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中的「國際漢語」指的是包括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地區的華語，也包括這些地區以外，世界各國的華語。世界各國的華語都是在非華語的語言、文化、社會條件下使用的華語，所以其體現、表現的文化並非都是中華文化。《以國際漢語的角度審視澳大利亞高校的翻譯課程》即是以「國際漢語」的角度去看澳洲大學的翻譯課程。

澳洲的大學設有翻譯課程的學校中，有七所大學有研究生的翻譯課程，有十六所大學的翻譯課程設在大學部。

「翻譯」在全球化的的時代，受到很大的重視；然而，「翻譯教學」存在人類歷史的發展由來以久，早期是宗教經典的翻譯，近代則是為殖民擴張的需要。而研究生和大學部的翻譯課程，就會面臨「理論化」或「市場化」的問題，畢竟「大學教育」和「職業培訓」是兩軌不同的教育體系。

觀察澳洲大學裡頭的翻譯課程，我們發現以下狀況：在研究生的翻譯課程，試圖擺脫語言教學的形象，雖然和語言學習有關，但是獨立的學科；而在大學部的翻譯課程，則多有討論，討論的焦點在於翻譯課程和語言教學之間的關係，課程命名就是就是難題，包括「翻譯」、「口譯」或「雙語溝通」、「跨文化溝通」等。造成這樣的難題來自於傳統上的翻譯人士為服務國內勞動市場需求，而全球化造成教育國際化，使得就業市場發生改變。

澳洲大學的學生組成和語言能力，也因為全球化而有大幅的調整，這主要來自三個因素：一、澳洲大學本身的國際化；二、澳洲的移民政策使移民和其後代在大學的佔比增加；三、亞太地區經濟的高速發展，提高學生學習亞洲語言的興趣。這使得雙語者在澳洲大學裡頭，是個普遍的現象。

雙語者不同於單語者，也不等於是兩個單語者的單語者的總合。雙語者可以說是另一種獨立的人，而且其能夠在兩種語言間進行翻譯，這個我們說是雙語能力。但是雙語能力不一定會以發展成翻譯能力，因為這更要求「善於」在兩種語言中進行語言和文化的轉換。

我認為，「翻譯」是來自於兩個不同語言、文化有需求而產生，而「翻譯教學」則來自於有大量的需求。過去，大量佛教經典自印度來華時，各朝各代皇帝將這些國外的知識視為重要的事物，建設譯場，大量翻譯。早期由精熟西域、天竺的語言的母語者翻譯至其第二語言，也就是漢語；後期則由漢語母語者繼續翻譯，而後完成佛經的中國化。一但我們不需再透過梵文或巴利文，只需要透過漢語即能夠學習佛法，翻譯的工作就會減緩或停止。但是，只要某個領域在特定語言中是保持領先的地位，那麼勢必得學習該語言或仰賴該語言的翻譯人才能夠進入該領域的專業。

在《語言、心智與文化》(Language, Mind, and Culture)一書中，它以「意義」貫穿了語言、心智和文化。因為對人們沒有意義的事物，我們不會去理會它，一但我們會去理會它，表示這個事物對我們是有意義的。但是我們不能平白無故或漫無目的地說：「『吃飯』對我有意義，所以我要『吃飯』。」否則，我們也可以寫一本《漢堡、炒飯和酸辣蝦湯》的書，因為這些東西對特定人甚至所有人而言，都是有意義。這本書即探討「意義的本質」、「人們如何得到意義」以及「意義如何在人們內心裡頭再現」。

語言、心智和文化，這三個面相，是《語言、心智與文化》一書中，作者認為其對於普世人類有重大意義的面相。

《六祖壇經》當中說到：「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能生萬法。」「心智」在作者眼中，恰恰如慧能大師所說的「自性」，心智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心智是能生萬法的。而這個世界是由人類的心智所投射出來的現實，是人類具有想像力的創造。心智和現實的關係是，我們利用我們的經驗和感知去創造這個世界。現實既然是每個人所創造出來的世界，對個人而言，這就是有意義的。意義的本質來自於心智的作用，石頭、樹木沒有心智，人才有心智，有心智才能產生意義。

每個人創造出屬於自己的世界，客觀的世界只有一個，但是每個人的世界觀都不一樣，那勢必會吵架、起爭端。於是，我們學習和身邊的人溝通、理解、分享。我們透過同一個「語言」進行溝通，我們住在鄰近的地方，分享著同一個「文化」。

