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休斯和維斯塔(Whitehurst & Vasta, 1975)提出了「理解-模仿-產生」假說(Comprehension-Imitation-Production hypothesis)。其認為模仿的過程，新的句法結構可以引介至話語被產生。「理解-模仿-產生」的模型從輸入到產生分有三個成分。輸入來源(input source)中，包括非語言事件(nonspeech events)和語言聲音(speech sounds)。來自輸入的來源裡頭進到網絡(networks)裡頭，非語言事件就會產生意義(meaning)，它可以是視覺(visual)，也可以是動覺(kinesthetic)，語言聲音直接進入(incoming speech sounds)，可以再和意義關連。意義和直接進入的語言聲音都會影響語音計劃(speech planning)。最後透過語音計劃和發音機制連接而能產生字詞、詞組等。這個理論的假設是要先有「理解」才能夠模仿、產生。 模仿有助於說話嗎？根據這個模型，透過前端引導(bootstrap)，也就是一點點慢慢地計劃，這樣激活、活化長久下來，就能夠幫助後面的學習。前面由知覺、認知作為前端，引導至意義之後，開始進行語音計劃，這個語音計劃使空間協調系統(space-coordinate systems)熟悉，當然這需要花費時間、練習，而後才能發展並整合起來。前提仍是可理解的動作才會模仿，只要嘗試複製 、企圖要做都算模仿。因為這在語音計劃裡頭，就是使其協調的過程。一開始是知覺部份先活化，而後強度越大，再試圖去模仿，再計劃，最後達到不必知覺活化，不用聽到也可以說、不必靠模仿也可以說。這就是整個模型的預測。
Category: 心理學的理論與應用
我讀David W. Car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Psychological Mechanisms〉七
認知心理學一談到「模組」(modularity)時，它有兩個意義。第一個意義是認為語言處理系統和一般認知系統是彼此獨立的。語言處理系統在認知裡頭是無法使用一般認知系統去處理的。除了把語言處理自一般認知獨立之外，也有人將臉部識別(facial processing)、非語言溝通(nonverbal communication)、同理心(theory of mind)等作類似的模組處理。另外一個解釋就是認為語言和認知是互相連結的。工作記憶、自動化處理以及語言理解、產製、習得的平行處理都是語言和認知有連結的。屬於這個解釋的就是「口語知覺」(speech perception)，就是我們可以將某些口語視為辨異的能力。
我讀David W. Car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Psychological Mechanisms〉六
關於工作記憶，我們有一個核心假設就是人們可能是有一個固定的容量來處理資訊的，這解釋了人們認知功能的多樣可能。一但任務是複雜的，我們的大腦就必須從有限的資源中抽離出來去負責，剩下的資源不夠處理其它任務時，就會造成缺憾、不完美的表現了。抽離出來的這個動作叫作控制處理(controlled processes)，而若不需要抽離的動作，不耗費額外的資源的動作則是自動化處理(automatic processes)。不同任務的自動化連續程度(continuum of automaticity)不一樣，可能有高度控制性的，也可能完全自動化的。通常自動化的任務是無意圖、無控制、無意識、有效率且快速的。某些特定的自動化任務似乎是先天就建置於我們的認知裡頭。比較「認字詞」和「發展詞組」，前者相對於後者，就是一個比較自動化的處理。
我讀David W. Car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Psychological Mechanisms〉五
假設我們現在正在聽一場學術演講，我們想要去理解究竟演講者想表達的重點。我們可以從最小的層次開始，辨視音素、音節；然後，利用語義記憶構成詞彙；接著，進入句法層次，組織內容；最後達到篇章層次。這是一個由下而上的處理過程(bottom-up processing)。但這顯然和我們先前說有髒污或缺陷的字詞卻能被成功地解讀是有衝突的。相反的過程就是由上而下的處理過程(top-down processing)。這個過程，人們一開始的期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但我們有了先前的經驗，例如對演講者的認識或內容的梗要，我們就能推測它下一步的方向。如果因而解讀成功了，那就是利用較高層次的處理去促進較低層次的處理。 通常，由上而下的處理是一個平行處理的過程；而，由下而上的處理，則是一個序列處理的過程。
