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南亞的華人對當地政府的反抗是否都是因為族群或文化上的差異?是否有其它因素造就東南亞華人對當地政府的反抗活動?公元1985年,在馬來西亞,發生了「柑桔事件」,我們當然可以膚淺地說那是因為族群或文化上,華人與馬來人的格格不入,加上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作為稻草人,所以有政府、馬來人企業、華人企業、華人零售商…等全輸的局面。不過《Ethnicity, Polity and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the Mandarin Trade and the Chinese Connection》有不一樣的看法,下面和大家分享該文章的研究: 柑桔這個季節性的水果除了是金色的之外,它在粵語的發音是Gum,聽起來像「金」,使它對華人有特殊的意義,而且只有來自中國的橘子才叫「柑」,其它地方的是「橙」,「柑」是金,「橙」就是只一般的橘子。柑的貿易網絡從生產、分配到消費,幾乎都由華人所主導。華人在柑和其它來自中國商品的連結,被馬來政府視為壟斷,於是採取了一連串包括進口限制或禁止從第三地轉口。 馬來政府從1970年開始,試圖干預原先放任式的經濟模式,從1971年開始的新經濟政策目標在幫助馬來人有更好的經濟地位並藉由提高薪資和就業機會,消除馬來人的貧窮。也試圖透過與中國的直接貿易,打破華人在各項來自中國的商品的「壟斷」。馬來政府認為中國國營企業會選擇PERNAS(一個試圖壟斷華人貿易網絡的馬來公司),而放棄和第三地的華人交易。血濃於水的中國人,似乎不被這樣的態勢給裂解。從柑桔事件裡,我們可以略知一二。 馬來政府頒佈了許多特許(approved permit, AP)試圖干預行之多年的華人貿易網絡,許多政客則訴諸華人族群或文化上的情感,甚至參於執政的華人還被認為出賣華人利益。在柑桔事件,華人小販因為原本大盤商長期供應,沒有其它橘子來源;另外,因為這長期的關係,小販們可以從大盤商那邊取得更低的價格,並保證供量充足;最後,基於那「反馬來人」(anti-bumiputra)的華人情感,華人小販參與抵制。 消費者們則不再執著「柑」,而以「橘子」取代,不論是來自台灣(偽中國人)或巴基斯坦(非中國人)。這麼看來,華人還算是務實的,在特殊情況下,還是可以有彈性的、有妥協空間的。到頭來,馬來政府在這次事件下,失去了信用和華人的支持;中國的生產者和出口者、第三國的轉口者、馬來西亞的進口者(華人和馬來人的公司)和消費者也因此事件付出代價。這幾乎是一個全輸的狀態。 華人的貿易網絡是長年來由散落在各國、各地的華人所連結成的,這具有長期的「關係」。這種關係是人和人之間的連結,即使同樣是華人都難打入另一個華人的網絡,正如馬來西亞的華人也打不入新加坡華人的貿易網絡。 從消費各種來自中國商品的情況來看,東南亞的華人只從經濟上的角度來看待,只是華人們會以族群或文化的意義去解讀這樣的行為。柑桔事件正是句話最佳的例證。文化上的重要性是被附加上去的,因為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仍可以從其它地方取代。出自於經濟上的利益,而從政治上訴諸族群情感,我想這是政府在執行政策時始料未及的。經濟上的利益是因為這樣的貿易網絡很有效率,而且這樣近乎壟斷的存在使利潤大大地提高。這也是為什麼華人期冀維持這樣的網絡關係。 站在華人的角度想,壟斷橘子貿易可以有最大的獲利;但以一個更宏觀的角度來看,不是因為文化或民族上對橘子有需求的人,卻只能透過文化或民族上對橘子有需求的人來對橘子訂價,似乎有點說不過去。馬來人、印度人也想吃橘子呀! 由這文章,我認為可以討論以下問題:倘若現在被壟斷的是如「華語教學」這種本來就專屬於華人的市場,馬來政府可以有什麼樣應對的政策?
