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心理學的理論與應用

有哪些變數是會影響詞彙讀取呢？它們包括：字頻(word frequency)、語音變數(phonological variables)、句法類別(syntactic category)、構詞複雜度(morphological complexity)、語義促動(semantic priming)以及詞彙歧異(lexical ambiguity)。我們可以透過「語音監控」(phoneme monitoring)的任務去證明字頻對會影響詞彙讀取。語音監控會要求受試者聽一段連續的文章，除了得理解該文章外，還要其找出特定音素，例如/b/。文章的設計將標的音素分別安排在高頻字詞和低頻字詞的後面，結果發現若標的音素安排在低頻字詞後面，則標的音素被找到所需的時間則比較長。因為低頻字詞所花費的資源更多，所以出現在低頻字詞後面的標的音素的資源較少，於是所花的時間就較長。 「判別字彙任務」(lexical decision task)則以視覺辨視為主，實驗將一連串字詞和非字詞混在一塊兒，要求受試者快速地判斷它是否為字詞。當清單中包含較多低頻的字詞時，整體判斷的時間都會變長。相反地，若都是高頻字詞時，判斷的時間就會變短。 透過眼動的實驗，也都證實人們感興趣區域(region of interest, ROI)如高頻字詞和低頻字詞的停留時間(fixation)是不一樣的，而且後者長於前者。 語音變數則包括韻律的變項(prosodic factors)如重音(stress)、抑揚頓挫(intonational patterns)等。或者我們會使用發音相近的字詞去取代人們表達的字詞。這些都說明詞彙被讀取時，會受到語音變數的影響。 句法類別也會影響詞彙的讀取，大多數討論高頻字詞和低頻字詞時，多聚焦在開放的字詞(open-class words)。但高低頻的封閉字詞(closed-class words)目前還沒有任何差異。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可以把「詞彙」從「語言」抽離出來的原因。

關於已經儲存為內在詞彙(internal lexical)的字詞，我們是怎麼去讀取、理解的呢？凱洛(David W. Carroll)整理了三個解釋詞彙讀取(lexical access)的模型，它們分是搜尋模型(Search Models)、羅國根模型(Logogen Model)以及共時模型(Cohort Model)。搜尋模型依字詞識別系統分為書寫(orthographic)特質和語音(phonetic)特質。較長出現的字詞會被較少出現的字詞更早被搜尋到。這模型由弗斯特(Forster)提出，其預設「詞彙」是個獨立於「語言」處理的過程，而是和「認知」有更大的關連。 羅國根模型由莫頓(Morton)於民國五十八年提出，該模型把一個一個的詞彙表徵為一個一個的羅國根，一個羅國根就是該字詞的屬性，這包括其形(orthographic)、音(phonological)、義(semantic)。羅國根被激活的來源有二，其分別是感官的輸入(sensory input)和語境的訊息(contextual information)。 Her closest relative was appointed as her legal guardian. 後面出現的「guardian」是由於前面先出現的字暫時降低了激化標的字的門檻(temporarily lowering threshold)，於是「監護人」的語義就更容易被辨識。羅國根模型認為感官的輸入和語境的訊息是可以被人們平行地被運作(work in parallel)。 共時模型則專門用以解釋聽覺字詞的辨視。當字詞被聽到的200毫秒到250毫秒時，聽者就開始辨視字詞了，通常聽者對於這個辨視點(recognition point)是相當敏感、敏銳的，也是從這裡開始分出其它可能的字詞。