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殖民的現代性營造-重寫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建與城市的歷史》題目來看，大概可以猜想這個文章想要給普羅大眾對於歷史的感覺提出不一樣的觀點。果不其然，也就是這樣子的文章。可見，題目對於文章的內容和走向，扮演了很重要、起提示作用的角色。下面分享我的心得：

在西歐，「現代性」是一種有活力的經驗方式，對時間與空間，自我與他者，生活的潛力與危險的普同經驗，這種經驗方式是一種「短暫的、無常的生活經驗」，卻流露出一種「霸氣」。但在日本殖民下的台灣，它既是「殖民」的過程，還是由日本殖民者轉了兩次手地移植入台灣。例如，你能在台灣大學法學院、建中紅樓、台北賓館所能看到的「『仿』哥德」元素。

殖民城市如台北，日本在殖民台灣的時候，將原本坐北朝南的行政中心，轉向日出之東。原先道路的取向被重新調整，許多原先的建築物被置換。這無非是為了讓台灣脫離中國而和日本結合。

反殖民城市如台中，日本人以京都作台中都市形式塑造的範本，鴨川與白川，就是現在的綠川和柳川。它提供了反殖民政治活動的舞台，例如：台中中學，還有許許多多原住民的抗日遺址。但我們較少，也較容易忽略它們。

研究殖民建築的歷史，在於想要進行「主體性建構」，這也使得歷史是充滿破綻的歷史。

若缺乏「反省現代性」可能就很難有主體性建構，因為這可能使被殖民者(台灣人)在前殖民者(日本人)前爭取平等的能力與勇氣都沒有。另外，台灣社會內部雖不必然能夠以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來檢視漢民族與原住民的關係，但其所存在的衝突，若以「內部殖民」加以反省，又何嘗不是另一種主體性的建構。

建築、繪畫、藝術品往往能夠表現大時代的外在環境，但是建築不像繪畫和藝術品那般，能夠輕易地被移動和複製。全世界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建築，都在各個不屬於自己母文化的土地上蓋起建築物，當代建築似乎也預示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

「要有人死亡，才能對比、映襯出另外一個人生命的意義」，我們似乎都為人而活，而很少為自己而活。更多時候，女生為男生而活；或者，男生需要女生才能生活。剛剛看了《時時刻刻》(The Hours)，和大家分享心得：

男生很容易就可以討女生歡心。在一九二三年時，維吉妮雅吳爾芙被先生和醫生鑑定為患有精神疾病，於是先生從倫敦搬到鄉下給妻子養病。然而，妻子喜歡都市的生活，向先生吵著要搬回倫敦，先生答應妻子後，維吉妮雅就屈服了；在一九四九年的時候，蘿拉布朗原本要自殺，後來為了小孩、為了先生，仍活下來了。小孩只要說一聲「媽媽，我愛你」，媽媽似乎也能夠釋懷了；二○○一年時，克勞麗莎為了深愛、摰愛卻病痛、愛滋病纏身的前男友舉辦了派對，只要男主角在派對現身，就足以讓克勞麗莎高興好一陣子了！男生討女生歡心是多麼容易辦到的事情！

在不同時間、不同人身上進行了好像一樣的事。其中，「辦派對」似乎是和我國國情不一樣的。中國人喜歡熱鬧，最熱鬧的時候大概就是結婚或祝壽的時候。但平常生活中，似乎少了一點西方社會隨時能夠「辦派對」的名目。我和老爸也覺得辦派對很有趣，可以想一些菜單、飲料、音樂啥的，而且是相當令人興奮的事。

男生為自己活，天經地義；女生為自己活，被鑑定為神經病；女生為男生活，自己成了神經病；男生為女生活，………。不管男生女生，都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因為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不管為自己活或為別人活，都是可以很有趣、很有意思的人生。

前天，剛剛也看了中國大陸人民代表之一，池莉，在香港國際書展時的演講，主題是「語言」。他說，我們對國外知名作家的作品瞭若指掌，因為它們具有基於基督教的普世價值，如寬恕、愛…等。華人作品卻少有能夠成為人們所共同記憶的東西，如果有一部最接近的作品，那大概就是金庸的小說了，因為它奠基在中華文化的仁、義、道、德…等。同時，池莉這個既是醫生也是作家的角色也提醒我們，他從基因遺傳的角度來看，男性的確負責了人類遺傳的特徵，這是女性所做不到的。我想這不會只是中華文化的陰影，更多的是貼近了男生和女生本來就註定的業力。

池莉於2011年香港書展的講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