Category: 華人、社會與文化
我讀《Early Colonial Empires and Chinese Migrant Communities》三
商人們與東南亞的貿易有季節性,隨著季風往返中國和東南亞。然而,有些地方如巴達維亞得花比較多時間,商人留在那邊的時間就會超過一季了。清朝的國防政策一開始禁止海上貿易,因為東南沿海和台灣都有一些反清復明的勢力。但利之所趨,大家還是偷偷地進行貿易,海上貿易是如此重要,特別是對於那些較富裕的省份,這是不可或缺的生計。 沿海省份在海禁政策下,許多和海上貿易的產業因此得裁員,人口成長加上土地貧瘠刺激勞動力急於輸出,同時中央政府又無法有經濟發展下的稅收,於是乾隆宣佈恢愎海上貿易,這才解決了這些東南沿海省份的問題。輸出的勞動力可能到東南亞採礦或從事農業生產。 於東南亞地區,華人移民、商人可以從三個地方獲得好處,他們分別是歐洲殖民港口、當地王國以及東南亞的稻米農業。華人只要滲透到這個貿易網絡,用現在的話講就是介入通路,與當地的統治者合作,不管是馬來亞的拉惹、暹邏國王或歐洲殖民者,使這些統治者有利可圖並支持外貿,華人就有機會獲利。 工業革命大大地改變了人類的歷史,這包含在東南亞的華人,更大規模地開採被建立,而趨使更多華人移民進入東南亞地區。英國人在海峽殖民地,建立了自由貿易區,由於關稅互信,荷蘭、西班牙和暹邏提供了吸引華商的誘因,亦加速了華人到東南亞地區的移民。 在新加坡,峇峇(原本來自漳州和泉州的閩南人)和其後代主導商業及社會上的事務,這些人是社會的上層階級,英國殖民者也認為這些人比起其它華人「更開化」。於是這些人,成了英國和後來的華人移民者的中間人了。新加坡不只是海峽殖民地的行政核心,它同時是一個華人移民的轉運站。由一群在上層的華人,透過契約,來控制新來的群欠債的華人。 東南亞的殖民系統(不論歐洲殖民、暹邏殖民或越南殖民)若沒有華人移民是沒有辦法建立的。中國東南沿海的居民是很樂意與外國人合作的,所謂的「國家」或「公民」壓根不是華人腦袋裡原本就有的概念。在東南亞各地,不論當地是否有政權,華人總是能在那邊活動並進行貿易。 讀完這一章後,我會用理解歐洲殖民的方式去理解暹邏殖民;但更值得讓人注意的是,除了「工業革命」在物質上影響人類之外,「現代國家」的概念也影響著人類,所幸這些思想上、精神上的影響,是我們能夠控制。
我讀《Early Colonial Empires and Chinese Migrant Communities》一
華人移民在東南亞擴展華人社群主要透過兩種途徑,一是依服在歐洲殖民勢力下,其它沒有被殖民的地方,則是由當地的王國協助。我先分享前半,也就是由華人和歐洲殖民者互動的部分,這包括馬六甲(Malacca)、馬尼拉(Manila)和巴達維亞(Batavia)。在歐洲殖民者進入東南亞地區前,東南亞的華人有兩種角色,中間人買辦的角色和自主管理的武裝政權。歐洲殖民勢力進入之後,華人是屬於第二階層的,低於歐洲殖民者,但高於當地土著。 馬六甲從葡萄牙人治理開始,先和甲必丹(Kaptian,聽起來有點像船長)開始交易,甲必丹是富有的商人,同時可以管理並受到他的社群的敬仰。荷蘭人進來後,甲必丹變成一種像長官的制度,這能夠在單一政權下維持多族群的社會,這樣的間接統治,只要和華人合作,不必同化華人。 馬尼拉,當時叫呂宋,西班牙人用大帆船,華人用小帆船,兩人在此交易絲綢、瓷器、白銀。西班牙在馬尼拉的政策是將不同文化的社群分而治之,大多數的殖民經濟也多是依這樣的方式。然而,只要華人願意成為天主教徒,就可以和當地同樣為天主教徒的女子結婚,也享有較高的權利。 在巴達維亞的荷蘭人則指派了華人最富有的商人作為甲必丹。歐洲人在東南亞建立勢力,主要因為想和中國進行貿易。在巴達維亞,透過福建經由廈門,許多華人商品進來,而後連日常用品甚至市容都有中國風。華人勢力逐漸蔓延。 害怕華人的勢力越來越擴張,歐洲人進行了無數次的屠殺,不過在這之前也發生過由華人發起的殺戮,所以或許這是歐洲人先發制人的行動,因為倘若華人勢力過強,先殺了歐洲人,那歐洲人就什麼都沒了。對歐洲人而言,這是相當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歐洲人需要華人,一方面又怕華人反撲。