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由學校教電腦科的老師(Bon)製作的，使用的軟體和特效也比較精緻一些：

這是學校社會科老師(Neng)為我製作的，也是其進修時學習到的技能之一。雖然基礎且陽春，不過仍令人相當感動：

關於語言和語言學習，一直有兩派觀點，一個是實證派的(empiricism)，一個是理性派(mentalism，rationalist)，這也使它們的教學方法有所不同。

一開始由結構語言學(structural linguistic)所開展的，從「田野語言學」(field linguistics)開始，其調查許多瀕臨死亡的語言，試圖透過「科學」的方法，記錄並分析語言，更將話語分成一個單位、一個單位(segments)，包括詞、語音、構詞等，也為此分類，如名詞、形容詞、動詞。這樣科學化的過程，使其與心理學聯結，也和行為學派(behaviourism)相關。

行為學派聚焦在「學習如何發生？」，三個基本概念有：制約(conditioning)、習慣形成(habit formation)和環境的影響(the importance of the “environment”)。其認為小孩子生而如白紙一般，其所經驗和曝露的外在環境，將成就他的表現。

理性學派則由喬姆斯基(Chomsky)為首，以「生成語法」(transformational grammar)最為有名。理性學派認為語言不只是其表面所被觀察到的樣子。小孩子生而具有一個語言習得裝置(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LAD)，它幫助小孩子能夠理解複雜的任務。小孩子同樣從環境學習，但主體的成份較大。然而，喬姆斯基原先認為小孩子隨著環境的影響，語言的接收能力會退化，後來也進行修正。使得，實證派和理性派有趨於中道的方向。

如果你將自己所說的話打成逐字稿的話，你會發現當中有許多綴詞，在英語中，如「ums」和「ahs」，在華語中可能就是「然後」了！社會語言學派(socialinguistic revolution)便側重於與人溝通的能力(communicative)、約定俗成(the performed)以及禮貌原則(the appropriate, rules of use)(Hymes，1970)。社會語言學家在意的不是句子的結構而是該句子如何使用，正如《我讀Keith Johnson的〈What is there to learn?〉》所說的，問句可能命令句 。

前一章凱西討論了為什麼人們學習外語？這一章他討論關於學習外語，到底要學什麼？我們可以很直覺地說出，無非就是發音、詞彙和文法的知識和技能，這悠關於我們如何使用語言。然而，這些知識和技能是屬於所有語言都有的，也就是我們不需要學習就會擁有的。因此，我們需要學習的，就是「熟悉」在外語中出現的新成份。

卡內爾和史旺(Canale and Swain，1980)認為溝通的能力可以由三個方面來檢視：語法(grammatical)、社會語境(socialingustic)以及策略性(strategic)。或稱系統能力(systemic competence)、社交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

系統能力包括：發音、語素、語法、詞彙；社會能力則包括禮貌原則(rules of use)和篇章原則(rules of discourse)；策略能力則是用以彌補溝通無法達成的言語或非言語的策略。

如果一個服務生用輕佻的用字遣詞來服務你，即便對話合語法，但你仍會覺得不舒服；某些文化以打招呼是「你好嗎？」，有些文化則是「你到哪兒去？」或「呷飽沒？」，僅僅作為問候，並非真正要取得訊息。將祈使句用問句表示，可以使得語氣和緩，但接受者可能把其視為真正的問句。以上這些情況，就是發生在人們對於語言的禮貌原則不熟悉所發生的情況。

而構成較長的演說或文章時則有銜接(cohesive)和連貫(coherence)要注意。能否熟稔語的篇章原則，則可從以上兩點檢視。

利用較多、或較簡單字的詞進行描述叫換句話說(paraphrase)；或者用已知的語言填入句子中；肢體動作也是屬於策略能力的應用。通常策略能是比較難在課堂上被教導的，唯其會在學習者曝露在溝通的情境下自然發展。

這個六月天，我造訪了花蓮兩次，一次是和普天精舍的師兄去花蓮的光復鄉，為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師兄送最後一程，另一次是同水沙連行動辦公室的夥伴到豐田鄉的牛犁社區「共學」。在這樣短暫的時間裡，我密集地造訪花蓮，我必須說，花蓮真是個美麗的地方。可能是因為它很遠，在能夠親臨之後，會有一個「近/褻玩」的美；也可能是它本身就散發著一股因為眾緣和合的美。

