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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像尿尿?從泰國佛教探討文化如何潛移默化地形塑我們

當我們談論文化時,許多人會聯想到語言、傳統、宗教儀式或穿著飲食。但如果有人告訴你,「文化就像尿尿一樣」,你會作何反應?這個比喻乍聽之下令人發笑,卻極具深意。 「尿尿」是一種日常又不可或缺的身體代謝行為,是生物維持生命的重要機制。我們不需要時刻掛念它,它卻會在需要時自然發生。而文化,也是如此。它不總是明確被我們意識到,但在生活中無處不在,在我們的言行舉止中悄然發揮影響力。 文化是自然反應,也是群體識別的標記 從生物學角度看,不同物種都有排泄系統,人類、哺乳動物、魚類、昆蟲,各自以不同方式完成相同的需求。這種機制雖然基本一致,但表現形式卻因物種而異。昆蟲使用馬氏管,魚類透過尿孔,而人類有明確的「尿尿」行為與語彙。 同樣地,文化也是一種「需求」的表現,不同族群會透過不同的儀式、活動與符號體系,來滿足生存與認同的需求。這些形式不僅反映內在價值,更成為劃分群體的重要依據。文化,就是在時間與空間條件具備時,會自然而然發生的一種社會行為。 從泰國知識份子的自白,看文化的潛移默化 這樣的文化特性,在全球化與多元文化衝突日益頻繁的今天,尤其值得探討。以下是一位受英國教育的泰國知識份子的心聲: “我從沒被問過是否想成為佛教徒,我的出生證明、身份證、學校成績單全都標註我是佛教徒。從小我被要求上佛學課、學習如何合掌行禮、如何在長輩前爬行通過。這些是泰國文化的一部分,但我從未有機會質疑,也無法選擇。” 這段話描繪出文化如何像空氣一樣包圍著人,讓人習以為常卻難以看見其形狀。他不反對文化,但也無法確定自己是否真正「相信」佛教,只是因為文化的規訓而不得不接受。這種經驗揭示了文化如何「自然」地滲入一個人的成長過程與價值判斷,讓文化不再只是外在的符號,而是潛藏在日常行為背後的強大力量。 泰國佛教:文化實踐的具體樣貌 在泰國,佛教不只是宗教,更是一種深植社會結構的文化系統。從清晨供僧、放生動物、建寺院,到年節儀式,這些文化元素滲透在每一位泰國人的日常生活中。寺廟是社區的中心,即使不是佛教儀式,如水燈節等節慶活動也常在寺廟舉行。對泰國人而言,佛教信仰是一種理所當然的存在,也是一種集體行為模式。 例如,在雨季,僧侶會留在寺院專心修行,而信眾則提供生活物資,展現出文化與自然環境的共構關係。這些活動並非出自深思熟慮,而是「時間到了就該做的事」。文化,在這裡成了一種身體記憶——在正確的時空條件下,自然而然地被喚起並實踐。 文化的弔詭:不能選擇,卻難以脫離 我們可以從這位泰國知識份子的故事看出文化的弔詭:它可能是身分的根源,也可能成為枷鎖。在全球化社會中,人們開始質疑「出生就該是誰」的命定論,但舊有的文化結構仍強大地影響著每個人。 他坦言:「我不確定我是不是佛教徒,但我的社會身份、生活方式、家庭與教育都已經替我做出選擇。」這也讓我們不得不思考:文化究竟是我們自由選擇的結果,還是被社會制度與傳統強加的身份標籤? 結語:文化不是口號,而是活生生的行動 文化不是高掛的標語,也不是教科書上的定義。它是你每天怎麼打招呼、怎麼對待長輩、怎麼過節、甚至你怎麼處理信仰與懷疑。文化像尿尿一樣,當需要的時候,它自然發生。你不需要時時提醒自己要文化,但它總在潛移默化地作用著你。 這個比喻或許奇特,但卻讓我們以全新角度重新認識文化——它不只是知識,更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社會默契。在這個文化快速變遷與多元共處的時代,學會理解、反思與尊重文化,也就成了我們每個人必經的學習之路。

