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探討了數位時代閱讀興趣的心理行為層面，特別是不同閱讀模式和目的如何影響閱讀興趣。研究發現閱讀興趣可由其次級心理行為因素來表徵，這些因素分別代表了印刷閱讀、線上閱讀、社交媒體閱讀、學術閱讀和休閒閱讀。研究指出，儘管傳統的印刷閱讀仍被使用，但人們根據個人喜好、興趣和便利性在印刷和線上閱讀之間進行選擇。此外，隨著更多多樣化的線上應用的發展，預計當代和未來世代的閱讀習慣將繼續改變。研究結果提供了對閱讀心理學意義的新見解，並對未來研究提出了影響。 這項研究基於對當代數位閱讀環境中閱讀興趣變化的探索。隨著信息和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人們的閱讀方式和閱讀材料逐漸從傳統的印刷文本轉向數位格式，包括電子書、線上文章和社交媒體內容等。這些變化引發了學術界對數位閱讀時代閱讀興趣可能變化的關注。 研究指出，雖然傳統的印刷閱讀仍然存在，但數位閱讀的普及改變了人們接觸和處理信息的方式，這可能影響到他們對閱讀的興趣和偏好。例如，線上閱讀允許讀者快速訪問大量信息，支持互動和多媒體功能，這可能吸引那些尋求快速信息和多樣互動的讀者。 此外，隨著社交媒體和線上交流的興起，閱讀已不再僅限於學習或娛樂，它也成為了社交互動和信息共享的一部分。這些變化促使研究者探討在不同閱讀模式（如印刷閱讀與線上閱讀）和不同閱讀目的（如學術閱讀與休閒閱讀）下，人們的閱讀興趣和行為如何發生變化。 因此，這項研究的背景是基於理解在數位時代下，技術如何影響閱讀行為和閱讀興趣的變化，並探索這些變化背後的心理行為動因。這對於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來說，有助於制定更有效的閱讀促進策略和教育程序。 研究方法 這項研究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步驟進行： 通過這一系列的步驟，研究不僅提供了對數位時代閱讀興趣多維度結構的見解，還強調了未來在閱讀心理學領域研究的可能方向。 研究發現 根據文章的描述，次級心理行為因素包括印刷閱讀、線上閱讀、社交媒體閱讀、學術閱讀和休閒閱讀，這些分別代表不同閱讀環境和目的的心理行為層面。每種閱讀方式都與特定的心理行為特徵相關聯，例如對於線上閱讀可能更多關注信息獲取的便利性和互動性，而學術閱讀則可能更重視深度學習和專注度。 至於第三級的心理行為因素，研究提出了一個通用的閱讀興趣因素，這是一個更高層次的因素，表徵了跨越不同閱讀模式和目的的共通心理行為特質。這可能涉及對閱讀本身的一種普遍興趣或驅動力，不受特定閱讀形式或內容的限制。例如，一個人可能普遍喜歡閱讀，無論是紙本書籍還是數位文章，這種普遍的閱讀興趣支撐了他們在各種設定下持續閱讀的行為。 總之，這些心理行為因素展示了人們如何根據不同的情境和目的調整他們的閱讀興趣和行為，並且這種分層次的因素結構幫助更細致地理解閱讀興趣如何在多種閱讀形態間發揮作用。 Putro, N. H. P. S., & Lee, J. (2017). Reading Interest in a Digital Age. Reading Psychology. https://doi.org/10.1080/02702711.2017.1341966
Category: 心理語言學
數位閱讀時代：我們的閱讀興趣如何變化？
溝通超越個體：語言在社會互動中的適應性策略
