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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的缺席:心盲症與記憶之間的奇妙聯繫

有沒有想過有人無法在腦海中想像圖像?這並不是科幻小說,而是一個真實的心理現象,稱為「心盲症」(aphantasia)。這篇文章將帶你了解這個現象以及一項有趣的研究,該研究揭示了心盲症患者在記憶上的特殊之處。 什麼是心盲症? 心盲症是一種無法自願形成視覺意象的狀態。也就是說,患有心盲症的人無法在腦海中「看見」物體或場景,即使他們有正常的視覺能力和認知功能。儘管如此,這些人往往在其他認知任務上表現良好,這讓科學家們對他們的記憶過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研究方法 一群研究者進行了一項大規模的在線研究,邀請了61名心盲症患者和61名對照組(擁有正常視覺意象能力的人)參加。參與者被要求觀看一些現實生活中的場景圖片,然後從記憶中繪製這些場景。接著,研究者分析了他們的繪畫,評估了其中的物體細節和空間精確度。 研究結果 研究發現,心盲症患者在記憶物體的細節方面存在顯著缺陷。他們的繪畫中通常缺少顏色,且物體的細節較少。然而,這些患者在記憶物體的空間位置上表現得和對照組一樣好,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更少出現記憶錯誤。 這意味著,即使心盲症患者無法想像出圖像,他們仍能精確地記住物體的位置和空間關係。這也暗示了我們的大腦可能有獨立處理物體細節和空間信息的不同系統。 研究啟示 這項研究提供了對心盲症這一心理現象的深入理解,並展示了記憶和視覺意象之間的複雜關係。心盲症患者能夠通過符號或文字代替視覺意象來記憶信息,這也讓我們重新思考記憶的本質。 Bainbridge, W. A., Pounder, Z., Eardley, A. F., & Baker, C. I. (2021). Quantifying aphantasia through drawing: Those without visual imagery show deficits in object but not spatial memory. Cortex, 135, 159–172. https://doi.org/10.1016/j.cortex.2020.11.014

理性選擇理論的局限:理解風險決策的心理動力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每天都會面臨各種決策,從選擇早餐吃什麼,到決定是否應該換工作或購買保險。多數時候,我們希望自己的選擇是理性的,即做出能帶來最大利益的決策。然而,當事情涉及風險和不確定性時,我們的決策過程就變得更加複雜。傳統的理性選擇理論假設人們會計算每個選項的預期利益,並選擇最佳的一個。但是,現實生活中,人類的決策常常不符合這種理性模型。 心理學家Amos Tversky和Daniel Kahneman的研究揭示了這一謎題背後的原因。他們的研究表明,我們的決策受到所謂的「框架效應」的影響,即問題的呈現方式會影響我們的選擇。例如,面對損失時,人們往往比面對同等規模的收益更願意冒險。這些心理學動態如何塑造我們對風險的看法和決策行為?在接下來的文章中,我們將探討理性選擇理論在面對現實世界的風險和不確定性時遇到的挑戰,以及前景理論如何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些現象。 理性選擇理論 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假設決策者會根據最大化預期效用來作出選擇,這意味著人們在面對決策時會評估各種選項的可能結果和發生的機率,然後選擇預期收益最大化的選項。然而,在涉及風險和不確定性的決策問題時,理性選擇理論的應用會遇到幾個挑戰: 涉及風險和不確定性的決策問題 三個涉及風險和不確定性的經典決策問題: 這些例子用簡單的語言展示了人們在面對不同風險時的行為方式,以及如何根據情境的不同作出決策。 啟發 這個內容向我們展示了決策行為背後的心理學原理,給我們帶來了幾個重要的啟發: 總之,這些研究不僅揭示了決策過程中的心理學動態,還為如何設計和改進決策提供了實用的指導,使我們能在多變和不確定的世界中作出更明智的選擇。 Tversky, A., & Kahneman, D. (1981).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 211(4481), 453-458.

從心理學角度看決策:可得性捷徑的影響

這個文章講述了人們在判斷和決策時常犯的錯誤,特別是因為「可得性捷徑」這個心理學概念。這個概念指的是人們在判斷事件的頻率或概率時,往往依賴於他們最容易記住的例子。 文章指出,由於可得性捷徑,人們會出現一些系統性的偏見。例如,人們可能會高估一些事件發生的概率,只因為他們最近經歷過或聽說過類似事件。這可能導致對數據的誤判,進而影響決策。 該文章還討論了這種偏見在各種情境下的表現,包括在臨床判斷、組合問題和判斷共現頻率時的偏見。這表明即使是專業人士也會受這種偏見的影響。 研究方法 通過心理學實驗和案例分析,來探討人們在判斷和決策過程中如何受到可得性捷徑的影響。具體來說,他們可能會使用不同的測試和實驗來檢驗參與者對特定事件的頻率或概率的判斷,然後分析其中的偏見和誤判。 以下是可能涉及到的研究方法和步驟: 這樣的研究方法幫助研究者理解人們在決策時如何被心理學上的偏見所影響,以及這種偏見在不同場景中的具體表現。研究的結果可以應用於改善決策質量,並提供有助於減少偏見的方法。 決策場景 模擬現實生活中的決策場景,以探討可得性捷徑如何影響人們的判斷和決策。這些場景通常涉及一些常見的情況,讓參與者根據他們的直覺和經驗進行判斷。以下是可能涉及的決策場景: 這些模擬決策場景旨在模擬日常生活中的情況,以便研究者能夠分析和理解可得性捷徑對人們決策過程的影響。研究結果可以為改善判斷和減少偏見提供見解。 結論與啟示 主要結論和啟示的摘要: 這些結論和啟示強調了可得性捷徑在判斷和決策中的重要性,並指出了改善決策質量的方法。它為理解人類決策的偏見提供了新的見解,並為未來研究提供了方向。 Tversky, A., & Kahneman, D. (1973). Availability: A heuristic for judging frequency and probability. Cognitive Psychology, 5(2), 207-232.