如果華人會反撲,那絕對是來自窮困的苦力,其它富有,作為中間人買辦的華人則寧可長久維持這樣的結構,他們經營賭場、酒、妓女、毒品,這也是華人很容易可以和幫派連結的原因之一。 東南亞的華人間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客家人開埠,廣府人旺埠,潮福人占埠」,福建人可以和當地人通婚,生下來的小孩在馬來西亞有土生華人(Paranakan),在馬六甲、檳城、新加坡有有峇峇(Baba),在菲律賓有麥士蒂索人(Mestizo,中南美洲土著與西班牙人的混血兒,也如此稱呼),文化上、血緣上、制度上,福建人都可以像變色龍一樣。
我讀《Early Colonial Empires and Chinese Migrant Communities》二
在大航海時代,歐洲人來到東南亞,殖民了巴達維亞、馬尼拉、馬六甲等地,但仍有一些地方由原本的王國所治理。在這些地方,華人是中間人買辦、城市建立者,也是賦稅的來源,許多地曲如暹邏、越南、柬埔寨、老撾和緬甸還給華人特許的場地去進行貿易。當地的統治者既有來自中國外匯的收入,有來自當地人民的稅收。日本是個較特殊的地方,不過基本上,相較於歐洲人,日本人比較歡迎華人。 中國和暹邏的貿易十三世紀就開始了,到了十八紀紀,甚至有福建人成為負責暹邏外貿的官方部長。暹邏君主的統治體系有點類似歐洲所盛行的殖民政權,這強化了節基(Chakri)政權對當地人的控制。節基政權擴大稅收來源,也解放勞力成為受薪的自由人。暹邏人仍為暹邏人,對於華人也沒有特別的處置。華人可以同時保有中華文化又展現泰國習俗。雙文化和雙語的特質一直是這些華人和中泰混血的資產之一。族群分別的概念都是來自歐洲人的。 越南是另一個華人常常前往的地方,可能因為經濟或政治因素。許多富裕的華人移民不願同化的通常會回中國討新娘。在日本的長崎也有華人商人的活動,德川幕府對這些華人商人高度控制,華人學習存活不易。日本人對外國的影響抱持的懷疑的態度,同時德川幕府不需要由外國中間人買辦來作為稅收的來源。 不同於上述地方,有當地政權和華人商人的互動。婆羅洲有一群來自廣東的華人(多為客家人)建立了獨立的華人政權。婆羅洲的原住民是達雅族(Dayak),和客家人有戰爭也有通婚的複雜關係。擁有亭主、爐主等領導人和公司、秘密社會等組織。
我讀《Pariah capitalism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of Southeast Asia: problems in the definition of the problem》
這一篇是《Pariah capitalism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of Southeast Asia: problems in the definition of the problem》,開頭就出現一個很陌生的生詞「Pariah」,翻譯是「賤民」,是印度南部一個低階的族群,通常這些人是被放棄的、被流放的。古典的社會學理論無法解釋東南亞的華人移民如何發展,觀察華人移民應該再納入其歷史和組織,以較大的理論模型來理解會比較恰當。所謂的「賤民資本主義」(pariah capitalism )指的是那些因為有流離經驗(sojourning experience)使其經濟表現地更為出色,而東南亞華人移民,正是這樣的例子。 文章內還有個詞「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ic),指得是中國是世界的中心的一種概念,是古代中國的一種世界觀。移居東南亞的華人都認為自己只是暫時居住在東南亞,之所以有經濟上的成功是因為其遵循中國傳統美德,是節約、理性的行為,同時因為是流離、外放的人,所以也有強烈社會階層意識。 Blalock有一個「中間人少數」(middleman minority)的理論,這是專門用來形容移民者的,這些人節儉而且和移居地的人們互動有限。由於其是外來者,所以移居地的其它族裔團體常常指責他們。