本文探討了資源合理性分析在超越個體心智的應用，特別是在互動語言使用中的潛力。作者強調語言不僅能夠幫助人們超越個體的資源限制，還能通過增強計算能力和實現分佈式認知來達到這一目的。文中提到，互動語言使用提供了一個自然的實驗室，用於在實際環境中測試資源合理性。作者通過分析語言在社會互動中的適應性，如延遲標記、持續者和修復策略的使用，來展示資源合理性如何解釋這些現象作為在資源限制下優化溝通的工具。此外，文章指出，對於理解分佈式認知和社會互動中的人類認知行為，資源合理性分析需要進一步發展。 分佈式認知 分佈式認知是指認知過程不僅僅局限於單個個體的腦中，而是可以跨越多個個體以及個體與其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這種觀點認為，認知過程可以借助於外部的物理工具、社會互動以及文化慣例來實現。在這種框架下，個體的思維過程可以通過與他人的互動以及利用外部資源來擴展和增強。 具體到語言使用上，這意味著人們在交流時，不僅僅是在傳遞信息，還在共享和重新分配認知資源。例如，人們在對話中使用修復策略（如，當溝通出現問題時提出的“huh?”）不僅僅是為了澄清語言表達，更是一種認知資源的有效分配方式，這讓溝通雙方能夠共同應對不確定性和噪音，最大化溝通效率。這種互動中的分佈式認知觀點要求我們不僅關注個體心智內的認知過程，還要關注在社會互動和文化演化環境中的互動心智如何運作。 分佈式認知的概念強調了人類認知是一種集體活動，涉及多個個體和多種工具的共同作用。這反映了人類認知能力的一個重要特點：我們能夠超越個體的局限，通過社會互動和文化工具的幫助，以創造性和靈活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和優化認知過程。 語言互動 語言在社會互動中的適應性體現在它如何應對溝通中的容量限制和不確定性。以下是一些具體例子來幫助理解這一點： 這些例子展示了語言如何適應社會互動中的挑戰，通過提供工具和策略來優化溝通，這些工具和策略使得人類能夠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進行有效溝通。 Dingemanse M. Resource-rationality beyond individual minds: the case of interactive language use. Behav Brain Sci. 2020 Mar 11;43:e9. doi: 10.1017/S0140525X19001638. PMID: 32159480.
政治大學中文系深波學術講座：閱讀漢字的心理歷程（台灣大學心理系葉素玲老師主講）筆記
台大心理系葉素玲老師利用字形分類的任務，要求受試者將長得很像的漢字歸類，從視知覺的角度將漢字分為水平、垂直、L形、P形與包圍五種結構。而後，透過視覺搜尋的任務，讓受試者從一群字中找出相異的字，如果群字和異字是屬於相同結構的，則受試者需要花更多時間才能找到。 Yeh, S. L., Li, J.L., Tatsuto, T., Sun, V.C., & Liu, W.R. (1999). The influence of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cognitive structure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shap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3rd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Associ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閱讀英文的句子時，重覆出現的詞（type），在時序上第二次出現時（token），容易被忽略，這樣的現象稱為「重複視盲」，葉素玲老師同樣在漢字整字和部件上發現相同的情況。重複視盲的範典也被用於檢視漢字是否是圖象式的文字？用飛機和直昇機的圖案會重複視盲（圖象式），但是用airplane和helicopter則沒有重複視盲的現象（非圖象式）。葉素玲老師發現同義的漢字（冠、帽）沒有重複視盲的現象，以此類比和邏輯，揭示漢字可能並非圖象式的文字。 Lo, S. Y., & Yeh, S. L. (2018). Does “a picture is […]
