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和德語是兩個在語言結構上具有差異的語言，特別在格標記(case marking)方面。德語句子所提供的語法線索包括語序(word order)和格標記，這提供了使用德語的人辨視致使句(causative sentence)裡頭的施事(agents)和受事(patients)。The dax mibbed the gazzer.The toma mibbed.The toma the gazzer mibbed. 在前面第一句和第二句中，我們都可以透過語序來對於句子中的名詞進行語義角色的指派，第一句是致使句，前者是施事，後者是受事；第二句則是唯一名詞進行唯一動作。但第三句，我們不禁會問是誰對誰做了mib這個動作？ 在德語中，除了語序之外，還有什麼線索？德語還有主格和受格的區分，在陽性名詞的主格前會使用der前綴，而受格之前則以den前綴；在陰性名詞的主格和受格則都以die前綴。這比起英語只在代名詞作主格和受格的區分，有更多的線索。再來就是主詞和動詞的一致，如第三人稱動詞後綴s。最後，就是靠語義的動物性(animacy)作為線索。 貝特和馬惠尼(Bates & MacWhinney, 1987, 1989)就提出了競爭模型(competition model)以評估幼童如何對於不同語言的不同線索的習得提出解釋，同時當線索之間彼此衝突的時候，能夠來權衡哪個線索扮演較大的角色。為了把不同線索給量化，該模型有三個指標：線索量度(cue availability)、線索信度(cue reliability)和線索成本(cue cost)。線索量度就是頻率，線索信度就是在該語言中的一致性，線索成本則是線索的複雜度。例如在致使句中，語序和格標記都能夠提供施事和受事的辨視時，這就達到了一致性(coalitions)。以英語和義大利語小孩子為例，當我們設計實驗語料去破壞這一致性的時候，就可以發現英語的小孩仍以語序是否合語法的根據，而義大利語的小孩則以動物性作為判斷句子是否合語法的根據(Bates, 1984)。同樣的模型，還能檢驗希伯來語裡頭，小朋友主要依線索量度判斷句子合語法否，成人則依線索信度判斷。檢驗線索成本的研究較少，格標記可以視為當地線索(locas cues)，因為它和名詞視為一個整體，而語序則是分散線索(distributed cues)，因為它可能分佈在整個句子，對於人類的短期記憶有稍大的負擔。後者的複雜度，就比前者高。 這一個研究就是要透過新造動詞(novel verbs)去了解德語小孩對於德語習得時在語序和格標記的權重。該實驗所設計的語料有三大類，一類是格標記和語序都屬於典型的，也就是第一個名詞就是施事、第二個名詞就是受事，而且排除動物性的干擾並符合格標記；第二類是只存在格標記，而名詞出現的順序是先受事才施事，設計為讓語序和格標記是衝突；第三類是格標記模糊，只有語序唯一的線索。第四類則是熟悉的的動詞。其中，第二類這樣有衝突的是最難判斷的類型，也將會是說明德語習得最有力的證據。 研究先透過兒童指導言語(child-dricted speech)語料庫去計算其致使句中的線索量度、線索信度，再依線索量度和線索信度得到線索效度(cue vlidity)。接著透過演出理解任務(act-out comprehension)和手指指出的任務去得到受測者對於設計語料的判斷。 結果顯示在演出理解任務中，只有熟悉的動詞在兩歲7個月大的孩童中有統計上的顯著說能夠判別合語法否；但四歲10個月大的孩童中，除了第二類有衝突的語料外，其它三類都能有顯著。考量這是因為任務難易度使其表現受到限制。而手指指出的任務中，又多了七歲3個月大的嬰兒的組別，依序從兩歲7個月、四歲10個月到七歲3個月，在詞序的表現上是由低到高再到低，但格標記的表現則是陸續升高。這似乎說明人們預設的是以詞序作為語言理解，而透過外在環境(當然，也有可能是個體發展、成熟)而能夠以格標記來理解語言。
Category: 心理學的理論與應用
我讀Trevor A. Harley《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Language Production〉一
