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第二語言習得

關於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語言表現，我們可以發現兩個有趣的結果。首先，當學習者的接收語(recipient language)和來源語(similar language)相近時，學習者比較容易在接收語有遷移的表現；反之，接收語和來源語的差異較大時，則較不會有遷移的表現。其次，語言距離較近的語言，標的語往往在「理解」和「表現」之間有較大的鴻溝；反之，語言距離較遠的語言，標的語「理解」和「表現」的鴻溝就較小，特別在外語學習的環境。我們可以使用語言親近性(language similarity)來指涉來源語和接收語之間的關係，當然，語言差異性(language difference)也是一樣。再細分，可以分有客觀親近性(objective similarity)、客觀差異性(objective difference)、主觀親近性(subjective similarity)以及主觀差異性(subjective difference)。客觀的親近性/差異性是基於語言本體間的一致性的程度，主觀的親近性/差異性則是第二語言學習者所認為存在親近或差異的程度。通常，學習者主觀上對於語言距離的估算往往誤導了遷移的可能性。主觀的親近性會影響學習者在使用接收語時，依靠來源語的程度；客觀的親近性則影響可能的遷移是正遷移或負遷移。 主觀的親近性和客觀的親近性的差異產生了三種普遍的情況：一、第二語言學習者無法辨視實際存在的親近性；二、第二語言學習者誤解了某些存在於語言間的親近性；三、第二語言學習者預設了實際上根本不存在的語言親近性。郭安銳(Kellerman)認為，學習者只會對某些類型的客觀親近性有感覺，而其它類型的親近性則由學習者主觀上的判斷將決定，很大一部份是來自第一語言的特定成份。主觀親近性，使學習者產生中介語；主觀差異性使學習者避免遷移。客觀的親近性和差異性似乎不會產生跨語言影響，而是決定遷移是屬於正遷移或負遷移。我們可以說，「遷移」主要來自學習者主觀上對於親近性和差異性的認定。 我們再把主觀親近性分為感知的親近性(perceived similarity)和預設的親近性(assumed similarity)。前者指的是當二語學習者接觸接收語的輸入時，判斷其形式、意義、功能存在和來源語相似的特徵；後者指的是，不論二語學習者是否接觸過接收語的輸入，其已經預設接收語存在和來源語鄉形式、意義、功能相似的部份。兩者並非互斥，而反倒有點像集合和子集合的關係，感知的親近性是較大的集合，包含預設的親近性。 許許多多在語義和語用上的遷移，就是來自預設的親近性。 而感知的親近性會在學習者跨過某個門檻之後，使學習者開始預設許多額外的親近性。其來自於學習者累積了足夠的感知親近性，而開始預設兩個語言間有很大的親近性，於是開始對於未接觸的親近性進行預設，預設其具有親近性。 學習泰語的華語母語者大概會有這樣子的歷程： 初初學習泰語，主觀上認為這泰語這個蠻夷的語言不具有和華語親近性(主觀親近性/差異性)，但是語言學家告訴我們，泰語和華語都屬於同一個語言家族(客觀親近性/差異性)，儘管語言學家也仍在辯論泰語的歸屬。學習泰語的過程間，學習者發現泰語的語音、構詞、語法，甚至詞彙，都可以在閩南語或華語中找到軌跡，這時就有感知的親近性。而當使用泰語的熟練度，達到和閩南語程度差不多，甚至優於閩南語時，原先的感知的親近性開始向外推，就開始有預設的親近性，許多不合語法的泰語就開始產生，於是在泰語母語者聽來，就會有像泰國華人說泰語的感覺。 古漢語分化成各個方言時，依循著一定的規律，所以教授古漢語語音的老師鼓勵同學學習古漢語有助於學習方言和漢字文化圈的語音。這是基於語言本體能夠造就的正負遷移而論，屬於客觀的親近性。但學習者若能有此客觀親近性的知識，相信之，並實踐之，似乎也就會成為主觀親近性，一但感知到來源語和接收語的親近性，就證實了主觀親近性，並建立了客觀親近性。學習第二語言就可以進入正循環。