我讀《Cross-situational Learning of Foreign Vocabulary Reveals a Possible Noun Bias in Adulthood》
以以下三種學習情境進行教學來學習新詞：一、只有定義；二、以一個故事串連多個新詞；三、以多個故事串連多個新詞，實驗結果發現第三種學習情境下學生的詞彙能力表現最佳(Nitsch, 1977)。跨情境學習於是開始流傳。但是，仍有未被深掘的問題：一、跨情境學習的優勢和單一情境學習相比，優勢是否仍存在？二、跨情境的優勢，能否同樣被延續到名詞和動詞的學習？ 人們學習名詞的速度是比動詞更快，這個叫名詞偏好(noun bias)。在一語習得和雙語學習的情況下，在學習名詞新詞的時候都有壓倒性的勝利，但是對於成人學習外語是否也有名詞偏差尚不清楚。如果在句子中，將目標詞以beep聲取代，讓孩童和成人去猜這個地方應該填入什麼詞，名詞正確可能性也是大於動詞。然而，這些研究並沒有控制和測量名詞可以被想像的程度(imagability)。而動詞之所以更難被學習，主要是其和句法有關。 跨情境學習在2、3、4歲的幼童(Akhatar and Montague, 1999)和12、14個月大的幼兒(Smith and Yu, 2008)身上都可以發現。從認知的觀點來看，由於跨情境學習有較多的線索以及足以供抽樣的資訊，因此增加學習者喚起目標物的可能性。最主要的是，跨情境學習有助於降低不確定性。從理論和研究結果來看，跨情境學習理該會優於單一情境學習。 於此，Ludington(2013)讓受試者看一個人物(名詞)進行一個動作(動詞)的圖片，並搭配希伯來語的句子，使用的希伯來語的句子的句法結構都是先名詞再動詞。跨情境學習會看到兩張不一樣的圖片和聽到兩個希伯來語的句子，單一情境學習則只有一樣的圖片和一樣的希伯來語句子重覆兩次。 他的有以下假設。 假設一：跨情境學習會優單一情境學習。理由有四：單一情境學習解決句法的機會較少；單一情境要正確斷詞的難度提高；過往的研究支持跨情境學習；跨情境學習增加確定性可以促進學習。 假設二：不存在名詞偏好。理由是名詞和動詞的差別來自於可想像的程度、熟悉度(familiarity)和頻率(frequency)(Ludington, in press)。 假設三：跨情境學習/單一情境學習和名詞/動詞會存在交互作用。理由是，名詞和動詞相比，不確定性比較低(Ludington, in press)，而跨情境學習可以減少不確定性，所以可能存在交互作用。 總共學習24個希伯來語新詞，包括12個名詞和12個動詞。以單一個新詞看，由兩張圖片(國王皺眉、國王打字；外星人打字、國王打字)成為一個跨情境學習，單一情境學習則以同一張圖片呈現兩次。所有圖片分為兩組，先出現的為F組，後出現的標記為S組。每個嘗試次包含一張圖片和一個由希伯來母語者說出來包含名詞+動詞的句子。24個新詞分配在6個區塊，每個區塊有4個新詞，每個新詞以兩個嘗試次出現，每個區塊裡有八個嘗試次。 學習階段：跨情境學習/單一情境學習採受試者間設計，名詞和動詞採受試者內設計。跨情境學習組再分AB兩組。跨情境學習的AB兩組學習和單一情境學習組的12個名詞和12個動詞是一樣的，但是訓練的圖片組合不一樣。上圖的上半部為跨情境A組，下半部為跨情境B組。單一情境學習組的則如下組。 測驗階段：學習階段後進行測驗。學習和測驗間，以30秒的小任務作為銜接，目標在於消除短期記憶效果，避免天花板效應。測驗形式為聽到包含有名詞和動詞的目標句子，並從四個圖片中進行選擇。 離開前，會將受試者未在實驗裡看過的圖片，以兩個或以上的詞去描述一個角色在做一個動作的圖片。 結果分析顯示跨情境學習優於單一情境學習。名詞偏好仍然存在，未因為跨情境優勢而消失。另外發現，在分析的模型裡，描述圖片的一致性可以用來預測正確率。
我讀《Infants rapidly learn word-referent mappings via cross-situational statistics》(Smith and Yu, 2008)
