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社會中，信任與合作是維持組織運作與社會穩定的基石。然而，這些社會行為的形成與影響因素卻仍然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為了理解工作場所組織對合作規範的影響，Uri Gneezy、Andreas Leibbrandt和John A. List進行了一項別開生面的研究，將目光投向巴西兩個獨特的漁民社區：一個在海邊，漁民需要團隊合作；另一個在湖邊，漁民則獨自作業。

這篇名為《Ode to the Sea: Workplace Organizations and Norms of Cooperation》的研究，通過多種經濟實驗，如信任遊戲、最後通牒遊戲、捐贈遊戲和公共物品遊戲，來比較這兩個社區的行為差異。結果顯示，海邊漁民表現出更高的信任度和合作意願，這表明工作場所的組織方式在塑造社會規範和促進親社會行為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透過這項研究，我們不僅能夠更深入地了解信任與合作的內在機制，還能為企業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寶貴的見解，幫助他們在組織設計中促進更高效的合作和更穩定的社會關係。無論是研究者還是實務工作者，這篇文章都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來審視工作環境對人類行為的深遠影響。

巴西兩個獨特的漁民社區介紹

在這項研究中，作者選擇了巴西的兩個傳統漁民社區進行比較，這兩個社區在地理位置和捕魚方式上存在顯著差異。這些差異成為研究工作場所組織對合作規範影響的理想場景。

海邊漁民社區

第一個社區位於海邊，這裡的漁民主要依賴團隊合作來進行捕魚。由於海洋環境的挑戰，如波浪和洋流，再加上較大的魚類捕獲物，漁民需要使用重型和長距離的漁具，這些漁具必須由多個人共同操作。因此，海邊漁民通常以2到8人的團隊形式工作，他們在同一艘船上協同作業，共同設置和收集漁網。

團隊合作在海邊漁民的工作中至關重要，因為這樣可以提高捕魚效率，增加捕獲量並確保安全。由於捕魚成果取決於整個團隊的努力，這種環境自然促進了合作和協調，漁民們必須學會相互信任和依賴，以達成共同目標。

湖邊漁民社區

第二個社區位於鄰近的一個湖邊，這裡的漁民則主要進行個人作業。湖泊的生態環境相對平靜，漁民可以使用輕便的小船和簡單的漁具進行捕魚，這使得個人捕魚成為可能且高效。湖邊漁民不需要依賴他人來完成捕魚任務，他們獨自出航，捕獲較小和輕便的魚類，捕魚活動完全由個人掌控。

由於捕魚不需要團隊合作，湖邊漁民的工作方式更獨立，這也導致了他們在信任和合作方面的行為表現可能與海邊漁民有所不同。

經濟實驗

在這篇研究中，作者使用了多種經濟實驗來測量漁民的行為，包括信任遊戲、最後通牒遊戲、捐贈遊戲和公共物品遊戲。以下是每個實驗的簡要介紹：

信任遊戲 (Trust Game)

信任遊戲旨在測量信任和信任回報。參與者被隨機分配為「信任者」或「受託者」，雙方都會得到5點初始積分。信任者首先決定將多少積分（0到5點）送給受託者，實驗者將這些積分三倍返還給受託者。然後，受託者決定將多少積分返還給信任者。這個遊戲測量信任者對受託者的信任程度以及受託者的信任回報程度。

最後通牒遊戲 (Ultimatum Game)

最後通牒遊戲測量公平性和報復心態。參與者被分配為「提議者」或「回應者」，提議者得到10點積分，並決定將這些積分如何在自己和回應者之間分配。回應者在不知道具體提議的情況下，設置一個最小可接受的提議。如果提議低於這個數值，雙方都將得到0點積分；如果提議等於或高於這個數值，則提議生效，雙方按提議分配積分。

捐贈遊戲 (Donation Game)

捐贈遊戲測量對外界的親社會行為。參與者每人得到10點積分，然後決定將多少積分捐贈給一個孤兒院。這個遊戲用來測量參與者對於陌生人和外部社會的捐贈行為。

公共物品遊戲 (Public Goods Game)

公共物品遊戲測量團隊合作和公共利益的貢獻。參與者被分成三人一組，每人得到10點積分，並決定將多少積分投入到團隊賬戶中。每個積分對團隊成員的收益增加0.5點積分，但對自己而言，投入公共賬戶的積分是無收益的。因此，這個遊戲衡量個人是否願意犧牲自己的積分來增加團隊的總收益。

協調遊戲 (Stag-Hunt Game)

協調遊戲測量參與者在面對協調風險時的行為。參與者可以選擇「捕獵雄鹿」或「捕獵野兔」。如果兩位參與者都選擇捕獵雄鹿，則每人獲得10點積分；如果一方選擇捕獵雄鹿而另一方選擇捕獵野兔，選擇雄鹿的一方得0點，選擇野兔的一方得7點。選擇野兔的一方無論對方的選擇如何，都能得到7點積分。這個遊戲展示了在面臨風險時，參與者是否願意進行高風險、高回報的合作。

投資遊戲 (Investment Game)

投資遊戲測量參與者的風險偏好。參與者需要決定在10點積分中投入多少參與一個贏得2.5倍收益的賭局，這個賭局有50%的贏得概率。這個簡單的實驗用來衡量參與者的風險承受能力，並檢驗其風險偏好是否會影響其在信任和協調實驗中的行為。

