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閱讀阮曉眉的《社會的涵括與排除：以台灣「外籍新娘」為例》時，我對外籍配偶在台灣社會中的角色與處境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本文將結合魯曼（Niklas Luhmann）提出的社會分化理論，探討外籍配偶如何在「涵括」與「排除」之間擺盪，以及我們應如何重新認識這個群體。

從魯曼看社會分化：理解不同的社會結構

魯曼從演化的角度指出，社會的分化主要可以區分為三種類型：

• 初級分化社會：以家庭、部族、村落等單位為核心，各單位地位平等。個體的身份緊密依附於所屬單位，社會參與的可能性受限於集體認同，個人的自主性低。
• 科層分化社會：社會按照出生階層劃分地位與機會，形成固定的上/下階序，強調「門當戶對」。日常生活中的機會與限制，都受到階層所支配。
• 功能分化社會：以功能系統為基礎，如政治、經濟、教育、宗教、醫療等，各系統獨立運作，互不隸屬。功能系統以溝通為核心，跨越地域與文化邊界，構成了全球性的「世界社會」。

在功能分化社會中，理論上每個人都應該可以平等地參與各個功能系統。然而，魯曼也提醒我們，現代社會中仍存在大量「無法被涵括」的人群。這些人可能因為沒有工作、缺乏金錢收入、無法締結契約、缺乏法律保障、無法接受教育或醫療資源，而被實際上排除在多數功能系統之外。

外籍配偶在台灣社會的定位：涵括與排除的交錯

在台灣，外籍配偶的存在正好說明了魯曼所描述的涵括與排除現象。阮曉眉在《社會的涵括與排除》中指出，表面上，外籍配偶因經濟資源匱乏、教育機會不足、政治參與受限，似乎被排除於主流社會之外。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正是這些弱勢處境，使他們以一種「被社會看見」的方式，被涵括進了台灣社會的整體結構。

「這些弱勢的個人或團體不僅僅被排除於社會之外而已，他們反倒恰恰是以這種遭受不平等待遇的事實或經歷而被納入社會，參與了社會圖像的建構。」——《社會的涵括與排除：以台灣「外籍新娘」為例》

這段文字深刻地捕捉了外籍配偶的社會處境。他們並非簡單地被邊緣化，而是在「涵括個體性」（Inklusionsindividualität）與「排除個體性」（Exklusionsindividualität）之間，呈現出一種獨特的位置。

• 涵括個體性：指個體的存在是普遍性的一部分，被視為功能系統正常運作的一員。
• 排除個體性：指個體未被特定系統納入，無法歸屬於穩定的社會角色或類別。

外籍配偶在台灣社會中的經驗，顯示他們雖然處於相對弱勢，但仍參與了社會的溝通與建構，逐漸形成屬於自己的社會位置。

打破刻板印象，走向真正的多元理解

台灣社會常以「外籍新娘」作為統一標籤，彷彿所有外籍配偶都是同一種樣貌。但事實上，每一位外籍配偶都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人生故事和個人特質。他們來自不同國家，有著不同的語言、宗教、生活方式與價值觀。

不論是否已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他們都與本地公民一樣，真實地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他們是台灣社會的一部分，不應被簡化或邊緣化。

我認為，與其以刻板印象看待，不如以開放的態度多認識這些朋友。在我的生活中，認識許多性格各異、背景多元的朋友，讓我獲得了豐富的人生經驗。這些交流不僅讓我分享自己的故事，也打破了許多無意識的偏見與局限。

真正的社會涵括，並非要求每個人變得一模一樣，而是學會欣賞彼此的不同，尊重每個人在社會中的獨特位置。外籍配偶的故事提醒我們，多元與包容，才是現代社會真正的力量。

在哲學和文學的討論中，個體的存在從來不是靜態不變的。而當我們從現實世界移動到虛擬空間，這種存在的流動性變得更加明顯。最近在閱讀We Are Data: Algorithms and The Making of Our Digital Selves 《數據失控：算法時代的個體危機》時，裡面提到一個有趣的比喻和可能性：要是把真實個體（Real Individual）和雲端個體（Cloud Individual）之間的關係，想像成芝諾的二分法悖論，會怎麼樣？

這個想法，意外地不只可以用來理解個體本身，還可以延伸到——友誼這種社會關係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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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Else：真實與虛擬之間的異質地帶

在許多文化理論中，「the else」這個概念指向一種異質、未被完全吸收或定義的存在。它不像「他者」（other）那樣被固定對立，而是保持著某種流動、不確定、未完成的特性。