「文化」對個人的意義在於，這和其切身生活有關。一個人心智所投射出來的世界，是一個人的世界；一群人的心智所投射出來的世界，就是文化。如果我是一個農夫，我的鄰居也是一個農夫，我的鄰里裡頭都是農夫，那麼知道氣侯變化就很重要，於是透過十二節氣，對應月亮陰晴圓缺設計曆法，我們這群農夫知所適從，農曆的文化對我們而言就會有意義。過去的農夫透過計算天文氣象得到的月亮曆法，現在的農夫身體實踐去驗證曆法，因此農曆傳承至現代，成就文化。文化透過「心智的意義」和「身體的實踐」，一代一代地在不同地方的人們之間流傳著。我們透過身體力行去得到意義、我們透過經驗和體驗去得到意義。

「語言」則是讓個人認識這個世界的重要工具，而且是能夠加速人類對世界理解的工具。語言當然不是唯一能夠認識這個世界的工具，我們透過色、聲、香、味、觸也能夠認識這個世界。然而，人類認知的過程，包含將事物分類(categorization)、把知識框架化(framing)…等，具體的事物需要語言，抽像的事物更需要語言。將每個具體和抽像事物命名、描述的過程就是個人對於事物意義化的過程，而標記的工具就是語言。語言在人們認識世界的過程扮演了重要角色，當我們需從內心提取意義或知識時，多多少少也必須經過語言才能使意義在內心再現。

《語言、心智與文化》一書，透過「有意義」貫穿語言、心智和文化三個面相。

除了開始接觸語言的年紀之外，「曝露的長度、頻率和強度」(length,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of langauge)也是不少研究者關心的因素。有研究指出，二語教學的總量越多，遷移越多(西語母語者和巴斯克語母語者學習英語)；也有得到相反結果的研究(芬蘭語和瑞典語母語者學習英語)。有人解釋這是因為前者找的是初級學習者，後者找的是高級學習者。換句話說，曝露的總量和遷移的關係是一開始先上昇後下降的曲線。而逆向的遷移則是匈牙利的學童在學習過英語或法語的寫作之後，對於其第一語言(匈牙利語)的寫作都有提昇的效果。

「待在標的語環境的時間」(length of residence)也常被拿當作指標。順向的遷移中，同樣馬凱和傅雷卡的研究中指出在標的語地的時間越長，其語速越快(句子持續的時間越短)，而且越接近英語母語者的英語，但比起抵達的年紀，這仍是比較微弱的因素。而後期的順向遷移中，漢堡格(Hammarberg)先生找了一個第一語言是英語、第二語言是德語，第三語言是瑞典語的人，他住在瑞典四個月之後，原先會用德語取代在瑞典語中的情況慢慢減少，直接一年半後完全沒有這樣的情況。這些研究說明，在標的語的時間越長，遷移是會減少甚至解除的。

而逆向的遷移則發現在第二語言環境待得越久，人們對於第一語言搭配的判斷會變差，尤其在詞彙語義和構詞句法上，都有顯著的發現。而這個第二語言環境，必須是充足的(sufficient)。所謂「充足」指的是其和標的語母語者互動的總量。這樣逆向的遷移是會改變第二語言學習者的第一語言的知識結構的。

學生到使用華語的地方，如中國大陸或台灣，即標的語環境，所經歷的華語教學，是和非標的語環境的華語教學有很大的區別的。非標的語環境的華語教學環境相對複雜，華語在海外，既有如東南亞這樣的華人移民語言，也有如澳洲、美國、加拿大這樣的社區語言，甚至在馬來西亞是作為少數民族的語言。其次，非標的語環境的華語教學對象多元，既有第二語言學習者，也有繼承語言的學習者，還有第一語言的學習者。在這樣的情況下，直接使用中國大陸或台灣的教材，是無法因應當地社會和學生的需求的。於是，教材編寫就因蘊而生。

外語教材的編寫應當先回答「我們希望學生如何學習語言？」，而與之延伸的項目就包括，教材所表明的語言學習理論、反應學習者的要求、反應教學目標和理論。下面作為以澳洲某大學的教材編寫進行案例分析：