這些經濟實驗共同提供了對漁民行為的多角度觀察，從而有助於了解不同工作場所組織下的合作規範和信任水平。

研究通過一系列經濟實驗對巴西兩個漁民社區的行為進行了詳細分析，結果顯示出顯著的差異，並支持了作者關於工作場所組織影響合作規範的假設。以下是實驗的主要發現：

實驗結果

信任遊戲（Trust Game）

• 信任程度：海邊漁民在信任遊戲中展示了更高的信任度。他們平均將40%的初始積分送給受託者，而湖邊漁民只送出28.7%。
• 信任回報：海邊漁民的回報率也較高，平均回報43.5%的積分，而湖邊漁民的回報率為32.6%。

最後通牒遊戲（Ultimatum Game）

• 提議者行為：海邊漁民提供的分配提議更公平，平均分配39.8%的積分給回應者，而湖邊漁民的平均提議僅為27.9%。
• 回應者行為：兩個社區的回應者在設置最低可接受提議時沒有顯著差異，海邊漁民的最低可接受提議為12.9%，湖邊漁民為14%。

捐贈遊戲（Donation Game）

• 捐贈行為：海邊漁民在捐贈遊戲中表現出更強的親社會行為，他們平均捐出45.7%的積分，而湖邊漁民捐出38.3%。

公共物品遊戲（Public Goods Game）

• 公共貢獻：在公共物品遊戲中，海邊漁民的貢獻率為41.8%，顯著高於湖邊漁民的35.4%。

協調遊戲（Stag-Hunt Game）

• 協調行為：海邊漁民更傾向於選擇高風險高回報的合作選項（即「捕獵雄鹿」），選擇比例為50%，而湖邊漁民的比例為31.9%。

綜合結果

這些結果表明，工作場所的組織方式對漁民的信任、合作和協調行為有顯著影響。具體來說，依賴團隊合作的海邊漁民比獨自作業的湖邊漁民表現出更高的信任度和合作意願。這支持了作者的假設，即工作環境中的團隊活動有助於內化合作規範，並在更廣泛的社會行為中體現出來。

此外，研究還排除了選擇效應的影響，確定了行為差異主要來自工作場所的組織方式，而不是個人選擇進入或離開特定社區的結果。這一發現為理解不同社會中的合作規範提供了新的見解，並對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在設計組織結構以促進合作方面提供了實踐指導。

總結

這兩個漁民社區因地理和生態環境的不同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工作場所組織模式。一個依賴團隊合作，另一個強調個人獨立作業。這種差異為研究提供了天然的實驗場景，讓我們能夠深入探討工作場所組織對信任、合作和社會規範的影響。

Gneezy, U., Leibbrandt, A., & List, J. A. (2014). Ode to the sea: Workplace organizations and norms of cooper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2023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ttp://www.nber.org/papers/w20234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理解和掌握比較優勢的來源已成為企業和經濟學家不可或缺的課題。傳統上，經濟學理論認為比較優勢主要由物質和人力資本的豐度所決定。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制度質量和社會因素，如人際信任，也在塑造比較優勢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本文《信任、公司組織與比較優勢模式》正是探討了這一新興視角。

由義大利銀行的Federico Cingano和博科尼大學的Paolo Pinotti所撰寫的這篇文章，深入分析了信任如何影響公司內部決策和任務的委派，進而促進生產力的提升。研究發現，高信任的地區和國家在需要大量委派的行業中表現更為優異，顯示出較高的附加值和出口份額。這種影響主要源於公司規模的擴大，即企業能夠超越家庭和朋友的範圍，吸納更多的資源和人才，形成更具競爭力的生產單位。

文章指出，信任在塑造比較優勢模式方面的重要性，不亞於人力或物質資本，甚至有時超過了傳統的制度質量。這意味著，培養和提升社會信任度，可能是促進經濟增長和企業發展的新關鍵。本文將帶領讀者走進信任如何改變經濟格局的探索之旅，揭示這一社會資本在現代經濟中的隱藏力量。

需要大量委派的行業

需要大量委派的行業通常涉及複雜的生產過程和多層級的管理結構，這些行業的特徵是需要多樣化的專業知識和技能來完成不同的任務和決策。根據《信任、公司組織與比較優勢模式》一文，以下是一些典型的需要大量委派的行業：

1. 機械設備製造業：這個行業涉及設計、製造和組裝複雜的機械設備，通常需要多個部門協同工作，包括研發、製造、質量控制和售後服務等。
2. 電子及光學設備製造業：電子產品的生產過程涉及精密的技術和多樣化的組件，需要在設計、生產和測試等多個環節進行專業分工。
3. 化學製造業：化學製品的生產往往涉及複雜的化學反應和嚴格的安全標準，需要專業的知識和技能來管理生產流程和確保產品質量。
4. 運輸設備製造業：包括汽車、飛機和船舶製造，這些行業需要在設計、工程、製造和測試等多個方面進行專業化管理和協調。
5. 信息技術及軟件開發業：IT和軟件開發需要團隊合作，涉及設計、編程、測試和部署等多個階段，每個階段都需要高度的專業知識和技能。
6. 醫療設備製造業：生產醫療設備需要遵循嚴格的安全和質量標準，涉及研發、製造、質量控制和合規等多個部門的協同工作。