人類要產製語言的時侯，會經歷這樣的過程：形成概念(conceptualization)、組成(formulation)，最後編碼(encoding)。形成概念時會決定要說什麼東西，這是屬於訊息處理層次；把概念的表徵轉化成語言形式就是組成的步驟；最後執行階段把語音和發音貼上去。在中間的組成階段，有兩個比較主要的內涵就是詞彙化(lexicalization)和句法計劃(syntactic planning)。前者指的是我們所選取的詞彙，後者指的是我們將所有詞彙組成句子。目前研究語言產製的模型，多來自於對於主動說出來的話語偏誤分析(speech errors)。這些話語偏誤能夠告訴我們什麼呢？話語的偏誤可以來自日常生活的分析，也可以來自實驗的資料，如果兩者在推論產生衝突的時候，通常實驗的資料是比較能夠使人信服的。在叫名錯誤(naming errors)的眼動實驗中，我們發現人們在準備標的物的名字時，是同時盯著標的物看的(Griffin, 2004)。因此，盯著斧頭看時，喊出「鎚子」是不會發生的，因為錯誤不是來自於倉促的準備(rushed preparation)。相反的，當受試者去對於自己發出錯誤的名字糾正時，他正在進行修復，也會花更多時間盯著標的物看。 目前，以話語偏誤分析的建立模型的就是基於葛瑞特(Garrett)所發出的一系列研究，該模型就稱葛瑞特模型。在形成概念時，對應到訊息層次(Message level)；在組成時，則對應到功能層次(functional level)、詞序層次(positional level)以及聲音層次(sound level)；在編碼時，就是最後發音的層次(Articulaory instructions)。這個模型建立在一個序列處理的前提。所以你會看到的就是如下的序列處理過程： 訊息層次→功能層次→詞序層次→聲音層次→發音層次 對於功能層次和詞序層次的區別說明，在功能層次時，只有語義相關內容的字詞會被分派到對應的句法角色；在詞序層次時字詞才會被明顯地排序。這也相當程度地說明了詞彙和句法是處於分離的階段。功能層次時主要在選擇語義的內容字詞(content words)；詞序層次時，則是選擇句法的功能字詞(functional words)。 當人們產出「媽媽洗了很多盤子」這句話時，我們可以用葛瑞特模型來解釋： 訊息層次：表達特定意圖 功能層次：先找出主格(媽媽的概念)，動詞(洗的概念)，受格(盤子的概念)，時貌(完成的概念)，受格的數量(多)，這時候相同句法角色會互換，距離不會造成影響；然後會運用句法的框架把功能字詞放進去，所以就會有「媽媽」、「洗『了』」、「『很』多」、「盤子」，「了」和「很」就是功能字詞。接著就能有「媽媽」、「洗了」、「很多」、「盤子」這些詞彙了。 詞序層次：接著把這些詞彙安插到各個位置上，依序為「媽媽」/「洗了」/「很多」/「盤子」。 聲音層次：然後就是把這些位置上的詞彙依序對應到聲音的表徵。如果會有聲音交換的，也是發生在這個層次。 發音層次：就是最後發出聲音的結果了。 使用英語句子的證據更能說明語言產製在不同層次之間是序列發生的。 打算表達的語句：a weekend for maniacs實際說出的語句：a maniac for weekends 上面兩個例句的重音位置都沒有改變，這說明詞彙和韻律在兩個不同層次運作；複數詞素-s仍在原先的位置，說明詞根(maniac)和複數詞素-s也是在兩個不同層次運作，這個叫詞素擱淺(morpheme stranding)；複數詞素-s被發出的時候，是隨著weekend同化(accommodation)成/z/，而不再是原先的/s/，所以真正到發音的層次時，就是和所選到的內容字詞同化。 儘管如此，仍有一些偏誤的語料說明可能是認知侵擾(cognitive intrusion)所致，這包括非計畫的內在偏誤(non-plan-internal errors)和語音類化(phonologically facilitated)。甚至是外在環境造成語誤的，則稱環境污染(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這些不同類型的偏誤，都可以在哈利(Harley, 1984)的報告中看到。
我讀宗像裕子(Yuko Munakata)的〈Graded representations in behavioral dissociations〉