我讀David W. Car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Psychological Mechanisms〉四
這裡，我們將討論人類的資訊處理系統。如果一連串的處理，一次只有一個發生，接序發生，我們稱它是序列處理(serial processing)；如果兩個或以上的處理同時發生，那我們就稱為平行處理(parallel processing)。語言產製的過程可以用這個模型來說明：起始點為說話者想傳達的想法，終點為把想法給說出來。那這中間發生了什麼？它可能經過什麼階段？句子詞組結構的構成；挑選詞彙插入句子中；發出正確的音，不一而足。序列處理認為這些階段不會互相重疊；平行處理則認為這些階段可能同時發生。平行處理的擁護者，提出過平行分配處理(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PDP)，這個模式認為我們的心智可以大量地、同時地平行處理資訊。即便我們看到有髒污或缺陷的字詞，我們仍能辨視每個字母使之成為可能的字詞。因為大腦的神經元被認為能夠激活附近的神經元，它可以是正向激活的(excitatory manner)，也可以是抑制激活(inhibitory manner)。
我讀David W. Car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Psychological Mechanisms〉三
根據土銀(Tuving, 1972)的建議，「長期記憶」(long-term memory)可以再細分為個人性記憶(episodic memory)和語義記憶(semantic memory)。個人性記憶處理的是個人經驗的事實，而語言義記憶則是普遍的事實。例如，你記得你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取得什麼樣的資訊，這就是個人性記憶，而「馬有四條腿、一個尾巴」這樣的資訊就是語義記憶。語義記憶的範圍很廣，包括動作技能(打字、游泳、騎單車)、普通知識(語法、數學)、空間知識(房子的平面配置)、社交技能(開啟對話、論述的規則)。有些記憶和語言的相關性較明顯，例如語音、字詞、語法、語用等語言層面。通常，「專家」們對於語義記憶的容量比一般人大得多。 個人性記憶之所以能夠發生，不只是因為這是和個人有關的事實，土銀還認為這是因為取得這個資訊的過程是自己這個人自身的觀點。因此這個「經驗」的過程也是其記憶被萃取的重要推手。有人能夠具備一般技能，但卻無法擁有個人性記憶，他只存在語義記憶。他可以下棋、讀歷史、讀地理，但他就是對於自己發生過的事沒有認何切身性，他無法有另一個心理空間去想過去、想未來、想假設情境，他的設身處地意識(autonoetic consciousness)是有缺憾的。
我讀David W. Car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Psychological Mechanisms〉二
在「V、X、F」的跨度測試中，如果F被記錯了，那記錯的結果可能出現的字母是E？還是S？E可能是因為它的視覺感受像F；S可能是因為它的語音表徵像F。結果顯示大多數人會偏向S，也就是相似聲音的錯誤是比較普遍的。工作記憶和閱讀理解有高度的關係，如果能夠有較好的跨度能力的人，通常在學術性向考試也表現的比較好。中央總監若被用來分配專注力，則工作記憶越大的人，注意力分工的程度就越好。透過史萃普任務(Stroop task)將顏色的字詞以不一致的顏色寫出來(比方說，用藍筆寫「紅」這個字詞)，要求受試者唸出那個字詞是什麼顏色的。工作記憶越小的人，出錯的比率越大。工作記憶大的人，較能壓抑不合乎任務要求的反應。 另外一個掃視禁斷任務(antisaccade task)將受試者固定在中間位置，然後給予受試者左邊或右邊的目標物，給受試者反應左邊和右邊。與此同時，再給予刺測的反對側也會出現一個使受試者分心的小東西。工作記憶越大的人，越能夠忽略分心的刺激。當分心的刺激和目標物在同一側的時候，工作記憶大小就沒有任何影響了。
我讀David W. Car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Psychological Mechanisms〉一