這些行業的共同特點是，生產過程和管理結構的複雜性使得單一決策層難以有效處理所有事務，因此需要將決策和任務委派給不同層級的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以提高效率和生產力。信任在這些行業中尤為重要，因為它有助於降低內部交易成本，促進更高效的決策和任務分配。

傳統的制度質量

傳統的制度質量指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法律和治理機制方面的整體有效性和可靠性。這些制度質量對於維護社會秩序、促進經濟發展和保障公民權益至關重要。具體來說，傳統的制度質量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 法治：法律體系的健全性和公正性，法律在全社會範圍內得到公平、一致的應用，確保沒有任何個人或團體能夠凌駕於法律之上。
2. 司法獨立：司法機構不受政治或其他外部勢力的干預，能夠公正、獨立地裁決各類案件，維護法律的尊嚴和公平。
3. 政府效率：政府機構的運作效率，包括政策制定和執行的透明度和一致性，以及官僚體系的效率和廉潔程度。
4. 反腐敗：有效的反腐敗措施和機制，確保政府和企業運作的透明度和廉潔性，減少貪污腐敗行為對社會和經濟的負面影響。
5. 財產權保護：法律對財產權的保障，包括對私人財產、知識產權等各類財產的保護，確保財產所有者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
6. 契約執行：如前述，有效的合同執行機制，確保商業合同和協議能夠得到履行和執行，減少交易中的風險和不確定性。
7. 政治穩定性：政治體系的穩定性和可預見性，包括政府更替的和平過渡和政局的穩定，這有助於營造有利於長期投資和經濟發展的環境。
8. 民主和參與：公民參與政治決策的機制，包括自由和公平的選舉、言論和新聞自由等，這些機制能夠增強政府的問責性和政策的代表性。

這些制度質量的高低直接影響到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表現和社會發展。高質量的制度能夠提供穩定、公正的運作環境，吸引國內外投資，促進經濟增長和創新，並增強公民對政府和法律的信任。相反，低質量的制度往往導致經濟效率低下、腐敗猖獗、社會不公，進而阻礙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合同執行能力

較好的合同執行能力指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確保合同條款得到遵守和執行方面的效率和可靠性。這包括法律體系和司法機構能夠有效地解決合同糾紛，保護合同各方的權益，並確保經濟交易的可預見性和安全性。以下是較好的合同執行能力的一些具體指標：

1. 高效的司法系統：法院能夠迅速、公正地處理合同糾紛，並在合理的時間內作出裁決，避免因案件積壓而導致的拖延。
2. 完善的法律框架：法律體系完善，涵蓋各種合同類型和交易情況，提供明確的法律依據，幫助合同各方理解和遵守合同條款。
3. 專業的法律服務：有大量專業的律師和法律顧問，可以為企業和個人提供合同相關的法律建議和服務，確保合同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4. 有效的執法機制：執法機構能夠有效地執行法院的裁決，確保合同一方在違約時能夠依法受到處罰，並且違約方的財產可以被追繳以補償受害方的損失。
5. 透明和可預見的程序：法律程序透明、公正，參與者可以預見訴訟的結果和時間表，減少不確定性和風險。
6. 合同執行成本低：解決合同糾紛的成本（包括時間和金錢）較低，使得各方更願意依賴法律途徑來解決問題，而不是訴諸非法手段。

具備較好合同執行能力的地區能夠為企業提供一個穩定、安全的交易環境，減少因合同糾紛帶來的風險和損失，從而促進經濟活動的健康發展。這種能力在高度依賴合同交易的行業中尤其重要，例如金融服務、製造業、國際貿易等。有效的合同執行能力不僅能增強市場信心，還能吸引更多的投資，促進經濟增長。

啟示

《信任、公司組織與比較優勢模式》這篇文章提供了多方面的啟示，對企業管理、經濟政策制定者以及學術界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以下是文章的幾個主要啟示：

1. 信任的重要性：
   • 企業內部管理：高信任環境能促進企業內部決策和任務的有效委派，降低內部交易成本，提升生產效率。企業應重視建立和維護內部的信任文化，這對於提高管理效率和員工合作至關重要。
   • 組織擴展：信任可以幫助企業超越家族和朋友的範圍，吸引更多的專業人才和資源，有助於企業規模的擴大和市場競爭力的提升。
2. 經濟政策制定：
   • 制度建設：政策制定者應重視提高社會信任度，通過建立公平透明的法律和制度，增強公民和企業對政府和社會制度的信任，從而促進經濟發展。
   • 信任與經濟發展：信任不亞於傳統的人力和物質資本，是塑造比較優勢的重要因素。因此，提高社會整體信任水平可以成為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之一。
3. 行業與區域發展：
   • 比較優勢：高信任地區和國家在需要大量委派的行業中表現更為優越。這啟示企業在選擇投資地點和發展行業時，可以考慮當地的信任水平和社會資本狀況。
   • 區域發展策略：對於信任水平較低的地區，提升信任度可以作為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策略，幫助這些地區吸引投資、擴大企業規模、提高生產力。
4. 比較優勢新視角：
   • 超越傳統資本：信任作為一種無形的社會資本，其在塑造比較優勢中的作用不亞於傳統的物質和人力資本。這提示學術界和企業管理者在研究和實踐中，應更加重視信任和其他社會資本的作用。

總之，這篇文章強調了信任在現代經濟和企業運作中的關鍵角色，為企業管理、政策制定和學術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啟示。