生物學中所說的「關鍵期」(critical periods)，包含這些特性：有機體系(organismic system)、環境輸入(environmental input)、起始端點(onset)、發展期時程(du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al period)以及終點成就(terminus)。對於第二語言習得而言，這個有機體系就是人類腦袋裡頭突觸的連結(synaptically connected)，這有別於新生兒學習第一語言的腦袋發展。而且第二語言習得的環境輸入的來源較複雜，包括第一手的語言資料(primary lingustic data)，還有許多成套的裝置(scaffolding devices)逐步使個體成熟並學習。第二語言習得的起始端點、發展期時程以及終點成就都不一樣。根據邢利銳(Larry Selinker)的推測，大約有五巴仙的第二語言學習者能夠達到專家級的程度，騙過母語者的耳朵。由於有機體系和環境輸入，是可以顯示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習得的差異，但是起始端點(或門檻(threshold))、發展期時程和終點成就是難以預測的，所以劉茂楷(Michael H. Long)認為第二語言習得存在關鍵期假說，一但學習者在關鍵期之後才開始學習的語言，是不同於母語者的語言內隱知識。

我認為第二語言習得的過程中存在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根據強森(Johnson)和紐伯特(Newport)〈Critical Period Effect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e Influence of Maturational State on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的研究資料指出，在兩歲到十六歲之間抵達美國的二語學習者，其第二語言的終點表現存在統計上顯著的一致；而十六歲以上的二語學習者的終點表現，則呈現較不規則的變化。這告訴我們，十六歲之前的二語學習者使用著同一套的語言學習機制學習語言，而十六歲之後的成人有些人仍使用這一套語言學習機制，大部份的人則不使用這個語言學習機制。而這個語言學習機制就是語言自身的規律，即普遍語法。布洛斯洛(Broselow)和費納(Finer)在民國八十年的時候，發表《Parameter setting in second language phonology and syntax》報告，其檢視了印度語、日語、韓語母語者對於第二語言英語子音聚合(consonant cluster)時發音的習得歷程。 根據響度階層(sonority hierarchy)，響度差距越大的子音，越容易聚合在鄰近的位置。不同語言之間的差異，在於各自子音聚合的參數設定不一樣，印度語的子音聚合即便在響度差距只有一點點的子音也被允許，日語和韓語的子音聚合則只能在響度差距較大時發生。研究發現，不論印度語、日語或韓語母語者，在完成英語的子音聚合參數設程前，都會經過同一個特定的階段。這說明不論其第一語言為何，第二語言的習得會受到一個普遍存在於語言之間的規律所引導。

在第二語言習得領域中，「基本變異」(Basic Variety)指的是一個完全自由的構詞溝通系統，所有功能性的類別都不作用，包括冠詞、動詞一致、時間副詞表現時式、聲調表示疑問等，通通不作用。只使用有限的字彙表達簡短的言論，想想看洋涇濱語言的樣子，大概會可以知道何謂「基本變異」了。除了缺少構詞的變化和不穩定的詞序外，說出無主詞的句子，在第二語言習得初期，也是頻率常發的現象。為解釋這些現象，專家學者提出了三個理論去說明「基本變異」，其分別為：最小語言樹(Minimal Tree)、無作用特徵(Valueless Features)和全遷移全達陣(Full Transfer/Full Access)。 「最小語言樹」認為，第二語言學習者初期會將第二語言的語法簡縮到只剩下動詞的成份，即只包含未經過構詞變化的動詞、同母語位置的副詞修飾成分，以及空缺甚至沒有格變化的對象。 「無作用特徵」則認為在第二語言學習初期，功能性的類別尚未設定好，所以有關於第二語言構詞時，仍會依賴舊有的設定。 「全遷移全達陣」則認為開始學習第二語言的時候，所有第二語言的語法都來自第一語言的參數設定，當遇到第一語言的參數設定和第二語言的輸入語料兜不攏的時候，就會開始重新建構語法。「全遷移全達陣」和發展中的句法構詞無關，也和來自第一語言的中介語設定無關。 以上三個理論都同意的是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都對第二語言學習者產生限制作用。最小語言樹和無作用特徵認為第二語言學習初期，因為缺乏或殘缺的功能性類別，所以只有少數的構詞變化能夠表現；全遷移全達陣則認為第一語言的遷移是早期學習第二語言的決定性因素，這同時也能說明一開始受到第一語言的遷移長出的最小語言樹。 袁博平在民國九十年時提出報告《The status of thematic verbs in th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Chinese》，資料顯示法語母語者和英語母語者在學習華語(不具有動詞移位的語言)的時候，學習者不會公平地看待兩套語言參數設定，有少部份的學習者會產生「無作用特徵」的表現，即擺盪在兩個參數之間，但大多數的學習者(不論法語母語者或英語母語者)都能在初期即設定好華語所需要的參數。這反駁了「全遷移全達陣」理論和「無作用特徵」理論，大多數學習者一開始即達陣，完全沒有第一語言的遷移；少部份學習者，很快即能設定好參數。 我認為我們可以將「無作用特徵」理論進一步完善，即語言參數裡頭，設為0(預設)的比設為1的更容易受到人們偏好，而華語所需的參數是屬於0的參數(即不進行動詞移位)相對於設為1的參數(需要進行動詞移位)受到偏好，因此袁博平的報告正好說明「無作用特徵」的可選擇性，即可以選擇將參數設為1或設為0。