總是由一個人開始，因為有惟覺師父，所以有中台禪寺；因為有顧瑜君老師，所以有五味屋；因為有楊鈞弼理事長，所以有牛犁社區。

有了中台禪寺，世界各地的信徒，能夠回歸自性之家。在師兄弟有難的時候，我也會義不容辭地前往翻過中央山脈，從南投到花蓮，從魚池到光復，去參加告別，去為師兄誦幾部金剛經。以期待師兄一路上堅定這念心，不必害怕。

有了五味屋，那些在主流價值中不被認可的孩子們，也能夠有個發揮所長的地方。就像那些因為在新竹貨運運送過程中而折損的家具，我們不需要將破損的家具補救成原先的家具，我們可以讓它適性地改造，變成另一項有價值的器具。五味屋透過二手物品的蒐集和販賣，讓小朋友們喜歡在這邊流連，社區居民們也喜歡在這邊流連。

有了牛犁社區，原本鄉長要管理的大範圍面積，經由社區形式的再組，變成另一個可運作的單位。將原先華人社會最基本的概念「家庭」推廣成「社區」，一個社區就像一個家。再輔以傳統價值如：仁、義、禮、智、信，使社區凝聚。從每個小家庭，父母引領小朋友讀經開始，進程至登記在地古蹟以及欣賞自然環境。人、物、自然和諧共存，使這裡成為一個桃花源。

說是眾緣和合，當然不限於一個人，這背後肯定還有許多人支持，才能成就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殊勝功德。因為惟覺師父的大願心，所以信徒們捐款蓋寺，莊嚴道寺，讓佛法得以廣佈，淨化社會；因為顧瑜君老師認為不應該只有一個衡量成就的標準，所以每個小孩子都有其特殊的地方，也不需要死板板地依計劃行事，五味屋就在走一步是一步的情況下，使得每個人加入其行列；因為楊鈞弼理事長認為「家庭」是社會運作的重要核心，原本只是幾個家庭間的聯誼卻造就了整個社區的凝聚。帶頭的人起示範作用，而跟隨的人使其作用更加擴散。

作為領導時，我們應該堅定信心、莫忘初衷；作為跟隨者時，我們應該發揮所長、盡心盡力。如此，自己和身邊的人都能同沾法益，一起往好的方向前進。

凱西強森(Keith Johnson)在《外語學習與教學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的第一章裡頭，為了說明學習外語的多樣性，提出了五種學習外語的動機以及教學方法，不一而足。

住在中國大陸四川省的張生是讀商業相關領域的，想申請在英國、美國和澳洲的大學，繼續進修碩士學位， 因此他不得不花時間在學習英語，以通過國際英語能力認識的考試；麥克住在澳洲，認識了一個西班牙裔的女朋友，為了讓，他們打算在今年夏天回西班牙探望女孩的父母，唯女孩的父母不會說英語，所以麥克開始學習西班牙；印度女孩茉莉，由於印度境內的語言眾多，所以除了原先擁有的淡米爾語(Tamil)之外，為了和使用其它語言的人溝通，他也學習了「共同語」(lingua franca)，也就是印度語(Hindu)，當然對他而言，這也是外語；住在威爾斯的布萊恩，在家庭、在學校都說英語，他把威爾斯語(Welsh)當成外語在學習，這關及其認同，也為他開啟了另一項嶄新且有意義的文化視窗；安娜住在匈牙利的布達佩斯，是大學裡頭的科研人員，他的英語不是很好，但他為了舉辦人員來自世界各地，並時常必須使用英語的國際研討會，所以他也報名了當地的補習班惡補英語。

在不久之前，住德國說德語、住法國說法語，我們只要學一個能在當地就能夠存活的語言；但是人們的移動越來越容易之後，世界變小了，我們活在一個多語的世界。從澳洲和美國移民的歷程來看就可以窺見。澳洲當局於一九八六年調查在家庭中使用的語言情況，就有至少六十三個語言以上，因為其不同時期來自各國的移民帶來了原生的語言以及原住民的語言，造就這樣的景觀。(Clyne，1991)美國和澳洲有類似的情況。非洲許多國家也有九十百分比的人口使用著一種語言以上。(Crystal，1987)這樣多語的現象是真實存在的，每個人至少有一個在家裡使用的語言，以及和家庭之外群體溝通的語言，因此學習外語也成為今日再正常不過的活動。