單單靠新詞和情境連結無法決定這個新詞的意義。當聽到「Gavagai」的時候，這個詞在有兔子跳過的情境被接觸，該詞可能指的是兔子、草、樹、兔子的耳朵或這整個情況。早期利用規限(constraints)來解釋學習者在遇到新詞的當下如何化解新詞的不確定性。 只靠一次的接觸化解新詞的不確定性，而決定詞的意義，也許不是學習新詞唯一的機制。主要有兩個理由：首先，日常生活中，新詞和可能的指涉物的對應太多。就算接觸了新詞，也不是當下就可以決定新詞的意義。很大的可能性是，在有高度不確定性的情境下，學習者會先忽略當下的資訊，並等待下一次再一次接觸新詞(Brent & Siskind, 2001)。其次，有許多研究指出9個月、10個月和12個月大的嬰兒就已經累積了可觀的詞彙知識。從發展的時間點來看，有18個月大的嬰兒存在解決新詞不確定的困難，也有有些研究指出在最小在13、14個月大的嬰兒身上，可以在只有一個新詞和一個詞的意義下的情況下學到新詞，但是這個學習的成果是很容易消失。這些證據足夠讓我們相信，學習新詞除了在當下解決詞的意義外，應該還有其它可能性。 Smith 和 Yu 的研究指出在帶有不確定的情況下，12個月和14個月大的幼兒可以藉由「統計學習」解決多次的接觸下和個別接觸時的不確定性。 下面的圖和影片說明了為什麼「統計學習」可能是解決詞的意義不確定性的現象。 但是，如果考量複雜一點的情況，如果下面表格所描述的情況。在第一個嘗試次的時候，A有可能被錯誤的和b連結。但是到了第四個嘗試次的時候，一但學習者基於以下條件：有A卻沒有b；前面學過AB和ba；同時出現和沒同時出現的是誰；計算的結果和統計的結果要一致，那麼第一次的錯誤連結就可以被改正。 Trial Words Potential referents in scene 1 AB ba 2 CD dc 3 EF ef 4 GA ga 12到14個月大的幼兒參加研究，共有六個目標新詞和六個目標物以圖表示。共有30個投影片，每張投影片裡有2個目標物，每次投影片出現4秒，在500毫秒後兩個目標新詞播放，兩個新詞間間隔500毫秒。目標物的位置和和目標新詞的順序並沒有任何關係。每一組目標新詞和目標物正確配對出現的次數各有十次。三十個投影片是隨機出現。另外，在正式的30張投影片之前，有4張訓練用的投影片，內容是芝麻街的動畫用來吸引受試者。過程間，仍會間隔2到4張的投影片間以此方式維持受試者注意。整個訓練歷時不到四分鐘(30張訓練的投影片和19張芝麻街投影片)。 測驗階段共有12次，每次8秒。每次出現兩個物件(目標物和干擾物)，同時播放四次目標新詞。 訓練投影片有兩套，兩套投影片目標物出現的位置左右對調，目標新詞出現的順序隨機。測驗階段亦有目標物位置左右對調的兩套投影片，以及隨機順序的目標標新詞。受試者隨機分派到任一套訓練投影片和訓練階段。 另外，兩位對於實驗操弄不知情的編碼者觀看影片，記錄幼兒眼睛看的方向。 分析2(個年紀組)*2(目標物/干擾物)*6(個目標詞)*2(套測驗投影片)。結果發現，在測驗階段，受試者看目標物的時間長於看干擾物的時間。同時，目標詞和目標物/干擾物存在交互作用，顯示有些詞學得比較好。年紀組和目標物/干擾物也存在交互作用，14個月大的幼兒注視於目標物的時間更長。 測驗時注視目標物的時間更長，顯示幼兒在跨情境學習之後具有儲存過往資訊的能力。
跨情境學習(Cross-Situational Learning)
跨情境學習(Cross-Situational Learning)是藉由多次的接觸來學習詞語意義的方法，儘管每次接觸詞語的時候都可能保有對於詞語意義的不確定性。同一個詞語會在不同的情境下出現，而一個情境下又有多個可能的詞語候選。這是透過排除不可能的候選意義後，來最後留下可能性最大的意義。 但是上述的跨情境學習會現實世界中是行不通的。現實世界中，環境會傳遞情境的意義，因此可能的意義會受到環境影響；而且，同義詞和多義詞的情況，都會使詞語有超過一個以上的意義，沒有一個詞語的意義可以出現在所有接觸的情境裡。 