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Developmentalism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tic Discourse》

Malaysia Kita
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九年間,馬來西亞依族群分有三個政黨,其分別為馬來民族統一機構(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UMNO)、馬來西亞華人公會(馬華公會,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和馬來西亞印度國民大會黨(國大黨,Malaysia India Congress),這三個黨的組頭同意讓馬來西亞以伊斯蘭教為官方宗教、馬來語為官方語言、蘇丹(Sultans)作為各州領袖,並給予經濟弱勢的馬來原住民特權。

而後,在一九七○年開始,一系列的「新」政策,包括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國家文化政策(National Cultural Policy)、國家語言法案(National Language Act)和國家教育政策(National Educational Policy),確立了「優秀」馬來價值於政治體系的地位。以國家教育政策來說,從一九七一年實施以來,中學以上到大學,授課語言只能用馬來語進行。
一九九○年開始,「文化解放」以及「功利主義」興起。一九九六年,教育方案授權教育部長開放語言使用,在特定需求、目的,如數學或自然科學等科目,不再規定使用馬來語。加上大學法案(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Colleges Act)和高等教育法案(Higher Education Act),以及一九八○年代以來的雙聯學院(twinning colleges)都為大學法人化舖路。同時,這也是馬來西亞經濟自由化、快速地成長以及發展掛帥的時期。
這對個人有何影響?
關於「個人」,有三個很像的詞彙。個人主義(individulism)、作為客體的個體(individuality)和客體化、制度化、僵化的個體(individuation)。大眾消費,包括廣告、媒體、娛樂產業,特別在中產階級之間,使人成為了客體化、制度化、僵化的個體。媒體的版面可以被置入廣告,包括財經版、生活版、娛樂版等。而作為客體的個體,在展現自己的自主性、自由意識和認同時,往往是建立在自己的成就,那可能是教育或職業。然而,這並未走英國和美國文化的軌道,發展成個人主義,至少在一九九七年前還沒有。
進入後現代,對照英美的現代化理論,馬來西亞曾被歸類為「未民主」政體或在亞洲價值上發展的民主變體。簡單地說,就是群體的利益和公共財在考量順位上,仍然是優於個人的。
如果文章的亞洲價值是儒家文化,如果馬來西亞想要的是「牲犧小我,完成大我」,而不是「個人主義」,說不定馬來西亞受中華文化的影響,更甚於西方的文化。

我讀《Man, Stat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Par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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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State, and Society》有一系列的書,從東歐、中共、蘇聯到東南亞。剛剛閱讀了《Man, Stat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的第五部份,非常有意思。這個部分有三個小文章:〈Cultural Valu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Burma〉、〈Value system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apan and Thailand〉和〈Kinship and Commerce in a Thai-Lue Village〉,這些文章有一些共同的取向是其使用了在地的語言去解釋以區分這地區之外可能有相對應的詞彙,但為了避免誤解其內涵還是用當地的語言。三篇文章中,兩篇是關於佛教,兩篇是關於泰國,所以讀來格外令人歡喜。下面分享心得:

透過〈Cultural Valu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Burma〉,我們有一個認識緬甸的視角。緬甸人一般沒有經濟壓力,對於物質享受也是有限。作者認為這和其佛教信仰有關。四聖諦是「苦」、「集」、「滅」、「道」,其中苦諦中又有「生」、「老」、「病」、「死」和「求不得」苦。「求不得苦」肇因於三毒「貪」、「嗔」、「痴」的「貪」。我想這樣已經有個讓我們能夠理解緬甸人民在經濟進展的路程上會有怎麼樣的樣貌。但是隨著翁山蘇姬所帶領的政治改革,緬甸的改革開放,以及其西方國家的互動。往後,相信緬甸的文化(佛教)將和經濟有一場不可避免的拔河。

〈Value system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apan and Thailand〉討論了泰國和日本的價值觀如何和其經濟發展的關連。日本受到儒家、佛教和神道教的影響,其價值觀建立在忠誠地在其位置上完成任務,發展其專業,節儉和勤勉是美德。明治維新時期,更塑造日本人對於國家的向心力,當經濟發展為國家目標時,日本人也當然不讓。

