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派的主要對象就是華僑中那些具有專業能力的人，例如教師、老師、官吏或記者。他們透過現代媒體，如報紙、雜誌或小冊子去擘劃中國的現代性。到了1908年，保皇會還發動了一次抵制日本貨品的運動，華僑也動員起來去給清廷施壓。在美國，康有為和梁啟超支持美國華僑修「中國人排除法案」。保皇會，特別在美國受到那些有錢的華僑支持。這些華僑都相信一但中國經濟版圖擴張了，他們就有機會賺錢了。改革派的人提出了逐漸現代化的中國，也將資本主義和儒家思想結合在一起，造就今日在環太平洋地區仍有的「儒家資本主義」(Confucian capitalsim)的濫觴。 不同於改革派，革命派人士發現他們的支持者都是藍領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最初，改革派人士也在吸引富人作努力，因為革命需要財政上的支持，到了革命(1911年)前夕，也確實獲得了財政上的支持，但這些富人並不是著眼於一個強大中國的貿易利益。那些向「錢」看的平凡華僑們，都已經被改革派或儒家、帝國氣勢給吸引過去了。 革命派的領導之一胡漢民發現海外華僑有種現象，他們都沒有華人的認同，至於那些認同自己為華人的都已經服膺於帝制的儒家文化。許多從福建的離開的海外華人不習慣人們問他的中文名字。魯迅(Lu Hun)也問那些住在各地的海外華人是什麼人，爪哇的就說爪哇人，新加坡的就說新加坡人，蘇門答臘的就說是蘇門答臘人。然而這些人還是迷信並渴望有來自帝國的榮耀和官銜。 革命派裡頭，有些人認為秘密結社和他們無關，有些人認為秘密結社是其結盟對象。認為秘密結社為其結盟對象的證明就是革命派的支持者都是來自農耕、礦產或鐵路工人，這些人多屬於洪門或天地會的成員，這些組織遍佈東南亞、美國本土和夏威夷。結合反清、反滿的思想，建立在這些秘密社會的基礎之上，同盟會就這樣成立了。若溯及更早的華僑論述，則是對漢種族的忠誠，這個訴諸抵抗蒙古人(元朝)和滿州人(清朝)，同時參照祕密結社對「忠」和「義」的意識型態。魯迅認為，中國除了漢唐盛世之外，在元朝，南洋對中國而言，就像哥倫布在美洲發現「新大陸」一樣。而華僑之所以在東南亞無法抵抗西方殖民者是因為他們物資匱乏，而且其拒絕來自清廷的支持，更糟的是，華僑還被清廷迫害、詆毀。 在1911年之前，改革派和革命派雙方在華僑之間動員的能量差很多，由於康有為和梁啟超來自廣東較多移民的地方，而孫中心則是經濟上和數量上都較少的客家社群。對於華僑而言，你必須把其和家鄉的連結給喚起，才有機會使他們變成你的支持者。 有一個受康有為啟發的人叫歐榘甲(Ou Qujia)，後來還因為撰寫《新廣東》鼓吹廣東獨立脫離清廷，而遭受康有為譴責。歐榘甲認為廣東人應該建立如泰國人或越南人那樣，和其它種族的人建立親密關係。這種鼓吹省或區域的獨立，以語言(粵語)為號召，無疑地能夠引起海外華人的迴響，特別是那些秘密結社的成員。 國族主義(nationalism)就是在將流動的認同給固定下來，重塑其方方面面的再現，以及確定自我和他者的界線。除了清廷、改革派和革命派之外，還有來自外國政治當局、離散的經濟網絡或為了小孩為來就業英語教育思想，各個方向的拉扯造就這跨國族群的認同。 《Nationalists Among Transnationals: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Idea of China, 1900-1911》的作者Prasenjit Duara認為儒家思想或其它傳統具有「保守」的性質，這也是為什麼其可以在二十世紀初期和社會達爾文國族主義可以共生。而祕密結社和華僑與共和革命的連結，從種族家庭、兄弟情誼到殖民掌控，現在已經下至學童了。 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候，我認為吾輩能夠思考的方向是借重世界各地殘餘的中國國族主義，用華語、用儒家思想來襲捲全球。
Category: 東南亞研究
我讀《Nationalists Among Transnationals: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Idea of China, 1900-1911》二
