 七、結論 五年級是中文兒童零代詞推理開始運用首位優勢策略的關鍵期。 系統化地指導零代詞推理 系統的零代詞推理策略指導可以包括以下要點: 這些指導要根據學生語言發展水平按部就班，從具體到抽象，循序漸進，使其內化推理策略，并能靈活運用。 黃秋華, 曾玉村, & 陸偉明 (2014). 提及順位在中文兒童零代詞推論的效應. 教育心理學報 (TSSCI), 46(2), 233-250.
語言教學的新視野：手勢作為視覺動作訊號的多模態語言習得可能性
多模態語言習得(Multimodal language acquisition)是指在學習語言時，不僅僅使用言語信息，還結合了多種感官方式，特別是視覺和動作。 多模態語言習得 使用多感官方式來學習語言可以加深印象、減輕負擔，並提高學習效果。多模態語言習得更貼近人類交流方式，也為語言教育帶來新思路。 手勢在多模式語言習得中扮演重要角色 總之，手勢是多模態語言習得中的關鍵元素，可以有效輔助和強化語言學習。除了手勢，其他視覺動作訊號也有助於語言習得，例如面部表情、眼神接觸、點頭、身體動作、身體距離、肢體觸碰、嘴型、呼吸節奏和視線移動等。在語言教學中，可以根據情境和文化適當運用這些視覺動作訊號，以增強語言學習效果。 其他視覺動作訊號對語言習得的影響 因此，在語言教學中，不僅應用手勢，還應引導學習者感知和運用這些視覺動作訊號，以提高語言學習的效果。同時，應根據不同的情境和文化背景來適當運用這些視覺動作，以更好地促進語言習得。这些視覺動作訊號有助於使語言交流更加生動且有趣，同時也促進了多感官學習的效果，提高了學習的樂趣。 研究設計流程、分析、結果 這個研究 (Morett, L., Gibbs, R., & MacWhinney, B., 2012)是關於如何使用手勢來學習第二語言的，研究的步驟如下： 研究結果如下： 總結來說，這個研究發現觀看手勢並不會提高單字學習，但主動使用拍子和指示手勢對「老師」自己的學習有幫助。不同種類的手勢對學習有不同效果，這為手勢在語言學習中的角色提供了更多了解。 結論： 建議： Morett, L., Gibbs, R., & MacWhinney, B. (2012). The role of gesture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Communication, acquisition, & retenti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 (Vol. […]
將語言視為動作：從合氣道練習中啟發語言學習
將語言視為動作其實是滿抽象的，因為我們認為語言是由詞彙、語法、語音等組成，和動作沒有半毛錢關係。 將語言視為動作，在理論上是這麼看待的： 語言是一項技能活動。在技能的發展和習得過程中，模仿可以發揮不同的作用。在語言中的模仿可能與其他領域中的模仿，包括機器人技術中的模仿，相關聯並且能夠闡明模仿的作用和功能。模仿在兒童母語習得過程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在語言的進化起源和多樣化中，模仿扮演了什麼角色？模仿與我們使用的詞彙來源以及這些詞彙的組合方式有多大關係？這些問題可以在不同的層面進行考慮，包括語言和言語表面形式、語言和言語基礎系統的底層結構、言語口齒表達問題以及神經水平以下的模仿功能問題。任何類型的模仿都涉及到運動和感知功能之間的關係，即大腦的運動系統與視覺和其他感官系統之間的關係。語言和言語也需要運動活動和感知活動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協調。模仿在語言和言語中的作用和功能是許多不同學科的研究課題，不僅僅是語言學本身，還包括兒童發育、神經學、進化理論、社會心理學等領域。 簡單兩個字，就是「模仿」。說起來簡單，有所體會很難。最近開始練習合氣道，再回頭看這個命題，才會覺得這個深刻之處。 合氣道源自於日本，在印尼學習合氣道不若在台灣，台灣會將現成漢字以漢音發音，印尼的合氣道則直接使用日語術語。聲音和概念的匹配比較像詞彙學習，這並不是現在要討論的。你可以對比以下幾種情境： 如果老師要解釋四方摔的話，你可以會看到這樣：四方摔是合氣道八大基本技法之一，是一種摔倒技，主要是透過控制對方手臂關節，讓對手摔倒。這個技法可以分成正面和反面兩種不同的技術，並且可以從四個方向進行攻擊。四方摔的原理和劍法很相似，主要是利用內外迴轉身法來控制對手。在施技時，掌握好手肘的控制非常重要，因為不論是前方或後方技法，施術者都必須根據對手攻擊力量的大小和方向來決定施技方向和角度。透過身體的轉身產生旋轉力量，同時保持對方腕、肘關節向上擰轉的狀態，直到對手被控制住為止。 有沒有一種感覺？每個字都認識，合起來就不知道它在講什麼。