每個人學習語言的差異可能來自以下原因：一、天賦，不過更重要的是循正確的方法學習外語；二、腦部發展；三、對於使用該語言的群體的態度，若你討厭某群體，則對於該群體的語言也學得不會太好；四、父母的支持；五、比較利益(trade each other off)後的結果。

基於以上不同人們學習外語的動機和差異，關於外語在課堂的教學也有所變異。以下為五種典型的外語教學型態：

透過沈浸(immersion)式地的學習，不論學生是不是用法語向你問早，一律以法語回應，使學生自然習得(pick up)法語，正如其習得母語一樣；透過對於文法結構的解析，以及母語和標的語的翻譯練習，稱文法翻譯法(grammar-translation)；使用豐富的肢體語言，讓學生進行可理解的語言輸入，此法用於初級外語學習，稱TPR(total physical response)；聽說教學法(audiolingualism)則先透過短暫的聽說演示之後，隨即進入操練(rapid-fire, drills)的階段；溝通語言學習(community language learning)中，老師和學生則如諮詢者和客戶，老師針對學生的需求提出文法、詞彙或發音的建議，是一個像心理治療的過程。

由五種不同外語學習者的心態和外語教學方法告訴我們，外語教學是多元且變異性很高的事業。

 

教學語法和本體研究(理論語法)的詞類系統不會是同一套系統，中間會有些過渡，然原則是一致的。西方語言學對詞類的建立有兩個路徑，一是詞群(word classes)，一是形式群(form classes)。詞群和句法、語法有關，把言談(speech或utterances)分成一個一個區塊，再將能夠填入各個區塊的詞分類，因其位置也有了該詞類的限制；形式群則從構詞的形式來歸類，如「-ment」、「-ation」為名詞，「-en」「-ise」則為動詞，如詞綴的形式。若東方語言依形式群來作為詞類的分群，恐怕落於「華語沒有詞類」的結論。
關於華語的詞類是百家爭鳴的，在華語教學的教材中，劉月華在《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分有十二類，劉珣在《新實用漢語課本》分有二十(或二十二)類，台灣主流對外華語課本《實用視聽華語》分有十八類，美國出版的《中文聽說讀寫》分有十九類。關於詞類，眾說紛紜。

華語詞類的發現可以有三個程序：詞形(morphology)、語義(semantics)和結構(syntax)。詞形透過「前綴」或「後綴」，但如此能夠建立的詞類不多；語義是大多數語言所使用的程序，例如「桌子」和「吃」，這些屬於天生的名詞和動詞。然鄧守信認為這樣的分類較危險；透過結構來建立詞類最抽象，也最可靠，詞形和語義可起輔助作用。

普遍華語教材都標示了詞類，但在教學過程中卻沒有教授或應用。鄧守信認為判別詞類可以讓學生將詞彙回歸到句子，而學生學習詞類才能夠回到句子中尋找。只要規則一穩定，學生就能夠順利地回歸到句子。

對英語母語者而言，對「恐怕」(afraid)該詞詞類的標記是「形容詞」或「副詞」會產生不一樣的效果。「病」(sick)標記為「變化動詞」或「狀態動詞」(形容詞裡的小類)也會讓學生在搭配上產生偏誤。

誤一：外國學生恐怕蟑螂。
誤二：媽媽很病。

與其在偏誤產生後糾偏，不如事先防範。

那麼什麼樣的詞類能夠遷移？可能就要回歸到學習者母語來看，能夠正遷移的詞類則透過零教學；不能夠正遷移的詞類則要多講解、練習。

關於詞類的標誌，從認知語法的範疇來講，有個默認值(prototypicaloty或default)，具有默認值性質的詞，則不另外標記詞類。例如：詞具有「不可分離性」，此即為默認值，所以當「結婚」、「畢業」等詞出現時，我們可以將之標記為「-sep」以和默認值區分。另外，默認值也建立在學生母語的屬性上，這個就不具普遍性而需要針對性了。
P
鄧守信認為華語的詞類可以作以下分類：動詞(V)、助動詞(Vaux，如「會」)、副詞(Adv，如「才」)、連詞(Conj，如「然而」)、介詞(Prep，如「從」)、名詞(N，如「勇氣」)、量詞(M，如「條」)、語氣詞(Ptc，如「吧」)、方位詞(Loc，如「上」、「左」)、限定詞(Det，如「這」、「那」、「某」、「每」)、離合詞(-sep，如「畢業」)。