「論元」結構(argument structure)指的是詞彙本身所具有的句法、構詞以及語義的特定結構。例如在單一論元的及物動詞(intranstive)，就可以成兩類，即非作格(unergatives)和非受格(unaccustives)，這就是論元所被限制及建立的結構。以日語和英語的動作動詞(motion verbs)為例，在英語中，動詞允許包括兩個論元：方向(directed motion)和方式(manner of motion)；日語只允許方向一個論元存在動詞裡，而必須透過詞綴將方式進行附加(接續)。英語和日語不相同的論元結構，使得英語和日語透過不同方式把語義整合進詞彙裡，英語將地點(place)和路徑(path)整合進介系詞裡頭，例如「to」既表示地點，也表示路徑；日語則把路徑整合進動詞裡，而且動詞只能從方式或方向動詞中擇一。第一語言若是論元少的語言，學習論元較多的第二語言時，需要透過概化(overgeneralization)，需要透過環境給予正面的輸入；第一語言若是論元多的語言，學習論元較少的語言時，則要略化(undergeneralization)，過度使用時，必須要有負面的糾正，例如語言老師的提醒，才會意識到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差異。 以日語母語者學習英語和英語母語者學習日語為例，由於兩者所需要習得的標的語和自己的第一語言的差異情況不一樣，所以習得第二語言的困難程度也會有所差異。日語母語者學習英語時，其要進行的是概化的歷程，所以需要接受來自外在環境標的語的語料，以作為能夠概化的正面語料(postive evidence)，歷程相對容易；英語母語者學習日語時，原先存在兩個論元的結構必須略化為一個論元，我們肯定不會聽到日語母語者將兩個論元整合在一個動詞之內，所以英語母語者也不會聽到這樣子的輸入，這個「不會聽到」我們可以用「負面證據」(negative evidence)，更進一步，如果老師能夠在學習者發生偏誤時給予糾正或者透過普遍語法加以限制，亦是負面證據對學習者略化歷程的幫助。然而，透過負面證據學習第二語言的難度，總是比只需要正面證據的語料輸入高得許多。

可以很流利地說兩種語言的，我們稱它是「雙語者」(bilingual)，因為「流利」的定義太模糊，使得我們對於「雙語」(bilingualism)可以再細分，可以依其達到雙語的年紀分類，也可以依其在語言溝通的功能角色(理解他人和表達自己)分類。由於世界上大量的移民比例，「雙語者」大量地產生。身為雙語者的好處顯而易見，包括：有更多的工作機會、更能夠進入不同文化、更了解自己的母語…等。但觀察雙語者，我們可以發現以下現象：一、語言混雜(language mixing)：將不同語言的詞綴或詞彙，添加至另一個語言的句法或結構；二、符碼轉換(code switching)：在一語言中的特定符號以另一語言取代。光是維持一個語言都這麼困難了，更何況雙語者有兩個語言要維持，這樣怎麼可能不會把兩個語言的詞彙和語法搞混，更甭提認知能力了！因此，雙語者或單語者(monolingual)，誰有較好的學術表現，是時常被討論的問題。 過去，已經有研究指出雙語者在孩童時期，因為能夠穩定地控制兩個語言而已經證實雙語者具有較好的認知能力，比亞利托克(Bialystok)和其研究團隊於民國九十三年再發表《Bilingualism, Aging, and Cognitive Control: Evidence From the Simon Task》報告，進一步證實成人雙語者同樣具有較好的認知能力。該研究找來中年和老師的單語者和雙語者，比較他們在賽門任務(Simon task)的表現。賽門任務要求受實者針對刺激進行反應，而賽門效應(Simon effect)越小，即代表受試者所需要的時間越小且反應越正確，表示具有較好認知的控制能力。研究結果顯示，不論在中年或老年，雙語者都只需要較小的賽門效應成本即可達成任務，顯示雙語者是有較優越的訊息處理能力的。