華語是如此，印尼語也是如此。當然老師並不是這樣教合氣道。人們有模仿的能力，就算聽不懂，還是能夠依樣畫葫蘆。聽不懂印尼語的我是這樣學的，另外三個和我一起學習的五歲小朋友也是如此。有時候看老師的動作，有時候看前輩的動作。常常是動作先學會了，就可以體會上面那個解釋的意思了。 如果看這個影片，甚至不用解釋，你就知道四方摔是什麼了： 如果把語言當成動作，當老師在解釋語言的時候，就像是在進行語法解釋；而老師或前輩示範時，就是提供模仿的範例。太久沒有去「模仿」時，就比較無法體會「語言視為動作」是什麼意思，其實也不過就是如此而已。 當然，語言視為動作可能還有很多微細之處(nuance)，這需要真正研究或關心這主題的專家才能夠說得清楚。透過練習合氣道（我已經通過印尼合氣道五級檢定了～），又突然體會這句話的意思，也算是意外的收穫。
政治大學中文系深波學術講座：閱讀漢字的心理歷程（台灣大學心理系葉素玲老師主講）筆記
台大心理系葉素玲老師利用字形分類的任務，要求受試者將長得很像的漢字歸類，從視知覺的角度將漢字分為水平、垂直、L形、P形與包圍五種結構。而後，透過視覺搜尋的任務，讓受試者從一群字中找出相異的字，如果群字和異字是屬於相同結構的，則受試者需要花更多時間才能找到。 Yeh, S. L., Li, J.L., Tatsuto, T., Sun, V.C., & Liu, W.R. (1999). The influence of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cognitive structure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hap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3rd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閱讀英文的句子時，重覆出現的詞（type），在時序上第二次出現時（token），容易被忽略，這樣的現象稱為「重複視盲」，葉素玲老師同樣在漢字整字和部件上發現相同的情況。重複視盲的範典也被用於檢視漢字是否是圖象式的文字？用飛機和直昇機的圖案會重複視盲 （圖象式），但是用airplane和helicopter則沒有重複視盲的現象（非圖象式）。葉素玲老師發現同義的漢字（冠、帽）沒有重複視盲的現象，以此類比和邏輯，揭示漢字可能並非圖象式的文字。 Lo, S. Y., & Yeh, S. L. (2018). Does “a picture […]
我讀Marina Vasilyeva, Heida Waterfall and Janellen Huttenlocher的《Emergence of syntax: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across children》
來自不同社經背景地位(socioeconomic backgrounds, SES)的嬰兒是否會句法的表現會有不同？或者有什麼部分是相同的？《Emergence of syntax: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across children》從嬰兒二十二個月大起開始觀察記錄，每四個月再去造訪一次這個嬰兒，直到嬰兒長到四十二個月大，每個嬰兒只少有五次家訪記錄，每次家訪記錄以錄像攝影九十小時，總共對四十五個嬰兒進行記錄。記錄的內容分為簡單句和複雜句，結果發現不論來自高社經地位或低社經地位的嬰兒，簡單句的產出存在相同的軌跡；而複雜句的部份，高社經地位的嬰兒較有優勢。杭士基(Chomsky, 1965)指出不論來自哪個語言環境的小孩，語料的輸入所扮演的功能就是用來啟動小孩子對於其語言參數設定的可能性。因此句法的發展也應該每個人都是一樣。然而，我們卻發現不同個體之間存在系統性的差異，這差異的來源有人說是個體基因上的變異(Pinker, 1994; Pinker & Bloom, 1990)，也有人說是來自和其輸入的語言有關(Tomasello, 2005; Tomasello & Brooks, 1999)。 過去檢查系統性差異的指標包括麥克阿瑟的溝通發展庫(MacArthur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y, CDI)、平均言談長度(mean length of utterance, MLU)以及語法知覺測試(Test of Reception of Grammar, TROG)。溝通發展庫包括句子的長度和複雜度，主要由父母親的自我報告；平均言談長度則計算句子中出現的字詞或詞素數量，這無法體現結構的複雜度；語法知覺測試則包括簡單句和複雜句，但複合子句(multi-clause sentences)的佔比仍少。 