泰國則相對單純,其價值觀同樣建立在佛教信仰,有著輪迴、業力(กรรม)以及因緣果報,作功德可以累積福報(另一種形式的「投資」)。四無量心(พรหมวิหาร ๔)是被推崇的價值,其分別為「慈」(กรุณา)、「悲」(เมตตา)、「喜」(มุทิตา)、「捨」(อุเบกขา),只要是有地位的人,都應該履行這些特質。當有人問你會不會為了某個美女心動時,你會聽到泰國人回答:「還好。」(เฉย或เฉย ๆ)這個是其平靜的表現,不會為外在環境動心。「好玩」(สนุก)另一個很價值體現,就算是宗教活動,也要「好玩」。除了泰國皇帝的兒子,也就是太子是世襲的之外,基本上是沒有階級的界線,階統的能動性是存在的,而且建立在其「業力」。因此,泰國人較少是因為責任、團體、意識型態、忠誠而失去自己。

你可以發現,在這樣兩個不同的價值觀下,所表現的經濟發展也不盡相同。即便泰國現在也興起了類似當年明治維新的氣象,但泰國終究不是日本。

〈Kinship and Commerce in a Thai-Lue Village〉同樣是講泰國的文章,用了兩個詞彙「商品」(xo mi laxa)和「兄弟」(พี่น้อง,兄妹、姊弟、姊妹也可以,總之就是年紀大的叫พี่,年紀小的叫น้อง。)在泰國北邊靠近雲南的村寨裡,「商品」注重的不只是其價格,還有其來源和目的。簡單地說,和「兄弟」之間,貨物的贈予或收受,是不應該有價格的;而來貨物本來就有一個價格的話,那麼不論多麼親暱的兄弟來拿取這個貨物,它就會是有一個價格。

但是這樣的傳統一直改變。隨著市場的建立,來自中國的商人帶來了商品,蔬菜也變成可以有價格且可以交易的商品。原本只是「商品/兄弟」或「有價格/無價格」一刀切的概念,因為價格的可調整性,使得兄弟的情誼的濃厚成了對應價格高低的光譜,感情越親暱的兩兄弟,可以用越便宜的價格取得貨物,反之亦然。

亞當的詛咒(curse of Adam)是說那個不聽上帝的話的亞當,聽了夏娃的話偷吃了禁果,於是必須開始昏天暗地地勞動。如果經濟發展就像禁果一樣,如果亞當事先知道,咬了一口就必須接受辛勞,那麼亞當還是會義無反顧地咬下去嗎?或者在從來沒聽過上帝說話的子民們,能夠同時吃一口蘋果,又同時快快樂樂的生活?

依我在泰國的觀察,我覺得傳統的價值觀有勢微的走向。有一次,我和同事們中午跑出去吃飯。女孩們討論到一個話題,如果有人在背後說你壞話,你該怎麼做?女孩們輪流發表意見後,輪到我了!我說就當消業障,因為過去我們說過別人壞話,所以現在別人就會說我們壞話。說這一席話時,我並不覺得這是以一個泰國人角度述說,而是以一個佛教徒的角度述說。但女孩們為我拍手鼓掌,好像我更像個泰國人或佛教徒。又有一次,我們到一個夜店時,我也轉法輪般地說,有因有緣所以我們才會到夜店來,這是因為業力牽引。如果知道這是業力牽引,還硬是跑來夜店的話,這就是不自「覺」(สติ,意識)。頓時,我又像是傳統的泰國人,希望喚醒一個拜金女郎。當然,在「好玩」為前提的生活下,我們很快地就會講其它話題。喀喀喀…不過,你會有種「娘什麼娘,泰國人都不泰國人」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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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Formations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的〈Introduction: On “Colonial Modernity”〉 by Tani E. Bar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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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殖民現代性的形成》(Formations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的第一章〈Introduction: On “Colonial Modernity”〉為我們導讀了「殖民現代性」。講了一些屬於中國的、屬於日本的,也有一些屬於韓國的,不過看到韓國的時候我就沒有耐心了。下面分享我的讀書心得:

文章中有一個字一直困擾著我:「Scholarship」。在普遍被使用的文書中,我想將之翻譯為「獎學金」是沒有問題的。但出現在這個文章裡頭用「獎學金」顯然是很怪異的。於是,我去想獎學金的來源,可能是個人或團體,為了支持其利益所資助的金援。如此,就不難理解「獎學金」在這個文章裡頭想表達的內涵了。於是,我進一步地從Answers.com上的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上看到關於「獎學金」的定義:

1.The methods, discipline, and attainments of a scholar or scholars.
2.Knowledge resulting from study and research in a particular field. See synonyms at knowledge.
3.A grant of financial aid awarded to a student, as for the purpose of attending a college.