「初、中級華語教材編寫」：對象包括：背景學習者和非背景學習者。對於非背景學習者，兼顧聽、說、讀、寫四項技能，以中國大陸華語教學出版社出版的《當代中文》為主線，但重新編寫了《補充教材》，例如：《當代中文》問路的情境在北京，《補充教材》問路的情境就到墨爾本。背景學習者則加強書寫閱讀能力，使用同非背景學習者的《補充教材》，但加強其閱讀漢字的能力，循序地為先後出現的漢字標註拼音。

「高級華語教材編寫」則分有高級漢語A和高級漢語B，前者學習者背景多元，包括背景學習者和非背景學習者，後者主要來自中國大陸，這些學生已經脫離目標語環境多年。在高級漢語A中，目標在於提高學習者的語言能力，並使其能夠表達自己對於中國歷史、社會和文化現象的看法；高級漢語B中，則希望學習者能夠具備論文寫作的能力，運用西方大學分析、研究問題的方法，建立批判精神和創新精神，多角度看問題。高級漢語A自編教材《二十世紀的中國：社會變動與人》、高級漢語B自編教材《老故事，新作家》，另外加上《澳大利亞大學關於論文寫作的要求》以指導學生論文寫作。

「漢語翻譯(口譯)教材編寫」的學習者多元，包括語言背景多元、語言水平多元、學習目標多元。課程設計以建立學生翻譯基本理論為先、建立英語漢語的翻譯能力、培義跨文化意識、以勝任翻譯工作為目標。設置「中英基本口譯技巧」課程，包含：文化與教育、醫療保健、社會福利、觀光旅遊、移民定居、銀行貿易、法律事務和接待禮儀八大主題。編寫原則有五：一、注重銜接性；二、滿足不同層次學習者需要；三、體現真實自然語境；四、強調師生互動；五、培養跨文化意識。

我認為，一但非標的語環境進入自編教材的階段，這也是華語在當地是屬於較優勢的第二語言，正如英語教材在台灣已經在本土有自己出版的教材一樣。我們應當樂見這樣的現象在各地開花結果，使華語教學的推展更進一步。

關於「遷移」的研究，過去人們關心的是「遷移」本身，後來轉移到「遷移力」(transferability)，也就是對於遷移最初初開始的源頭進行探索。

語言經驗或語言知識，就是「遷移力」有關的因素之一，簡單地說就是「時間」對於和「遷移力」的關係。依序將討論「年紀」、「曝露的時數、頻率、強度」、「標的語地居住時間」。

在語音上，研究發現，年紀較大的學習者有更多的順向遷移，但在詞彙和構詞上，卻不明顯。而後期的遷移(包括第二語言和第三語言之間順向和逆向的遷移)，同樣是年紀較大的學習者有較明顯的遷移，多是詞彙方面的遷移，這也取決於第二語言和第三語言之間的相似程度。語音上，而逆向的遷移中，年紀較大的學習者的遷移少於年紀小的學習者。

對此，傅雷卡(Flega)提出「口說學習模式」(Speech Learning Model)，其假設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中，同一個位置的語音是可能互相影響的。在第二語言習得的過程中，利用越多的第一語言語音位置時，則第二語言受到第一語言的影響則較大。反之，則越小。

透過對於語言在感知和產出的正確性，馬凱(MacKay)和傅雷卡對於遷移和習得年紀進行研究。純就口音上來說，其實不影響語言的感知和產出，於是「語速」(speech rate)成了另一個和習得年紀相關的應變項。研究發現，抵達標的語地的年紀會其語速是有相關的，越早抵達美國的移民，其英語語速越快，句子持續的時間越短，韓國裔和義大利裔皆然。

接續上一個研究，再回過頭看第一語言的語速，其發現早期雙語者(2到13歲間抵達美國)和晚期雙語者(15歲之後到達美國)相比，早期雙語者的英語比其第一語言的語速快，而晚期雙語者則相反。對此，其可能的解釋是其優勢或主導的語言會使人對於較弱勢的語言處理和產生的過程變慢。

仍有許多人嘗試用不同框架去探索年紀和遷移的關係，目前語音方面是最多的。而語速因語言而異，因說話者本身而異，所以必須考量的外部因素又會更多。以目前研究成果來看，「年紀」對於語言的影響在語音、詞彙、構詞等不同項目下，是有所差異的。