一個本來在越南會修燈泡的人，來到台灣之後，你用你的華語去請他修燈泡，他聽不懂，所以你把這個越南人當成小孩子看待；檢視患有威廉氏症的病人所說的話，他的語句完全符合語法，但語義上是無法讓任何人理解的。過去，科學家們會利用語言和認知是兩個分開的、解離的行為去解釋這些現象。宗像裕子(Yuko Munakata)以漸進的、分級的表徵(graded representations)去重新解釋這些行為解離的現象。有時候同樣的行為，在不同的實驗任務下，卻會有不一樣的表現。如果我們將這些表現記錄為「有」和「沒有」的話，於是我們在研究的結論就很容易跑出解離的結論。但是不一樣的實驗任務，對同樣的行為表為卻不一樣的的行為記錄。這讓我們反省或許這和任務設計有關，任務本身是對於同一個行為有低度表徵(weak representations)和高度表徵(strong representations)的差異，而我們將這些表徵約略為一和零的差別了。 音韻失讀症(phonological dyslexia)的病人有這樣的狀況，當他看到「nust」的時候，他唸不出來。即便正常母語者知道這是非字詞(non-word)，他們仍唸出個什麼東西來。但是如果說給病人聽的話，他就唸得出來了。過去的研究就用認知和語言是解離的觀點去解釋這樣的症狀：詞彙的、語義的屬於認知部份；語音的、語法的、結構的、規則的屬於語言部份，所以音韻失讀症的人只能唸得出字詞，非字詞是唸不出來的。 然而，如果你重覆讓這個音韻失讀症的病人聽標的非字詞，甚至給他書寫系統上、語義上、語音上等支持。原先無法唸出來的「低度表徵」會慢慢往「高度表徵」轉變。在神經網絡的模型下，也可以說是由於書寫系統、語義和語音的互動下，使得神經元活化而連結再生。 宗像裕子提出分級的表徵讓我們可以理解解離在不同面相可能發展或解釋的說法，但也不是所有解離都可以運用分級的表徵去解釋。
我讀David W. Car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The Internal Lexicon〉三
有哪些變數是會影響詞彙讀取呢？它們包括：字頻(word frequency)、語音變數(phonological variables)、句法類別(syntactic category)、構詞複雜度(morphological complexity)、語義促動(semantic priming)以及詞彙歧異(lexical ambiguity)。構詞的複雜度如何影響詞彙讀取呢？ 我們可以先將詞彙分有詞綴(affixes)和字根(root word)。由馬凱(MacKay, 1978)個實驗是這麼設計的，它提供動詞如：decide、govern、exist，要求受試者在最短時間內反應出其所對應之名詞，根據其反應的時間，從簡易到複雜可以有以下排序：-ment、-ence、-ion，複雜度和詞綴及字根本身結合的過程有關。 另外，還有一個塔夫塔(Taft)設計的實驗發現，前綴字詞(prefixed words)如remind和偽前綴字詞(pseudoprefixes words)如relish所需判斷的時間則是前者快於後者。眼動實驗也證實相同的結果，在偽前綴字詞中，眼球停留的時間較長。在同一文章裡頭，如果前綴字詞和偽前綴字詞的比例是一比一的話的確存在判斷時間上的差異；但若將比例調整為一比九的話，兩者判斷的時間又沒有差異了。這樣的實驗報告是由魯賓團體所提出(Rubin, Becker, & Freeman, 1979)。 語義促動的意思是先出現的字詞會激活另一個語義相關的字詞。關於語義促動的實驗任驗進行分有兩階段：首先，給予促動刺激(priming stimulus)來源。受試者對第一次的促動刺激不會有太大的反應或沒有反應。第二次出現的刺激(second stimulus)就是其標的，記錄受試者對於反應的時間。要求受試者的反應可以是唸出字詞或判斷是否為字詞。比較有促動刺激和沒有促動刺激以檢驗當中的效果。「butter」對於「bread」就比「nurse」有更好的促動效果。 詞彙歧異指的是聽到單一字詞可以指涉多個意義。例如：聽到 Rapid righting with his unijjured hand saved from loss the contents of the capsized canoe. The man started to drill before the truck arrived. 在righting，一開始會先以writing去理解，而且沒到最後一個字詞，writing都可以可以完整地被解釋；另一個則是在語音監控的實驗中要求去找出含有/b/的字，因為drill本身的歧異，所以找到/b/的時間稍稍地增加一些。 關於詞彙歧異對於詞彙讀取的影響，也有人就整個語境進行研究。由上而下的過程是由語境或句子來使個人對於個別字詞的辨別；由下而上的過程則是多管齊下地將所有可能的意義激活。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過程對於詞彙讀取有主要的影響呢？ Rumor had it that, for years, the government […]