Cingano, F., & Pinotti, P. (2015). Trust, firm organiz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Bank of Italy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在現代商業世界中，信任與可信度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無論是跨國企業的CEO，還是初創公司的創業者，都需要在交易中建立和維持這些關鍵因素。然而，如何在激勵措施和懲罰機制中平衡信任與控制，卻是一個複雜的問題。Ernst Fehr和John A. List在他們的研究《The Hidden Costs and Returns of Incentives: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among CEOs》中，深入探討了這一課題。他們通過實驗，對比了CEO和學生在面對信任情境下的行為反應，揭示了激勵措施背後隱藏的成本與回報。這篇研究不僅為我們理解企業領袖如何應對信任挑戰提供了寶貴的見解，也對我們在設計和實施激勵機制時，如何兼顧效率與信任提出了新的思考。接下來，讓我們一起深入探討這篇研究的核心發現，了解信任與激勵之間的微妙關係。

實驗

在這篇研究中，Ernst Fehr和John A. List設計了一個實驗來探討信任與可信度，並對比了CEO與學生在這方面的行為。實驗分為兩個主要部分：信任條件（Trust condition）和帶有懲罰的信任條件（Trust with Punishment, TWP condition）。

實驗對象

實驗對象包括來自咖啡加工行業的76名CEO，以及來自哥斯大黎加大學的126名學生。每位參與者都被隨機分配為兩個角色之一：決策者（principal，Actor 1）或代理人（agent，Actor 2）。

實驗流程

1. 初始設置：
   • 每位參與者都獲得10個實驗貨幣單位（稱為“shanks”）。
2. 信任條件（Trust condition）：
   • 決策者可以將0至10個貨幣單位轉移給代理人，轉移的金額會被三倍放大給代理人。例如，如果決策者轉移了5個單位，代理人會收到15個單位。
   • 決策者還需要提出一個“期望回饋額”（desired back-transfer），這是他希望代理人返還的金額，但這個數額對實驗沒有強制力。
   • 接著，代理人在獲知決策者的轉移金額及期望回饋額後，決定實際返還給決策者的金額。
3. 帶有懲罰的信任條件（TWP condition）：
   • 除了信任條件中的設置外，決策者還可以選擇實施一個固定罰款（4個單位），如果代理人的實際回饋低於期望回饋額，罰款將會被執行。
   • 代理人在知道決策者的轉移金額、期望回饋額及是否有罰款的情況下，決定返還金額。

實驗假設

• 在信任條件中，如果代理人是完全自利的，他們將不會返還任何金額，預期結果是決策者不會轉移任何金額。
• 在帶有懲罰的條件下，自利的代理人會因為懲罰威脅而返還至少期望回饋額，從而使決策者有動機轉移更多金額。

觀察與結果

研究者觀察了決策者和代理人在不同條件下的行為，並分析了各自的轉移金額、期望回饋額和實際回饋額。實驗結果顯示，CEO在面對信任情境時，比學生展現出更多的信任和可信度；而在懲罰威脅下，未使用懲罰的情況下，代理人的回饋反而更多。

這項研究透過精心設計的實驗，揭示了信任與激勵措施之間的微妙關係，並對實際管理和經濟政策提供了重要的見解。

研究啟示

這篇由Ernst Fehr和John A. List所作的研究《The Hidden Costs and Returns of Incentives: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among CEOs》不僅提供了對信任與激勵之間關係的深刻見解，還對實際管理和經濟政策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啟示。

1. 管理實踐中的信任建設

研究發現，當決策者（特別是CEO）選擇不使用懲罰威脅時，會顯著提高代理人的可信度和回饋行為。這意味著在企業管理中，過度依賴懲罰性措施可能適得其反，反而會削弱員工的信任感和合作意願。管理者應該更多地依賴信任和鼓勵，創造一個更具支持性的工作環境，以增強員工的積極性和忠誠度。

2. 激勵措施的設計

研究揭示了激勵措施中的“隱藏成本”和“隱藏回報”。具體來說，懲罰性激勵措施可能會導致信任的降低和不利行為的增加，而非懲罰性激勵則可能會增強信任與合作。因此，在設計激勵措施時，企業應該考慮非物質性的激勵因素，如信任、尊重和自主性，這些因素能夠更有效地促進積極的行為和高效的合作。

3. 高層管理者的行為模型

研究表明，CEO在信任與可信度方面的表現優於學生，這提示在挑選和培養高層管理者時，應重視其在信任建設和關係管理方面的能力。企業應該在領導力發展計劃中強調信任建設的培訓，並鼓勵管理者採取透明和誠實的溝通方式，以促進組織內部的信任文化。

4. 政策制定與經濟發展

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這項研究支持了信任作為經濟發展關鍵要素的觀點。政策制定者應該考慮如何通過立法和政策來促進社會信任，包括加強法律框架以保護交易中的誠信行為，並鼓勵企業間建立長期合作關係。高信任度的經濟環境將有助於提高整體經濟效率和社會福祉。

5. 教育與培訓的重點

最後，對於教育機構和培訓機構而言，這項研究強調了在商業教育中引入信任與倫理課程的重要性。培養學生的信任意識和道德判斷能力，將有助於未來商業領袖在實踐中更好地應對複雜的信任挑戰，並在其職業生涯中推動更健康的商業實踐。

