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國際學生的華語學習劇烈增加，應該考慮不同的教學目標、教學對象、教學方法、教材。因為語言和文化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教授語言時，針對語言與文化及其背景知識的理解就顯得很重要。高保強認為「跨文化交流」可以作為選定華語教材的文化內容，及增進華語教學中關於文化的特點。

學習華語的熱潮，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大陸綜合國力的提昇。對澳洲人而言，則是中國取代美國、日本，成為最大的貿易伙伴。此外，中國的本身悠久歷史也使世界上的人著迷。學習華語的目的大概有以下：了解中國、興趣愛好、國際形勢所趨、增加就業機會、工作需要。其中，增加就業機會和了解中國的比例佔大多數。澳洲，是將學習外語當成上流階層追求高雅、增添生活情趣的活動，現在則和經濟、貿易有了直接關係。

過去的漢語教學，以文學作品為主；現在轉向實用性的華語，包括商貿華語、旅遊華語、華語口語等。就澳洲而言，學習外語的目標在於「將本國語言和文化和外國語言和文化建立對話，為不同觀點建立一個互動協商且能接受的平台」。學習外語也能夠「改造自己，了解交流的重要性，保持一種持久的反思和學習外語文化的能力」。

我們應該以學生的需求出發，除了華語的語言和文化之外，也考量學生的語言和文化。傳統上華語對於母語者的教材是以「標準」、「權威」、「統一」或「一統」作為特點，但澳洲作為移民社會，則強調「多元」和「個性」。能夠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跨文化研究，就是換位思考，站在對方的角度想一想。為此高保強提出以下建議：一、保持開放的態度，避免刻板思維；二、融合語言和文化設計教學活動和語言使用的文化情境；三、使教學內容和地方結合，發展更有針對性的學習內容和教材。

在我看來，華語教材或教學方法，因應各地的語言和文化，都可能發展出許許多多截然不同的華語教材和教學方法。懂得因地制宜是相當重要的。作為華語老師，能夠理解學生需求是相當重要的，但也不能只是只看學生表面的需求，而忽視了學生原先學習華語的目的。

關於第二語言的課堂教學，依帕西(Pasty)和尼娜(Nina)所述，有五大取向：一、一開始就正確(get it right from the beginning)；二、說想說的(say what you mean and mean what you say)；三、只有聽和讀(just listen… and read)；四、依序地教(teaching what is teachable)；五、結果要正確(get it right in the end)。

在「一開始就正確」的取向中，老師會避免學任恣意地進行口說，因為這會使他們發生錯誤，而這些錯誤會變成習慣，所以老師就要避免這些習慣養成。聽說模式的操練(audiolingual pattern drill)以及文法加溝通的實踐(grammar plus communicative practice)，都是屬於這一取向的。

在「說想說的」取向中，則強調透過學生和老師或學生和學生之間的互動，讓學習者進入有意義的脈絡是有必要的。在此一取向內的研究多，給於我們不同啟示，其中高程度和低程度的學習者之間的互動最讓人驚豔，我們可以知道當高程度和低程度配對時，低程度若擔任訊息傳遞者的角色，高程度扮演訊息解讀者的角色時，將能夠產生較大程度的意義協商(negotiation of meaning)。

在「只有聽和讀」的取向中，則認為操練記憶語言形式是不必要的，透過聽和讀來提供可理解的輸入為該取向所強調。研究發現同樣對兩組人員進行大量的語句曝露，提供文法講解的組別，能夠對於文法，有更好的了解。整體而言，該取向有助於發展學生較好的理解能力，以及對於其流利度有較高的信心，特別在初階段時。但進入高階段時，對於第二語言的正確性就不容易達到。

「依序地教」則認為語言結構有其發展特徵(developmental features)，當學習者進入到某一階段時，才有機會能夠進到下一階段。另外，語言內的可變異特徵(variational features)，如字彙，則相對彈性，在任何階段都可以教授。其發現，關於發展特徵的部份越級教授時，通常學生仍必需透過必經階段。關於教授的內容即為該取向所研究待開發的地方。

「結果要正確」認為教導語言結構以及糾錯的反饋能夠提升學習者關於文法的使用。

有些具有天賦的學習者不論在以上哪個取向下學習，都可以成功。而目前最廣泛被使用的文法翻譯法或聽說教學法，仍有人能夠因此將第二語言變得精通。

澳洲是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家庭中使用的語言有四百多種，這包括英語、原住民語言以及來自歐、亞、中東、拉美和非洲移民的語言。華語在澳洲是使用人數最長最快速的語言，過去源自於華人和其它國家民族通婚的結果，但這樣的趨勢會漸減。這些移民和其後裔，給澳洲打了一劑強心針，因為華語對澳洲很重要，作為世界語言而言，也很重要。