你會發現,「獎學金」這個詞,更多的是像個學派,反而只有一個定義是關於金援的。在查了這個「詞彙」(lexicon)之後,似乎就有一個可以理解該文章的源頭。

這文章裡頭使用了汪暉的文章〈賽先生在中國的命運:中國近現代思想中的科學概念及其使用〉,說明了中國文人那種想繼承中華文明道統,而同時揉合西方文明(可能是物質),而且不是被日本所壟斷的偽殖民。中國不是印度,日本更不是英國,所以這顯然是無法用來類比來理解。中華文明源源流長,許多來自西方學者的詞彙,我們都可以從五千的典藉中找到相對應的詞彙。這不是那些接枝的日本化(graft Japanized)、盎格魯化(Anglicized)或美國式的社會科學研究(Americanized social sciences)可以凌駕的。

關於日本,文章則討論了明治政府對沖繩人民的同化政策,讓沖繩原先運行於中國軌道中的政治過渡到日本軌道裡。在許多日本的研究裡頭,使用了「現代化」來給「軍國主義」化妝。所以「現代化」對日本人而言,擺脫「軍國主義」的意義,可能更大於西方式的物質追求的意義。

我在閱讀此文章被讓義和團事變(Boxer rebels)給引到了另一個十字路口。我想起了太平天國和英法聯軍,於是我以幾個關鍵字搜尋後,找到了一個有趣的文章。也和大家分享。

「西化」、「反西化」還是「現代化」——太平天國、義和團與辛亥革命的比較(上)(中)(下)

正常人/變異人;人/妖之《X戰警:第一戰》和《白蛇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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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東西方都喜歡這樣的敘事方式,總是要把「人」和「非人」作為二元對立的兩個極端。今天我看了兩部電影,一部是《X戰警:第一戰》(X-Men:First Class),另一部是《白蛇傳說》。兩部都滿好看的,和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X戰警:第一戰》描寫美國和蘇聯冷戰對峙期間的番外篇,演出了兩大巨頭之外的案外案,而且是延續納粹之後,打算再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電影。基因突變的人們組成了一團和平派和一團好戰派,和平派主張與人類共存共榮;好戰派主張基因突變的人更優秀而且是物種進化的關鍵。於是好戰派要挑起美蘇矛盾,引爆核戰。

《白蛇傳說》則是許仙和素素的民間愛情故事。劇情走向大致未偏離傳統故事。唯動畫、人物、場景等,有更豐富、吸睛的表現。儘管是熟悉該故事的人,對此故事也不會覺得厭煩。

兩個電影都以人/非人作為對立,《X戰警:第一戰》是人類/基因突變,《白蛇傳說》是人/妖,似乎是社會隱形的柵欄,這兩個群體總是不相容。那些基因突變的人,有此人因為明顯的特徵使得人們不得不注意他們,有人的皮膚是藍色的,有人是野獸,社會因此隔絕了這些人和一般人,或者概括地說就是「歧視」。在東方,妖又何嘗不是如此?許多狐狸、蝙蝠修煉千年以成人形,一旦能夠成人之後反而忘了自己修煉成人的目的,也就是忘了初衷了!結果危害人間。而人們或《白蛇傳說》裡頭,金山寺的住持師父法海大師也不免落入窠巢。於是不論是基因突變的人或妖,都在社會的偏見、歧視下,於邊緣生活著。