詩山華僑經濟連結:雨傘產業與鳳山寺的跨境影響

閱讀陳志明與吳翠蓉的《詩山跨境與經濟活動》,讓我對中國福建南安詩山鎮的歷史與華僑貢獻有了更深的認識。詩山因雨傘產業而興起,並且在不同時期獲得海外華僑的資助,從民國初年到改革開放,這些資金與技術的流動,深深影響了詩山的經濟發展。 鳳山寺的歷史與海外華人的貢獻 詩山的鳳山寺在海外華僑社群中佔有重要地位,包括東南亞、台灣、香港和澳門的鳳山寺都源於此地。然而,文革期間詩山鳳山寺遭到破壞,後來在菲律賓與新加坡華僑的倡議下得以重建。其中,台南的信眾更是捐資建造了大雄寶殿,這充分顯示了華人對家鄉信仰文化的支持。 雨傘產業的興起:僑鄉經濟的典範 除了宗教與文化的維繫,詩山也因海外華人的經濟支持而成為「中國雨傘城」。這一產業的起源,與台灣的華人企業家有密切關係——許多台胞資助當地親屬,提供資金與技術支援,促成了雨傘製造業的發展,使詩山成為中國重要的雨傘生產基地。 僑鄉投資:情感與經濟並存 海外華人對僑鄉的投資不僅是情感聯繫,更涉及經濟考量。僑鄉作為華人文化與經濟的橋樑,讓投資者能夠利用社會資本,建立穩固的商業網絡。而這樣的關係,也讓詩山與海外華人之間的聯繫更為緊密。 我是海外華人嗎? 回顧自己的家族歷史,我不禁思考:「我算是海外華人嗎?」祖籍可能在福建莆田,但曾祖父已在台灣扎根多代。然而,家族墓碑上仍刻著「莆田」,族親們的調查甚至能寫成一本書。這種身份認同的問題,或許是許多華人共同的經歷,也反映了僑鄉文化的延續與變遷。 詩山與海外華僑的連結實例 高雄苓雅區曾恭迎來自中國大陸詩山鳳山寺的廣澤尊王,這顯示了兩地之間仍然保持著深厚的文化與宗教聯繫。這些跨境交流,無論是宗教、經濟或文化,都是華人社群維繫的見證。 結語 詩山與海外華僑的關係,既是文化的延續,也是經濟的合作典範。透過對鳳山寺的重建與雨傘產業的興起,我們可以看到華人社群如何影響家鄉的發展。這樣的故事,也讓我們對「僑鄉」的概念有了更深的理解。 你對詩山的華僑文化有什麼看法?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觀點!

另類的東南亞華人:廖內群島的獨特之處來自它的地理位置與華人身份

廖內群島是印尼的一個省份,由巴丹、賓丹、卡里蒙等島嶼組成,位於新加坡以南,是印尼最東的省份之一。 廖內群島的華人人口比例是印尼最高的,而且與新加坡的距離近,因此有很多跨境交流和流動。 廖內群島華人族群相較於印尼其他地區的華人族群有以下獨特之處: 一個文章[1]的作者使用跨地區性(translocality)作為理論框架來理解廖內群島華人的身份形成和地方建構的過程,認為他們利用其地理位置和跨國網絡來維護其文化和經濟生存,同時也保持著本地歸屬感。 跨地區性試圖捕捉跨越國家邊界的流動和社會網絡如何導致特定空間、主體性和歸屬形式的形成。 此外,跨地區性也承認地方和本土性在跨國移動中作為意義來源的持續重要性。 作者認為,廖內群島華人符合跨地區性的定義,他們利用其長期的群島互聯性來創造一種特定的本地感和華人身份,這種身份根植於他們在更廣泛的廖內群島海上地區的地理位置和流動。 廖內群島華人的身份政治和文化韌性受到地理位置和跨國流動的影響非常大。 由於他們位於印尼、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戰略海上邊緣地帶,他們的集體記憶、流動、適應策略和華人認同都受到了該地理位置和群島網絡的塑造。 他們的跨境移動和與新加坡的緊密聯繫,使他們能夠保持華語能力和相對的文化自由,並且在新秩序政策的抗爭中取得了成功。 此外,他們將自己視為“archipelagic Chineseness”的一部分,認為新加坡是他們的民族認同的中心,而不是印尼或中國大陸等地。 他們的身份政治和文化韌性需要在地理位置和跨國流動的背景下進行理解。