由於,這樣流離的企業通常是短命的,所以掙錢並累積資金和價值觀是中間人普遍的想法,而民族的團結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東南亞的華人經濟必須在一個較大的組織性的脈絡下來看,它可能是企業內也可能是企業間的連結,而且這連結的發展和歷史、族群發展有關。 華人很早就開始在南洋貿易,直到十七世紀,英國人和德國人也到這東南亞。華人在南洋的貿易角色隨著英、德人的進入而改變,從原本擴散的、個體戶,轉換成可長久經營的貿易活動。華人同樣扮演中間人(middleman),蒐集可供出口的產品,並分配、零售進口的產品。 華人企業在馬來西亞其特徵為大量流動資金和短命,但這忽略了社會關係。華人社會有著不一樣卻很重的組織性連結,其不只是華人企業的本質,它還將不同企業的命運從各個不同面向給結合在一起了。或許「標會」就是因此連結了貿易和商業,而使得華人都能夠個人放貸來造就「賤民」經濟奇蹟。
我讀《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
過去我們說「南洋」差不多就是現在指得「東南亞」,不過更準確地說,「南洋」是經由海洋所到達的東南亞地區,所以「東南亞」實際上包含了更多內陸地區如越南、寮國、緬甸。中國人移民東南亞由來以久,從《Maritime Expansion and Chinese Migration》可以略知一二,不過從更早之前,中國就有透過海路訪問東南亞的記錄了! 公元前三世紀,中國人就到達越南北部;從五世紀到八世紀期間,也有到印度朝山拜佛的歷史,那時東南亞作為到印度的中間停留站,所以可以說這是文化的海上絲路;八世紀起,朝少拜佛的僧人少了,這裡又香料、芳香植物、珍貴藥材的儲藏所。元朝也大致順應宋朝的南洋貿易政策。直到明朝開始,私人貿易被禁止。 原本中國在南洋的貿易多為個人之間的貿易,明朝開始有國家貿易的政策,不過僅止於現金和絲綢的輸出以交換皇室消費品。由於禁令的頒佈,中國人不願過著不安定的生活,加上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人的進入,於是南洋貿易的主動權落到西方人手上。然華人已建立的網絡仍在,一六○二年,呂宋島上,西班牙人還對華人發動屠殺。明朝衰落,華人被殺也不能做什麼。 清朝,約二十年間,還將中國沿海居民遷移到幾英里後的內陸地區,為了杜絕居民與明朝勤王者的交流。同時(十八世紀),這也是中國對暹邏產生動大影響的時期。暹羅諸王任用華人為濟顧問,並特許經營自然資源。然械,由於歐洲人的進入,在暹羅,華人仍有中間人的作用,但其它地方,華人已成了歐洲人的代理人。 歐洲人和中國人進入南洋的前提不同,歐洲政府為了擴展勢力,中國人認為南洋貿易不足取;歐洲有原先國內商業組織為基礎,華人則只積聚私人財產,多為小商號。值得一提的是,這時英國在新加坡的港口成為貿易中心,鴉片戰爭後,英國人取得香港,還引進自由港制度。 中國經濟的崩潰,給太平天國起前有了正當的理由。起義失敗後,清朝仍衰落,而太平天國的支持者或倖存者也在這時候離開中國。許多提倡革命的人轉往向南洋華人尋求支持,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也在東南亞奔走,傳宣革命思想。 二十世紀的人口統計,華人在東南亞地區如印度、菲律賓、印度的人口都未超過百分之三,而馬來西亞和暹羅在某些地區的華人人口則達到百分之三十。在一九二○年之前,境內的華人總是很快地被同化,之後暹羅政府面臨出現純粹華人家庭的問題。孫中山先生提出「民族主義」,南洋華人靠著「民族主義」於東南亞地區自成社會,使東南亞移民意而自己和中國的聯繫。中國政府支持華人在東南亞的經濟,卻不希望華人關注當地政治,同樣接受來自西方的政治或教育思想,經過中國傳入,就更容易被接受和傳播。 儘管中國大陸有共產黨,中華民國台灣有國民黨,但馬來西亞兩者都不同情,甚至有第至有第三個集團,這些人大多是接受英國系統的教育。在暹羅的華人同化了,馬來西亞的是唯一對「南洋華人」提出難題的國家,隨者東南亞各民族國家的發展,華人已經成為孤立社區,或許得永遠作為一個外國人在馬來西亞生活,或許有朝一日會返回中國。 華人在東南亞的移民實在太有意思了!