能夠造就這樣的光景，和澳洲的「多元文化」有很大的關係。在二十世紀七○年代開始，許多州政府就規定了四十五個社區語言都是中學的畢業考試科目。同時，政府也提供多語言的電視節目，地區圖書館提供周圍居民語言的書籍、雜誌、影像資料。八○年代的《全國語言政策》提出四個原則：一、習得英語的機會；二、維護和發展遺產語言的機會；三、學習其它語言的機會；四、為社區語言和少數民族語言提供必須的服務。

澳洲社會的主導語言畢竟是英語，如果能考語言更多不同的功能，如：人類交流的動要途徑、個體身份的象徵、文化的表現、認知和概念發展的媒介和行為的工具。因此，儘管澳洲是個以英語主導的社會，但澳洲的華人在雙語或多語的環境下成長，是能有機會發展其潛在的語 言優勢的。

麥可克萊茵(Michael Clyne)認為懂雙語的孩子比一般懂單語的孩子在語言方面有著更好的理解力。使用兩種語言可以引起孩子認知的遷移，其有著更靈活的學習和解決問題的方式。語言既是文化深層的反應，雙語能力就是分享文化最好的方式。雙語是維繫家庭凝聚力的紐帶。許多人也因此有更好的工作機會。

我認為台灣同樣作為一個移民的社會，卻沒有澳洲這樣「多元文化」的政策和胸襟。台灣有許來自東南亞的朋友，包括：移工、配偶和新台灣之子。我們很容易自以為高人一等，便認為這些來自東南亞朋友的語言、文化是低於自己的。許多包含新移民的家庭，爸爸是操華語，媽媽可能可以使用越南語或泰語，但夫家卻可能要求新移民配偶不準和小孩講自己的語言，當媽媽講著鄨腳的華語時，可能就無法給小孩正確的華語語音輸入，同時又錯過了小孩的關鍵期，以致於小孩無法習得媽媽的母語。本來有機會成為雙語者的，結果華語沒學好，越南語或泰語一點兒也不會講。台灣仍缺乏較宏觀的「多元文化」政策和關懷。

對於人生感到簡單，所以會把目光放在「球」上以達到某個成就，如此的人生是可以控制的；若覺得人生是複雜的，而且會隨時變動無法預警，那麼「球」在哪裡，似乎就不是那麼重要，如此的人生是不可控制的。和西方人相較，亞洲人對於「控制」不會感到重要。研究顯示，歐美人，在心理方面上，比亞洲人和美國亞裔人來得更喜歡「控制」。

組織研究也發現，西方經理人覺得獨處的時候工作表現較佳，中國經理人則在團體工作時會比較好。西方諺語裡頭說：「多數就是保險。」(there’s safety in numbers)然而，當美國人和日本人相較時，日本人認為在團體中，比較容易逃離不好的經驗，美國人則覺得獨處時，比較容易逃離。美國女性的行為取向，偏向日本人，同樣認為在團體中，比較容易逃離。僅管性別也可能是造成差異的原因，但是性別之類的差異，比不上東西方的差異。

美國人在給予更多控制權時，會顯得更有自信；亞洲人則不會因此變得更有自信。

希臘人相信事物不會改變，即使會改變也是朝同一方向、同一速率地改變；但道家或儒家的哲學不這麼想，儒道認為事物是無常的，有太多因素會使這個速率、方向改變，循環是這個理論的模型。

如果人們的生活方式會影響他們看世界的話，那麼現代東亞人和歐洲人肯定都會像過去中國人和希臘人那樣的特徵。更甚者，不同的社會現實對於看世界的軌跡也會不一樣。歐美的家長會問小孩子關於物體「本身」以及其「特質」；中國的哲學家、家長則將世界視為連續物質的組成。給予幼兒形狀和材質各異的物品，要求其進行分類的話，歐美的小孩傾向依物體外在的形狀進行歸類，日本的小孩子則多依材質進行歸類。西方，把這世界當成是物品的世界，離散且無關連；中國則看這世界的「質感」，一個連續的混合體。西方人喜歡分析，焦點在於靜置的物品及其歸屬；東方人有整體觀，重點在於材質的連續性，及其與外在環境的關係。