相較於清近，直線或持續進步的史觀顯然不是改革派或革命派的論調，在改革派和革命派的腦子裡大概都是社會達爾文思想的那一套，在競爭的環境下，若無法變得具侵略性或帝國主義則會被摧毀或殖民。而引起漢種族主義是最容易將反滿族的思想鑲嵌在白人和黃人種族優越感的脈絡下。 梁啟超一開始是在直線且進步的框架來看西方國家文明化的過程，然而對於梁啟超卻將華人分成已開化、曾開化和待開化的階層。梁啟超回憶道，華僑曾經有在南洋擴張建立版圖的光榮歷史，但未將華僑視為開創歷史新頁的夥伴，這也是改革派和革命派最大的差異之一。改革派將現代的組織嫁接在舊有的皇權、中國文明之上，如此吸引商人和想當商人的人，甚至許多服膺帝國儒家思想的秘密結社成員也加入。 保皇會在美洲的商人之間尤其成功。當地的精英還從中國請來了學術上有顯著成就的人作為會館的領導，也成立了有儒家紳士風格的書院。許多秘密結社如中國致公黨也加入保皇會(按：中國致公黨的前身是由華僑社團—「美洲洪門致公堂」發起的洪門（又稱紅幫、天地會、三點會、三合會）组建的海外組織，旨在維護華僑的正當權益，關注民族的獨立和祖國富强)。來自南洋的保皇會支持者，也寄了許多信到清廷去表達希望恢愎光緒皇帝的實權。 改革派的主要對象就是華僑中那些具有專業能力的人，例如教師、老師、官吏或記者。他們透過現代媒體，如報紙、雜誌或小冊子去擘劃中國的現代性。到了1908年，保皇會還發動了一次抵制日本貨品的運動，華僑也動員起來去給清廷施壓。在美國，康有為和梁啟超支持美國華僑修「中國人排除法案」。保皇會，特別在美國受到那些有錢的華僑支持。這些華僑都相信一但中國經濟版圖擴張了，他們就有機會賺錢了。改革派的人提出了逐漸現代化的中國，也將資本主義和儒家思想結合在一起，造就今日在環太平洋地區仍有的「儒家資本主義」(Confucian capitalsim)的濫觴。
我讀《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回顧與檢討》一
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中國革命同盟會各分會成立之前，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華僑和其它東南亞地區的華僑一樣，都是支持革命運動的經濟來源。但在孫中山親自主持東南亞第一個同盟會分會新加坡分會設立後，吉隆坡分會和檳城分會也陸續設立，這也奠定了東南亞作為中國革命大後方的基礎。 那時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有以革命為主的《中興日報》和維新改革為主的《南洋總匯新報》，雙方一直有對中國期望上的論戰。儘管，在泰國有《華暹日報》、緬面有《仰光新報》《進光報》和《光華報》、荷屬東印度則有《民鐸報》和《泗濱日報》，但沒有孫中山、胡漢民和汪精衛的關注，比不上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報紙推革命推動的力量。 同盟會南洋支部後來在新加坡成立，作為所有東南亞同盟會分會的通訊聯絡中心。這裡保存了各分會執行部委員的名單與地址，南洋支部和各分會保持密切聯繫，傳遞來自革命起義地區的戰報或轉達來自孫中山或同盟會東京總部的秘密指示。另一方面，南洋支部亦可將各分會的意見、請求及所募得的捐款轉達給更上級的領導層。南洋支部就在這時期扮演了上承下轉傳達交流的重要功能。南洋支部於新加坡設立，除了地理和當局英國殖民友好孫中山之外，也作為募款基地並遏制東南亞革命黨內反孫中山，由陶成章、章太炎領導的分裂主義運動。 從一九○○年開始，在多次起義失則後，參加革命行動的革命黨人開始以新加坡作為逃亡的目的地。除了這是一個安全的避難地之外，這些志士更想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推動中國的革命事業。當地的同盟會領袖為這些志士安頓處所，許多人被介紹到農場或橡膠園坵工作謀生。同時，受到越南法國殖民政府驅逐，孫中山也讓這些革命黨志士往新加坡安置。 看看噗友怎麼說：
我讀《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回顧與檢討》二