馬斯蘭威爾遜(Marslen-Wilson)以三個階段解釋這個字詞辨視的過程：一、聽到的第一個聲音(acoustic-phonetic)後所有候選的字詞就會跑出來，這稱為字詞起首共時(word-initial cohort)階段；二、選擇一個字詞後進行下一步的分析；三、最後把被選擇的字詞整合到語義和語法的語境下。當聽到「Angela misplaced her ba…」時，它大概是這麼運作的： 字詞起首共時：bag, bat, bath, bass …. 利用語境或語音等更多方式，例如：聽到/g/後，刪掉其它侯選，留下：bag, bagpipe …. 當範圍縮小之後，語義就會較清晰了。 共時模型可以說是融合了搜尋模型和羅國根模型的特徵。共時模型和羅國根模型對於語義激活的來源都認為是平行地被處理的；另一方面，共時模型又包含字詞起首共時，這是屬於由下而上，從小到大地整合，也和搜尋模型有相似之處。

「句法自助」(syntactic bootstrapping)指的是透過句法線索去理解句子、學習動詞。透過結構的對應，句法自助利用成組的名詞(set of nouns)和同時出現的動詞來導出初的理解，並透過這樣抽象的結構來進行學習。在賈特納和費雪(Yael Gertner &Cynthia Fisher)的研究中指出二十一個月大的嬰兒透過部分句子結構的表徵(partial representations of sentence structure)就可以進行句子的理解。當然，這樣的理解無法百分之百地正確。當我們同意嬰兒存在「句法自助」的現象時，我們亦會同意以下兩個假設：一、名詞的數量(number of nouns)會成為句子裡頭支持預測語義上論元結構的線索；二、小孩子存在抽象的表徵結構，即對於名詞、動詞、施事、受事等有語言學上的概化，而不是特定字詞的語義表徵。 透過以下句子的結構，我們對於受測者進行實驗，這些結構分別是： 一、施事(名詞一號)+及物動詞+受事(名詞二號)。The boy is gorping the girl!二、名詞一號+名詞二號+不及物動詞。The boy and the girl are gorping!三、名詞二號+名詞一號+不及物動詞。The girl and the boy are gorping! 把以上的句子結構由二十一個月大的嬰兒以轉頭的方式去表達其對於句子理解的選擇。選擇的方式以提供兩個真人螢幕於左右兩側，使用的動詞為新造的字詞，備選的螢幕畫面為及物和不及物。及物的畫面為施事對受事進行致使行為(causal event)；不及物的畫面為名詞一號和名詞二號進行同步動作行為(simultaneous-action event)。所有的小孩子在第一組對於新字詞的選擇都一致地向轉向致使行為的畫面；而比較第二組和第三組時，小孩子停留致使行為畫面的時間，在第二組的時間比第三組的時間更長，這顯示名詞序(noun-order)對於及物和不及物的判斷也起了作用。而所被用來測試的新字詞中，小孩子停留在致使行為的畫面較長，這些證據說明小孩子名詞的數量對於小孩子結構的表徵是具有影響。 賈特納和費雪在同一個報告中，同場加映了另一個實驗。這個實驗開始先由兩個辣妹對話，對話的內容包含下面兩個句子： 四、名詞一號+不及物動詞。Tom is gonna gorp.五、名詞二號+不及物動詞。Emma was gorping. 先給受試者聽了包含以上兩個句子的對話之後，再由先前那三組結構去測試小孩子對於新字詞是及物或不及的選擇。儘管在測試開始前先提供這樣子的對話，小孩子們仍以選擇及物動詞為主，這也就該研究報告標題中所提到的可預測的錯誤(predicted errors)。似乎句法結構(名詞序)才是提供小孩子理解的線索。 那麼這些錯誤如何被消弭呢？根據賈特納和費雪的解釋，隨著小孩子年紀漸長，陸續又學會不及物動詞的位置、連結詞連續兩個名詞成詞組以及助動詞等特徵，這些錯誤就會漸漸避免了。此外，透過分配分析的線索，例如：將字詞組成詞組、代名詞化、附加句等線索，錯誤就會減少了。

