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心理語言學

我讀David W. Car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Linguistic Principles〉二

所有語言,除了結構二元對立和構詞外,第三個共同性就是「詞組結構」(phrase structure)。這個就是我們把句子畫成樹狀圖的依據。詞組結構法則(phrase-structure rules)即句法法則,告訴我們句子在該語言中是否可以被接受。詞彙插入法則(lexical insertion rules)則讓我們知道相同詞類的詞彙彼此可以替換,不會造成句法的錯誤。由此兩個法則就能夠知道句子的來龍去脈(derivation)。用一組英語的詞組結構,就可以知道上述兩個法則的意思: 一、S→NP+VP二、NP→det+(adj)+N三、VP→V+NP四、N→swimmer, medal, horse五、V→accepted, returned六、adj→young, silver, beautiful七、det→a, the 句子「The young swimmer accepted the silver medal.」的來龍去脈就是由上面那一組的詞組結構給導出來的。其中,一到三就是詞組結構法則,四到七就是詞彙插入法則。此外,詞組結構還能透過樹狀圖,解決模棱兩可的句子。 最後一個全世界的語言共同性就是「語言生產性」(linguistic productivity, linguistic creativity)。我們可以說出許許多多毫無限制的句子,而且大多數我們都可以講出一些新鮮的且合語法安排的句子。在英語中,我們可以再加上這法則,使句子可以一直產生: 八、VP→V+S九、S→NP+V+S 上面兩個法則叫套疊法則(recursive rule)。它們可以使套疊(recursion)不斷發生,而造就語言的生產性,這是人類的語言使用的重要特質,也是其有別於動物溝通系統的差別。從年紀很小的小孩子身上可以發展,有限的曝露下,小孩子仍能展現套疊的能力。 「結構二元對立」、「構詞」、「詞組結構」和「語言生產性」這是全世界所有語言的共同性,只要是語言都可以由這些面相去分析。

我讀David W. Car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Linguistic Principles〉一

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語法手段,例如英語和日語透過語序來表達,英語是主語、動詞、賓語,日語則是主語、賓語、動詞,而俄羅語和土耳其則主要使用詞綴的方式來作為表達,反而詞序對於句子的意思傳達沒有太大的影響。語言學家調查了世界上的語言,並結論世界上各種語言並非隨機、任意地出現這樣的差異,相反的,世界上的語言是有很大的共同性的。全世界語言的第一個共同性,就是結構二元對立(duality of patterning),其一元為較大數量是屬於有意義的字詞、元素,另一元則是相對少數,無意義的元素,它用來構成整個字詞。口說的語言中,那些無意義的個別聲音,就是相對少數的部份。兩個人類所發出的聲音(phones)本身的物理發音特質是不一樣的,如送氣和不送氣,是兩個不同的聲音。而兩個不同的聲音能夠造成意義差別的,就是音素(音位,phomemes)。 語言這樣子的結構,我們可以用更細緻的變異特徵(distinctive feature)來解析。透過多組變異特徵的可能性,我們可以以這個比音素更小的單位去組成音素,這些變異特徵對我們組成語言規則很有幫助。這些變異特徵在民國44年,由米勒和奈斯利(Miller & Nicely, 1955)證實其存在心理學的效度。他們使用背景噪音(white noise)去干擾受試者的聽力,受試者的任務是在噪音下作音位區辨的動作。結果發現,當受試者區辨錯誤,比較其回答的音素和標的音素,變異特徵較相近的,比變異特徵差別更大的,更容易成為受試者的回答。 語言們的第二個共同性就是其形態,或者用專門的術語講就是構詞(morphology)。和音素很像,語言有詞素(morpheme),兩個詞素能夠造成意義差別的,就是詞素。詞素有自由詞素(free morphemes)和限制詞素(bound morphemes)(又稱語法詞素(grammatical morphemes)),這都是使字詞有意義的元素,但並不是字詞。不同語言當然都有其不同的構詞系統,例如:英語母語者會注意的是人稱和動詞是否具有文法一致性、事件發生的時態為何。這有更細微地不同母語者的不同世界觀的影射。

我讀Trevor A. Harley《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The foundations of language〉八