跨情境學習要求在每次接觸的時候，都要有正確的詞語候選在情境裡，「最大的量」(接觸的次數)；同時間，學習者必須能使用過去的跨情境學習策略，藉由過往所取得的可能意義馬上運用到當下的情境，「最小的運用」(當下接觸時，運用過去接觸的經驗)。如果沒有達到最大的量或最小的運用，而是界於兩者之間時，總比不上單純的跨情境學習那麼強大。因此，最後還是由頻率決定學習的結果。 許多研究指出成人和幼兒在學習少量詞語的時候，都是可以有效地運用跨情境學習。跨情境學習的效果會受到情境裡頭候選意義的數量影響。當不確定性增加(候選意義的數量多)的時候，學習的表現也會變差。這也會改變學習者的跨情境學習的機制，使它轉向為一個更輕鬆、更細微, 而和頻率更為相關的過程。 當學習者面臨開放性的問題時，就容易產生比較輕鬆的版本的跨情境學習。這個困難之處在於，這個合理的不確定性應該怎麼拿捏。
多元的學習方式：布魯納(Jerome Bruner)的學習者模型們
「學習」不是只有一種樣貌。 Any model of learning is right or wrong for a given set of stipulated conditions, including the nature of the tasks one has in mind, the form of the intention one creates in the leaner, the generality or specificity of the learning to be accomplished, and the semiotics of the learning situation itself-what it […]
葛斯瑞(Edwin R. Guthrie)的一次學習(One-Shot Learning)
葛斯瑞(Edwin R. Guthrie)如此解釋「學習」： A combination of stimuli which has accompanied a movement will on its recurrence tend to be followed by the movement. 用白話文來解釋就是：當一個有機體(包括人和貓咪)在某個情境下做了某件事之後，當這個情境又再一次重覆的時候，他會傾向把一模一樣的事再做一次。「刺激」和「反應」的連結是第一次發生的情境下就達成；它不會弱化也不會因為練習而強化。一但刺激造成了反應，未來也會有相同的反應。簡言之，學習就在一次嘗試就會發生。 「學習」並不是「刺激」和「刺激」的連結，而且「刺激」和「反應」的連結。你在甲情境下做了乙，當你下一次又重回甲情境的時候，你也會做乙。為了學做乙，你不需要反覆地做，也不需要有任何增強。如果做乙就是為了回應甲，那乙和甲的連結強度在當下和未來是相當的。 葛斯瑞講一次學習用了「tend」這個詞，保留了「不確定性」。舉例來說，爸爸跟幼兒說「尿布」的時候，幼兒也跟著說出「尿布」。當下一次又有人說「尿布」的時候，幼兒還會說「尿布」嗎？答案是肯定的，幼兒的反應仍是說「尿布」。答案也可能是否定的，幼兒不說「尿布」，因為第二 次的「combination of stimuli」和第一次爸爸跟幼兒說「尿布」的時候不完全一樣。有很多東西可能不一樣，幼兒第二次沒有尿溼尿布、第二次是不同人講「尿布」、幼兒正在專心玩玩具…等等。 An act is learned in the singles occurrence, and the need for repetition comes from the need for executing the act in a variety of circumstances. […]
理解華語，找主詞？還是找受詞？
