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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是如何產生的？是經過長期演化的結果，還是來自基因突變的奇蹟？本篇深入解析語言起源的兩大科學觀點，從喉嚨構造到鏡像神經元，一次了解人類如何開始說話！語言是怎麼來的？這是許多人類學家、語言學家與神經科學家長年思考的重要問題。人類能夠使用語言進行複雜的思考與溝通，是區分我們與其他物種的關鍵能力之一。但語言究竟從何而來？目前主流的解釋有兩種：演化論與基因突變論。 語言是演化來的嗎？ 支持語言演化論的科學家認為，人類語言的出現是生物演化的一部分。隨著人類祖先的喉嚨構造逐漸改變，我們的發聲能力變得比其他靈長類更靈活，也更容易發出多樣的聲音。這不僅讓人類能更有效率地表達訊息，也有助於咀嚼與消化，帶來演化上的優勢。 從現今靈長類的觀察中可發現，像黑猩猩與猴子等動物雖然也有複雜的社會組織與叫聲系統（包括手勢與聲音），但它們始終無法像人類一樣發展出語言系統。這讓研究者推論，語言的產生可能來自環境選擇壓力下的長期演化，從喉嚨、舌頭到大腦語言區的漸進改變，使得語言能力逐漸形成。 還是基因突變讓人類能說話？ 另一種更具革命性的理論認為，語言能力的出現並非逐步演化而來，而是源於某次關鍵的基因突變。其中最常被提及的就是名為 FOXP2 的基因。 FOXP2 被稱為「語言基因」，它與人類大腦中控制動作協調與序列處理的能力密切相關。這個基因的突變，使得早期人類能夠更靈活地運用嘴巴與舌頭控制聲音產生，也讓我們不再只依賴手勢溝通，而是進化出語音系統。 根據語言學家 Corballis（1992, 2003, 2004）提出的手勢起源理論，語言其實是從手勢發展而來的。人類先透過手勢建立基本溝通模式，隨著基因突變與神經系統的演變，語言漸漸從手勢內化為語音。 鏡像神經元：語言產生的神經基礎 支持基因突變論的另一項證據來自於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s）的研究。這些神經元會在動物執行某個動作，或觀察他人執行同樣動作時被啟動，具有模仿與學習的功能。 1998 年，Rizzolatti 與 Arbib 的研究顯示，猴子在觀察抓握動作時，會啟動特定腦區，這些區域後來被證實與語言和手勢的控制有關。這些鏡像神經元後來被應用在語音與手勢結合的溝通模式中，被認為是語言產生的重要神經基礎。 進一步的腦部影像研究（Cantalupo & Hopkins, 2001）發現，類人猿的大腦具有與人類類似的左腦非對稱性，尤其在使用手勢時，與人類語言區 Broca’s area 所在位置相符，這也強化了「語言來自手勢」的主張。 語言與大腦的進化：從手勢到聲音 語言的產生不僅僅是「能說話」這麼簡單，它涉及到大腦、神經、發聲器官與社會結構等多方面的整合。例如，為何多數人習慣用右手？研究認為語言的出現使得大腦逐漸左側化（即左腦負責語言），也導致右手逐漸成為主要的手勢工具。 這種現象不只在人類身上發現，像鳥類與蛙類等動物，其聲音產生系統也大多由左腦主導。相較之下，貓、狗或老鼠雖然在某些動作上也有偏側性，但不像人類那樣具系統性地偏向右側，這也顯示語言對人類大腦演化的深遠影響。 結論：語言是演化的終點，還是基因突變的起點？ 綜合目前研究，我們可以說：「語言的出現或許並非單一解釋能涵蓋。」基因突變像是打開語言能力的鑰匙，而演化則是打造語言大廈的過程。基因的變化提供了可能性，演化的選擇則讓這種能力持續發展並優化。 理解語言的起源，不只是對歷史的追溯，也是對我們身為人類的深刻省思。畢竟，語言塑造了我們的文化、思維與社會，是我們理解世界、連結彼此最強大的工具。