我讀David W. Car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The Internal Lexicon〉二
有哪些變數是會影響詞彙讀取呢？它們包括：字頻(word frequency)、語音變數(phonological variables)、句法類別(syntactic category)、構詞複雜度(morphological complexity)、語義促動(semantic priming)以及詞彙歧異(lexical ambiguity)。我們可以透過「語音監控」(phoneme monitoring)的任務去證明字頻對會影響詞彙讀取。語音監控會要求受試者聽一段連續的文章，除了得理解該文章外，還要其找出特定音素，例如/b/。文章的設計將標的音素分別安排在高頻字詞和低頻字詞的後面，結果發現若標的音素安排在低頻字詞後面，則標的音素被找到所需的時間則比較長。因為低頻字詞所花費的資源更多，所以出現在低頻字詞後面的標的音素的資源較少，於是所花的時間就較長。 「判別字彙任務」(lexical decision task)則以視覺辨視為主，實驗將一連串字詞和非字詞混在一塊兒，要求受試者快速地判斷它是否為字詞。當清單中包含較多低頻的字詞時，整體判斷的時間都會變長。相反地，若都是高頻字詞時，判斷的時間就會變短。 透過眼動的實驗，也都證實人們感興趣區域(region of interest, ROI)如高頻字詞和低頻字詞的停留時間(fixation)是不一樣的，而且後者長於前者。 語音變數則包括韻律的變項(prosodic factors)如重音(stress)、抑揚頓挫(intonational patterns)等。或者我們會使用發音相近的字詞去取代人們表達的字詞。這些都說明詞彙被讀取時，會受到語音變數的影響。 句法類別也會影響詞彙的讀取，大多數討論高頻字詞和低頻字詞時，多聚焦在開放的字詞(open-class words)。但高低頻的封閉字詞(closed-class words)目前還沒有任何差異。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可以把「詞彙」從「語言」抽離出來的原因。
我讀David W. Car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的〈The Internal Lexicon〉一
關於已經儲存為內在詞彙(internal lexical)的字詞，我們是怎麼去讀取、理解的呢？凱洛(David W. Carroll)整理了三個解釋詞彙讀取(lexical access)的模型，它們分是搜尋模型(Search Models)、羅國根模型(Logogen Model)以及共時模型(Cohort Model)。搜尋模型依字詞識別系統分為書寫(orthographic)特質和語音(phonetic)特質。較長出現的字詞會被較少出現的字詞更早被搜尋到。這模型由弗斯特(Forster)提出，其預設「詞彙」是個獨立於「語言」處理的過程，而是和「認知」有更大的關連。 羅國根模型由莫頓(Morton)於民國五十八年提出，該模型把一個一個的詞彙表徵為一個一個的羅國根，一個羅國根就是該字詞的屬性，這包括其形(orthographic)、音(phonological)、義(semantic)。羅國根被激活的來源有二，其分別是感官的輸入(sensory input)和語境的訊息(contextual information)。 Her closest relative was appointed as her legal guardian. 