對皮亞傑而言,語言也是認知發展的一部份。其認為自我中心的言語會經歷三個階段:一、仿說(repetition, echolalia);二、自言自語(monologues);三、集體的自言自語。而大人和語言則是這樣自我中心的言語再社會化的結果。當我們把皮亞傑的認知發展學說應用到有學習困難的小朋友時,就會發現,語言和認知的發展應該是必需脫鉤的。 唐寶寶(Down’s syndrome)只有少部份可以達到和普通人相同的語言水平,唐寶寶的語言發展是相對慢的。但另一方面,我們卻也發展認知受損的病人,卻可以表達出複雜語法結構的句子,認知任務中無法完成的階層排序,在語言任務中卻完全沒有問題,可見認知和語言是兩個可以分開的項目。我們還發現有非語言項目的智商低於70的人,連照料自己生活都有困難的人,居然有正常的語言能力,而且還能說多種外語。 威寶寶(Williams syndrome)因為基因錯序而生理上有異常,智商約莫50上下,但其言談仍是流暢且語法正確的。習得新字和重覆非字詞的能力也是相當好。 觀察奧寶寶(自閉,Autism)的語言,會發現其存在一種特質,有人認為這歸因於其缺乏一種將心比心的同理心(theory of mind),即奧寶寶無法推測其它人的想法,這使他們的語言怪怪的,但這並非屬於語法本身的錯誤。 這些觀察證據雖然都有偏頗不完全,不過一致的是,它們都試圖把語言技能和認知能力分開,就像推理能力和判斷能力分開一樣。

我讀Trevor A. Harley《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The foundations of language〉七

皮亞傑(Piaget)認為,「發展」是一連串已經預設好的過程。而認知的發展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感應動作期(sensorimotor period),這個階段行為都是由感覺和運動的過程組成,大約會持續到二周歲。在這個階段中,最重要的發展就是對於物體存在的感受,又稱物體存在感(object permanence),即理解物體的存在是一持續的狀態,不會一離開視線就不見。第二階段進入操作準備期(pre-operational stage),這個階段建立以自我為中心(egocentric)的觀點,無法採納和額外的觀點並改變原先的觀點,這個階段可以到六、七歲。第三階段為操作鞏固期(concrete operational stage),持續到十二歲,開始能夠採納額外的觀點,並完成對話任務。 如果把一瓶矮胖的水杯和一個高瘦的水杯放在一起,由小朋友判斷兩杯的水量是否相同,處於操作準備期的小孩會認為高瘦的水杯的水量多於矮胖的水杯,而操作鞏固期的小孩則多認為兩個水量相同。 第四階段為正式操作期(formal operations stage),就是十二歲以上都屬於這個階段,這階段較不會被侷限於固定的想法,而能抽象、邏輯地推理。 根據皮亞傑所述,在這樣「發展」的過程中,「類化」(assimilation)和「適應」(accommodation)是兩個最主要的認知機制。「類化」指的是資訊能夠從現實世界中抽離出來以滿足認知的結構;「適應」則是指認知結構夠調整至適應不完整的資訊。

我讀Trevor A. Harley《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The foundations of language〉六

自民國五十六年,林恩伯(Lennberg, 1967)提出關鍵期假說(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開始,來自不同方面的證據一直湧出。關鍵期假說是說關於語言發展,在生命個體成長中有個固定的期間,而且是早期;而且這是每個個體都能有效、正常,且必然發生的過程。從出生到成人的過程,我們稱之為「成熟」(maturation),隨著個體的成熟,大腦(由其是皮質)會有不同程度的固化。解釋這個固化或者左右半腦側化,目前有三個假說: 一、平衡發展假說(equipotentiality hypothesis)認為出生之始,兩個半腦對於語言的功能是一樣的,隨著成熟,左半腦變得專屬於處理語言;二、命中註定假說(irreversible determinism, invariance),左半腦生來就是處理語言,右半腦只在左半腦無法運作時,才會頂替上來;三、結合論(emergentist account)則結合以上兩者,認為左半腦適合主導語言,但兩個半腦對於語言習得都扮演一定的角色。 研究指出,大人和小孩的腦傷者,小孩自腦傷復原可能和完整性,都是大人高。另外,再比較缺少左半腦和缺少右半腦的小孩子,缺少左半腦的小孩子對於複雜句子的理解較有困難。可見右腦似乎不能完全取代左腦。 小孩子的大腦側化大概發生在13個月大和20個月大之間。我們可以用小孩子吸奶嘴的速率和事物相關電流(ERPs)推斷這對小孩子而言是否是新事物。13個月大的小孩子,對於差異的辨別會作用在整個腦區,而20個月大的小孩子,則集中在左半腦的中央區。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左腦而後能發展得對於語言較為敏銳。

