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反思

在現代社會中，「神經多元」（neurodiversity）和「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gence）已成為愈來愈受到重視的議題。這篇文章將幫助大學生了解這些概念的基本定義及其社會意涵。 什麼是神經多元？ 「神經多元」是指人類大腦功能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在我們的物種中無限存在。簡單來說，人類的思維方式和神經認知功能存在著巨大的變異​​。 需要注意的是，「神經多元」本身是一種生物學上的事實，而不是某種觀點、方法、信仰或政治立場。相反，與之相關的「神經多元範式」是一種特定的視角或方法，它認為神經多元是人類多樣性的一種自然且有價值的形式​​。 神經多樣性與神經多元範式 「神經多樣性」指的是個體或群體的神經認知功能顯著偏離主流社會標準的狀態。這些偏離可以是先天遺傳的，也可以是由經歷造成的，或是兩者的結合。自閉症和閱讀障礙是先天神經多樣性的例子，而由於創傷或長期冥想等原因引起的腦功能改變則是經歷造成的神經多樣性​​。 「神經多元範式」強調以下幾個基本原則： 社會在對待神經多元的方式上，呈現出類似於其他人類多樣性（如種族、性別或文化多樣性）的社會動態，這些動態包括社會權力不平等的動態，以及當多樣性被接受時，成為創造潛力的源泉的動態​ ​。 神經多樣性的社會意涵 在現實生活中，神經多樣性不僅僅是一種生物現象，還涉及社會和文化層面的挑戰和機遇。神經多樣性運動是一個社會正義運動，旨在為神經多樣性人群爭取民權、平等、尊重和全面的社會包容​​。 然而，這個運動並不僅僅是單一組織或個人的努力，而是由許多個體和團體共同組成的，他們在觀點、目標、關注點、政治立場和行動方式上各不相同​​。這種多樣性使得運動更加豐富和有力。 神經多樣性與社會不公 在《Celebrating Neurodivergence amid Social Injustice》一文中，作者探討了神經多樣性在面對父權制性別結構中的解放潛力，並反思了神經多樣性歷史中標誌著不平等、抹煞和認知不公的生產性張力​​。這些張力強調了自我診斷在神經多樣性社群中的接受度，以及未經診斷的個體在導航社會機構時面臨的合法性挑戰，突顯了種族、階級和性別差距​​。 此外，神經多樣性的社會地位也與性別和種族壓迫密切相關。例如，自閉症女性和性少數群體更容易被低估和誤診，這些群體在表現和掩飾自閉症特徵方面面臨著獨特的挑戰​​。 結語 了解和接受神經多樣性，不僅有助於構建更包容和公平的社會，還能促進我們對人類多樣性的理解。對於大學生來說，認識到神經多樣性的重要性，並積極參與這一領域的討論，不僅能拓寬自身的視野，也能為創造一個更具包容性的未來貢獻力量。 希望這篇文章能夠幫助你更好地理解和欣賞神經多元和神經多樣性的概念，並鼓勵你在學習和生活中支持神經多樣性運動。 Walker, N. (2014). Neurodiversity: Some Basic Terms & Definitions. Retrieved from https://neuroqueer.com/neuroqueer-heresies/ Krazinski, M. (2023). Celebrating neurodivergence amid social injustice. Hypatia, 38, 726-745. https://doi.org/10.1017/hyp.2023.79