後面出現的「guardian」是由於前面先出現的字暫時降低了激化標的字的門檻(temporarily lowering threshold)，於是「監護人」的語義就更容易被辨識。羅國根模型認為感官的輸入和語境的訊息是可以被人們平行地被運作(work in parallel)。 共時模型則專門用以解釋聽覺字詞的辨視。當字詞被聽到的200毫秒到250毫秒時，聽者就開始辨視字詞了，通常聽者對於這個辨視點(recognition point)是相當敏感、敏銳的，也是從這裡開始分出其它可能的字詞。馬斯蘭威爾遜(Marslen-Wilson)以三個階段解釋這個字詞辨視的過程：一、聽到的第一個聲音(acoustic-phonetic)後所有候選的字詞就會跑出來，這稱為字詞起首共時(word-initial cohort)階段；二、選擇一個字詞後進行下一步的分析；三、最後把被選擇的字詞整合到語義和語法的語境下。當聽到「Angela misplaced her ba…」時，它大概是這麼運作的： 字詞起首共時：bag, bat, bath, bass …. 利用語境或語音等更多方式，例如：聽到/g/後，刪掉其它侯選，留下：bag, bagpipe …. 當範圍縮小之後，語義就會較清晰了。 共時模型可以說是融合了搜尋模型和羅國根模型的特徵。共時模型和羅國根模型對於語義激活的來源都認為是平行地被處理的；另一方面，共時模型又包含字詞起首共時，這是屬於由下而上，從小到大地整合，也和搜尋模型有相似之處。
我讀Yeal Gertner, Cynthia Fisher的《Predicted errors in children’s early sentence comprehension》
「句法自助」(syntactic bootstrapping)指的是透過句法線索去理解句子、學習動詞。透過結構的對應，句法自助利用成組的名詞(set of nouns)和同時出現的動詞來導出初的理解，並透過這樣抽象的結構來進行學習。在賈特納和費雪(Yael Gertner &Cynthia Fisher)的研究中指出二十一個月大的嬰兒透過部分句子結構的表徵(partial representations of sentence structure)就可以進行句子的理解。當然，這樣的理解無法百分之百地正確。當我們同意嬰兒存在「句法自助」的現象時，我們亦會同意以下兩個假設：一、名詞的數量(number of nouns)會成為句子裡頭支持預測語義上論元結構的線索；二、小孩子存在抽象的表徵結構，即對於名詞、動詞、施事、受事等有語言學上的概化，而不是特定字詞的語義表徵。 透過以下句子的結構，我們對於受測者進行實驗，這些結構分別是： 一、施事(名詞一號)+及物動詞+受事(名詞二號)。The boy is gorping the girl!二、名詞一號+名詞二號+不及物動詞。The boy and the girl are gorping!三、名詞二號+名詞一號+不及物動詞。The girl and the boy are gorping! 把以上的句子結構由二十一個月大的嬰兒以轉頭的方式去表達其對於句子理解的選擇。選擇的方式以提供兩個真人螢幕於左右兩側，使用的動詞為新造的字詞，備選的螢幕畫面為及物和不及物。及物的畫面為施事對受事進行致使行為(causal event)；不及物的畫面為名詞一號和名詞二號進行同步動作行為(simultaneous-action event)。所有的小孩子在第一組對於新字詞的選擇都一致地向轉向致使行為的畫面；而比較第二組和第三組時，小孩子停留致使行為畫面的時間，在第二組的時間比第三組的時間更長，這顯示名詞序(noun-order)對於及物和不及物的判斷也起了作用。而所被用來測試的新字詞中，小孩子停留在致使行為的畫面較長，這些證據說明小孩子名詞的數量對於小孩子結構的表徵是具有影響。 賈特納和費雪在同一個報告中，同場加映了另一個實驗。這個實驗開始先由兩個辣妹對話，對話的內容包含下面兩個句子： 四、名詞一號+不及物動詞。Tom is gonna gorp.五、名詞二號+不及物動詞。Emma was gorping. 先給受試者聽了包含以上兩個句子的對話之後，再由先前那三組結構去測試小孩子對於新字詞是及物或不及的選擇。儘管在測試開始前先提供這樣子的對話，小孩子們仍以選擇及物動詞為主，這也就該研究報告標題中所提到的可預測的錯誤(predicted errors)。似乎句法結構(名詞序)才是提供小孩子理解的線索。 那麼這些錯誤如何被消弭呢？根據賈特納和費雪的解釋，隨著小孩子年紀漸長，陸續又學會不及物動詞的位置、連結詞連續兩個名詞成詞組以及助動詞等特徵，這些錯誤就會漸漸避免了。此外，透過分配分析的線索，例如：將字詞組成詞組、代名詞化、附加句等線索，錯誤就會減少了。