從一九○○年開始，在多次起義失則後，參加革命行動的革命黨人開始以新加坡作為逃亡的目的地。除了這是一個安全的避難地之外，這些志士更想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推動中國的革命事業。當地的同盟會領袖為這些志士安頓處所，許多人被介紹到農場或橡膠園坵工作謀生。同時，受到越南法國殖民政府驅逐，孫中山也讓這些革命黨志士往新加坡安置。 對於中國革命運動的財力募集是相當困難的，原因包括：一、革命活動是非法的；二、革命活動的方式很多，軍事、報紙、庇護等；三、而匯款的方式也很多，直接拿給孫中山或其它領袖，難以紀錄，也無專責機構負責；四、只能革命後的回憶，數字常常不準確。在《國父全書》裡「一九○九年孫中山致吳敬恆函」中，起義所需軍火費用是二十萬，其中十萬來自東南亞華僑。這十萬元由東南亞華僑所捐助的港幣中，馬來亞華僑有一萬，其餘荷屬東印度華僑有三萬，法屬越南和泰國華僑共六萬。 武昌起義爆發之後，捐款數量更大為增加，總計辛亥武昌越義發動後，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匯款支援的總數為港幣八十七萬多元。武昌革命之後，華南各省包括長江沿岸和沿海的重要城市都建立了革命的獨立政府。值政權過渡時期，極須款項支應，東南亞華僑又在這時給予叻幣三萬五千三百九十元，城革命黨人也匯寄了叻幣二萬元。財政穩定下來之後，既能維持各省內的法律和秩序，還能抽派軍隊北伐。這無不都是海外華僑的財力支援。 「華僑為革命之母」一開始或許是孫中山找上東南亞，找上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但當地華僑被喚起的「國族救贖」才是使這些起義行動和金錢支助源源不絕的動力。我們知道推翻「滿」清是以「漢」民族主義為號召，但在中華民國建立之後，「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才是中華民國實現多元文化、多族共治的具體實現。讓我再延伸「五族共和」，中華民國的民族不只五個，光唸得出來的至少就有「漢」「滿」「蒙」「回」「藏」「苗」「瑤」，這就超過五個了，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有台灣原住民至少九族，以及過去歐洲、日本殖民者的後裔和現在來自東南亞地區的新移民，我認為「五族」是具包容性的，所有民族都可以納入中華民族，造就中華文化的多元和豐富。 看看噗友怎麼說：
我讀《Nationalists Among Transnationals: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Idea of China, 1900-1911》一
領土國族主義是現在世界上唯一能夠讓各國當局所接受的形式，然而對領土外則會以種族或文化等社群的訴求，來尋求符合其需求和利益的論述。中國這個悲情的國家，在1900年到1911年間有三個團體在國族主義這樣的論述下角力，他們分別為清廷、康有為領導的行憲改革派和孫中山領導的共和革命派。《Nationalists Among Transnationals: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Idea of China, 1900-1911》則揭示了這三個團體如何動員海外華人。 「華人」這個概念一直都沒有很清楚的定義，不只是因為其自身有多重和模糊的認同，而且這段期間又是中國快速變動的時間，更增加了其不定性。離散於各地的華人組成社群是有跡可循的，通常是語言、姓氏或著階層，而一個人也可能同時分屬多個社群。同時，華人和當地土著或歐洲殖民者又有更明顯的區分，因為這是種族和勞動力上的區隔，華人和非華人的界線是相對明顯而容易被加強的。在這些團體中，家庭的功能和與當地的連結是華人生活的重心，而對於居住國的政治當局則維持彈性。 東南亞的華人和中國連結的模式大致上有「華商」和「華僑」兩種。華商模式多峇峇和新客，其是相對開放的團體，通常比較有錢、具影響性；華僑則透過教育宣傳被動員整合入具華人忠誠，而屬於中國。 清廷是用一種帝國國族主義，以文化為訴求進行動員，「強兵富國」就是當時號召的口號。早期清朝將海外華人和反清復明及秘密社會給連結在一起，這些人就移出去了，就是失去作為中國人的資格了。隨著現代國家的世界體系意識高漲，這樣的論述也逐漸轉變。除了取消海禁政策之外，也開始在東南亞和美國設領事館。華僑在這樣的氛圍下，既能提供財政上的支持，還能提供造船或軍備上的技術。華僑還被賦予去投資採礦和鐵路的特權，如些可以避免外國人壟斷這些建設。清廷也開始賣官，許多華僑會購買，因為這可以帶來名聲。 買官的不只是有錢商人，一般人也買官。買官的風潮開始在東南亞華人社群中漫延，儒家思想模式亦然。這對長期缺乏中華文化薰陶，長期只有伊斯蘭和基督教文化的海外華人而言相當吸引人。儒家文化於是被引進到東南亞華人上層社會，成為另一種紳士的模範。不只是清廷用「儒家文化」吸引東南亞華人，改革派和革命派的支持者，也都相當偏好這樣的儒家紳士形象。 當然，在東南亞地區的土著可能會接受儒家文化，不過更有可能的是它加深了華人和當地人的鴻溝，其使華人文化因為儒家思想更像一個外來文化而顯得格格不入。由於當時殖民政權這樣的政治力和社會連結，使當地社群把這些華人、華商推出當地社群，造成種族的界線。不過，總的來講，在晚清末年，中國文明對當地的華人，特別正商人社群內，是相當具吸引力的。 看看噗友怎麼說：