其中，動詞下面可以再分三類：「動作動詞(及物、不及物)」、「狀態動詞(不及物、及物、非謂、唯謂)」、「變化動詞(不及物、及物)」。括號內第一個為默認值，是原型屬性，不具原性屬性的則進行標記。層次如下：

除了助動詞、副詞、連詞、介詞、名詞、量詞、語氣詞、方位詞、限定詞之外，也將離合詞標記出來。鄧守信認為透過詞類標記可以讓老師和學生更有效率地進行教和學。

何謂語法點？只要對第二語言學習者而言，需要說明、解釋的語言成分或語言現象，都是語法點的範圍。反之，若不需要學習者進一步練習的詞彙，就不是語法點。鄧守信從結構、語義、話義為語法點進行分類：

屬於結構的語法點，包括：

語型類：華語是孤立語、主題明顯性、前修飾性語言、後結果語言(如動補結構)、有聲調的語言、語序基本上和動作時間順序一致。
功能類：各語類的特色，如：主語、賓語、述語、謂語、定語…等。
語序類：SVO或SOV。
句型類：肯定形式、否定形式、疑問形式、強調形式…等。
特定類：特殊句式。

屬於語義(Semantic)的語法點，包括：

同類詞：如能願詞「不能、不可以、不會」、多數疑問詞「幾、多少」、分類條狀名詞「條、根」。
近義詞：「至於、關於」、「快樂、高興」、「大概、或許」、「阻礙、妨礙」。若只是解釋語義的差別如「愛、喜歡」，就不算是語法點。
反義詞：不屬語法點。

屬於話義(pragmatic)的語法點，具有說話者和聽話者之間交談的互動義，說話者會透過此語言成分，表達他對事件的看法或評價，包括：

語氣詞：吧、唄、嘛。
副詞：其實、又、難道、居然、不至於。「我○○不知道這件事。」
定式：「連……都」，例：「他連日語都掌控得很好。」暗示日語很難的話義。

鄧守信認為進行語法點描述時，應該涵蓋功能、結構和用法三個方面。功能包括：句法功能(grammatical function)、語義功能(semantic function)、交際功能(communicative function)；結構包括：基式結構(basic structure)、變式結構(derived structure)、變形機制(transformation)；用法則讓使用者明白使用動機，啥時使用，啥時避免使用。

關於第二語言習得的情況，有兩個方向來分析，其為自然排序(natural sequencing)和發展式排序(developmental sequencing)。前者不管任何教學法、任何背景的學習者，在學習某個語言時都有一種趨勢，某個結構會出現在另一結構的前面或後面，這樣的排序，在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皆適用；後者則觀察學習者多個時間點間的變化，以追蹤式的調查進行研究。

在第二語言習得的排序，可依據學習者在不同時間點對同一個語法點的偏誤率來排序；第一語言習得的排序，則依靠神經語言學的研究，我們可以知道八個月大前的嬰兒語音辨識能是最佳的。

但對於語法點的排序，目前仍由教師個人的教學經驗，以及對語法的認識做為排序的準則。相關領域仍待將經驗學理化、量化，才能傳承。

語法的排序受三個因素的影響，其分別為情境、詞彙和句構。相較於詞彙和結構，情境的安排較不單純，因為研究生和家庭主婦可能接處的情境不一樣。三者的層次關係對最後教材的呈現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目前最廣泛流通的教材都是以情境為主的。

教材的語法點安排有兩項依據：學習時間(學習了多久，而非總學時)和學習先後(如「A不A」先於「嗎」的學習)。

語法點如何排序？其有以下原則：
一、系統內的排序
二、系統外的排序
三、頻率：包括詞頻(絕對頻率，口語和書面語也會有差異)、頻率塊(frenquency block，頻率範圍的詞具相同地位)、語法點的頻率。
四、結構依存關係：先教基式結構(base structure)再教擴展式結構(extended structure)、先教包孕結構(embedded structure)再教主軸結構(matrix structure)、先教核心結構(neucleus structure)再教衛星結構(satellite structure)。
五、結構與語義的困難度
六、跨語言距離：先教最大正遷移內容，再教最大負遷移內容。