我讀《Maritime Expansion and Chinese Migration》
華人移民的歷史由來以久,從明朝、清朝就開始,使中國有經濟、社會等方面的改變。從明朝開始,鄭和下西洋,除了將中國以外的地方納入藩屬後,更重要的還有貿易路線的知識和海外市場的開拓。中國對外的貿易主要因為對白銀的需求。由於以白銀作為市場流通貨幣,這使得中國政府無法控制其流通的數量,同時加深中國對外貿的依賴,這使得貿易發展逐漸脫離政府掌控。 東南亞地區的王國統治者,大多透過海上貿易來獲利,因此這些統治者,喜歡外來的商人,因為他們害怕來自本地有錢菁英的挑戰,而且外來的商品有比較新加,很容易獲利。華人在這時候就成了東南亞地區的王國與明朝貿易的中間人了。華人也因此在歐洲人到達東南亞前就提前卡位了。 華人除了貿易上的移民外,移民還成為中國家庭求生存的策略之一。由於中國引進來自「新世界」的糧食作物如蕃薯、花生,人口激增,農民與土地和當地市場的連結就更緊密。人們透過「旅居」(sojourning)的方式,暫時離開家但連早會回到家鄉,以求生存;時至1850年代,旅居的人數仍少於以勞力作為出口的人數。 華人家庭結構有對於華人移民有兩個作用,第一提供物質及心靈上的支持,第二鼓勵他們從最底層幹起,因為這是所有移民者都會經歷的寒徹骨。並非所有移民者都僅僅為了生存,也有遊走於各國之間,尋找投資和利益的商人。移民的原因除了自然災害、戰爭、政府迫害外,土地人口壓力也是原因。 中國嶺南和東南沿海地區有這樣過渡的進程:從離開鄉村到城市工作,著成為售貨員、店長到區域甚至跨區域的買賣。另外,透過高度的凝聚力,透過相同方言或親屬關係形成安全網絡、彼此互利、商業合作。 華人透過海上貿易的擴展和移民,使你到世界的每個角落都看到華人的存在。隨著時代推進,上世紀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大陸分別出現兩次移民熱潮,如今的移民主體不再是知識分子或技術工人,而是富人;他們帶走了在中國國內賺取的大筆財富;轉換國籍後,子女留在國外,富人回頭繼續把中國作為掙錢發財的主場,有人說這是第三波移民潮。移民很有意思,對個人而言可以有新的生活、新的環境,所以我想移民不再是以往那般充滿悲情,只為了生活的移民,而是因應全球化的發展,人們來往於各國之間沒有阻礙,到處可以定居、生活才是。
印尼近代兩次(1967年和1998年)排華事件:印尼華人的悲慘遭遇
東南亞地區擁有全世界最多的華人移民,我們普遍對東南亞華人的印象是商人、軍人或教師,至到今天看了「唐人街」這一系列的影片,才知道華人在東南亞有一段非常辛苦的經歷。對於泰北異域的華人,我曾經發表過文章,所以此篇我想分享印尼的華人: 說到印尼的華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民國八十七年(1998年)的排華事件,一連串的示威遊行,最後在五月爆發排華事件,許多華人女學生、婦女被強暴。除了排華事件外,再往前推還有民國五十六年(1967年),蘇哈托煽動加里曼丹島的原住民達雅人,讓達雅人殺害華人,並把華人趕到日本溝(日本溝為日本人在二次世界大戰所留下來的集中營),直到現在仍有一些貧窮的華人住在日本溝。 下面是唐人街系列的兩個主題,分別為「安身立命東南亞」和「印尼華人印象」,另外記錄片為「印尼西加一群被忽視的悲慘華僑」。 唐人街-安身立命東南亞: 唐人街-印尼華人印象: 印尼西加一群被忽視的悲慘華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