我讀Trevor A. Harley《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The foundations of language〉五

男性和女性的語言表現差異或許是刻版印象,但是也有生物性的證據指出,女性平均比男性早一個月的時間,有早擁有語言記憶;男性大腦側化(lateralization)的程度也大於女性;受到腦傷的時候,女性可以愎原的時間也比男性短。女性通常在左右的皮質都可以被活化,但男性常僅限於左半腦。這同時說明,側化程度較低的大腦,較能使用兩個半腦進行語言處理。將文化因素也納入考量的話,研究發現男性比女性容易打斷別人說話,女性則比男性更容易受到打斷。女性說話常常較流暢、較長、較多字詞,男性則常常有口吃的現象。

我讀Trevor A. Harley《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The foundations of language〉四

對於語言和大腦的關連,烏曼(Ullman, 2004)於民國九十三年提出描述/處理模型(D/P model, declarative/procedural model),其認為心理詞彙主要靠左額葉(left temporal lobes)的描述性記憶,而心理語法則依賴前額葉(frontal lobes)、基底核(基底神經節,Basal ganglia)、小腦(cerebellum)以及部份的左額葉。在腦迴(gyrus)的研究裡頭,我們就可以發現更多細緻的資料。例如:皮質處理系統(cortical processing system)可以分成兩個路線,一由後方到前方,稱為外迴流(dorsal stream),另一個由前方往腦部底部,稱為內迴流(ventral stream)。外迴流用以將聲音和心理表徵給對應,這包括音韻覺知(speech perception)和音韻產生(speech production)。內迴流則把聲音和意義進行關連,把聽到的聲音轉換成意義。

我讀Trevor A. Harley《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The foundations of language〉三

早期,對於語言在人類在大腦激化的部位研究,就是布洛卡(Broca)和威尼克(Wernicke)的研究,依布洛卡命的腦部區位負責言談產生,而威尼克則發現腦部左後方的顳腦迴(temporal gyrus)是用以理解語言的部位。 透過弓形的管束(arcuate fasiculus)將布洛卡和威尼克兩區連結起來,同時我們發現大腦有更精密的分工。語言產生的流在左半腦是由後方往前方傳,腦皮質(cortex)就是進行這傳遞的物質,而來自威尼克區的主要是屬於語言的資訊。當一聽到聲音的時候,威尼克區的角迴則會進行傳遞,而影像資訊的處理,則在威尼克區之前。 但後來研究也發現,語言功能雖然由左半腦主宰,但並不侷限於左半腦。除了大腦的區位分工之外,腦皮質本身以及腦迴都是很重要的貢獻者。腦傷的病患用以推斷大腦不同部位的作用,仍屬較概略的描述。而當我們不同部份進行電流刺激時,也可能使大腦有相同的反應,這都是早期研究無法解釋的。

我讀Trevor A. Harley《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The foundations of language〉二

