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個相對於對比分析理論的，就是杜賴和柏特(Dulay&Bur，1973)提出的創造性結構理論(creative construction theory)。其接近於理查的偏誤分析，有點像其所說的「發展性」偏誤。是來自學習者自己的腦袋。起初，他們想知道究竟有多少比例的偏誤是因為母語的負遷移，多少比例是自身發展的。
而羅傑布朗(Roger Brown，1973)則研究「語法型態習得順序」(morpheme acquistion order)。他發現人們學習第一語言的時候，好像有一套內在的課程大綱(internal syllabus)。杜賴和柏特則進一步比較西班牙語母語者和華語母語者學習英語時的語法習得順序，其發現兩組具有相同的順序，這也使他們提出了「普遍語法習得順序」(universal morpheme acquisition order)。其發現整理如下：
多數的偏誤是自身發展的，非語際影響的結果；成人和小孩有相同的語法習得順序；其順序不論學習者的母語為何，具有普遍性。這當然有其研究方法上的問題，不過我們也可以有兩點觀察：從對比分析到偏誤分析，是一個從行為學派(behaviourism)轉向理性學派(mentalism)的過程，「內在的課程大綱」也和喬姆斯基所說的「語言習得裝置」(LAD)類似；另外，學習者都有一套「內在的課程大綱」了，那麼來自老師的另一套課程大綱(external syllabus)是否還需要？
在實際進行教學時，我們或許可以這麼做：一、讓語言老師的課程大綱和學習者的課程大綱是一致的；二、語言老師讓教室變得像標的語的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