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心理語言學

有哪些變數是會影響詞彙讀取呢？它們包括：字頻(word frequency)、語音變數(phonological variables)、句法類別(syntactic category)、構詞複雜度(morphological complexity)、語義促動(semantic priming)以及詞彙歧異(lexical ambiguity)。構詞的複雜度如何影響詞彙讀取呢？ 我們可以先將詞彙分有詞綴(affixes)和字根(root word)。由馬凱(MacKay, 1978)個實驗是這麼設計的，它提供動詞如：decide、govern、exist，要求受試者在最短時間內反應出其所對應之名詞，根據其反應的時間，從簡易到複雜可以有以下排序：-ment、-ence、-ion，複雜度和詞綴及字根本身結合的過程有關。 另外，還有一個塔夫塔(Taft)設計的實驗發現，前綴字詞(prefixed words)如remind和偽前綴字詞(pseudoprefixes words)如relish所需判斷的時間則是前者快於後者。眼動實驗也證實相同的結果，在偽前綴字詞中，眼球停留的時間較長。在同一文章裡頭，如果前綴字詞和偽前綴字詞的比例是一比一的話的確存在判斷時間上的差異；但若將比例調整為一比九的話，兩者判斷的時間又沒有差異了。這樣的實驗報告是由魯賓團體所提出(Rubin, Becker, & Freeman, 1979)。 語義促動的意思是先出現的字詞會激活另一個語義相關的字詞。關於語義促動的實驗任驗進行分有兩階段：首先，給予促動刺激(priming stimulus)來源。受試者對第一次的促動刺激不會有太大的反應或沒有反應。第二次出現的刺激(second stimulus)就是其標的，記錄受試者對於反應的時間。要求受試者的反應可以是唸出字詞或判斷是否為字詞。比較有促動刺激和沒有促動刺激以檢驗當中的效果。「butter」對於「bread」就比「nurse」有更好的促動效果。 詞彙歧異指的是聽到單一字詞可以指涉多個意義。例如：聽到 Rapid righting with his unijjured hand saved from loss the contents of the capsized canoe. The man started to drill before the truck arrived. 在righting，一開始會先以writing去理解，而且沒到最後一個字詞，writing都可以可以完整地被解釋；另一個則是在語音監控的實驗中要求去找出含有/b/的字，因為drill本身的歧異，所以找到/b/的時間稍稍地增加一些。 關於詞彙歧異對於詞彙讀取的影響，也有人就整個語境進行研究。由上而下的過程是由語境或句子來使個人對於個別字詞的辨別；由下而上的過程則是多管齊下地將所有可能的意義激活。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過程對於詞彙讀取有主要的影響呢？ Rumor had it that, for years, the government […]

有哪些變數是會影響詞彙讀取呢？它們包括：字頻(word frequency)、語音變數(phonological variables)、句法類別(syntactic category)、構詞複雜度(morphological complexity)、語義促動(semantic priming)以及詞彙歧異(lexical ambiguity)。我們可以透過「語音監控」(phoneme monitoring)的任務去證明字頻對會影響詞彙讀取。語音監控會要求受試者聽一段連續的文章，除了得理解該文章外，還要其找出特定音素，例如/b/。文章的設計將標的音素分別安排在高頻字詞和低頻字詞的後面，結果發現若標的音素安排在低頻字詞後面，則標的音素被找到所需的時間則比較長。因為低頻字詞所花費的資源更多，所以出現在低頻字詞後面的標的音素的資源較少，於是所花的時間就較長。 「判別字彙任務」(lexical decision task)則以視覺辨視為主，實驗將一連串字詞和非字詞混在一塊兒，要求受試者快速地判斷它是否為字詞。當清單中包含較多低頻的字詞時，整體判斷的時間都會變長。相反地，若都是高頻字詞時，判斷的時間就會變短。 透過眼動的實驗，也都證實人們感興趣區域(region of interest, ROI)如高頻字詞和低頻字詞的停留時間(fixation)是不一樣的，而且後者長於前者。 語音變數則包括韻律的變項(prosodic factors)如重音(stress)、抑揚頓挫(intonational patterns)等。或者我們會使用發音相近的字詞去取代人們表達的字詞。這些都說明詞彙被讀取時，會受到語音變數的影響。 句法類別也會影響詞彙的讀取，大多數討論高頻字詞和低頻字詞時，多聚焦在開放的字詞(open-class words)。但高低頻的封閉字詞(closed-class words)目前還沒有任何差異。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可以把「詞彙」從「語言」抽離出來的原因。