《Emergence of syntax: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across children》直接對嬰兒進行錄像、將語料轉寫，再分別對於簡單句和複雜句進行分類。簡單句包括只使用一個動詞的問句(questions)、直述句(declaraatives)和祈使句(imperatives)；而複雜句類包括情態動詞(modal verbs)和時態(emerging modals)，包括：連結兩個動詞的聯合式(coordination)、受詞補語(objective complement)和受詞關連(objective relative)等。結果發現不論來自高社經地位或低社經地位的嬰兒，簡單句的產出存在相同的軌跡；而複雜句的部份，高社經地位的嬰兒較有優勢。 不可否認複雜句能夠表達複雜的思想，然而大多數人類溝通時的語言以簡單句為主，而且複雜句在日常生活中被使用的機會也少於簡單句。如果社經地位的差異造成複雜句的發展，那麼不論來自哪個社經背景而天生就會的簡單句是否就是人類所與生俱來的語言能力呢？
我讀曹峰銘(Feng-Ming Taso)、劉惠美(Huei-Mei Liu)和Patricia K. Kuhl《Speech Perception in Infancy Predicts Langauge Development in the Second Year of Life: A Longitudinal Study》
從語言學這個學科發展的角度來看，歷史眼光中總是告訴我們存在一個統一的語言部門。儘管如此，人們因為基因的差異仍可能存在變異(Fodor, 1983; Pinker, 1994)。《Speech Perception in Infancy Predicts Langauge Development in the Second Year of Life: A Longitudinal Study》一文就是試圖告訴我們，語言能力屬於天生的之中仍有變異性，而這個證據就是六個月大嬰兒對於語音感知(phonetic perception)的能力能夠用以預測其在十三個月大、十六個月大和二十四個月大時的語言能力。其中，語言能力以麥克阿瑟的溝通發展庫(MacArthur Communicative Development Inventories)作為測量指標。早期，人們透過高頻的奶嘴吸吮(high-amplitude sucking, HAS)去作為嬰兒判別語音的指標，透過嬰兒對於新語音的興奮，而使吸吮頻率提高以推論嬰兒具備辨別兩組語音的差別。近期，有人使用頭轉(head turn, HT)實驗，除了能夠依組別分出可區辨和不可區辨外，還可以更詳細也記錄個體之間的差異。而個體之間的差異的跨度，以本研究為例，正確率可以從47巴仙到97巴仙，而達到正確的門檻可以從7次到29次之多(30次為極限，超過30次未能達成任務即排除)(Tsao, 2004)。 要求受試者要判別的語音是芬蘭語裡頭的母音/u/和/y/，若給英語母語成人聽這兩個母音，他們可能會對應到英語裡頭的/u/和/i/母音，而不會將它們視為外國語音。然而其物理特徵是有差別的，芬蘭語的/u/和/y/的第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與英語/u/和/i/的第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都存在差異。把兩個對於英語環境下的嬰兒都是新奇語音的/u/和/y/來測試，透過頭轉實驗記錄六個月大的嬰兒能夠辨別新舊語音的最小次數以及正確判斷新舊語音的機率。 接著，在十三個月、十六個月和二十四個月的時候，由嬰兒父母填寫麥克阿瑟的溝通發展庫的問題作為嬰兒在詞組理解(phrases understood)、字詞理解(words understood)、字詞產生(words produced)、早期手勢(early gesture)、晚期手勢(late gesture)、不規則字詞產生(irregular words produced)、語法複雜度(grammatical complexity)等項目的語言表現。在多個項目中，都發現六個月大嬰兒對於語音的辨識能力能夠預測語言能力。 除了在專屬的、天生的語言能力，而個別的差異能夠解釋這樣的實驗結果外，或許認知能力(例如：專注力或學習能力)也可以用以解釋這樣子的差別。當六個月大的嬰兒在頭轉任務中具有較好的認知能力時，也許這是獨立於天生的語音能力，而使小嬰兒能夠在對於字彙的學習配對上有較好的表現。