我讀《Chinese Communities in Postcolonial Southeast Asia》五
由於日本的佔領，馬來西亞有一股反日的游擊勢力，這是在英國官員提供武裝，由被禁的馬來西亞共產黨領導，這大部分由華人組成。後來，從反日轉向反帝國，馬來西亞開始考量獨立出來。 結果，那些受英文教育的馬來人和華人同意所有族群都有平等的政治公民權利，而「國族」文化(語言和宗教)以馬來文化為主，當然非馬來人仍可以保留其語言和文化。在馬來西亞獨立的過程中，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各有代表領袖組成聯盟以減輕獨立的陣痛。而這個聯盟輸掉了選舉之後，由一群年輕馬來人取代。以伊斯蘭作為官方宗教，以馬來語作為國語，以伊斯蘭文化作為社會的規範，許多「敏感議題」被禁止討論，群眾的生活形同被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只要由政府支持的中學，通通只能教英語或馬來語，這使得許多華文中學拒絕政府基金而轉為獨立中學或社區支持的組織。 語言和教育常常是一個情緒性的議題。我們可以說馬來西亞現代的華人認同是由來個中國的老師們帶進來的，這些老師的傳統思想都是在五四運動時所奠定下來的。一個來自福建貧窮教師家庭的華人林連玉(Lim Lian Geok)，把中華文化的推廣和馬來西亞國家給連結在一起了，這也使得馬來西亞的華人原先地方分治的現實和政治上統一文化上卻多元的馬來西亞國家忠誠給連結在一起。於是華校的教育，不單單只是文化議，還包括社會結構的議題。 在馬來西亞，關於華人文化的保存一直被政府挑起，包括以華文為媒介的大學發展困境；拒絕將舞師或對華人很重要的農曆新年視為國家文化；還把華人資本的建立者葉亞來廢位…等作為。馬來西亞政府挑起文化異質性的訴求，使華人不再認為他們在馬來西亞有合法的地位，甚至處在一個被排擠在國家之外的邊緣。導火線是馬來西亞政府想動三寶山(這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華人公墓)的主意，埋葬在這個地方的，都是過去有頭有臉、開疆闢土的先驅，這還包括先前被殖民者指定為甲必丹(Kapitans)的屍骨。馬來西亞政府想挖這些地方的土去填海造陸，這引起來華人社群強烈的反彈。由受青雲亭委託管理公墓的人領導，再動員全國華人組織去促使馬來西亞政府取消這樣的計劃。最終，公墓得以保存下來，這也是一次草根組織的成功。我們可以說這國家上是馬來西亞的認同、文化上是華人認同已逐漸形成。 馬來西亞華人的經濟生活是無法免於新經濟政策這個以馬來人為中心的政策給影響的。華人的適應方式一樣去依附那些比較有權力的土著，以「主公制」或「阿里峇峇」來因應。政治上，華人在馬來西亞仍是弱勢，不過由於經濟上的優勢，使華人有機會能夠到經濟或政治最高的決策層級。 更多林連玉的介紹可以見下面影片：
我讀《Chinese Communities in Postcolonial Southeast Asia》六
泰國不像印尼或馬來西亞，沒有受到歐洲殖民經驗，而暹羅統治者從來也沒有將華人放置在高於土著的位置。華人在泰國未建立現代國家之前，一直是被整合到舊有的政治階層裡的。華人文化上的認同的有無，從來就不是暹羅統治者所在意的事。直到「泰」國族的出現，這個具有排他性文化和族群認同的概念，華人才被視為是外來者。 1938年，暹羅正式命名為泰國，但皇室和許多政治、軍事精英都和華人商人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儘管是以「泰」為主的國家，華人還能不受排擠。但仍有如大將軍鑾披汶·頌堪陸(Phibun)這樣擔心中國共產主義滲透而有反華的存在。不過，到了1990年，對於華人認同的接受越來越開放，包括家庭團聚或用華語和中國進行貿易。這些華人在泰國所生下的第二代、第三代，都在泰國學校受教育，說泰語都比說華語來得溜，他們被稱為泰國華人(Sino-Thai)。泰國華人好像「華人心裝在泰人的身體」。朱拉隆功大學的漢學中心也有泰國華裔人贊助，不只是為了和中國的貿易，也為華人社群的歷史文化遺產保存而努力。由於「泰」有足夠的自信心，且長久以來，華人和泰人之間的競爭並不顯著，各自也未佔有任何利基。在泰國的華人就是在涵化的過程中，又保有節儉、勤奮、原則、成功導向的華人特質。而泰國人從來就未遭受過來自華人或其它外國人的羞辱性的對待。