透過語言的中介，我們對物體、成份、人我以及情緒的分類，將指導我們對於世界的感知。這將包括剩下的三個面相：時間、空間和動作。時間透過語言中介可能包括的知識包括：一、語言裡頭必要性(obligatory)和選擇性(optional)時態區別；二、包括時間的時空隱喻(spatiotemporal metaphors)；三、特定時態概念的表現。概念遷移於第二語言的學習者中，主要就是時態無法在系統中一致，而直接引進來源語言的時間概念。 語言也透過不同方式把空間編碼。語言學家對於空間的框架有三種參考模式：絕對(absolute)、固有領域(intrinsic)和相對(deictic)的三種空間概念。絕對的空間概念，如東、西、南、北；固有領域的空間概念則會以出發點為參照點；相對的空間概念則以說話者或受話者為參照點。對於新語言有關空間的學習，除了介系詞和空間副詞，應該要內化的知識包括：一、語言裡頭必要性(obligatory)和選擇性(optional)空間關係；二、語言中介的原型，如on和over，哪個允許抽象義、哪個允許隱喻義；三、語言中偏好的句型；四、特屬的空間概念，如「個人空間」 根據動作在語言系統中所承載的語義，可以分有三種語言類型：一、衛星框架語言(satellite-framed)；二、動作框架語言(verb-framed)；三、等重框架語言(equipollently-framed)。衛星框架語言，如英語、德語、俄語，表達動作的方式和路徑是可以分開，例如：walk in和walk out；動作框架語言，如西班牙語、法語、日語、土耳其語，則把路徑編碼入動詞裡頭；等動框架語言，如泰語、華語，動作的路徑和方式是在等重的語言形式下表達。關於動作的知識則包括：一、語言裡頭必要性(obligatory)和選擇性(optional)動作表達；二、語言使用的偏好，偏好使用方式或路徑；三、動作類型的原型和邊陲表達方式。 第二語言所中介的概念會受到四個因素影響。首先，對於編碼中，語言的透明的程度。例如：華語的分類詞系統和英語的時態、時貌系統，都是顯而易見的編碼。其次，語言輸入的使概念突顯(concept salience)的頻率；第三，參與溝通的實境(participation in communicative practices)，這可以使其在對應(mapping)語言和感官環境，透過日常生活對話獲得真實的經驗。最後，就是學習者的主宰(agency)，學習者主宰自己的學習可能可以在核心概念中遷移，但邊陲的概念可能就放掉了，更可能的是學習者有意識地排除了某些第一語言的價值但和第二語言並不相容的概念。 許多語言老師花很多時間進行學習意義(learning the meaning)和把意義和形式對應(mapping the meaning to form)，但這無法取代學習者獲得關於語言的內隱知識和外顯知識。