總之，這篇研究不僅豐富了我們對信任與激勵措施互動方式的理解，還為企業管理、政策制定和教育培訓提供了寶貴的實踐指導。

Fehr, E., & List, J. A. (2002). The hidden costs and returns of incentives: Trust and trustworthiness among CEOs. Working paper / Institute for Empirical Research in Economics, 134. University of Zurich. https://doi.org/10.3929/ethz-a-004456047

在現代教育的洪流中，教師的專業發展不僅僅是自我提升的關鍵，更是教學品質的基石。每一位教師，特別是語言教師，都面臨著不斷變化的教育環境和學生需求。那麼，什麼驅動著他們在職業生涯中持續學習和進步？《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最新發表的一篇研究由Graz大學的Sarah Mercer和波茲南亞當·密茨凱維奇大學的Mirosław Pawlak共同撰寫，深入探討了語言教師的專業好奇心（Language Teacher Professional Curiosity, LTPC）及其對專業發展的影響。本文揭示了語言教師如何通過好奇心驅動自我發展，並提出了一個初步的循環過程模型來解釋這一現象。本文不僅提供了深刻的理論見解，還為實際教學提供了寶貴的啟示，讓我們一起探索這些引人入勝的發現吧！

語言教師的專業好奇心（LTPC）

語言教師的專業好奇心（Language Teacher Professional Curiosity, LTPC）是指語言教師在職業生涯中對新知識、新教學方法和學生需求的持續興趣和探索願望。這種好奇心不僅促使教師主動尋求專業發展機會，如參加研討會、進行教學研究或與同事交流，還激勵他們在日常教學中不斷嘗試新的方法和工具，以提高教學效果和學生參與度。

研究發現，LTPC是一個動態且個性化的過程，受到教師的個人特質、職業動機、自主性和工作環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教師的好奇心可以分為作為人格特質的好奇心和需要被滿足的狀態好奇心。前者是指教師在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開放態度和學習興趣，後者則是在特定情境下被觸發的對某一具體問題或主題的探索慾望。

通過深入訪談奧地利和波蘭的語言教師，研究揭示了他們在面對不同職業階段和環境時，如何表現出好奇心驅動的行為。這些行為包括尋找新的教學資源、反思教學實踐、參與專業發展活動等。這些好奇心驅動的行為不僅提升了教師的專業技能，也增強了他們的職業滿意度和工作幸福感。

研究方法

這篇研究通過對奧地利和波蘭的語言教師進行深入訪談，探討了語言教師的專業好奇心（LTPC）及其對專業發展的影響。具體研究方法如下：

1. 研究對象：
   • 研究對象為來自奧地利和波蘭的12位中學語言教師。這些教師通過研究者的專業聯繫網絡被邀請參加研究，並自願提供數據。
   • 教師背景各異，包括教學經驗、教學科目和參與的額外活動等。例如，一些教師除了教學外，還參與設計測驗、編寫教材、進行教師培訓等。
2. 數據收集：
   • 使用半結構式訪談進行數據收集。訪談問題包括教師的背景、教學經驗、對專業發展的態度和經歷、自我和興趣表現以及好奇心表現等。
   • 訪談以英語進行，因為所有參與者都具備較高的英語水平（至少C1級）。
   • 訪談通過線上進行，時長介於31分鐘至69分鐘之間，並生成了總計125,084字的轉錄文本。
   • 訪談過程中錄音並轉錄，確保數據的準確性和完整性。在數據收集之前，參與者被告知研究目標，並保證其回應的匿名性，簽署同意書。
3. 數據分析：
   • 研究者首先對所有數據進行仔細閱讀，並在共享文件中添加批註和反思備忘錄。這些備忘錄記錄了研究者對數據的初步觀察和反思。
   • 然後，研究者對數據進行初步編碼，生成初步代碼列表，並通過討論進一步細化代碼和分析主題，確保雙重研究者視角的反映。
   • 最後，通過進一步編碼和分組，生成了最終的55個核心代碼，涵蓋了情感、信念、動機、時間和地點的動態變化、關鍵事件、心態、學習者、學校和幸福感等主要主題。

這種綜合的質性方法使研究者能夠深入了解語言教師的專業好奇心及其行為表現，並提出了初步的LTPC循環過程模型。這一模型展示了好奇心、動機、自主性、能動性和社會背景之間的相互作用，為未來的研究和教育實踐提供了寶貴的見解。

兩種好奇心

在語言教師專業發展的研究中，研究者區分了兩種主要的好奇心類型：人格特質的好奇心和需要被滿足的狀態好奇心。

人格特質的好奇心

人格特質的好奇心是指個人天生具有的持久性特徵，反映了他們在生活中對新事物的興趣和探索欲望。這種好奇心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廣泛的學習興趣：擁有這種好奇心的教師通常對多種主題感興趣，不僅限於其專業領域。他們常常參與各種學習活動，如閱讀、旅行、參加研討會等。
2. 開放性和適應性：這些教師對新的經驗和挑戰持開放態度，願意嘗試不同的教學方法和工具，以改進教學效果。
3. 持續的自我提升：他們認為自己是“終身學習者”，不斷尋求自我成長和專業發展的機會。