句法結構在進行語義角色指派的過程，我們稱之為「斷詞」(parsing)，就是把句子分出一個一個屬於各個句法類別的項目。關於句子結構的理解，在英語的研究裡，常常就是找句子的主詞。在這些對於人們語言理解的研究裡頭，大多關注於人們的句子斷詞機制(human sentence parsing mechanism)。斷詞的研究，大概可以分為自主模組派(autonomous models)和交互模組派(interactive models)。自主模組派認為人們對於語言的理解，分為兩階段，先進行句法處理，而後語義處理才會進來；交互模組派則認為句法和語義的訊息都是在同一時間建構表徵的，彼此互相合作。花園小徑語句(garden path sentence)常常被用來進行斷詞的研究，以了解究竟是什麼因素影響著斷詞。這些語句是說乍聽之下有點聽不太懂，在細究後才能理解，就好像順著花園小徑走，順順走著走著，最後才發現卻撞進死巷。比方說： The log (that) floated past the bridge sank. 句標that(complementizer)被省略的時候，我們直接聽到句子： The log floated past the bridge sank. 我們很容易會把float當成是log的動詞，直到聽到最後面真正的動詞sank出現之後，才能夠正確地理解從float past the bridge應該是修飾log的詞組，也就是一個被省略的關係子句(reduced relative clause)。英語被修飾的成份在前方，修飾的成份在後面，是屬於由名詞領銜而後跟著關係子句。然而，華語的修飾成份是在名詞前面，研究上或者能夠有其它別於語言之處。 在英語、葡萄牙語、荷蘭語、法語、德語等語言，透過不同的研究方法已經知道主詞關係子句(subject relative clauses, SRCs)的理解是比受詞關係子句(object relative clauses)更快速、更容易。而修飾成份在名詞前面的，則有較歧異的結果，日語和華語都屬於這樣子的語言，但是有些研究說主詞關係子句較容易被理解，有些研究說受詞關係子句較容易被理解。分別以一個主詞關係詞組和一個受詞關係詞組，進行實驗即可分辨出其差異： 愛慕音樂家的作曲家作曲家愛慕的音樂家 在主詞關係詞組裡頭，其語義角色指派依序為動詞-受事-施事；而受詞關係詞組裡頭，其語義角色順序則為施事-動作-受事。部份研究認為受詞關係詞組較容易被理解；部份研究認為主詞關係詞組較容易被理解。根據這樣的詞組，我們可以進行這樣的語料設計： 我討厭愛幕音樂家的作曲家。我討厭作曲家愛慕的音樂家。愛幕音樂家的作曲家討厭我。作曲家愛慕的音樂家討厭我。 透過這些語料以各種實驗方法，例如：自我步調閱讀任務(self-paced reading tasks)、音素/點擊監控任務(phoneme/click-monitoring tasks)、事件相關電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詞彙判斷任務(continuous lexical decision tasks)、眼動追蹤(eye tracking)或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從便宜到貴的實驗方法，並根據問題意識找到受試者就可以解答究竟是什麼因素影響華語斷詞的機制。 華語中，動詞詞組是中心起始(head-initial)即動詞加受詞的結構，而名詞詞組則是中心後置(head-final)即修飾成分加名詞的結構。泰語的動詞詞組和名詞詞組都是中心起始，我們可以如這樣的問題意識：理解泰語的斷詞機制，是否也是同英語、德語等一樣，主詞關係子句較容易被理解？如果泰語和華語的斷詞機制是各有偏好的，這是否會造成泰語母語學習者學習華語的理解華語語句的困難？以泰語、英語和華語的語言學研究中，多著墨於聲調，或許斷詞機制的研究是吾人能夠著力、貢獻之處。
我讀Trevor A. Harley《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Language Production〉一