一個研究[1]有關於三位在英國成長的華裔繼承語學習者的生命歷程，探討繼承語言身份發展的動態過程，並分析他們在不同社交場域中如何被定位以及如何學習重新定位自己作為合法的繼承語學習者和散居社區的合法成員。 John、Ryan和Lucy是三位華裔語言繼承者。John曾經為了符合模範少數族裔的形象而壓抑自己的中文學習，但後來透過與同事互相學習，重新建立了自己的身份認同；Ryan則在家庭環境中接受了強烈的中國文化傳承，但後來開始挑戰傳統的「真正華人」說法，並重新定義自己的身份；Lucy在成長過程中曾經因為華人身份而受到排斥，但後來透過學習中文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份認同。這三位學習者的生命歷程展現了華裔語言繼承者身份認同的動態發展過程。 John的故事展示了他從掙紮到自我激勵的轉變，他曾經在學校中為了表現優秀而忽略了學習中文，但在工作中，他意識到中文是一個重要的職業技能，因此開始自我激勵學習中文，並成為一個合法的中文學習者和一個能力優秀的同事。 Ryan在學習中文的過程中，一開始非常認同中國文化和語言，認為自己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然而，當他開始接觸到來自中國的留學生時，他感到自己與他們有所不同，並開始反思自己的身份認同。他逐漸意識到自己是英國華人，並開始建立一個新的身份認同，既包括英國文化，也包括中國文化。他逐漸學會了挑戰傳統的中國認同觀念，並重新建立了自己的身份認同。 Lucy的學習過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開始，她對自己的中國背景感到困惑和挫敗，覺得自己的中文不夠好，也不像出生在香港的人那樣地道。這讓她感到很尷尬，甚至不想學習中文。但當她在16歲時開始在華人社區中心做義工，幫助新來的華人移民學習英語時，她開始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在這個環境中，她發現自己的雙語能力很有價值，並且能夠幫助別人。同時，她也在這個環境中學習到了更多的中文，並且感到自己的中文能力得到了認可。這讓她重新發現了自己的中國背景，並且感到自己的中文學習是一種力量和自我肯定。 研究採用敘事資料，並從歷史、空間和關係的角度提出一個原創模型，以理論化繼承語言身份發展的動態過程。本文提出了一個「繼承語言身分發展的動態理論模型」，從歷史、關係和空間的角度來理解繼承語言身分的發展，並強調結構和代理的動態互動，以及繼承語言學習者在不同場域中的權力、參與和身分的協商。

社交情感學習（SEL）是一種過程，通過這個過程，個人可以獲得和應用知識、技能和態度，以發展健康的身份認同、管理情緒過程並實現目標、建立支持性關系並發展負責任和關愛的決策過程[1]。社交情感學習強調了個人在社交和情感方面的發展，這些方面對於個人的心理和身體健康至關重要。近幾十年來，文化、社會和經濟變革對社交情感學習的需求產生了影響。這些變革導致了許多挑戰，例如全球化、技術進步和人口變化等，這些挑戰需要個人具備更多的社交情感技能來應對。此外，現代社會中的許多問題，如孤獨、沮喪和焦慮等，也需要個人具備更好的社交情感技能來解決。因此，隨著文化、社會和經濟變革的不斷發展，對於社交情感學習的需求也越來越重要。EduSEL（Educators’ Socio-Emotional Learning Questionnaire）的設計目的是為了評估教育工作者在社交情感學習方面的能力和技能。該問卷旨在幫助教育工作者了解自己在認知技能、情感意識技能和人際技能方面的表現，以及如何改進這些技能來更好地應對覆雜的人際關系和情境。此外，該問卷還可以用於評估教育工作者參加社交情感學習培訓後的進展和成果。兩個在研究文獻中得到廣泛接受的SEL理論模型是CASEL模型和Jones和Bouffard的SEL模型。這兩個模型都強調了社交情感學習對於個人心理和身體健康的重要性，但它們在實現這一目標的方法上有所不同。CASEL模型強調五個核心領域：自我意識、自我管理、社交意識、關系技能和決策力，而Jones和Bouffard的SEL模型則將SEL分為三個領域：認知、情感和行為。這個問卷（EduSEL）旨在概念化教育工作者的社交情感學習。它通過以下三個方面來衡量教育工作者的社交情感學習： 通過這些方面，EduSEL問卷可以幫助評估教育工作者在社交情感學習方面的水平，並提供有關如何改進其社交情感技能的反饋。 以下是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EduSEL – subscales and specific skills表格的重新呈現： 以下是EduSEL問卷中1到28題的中文翻譯：