例如，在研究中，教師安娜表示她在多個領域持續學習新技能，樂於挑戰自己的舒適區，這反映了她具有高度的好奇心和開放性。

需要被滿足的狀態好奇心

狀態好奇心是指在特定情境下被觸發的短暫性興趣或探索欲望。這種好奇心具有以下特徵：

1. 特定問題導向：教師在面臨具體的教學挑戰或問題時，會產生強烈的探索欲望，試圖找到解決方案。例如，當教師發現學生在某一領域表現不佳時，他們會深入研究原因並尋求改進方法。
2. 動機驅動行為：這種好奇心驅使教師採取具體行動，如尋找新教材、嘗試新教學法、參與專業發展活動等，以滿足其探索需求。
3. 情境依賴性：狀態好奇心往往受當前情境的影響，例如學生的反饋、教學環境的變化等。

研究中，教師露西亞描述了她對學生作業結果的好奇心，即使多年教學後，她仍然熱衷於查看學生的作業，這種情境特定的好奇心促使她不斷改進教學策略。

總結

人格特質的好奇心和狀態好奇心共同作用，驅動語言教師在專業發展中的持續學習和創新。理解這兩種好奇心及其影響，有助於設計更有效的專業發展計劃，支持教師的職業成長和教學質量提升。

Mercer, S., & Pawlak, M. (2024). Language teacher professional curiosity: Understanding the drive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https://doi.org/10.14746/ssllt.39293

在學習第二外語的過程中，你是否曾經好奇過，為什麼我們對某些語言有著更強的學習動力和熱情？《英語外語課堂與其他語言課堂中的愉悅、焦慮及態度/動機是否不同？》這篇研究正好解答了這個疑問。由Jean-Marc Dewaele和Kazuya Saito所撰寫，這項研究探索了學習英語與學習其他語言（如德語、西班牙語和法語）之間的情感和動機差異。研究發現，即使英語在全球擁有較高的地位和聲望，學習者在非英語課堂中反而報告了更高的學習愉悅度（FLE）。這項發現挑戰了我們對語言學習動機的傳統看法，揭示了學習環境和個人情感在語言學習中的重要性。跟隨我們一起深入探討這項研究，了解更多有趣的發現和啟示吧！

學習愉悅（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FLE）

在語言學習的旅程中，我們常常會談論學習的挑戰和壓力，但你是否注意到學習過程中的愉悅感（FLE）呢？學習愉悅（Foreign Language Enjoyment, FLE）是一種積極的情感體驗，指的是學習者在外語課堂中感受到的快樂、滿足和成就感。這種情感不僅能增強學習動力，還能提升學習效果。

FLE的概念由Dewaele和MacIntyre在2014年首次提出，旨在捕捉語言學習過程中的正面情感。他們將FLE定義為一種複雜的情感，包含了挑戰和自我能力感的互動，這反映了人們在面對困難任務時追求成功的內在人性驅動。與瞬間的愉悅不同，FLE是一種更持久和深層次的滿足感。

研究顯示，FLE與學習者的語言水平、年齡、性別以及多語背景都有關聯。例如，熟悉多種語言、認為自己在外語學習中表現優秀且在課堂中位居前列的學習者，通常報告的FLE水平較高。此外，女性學習者報告的FLE水平通常也高於男性。

理解並提升FLE對於語言教師來說尤為重要。研究發現，教師的行為、課堂氛圍以及同儕互動都是影響FLE的重要因素。通過創造一個支持性和互動性強的學習環境，教師可以有效地提升學生的FLE，進而促進更積極的學習體驗和成果。

學習愉悅不僅僅是學習過程中的一抹亮色，更是驅動我們持續學習和追求進步的重要力量。通過關注和培養FLE，我們可以讓語言學習變得更加有趣和充實。

研究

這項研究由Jean-Marc Dewaele和Kazuya Saito主導，旨在探討學習英語與其他語言（如德語、西班牙語和法語）之間的情感和動機差異。研究的具體方法如下：

研究對象

參與者為360名科威特一所英語系大學的學生，這些學生分別修讀英語、德語、西班牙語和法語課程。參與者的年齡平均為20歲，其中大多數為女性（280名女性，75名男性，5名未報告性別）。所有參與者的母語皆為阿拉伯語，且平均會說2.71種語言。

研究方法

資料收集

研究資料通過在線問卷在2019年第一學期內四次收集。問卷設計使用LimeSurvey平台，參與者在各自的語言課堂中完成問卷。問卷內容包括參與者的社會生物和語言背景，以及學習愉悅（FLE）、外語課堂焦慮（FLCA）和態度/動機的測量。

測量工具

1. 學習愉悅（FLE）：使用Botes等（2021）開發的9項短FLE量表，該量表涵蓋了個人愉悅（FLE personal）、社交愉悅（FLE social）和對教師的愉悅（FLE teacher）三個子維度。參與者需在5點李克特量表上對各項目進行評分。
2. 外語課堂焦慮（FLCA）：採用Botes等（2022）開發並驗證的8項短FLCA量表（S-FLCAS），該量表測量與社交焦慮、緊張和缺乏自信相關的症狀。
3. 態度/動機：使用改編自Gardner的迷你態度/動機測試電池（mini-AMTB），包括對學習情境的態度、整合導向和工具性導向三個子維度。問卷項目由7點李克特量表改為5點李克特量表。