人類要產製語言的時侯，會經歷這樣的過程：形成概念(conceptualization)、組成(formulation)，最後編碼(encoding)。形成概念時會決定要說什麼東西，這是屬於訊息處理層次；把概念的表徵轉化成語言形式就是組成的步驟；最後執行階段把語音和發音貼上去。在中間的組成階段，有兩個比較主要的內涵就是詞彙化(lexicalization)和句法計劃(syntactic planning)。前者指的是我們所選取的詞彙，後者指的是我們將所有詞彙組成句子。目前研究語言產製的模型，多來自於對於主動說出來的話語偏誤分析(speech errors)。這些話語偏誤能夠告訴我們什麼呢？話語的偏誤可以來自日常生活的分析，也可以來自實驗的資料，如果兩者在推論產生衝突的時候，通常實驗的資料是比較能夠使人信服的。在叫名錯誤(naming errors)的眼動實驗中，我們發現人們在準備標的物的名字時，是同時盯著標的物看的(Griffin, 2004)。因此，盯著斧頭看時，喊出「鎚子」是不會發生的，因為錯誤不是來自於倉促的準備(rushed preparation)。相反的，當受試者去對於自己發出錯誤的名字糾正時，他正在進行修復，也會花更多時間盯著標的物看。 目前，以話語偏誤分析的建立模型的就是基於葛瑞特(Garrett)所發出的一系列研究，該模型就稱葛瑞特模型。在形成概念時，對應到訊息層次(Message level)；在組成時，則對應到功能層次(functional level)、詞序層次(positional level)以及聲音層次(sound level)；在編碼時，就是最後發音的層次(Articulaory instructions)。這個模型建立在一個序列處理的前提。所以你會看到的就是如下的序列處理過程： 訊息層次→功能層次→詞序層次→聲音層次→發音層次 對於功能層次和詞序層次的區別說明，在功能層次時，只有語義相關內容的字詞會被分派到對應的句法角色；在詞序層次時字詞才會被明顯地排序。這也相當程度地說明了詞彙和句法是處於分離的階段。功能層次時主要在選擇語義的內容字詞(content words)；詞序層次時，則是選擇句法的功能字詞(functional words)。 當人們產出「媽媽洗了很多盤子」這句話時，我們可以用葛瑞特模型來解釋： 訊息層次：表達特定意圖 功能層次：先找出主格(媽媽的概念)，動詞(洗的概念)，受格(盤子的概念)，時貌(完成的概念)，受格的數量(多)，這時候相同句法角色會互換，距離不會造成影響；然後會運用句法的框架把功能字詞放進去，所以就會有「媽媽」、「洗『了』」、「『很』多」、「盤子」，「了」和「很」就是功能字詞。接著就能有「媽媽」、「洗了」、「很多」、「盤子」這些詞彙了。 詞序層次：接著把這些詞彙安插到各個位置上，依序為「媽媽」/「洗了」/「很多」/「盤子」。 聲音層次：然後就是把這些位置上的詞彙依序對應到聲音的表徵。如果會有聲音交換的，也是發生在這個層次。 發音層次：就是最後發出聲音的結果了。 使用英語句子的證據更能說明語言產製在不同層次之間是序列發生的。 打算表達的語句：a weekend for maniacs實際說出的語句：a maniac for weekends 上面兩個例句的重音位置都沒有改變，這說明詞彙和韻律在兩個不同層次運作；複數詞素-s仍在原先的位置，說明詞根(maniac)和複數詞素-s也是在兩個不同層次運作，這個叫詞素擱淺(morpheme stranding)；複數詞素-s被發出的時候，是隨著weekend同化(accommodation)成/z/，而不再是原先的/s/，所以真正到發音的層次時，就是和所選到的內容字詞同化。 儘管如此，仍有一些偏誤的語料說明可能是認知侵擾(cognitive intrusion)所致，這包括非計畫的內在偏誤(non-plan-internal errors)和語音類化(phonologically facilitated)。甚至是外在環境造成語誤的，則稱環境污染(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這些不同類型的偏誤，都可以在哈利(Harley, 1984)的報告中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