人們在理解非正典的句子(noncanonical)時，往往和正典的句子時，究竟是透過精密地運算(algorithmically, slow and clean)？抑或只是大約、概略地估算(heuristically, quick and dirty)？所謂非正典句指的是正典句之外的，例如：被動句、主詞分裂句(subjective clefts)、受語分裂句(objective clefts)。正典句：the ghost scared the boy.非正典句(被動)：the boy was scared by the ghost.非正典句(主詞分裂)：it was the ghost scared the boy. 在正典句裡頭，從語意上來看，主詞就會對應到施事者，受詞就會對應到受事者；然而，在被動句裡頭，先出現的主詞位置是受事者，後出現的受詞是施事者(論元角色)，這就不存在正典句中可以依照語序直接對應，為非正典句。而在主詞分裂的非正典句中，先會出現主詞而後受詞；受詞分裂的非正典句中，則為受詞先出現，而後出現主詞。同樣以施事和受事對應的話，主詞分裂的語序和語意仍是一致的；受詞分裂語序和語意則不一致。 「句法優先」(syntax-first)或「兩階段」(two-stage)陣營的人認為，人們一但面臨要對語意不清的句子進行理解時(也就是句子結構上去指派語意角色的斷詞(parsing)機制)，人們首先是會透過句法手段去解析。另一個「限制為主」(constraint-based，multiple cues)或「交互模型」(interactive)的陣營則認為是否會透過句法手段去理解句子和句子所反應的證據有關，所以句子裡頭的論元是否具動物性(animacy)、合理性(plausibility)就會造成主詞、受詞能不能和施事、受事連結(linking, binding)的關鍵。 費南達(Fernanda)以三個組合去檢驗人們對於句子理解的方式，要求受試者對於主詞、受詞中分派到施事者是否正確。第一組檢查被動句的施事者，第二組檢查主詞分裂句，第三組檢查受詞分裂句。被用於測試的語料中，依動物性、合理性再分別設計。實驗結果顯示，非正典的句子中被動句受詞分裂句正確率例較低，而符合NVN的主詞分裂句和正典主動句相同簡單。我們可以說人們在解讀非正典句的時候，更多是依語法而不是語意，至少在英語母語者看來是這樣子的。

當嬰兒進入二字期(two-words utterance)時，這些語料常常是有固定的語序，我們可以用樞紐字詞(pivot words)來指稱它們。它可能是屬於位置在前面的樞紐字詞，這佔大多數，如more、no；還有少部份的如off。與樞紐字詞搭配的的開放字詞(open words)則是可以替換的成份，所以more milk、no pee以及light off這樣類似句法的發展就展開了。然而，二字期的句法限制有其侷限，因為同樣一個「媽媽抱」，在不同情境下都可以被小孩子使用，它既可以是要求媽媽抱自己，也可以是自己抱媽媽，還可以有多種可能，這個被稱為豐富詮釋(rich interpretation)。因此形式不一定能夠決定其句法發展。但是，我們也無法理解小孩子說出「媽媽抱」的時候究竟是只有一個意義或多個意義，所以這也不能斬釘截鐵地說由於有多重意義所以這沒有句法能力。小孩子使用more和其它開放字詞搭配時，究竟把more和開放字詞視為一體而學習起來？還是理解more本身具有「更多」的意義？ 從樞紐字詞和開放字詞的搭配出發，我們把這個類化到動詞和論元的搭配。小孩子對於動詞和論的習得可以用U型曲線來描述，這指的是一開始能產出正確的搭配，然後開始過度類化產生創誤，最後達到和成人一樣的產出。為了解釋這樣的U型曲線，學者們提出一些理解。它們分別是語義動作分類假說(semantic verb class hypothesis)、動詞島嶼(verb islands)以及壕溝防衛假說(entrenchment hypothesis)。