• 真實的個體（Real Individual）受肉身、地理、歷史等因素限制。
• 雲端個體（Cloud Individual）則去物質化，在虛擬、想像、敘事空間中自由流動。

然而，無論如何轉化，總有某些部分——某些限制、某些記憶、某些異質性——無法被完全同化或抹除。這就是「the else」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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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芝諾的二分法悖論：無窮逼近，卻無法抵達

芝諾（Zeno）提出過一個著名的悖論：

要從城市A移動到城市B，必須先走到中途；到了中途，又得先走剩餘距離的一半；如此無限細分，你永遠無法真正抵達B。

如果把真實個體當成A，雲端個體當成B，那麼從A到B的過程就是一場無止境的旅程。

• 我們可以不斷透過想像、虛擬化來接近「雲端個體」；
• 但每一次跨步，都只是完成了一半、四分之一、八分之一；
• 永遠接近，但永遠無法真正成為。

這種無窮逼近但永遠未完成的狀態，正是「the else」不斷生成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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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友誼的芝諾式旅程：從現實到雲端

這個模型其實可以自然地擴展到個體之間的連結——也就是友誼（Friendship）。

類型	說明	例子
Real Friendship（真實友誼）	建基於具體互動、身體同在、歷史經驗的連結	小時候一起長大、共度災難的朋友
Cloud Friendship（雲端友誼）	建基於虛擬互動、想像連結、社交媒體經營	遠距離維繫的網友、社群中的熟人

在數位時代，我們越來越多地經歷著從真實友誼到雲端友誼的過渡。

• 每一條訊息、每一次照片分享、每一次遠距離的互動，都是在向「虛擬化」更進一步；
• 但即便我們再怎麼努力，虛擬的友誼永遠缺少某種肉身性與共同歷史；
• 友誼也因此成為一場芝諾式的旅程：永遠接近完整，卻總有一個缺口。

而這個缺口，同樣就是the else——那個既不是純粹真實，也不是純粹虛擬的模糊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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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ogeaters 中的旅程：酷兒流浪學的閃爍地帶

在Jessica Hagedorn的小說 Dogeaters，角色們也在經歷類似的狀態：

• 他們的身分認同、慾望、聯繫，不斷在殖民歷史的重壓與全球文化想像中流轉；
• 他們渴望逃離被固定的真實個體狀態，轉向更自由、更雲端化的自我建構；
• 但每一次嘗試，都留下了無法被完全吸納的異質性、矛盾與斷裂。

這就是酷兒流浪學（queer nomadology）所捕捉的：

在固定與流動、現實與想像、肉身與虛擬之間無盡漂移的存在狀態。

角色之間的聯繫、愛情、甚至革命聯盟，從來不是穩固的，而是總在「the else」中閃爍、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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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結：個體、友誼，與不可抵達的地平線

無論是個體本身，還是個體之間的友誼，
在這個從真實到雲端的無限旅程中，
我們都在不斷生成「the else」——一種既是渴望也是疏離的存在。

“Friendship, like the individual, inhabits the infinite interval between the real and the cloud, where ‘the else’ becomes the site of both yearning and estrangement.”

也許，真正重要的，不是「抵達」某個純粹的終點，而是學會在這條無盡分割的路上，感受與擁抱每一個微小而真實的「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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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語言學習的過程中，詞彙的獲取主要可以分為兩種途徑：有意學習（intentional learning）與偶然學習（incidental learning）。
簡單來說，有意學習是指學習者有意識地記憶單字、短語或語法規則，例如背單字卡片或使用APP練習詞彙；而偶然學習則是透過自然接觸而無意識吸收，如看影片、閱讀故事時自然而然認識新單字。

無論是母語還是第二語言的學習者，起步階段通常都需要透過有意學習來建立基本詞彙庫。研究指出，當英語學習者累積至約六千字、華語學習者累積至約四千字後，才能較順利進入以偶然學習為主的階段，這個轉折標誌著學習者能在真實語境中，自然地理解和運用新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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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者與二語者心理詞彙的網絡結構異同

在心理詞彙網絡方面，第一語言（L1）與第二語言（L2）學習者展現出某些相似性。無論語言別，學習者對於詞項知識（例如一個單字的意思、用法）以及對詞彙頻率（例如常用字和生僻字的敏感度）通常有著相似的基本感知，且心理詞彙的網絡結構（如何在大腦中連結不同詞彙）也存在共通之處。

然而，即便第二語言學習者達到中級程度，其心理詞彙網絡的穩定性與自動化程度仍然無法媲美母語者。例如，母語者在使用詞彙時，能迅速、自然地進行詞彙之間的連結與延伸；而二語學習者則往往需要較多的反應時間，且詞彙之間的連結也較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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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關聯試驗的發現