西方，特別是美國，從十八、十九世紀開始將各種事物原子化(atomize)，把世界上所有生產和商品通通模組化(modularize)。如此的態度，也延伸至西方人對於社會組織本質的理解。去問西方公司的員工，公司應該以效率為主，依個人表現支薪？抑或是全部的人一起工作，依靠這些關係使公司運作？西方人普遍選擇前者，東方人則傾向後者。

東方的全面觀(holism)則會向人類與自然，人類與超自然共存的方向延伸。東亞人會調整自身的行為以配合其它人，我們認為東亞人更重視其它人的態度和行為。在有社會背景支持下的字彙記憶，中國人的表現總是比美國人，然而在沒有背景支持的字彙記憶，兩者則沒有差異，其顯示中國人更加注意社會性的線索，這提供了可恢復的線索(retrieval cue)。

讓美國小孩和中國小孩在每天睡前記錄自己發生過的事情，以及上一次生日是如何渡過的，我們可以有以下發現：一、美國小孩比中國小孩高出三倍的部份，是關於自我的描述；二、中國小孩可以提供很多事件內的小細節，美國小孩則只對自己感興趣的事件談論；三、美國小孩對自己內在情緒的描述，高出中國小孩兩部。

這個全面觀影響對事物的看法，以及對於人們的觀點。如果用「尷尬」(being embarrassed)為題，請北美小孩和亞洲小孩去想象場景的話，美國小孩通常以自己的觀點去看外在世界；亞洲小孩則會以第三人稱的觀點去描述。

透過「自然」(natural)方式和「教導」instructional的方式進行第二語言的學習，是兩種不一樣的過程。通常「自然」地學習是將學習者曝露在工作或禮交場合，若是小孩子，則是在學校情境，全部都以目標語交談；而傳統的「教導」則是在課室的環境下，進行團體學習，可能重點會專注在語言本身而非語言所夾帶的訊息，教師的目標在讓學生學習詞彙和語法，學生的目標可能在通過考試，而不是日常生活溝通。

「溝通式」(communicative)教學、「內容導向」(content-based)和「任務導向」(task-based)的目標有些不同。「溝通式」教學和「任務導向」，旨在於學習者一般興趣的主題；而「內容導向」的教學，則是學科為主，例如歷史或數學，以第二語言作為媒介語。

觀察師生互動時，我們可以觀察這幾個項目：錯誤(error)、糾錯(error correction)、真的問題(genuine questions)、假的問題(display questions)、意義的協商(negotiation of meaning)以及抽象語言的評述(metalinguistic comments)。錯誤可能發生在老師或學生之間，而這些發生的錯誤發生時，老師或學生都可能進行糾錯。當老師問學生問題時，如果預先不知道答案的就是真的問題，若已知答案只是為了讓學生展示其語言知識，則是假的問題。老師是否了解學生所說的內容？老師或學生是否為理解做了什麼樣的動作？則有關其意義的協商。除了內容的溝通外，老師和學生是否談論了屬於語言本身(about language)抽象的那一部份。以上這些項目可以用來觀察老師和學生的互動。

為了去檢視課堂上課情況，所以也產生了課堂觀摩評鑑(classroom observation scheme)。溝通式導向的語言教學(Communicative Orientation of Language Teaching, COLT)就是課堂觀摩評鑑一個有常見的第二語言課堂評鑑，它大致可以分有兩部份，一部分關於內容、焦點和活動組織，另一部分關於由老師和學生所產生的語言。

課堂上，老師根據學生的表現給予的回饋可以分有以下幾種：一、直接改正(explicit correction)；二、重塑句子(recasts)；三、要求澄清(clarification requests)；四、抽象語言的回饋(metalinguistic feedback)；五、啟發(elicitation)；六、覆述(repetition)。以老師使用的頻率排序的話，最高到最低的回饋反應為：重塑句子、啟發、要求澄清、抽象語言的回饋、直接改正，最後是重覆。

除了回饋之外，整體的教學和輸入的類型也是觀察的要項。整體的教學可以分為「結構導向」(structure-based)和「溝通導向」(communication-based)兩類，前者課程以語言的特徵和糾錯為常態，後者關注訊息內容的傳遞，仍有糾錯但通常較短。輸入類型則可分為「可以理解的輸入」(comprehensible input)和「結構式的輸入」(structured input)，前者以「意義」的理解為最高指導，其透過老師精準地使用語言和適當的修飾，以達使語言可理解的程度，後者則以語言特定的特徵為主軸，有時會透對於專有名詞進行解釋。

以上是第二語言教學過程中，能夠被分類的幾個特徵。

 