我讀Miriam Dittmar、Kirsten Abbot-Smith、Elena Lieven和Micheal Tomasello的《German Children’s Comprehension of Word Order and Case Marking in Causative Sentences》
英語和德語是兩個在語言結構上具有差異的語言，特別在格標記(case marking)方面。德語句子所提供的語法線索包括語序(word order)和格標記，這提供了使用德語的人辨視致使句(causative sentence)裡頭的施事(agents)和受事(patients)。The dax mibbed the gazzer.The toma mibbed.The toma the gazzer mibbed. 在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中，我們都可以透過語序來對於句子中的名詞進行語義角色的指派，第一句是致使句，前者是施事，後者是受事；第二句則是唯一名詞進行唯一動作。但第三句，我們不禁會問是誰對誰做了mib這個動作？ 在德語中，除了語序之外，還有什麼線索？德語還有主格和受格的區分，在陽性名詞的主格前會使用der前綴，而受格之前則以den前綴；在陰性名詞的主格和受格則都以die前綴。這比起英語只在代名詞作主格和受格的區分，有更多的線索。再來就是主詞和動詞的一致，如第三人稱動詞後綴s。最後，就是靠語義的動物性(animacy)作為線索。 貝特和馬惠尼(Bates & MacWhinney, 1987, 1989)就提出了競爭模型(competition model)以評估幼童如何對於不同語言的不同線索的習得提出解釋，同時當線索之間彼此衝突的時候，能夠來權衡哪個線索扮演較大的角色。為了把不同線索給量化，該模型有三個指標：線索量度(cue availability)、線索信度(cue reliability)和線索成本(cue cost)。線索量度就是頻率，線索信度就是在該語言中的一致性，線索成本則是線索的複雜度。例如在致使句中，語序和格標記都能夠提供施事和受事的辨視時，這就達到了一致性(coalitions)。以英語和義大利語小孩子為例，當我們設計實驗語料去破壞這一致性的時候，就可以發現英語的小孩仍以語序是否合語法的根據，而義大利語的小孩則以動物性作為判斷句子是否合語法的根據(Bates, 1984)。同樣的模型，還能檢驗希伯來語裡頭，小朋友主要依線索量度判斷句子合語法否，成人則依線索信度判斷。檢驗線索成本的研究較少，格標記可以視為當地線索(locas cues)，因為它和名詞視為一個整體，而語序則是分散線索(distributed cues)，因為它可能分佈在整個句子，對於人類的短期記憶有稍大的負擔。後者的複雜度，就比前者高。 這一個研究就是要透過新造動詞(novel verbs)去了解德語小孩對於德語習得時在語序和格標記的權重。該實驗所設計的語料有三大類，一類是格標記和語序都屬於典型的，也就是第一個名詞就是施事、第二個名詞就是受事，而且排除動物性的干擾並符合格標記；第二類是只存在格標記，而名詞出現的順序是先受事才施事，設計為讓語序和格標記是衝突；第三類是格標記模糊，只有語序唯一的線索。第四類則是熟悉的的動詞。其中，第二類這樣有衝突的是最難判斷的類型，也將會是說明德語習得最有力的證據。 研究先透過兒童指導言語(child-dricted speech)語料庫去計算其致使句中的線索量度、線索信度，再依線索量度和線索信度得到線索效度(cue vlidity)。接著透過演出理解任務(act-out comprehension)和手指指出的任務去得到受測者對於設計語料的判斷。 結果顯示在演出理解任務中，只有熟悉的動詞在兩歲7個月大的孩童中有統計上的顯著說能夠判別合語法否；但四歲10個月大的孩童中，除了第二類有衝突的語料外，其它三類都能有顯著。考量這是因為任務難易度使其表現受到限制。而手指指出的任務中，又多了七歲3個月大的嬰兒的組別，依序從兩歲7個月、四歲10個月到七歲3個月，在詞序的表現上是由低到高再到低，但格標記的表現則是陸續升高。這似乎說明人們預設的是以詞序作為語言理解，而透過外在環境(當然，也有可能是個體發展、成熟)而能夠以格標記來理解語言。
我讀宗像裕子(Yuko Munakata)的〈Graded representations in behavioral dissociations〉