我們是否因為說著某種語言，就以不同方式看待世界？還是我們所處的文化，才真正影響了我們的思考方式？這是一個跨越語言學、心理學與人類學的深刻問題，也是長久以來學界爭論的核心。 📖 Lucy and Gaskins 的分類實驗：語言真的影響認知？ 心理學者 Lucy 和 Gaskins（2001）針對這個議題進行了具代表性的實驗。他們設計了一個簡單但富含深意的任務：讓受試者觀看一個目標物體，然後從兩個選項中選擇與目標最相似的那一個。 這兩個選項中，一個在形狀上與目標相同但材質不同，另一個則是材質相同但形狀不同。也就是說，這是一道在「形狀」與「材質」之間做選擇的題目，考驗的是人們在無語言提示下的分類偏好。 結果發現，英語母語者傾向根據「形狀」來判定物體的相似性；而來自墨西哥馬雅族群、使用尤卡特語（Yucatec Maya）的人們，則偏好依據「材質」來分類。 這樣的差異引發了一個令人震驚的問題：是否語言中對形狀與材質的詞彙結構，影響了人們的思維習慣？ 👦 為什麼七歲小孩沒有差異？文化的力量或許更關鍵 Lucy 和 Gaskins 並未止步於成人，他們進一步對七歲的英語與尤卡特語母語兒童進行相同實驗。結果卻令人驚訝——兩群孩子都傾向根據形狀來判定相似性，並未如成人般呈現語言特定的分類傾向。 這一結果耐人尋味。因為七歲的孩子已經能夠熟練使用語言，如果語言本身具有強烈的影響力，那麼差異應該已經開始顯現。相反地，卻是隨著年齡與文化浸潤的增加，才出現分類方式的分歧。這似乎指出，真正影響認知的可能並不是語言，而是文化長期的滲透與習慣養成。 🧭 Levinson 的空間記憶實驗：語言如何重塑方向感？ 另一位著名學者 Levinson（1996）則從空間描述與方位概念切入，探索語言與認知之間的關聯。 他發現，不同語言對於空間的描述方式大不相同。以德語為例，使用的是「相對座標系」——如左、右、前、後這類以自身為參照的用語。而 Tenejapa 馬雅語則習慣使用「絕對座標系」，例如東、西、南、北。 在他的實驗中，受試者首先坐在桌前，桌上依序擺放牛、豬、馬、羊四個玩具。受試者需記住順序後轉身 180 度，在另一張桌上重新排列。 這表示他們在記憶與還原空間資訊時，依賴的是不同的「參照系統」。 更進一步的實驗中，受試者觀看一段動畫，人物從東邊走向西邊。觀看後，受試者被帶到另一個房間描述動畫內容。結果發現： Levinson 認為這些差異正來自語言本身的使用習慣：語言影響了人們對空間資訊的偏好選擇與處理方式。 🤔 真正的影響力來自哪裡？ 雖然這些實驗表面上似乎支持語言影響思維的假設，但更深層的解釋則指出，人類的空間認知能力是與生俱來的，不論是德語使用者還是 Tenejapa 使用者，他們對於相對與絕對方位都具備概念，只是表現出的偏好不同。 語言的角色在於提供一種穩定的思維模式與表達習慣，進而影響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選擇用哪一種方式處理資訊。換言之，語言不是創造了新的認知結構，而是強化了某種文化背景下已經存在的認知傾向。 ✅ 結語：語言與文化，共同塑造我們的認知世界 回顧 Lucy and Gaskins 以及 Levinson 的研究，我們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語言與文化對認知的影響：語言是一種文化的延伸，它會影響我們偏好的思維方式，但文化才是長期潛移默化我們認知結構的關鍵力量。 這些研究提醒我們，不同語言使用者所呈現的世界觀，背後往往有深厚的文化根基。作為語言教師、學者或學習者，理解語言與文化如何交織，將能更深入認識語言學習背後的認知基礎。