關於已經儲存為內在詞彙(internal lexical)的字詞，我們是怎麼去讀取、理解的呢？凱洛(David W. Carroll)整理了三個解釋詞彙讀取(lexical access)的模型，它們分是搜尋模型(Search Models)、羅國根模型(Logogen Model)以及共時模型(Cohort Model)。搜尋模型依字詞識別系統分為書寫(orthographic)特質和語音(phonetic)特質。較長出現的字詞會被較少出現的字詞更早被搜尋到。這模型由弗斯特(Forster)提出，其預設「詞彙」是個獨立於「語言」處理的過程，而是和「認知」有更大的關連。 羅國根模型由莫頓(Morton)於民國五十八年提出，該模型把一個一個的詞彙表徵為一個一個的羅國根，一個羅國根就是該字詞的屬性，這包括其形(orthographic)、音(phonological)、義(semantic)。羅國根被激活的來源有二，其分別是感官的輸入(sensory input)和語境的訊息(contextual information)。 Her closest relative was appointed as her legal guardian. 後面出現的「guardian」是由於前面先出現的字暫時降低了激化標的字的門檻(temporarily lowering threshold)，於是「監護人」的語義就更容易被辨識。羅國根模型認為感官的輸入和語境的訊息是可以被人們平行地被運作(work in parallel)。 共時模型則專門用以解釋聽覺字詞的辨視。當字詞被聽到的200毫秒到250毫秒時，聽者就開始辨視字詞了，通常聽者對於這個辨視點(recognition point)是相當敏感、敏銳的，也是從這裡開始分出其它可能的字詞。馬斯蘭威爾遜(Marslen-Wilson)以三個階段解釋這個字詞辨視的過程：一、聽到的第一個聲音(acoustic-phonetic)後所有候選的字詞就會跑出來，這稱為字詞起首共時(word-initial cohort)階段；二、選擇一個字詞後進行下一步的分析；三、最後把被選擇的字詞整合到語義和語法的語境下。當聽到「Angela misplaced her ba…」時，它大概是這麼運作的： 字詞起首共時：bag, bat, bath, bass …. 利用語境或語音等更多方式，例如：聽到/g/後，刪掉其它侯選，留下：bag, bagpipe …. 當範圍縮小之後，語義就會較清晰了。 共時模型可以說是融合了搜尋模型和羅國根模型的特徵。共時模型和羅國根模型對於語義激活的來源都認為是平行地被處理的；另一方面，共時模型又包含字詞起首共時，這是屬於由下而上，從小到大地整合，也和搜尋模型有相似之處。

當嬰兒進入二字期(two-words utterance)時，這些語料常常是有固定的語序，我們可以用樞紐字詞(pivot words)來指稱它們。它可能是屬於位置在前面的樞紐字詞，這佔大多數，如more、no；還有少部份的如off。與樞紐字詞搭配的的開放字詞(open words)則是可以替換的成份，所以more milk、no pee以及light off這樣類似句法的發展就展開了。然而，二字期的句法限制有其侷限，因為同樣一個「媽媽抱」，在不同情境下都可以被小孩子使用，它既可以是要求媽媽抱自己，也可以是自己抱媽媽，還可以有多種可能，這個被稱為豐富詮釋(rich interpretation)。因此形式不一定能夠決定其句法發展。但是，我們也無法理解小孩子說出「媽媽抱」的時候究竟是只有一個意義或多個意義，所以這也不能斬釘截鐵地說由於有多重意義所以這沒有句法能力。小孩子使用more和其它開放字詞搭配時，究竟把more和開放字詞視為一體而學習起來？還是理解more本身具有「更多」的意義？ 從樞紐字詞和開放字詞的搭配出發，我們把這個類化到動詞和論元的搭配。小孩子對於動詞和論的習得可以用U型曲線來描述，這指的是一開始能產出正確的搭配，然後開始過度類化產生創誤，最後達到和成人一樣的產出。為了解釋這樣的U型曲線，學者們提出一些理解。它們分別是語義動作分類假說(semantic verb class hypothesis)、動詞島嶼(verb islands)以及壕溝防衛假說(entrenchment hypothesis)。語義動作分類假說認為小孩子能夠學習動詞精準的語義就能夠進行和論元的搭配；動詞島嶼認為小孩子先學會一些特定高頻的例子，作為第一個島嶼，而後開始類化；壕溝防衛假說則認為小孩子聽到的動詞多了，就比較不會犯錯，就像建起壕溝、圍籬一樣，把特定的動詞論元搭配限制在一個範圍內。這些假說把字詞的頻率和小孩對於語意、語境的曝露通通攪在一起，我們很難知道究竟小孩子的句法是如何習得的。 進一步我們會詢問，小孩子的語義發展和句法發展，孰先孰後？認為語義先發展而後才發展句法的(late-syntax)學者們認為，句法是需要花時間學習的，而且還要詞彙以及動詞特定的知識，才能習得抽像的經驗；認為句法先發展的(early-syntax)學者們則相信小孩子擁有天生、內隱的抽像能力去習得句法。 從目前神經科學的研究來看，似乎小孩子是擁有天生、內隱的抽像能力。民國九十四年的事件相關腦波電位的研究指出，小孩有異於大人的電位軌跡(Oberecker, Friedrich, & Friederici, 2005)。實驗讓受試者被動地去聽可能是合語法也可能是不合語法的主動句。大人和小孩(平均2.8歲)都先後出現負電位(early left anterior negativity,ELAN)再出現正電位(centro-parietal positivity,P600)反應。負電位用以句子分詞(sentence parsing)，正電位則是屬於有意識的訊息處理(controlled processes)。但是小孩子出現負電位和正電位的時間，都比大人來得晚且持久。如果我們把負電位的出現視為是小孩子專屬的句法能力，或許小孩子不需要靠語義就有句法能力。