在詞彙關聯實驗中，研究者觀察到：

• 母語者主要依據語義來建立詞彙間的連結。例如，聽到「狗」會自然聯想到「貓」、「動物」、「寵物」等概念相關的詞。
• 二語學習者則傾向依賴語音相似性，例如聽到「狗」後，可能因「go」的發音，聯想到「goal」或「goose」。

這種現象與學習者對詞彙語義掌握的深度有關。當二語者對單字的語義掌握尚不充分時，自然會轉而依賴較表層的線索——例如字形或讀音。
這也類似於漢語學習者遇到生字時，若不認識字義，往往會依靠部首或讀音來推測含義，產生「有邊讀邊，沒邊唸中間」的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學者指出，這類研究結果也可能受到實驗設計影響。例如若使用的測試詞彙屬於低頻詞，即便是母語者也可能出現音韻線索主導的情況。因此，解釋結果時必須考量詞彙的熟悉度與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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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學習策略：輸入與輸出比較

針對不同詞彙學習策略的比較，研究者提出三種主要模式：

1. 潤飾過的輸入（Premodified Input）
   教師或教材為了幫助學習者理解，事先調整了語言材料，如簡化句型、加強關鍵詞的重複。
2. 互動式潤飾輸入（Interactionally Premodified Input）
   學習者主動向教師提問，教師根據提問即時提供調整後的輸入。
3. 協商產生的輸出（Negotiated Output）
   學習者之間通過對話協商，試圖表達不熟悉的概念，並在互動中自然產生新詞彙或修正語言使用。

研究結果顯示，第三種策略效果最佳。透過協商產生的輸出，學習者不只是被動接收，而是主動參與語言建構，這種深層處理促進了詞彙的長期記憶與運用。

這也呼應了輸出假說（Output Hypothesis）認為，語言產出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認知加工過程，有助於內化語言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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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輸入 vs. 教學指導

在語言學習的來源上，「自然輸入」和「教學指導」各有優缺點。
自然輸入（如沉浸式環境）因真實性（authenticity）而被高度推崇，能提供豐富且具挑戰性的語境。但對於初學者而言，若缺乏適度調整，可能導致理解困難與挫折感。

另一方面，教學指導（instruction），尤其是透過**字詞認知對應（cognate mapping）**的技巧，能幫助學習者快速將新詞與已有知識建立連結，提升學習效率。
例如，英語單字”hospital”與西班牙語”hospital”、法語”hôpital”之間的相似性，便可作為輔助學習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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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詞錯誤與語言背景的影響

比較以西班牙語與華語為母語的英語學習者，研究發現：

• 西班牙語母語者在英語中詞尾加複數（如dogs, cats）時出錯的比例，是華語母語者的兩倍。
• 這一現象說明，不同母語背景在學習特定語言結構時會展現出不同的困難點。

這與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理論有關。普遍語法提供一個基本框架，但具體語言的句法特徵與語音表現仍需依靠學習者在第二語言中逐步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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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詞彙儲存：雙機制模型與片語表示

在心理詞彙的儲存機制方面，**雙機制模型（Dual Mechanism Model）與雙片語表示理論（Dual Idiom Representation）**提供了有趣的視角。

我們可以將片語分為兩類：

• 可分解片語（Decomposable Phrases）
  這類片語可以拆解為各個成分並理解其意義，如 “kick the ball”。
• 不可分解片語（Non-decomposable Phrases）
  這類片語整體有特定意義，無法僅從單字意義推敲，如 “kick the bucket”（意指去世）。

研究指出，可分解與不可分解的片語可能儲存在大腦不同區域中，並且啟動不同的語言處理機制。這與我們對母語和第二語言中詞彙與語法習得的理解相互呼應：部分需要規則推導，部分則需死記硬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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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綜合上述，母語者與二語者在心理詞彙網絡的結構、學習過程、錯誤模式與儲存方式上，既有共通之處，也展現出本質性的差異。
理解這些異同，不僅有助於提升第二語言教學的設計與策略，更能幫助學習者針對自己的學習歷程做出更有效的調整。

在語言學習的旅程中，許多學習者期待能像母語者一樣，透過上下文線索自然推測出新詞的意義。然而，真實情況往往比理想想像來得複雜許多。

在第一語言的學習過程中，兒童通常透過長時間、不斷重複的自然接觸，無意識地累積詞彙。例如，當孩子聽到父母反覆在不同情境中使用「蘋果」這個詞時，即使沒人正式教他，他也能逐步建立起這個詞的概念。然而，對於第二語言學習者而言，這樣自然沉浸式的學習條件往往不存在。他們必須在有限的課堂時間和緊湊的學習計畫中，迅速掌握大量詞彙與語言結構。