語義動作分類假說認為小孩子能夠學習動詞精準的語義就能夠進行和論元的搭配；動詞島嶼認為小孩子先學會一些特定高頻的例子，作為第一個島嶼，而後開始類化；壕溝防衛假說則認為小孩子聽到的動詞多了，就比較不會犯錯，就像建起壕溝、圍籬一樣，把特定的動詞論元搭配限制在一個範圍內。這些假說把字詞的頻率和小孩對於語意、語境的曝露通通攪在一起，我們很難知道究竟小孩子的句法是如何習得的。 進一步我們會詢問，小孩子的語義發展和句法發展，孰先孰後？認為語義先發展而後才發展句法的(late-syntax)學者們認為，句法是需要花時間學習的，而且還要詞彙以及動詞特定的知識，才能習得抽像的經驗；認為句法先發展的(early-syntax)學者們則相信小孩子擁有天生、內隱的抽像能力去習得句法。 從目前神經科學的研究來看，似乎小孩子是擁有天生、內隱的抽像能力。民國九十四年的事件相關腦波電位的研究指出，小孩有異於大人的電位軌跡(Oberecker, Friedrich, & Friederici, 2005)。實驗讓受試者被動地去聽可能是合語法也可能是不合語法的主動句。大人和小孩(平均2.8歲)都先後出現負電位(early left anterior negativity,ELAN)再出現正電位(centro-parietal positivity,P600)反應。負電位用以句子分詞(sentence parsing)，正電位則是屬於有意識的訊息處理(controlled processes)。但是小孩子出現負電位和正電位的時間，都比大人來得晚且持久。如果我們把負電位的出現視為是小孩子專屬的句法能力，或許小孩子不需要靠語義就有句法能力。

複雜系統(complexity theory)是一個理論分析框架，當我們要將這個框架應用到任何事物的時候，這些事物必先滿足下面這些條件，如此這個框架才能被有效地使用。這些條件如下：首先，它不是一個單純的系統，它包含有很多子系統、很多元素。接著，它必須是一個漸進適應的系統。然後，這個系統中會有許多小單元的互動，而且是由下而上地「浮現」(emerge)，你可以想像是由湖面突然浮出一個臉出來那種感覺。當我們用這些條件去檢視第二語言習得時，我們似乎也可以將這個習得視為一個複雜系統。當我們欲使用複雜系統來解釋第二語言習得之前，必需先把杭士基所提出的普遍語法，或由上而下的文法規則放在一邊。而將語言習得的小單元視為一個一個更小的元素。人作為這個第二語言習得的系統，它是漸進適應的，會適應新的環境，所以會改變；學語言的人會改變，環境也會改變；子系統、小系統通通會改變。子系統裡頭是互相影響、互動的；學習者可能是模仿老師，反覆模仿之後出現的現象、軌跡、頻率；不單單是頻率高就模仿，還是要明顯、語意透明的(salient semantically)，系統裡頭的小分子都會彼此互動，正如分子生物學或物理學所說的的最小分子：基因、染色體等。但這最小分子不一定可以決定整個系統會怎麼樣發展。三個小分子和十個小分子會怎麼互動，這可不是幾個小分子說了算，因此系統內小分子的互動是相當重要的。語言的模仿或語言的觀察不會一模一樣，是逐漸適應的過程，那就是適應模仿(adaptive imitation) 。好比牙醫給病人填牙的汞合金一樣，舊的牙齒就是過去的經驗，而汞合金(amalgams)就可以和舊的牙齒融合，而使牙齒的功能具足。把過去經驗和當下的目的結合，所以模仿的再現是包含適應、改變、修飾的過程。複雜系統裡頭是有階層結構(hierarchical structure)的，在這系統裡頭的小單元互動時並不是平等地互動，它們可能是由單字→單詞→片語→文章有層次的組成，從小往上疊的。在不同的生態刻度(ecological scale)和時間刻度裡，每個互動的當下都只短暫且互相包含(mutually constitutive)。線性改變是這適應過程的改變之一，它還包含非線性的改變。