資訊處理系統(information-processing system)將人的記憶分有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和長期記憶(long-term memory)兩種。工作記憶被勃第雷(Baddeley, 1986, p.34)定義為資訊被處理時，暫時儲存的地方，它可以是任何範圍的認知任務。當我們在和一個人對話的時候，我們試著去和我們的對話對象聊天，使我們說的話和其所說的話有關連、有貢獻，這就是工作記憶。記住電話號碼也是工作記憶的作用。測量工作記憶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使用跨度測試(memory span test)，這個測式要求受測者將一連串的數字、文字、字母或任何東西依序記下來，再回憶起來，順向回答、逆向回答等等。 勃第雷和希曲(Hitch)於民國六十三年時提出了解釋工作記憶的模型，稱勃第雷希曲模型(Baddeley-Hitch Model)。主要認為工作記憶可以分為三個組成，其分別為中央總監(central executive)、視覺空間繪板(visuospatial sketchpad)和語音迴路(phonological loop), 後兩者受中央總監支配。 語音迴路用以儲存語音再現(phonological store)和口腔演示(articultory rehearsal system)。前者將語音表徵儲存，後者讓我們能夠反覆地將語言諸存上演，延長其滯留的時間。視覺空間繪板則處理視覺和空間的資訊，它使我們可以把影像在心理面翻轉、把文字轉為影像等等。中央總監則是使我們能夠多工處理事情地方，而它的容量是有限制的，所以同時喝咖啡和看電視沒有問題，但是一邊聊天一邊想數學題目，恐怕就很難了。
我讀Effie Kymissis and Claire L. Poulson的〈The History of Imitation in Learning Theory: The Language Acquisition Process〉
本來只是一個刺激作為初級制約(first-order conditioned stimulus)，但提供滿足的成分(satisfactory account)如食物、溫暖搭配作為次級增強(secondary reinforcer)時，不只有助於產生下一回合的制約，更有助於形成習慣(habits)。如果大人的聲音是初級制約的刺激的話，小孩發出類似的聲音後就會成為次級增強，這會變成下一回合的制約，於就會把聽到的聲音再重覆。所以模仿就變成一個自動的嘗誤過程(trial-and-error process)。只要聲音相似，就會有增強作用。以上這是摩勒(Mowrer, 1960)所提出的雙因素理論(two-factor theory)。跟著雙因素理論的就是貝爾(Baer)的概化模仿(generalized imitation)。概化模仿就是在制約增強下，該增強又成為新的刺激。在個體所發出的刺激和模仿對象所發出的制約相似的情況下，這就構成構仿了。但是我們很難去說明究竟到什麼程度才能達到所謂的「相似」？是語言結構上的相異、相似造成區辨？亦或是語言意義、脈絡上的相異、相似造成區辨？在第一語言的習得過程中，發展中所產生的錯誤，通常可以被消除，但第二語言卻有石化的現象，這是不是有更細微的東西尚未被發現？
我讀Lois Bloom, Lois Hood, and Pasty Lightbown的〈Imitation in language Development: If, When, and Why〉二
根據皮亞傑(Piaget, 1962)的論述，模仿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感官動作的模仿(sensorimotor imitation)，另一種是表徵的模仿(representative imitation)。滿兩週歲前都是以前者為大宗，從兩歲開始到學齡前則進行表徵的模仿。感官動作的模仿，簡單地說就是知覺到什麼，就直接抄了，不管是自己的或別人的，自己和別人是混在一起，直接抄襲就對了；表徵的模仿就不是直接的，是屬於意象中的動作，理解後、說明後才抄襲，不一定立即的，可能會有延遲(defferred)。比方說我們在體育課跟著老師做體操，就是屬於感官動作的模仿，即時性地模仿，再叫他做也不會做，即便那是極度簡單的動作。而表徵的模仿則像第一次看到武功的雲手的人一樣，如果沒有一個人說明的話或透過分解動作的話，怎麼樣都不容易成為像樣的模仿。我們知道小孩子花了很多的時間，沈浸在對於外在語言世界感覺、知覺，或許因為有了這樣的長時間知覺，所以能夠產生表徵，進一步因此引導動作、模仿而成就。那麼在這個感官和動作之間的連結為何？是鏡射神經元(mirror neuron)嗎？還是對小孩子本的意義？ 小孩子語言發展的過程中，怎麼會進行玩聲音的階段(vocal play)？他可能在練習發聲器官，探索口腔內的器官能夠發出的聲，如果又和其所知覺的聲音，那就可能產生增強的回饋。小孩子在牙牙學語(babbling)的階段時每一個開口，就是一個音節。這也都是沒有目的，隨便發聲嗎？我們傾向相信，這個動作對我們有意義，我們才會去進行發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