這篇文章由 Donna Brinton 和 William Gaskill 撰寫，題為《Using News Broadcasts in the ESL/EFL Classroom》，發表於1978年12月的《TESOL Quarterly》期刊。文章報告了德國一位EFL教師和美國一位ESL教師使用電視和廣播新聞於課堂的經驗。主要探討如何利用新聞廣播來改進學生的聽力理解能力，並且提高他們對課程的興趣和動機。 研究中指出，學生初期會對實時快速的新聞廣播感到不知所措，但透過持續的練習和適當的教學材料，學生的聽力和語言理解能力有顯著提升。文章強調了多種教學技巧的重要性，包括使用真假題、選擇題和完形填空等方式來檢測和提高學生對廣播內容的理解。這些方法不僅幫助學生理解課堂上的英語，還激發了他們對學習英語和其他文化的興趣。 此外，作者們提到，使用新聞廣播作為教學工具可以讓學生接觸到各種英語口音和方言，從而豐富他們的語言學習經驗。文中也提出了幾個實際的教學建議，如定期測試學生的詞彙學習，並鼓勵教師根據學生的需要和反應調整教學策略。 最後，作者們呼籲進一步的實證研究來評估使用新聞廣播在語言教學中的效果，並鼓勵其他教育工作者在不同語言學習環境中嘗試這一教學法。 教學技巧 在Brinton和Gaskill（1978）的研究中提到的多種教學技巧，主要包括以下幾種方法，這些方法均旨在提高學生的聽力理解能力並增強他們對課程的興趣： 這些技巧的運用使得新聞廣播不僅是語言學習的一種工具，而且透過實時互動和反思，增強了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語言應用能力。這些策略的多樣性也使教學更加靈活，能夠適應不同學生的學習風格和需求。 評估語言教學中的效果 評估使用新聞廣播在語言教學中的效果可以通過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 通過這些多元化的評估方式，教師和教育研究者不僅可以衡量使用新聞廣播在語言教學中的實際效果，還能夠獲得改進教學方法的寶貴信息。 Brinton, D., & Gaskill, W. (1978). Using News Broadcasts in the ESL/EFL Classroom. TESOL Quarterly, 12(4), 403-413.

本研究探討了數位時代閱讀興趣的心理行為層面，特別是不同閱讀模式和目的如何影響閱讀興趣。研究發現閱讀興趣可由其次級心理行為因素來表徵，這些因素分別代表了印刷閱讀、線上閱讀、社交媒體閱讀、學術閱讀和休閒閱讀。研究指出，儘管傳統的印刷閱讀仍被使用，但人們根據個人喜好、興趣和便利性在印刷和線上閱讀之間進行選擇。此外，隨著更多多樣化的線上應用的發展，預計當代和未來世代的閱讀習慣將繼續改變。研究結果提供了對閱讀心理學意義的新見解，並對未來研究提出了影響。 這項研究基於對當代數位閱讀環境中閱讀興趣變化的探索。隨著信息和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人們的閱讀方式和閱讀材料逐漸從傳統的印刷文本轉向數位格式，包括電子書、線上文章和社交媒體內容等。這些變化引發了學術界對數位閱讀時代閱讀興趣可能變化的關注。 研究指出，雖然傳統的印刷閱讀仍然存在，但數位閱讀的普及改變了人們接觸和處理信息的方式，這可能影響到他們對閱讀的興趣和偏好。例如，線上閱讀允許讀者快速訪問大量信息，支持互動和多媒體功能，這可能吸引那些尋求快速信息和多樣互動的讀者。 此外，隨著社交媒體和線上交流的興起，閱讀已不再僅限於學習或娛樂，它也成為了社交互動和信息共享的一部分。這些變化促使研究者探討在不同閱讀模式（如印刷閱讀與線上閱讀）和不同閱讀目的（如學術閱讀與休閒閱讀）下，人們的閱讀興趣和行為如何發生變化。 因此，這項研究的背景是基於理解在數位時代下，技術如何影響閱讀行為和閱讀興趣的變化，並探索這些變化背後的心理行為動因。這對於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來說，有助於制定更有效的閱讀促進策略和教育程序。 