英國華裔語言繼承者的身份探索:三個個人學中文的故事

一個研究[1]有關於三位在英國成長的華裔繼承語學習者的生命歷程,探討繼承語言身份發展的動態過程,並分析他們在不同社交場域中如何被定位以及如何學習重新定位自己作為合法的繼承語學習者和散居社區的合法成員。 John、Ryan和Lucy是三位華裔語言繼承者。John曾經為了符合模範少數族裔的形象而壓抑自己的中文學習,但後來透過與同事互相學習,重新建立了自己的身份認同;Ryan則在家庭環境中接受了強烈的中國文化傳承,但後來開始挑戰傳統的「真正華人」說法,並重新定義自己的身份;Lucy在成長過程中曾經因為華人身份而受到排斥,但後來透過學習中文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份認同。這三位學習者的生命歷程展現了華裔語言繼承者身份認同的動態發展過程。 John的故事展示了他從掙紮到自我激勵的轉變,他曾經在學校中為了表現優秀而忽略了學習中文,但在工作中,他意識到中文是一個重要的職業技能,因此開始自我激勵學習中文,並成為一個合法的中文學習者和一個能力優秀的同事。 Ryan在學習中文的過程中,一開始非常認同中國文化和語言,認為自己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然而,當他開始接觸到來自中國的留學生時,他感到自己與他們有所不同,並開始反思自己的身份認同。他逐漸意識到自己是英國華人,並開始建立一個新的身份認同,既包括英國文化,也包括中國文化。他逐漸學會了挑戰傳統的中國認同觀念,並重新建立了自己的身份認同。 Lucy的學習過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開始,她對自己的中國背景感到困惑和挫敗,覺得自己的中文不夠好,也不像出生在香港的人那樣地道。這讓她感到很尷尬,甚至不想學習中文。但當她在16歲時開始在華人社區中心做義工,幫助新來的華人移民學習英語時,她開始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在這個環境中,她發現自己的雙語能力很有價值,並且能夠幫助別人。同時,她也在這個環境中學習到了更多的中文,並且感到自己的中文能力得到了認可。這讓她重新發現了自己的中國背景,並且感到自己的中文學習是一種力量和自我肯定。 研究採用敘事資料,並從歷史、空間和關係的角度提出一個原創模型,以理論化繼承語言身份發展的動態過程。本文提出了一個「繼承語言身分發展的動態理論模型」,從歷史、關係和空間的角度來理解繼承語言身分的發展,並強調結構和代理的動態互動,以及繼承語言學習者在不同場域中的權力、參與和身分的協商。

印尼華人的混雜性:泛華民族主義與中國特色消失威脅的再中國化

一個由文化人類學副教授Chang-Yau Hoon所撰寫的文章[1],標題為「在混雜性和身份之間:中國性作為印尼文化資源」。 該文章探討了印尼華人在身份認同和文化傳承方面所面臨的挑戰,並討論了中國在印尼的投資和經濟聯繫。 華人的身份和混雜性之間存在著一個多重的位置,取決於代理和權力如何行使。 歷史,社會,政治和經濟背景在華人身份中發揮著核心作用。 印尼土生華人的歷史表明了混雜化和身份之間的不斷協商。 在特定的歷史情況下,他們會重新中國化,因為他們認為他們的殘留中國特色面臨著完全消失的威脅,而在另一個情況下,他們的重新中國化是受到泛華民族主義的啟發,並受到他們對文化歸屬感和身份的渴望的推動。 在蘇哈托政權的同化政策等最嚴厲的攻擊下,後蘇哈托時期的中國特色復興表明了身份的持久性。 在經濟力量的巨大作用下,尤其是隨著中國的崛起,老一輩商業精英的議程創造了一種情況,即有機的,日常的混合中國特色被霸權,基本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中國特色所緩和,後者被認為更加真實和經濟上相關。 因為混雜性沒有包含在當前對中國特色的表述中,現在的印尼華人,就像他們的土生華人前輩一樣,必須使自己重新中國化,以便能夠把中國特色作為文化資源。 通過這種方式,印尼華人使用自我本質主義作為政治或經濟策略,以實現與全球中國的團結或親和力。 印尼華人再中國化的原因包括了與中國的經濟聯系和機會,以及中國政府通過推廣中國語言和文化來影響華人群體的軟實力激勵。 此外,華人企業家在與中國的合作中也會利用自己的華人身份來建立親緣關系,從而在商業交易中獲得優勢。 然而,觀察者認為,大多數東南亞華人除了經濟利益和投資盈利性之外,與中國並沒有更深的親緣關系。 受到泛華民族主義的啟發,並隨著中國的崛起和對華人文化的重新認識,全球華人都開始重新認同自己的文化身份,並將其作為一種策略資源來建立與其他華人或中國的商業聯系。 這種泛華民族主義的啟發是基於傳統、語言、文化、宗教等因素而形成的,而並非單純基於經濟邏輯。 殘留中國特色面臨著完全消失的威脅。作者提到了在蘇哈托政權時期,印尼政府試圖通過禁止所有中國文化表達來強制推行同化政策。 這導致了中國文化傳統的喪失和失落。 作者認為,盡管在蘇哈托政權倒台後,印尼華人的文化身份得到了恢覆和重振,但是這種文化身份仍然面臨著被完全消失的威脅。 這是因為在當今的全球化和經濟化趨勢下,文化價值正在被經濟價值所取代,這可能會導致印尼華人的文化身份和特色面臨著進一步的消失。 在文檔中,作者提到了土生華人前輩在蘇哈托政權下受到壓迫,文化被禁止。 但在蘇哈托政權倒台後,多元文化主義開始興起,華人文化和身份得到了恢覆和重視。 然而,華人文化的再現仍然受到主流媒體對華人特征的固定和刻板印象的影響。 與此相比,現代印尼華人的身份和文化更具混雜性,是在全球化、現代化、原始主義和本土化等力量的交叉影響下形成的。 因此,現代社會中,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之間的關系是覆雜的,需要具體分析具體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