在我看來，我們是無法教會人類之外的靈長類語言，如果你和我都同意語言的四個特徵是結構二重性、構詞、詞組結構以及語言生產性的話。我們找來最聰明的靈長類：倭黑猩猩(bonobo Pan paniscus)，倭黑猩猩之中的明星坎吉(Kanzi)在沒有被施以食物的強化、利誘，他自然地從他媽媽那兒學到亞克仕「語言」系統(Yerkish)，這是專門設計給靈長類使用的語言。坎吉在30個月大的時候，數數兒能力的能力比兩歲大的人類嬰兒還來得好；46個月大時，就學會了五十個符號且可以透過這些符號產生出八百種排列組合，而且坎吉常常有自發性的語言產生(Spontaneous utterances)。我們可以科普書籍《腦，在演化中》(Allman, 2002)所提到的「童形」解釋坎吉為什麼能夠發展得比同年紀甚至更大年的兒童學得更好。童形指的是生物體在發育上加快速度和縮小體型的結果，其造成後代子孫成年期的模樣如牠們祖先的幼年期一般。我們同意人類是靈長類的童形(pedomorphism)，換句話說，人類和其它靈長類在變成為成熟個體所需的時間，會長於其它靈長類，也就是人類達到成熟的時間比其它靈長類來得晚。但這仍沒解決我們的問題，究竟坎吉是不是學會了語言？ 史汀柏格和佩第托(Seidenberg & Petitto, 1987)在民國七十六年對於坎吉所學到的東西是否能夠稱為語言感到質疑，並有以下的評論：坎吉的行為把「草莓」這個字用來對應「到草莓生長的地方去」、「我要吃草莓」，以及所有用來指涉所有和草莓有關的動作、事件、物品，其中大多數是屬於動作。這說明儘管坎吉能夠認得的符號比人類小孩來得多，但是卻沒有屬於詞類或句法的能力。 透過坎吉的例子，我們知道坎吉的認知能力雖然比人類嬰兒來得好，但是仍無法具備人類一般的語言能力。因此，我認為我們可以教其它靈長類語言，只是結果可能是徒勞無功。