我們再把主觀親近性分為感知的親近性(perceived similarity)和預設的親近性(assumed similarity)。前者指的是當二語學習者接觸接收語的輸入時，判斷其形式、意義、功能存在和來源語相似的特徵；後者指的是，不論二語學習者是否接觸過接收語的輸入，其已經預設接收語存在和來源語鄉形式、意義、功能相似的部份。兩者並非互斥，而反倒有點像集合和子集合的關係，感知的親近性是較大的集合，包含預設的親近性。

許許多多在語義和語用上的遷移，就是來自預設的親近性。

而感知的親近性會在學習者跨過某個門檻之後，使學習者開始預設許多額外的親近性。其來自於學習者累積了足夠的感知親近性，而開始預設兩個語言間有很大的親近性，於是開始對於未接觸的親近性進行預設，預設其具有親近性。

學習泰語的華語母語者大概會有這樣子的歷程：

初初學習泰語，主觀上認為這泰語這個蠻夷的語言不具有和華語親近性(主觀親近性/差異性)，但是語言學家告訴我們，泰語和華語都屬於同一個語言家族(客觀親近性/差異性)，儘管語言學家也仍在辯論泰語的歸屬。學習泰語的過程間，學習者發現泰語的語音、構詞、語法，甚至詞彙，都可以在閩南語或華語中找到軌跡，這時就有感知的親近性。而當使用泰語的熟練度，達到和閩南語程度差不多，甚至優於閩南語時，原先的感知的親近性開始向外推，就開始有預設的親近性，許多不合語法的泰語就開始產生，於是在泰語母語者聽來，就會有像泰國華人說泰語的感覺。

古漢語分化成各個方言時，依循著一定的規律，所以教授古漢語語音的老師鼓勵同學學習古漢語有助於學習方言和漢字文化圈的語音。這是基於語言本體能夠造就的正負遷移而論，屬於客觀的親近性。但學習者若能有此客觀親近性的知識，相信之，並實踐之，似乎也就會成為主觀親近性，一但感知到來源語和接收語的親近性，就證實了主觀親近性，並建立了客觀親近性。學習第二語言就可以進入正循環。

關於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語言表現，我們可以發現兩個有趣的結果。首先，當學習者的接收語(recipient language)和來源語(similar language)相近時，學習者比較容易在接收語有遷移的表現；反之，接收語和來源語的差異較大時，則較不會有遷移的表現。其次，語言距離較近的語言，標的語往往在「理解」和「表現」之間有較大的鴻溝；反之，語言距離較遠的語言，標的語「理解」和「表現」的鴻溝就較小，特別在外語學習的環境。

我們可以使用語言親近性(language similarity)來指涉來源語和接收語之間的關係，當然，語言差異性(language difference)也是一樣。再細分，可以分有客觀親近性(objective similarity)、客觀差異性(objective difference)、主觀親近性(subjective similarity)以及主觀差異性(subjective difference)。客觀的親近性/差異性是基於語言本體間的一致性的程度，主觀的親近性/差異性則是第二語言學習者所認為存在親近或差異的程度。通常，學習者主觀上對於語言距離的估算往往誤導了遷移的可能性。主觀的親近性會影響學習者在使用接收語時，依靠來源語的程度；客觀的親近性則影響可能的遷移是正遷移或負遷移。

主觀的親近性和客觀的親近性的差異產生了三種普遍的情況：一、第二語言學習者無法辨視實際存在的親近性；二、第二語言學習者誤解了某些存在於語言間的親近性；三、第二語言學習者預設了實際上根本不存在的語言親近性。郭安銳(Kellerman)認為，學習者只會對某些類型的客觀親近性有感覺，而其它類型的親近性則由學習者主觀上的判斷將決定，很大一部份是來自第一語言的特定成份。主觀親近性，使學習者產生中介語；主觀差異性使學習者避免遷移。客觀的親近性和差異性似乎不會產生跨語言影響，而是決定遷移是屬於正遷移或負遷移。我們可以說，「遷移」主要來自學習者主觀上對於親近性和差異性的認定。

作者認為「中文熱」持續升溫，中文作為國際化的工作語言是肯定會發生的方向。因為中文是聯合國六個常用工作語言之一，同時中國綜合國力的提昇，重以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羅德島大學本來就擁有「國際工程師項目」，該項目是五年制的雙學位項目，提供文學士和理學士雙學位，必須學習工程專業和語言專業。前三年在羅德島大學，第四年在海外學習標的語語言和文化，以及工程相關技術詞彙，第五年回到羅德島大學。過去，以德語、法語、西班牙語為主，而後加入中文作為新加入的語種。