對照之下，我們也更容易了解為什麼印尼和馬來西亞有反華的氛圍。 新加坡的華人認同在後殖民時期，一直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子。1965年，新加坡自馬來西亞獨立出來，華人和馬來人的保守派領導人都擔心受到共產勢力的威脅，特別是那些不會說英語的華人。基本上，新加坡可以是一個連「文化上」都是華人的國家，但結果卻不是如此。原因包括，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PAP)受英式教育，認為和中國的情感連結只有少部分或幾乎沒有；再來是人民行動黨視華文學校為共產主義的溫床；而且，英語是國際性的語言，既可以作生意，還是獲得政府部門工作的技能；最後，就是李光耀擔心過分強調華人文化，有「華人沙文主義」的疑慮，同時也可能引發如印尼的反華風氣，甚至引來鄰近國家的覬睮。原本以華文為教學語言的南洋大，在新加坡獨立之後，以英文教學，後來和新加坡大學合併為新加坡國家大學。創建南洋大學的陳六使(Tan Lark Sye)還被人民行動黨視為「華人沙文主義者」，因為他破壞了新加坡精緻的多種族平衡，也可能招致馬來西亞和印尼這兩個強大的伊斯蘭鄰居制裁。 不過，李光耀仍是相當尊崇中華文化的，特別是它的理想、它的大我無私。在新加坡的「亞洲價值」，其實就是根植於儒家思想的，它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現在的新加坡儘管有四分之三的華人，但其管理方式仍是多種族的，這使新加坡可以支持穩度的發展。
《Chinese or Non-Chinese? Trans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of the South Seas Diaspora》by 吳燕和
人類學家吳燕和到暨南大學演講，題目是《Chinese or Non-Chinese? Transnational Identity Issues of the South Seas Diapora》，恭逢其盛，也和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吳燕和是道地的台灣人，南投人，去過新幾內亞、馬來西亞、美國、中國大陸、香港等地進行研究，經歷豐富令人羨慕。吳燕和在新幾內亞遇到個黑人，這個黑人自稱是華人，說得一口廣東話；他也提到美國的「華館」(P.F.Chang's China Bistro)，裡頭沒有一個華人大廚，連菜單都是中不中、西不西的，但它卻是美國最大的連鎖中餐廳。 研究一個族群或民族，不要老在中心，要去邊緣看看。吳燕和向大家介紹了幾本書：一本是《China off center: mapping the margins of the middle kingdom》，一本是《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還有《祖蔭下》。或許我們對於任何族群或民族的認識可以往那些在邊緣的人，特別是那些屬於跨界的弱勢。如何研究起？僅管有這些跨界或無祖國的想像是很「後現代」的，但吳燕和仍認為應該回歸到傳統人類學民族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親密接觸地去了解他們心中的想法。 我想我大部分的時候是「後現代」，特別是面對「現代」的國家。回顧人類的歷史，什麼「國家」、「公民」這些概念是很晚才出現，但人們卻認為這是很重要地、必追求的「現代」。事實上，就算沒有這些東西，我們仍能過得好好。這個新幾內亞的「華人」(外表是黑人)和你我想像的「華人」有很大的不一樣，在新幾內亞甚至有中國國民黨的鳥堅尼支部，比「華人」還要「華人」的特徵，你好意思說他不是華人嗎？自己是什麼人，自己說了算！自己是不是番仔，自己說了算！我說我是番仔，我就是番仔！我要有原民會的補助，我要改原住民的名字，我要原住民保障名額或考試加分，不用來給我考試！(然而，時空背景不一樣，以前說自己是「番仔」會被欺負，現在說自己是「原住民」有福利，考試又能加分。政策制訂還真是不容易！)總而言之，我滿喜歡這個演講的。 吳燕和也算是學長，他是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畢業的，我也在人類學系學習過一年。人類學家的旅遊經歷總是令人嚮往。思念總在分手後開始，總是在離開之後，才會想念原本所在的好。如果我一直留在人類系，我是不是也可以像個人類學家一樣，可以在荒島或少數民族間研究了？唉…