另外兩位實習老師(戴老師和詹老師)，在前往泰國實習之前，都有短暫地學習過泰語，就是學習泰語的字母、發音、問候詞彙這樣初級的學習者。在一般人看來，這跟沒學習過泰語是一樣，因為這還達不到能夠生產語言的程度。我覺得我僅僅上了一百個小時的沈浸式日語課和社區大學一學期的日語課程，都可以比這兩個人當時的泰語程度好上幾倍。

然而，開始在泰國一段期間之後，我們三個實習老師的語言能力，包括英語、泰語、閩南語都有可以被感覺的變化。

戴老師把泰語視為可有可無的能力，上華語課程時儘量以華語作為輔助語言，但是對於一些泰語裡頭不三不四的話，相當認真學習，以便在和泰國相處時，能夠扮演一個開心果的角色，屬於冷面笑匠類型。

詹老師則把泰語視為相對重要的能力，會在備課的時候，先將課程內容的華語詞彙的泰語給學起來。而平常與泰籍英語老師或其它老師相處時，則以英語為主。但是常常和英語也不太靈光的泰國有無法溝通的障礙，所以後來也漸漸開始學習泰語。

我算是泰語很好的人，從剛到泰國就能以泰語自我介紹搏得滿堂彩，而後還能在學校校長、老師支持下，參與泰國童軍教師培訓以及出家作為僧侶等。讀寫能力雖不見得很好，但是應付日常生活綽綽有餘，唯學校會議時，就算很認真聽也不見得能聽出什麼內容來。
我們三個人同樣在泰國生活一段期間之後，在一次聚餐中，我用快問快答的方式，在我講出華語的詞彙後，另外一個人必須快速反應該詞彙在閩南語的發音。我用了一個日常生活常用的詞彙，戴老師脫口而出的詞彙卻是泰語的詞彙，但詹老師不受影響，仍能回答正確的閩南語詞彙。我們三個都覺得很有趣，正如《跨語言影響》(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在〈回顧〉(Overview)開篇所說的，不論一般人或研究者，都會對於跨語言的影響覺得很有意思。

從泰國實習回台灣後六個月，我又以交換學生的身份到泰國法政大學去讀書，前一次待八個月，這一次待五個月，總共有十三個月的時間，暴露在泰語環境。結束交換學生期間後，回到台灣，一個操閩南語的司機把我從機場接回家。和他聊天的過程中，我是打算以閩南語回答他所有問題的，但是卻一直是泰語的連接詞如「有時候」或「但是」先從詞彙庫跳出來。我感到莫名奇妙。我似乎可以這麼結論，我的閩南語的聽的能力肯定是可以比泰語聽的能力佳，但何以我閩南語說的能力會比泰語說的能力差？

從戴老師和詹老師口中，也可以感受到其認為自身的英語受到泰國人的英語發音影響。他們都曾抱怨，自己的英語變得跟泰國人一樣(語音上)。

上面這些似乎都不是「遷移」能夠解釋的現象，「跨語言影響」或許是一個比較好的理論框架。

在跨語言影響中，第一個且最重要的理論就是語言相關的認知成長在遷移的研究，或稱為沙皮爾和沃夫理論(Sapir-Worf Hypothesis)。過去有許多人誤解，認為沙皮爾和沃夫的理論是相信語言會決定思想，但其本意是語言(語言學上的相對性(linguistic relativity))可以影響思想。沃夫的發表過的文章中曾表示，額外的語言學習是能夠增進學習者的世界觀，而這也是為什麼其理論被誤解為語言決定論的地方。

另一個重要的理論則是庫克(Cook)對於雙語者研究的「複合能力框架」(multicompetence framework)，該理論認為能夠知道超過一個語言的人，其所具有的心理特質並不等於兩個單語者心理狀態的總和。更甚者，這是一個特別且有完整的語言系統的個體。傳統上，我們認為第一語言的能力是穩定的，一旦成熟變不再改變。然而，在近來的研究中顯示，第一語言的能力是動態的(dynamic)，同時會受到第二語言的影響而造成第一語言自身的混淆(attrition)。

第三個重要的理論發展則讓我們能夠將一些易混淆的概念釐清，例如，透過第二語言習得的研究，釐清「發展」和「跨語言影響對於中介語的效應」；或者，透過混淆的研究，釐清「跨語言影響」和「普世的語言混淆過程」以及「跨語言影響」和「移民子女不完整的第一語言習得」。

還有一個重要的發展就是關於雙語者記憶、雙語者的語言處理，以及雙語者的心理詞彙。其發現，在特定語言的詞彙和事件的記憶，在語言裡是有所關聯的。雙語者的語言處理則有三個模型：心理語言模型(psycholinguistic models)、連結模型(connectionist models)以及激活抑制模型(activation-inhibition models)。雙語者的心理詞彙旨在描繪詞彙和雙語者心理概念的關係。