對於中文國際工程師項目而言，在第四年的課程中，則是包括在中國半年的學習和半年的實習。不少在中國設有分公司的美國本土公司都積極地贊助中文國際工程師項目，希望能夠培養高級中文水平的職業化人才。因為這將使工程師了解中國的語言和文化，對於和中國同行溝通和中國市場解讀起積極作用。

國際工程師項目在德語、法語和西班牙語能夠運作，可能是基於其第一語言(英語)和標的語的相近性，但中文需要更多課時，使得選擇中文國際工程師項目的學生會承受來自高年級中文課和工程學課的雙重壓力。

根據美國外事學院提出跨語言學習者達到一定水平所需學習的時間，中文是屬於第三類較難的語言。第一類(600課時)包括：德語、法語、義大利語、葡萄牙語；第二類(1100課時)如：緬甸語、希臘語、印度語、土耳其語；第三類(2200課時)如：阿拉伯語、韓語、華語。如果仔細檢察這些語言的話，仍可以發現其不合理處。例如：泰國語和寮國語應該屬於同一個語言的變體，但是同樣分在第二類時，泰國語對於英語母語者而言，卻比寮國語更難學習；部分語言學家認為泰國語和越南語能夠和華語能夠歸為同一個語言家族的證據，卻把泰國語、越南語和華語分屬在需要不同課時才能達到一定水平，這可能也納入文字系統即漢字和拼音字母的考量。

如何平衡中文和工程學專業的學習，中文國際工程師項目下的學生會面臨的挑戰。

當工程師需要在大學花額外的時間去學習中文的時候，這表示中文尚未成為國際通用的語言。若觀察英語在世界各國使用的情況，它先作為通用的語言，所以從許多地方從中學，甚至小學開始進行英語教育，而進到大學之後，學習工程專業的學生可以閱讀英文原文書，作為英語工程師。因此，英語既可以是通用語言，也可以是工作語言。然而，中文尚未成為通用語言前，要將中文當成工作語言時，勢必得花一番努力和心血。或許，我們可以先觀察來自亞洲各國，在中國大陸或台灣學習工程相關專業的學生，評析其學習概況。

關於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語言表現，我們可以發現兩個有趣的結果。首先，當學習者的接收語(recipient language)和來源語(similar language)相近時，學習者比較容易在接收語有遷移的表現；反之，接收語和來源語的差異較大時，則較不會有遷移的表現。其次，語言距離較近的語言，標的語往往在「理解」和「表現」之間有較大的鴻溝；反之，語言距離較遠的語言，標的語「理解」和「表現」的鴻溝就較小，特別在外語學習的環境。

我們可以使用語言親近性(language similarity)來指涉來源語和接收語之間的關係，當然，語言差異性(language difference)也是一樣。再細分，可以分有客觀親近性(objective similarity)、客觀差異性(objective difference)、主觀親近性(subjective similarity)以及主觀差異性(subjective difference)。客觀的親近性/差異性是基於語言本體間的一致性的程度，主觀的親近性/差異性則是第二語言學習者所認為存在親近或差異的程度。通常，學習者主觀上對於語言距離的估算往往誤導了遷移的可能性。主觀的親近性會影響學習者在使用接收語時，依靠來源語的程度；客觀的親近性則影響可能的遷移是正遷移或負遷移。

主觀的親近性和客觀的親近性的差異產生了三種普遍的情況：一、第二語言學習者無法辨視實際存在的親近性；二、第二語言學習者誤解了某些存在於語言間的親近性；三、第二語言學習者預設了實際上根本不存在的語言親近性。郭安銳(Kellerman)認為，學習者只會對某些類型的客觀親近性有感覺，而其它類型的親近性則由學習者主觀上的判斷將決定，很大一部份是來自第一語言的特定成份。主觀親近性，使學習者產生中介語；主觀差異性使學習者避免遷移。客觀的親近性和差異性似乎不會產生跨語言影響，而是決定遷移是屬於正遷移或負遷移。我們可以說，「遷移」主要來自學習者主觀上對於親近性和差異性的認定。