有認為今日的語言是「演化」的結果，也有人認為是發生了「基因突變」才使人類有今天的語言。「演化」的證據通常來自分析生物化石的形態變化情形，比較現生物種的相關性，例如形態、胚胎發育等的異同；若選擇「基因突變」造成人類語言的話，其主要的證據就是FOXP2這段基因。持語言是演化的人們認為，人們喉嚨的結構演化，使我們能夠使比其它靈長類更容易能夠發出聲音以及咀嚼食物，這對人類而言顯然是很大的演化優勢。觀察靈長類的活動，靈長類有複雜的社會組織，而且有複雜的覺示叫聲和手勢資料庫(repertoire)，靈長類沒能發展語言，而人類發展了語言，這是由於環境的選擇使然。 而認為語言是來自基因突變的人們，相信由於FOXP2的突變，使人類對於動作協調序列有更好的掌握，所以能夠不再拘限於手勢進行溝通，而能使用語言。持基因突變論造成語言的人通常相信語言的起源並非來自靈長類的吼叫，而是來自靈長類的手勢(Corballis, 1992, 2003, 2004)。 我傾向認為語言是來自基因突變。在民國九十年被提出的腦部顯影研究(Cantalupo & Hopkins, 2001)指出，巨猿的腦部和人類一樣具有非對稱性的情況。已知人類的左腦的布洛卡區(Broca’s area)是用來進行語言產生的區域，該顯影研究指出巨猿的腦部的相對位置在進行手勢時，也有相同程度的活化。甚至更早之前於民國八十七年，也發現猴子在觀察抓握食物時，「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s)所活化的神經系統，後來被專用於手勢和聲音溝通之上(Rizzolatti & Arbib, 1998)。「鏡射神經元」(mirror neurons)通常在動物展演特定的動作或看到其它動物展演相同的動作時，就會被激活。這個神經可以讓人開始模仿，進行使早期的手勢符號得以發展(Arbib, 2005)。語言的演化，把口腔發音整合到手勢系統裡，這也使得語言在大腦裡頭變得專屬化，而手勢系統則顯得邊緣化，人類於是都變得以右手利為主要的表現。鳥和蛙也是左半腦支配用以產生聲音；狗、貓或老鼠，儘管側向以某一邊為有利的方向，但並沒有全面性、系統性地偏右或偏左。 我們這不是否定所有演化的證據，而是想更溯本追源地說語言的起源推得更早之前，應該先發生基因突變後，而後能夠在演化的歷史中發展。

認知心理學一談到「模組」(modularity)時，它有兩個意義。第一個意義是認為語言處理系統和一般認知系統是彼此獨立的。語言處理系統在認知裡頭是無法使用一般認知系統去處理的。除了把語言處理自一般認知獨立之外，也有人將臉部識別(facial processing)、非語言溝通(nonverbal communication)、同理心(theory of mind)等作類似的模組處理。另外一個解釋就是認為語言和認知是互相連結的。工作記憶、自動化處理以及語言理解、產製、習得的平行處理都是語言和認知有連結的。屬於這個解釋的就是「口語知覺」(speech perception)，就是我們可以將某些口語視為辨異的能力。

關於工作記憶，我們有一個核心假設就是人們可能是有一個固定的容量來處理資訊的，這解釋了人們認知功能的多樣可能。一但任務是複雜的，我們的大腦就必須從有限的資源中抽離出來去負責，剩下的資源不夠處理其它任務時，就會造成缺憾、不完美的表現了。抽離出來的這個動作叫作控制處理(controlled processes)，而若不需要抽離的動作，不耗費額外的資源的動作則是自動化處理(automatic processes)。不同任務的自動化連續程度(continuum of automaticity)不一樣，可能有高度控制性的，也可能完全自動化的。通常自動化的任務是無意圖、無控制、無意識、有效率且快速的。某些特定的自動化任務似乎是先天就建置於我們的認知裡頭。比較「認字詞」和「發展詞組」，前者相對於後者，就是一個比較自動化的處理。

假設我們現在正在聽一場學術演講，我們想要去理解究竟演講者想表達的重點。我們可以從最小的層次開始，辨視音素、音節；然後，利用語義記憶構成詞彙；接著，進入句法層次，組織內容；最後達到篇章層次。這是一個由下而上的處理過程(bottom-up processing)。但這顯然和我們先前說有髒污或缺陷的字詞卻能被成功地解讀是有衝突的。相反的過程就是由上而下的處理過程(top-down processing)。這個過程，人們一開始的期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但我們有了先前的經驗，例如對演講者的認識或內容的梗要，我們就能推測它下一步的方向。如果因而解讀成功了，那就是利用較高層次的處理去促進較低層次的處理。 通常，由上而下的處理是一個平行處理的過程；而，由下而上的處理，則是一個序列處理的過程。

這裡，我們將討論人類的資訊處理系統。如果一連串的處理，一次只有一個發生，接序發生，我們稱它是序列處理(serial processing)；如果兩個或以上的處理同時發生，那我們就稱為平行處理(parallel processing)。語言產製的過程可以用這個模型來說明：起始點為說話者想傳達的想法，終點為把想法給說出來。那這中間發生了什麼？它可能經過什麼階段？句子詞組結構的構成；挑選詞彙插入句子中；發出正確的音，不一而足。序列處理認為這些階段不會互相重疊；平行處理則認為這些階段可能同時發生。平行處理的擁護者，提出過平行分配處理(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PDP)，這個模式認為我們的心智可以大量地、同時地平行處理資訊。即便我們看到有髒污或缺陷的字詞，我們仍能辨視每個字母使之成為可能的字詞。因為大腦的神經元被認為能夠激活附近的神經元，它可以是正向激活的(excitatory manner)，也可以是抑制激活(inhibitory man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