動物的溝通和人類的語言不同在於,語言是用有限的字詞搭有限的規則,產生無限的語句。觀察猿猴,除了語言能力之外,猿猴也具有和小孩子類似的認知能力。我們可以有以下認識:一、達成許多基本認知任務,並不需要具有語言能力;二、存在有非認知的能力的前提,以進行語言的發展;三、認知的限制,或許是猿猴無法獲得語言的原因。 歷史上,許多研究者嘗試去教導黑猩猩語言,但後來發現這些猩猩的口腔並不適合說話,所以便以手語或其它人工創造的符號來取代。瓦修(Washoe),除了學會手語(包括名詞、動詞、形容詞和代名詞)之外,還會教給他的後代劉力士(Loulis),劉力士也似乎主動地從媽媽那邊習得手語。 普墨克(Premack)先生也在實驗室裡頭訓練了莎菈(Sarah),他利用不同形狀、大小、材質的塑料符號來作為語言規則和象徵,這種語言形式又叫普墨克語(Premackese),這麼做的好處是動物不需要花太大的記憶量去記得順序。莎菈是通以將這些符號線性地排出,使之成為適合的語法單位。 另一位和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名字很像的欽姆斯基(Nim Chimpsky),可能因為名字和喬姆斯基很像,所以他學了學125個手勢之後,他可以用這些手勢打出兩萬多組兩個或以上的手勢組合,當然這裡很多是在同一個句子裡,包含很多重覆的手勢。後來,在各個研究者的創意下,也有不少猩猩去學亞克仕(Yerkish)語法和並以雷西格蘭(lexigrams)作為字詞去學習符號。 猿類能學習和人類一樣的語言?只是程度不一樣而已嗎?其實這受到不少方法學和猩猩訓練方法上的質疑。 倭黑猩猩(bonobo Pan paniscus)大概是所有猩猩裡頭最聰明的猩猩,坎吉(Kanzi)就是這樣的猩猩,他沒有被施以食物的強化、利誘,他自然地從他媽媽那兒學到亞克仕語法和雷西蘭字詞。史汀柏格和佩第托(Seidenberg & Petitto, 1987)用兩個句子來考考坎吉的語法能力,第一個是「到草莓生長的地方去」,第二個是「我要吃草莓」,兩位認為坎吉的語句比不上三歲小孩,而認為坎吉對於這些符號的理解是不同於人類的。 黎娃氏(Rivas, 2005)發現這些猩猩主要的手語多是動作和物體,很少有語法或語義的結構。這其實和讓鴿子制約的過程類似。 我們應該都能同意,部份較聰明的動物能夠學會一些物體的名子和簡單的語法規則。但並沒有發展同人類一樣的心理表徵的能力,因此也無法學習較複雜的語法。我們不妨說,這些較聰明的動物所學習到的就是「語言原型」。

我讀Trevor A. Harley《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The foundations of language〉一

有部份人認為語言在人類演化的進程中,是個副作用(side effect),其原因如下:一、人類從其它物種分化而來的時間不算長,不足以產生如語言這樣複雜的系統;二、語法作為中介,並不存在;三、擁有複雜的語法並沒有任何生存的優勢,演化的進程中,這沒有必要留下來。達爾文的天擇說固然是牢不可破,但現在也開始有人認為演化的時間已經足夠到能夠在語法系統的基礎之上進行溝通,而溝通存在認知表徵(cogniive representations),顯然是很大的演化優勢。回顧人類演化的進程,屬於產出語言的布洛卡(Broca)區,一直隨著時間變大,這使人類對於語言的控制能力更好。同時,喉嚨的結構也使我們不只能夠咀嚼食物,還能夠進行發聲。 我們無法得知語言是否存在中介的形式,但白克頓(Bickerton, 1990, 2003)提出一個叫作「語言原型」(protolanguage)的概念,它就介於原始人的溝通和人類的語言之間,它沒有語法。 從基因遺傳的研究中,也發現一組命名為FOXP2的基因突變,在人類演化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它使人類在感官、動作資訊和熟悉複雜的運動之間,彼此能夠協調(Fisher & Marcus, 2006)。如果這一段基因發生問題,對於語言的習得通常都會發生困難。 與此相關的還有,語法的產生是否是由於手勢的運用呢?「鏡射神經」(mirror neurons)通常在動物展演特定的動作或看到其它動物展演相同的動作時,就會被激活。這個神經可以讓人開始模仿,進行使早期的手勢符號得以發展(Arbib, 2005)。語言的演化,把口腔發音整合到手勢系統裡,這也使得語言在大腦裡頭變得專屬化,而手勢系統則顯得側化,人類於是都變得以右手利為主要的表現。鳥和蛙也是左半腦支配用以產生聲音;狗、貓或老鼠,儘管側向以某一邊為有利的方向,但並沒有全面性、系統性地偏右或偏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