我們再把主觀親近性分為感知的親近性(perceived similarity)和預設的親近性(assumed similarity)。前者指的是當二語學習者接觸接收語的輸入時，判斷其形式、意義、功能存在和來源語相似的特徵；後者指的是，不論二語學習者是否接觸過接收語的輸入，其已經預設接收語存在和來源語鄉形式、意義、功能相似的部份。兩者並非互斥，而反倒有點像集合和子集合的關係，感知的親近性是較大的集合，包含預設的親近性。

許許多多在語義和語用上的遷移，就是來自預設的親近性。

而感知的親近性會在學習者跨過某個門檻之後，使學習者開始預設許多額外的親近性。其來自於學習者累積了足夠的感知親近性，而開始預設兩個語言間有很大的親近性，於是開始對於未接觸的親近性進行預設，預設其具有親近性。

學習泰語的華語母語者大概會有這樣子的歷程：

初初學習泰語，主觀上認為這泰語這個蠻夷的語言不具有和華語親近性(主觀親近性/差異性)，但是語言學家告訴我們，泰語和華語都屬於同一個語言家族(客觀親近性/差異性)，儘管語言學家也仍在辯論泰語的歸屬。學習泰語的過程間，學習者發現泰語的語音、構詞、語法，甚至詞彙，都可以在閩南語或華語中找到軌跡，這時就有感知的親近性。而當使用泰語的熟練度，達到和閩南語程度差不多，甚至優於閩南語時，原先的感知的親近性開始向外推，就開始有預設的親近性，許多不合語法的泰語就開始產生，於是在泰語母語者聽來，就會有像泰國華人說泰語的感覺。

古漢語分化成各個方言時，依循著一定的規律，所以教授古漢語語音的老師鼓勵同學學習古漢語有助於學習方言和漢字文化圈的語音。這是基於語言本體能夠造就的正負遷移而論，屬於客觀的親近性。但學習者若能有此客觀親近性的知識，相信之，並實踐之，似乎也就會成為主觀親近性，一但感知到來源語和接收語的親近性，就證實了主觀親近性，並建立了客觀親近性。學習第二語言就可以進入正循環。

蒙納士大學中文系和上海、北京等大學共同舉的短期中國語言文化強化課程，主要希望學生在三到六個星期內，完成原先需要一到兩個學期才能完成的中文課程。由於這個留學項目的辦理，使得蒙納士大學的中文系是澳洲大學當中，是國際化程度最高的中文系。該留學項目的特點在於讓學生置身於第二語言和第二語言文化的環境中。

我們可以歸納這樣留學班的特點有五：一、上海、北京的課綱、教學計劃、教材、考試、等，全部和蒙納士大學中文系在墨爾本校區一樣，僅有授課教師由中國方面提供；二、中國方面提供的教師需參加培訓，理解澳洲方面的教學理念、課程安排、課程要求、管理要求。；三、教學管理全面數位化、網路化；四、澳洲方面教學給學生提供全程輔導和支持；五、語言教學中的文化元素多元。

透過學生的口耳相傳，使得學生對於蒙納士大學的中文系招生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蒙網士大學的中文系亦從留學班開始行「國際漢語」概念。原先澳洲大學的中文系為非背景學生提供漢語教學，將漢語作為外語教學，以支持中國研究；現在，漢語在澳洲不只是外語，它同時是英文之外，最多人使用的社區語言。因此，提供不同漢語背景的學習者適當的中文課程，就變得很重要了。

以蒙納士大學中文系學生註冊的情況來看，其語言文化背景包括：非華裔背景的澳洲學生、華裔背景的澳洲學生、其它國家或地區的華裔和非華裔學生。來自世界各地的漢語在澳洲的學術氣氛下自由研究，有利於他們在不同理論間相互競爭學習會批判思考。

雖然，在中國境內的留學班是將墨爾本校區中文系的教學模式搬到上海、北京，但是學生仍能了解不同國家的不同教學教學環境、教學方法、教學理念，並產生自己的看法。學生能夠對於中國和澳洲兩個文化進行比較和分析，而不是單方面地由老師灌輸中澳兩國社會、文化的思想。

以「留學項目」辦理能夠折抵母國學校學分的方式，一方面鼓勵學生赴海外學習，一方面培養學生多方面的比較和分析，是個值得借鏡的作法。不過，似乎只有漢語和中國能夠支應這樣子的需求。其它外語的學習和國家，是否也能依樣畫葫蘆，可能就要再三思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