我讀Fernanda Ferreira的《The misinterpretation of noncanonical sentences》
人們在理解非正典的句子(noncanonical)時，往往和正典的句子時，究竟是透過精密地運算(algorithmically, slow and clean)？抑或只是大約、概略地估算(heuristically, quick and dirty)？所謂非正典句指的是正典句之外的，例如：被動句、主詞分裂句(subjective clefts)、受語分裂句(objective clefts)。正典句：the ghost scared the boy.非正典句(被動)：the boy was scared by the ghost.非正典句(主詞分裂)：it was the ghost scared the boy. 在正典句裡頭，從語意上來看，主詞就會對應到施事者，受詞就會對應到受事者；然而，在被動句裡頭，先出現的主詞位置是受事者，後出現的受詞是施事者(論元角色)，這就不存在正典句中可以依照語序直接對應，為非正典句。而在主詞分裂的非正典句中，先會出現主詞而後受詞；受詞分裂的非正典句中，則為受詞先出現，而後出現主詞。同樣以施事和受事對應的話，主詞分裂的語序和語意仍是一致的；受詞分裂語序和語意則不一致。 「句法優先」(syntax-first)或「兩階段」(two-stage)陣營的人認為，人們一但面臨要對語意不清的句子進行理解時(也就是句子結構上去指派語意角色的斷詞(parsing)機制)，人們首先是會透過句法手段去解析。另一個「限制為主」(constraint-based，multiple cues)或「交互模型」(interactive)的陣營則認為是否會透過句法手段去理解句子和句子所反應的證據有關，所以句子裡頭的論元是否具動物性(animacy)、合理性(plausibility)就會造成主詞、受詞能不能和施事、受事連結(linking, binding)的關鍵。 費南達(Fernanda)以三個組合去檢驗人們對於句子理解的方式，要求受試者對於主詞、受詞中分派到施事者是否正確。第一組檢查被動句的施事者，第二組檢查主詞分裂句，第三組檢查受詞分裂句。被用於測試的語料中，依動物性、合理性再分別設計。實驗結果顯示，非正典的句子中被動句受詞分裂句正確率例較低，而符合NVN的主詞分裂句和正典主動句相同簡單。我們可以說人們在解讀非正典句的時候，更多是依語法而不是語意，至少在英語母語者看來是這樣子的。
小孩子是否天生具有句法能力？
當嬰兒進入二字期(two-words utterance)時，這些語料常常是有固定的語序，我們可以用樞紐字詞(pivot words)來指稱它們。它可能是屬於位置在前面的樞紐字詞，這佔大多數，如more、no；還有少部份的如off。與樞紐字詞搭配的的開放字詞(open words)則是可以替換的成份，所以more milk、no pee以及light off這樣類似句法的發展就展開了。然而，二字期的句法限制有其侷限，因為同樣一個「媽媽抱」，在不同情境下都可以被小孩子使用，它既可以是要求媽媽抱自己，也可以是自己抱媽媽，還可以有多種可能，這個被稱為豐富詮釋(rich interpretation)。因此形式不一定能夠決定其句法發展。但是，我們也無法理解小孩子說出「媽媽抱」的時候究竟是只有一個意義或多個意義，所以這也不能斬釘截鐵地說由於有多重意義所以這沒有句法能力。小孩子使用more和其它開放字詞搭配時，究竟把more和開放字詞視為一體而學習起來？還是理解more本身具有「更多」的意義？ 從樞紐字詞和開放字詞的搭配出發，我們把這個類化到動詞和論元的搭配。小孩子對於動詞和論的習得可以用U型曲線來描述，這指的是一開始能產出正確的搭配，然後開始過度類化產生創誤，最後達到和成人一樣的產出。為了解釋這樣的U型曲線，學者們提出一些理解。