傳統上，主要運動皮質(primary motor cortex)被認為動作執行會有細胞被激活的情況。對於意象或觀察時，運動皮質理應不會不激活。認為主要運動皮質區和意象及觀察有關的文獻卻有不一樣的結果。有些文獻認為意象和觀察時會激活，又些則持相反意見。艾爾松(Ehrsson,2003)的腦部顯影研究中指出，想像手指頭、腳踏頭和舌頭進行動作時，在主要運動皮質區都分別對應到不一樣活化的地方；干尼斯(Ganis,2000)則以穿顱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去對以心理意象進行旋轉時干擾。當對於大腦給予干擾時，對於相對應手旋轉的意象就會受影響，但是腳的旋轉卻不受電磁影響。塔馬西諾(Tomasino,2005)則發現當人們透過意象旋轉和視覺旋轉相較時，一但前者受到干擾，主要運動皮質反應時間會變長，這也說明意象和主要運動皮質的激活有關連。這些證據指出主要運動皮質可能不只是動作執行的部位，還有可能具有認知性 另外有一些研究的證據卻說明主要運動皮質沒發現和意象或觀察有相關的跡象。蘭格(Lange,2005)認為主要運動皮質沒有被激活的現象，主要是前運動皮質(pre-motor cortex)有活化，這也和過去鏡像神經元的研究結果一致。史瑞古(Sirigu,1995)檢查主要運動皮質區受傷的腦傷病人，其心理意象透過量表測驗的結果，評估為心理意象能力健全量表檢驗)，以間接地推論主要運動皮質和心理意象沒有相關。 透過整合式分析(meta analysis)，目前主要運動皮質在意象的活化現象仍是不一致的。 梅達(Maeda,2002)的研究中，要求受試者一直重覆一些動作，而螢幕上則會出現畫面，畫面可能是和手部動作相同的，也可能是和手部動作不同的。當手部動作和畫面一致時，我們視為主動動作觀察(active movement observation)；而不一致時，我們稱被動動作觀察(passive movement)。被動動作觀察會影響做動作的表現會擾亂動作的執行，顯示觀察動作時主要動作皮質也受到激活。巴拉斯(brass, 2001)，則要求受試者用手指頭向上舉或用手指頭向下點的動作，同時播放影片，若為同樣方向的影片則為主動動作觀察，若為相反方向則為被動動作觀察。當為主動動作觀察時，動作的表現是更被動動作觀察來得更好的。而被動動作觀察的毠片則使觀察者沒有任何想要模仿的意圖，於是使表現的結果更差。 意象和觀察在於大腦激活的部份是否只存在前運動皮質區或主要運動皮質區，雖未有定論。不過當觀察動作和執行動作是屬於同方向時，動作的執行可以更好，這是可知的現象。

在我看來，我們是無法教會人類之外的靈長類語言，如果你和我都同意語言的四個特徵是結構二重性、構詞、詞組結構以及語言生產性的話。我們找來最聰明的靈長類：倭黑猩猩(bonobo Pan paniscus)，倭黑猩猩之中的明星坎吉(Kanzi)在沒有被施以食物的強化、利誘，他自然地從他媽媽那兒學到亞克仕「語言」系統(Yerkish)，這是專門設計給靈長類使用的語言。坎吉在30個月大的時候，數數兒能力的能力比兩歲大的人類嬰兒還來得好；46個月大時，就學會了五十個符號且可以透過這些符號產生出八百種排列組合，而且坎吉常常有自發性的語言產生(Spontaneous utterances)。我們可以科普書籍《腦，在演化中》(Allman, 2002)所提到的「童形」解釋坎吉為什麼能夠發展得比同年紀甚至更大年的兒童學得更好。童形指的是生物體在發育上加快速度和縮小體型的結果，其造成後代子孫成年期的模樣如牠們祖先的幼年期一般。我們同意人類是靈長類的童形(pedomorphism)，換句話說，人類和其它靈長類在變成為成熟個體所需的時間，會長於其它靈長類，也就是人類達到成熟的時間比其它靈長類來得晚。但這仍沒解決我們的問題，究竟坎吉是不是學會了語言？ 史汀柏格和佩第托(Seidenberg & Petitto, 1987)在民國七十六年對於坎吉所學到的東西是否能夠稱為語言感到質疑，並有以下的評論：坎吉的行為把「草莓」這個字用來對應「到草莓生長的地方去」、「我要吃草莓」，以及所有用來指涉所有和草莓有關的動作、事件、物品，其中大多數是屬於動作。這說明儘管坎吉能夠認得的符號比人類小孩來得多，但是卻沒有屬於詞類或句法的能力。 透過坎吉的例子，我們知道坎吉的認知能力雖然比人類嬰兒來得好，但是仍無法具備人類一般的語言能力。因此，我認為我們可以教其它靈長類語言，只是結果可能是徒勞無功。