AI作為教育輔助工具:釋放學習時間的ChatGPT應用

這篇文章[1]評估了 ChatGPT 生成論述性文章的表現,並與人工寫的文章進行比較。作者進行了大規模的研究,使用標準評估標準評估 AI 生成的內容和人寫的文章。評估分析還考慮了語言特徵。結果顯示,ChatGPT 生成的文章相對人寫的文章在質量上更高,但在寫作風格上有所不同。文章建議教育系統應該利用 AI 模型來釋放時間,用類似計算器對數學的方式,采用 AI 工具作為輔助,利用學童自身完成學習目標。本研究為評估人寫和 AI 生成的論述性文本質量提供了統計學上嚴謹和系統化的方法, 為我們提供了解這些語言模型如何發展的洞見。 根據文獻(p. 1)ChatGPT生成的文章質量更高,這是根據使用標準評估標準比較人寫的論文和AI生成的內容所得出的。ChatGPT模型的寫作風格展現出與人寫的文章不同的語言特徵,例如使用的話語和知識標記較少,但是名詞化和詞匯豐富度更高。另外,文獻(p. 11)中的統計分析結果顯示,用ChatGPT生成的文章在語言掌握方面得分更高,而人寫的文章則更容易犯錯。這些指標說明ChatGPT生成的文章質量更高。 使用的話語和知識標記是指作為AI語言模型 ChatGPT 和人類寫手之間識別的一些特徵,表達作者意見和想法的方式有所不同(p. 3)且它們是用來評估人類寫作和AI生成的論述文本質量的標準(p. 1)。話語標記可以用來衡量文本的一致性質量,比如Somasnudaran等人研究了故事的講述方面,Nadeem等人則將它們納入了他們基於深度學習的自動文章評分方法中(p. 9)。排除了常用於表示話語關係以外的詞語(如“like”,“for”,“in”等)的PDTB話語標記列表被用於本研究中(p. 9)。知識標記則用於識別作者對自己語句的承諾,將有關epistemic的表達式,如“I think”,“it is believed”和“in my opinion”,識別為知識標記(p. 9)。 研究還建議,教育系統需要納入AI模型的使用,為其他學習目標釋放時間,就像數學使用計算器一樣(p. 1)。此外,本研究還討論了以前基準的限制以及模型所有者的利益衝突問題,這對於解釋性能構成問題(p. 4)。此研究提供了一種統計嚴謹和系統性的方法來評估人類撰寫和AI生成的辯論文本的質量,提供了這些語言模型如何隨時間發展的洞察(p. 1, 14)。

CLIL下的學習過程如何評估?

「學習」如何在CLIL的學程下發生?我們需要從學習過程(process)的證據來評估。在課堂中,小組活動時的會話如果能夠轉寫成逐字稿,這對於不了解CLIL的人來說,就有一個認識CLIL的視窗。或者,利用Coyle,Hood and Marsh (2010b) 建議的LOCIT(Lesson Observation and Critical Incident Technique)的方式,將課堂上學習發生的時刻剪輯成不到15分鐘的影片,和學生、和同儕一起分析、探討,也是可以評估學程能夠對於學習過程產生的影響。目前,評估CLIL學習過程的研究多集中於語言方面(Dalton-Puffer & Nikula, 2006) 。而(Airey, 2009) 嘗試將以內容為基礎的前提下和語言表現連結,他測量學習者在科學領域的演講速度和句子長度。 在評估學程中學習過程的影響時,可以從語言的角度來評估,這時焦點可能是語言的功能、句法或語法能力;也可以從使用語言在處理概念或者是否其是否展現理解來看;更甚者,從小組中,彼此協商的過程,語義和文本如何被建構,也是一個評估的角度。 References Airey, J. (2009). Estimating undergraduate bilingual scientific literacy in Sweden. International CLIL Research Journal, 1(2), 26-35. Campo, A., Grisaleña, J. & Alonso, E. (2007). Trilingual Students in Secondary School: A New Reality. Bilbao: Basque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