「愛」似乎是將兩個對立者連結起來的元素,也是使社會回歸和諧的重要力量。萬磁王從小看著自己的媽媽被殺害,以為是憤怒引發他的力量;會變身的藍皮膚的人,因為X博士給她愛,所以願意加入團隊;許仙和素素因為愛,所以採藥去幫助人間生病的生靈,不惜動用千年修行才有的真氣。「愛」是讓社會運作地更好的潤滑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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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博覽會的政治學:文明開化與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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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各國辦萬國博覽會時,正是日本西化、明治維新之時。在日本駐英國的大使阿禮國遊說下,日本派出使節團參加1862年,由英國舉辦的第二次萬國博覽會。(按:中國在1851年,英國第一次的萬國博會時,就已經派出使節團了!)而這使節團奪走了眾人和媒體的眼球。日本的使節團不是和歐洲人對於東方以中國為代表的形象不符合,日本人的華服,沒有鮮豔色彩,也沒有金線龍紋,重以阿禮國所提供作為展示日本的文物。正如東方主義的脈絡,歐洲對日本也流行著一股日本主義。使節團的成員之一淵邊德藏看了此萬國博覽會後,感概日本不懂這個萬國博覽會的宗旨。其宗旨是要展示自己國家的產物、器械等,以讓自己國家的產品能夠輸出而獲得利益的。日本使節團作為客體展示在歐洲人面前;歐洲各國或萬國博覽會,也被日本視為客體加以凝視。在1867年的巴黎萬國博覽會中,日本明治政府還聘請洋人瓦格納(Gottfried Wagener)指導策展。1873年,日本再參加維也納的萬國博覽會,這大致就確立日本國內博覽會的標準了。
佐野常民為明治政府中的重要官員。1867年和1873年,分別參加了在巴黎和維也納的萬國博覽會。他認為博覽會是振興貿易的手段,更是近代特有的文化制度。博覽會和博物館相似,而大博覽會就是將博物館規模擴張的暫時性設施。
日本真正自己舉行產業博覽會於1877年。日本的博覽會有點像江戶時代的開帳場,那是寺廟或神社將秘藏的神佛珍寶開放,讓一般信徒禮拜觀賞的盛會。
明治政府在這時期所扮演的角色,除了周覽全國物品之外,還要求民眾能夠從中判別優劣。透過審查、獎賞,對所有各地出產的物品評等。這使得人們願意將產品送到博覽會來。參展人除了被審查外,政府也要求參展人親覽現場,藉以知道他人的優劣。「可視者」和「被可視者」這兩種視線,同時被教育著。當然,這種由上而下的政策,是很不容易被貫徹的。大多數的日本民眾仍以對開帳會想像來看待博覽會。
伴隨著內國博覽會設立的就是「勸工場」,這也是日本百貨公司的先驅,將各種商品標價清楚,現金交易。後來百貨公司取代了勸工場,實施了歐美百貨公司的銷售手法。

我讀《博覽會的政治學:博覽會都市的形成》

Eiffel Tower
儘管第一次的萬國博覽會是由英國拔得頭籌,但十九世紀萬國博覽會的主要舞臺卻在巴黎。透過一連串的萬國博覽會,使巴黎變成一座博覽會之都。但是展場分散,總是比不上特地蓋展館的水晶宮。值得讓人注意,1867年,法國第一次辦萬國博覽會,法國萬國博覽會空間的配置和邀請各國建造專屬的國家館。

展示部門以一圈、一圈環帶狀地同心圓向外幅射。再加上十六條放射狀通道。沿環帶迴廊可以看到依功能配置的部門展示;沿放射線走,可以看到某個國家的各種產物。這是一種不容任何部分脫軌、全世界都須納入相同形式框架的意志,正是萬國博覽會的根本特質。
邀請各國建造的國家館則提供異國風情的娛樂,熱鬧的元素和主場館有強烈地互補效果。
1878年的巴黎萬國博覽會的配置也顯示其世界觀。主場宮是托卡德侯宮(Palais du Trocadéro)。右翼有西洋美術展示區,左翼是東洋美術展示區,好像全世界就是東洋和西洋兩個世界。
1989年的巴黎萬國博覽會就是艾菲爾鐵塔成為主角的時候了!儘管當時也有許多人反對這樣的建,但今日卻成為巴黎的象徵。當時也展出了許多新奇的產品,還有一個只要坐上火車就能環遊世界的鐵道旅行。鐵塔和鐵塔在這一年就提供了垂直和水平的可能性視野。
在法國的萬國博覽會和英國的萬國博覽會有一個很大的差別。英國的萬國博覽會所展示的工業產品並不標價販售,但法國的那些脫離生產土地的產品,卻是可以消費的商品。這也可以看出這時候萬國博覽會和百貨公司有趨同的勢頭。
法國一連串的萬國博覽會也使得巴黎街道、下水道等更新,許多紀念性的廣場、圓環也應孕而生。除了法國之外,奧地利的維也納和美國的芝加哥也舉行了萬國博覽會。許多都市更新就透過萬國博覽會的舉行,同時進行。
芝加哥的萬國博覽會和美國百貨公司同時間發展,例如「博覽會參觀最合宜的衣服」或「博覽會場走路最適配的鞋」等商品,都搭上萬國博會的熱潮。搭配觀光的產業也就此產生。(英國首次辦萬國博覽會時,就有傳教士帶領旅行團參觀萬國博覽會的歷史。)
如果說法國開始將產品標價變成商品是披荊斬棘的先行者的話,那美國就是將消費文化發揚光大的放送頭了!
La salle de spectacle du Palais du Trocadéro en 1878