這樣的差異使得二語學習者在依賴脈絡推測詞義時，處於明顯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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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者與二語學習者在脈絡推測上的差異

對於母語者而言，在一篇文章中遇到一個不熟悉的新詞是常見且可處理的情況。他們能夠依靠豐富的語言背景知識，迅速根據上下文線索推測出詞義。但對於二語學習者來說，狀況卻截然不同。

在閱讀二語文本時，學習者經常會遇到多個不認識的詞彙。當不熟悉的詞匯過多時，不僅無法正確推測新詞意義，還可能導致整體理解出現偏差甚至完全迷失 (Folse, 2002; Folse & Briggs, 2007)。也就是說，詞彙理解的負荷成倍增加，讓脈絡推測變得既困難又容易出錯。

即便是母語者，在某些情況下，脈絡線索也未必總是可靠。Schatz與Baldwin (1986)的研究顯示，即使對母語者而言，脈絡線索也並非總能正確推測新詞的意義。

因此，Folse (2004)強調，單純要求二語學習者「從脈絡中自己猜詞」其實是不切實際且缺乏支持的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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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學習的限制與挑戰：為何自然猜詞行不通？

現代二語教學中，常常強調「自然溝通」、「理解優先」，認為只要學習者能大致理解文本，就能順勢習得新詞。這種觀念聽起來很吸引人，彷彿詞彙習得是某種不需努力就會發生的「魔術」。

然而，真實情況是：
二語學習者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對大量陌生詞彙，而這些詞彙如果沒有輔助或策略，單靠自然猜測往往是事倍功半。

Folse (1999) 的研究發現，學習者已知的詞彙量越大，就越能從脈絡中正確推測新詞義。換句話說，脈絡推測能力不是一開始就具備的，而是依賴於已有的語言基礎。

如果一篇短文中充斥著大量未掌握的單字，即使提供了豐富的上下文，學習者也可能無法有效利用這些線索，反而容易產生誤解，影響整體理解與學習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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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脈絡推測詞義：有限的成效與潛在風險

即便鼓勵學習者嘗試從脈絡推測詞義，實際操作中也充滿挑戰。Hulstijn (1992) 的實驗顯示，當學習者擁有一定線索時，自行推測詞義有助於記憶詞形與詞義間的聯結；但當脈絡線索不足或過於模糊時，錯誤推測與理解偏差頻頻發生。

這意味著，單靠脈絡線索進行詞彙學習，並不是萬靈丹，而是一把雙面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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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策略的重要性：閱讀搭配指導，成效更佳

為了提升二語詞彙學習的效果，Paribakht與Wesche (1996) 比較了兩種學習方式：

• 單純閱讀
• 閱讀加上針對性的指導活動（如詞義提示、推論訓練）

研究結果顯示，雖然單純閱讀也能帶來部分詞彙學習，但有指導的閱讀能夠促進更深層且持久的詞彙理解。透過適當的輔助，學習者能更有效地建構新詞知識，並在閱讀理解上表現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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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有效的二語詞彙學習，需要結合策略與支援

綜合以上研究，可以得出幾個明確的結論：

• 自然脈絡推測並非萬能，尤其對詞彙量不足的學習者更是如此。
• 積極擴充詞彙量是提升脈絡推測能力的基礎。
• 提供適當的指導與支援，如提示、糾正、練習推論技巧，能顯著提升學習效果。

二語學習者若能善用這些策略，不僅能克服脈絡推測的限制，還能在閱讀與聽力理解中，逐步建立起更堅實的詞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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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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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與思考哪個先？」是哲學、心理學、語言學長年爭論的核心問題。當我們看到一歲左右的孩子尚未具備完整語言能力，卻能表現出對物體的認知或情緒的反應，不禁會問：他們是否早已具備某種形式的「思考」能力？

有些學者相信，小孩子在學語言之前，就已經有了對世界的理解。他們知道媽媽是媽媽、知道玩具是好玩的，只是不知道這些東西的名字而已。這種觀點被稱為「先有思想後有語言」。

哲學家 Jerry Fodor（1975）提出了「思考的語言假說」（Language of Thought Hypothesis），認為在孩子學會自然語言（如中文、英文）之前，心中早已有一種非語言的表徵系統，他稱之為「心理語」（mentalese）。這種語言並不是我們平常說的話語，而是一種心智結構，用來理解世界與進行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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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語：語言學習的起點？