資料分析

• 內部一致性：各量表在四個時間點（T1, T2, T3, T4）的內部一致性均經過檢驗，結果顯示內部一致性均達到較高水平。
• 正態分佈檢驗：使用Kolmogorov-Smirnov檢驗確認FLCA和態度/動機數據符合正態分佈，FLE數據接近正態分佈。
• 統計分析：採用獨立樣本t檢驗比較LOTE學習者和英語學習者之間的FLE、FLCA和態度/動機得分。皮爾森相關分析用於檢驗FLE、FLCA和態度/動機之間的相關性。

這項研究的結果顯示，LOTE學習者的學習愉悅高於英語學習者，但態度/動機較低，兩組學習者的外語課堂焦慮則無顯著差異。這些發現為語言學習中的情感和動機提供了新的視角，揭示了語言學習過程中的複雜性和多樣性。

Dewaele, J.-M., & Saito, K. (2024). Are enjoyment, anxiety and attitudes/motivation different in English foreign language classes compared to LOTE classe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14(1), 171-191. https://doi.org/10.14746/ssllt.42376

在教育界，如何有效激勵教師提升學生的學業成績一直是熱門話題。儘管過去許多嘗試以財務獎勵來激勵教師，效果卻不盡如人意。然而，一篇來自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Roland G. Fryer Jr.等人於2012年發表的研究指出，通過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來設計教師激勵措施，可能是突破這一困境的關鍵。

什麼是損失規避？

損失規避是行為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由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在1979年首次提出。這一理論指出，人們對於損失的感受通常比獲得的感受更為強烈。簡而言之，失去100元的痛苦遠大於獲得100元的喜悅。因此，當人們面臨潛在損失時，往往會更加努力去避免損失，而不是為了獲得相同的收益而努力。

研究設計與方法

Fryer等人的研究在芝加哥高地（Chicago Heights）的九所學校進行，參與的教師被隨機分為不同的激勵組和對照組。研究設計了兩種主要的激勵措施：“獲得”激勵和“損失”激勵。

1. 獲得激勵：這組教師在學年結束時根據學生的成績表現獲得獎金。這是傳統的激勵方法。
2. 損失激勵：這組教師在學年開始時先獲得一筆預付款，如果學生未能達到預期的成績，他們需要返還部分或全部這筆款項。這利用了損失規避的原理，期望能夠激發教師更高的教學積極性。

在實驗中，教師的獎金基於學生在數學測試中的表現，而這些測試的結果被用來評估不同激勵措施的效果。

主要發現

結果顯示，採用損失激勵的教師能顯著提高學生的數學測試成績，提升幅度在0.201到0.398個標準差之間，相當於提高了超過一個標準差的教師質量。相比之下，傳統的獲得激勵對學生成績的影響較小且統計上不顯著。

結論

這項研究表明，通過損失規避來設計教師激勵措施可以顯著改善學生的學業成績。研究結果不僅為教育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新的視角，也提醒我們在設計激勵措施時需更加關注行為經濟學的原理。損失規避的力量，或許正是提升教育效果的關鍵。

Fryer, R. G., Jr., Levitt, S. D., List, J., & Sadoff, S. (2012). Enhancing the efficacy of teacher incentives through loss aversion: A field experiment (NBER Working Paper No. 1823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ttp://www.nber.org/papers/w18237

在現今競爭激烈的製造業中，如何提高生產力成為企業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你是否曾想過，僅僅改變獎金制度的說法就能顯著提升員工的工作效率？這聽起來像是科幻小說中的情節，但實際上，一項在中國高科技工廠進行的實驗研究證實了這一點。由Tanjim Hossain和John A. List撰寫的《The Behavioralist Visits the Factory: Increasing Productivity Using Simple Framing Manipulations》展示了行為經濟學中「框架效應」的強大力量，透過巧妙地改變激勵措施的呈現方式，他們成功地在真實的工廠環境中提升了生產力。

什麼是框架效應？

框架效應是行為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指的是人們對同一事件或選項的反應會因其呈現方式不同而有所差異。簡單來說，就是「怎麼說」比「說什麼」更為重要。舉例來說，當你告訴一個人如果他完成目標會得到獎勵（獎勵框架），和告訴他如果未完成目標會失去已獲得的獎金（懲罰框架），即便實際結果相同，人們的行為反應卻可能截然不同。這種效應根源於人類的損失厭惡心理，人們對損失的感受通常比對獲得的感受更為強烈。因此，懲罰框架往往比獎勵框架更能激發人們的行動。

中國高科技工廠的實驗研究

這項實驗研究在中國萬利達集團的南京工廠進行，該公司是一家大型高科技企業，專注於生產和分銷消費電子產品。實驗設計持續了約六個月，參與者包括工廠內的生產工人和檢查員。研究的主要目標是測試不同的激勵措施框架對員工生產力的影響。

實驗設計分為兩個主要處理方式：「獎勵框架」和「懲罰框架」。在獎勵框架下，員工被告知如果他們達到每週的生產目標，將會獲得額外的獎金；而在懲罰框架下，員工在週初會被預先告知獲得一筆獎金，但如果未能達到生產目標，則需在週末退還部分獎金。這兩種框架實際上提供相同的獎金數額，只是呈現方式不同。