研究方法 這項研究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步驟進行： 通過這一系列的步驟，研究不僅提供了對數位時代閱讀興趣多維度結構的見解，還強調了未來在閱讀心理學領域研究的可能方向。 研究發現 根據文章的描述，次級心理行為因素包括印刷閱讀、線上閱讀、社交媒體閱讀、學術閱讀和休閒閱讀，這些分別代表不同閱讀環境和目的的心理行為層面。每種閱讀方式都與特定的心理行為特徵相關聯，例如對於線上閱讀可能更多關注信息獲取的便利性和互動性，而學術閱讀則可能更重視深度學習和專注度。 至於第三級的心理行為因素，研究提出了一個通用的閱讀興趣因素，這是一個更高層次的因素，表徵了跨越不同閱讀模式和目的的共通心理行為特質。這可能涉及對閱讀本身的一種普遍興趣或驅動力，不受特定閱讀形式或內容的限制。例如，一個人可能普遍喜歡閱讀，無論是紙本書籍還是數位文章，這種普遍的閱讀興趣支撐了他們在各種設定下持續閱讀的行為。 總之，這些心理行為因素展示了人們如何根據不同的情境和目的調整他們的閱讀興趣和行為，並且這種分層次的因素結構幫助更細致地理解閱讀興趣如何在多種閱讀形態間發揮作用。 Putro, N. H. P. S., & Lee, J. (2017). Reading Interest in a Digital Age. Reading Psychology. https://doi.org/10.1080/02702711.2017.1341966

這篇綜述文章探討了教師同理心對於教師-學生互動和學生發展的重要性[1]。通過系統文獻研究，共篩選出41篇相關文章，結果表明，在虛擬欺淩場景中，教師報告更多的同理心與受害者相關時，他們更有可能進行幹預。此外，同理心被認為是決定所有人類親社會行為的一個因素，並且在日常與學生互動中具有重要作用。文章指出，教師的同理心可以促進他們更好地理解學生的情感需求，並提供情感支持，從而改善教師-學生互動質量。通過提高互動質量，同理心間接地促進了學生的發展，包括認知發展和心理社會發展。從理論上講，同理心可以促進教師-學生互動中對學生情感支持。教師的同理心可以使他們更加敏銳地察覺到學生的情感需求，並更好地回應這些需求。通過提高互動質量，同理心間接地促進了學生的發展，包括認知發展和心理社會發展。因此，教師的同理心是提高教師-學生互動質量和促進學生成長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份綜述沒有具體提到教師可以采用哪些實際策略來增強他們的同理心並提高他們的教學效果。然而，一些研究表明，通過參加同理心培訓、反思自己的情感經驗、與同事和學生進行交流等方式，教師可以增強自己的同理心能力。此外，教師還可以通過積極傾聽、關注學生情感需求、提供情感支持等方式來改善與學生之間的互動質量。有一些課堂上可以應用的技巧可以幫助教師增強他們的同理心並提高他們的教學效果。例如，教師可以在課堂上使用情感表達來促進學生情感表達和共情。此外，教師還可以通過與學生建立良好的關系、了解學生背景和興趣、提供個性化支持等方式來增強他們的同理心能力，並提高他們的教學效果。通過在課堂上使用情感教育活動、角色扮演、小組討論等方式，可以幫助教師和學生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情感需求，並提高他們的同理心能力。此外，一些研究還表明，在課堂上使用遊戲化元素和技術工具（如虛擬現實）也可以促進學生情感表達和共情，並提高教學效果。然而，文章也指出目前缺乏關於如何增強教師同理心能力的具體策略和課堂上可以應用的活動。因此，需要進一步研究來探索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