後面將透過檢視跨語言的差異和概念遷移在八個面相中的研究成果。八個面相分別為個體(objects)、情緒(emotions)、人稱(personhood)、性別(gender)、數(number)、時間(time)、空間(space)以及動作(motion)。在個體的面相裡，如果是具體的事物，通常有相對應的翻譯，但不一定能夠對相關應的類別，因為有些類別內可能會有多個原型共享。因此對於個體的名稱，不只是記憶其相對應的翻譯，而是要將第二語言類別裡的所有原型通通內化。這些要通通內化的知識包括：類別的屬性、核心和邊陲的成員以及類別內部的結構和其外部的連結。 在情緒的面相裡，我們知道語言社會化的過程中，人們學習去藐視(discriminate)、闡釋(elaborate)和壓抑(supress)自身感覺與外在環境的調和，而討論關於情緒的內心表現時，我們就要了解這些知識：一、該情緒概念類別的內部結構和特質；二、特定情緒的內部結構，如嫉妒、罪惡等；三、特定情緒的典型反應；四、情緒的口語或非口語的表達方式。 在人稱系統裡頭，有些語言只有少數幾種，有些語言多達兩百種，造成這些人稱編碼的特徵包括：參與者的角色、社會及空間距離、數量、性別、親屬階層、社會階層等。如果在第二語言中的人稱使用得不正確，就會顯得粗魯或做作。通常，如果第二語言學習者若未能去注意或區辨標的語和來源語的必要性(obligatory/conventional)表達，就是源自於概念遷移。這通常需要適切的社會語言或社會語用能力。 性別，指的是語法中對於名詞的性別指派。在自然性別語言(natural crosslinguistic languages)，如英語，通常這樣子的指派有擬人化的效果，指派的結果是任意的(arbitrary)，有些語言甚至沒有將名詞指派性別，連第三稱也不必分男女。但語法性別語言(grammatical gender language)將名詞指派性別就是必要的(obligatory)，它會基於一些原則，例如字詞的語音或構詞成分指派性別，對於自然性別語言母語者學習語法性別語言時，對於這些性別指派的內化就是學習的難點。在第二語言學習中，把性別指派內化的研究已有不少討論，但從跨語言影響出發的仍少。 語法上的「數」，可以將語言分成分類詞語言(classifier languages)和名詞組語言(noun class languages)。前者，沒有構詞的變化，如日語、華語、優加特語(Yucatec)；後者依外型、可數性(countability)分組。實驗發現屬於分類詞語言的小孩子，傾向將物體依其特質分類；而名詞組語言的小孩子則以覺體的外形進行分類。分類詞語言的母語者學習名詞組語言時，通常對於數量標記和冠詞系統有學習難處。而在同樣為名詞組語言中，相同的字詞屬於不同名詞組，要靠概念的遷移。「可數性」就是對於名詞組語言必須內化的成份之一。

討論「概念遷移」(conceptual transfer)時，我們要先清楚概念(concepts)和類別(categories)兩個字，前者表示事物分類裡頭的心智圖像，後者則是分類的另一個名字。當我們討論類別裡頭的核心成員和邊陲成員時，這時候概念化的類別是整體；當我們討論原型(prototypes)和心智圖像(mental imagery)時，這指的就是特定的類別成員了。概念的發展是奠基於經驗的發展，這樣子的過程產生兩種概念化的類型：語言獨立性(language independent)和語言中介性(language-mediated)，兩者皆視語言為社會文化的現象。語言獨立性認為概念的發展是不會因為語言的表達而有任何預設的發展，是完全透過經驗所發展；語言中介性則認為學習字詞和類別習得長期間的發展，終將透過語言社會化的過程，使概念發展。但是，我們應該怎麼去解讀「概念」的結構呢？我們可以先將所有的知識分成三種：一、和特定類別有關的特質或文本的知識；二、類別中的成員或特質的原型，是否清楚界線或模糊的；三、知識內部本身的結構和其外在的聯結。概念結構有五個假設：一、文化針對性(cultural specificity)；二、方式(modality)；三、個人差異(individual variation)；四、動態且脈絡專屬的本質(dynamic and context-specific nature)。 概念遷移和語義遷移(semantic transfer)範圍上略有差異。概念遷移指的是透過第一語言概念的「中介」；而語義遷移則是透過第一語言字詞、第一語言中介概念的「連結」。例如英語和俄語中把cups/chashki和glasses/stakany在翻譯中畫上等號了，但這些詞在英語和俄語的類別中，其邊陲或分界的成員是不一樣的，因為學習第二語言時，就包括重新建構既有的概念類別，這個就是從既有的概念遷移到新的概念。這當然會包含語義的遷移，因為這要將概念和文化給連結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