實驗結果顯示，無論是個人還是團隊，獎勵和懲罰框架均能提高生產力，且懲罰框架的效果優於獎勵框架，團隊生產力增加約1%。此外，研究發現這些效應在整個實驗期間持續存在，並未隨時間減弱。更有趣的是，團隊對懲罰框架的反應比個人更強烈，顯示行為偏差在團隊中的影響更大。同時，這種提高的生產力並未伴隨產品質量的下降，產品缺陷率沒有顯著變化。

這項研究表明，行為經濟學中的框架效應在真實工廠環境中具有顯著的應用價值。簡單的框架操縱能以低成本顯著提高生產力，對企業的長期經濟增長有積極影響。透過這項實驗，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如何在工作場所中應用行為經濟學的洞見來提升效能。

Hossain, T., & List, J. A. (2009). The behaviorist visits the factory: Increasing productivity using simple framing manipula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No. 1562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ttp://www.nber.org/papers/w15623

你是否聽說過「霍桑效應」？這個影響社會科學研究超過七十年的名詞，源自於1920年代在芝加哥郊外的霍桑工廠進行的一系列實驗。據說，無論光線如何改變，工人的生產力都會提升。然而，這些實驗的數據長期以來從未被正式分析，甚至一度被認為遺失。近日，經濟學家Steven D. Levitt和John A. List重新發掘並分析了這些珍貴的原始數據，結果顯示，現有文獻中對於霍桑效應的描述可能並不準確。我們將帶你深入了解這個研究如何挑戰傳統觀點，揭示霍桑效應背後的真相。

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

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是指當人們知道自己正在被觀察或研究時，他們的行為或表現會發生變化，通常是改善。這個現象是以1920年代在美國伊利諾伊州芝加哥郊區的霍桑工廠（Hawthorne Works）進行的一系列研究命名的。

霍桑工廠研究的背景

1924年，西方電氣公司（Western Electric Company）與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合作，開始在霍桑工廠進行一系列實驗，最初目的是研究照明對工人生產力的影響。實驗發現，不管是增加還是減少照明強度，工人的生產力都會提高。這一發現引發了後續更多的實驗，旨在了解其他因素如休息時間、工作時間長短等對生產力的影響。

霍桑效應的影響

霍桑效應的核心觀點是，當工人知道自己被研究人員觀察時，他們的工作表現會改善，無論實際的實驗條件如何變化。這個發現深刻影響了社會科學和行為科學的研究方法，促使研究者在設計實驗時更加注意控制被試者的知覺和期望。

霍桑效應也影響了管理學和工業心理學，強調了人際關係和工作環境對員工生產力的重要性。它促使管理者更加重視員工的心理和社會需求，而不僅僅是物質條件。

重新檢視霍桑效應

儘管霍桑效應在社會科學研究中佔有重要地位，但後續研究對其真實性提出了質疑。Steven D. Levitt和John A. List近期的研究重新分析了霍桑工廠的原始數據，發現現有文獻中對霍桑效應的描述可能並不準確。他們的研究指出，霍桑效應的存在及其影響可能比以前認為的更加微妙，需要進一步的實證研究來驗證。

霍桑效應提醒我們，觀察和研究本身會影響被研究對象的行為，這對於設計科學實驗和解讀實驗結果具有重要意義。

Steven D. Levitt和John A. List在他們的研究中詳細分析了霍桑工廠的原始照明實驗數據，並指出這些數據並沒有提供系統性證據支持霍桑效應，即生產力並沒有隨著照明改變而顯著上升。以下是他們如何說明這一點的幾個關鍵方面：

1. 原始數據的重新發現與分析

研究者找到了原本被認為遺失的原始照明實驗數據，這些數據保存在密爾沃基和波士頓的圖書館中。他們將這些數據整理後，進行了詳細的統計分析。

2. 數據模式的詳細檢視

Levitt和List對實驗數據進行了細緻的檢視，發現了以下幾點重要事實：

• 生產力模式相似：在實驗的第一年，三個房間的生產力變化模式非常相似，初期生產力顯著上升，但在實驗暫停後有所下降，並保持在高於基線的水準。
• 季節性變動：在後續的幾年中，僅有一個房間繼續進行照明實驗，但所有房間的生產力都顯著上升，這表明生產力的提升可能與季節性變動有關，而非實驗操作。

3. 對實驗照明變化的反應

研究者發現，雖然在實驗中光線變化時生產力略有上升，但這種提升並不顯著：

• 日常波動：他們比較了實驗光線變化日與非變化日的生產力，發現兩者在模式上的差異主要是由每週的日常波動所致，而非光線變化本身。
• 回歸模型分析：在更嚴格的回歸模型中，當控制了其他變量如天氣、週幾等因素後，光線變化對生產力的影響並不顯著。

4. 光線來源的差異

研究者進一步區分了人工光和自然光的影響，結果顯示：

• 人工光的影響較小：儘管人工光的變化對生產力有些微影響，但相比於自然光的變動，這種影響並不大，且在某些情況下，生產力對自然光的變化反應更大。

總結

Levitt和List的分析表明，霍桑工廠的照明實驗數據並沒有提供系統性證據支持霍桑效應。生產力的變化更多是由季節性和週期性因素引起，而非照明變化所致。他們強調，霍桑效應的存在及其影響程度需要在更為細緻的經濟和心理環境下進行進一步的理論和實證研究。

Levitt, S. D., & List, J. A. (2009). Was there really a Hawthorne effect at the Hawthorne plant? An analysis of the original illumination experimen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Retrieved from http://www.nber.org/papers/w15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