有認為今日的語言是「演化」的結果，也有人認為是發生了「基因突變」才使人類有今天的語言。「演化」的證據通常來自分析生物化石的形態變化情形，比較現生物種的相關性，例如形態、胚胎發育等的異同；若選擇「基因突變」造成人類語言的話，其主要的證據就是FOXP2這段基因。持語言是演化的人們認為，人們喉嚨的結構演化，使我們能夠使比其它靈長類更容易能夠發出聲音以及咀嚼食物，這對人類而言顯然是很大的演化優勢。觀察靈長類的活動，靈長類有複雜的社會組織，而且有複雜的覺示叫聲和手勢資料庫(repertoire)，靈長類沒能發展語言，而人類發展了語言，這是由於環境的選擇使然。 而認為語言是來自基因突變的人們，相信由於FOXP2的突變，使人類對於動作協調序列有更好的掌握，所以能夠不再拘限於手勢進行溝通，而能使用語言。持基因突變論造成語言的人通常相信語言的起源並非來自靈長類的吼叫，而是來自靈長類的手勢(Corballis, 1992, 2003, 2004)。 我傾向認為語言是來自基因突變。在民國九十年被提出的腦部顯影研究(Cantalupo & Hopkins, 2001)指出，巨猿的腦部和人類一樣具有非對稱性的情況。已知人類的左腦的布洛卡區(Broca’s area)是用來進行語言產生的區域，該顯影研究指出巨猿的腦部的相對位置在進行手勢時，也有相同程度的活化。甚至更早之前於民國八十七年，也發現猴子在觀察抓握食物時，「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s)所活化的神經系統，後來被專用於手勢和聲音溝通之上(Rizzolatti & Arbib, 1998)。「鏡射神經元」(mirror neurons)通常在動物展演特定的動作或看到其它動物展演相同的動作時，就會被激活。這個神經可以讓人開始模仿，進行使早期的手勢符號得以發展(Arbib, 2005)。語言的演化，把口腔發音整合到手勢系統裡，這也使得語言在大腦裡頭變得專屬化，而手勢系統則顯得邊緣化，人類於是都變得以右手利為主要的表現。鳥和蛙也是左半腦支配用以產生聲音；狗、貓或老鼠，儘管側向以某一邊為有利的方向，但並沒有全面性、系統性地偏右或偏左。 我們這不是否定所有演化的證據，而是想更溯本追源地說語言的起源推得更早之前，應該先發生基因突變後，而後能夠在演化的歷史中發展。

心理想像(mental imagery)指的是明明物體或事件並非存在，但卻能夠想像其存在的面貌 這是人類認知中一個很有意思的能力。可以將這心理想像再細分為動作想像(motor imagery)、視覺想像(visual imagery)以及方向想像(motion imagery)；還可以有第一人稱觀點的想像以及第三人稱觀點的想像。有一個仿真假設(simulation hypothesis)是這麼說的：外顯的動作執行和內顯的動作想像是基於同一個訊息處理過程。越來越多的研究結果都指出執行動作和想像動作在運動皮質區(primary otor cortex)都有同時激活的現象。倘若聲音不是唯一的解碼來源，而動作也扮演角色，那麼運動知覺(motor sensery)以及聲音的輸入兩個部份都應該對語言學習有貢獻。 動作觀察也可以說是動作知覺(perception of the actions)。動作執行以及動作想象，動作執行以及動作觀察，都被發現有類似的大腦激活情況。即便是被動地動作觀察(passive movement observtion)，相對於有意圖、有意識的主動觀察，都會激活動作皮質。反而，主動觀察的效果激活動作皮質區更不明顯。 目前，對於運動想像、動作觀察以及動作執行，基於同一個神經處理系統大概是較確定的結果，我們接著可以更關注如何將運動皮質區的角色更具體地運用在運動控制或運動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