我讀《Chinese Communities in Postcolonial Southeast Asia》四
請問一個國家(nation)是不是只能只有單一個「國族文化」(national)？如果是，那哪一個文化可以作為該國家的國族文化？對於在東南亞佔少數的華人而言，文化上的認同，可能和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認同就會產生不協調了，特別是在經濟優勢和政治弱勢的矛盾之下。 二次大戰之後，印尼的華人開始建立中小企業，這也使得他們越來越城市化，直到荷蘭公司退出之後，華人更佔領大規模貿易領域。華人透過和當地土著商人合作，來規避印尼經濟國族主義者的打壓。於是，一些富有的華人和有權力的印尼建立了利益關係，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Pribumi，又叫阿里巴巴(Ali-Baba)，另外一個就是主公(cukong)，華人創業家開始為政府官方服務，大多是為軍人服務，也就是提供軍火，提供包括日據時的憲兵隊(kempeitai)和印尼共和改革派。 在蘇哈托的「新秩序」時期，後一批的移民由於在社會比方言團體弱勢，於是他們和土著們組成利益聯盟，這主要也是因為這些昀到的移民和那些華人精英沒有任何連結，所以他們才挺而走險地深入土著文化和與其連結。這些移民從印尼改革派軍人領導取得了壟斷的關係，也成了主公體系內很重要的角色。 在印尼的華人有人選擇文化上的同化，有人堅持華人認同，政治上認同，但文化上不同化。印尼人歧視華人後裔，華人組織起來叫Baperki以反抗這樣的歧視。也由於Baperki激烈地反對種族歧視，而且有一段時間被認為和馬來西亞華人協會的路線不一樣，Baperki就和印尼共產黨走得越來越近。 華人對北京的同情也引來軍人對華人的猜忌，這造成了更嚴厲的反華人的立法。在這之前，同化的過程就深深地影響著華人社群，立法後，更要求華人名字必須取得像印尼人，許多土生華人(Peranakans)為了避免麻煩就通通融入了一般大眾了。至於那些新客(Totoks)，仍把孩子送到華文學校，在華文學校被禁之後，也開始快速變成土生華人。對於土生華人和新客的語言壓迫是整個東南亞的趨勢。
我讀《Chinese Communities in Postcolonial Southeast Asia》二
在西方殖民勢力從亞洲退出之後，情勢對東南亞的華人也開始改變。一些新興獨立國家開始反華(anti-Sinitism)的舉措由來以久，下面分享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本地土著對華人態度的轉變。 在印尼的民族運動將華人視為資本家、異教徒、外來者，而且是和那惹人厭的又若人羨的荷蘭的合夥者。許多不識字的人還產生一個「願景」：只要把華人屠殺完了，土地就會回到土著，而荷蘭人也會被驅趨。事實上，荷蘭人的種族政策是剝奪並限制華人在經濟、居住和旅行的權利，基本上是保護土著的利益的。 在印尼獨立之後，華人接收了原先由荷蘭人佔有的利基。印尼通常不叫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和進行南京大屠的日本鬼子一樣，印尼叫「支那」，儘管北京強烈抗議，也改變不了這個輕蔑的稱謂。之所以會有「華人問題」是因為在殖民時期，印尼土著長久遭受羞辱和怨恨。Bumiputra指的是土壤之子；而Pribumi則是那些有特權、自豪但卻受辱且成長在怨恨的人，這些都是土著在殖民時期以及殖民後對自我的認同。 馬來西亞本土對華人的仇恨則自英國殖民就開始。礦產和農耕的管理者偏好引進外來契約勞工，因為這些人比土著便宜、馴服；即便馬來農民也喜歡讓華人當作中間人，因為華人有接觸資本的管道而且比較會議價。馬哈迪(Mahathir)曾著書《The Malay Dilemma》，它曾經被禁止出版，直到馬哈迪當上總理之後，才可以出版。他實行了「固打制」來保障馬來人在就業、教育或資本擁有的比例。 除了印尼只有少於3巴仙的華人，而馬來西亞有約25巴仙的華人之外，印尼和馬來西亞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例如他們都透過立法來削弱經濟上較強勢的少數中間人(華人)；華人都被視為是很厲害的商人；某個程度上來說，都是種族主義者，污名化特定族群；儘管都是伊斯蘭教為主流的社會，但和中東的基本教義派相較，還算是比較兼容並蓄且隨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