「對比分析」是為語言習得服務的，有強式和弱式的假設。強式的對比分析假設能夠透過母語和目標語的比較，預測學習者偏誤的可能性；弱式的對比分析則認為對比分析無法預測學習者會產生何種偏誤，而是用對比分析的內容來對偏誤加以分析。鄧守信認為後者較接近教學語法的取向，這也是對比分析逐漸往偏誤分析靠攏的趨勢。但兩者都不脫遷移(transfer)理論，也就是習得第二語言時會受到第一語言的干擾。

關於習得第二語言的困難度，有以下分級：

零級：兩種語言相同成份，具正遷移。
一級：母語中是分開的複項，目標則是合併的單項；母語的複雜對應目標語的單純。
二級：母語中有的規則，目標語中卻沒有，如：性別、陰性、陽性、格。
三級：母語中的某個規則或結構在目標語中有所對應，但規則有所差異，必須重新詮釋的。
四級：目標語中某個規則或結構，在母語中沒有對應的。
五級：母語中的某個規則或結構，在目標語中分成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規則或結構。

以上由Proctor(1967)所提出。但儘止於語法的考量。James(1980)則再加入語義的考量。

假設一：跨語言表層結構差距越大，困難度越高

困難度由低到高則是：

一、母語和目標語一致
二、母語有，但目標語沒有的結構
三、目標語有，但是母語沒有的結構

假設二：跨語言深層結構差距越大，困難度越大

語義差異的困難度，會再高於語法差異。困難度再增高：

四、母語和目標語都有此一語義結構：以英語和華語為例，如分裂句(焦點句)、準分裂句、關係子句、強調句。
五、母語有此一語義結構，但是目標語沒有：以英語和華語為例，如時制標記、性別標記、複數標記、名物化、動詞化。
六、目標語有此一語義結構，但是母語沒有：以英語和華語為例，如處置式、補語、重疊、語氣詞、量詞。

在對比分析後，若有屬於困難度較低的情況，應該用「零教學」，不必從事教學和說明，只要出現和練習就可以了。而且這是有針對性的，因此從事對比分析者，必須能充分掌握兩種語言。

關於語法點的難易度，理論語言學並不關注，但這是語言學習和語言教學所關心的課題。鄧守信認為，習得較快(能夠在較短時間內獲得自行修補)、使用頻率高(注意學生刻意回避某語法點的現象)、不易石化(fossilization)和偏誤(errors)出現的頻率低，則我們可以說這是困難度較低的語法。反之，習得較慢、使用頻率低、常被迴避使用、易石化、病句出現率高的，則為語法困難度較高的。

為了客觀地評定語法點「難易度」，鄧守信認為有六原則：

一、結構複雜度越高，困難度越高

華語中較複雜的語法可分四類：有非典型結構(話題句、存現句、動後介詞句、倒裝句、主語後賓語提前、分離主語句)、層次結構複雜(包孕反覆式、句補式、句主語式)、嚴格搭配限制(完成態、否定句)、母語無對應結構(把字句、氣象句、語氣助詞)。此四類語法點，困難度高。

二、語義複雜度越高，困難度越高

語義複雜的語法點有三類：語義具多重詮釋、語義具有引申義、語義具有寬廣性。

三、跨語言差距越大，困難度越高。

此原則考量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之間的遷移。兩者若有全然系統化相對應的語言成份，則有最大的正移遷。反之，若對應空缺的話，負遷移最大。

四、越不易類化者，困難度越高

可以透過「列舉法」解決教學上的問題。

五、語用功能越強，困難度越高

語用意指句義(sentence meaning)和話義(utterance meaning)的分析。句義是「命題意義」，話義則是「會話涵義」。

屬句義的語法點如：再、只、光、先、雖然……可是、是……的；屬話義的如：難道、連…都、算了、啦、嘛、吧、呢(語氣詞)；句義和話義兩者兼具的如：才、就、還、都、又、真的嗎、糟了。

六、口語結構困難度低，文體結構困難度高

華語的文白夾雜正如現代法語和拉丁文混在一起類似，對國人而言「文白」是一體，但對學習者而言，這是兩套語言系統。因此，作為篇章銜接的「即」、「則」、「而」、「以」的古漢語語法，就會使篇章的學習困難度，再高於語句的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