它們分別是語義動作分類假說(semantic verb class hypothesis)、動詞島嶼(verb islands)以及壕溝防衛假說(entrenchment hypothesis)。語義動作分類假說認為小孩子能夠學習動詞精準的語義就能夠進行和論元的搭配；動詞島嶼認為小孩子先學會一些特定高頻的例子，作為第一個島嶼，而後開始類化；壕溝防衛假說則認為小孩子聽到的動詞多了，就比較不會犯錯，就像建起壕溝、圍籬一樣，把特定的動詞論元搭配限制在一個範圍內。這些假說把字詞的頻率和小孩對於語意、語境的曝露通通攪在一起，我們很難知道究竟小孩子的句法是如何習得的。 進一步我們會詢問，小孩子的語義發展和句法發展，孰先孰後？認為語義先發展而後才發展句法的(late-syntax)學者們認為，句法是需要花時間學習的，而且還要詞彙以及動詞特定的知識，才能習得抽像的經驗；認為句法先發展的(early-syntax)學者們則相信小孩子擁有天生、內隱的抽像能力去習得句法。 從目前神經科學的研究來看，似乎小孩子是擁有天生、內隱的抽像能力。民國九十四年的事件相關腦波電位的研究指出，小孩有異於大人的電位軌跡(Oberecker, Friedrich, & Friederici, 2005)。實驗讓受試者被動地去聽可能是合語法也可能是不合語法的主動句。大人和小孩(平均2.8歲)都先後出現負電位(early left anterior negativity,ELAN)再出現正電位(centro-parietal positivity,P600)反應。負電位用以句子分詞(sentence parsing)，正電位則是屬於有意識的訊息處理(controlled processes)。但是小孩子出現負電位和正電位的時間，都比大人來得晚且持久。如果我們把負電位的出現視為是小孩子專屬的句法能力，或許小孩子不需要靠語義就有句法能力。
我讀Diane Larsen-Freeman的〈A COMPLEXITY THEORY APPROACH TO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ACQUISITION〉一
複雜系統(complexity theory)是一個理論分析框架，當我們要將這個框架應用到任何事物的時候，這些事物必先滿足下面這些條件，如此這個框架才能被有效地使用。這些條件如下：首先，它不是一個單純的系統，它包含有很多子系統、很多元素。接著，它必須是一個漸進適應的系統。然後，這個系統中會有許多小單元的互動，而且是由下而上地「浮現」(emerge)，你可以想像是由湖面突然浮出一個臉出來那種感覺。當我們用這些條件去檢視第二語言習得時，我們似乎也可以將這個習得視為一個複雜系統。當我們欲使用複雜系統來解釋第二語言習得之前，必需先把杭士基所提出的普遍語法，或由上而下的文法規則放在一邊。而將語言習得的小單元視為一個一個更小的元素。人作為這個第二語言習得的系統，它是漸進適應的，會適應新的環境，所以會改變；學語言的人會改變，環境也會改變；子系統、小系統通通會改變。子系統裡頭是互相影響、互動的；學習者可能是模仿老師，反覆模仿之後出現的現象、軌跡、頻率；不單單是頻率高就模仿，還是要明顯、語意透明的(salient semantically)，系統裡頭的小分子都會彼此互動，正如分子生物學或物理學所說的的最小分子：基因、染色體等。但這最小分子不一定可以決定整個系統會怎麼樣發展。三個小分子和十個小分子會怎麼互動，這可不是幾個小分子說了算，因此系統內小分子的互動是相當重要的。語言的模仿或語言的觀察不會一模一樣，是逐漸適應的過程，那就是適應模仿(adaptive imitation) 。好比牙醫給病人填牙的汞合金一樣，舊的牙齒就是過去的經驗，而汞合金(amalgams)就可以和舊的牙齒融合，而使牙齒的功能具足。把過去經驗和當下的目的結合，所以模仿的再現是包含適應、改變、修飾的過程。複雜系統裡頭是有階層結構(hierarchical structure)的，在這系統裡頭的小單元互動時並不是平等地互動，它們可能是由單字→單詞→片語→文章有層次的組成，從小往上疊的。在不同的生態刻度(ecological scale)和時間刻度裡，每個互動的當下都只短暫且互相包含(mutually constitutive)。線性改變是這適應過程的改變之一，它還包含非線性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