心理語假說認為，語言學習並不是從零開始，而是孩子在已有概念的情況下，學習將那些概念對應到具體詞彙上。例如，小孩可能早就知道「蘋果」和「香蕉」的差別，只是不知道它們的名稱。學會說出這些詞彙，則是把已有的概念用語言標記出來。

然而，這種觀點也引起不少爭議。在認知科學界，許多研究者質疑是否所有「思想」真的都能脫離語言而存在。他們認為，語言不只是標籤，更可能深深塑造了我們的認知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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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如何影響我們的思考？

語言學家如 Sapir 和 Whorf 曾提出著名的「語言相對論」（linguistic relativity），認為不同語言會塑造不同的世界觀。例如，有些語言沒有時態，有些語言對顏色的區分極其細緻，這些語言差異會影響使用者對時間或顏色的感知方式。

同樣，發展心理學家也注意到，12個月大與24個月大的孩子在語言與心智能力上的進展幾乎是同步的。這讓學者們思考，語言是否在某些心智功能的建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否語言能力愈強，思考能力也會跟著提升？

Dennett（1996）在其著作中強調，語言的加入改變了心智的本質。他寫道：

“Perhaps the kind of mind you get when you add language to it is so different from the kind of mind you can have without language that calling them both minds is a mis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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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演講：我們思考時的內在聲音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在腦中自我對話，例如：「等一下要說什麼？」、「如果我說這句，他會不會生氣？」這種內心的語言被稱為「心理演講」（inner speech）。有學者認為，心理演講是思考的重要形式，甚至是某種語言決定論的證據。

心理演講不只是內心對話那麼簡單，它在許多高階認知功能中扮演關鍵角色，包括：

• 自我監控與計畫：例如思考怎麼回答老師的問題。
• 社會情境模擬：如推想「如果我不去派對，對方會怎麼想？」
• 抽象推理與因果判斷：尤其在缺乏具體線索時，語言可補足認知過程中的漏洞。

Carruthers（1998）指出，這些思考過程若無語言輔助，將難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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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se-belief 任務：孩子理解他人心智的關鍵測試

一個經典的心理學實驗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語言與思考的關係──錯誤信念任務（false-belief task）。這個實驗的操作如下：

1. 研究者拿一個MM豆的鐵盒子，裡面實際上放的是鉛筆。
2. 他搖一搖盒子給孩子聽聲音，問孩子：「裡面是什麼？」
3. 孩子通常會說：「MM豆！」
4. 然後打開盒子，讓孩子看到裡面其實是鉛筆。
5. 接著研究者問孩子：「如果另一個小朋友沒有看到裡面，他會猜是什麼？」

四歲以下的孩子常會說「鉛筆」，也就是說，他們無法區分「自己知道的事實」與「別人可能不知道的事實」，這顯示他們還沒完全建立「心智理論」（Theory of Mind）。

一些學者認為這樣的表現，是因為任務本身語言負擔太重，而不是因為孩子真的無法理解他人的想法（Leslie, 1994；De Villiers & De Villier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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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語症患者提供的線索

如果語言真的與思考分離，那語言受損的人是否仍保有完整思維能力？失語症患者提供了一個觀察窗口。這些患者即使無法流利說話，有些甚至連手語也不會，卻仍可透過繪畫或手勢表達想法。他們的思考能力是否也受影響？

Goodglass 等人（1974）發現，一些失語症患者的「心理演講」功能受損，使他們的主觀經驗變得模糊。雖然這些人仍保有常識與邏輯，但缺乏語言的支援，使得自我覺察與社會互動明顯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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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與數學思維的分工？

認知神經科學家 Dehaene（2011）進一步指出，語言與數字運算也可能存在分離現象。例如：

• 精確的數字計算（如「7＋5＝？」）需依賴語言區域。
• 約略估算（如「大約十幾個」）則使用大腦中其他「數量累加系統」。

在失語症患者中，即使無法說出正確數字，有些人仍能做出合理的數量估算，這顯示語言與某些數學推理能力未必完全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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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語言與思想的雙向塑造

語言與思考之間的關係並非單向決定。語言可能建立在某些原始思維之上，但也反過來塑造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從嬰兒學語言的過程、失語症患者的行為、乃至錯誤信念任務的表現，都讓我們看到語言與思維是彼此糾纏、交織成網的複雜關係。

也許問題不該是「語言先還是思考先？」，而是我們該問：「語言和思考如何互相滋養、共同建構人類心智的奇蹟？」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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