我讀《博覽會的政治學:水晶宮的誕生》

Gran incendio del Crystal Palace (Londres, 1936)
在英國倫敦第一次的萬國博覽會之前,歐洲各國就有產業博覽會,它除了有振興產業的目的外,也扮演了現代國家的政治文化角色。各國開辦博覽會,但卻不原意辦萬國博覽會,因為當時英國工業實力強大,各國都擔心英國工業產品入侵國內。

雖然法國的產業博覽會歷史也長遠,但最終還是由英國開辦了第一次的萬國博覽會。當時,英國用了「水晶宮」,它像英國人用來珍藏心愛物品的玻璃盒,它就像個巨大溫室,保存著英國所沒有的熱帶植物。水晶宮展示了許多東西,但缺乏博物學的分類,反而有商品氾濫的感覺。就像鐵道旅行一樣,水晶宮就在在環景畫式知覺(panoramic perception)下在看一個巨大的表格。當時,它吸引了六百萬的入場人次,推測理由如下:一、依階級區分差別的入場系統;二、英國境內廣佈的鐵道網;三、大眾傳媒的動員。英國國民的生活似乎也開始轉變。
萬國博覽會的興起,卻使得民間盛行的「巴多羅買市集」(Bartholomew Fair)卻沒落了。由於英國當局政策,使得「博物學式」的全新視覺設施更發達,而「巴多羅買市集」衰落了。
除了,實物的博物學之外,畫作也提供了強烈刺激,環景畫被應用於展覽場,其在圓筒型帆表表面畫上寫實風景,給人們一眼就可以眺望世界的視線。

我讀《博覽會的政治學:名為博覽會的現代》

Paul Gosselin - The Juwelerybox
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現代世界體系」從葡萄牙展開,認為因為葡萄牙有面對大西洋的地理位置、遠距離貿易的經驗和熱內亞(Genoa)商人的投資三個理由所造就。而這個「被」歐洲人發現的世界,「邁向現代的路程」上,伴隨著大屠殺和搶奪。

一個當代法國哲學家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說形容1492年的西班牙在格拉納達(Granada)擊退摩爾人(Moore),再將猶太人驅領土並放逐,同時在拉丁美洲看到原住民是「對內部清除『他者』,又在外部發現『他者』」,一方面排除自己內部的異質性,另一方面導入以自己作為主體,他者作為客體的異質性。
十六世紀的歐洲,語言是以類似性和外形的無限性構成事物的秩序,記述一樣生物,不只記述其器官,也要記述其傳說和寓言,以及古人和旅人說過的故事。「自然」是「語言與記號、故事與文字、論述與形態的無接縫編織物」,是透過解釋、再現,由語言和本體交匯的一本龐大書籍。
大航海時代開始,把世界各國的珍禽異獸當成奇觀展示,就是把過去的傳說、寓言透過動物展示。「視覺」展現了支配力量。就是像「眼見為憑」或「無圖無真相」。「印刷文化中視覺經驗的均質化,壓倒了聽覺等五官為背景的無合感覺。」這是當代哲學家麥克魯漢(Herbert Marshall McLuhan)為活字印刷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所下的註腳。
活字印刷能在拼音語系使印刷普及,但不是幾個字母就能解決的方塊語系早就有畢昇發明活字排版,而傳到歐洲去。至少,在經由文字而產生的去認識世界的視角不是全然被歐洲所壟斷。然而,博物學卻是建立在「設定優越西洋與卑劣的東洋之間有根本上的區別」的東方主義下分類手段。這時,歐洲就恆常占住了視線主體的特權位置。世界被符號化、被表格化,而成了格子狀網眼中的各種項目。「博覽會」就在這樣的氛圍下產生。
吉見俊哉(Shunya Yoshimi)認為博覽會是國家作為編劇家,資本家和巡迴表演師參與表演,而入場民眾則是演員,如此三者複雜交錯、編織被上演的多層次文本。《博覽會的政治學》以三個觀點為主線,分別是:一、博覽會既是「工業」的展示,同時也是「帝國」的展示;二、博覽會是十九世紀的大眾與現代商品世界最初相逢的場所;三、博覽會作為「見世物」(みせもの,misemono,雜耍、展示)的觀點。分別就是帝國主義、消費社會和大眾娛樂三個要素的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