這篇綜述文章探討了教師同理心對於教師-學生互動和學生發展的重要性[1]。通過系統文獻研究，共篩選出41篇相關文章，結果表明，在虛擬欺淩場景中，教師報告更多的同理心與受害者相關時，他們更有可能進行幹預。此外，同理心被認為是決定所有人類親社會行為的一個因素，並且在日常與學生互動中具有重要作用。文章指出，教師的同理心可以促進他們更好地理解學生的情感需求，並提供情感支持，從而改善教師-學生互動質量。通過提高互動質量，同理心間接地促進了學生的發展，包括認知發展和心理社會發展。從理論上講，同理心可以促進教師-學生互動中對學生情感支持。教師的同理心可以使他們更加敏銳地察覺到學生的情感需求，並更好地回應這些需求。通過提高互動質量，同理心間接地促進了學生的發展，包括認知發展和心理社會發展。因此，教師的同理心是提高教師-學生互動質量和促進學生成長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份綜述沒有具體提到教師可以采用哪些實際策略來增強他們的同理心並提高他們的教學效果。然而，一些研究表明，通過參加同理心培訓、反思自己的情感經驗、與同事和學生進行交流等方式，教師可以增強自己的同理心能力。此外，教師還可以通過積極傾聽、關注學生情感需求、提供情感支持等方式來改善與學生之間的互動質量。有一些課堂上可以應用的技巧可以幫助教師增強他們的同理心並提高他們的教學效果。例如，教師可以在課堂上使用情感表達來促進學生情感表達和共情。此外，教師還可以通過與學生建立良好的關系、了解學生背景和興趣、提供個性化支持等方式來增強他們的同理心能力，並提高他們的教學效果。通過在課堂上使用情感教育活動、角色扮演、小組討論等方式，可以幫助教師和學生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情感需求，並提高他們的同理心能力。此外，一些研究還表明，在課堂上使用遊戲化元素和技術工具（如虛擬現實）也可以促進學生情感表達和共情，並提高教學效果。然而，文章也指出目前缺乏關於如何增強教師同理心能力的具體策略和課堂上可以應用的活動。因此，需要進一步研究來探索這些問題。

一個在德黑蘭的研究[1]比較了男女英語老師對自己課堂反思的情況，對教學和道德兩個方面進行反思。研究共有40名英語教師參與，他們在德黑蘭的四所私立語言學校授課，其中一半是女性，一半是男性，這些老師參與了教師培訓課程並取得英語語言學士學位。研究方法採取刺激回憶的流程，先讓教師看自己授課時的視頻錄製，並進行後續的回憶訪談。參與者會觀看自己教學的錄像以重溫當時的教學情境並說出自己當時所想的教學和道德想法。研究者對教師的回憶的言談進行了篩選、分類和標籤，以識別不同類型的教育和道德思想。研究者還使用了統計分析方法來比較不同組之間的頻率和知識基礎。這個研究提供了關於教師教育和道德思考的有價值的資訊。分析的例子如下： 這份研究分析了教師性別對於他們道德思想的影響。結果顯示，女性教師比男性教師回憶更多的道德思想單元。女性教師關注的道德問題主要是學生的問題、情緒狀態、想法以及教師作為道德行動者。而男性教師則較注重學生的行為規範。女性教師比男性教師更關注學生的家庭問題，這可能反映了女性教師更關心與學生的關係，進而能更好地幫助學生。此外，女性教師比男性教師更關注學生的情緒狀態和想法，也更重視自己作為道德行動者的影響力。男性教師則更注重學生的行為規範，可能是因為男性教師更容易面對男學生的不良行為。總體來說，教師的性別對其道德知識的基礎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和「科技部的計畫」有一些本質上的差異。前者是為了結果教學現場所遇到的問題，後者則是為了促進人類知識而提出的假設性問題。用生病來理解這兩者的差異的話，前者是已知生病而採用的藥方，後者則是想知道為什麼生病。因此，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必須清楚、具體地描述教學上的問題。   教學上的問題可能有：學習成效、學習動機、教材不適用、課程過時、學用落差以及班級學生程度差齊等等…。而相對這些問題可能的回應方案，就周括各種教學法或教材的改良。例如：翻轉教室、合作/協同學習、專案/問題導向、遊戲化學習、現實生活融入學習或反饋教學等等。接著，伴隨著量化或質化的測驗工具來了解介入後的情況。最後，進行反思。其中，有三個地方是容易被忽略的：一、未將可能的方案進行討論；二、基準線的資料如何取得；三、成效指標如何測量。 舉例來說，教學現場的問題可能是原文教科書讓學習者無法了解學習內容，那可能的方案也許是利用圖像或BOPPPS（bridge-in, objective, pre-assessment, participatory learning, post-assessment, summary）去安排課程。又或者問題是教材的內容無法針對專業領域的學習者，可能的方案也許是提供相對專業領城的文章配合閱讀策略進行教學教學。又或者學生對於課程內容的參與不夠，因此利用翻轉教室或專案的方案以學生所熟悉的社群通訊管道進行課程延伸。也可能是因為線上課程的註冊高，但是合格率或完成率低，因此利用引起興趣的討論議題或有趣的影片引發學習興趣，再藉由後台數據作為測量工具來評估影響合格率和完成率的因子是哪些，甚或使用quiz on video也可以理解學生學習的情況。 教學實踐除了要有老師對於教學現場的問題的辨識，還考驗老師對於問題所提出解決方案的創意，同時也要有對於成效指標進行系統性的收集和分析。  講者的影片和投殕片可以見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