一個本來在越南會修燈泡的人，來到台灣之後，你用你的華語去請他修燈泡，他聽不懂，所以你把這個越南人當成小孩子看待；檢視患有威廉氏症的病人所說的話，他的語句完全符合語法，但語義上是無法讓任何人理解的。過去，科學家們會利用語言和認知是兩個分開的、解離的行為去解釋這些現象。宗像裕子(Yuko Munakata)以漸進的、分級的表徵(graded representations)去重新解釋這些行為解離的現象。有時候同樣的行為，在不同的實驗任務下，卻會有不一樣的表現。如果我們將這些表現記錄為「有」和「沒有」的話，於是我們在研究的結論就很容易跑出解離的結論。但是不一樣的實驗任務，對同樣的行為表為卻不一樣的的行為記錄。這讓我們反省或許這和任務設計有關，任務本身是對於同一個行為有低度表徵(weak representations)和高度表徵(strong representations)的差異，而我們將這些表徵約略為一和零的差別了。 音韻失讀症(phonological dyslexia)的病人有這樣的狀況，當他看到「nust」的時候，他唸不出來。即便正常母語者知道這是非字詞(non-word)，他們仍唸出個什麼東西來。但是如果說給病人聽的話，他就唸得出來了。過去的研究就用認知和語言是解離的觀點去解釋這樣的症狀：詞彙的、語義的屬於認知部份；語音的、語法的、結構的、規則的屬於語言部份，所以音韻失讀症的人只能唸得出字詞，非字詞是唸不出來的。 然而，如果你重覆讓這個音韻失讀症的病人聽標的非字詞，甚至給他書寫系統上、語義上、語音上等支持。原先無法唸出來的「低度表徵」會慢慢往「高度表徵」轉變。在神經網絡的模型下，也可以說是由於書寫系統、語義和語音的互動下，使得神經元活化而連結再生。 宗像裕子提出分級的表徵讓我們可以理解解離在不同面相可能發展或解釋的說法，但也不是所有解離都可以運用分級的表徵去解釋。
我讀Yeal Gertner, Cynthia Fisher的《Predicted errors in children’s early sentence comprehension》
「句法自助」(syntactic bootstrapping)指的是透過句法線索去理解句子、學習動詞。透過結構的對應，句法自助利用成組的名詞(set of nouns)和同時出現的動詞來導出初的理解，並透過這樣抽象的結構來進行學習。在賈特納和費雪(Yael Gertner &Cynthia Fisher)的研究中指出二十一個月大的嬰兒透過部分句子結構的表徵(partial representations of sentence structure)就可以進行句子的理解。當然，這樣的理解無法百分之百地正確。當我們同意嬰兒存在「句法自助」的現象時，我們亦會同意以下兩個假設：一、名詞的數量(number of nouns)會成為句子裡頭支持預測語義上論元結構的線索；二、小孩子存在抽象的表徵結構，即對於名詞、動詞、施事、受事等有語言學上的概化，而不是特定字詞的語義表徵。 透過以下句子的結構，我們對於受測者進行實驗，這些結構分別是： 一、施事(名詞一號)+及物動詞+受事(名詞二號)。The boy is gorping the girl!二、名詞一號+名詞二號+不及物動詞。The boy and the girl are gorping!三、名詞二號+名詞一號+不及物動詞。The girl and the boy are gorping! 把以上的句子結構由二十一個月大的嬰兒以轉頭的方式去表達其對於句子理解的選擇。選擇的方式以提供兩個真人螢幕於左右兩側，使用的動詞為新造的字詞，備選的螢幕畫面為及物和不及物。及物的畫面為施事對受事進行致使行為(causal event)；不及物的畫面為名詞一號和名詞二號進行同步動作行為(simultaneous-action event)。所有的小孩子在第一組對於新字詞的選擇都一致地向轉向致使行為的畫面；而比較第二組和第三組時，小孩子停留致使行為畫面的時間，在第二組的時間比第三組的時間更長，這顯示名詞序(noun-order)對於及物和不及物的判斷也起了作用。而所被用來測試的新字詞中，小孩子停留在致使行為的畫面較長，這些證據說明小孩子名詞的數量對於小孩子結構的表徵是具有影響。 賈特納和費雪在同一個報告中，同場加映了另一個實驗。這個實驗開始先由兩個辣妹對話，對話的內容包含下面兩個句子： 四、名詞一號+不及物動詞。Tom is gonna gorp.五、名詞二號+不及物動詞。Emma was gorping. 先給受試者聽了包含以上兩個句子的對話之後，再由先前那三組結構去測試小孩子對於新字詞是及物或不及的選擇。儘管在測試開始前先提供這樣子的對話，小孩子們仍以選擇及物動詞為主，這也就該研究報告標題中所提到的可預測的錯誤(predicted errors)。似乎句法結構(名詞序)才是提供小孩子理解的線索。 那麼這些錯誤如何被消弭呢？根據賈特納和費雪的解釋，隨著小孩子年紀漸長，陸續又學會不及物動詞的位置、連結詞連續兩個名詞成詞組以及助動詞等特徵，這些錯誤就會漸漸避免了。此外，透過分配分析的線索，例如：將字詞組成詞組、代名詞化、附加句等線索，錯誤就會減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