關於跨語言影響的研究大致可以分有十個面項：一、語言知識和語言使用；二、影響方向；三、認知層面；四、知識的類型；五、有意或無意；六、模式(生產型和接受型)；七、管道(聽覺和視覺)；八、形式(語言和非語言)；九、表現(外顯和內隱)；十、結果(正面和負面)。將以上十個面項排列組合後，可能可以產生五千項類型的遷移，如果再加上社會性的層次(societal level)以及學習遷移(learning transfer)和表現遷移(performance transfer)，那可能會是很大的研究處女地。

「跨語言影響」(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是一個對一般人及學者都感而有趣的議題。隨著全球化移民潮的發展，加速了對於外國人和外國語的恐懼，人們害怕語言受外移民者的母語影響。但事實是，移民者的母語受到第二語言影響較大。

過去，「跨語言影響」和「遷移」(transfer)為了理論中立性，是交互被使用的，但到了一九八○年代開始，研究者認為「遷移」較適合說明行為學派的技能遷移，「干擾」(interference)也有如「遷移」的情況，而且常常指的是負面的遷移。可勒曼(Kellerman)和沙悟史密斯(Sharwood Smith)後來提出「跨語言影響」，就是用來更合適地且全面地說明一個人的語言知識會影響那個人對於另一個語言的知識和使用。

關於「遷移」研究發展可以分為幾個階。第一階段，將遷移視為影響語言習得、語言使用，以及其它語言學、心理學、認知和文化特徵的變數。第二、三階段則開始區分遷移，試著量化遷移。第四階段，則能夠透過神經科學的技術，能夠更經確地指出語言和大腦互動的發現。

較晚發展的「跨語言影響」試圖去概括「遷移」，有以下幾個特徵：

一、母語和標的語的相似性和差異性都會造成誤用的產生，對於標的語而言，可能會有過量或過少的產出。

二、「跨語言影響」不只是用來評估或確立學習者第二語言習得的成功，它影響著學習者的學習道路。

三、和強烈的「對比分析」(cons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相比，兩個語言之間的相異性不會成為學習者學習第二語言的難點。有時候，反而更容易去習得。

四、隨著標的語能力和熟練度提昇，「跨語言影響」不會因而減少。

五、語言的遷移，可能發生在第一語言到第二語言(直向遷移(forward transfer))，第二語言到第三語言(後續遷移(lateral transfer))，第二語言到第一語言(反向遷移(reverse transfer))。

六、遷移的發生可能伴隨著其它因素，如：語言使用者的年齡、對於可知語言間距離的認知、對於特定語言結構理解的程度、關於跨語言影響發展時序和普世學習原則的程度。

七、不只是語言形式上的遷移，還包括和形式上和語義和語用有關的。

八、個人差異(individual differences)會造成不同的跨語言影響。

認知理論認為成人的第二語言學習，和小孩子習得其母語是有差異的。認知理論來自認知心理學，焦點在於語言習得中「普遍」(general)的認知過程，如遷移(transfer)、簡化(simplification)、概化(generalization)和重建(restructuring)。

麥克羅琳認為在第二語言習得裡，認知理論有以下取向：

一、強調「知道」(knowing)的過程，而不是「反應」(responding)的過程；關心的是其心理層次，而不是刺激和反應的過程。

二、強調心理結構(mental structure)或組織(organization)，認為所有人類的知識都可以被整合到這個結構裡頭。

三、強調人不僅僅是接受外在刺激，同時是主動地能夠思考、理解、記憶並產生語言。

第二語言學習是一個相當複雜的認知技能，它包括自動化、整合、組織到內在或主導系統。

根據史芙林(Shiffrin)和史納德(Schneider)，「自動化」(automatization)是透過練習，將技能變成日常生活的一部份。通常記憶就像一個一個的「節」(nodes)，在學習的過程中，會一系列被激發。只要習慣被激發，就會產生自動化的反應。一但完成自動化反應，就很難被壓抑或改變。若仍在「控制階段」(controlled processing)，表示該「節」尚未成為序列且未被激發。技能的發展，就是在這「自動化」和「控制」的轉變。「自動化」和「控制」的差別，同時也用以解釋不同的語言學習任務。關於語體(style)的差異，口語或白話(vernacular style)，比較傾向「自動化」的結果；而書面語或敬體(careful style)則有大量的監控，而且會使人們在意其所產出的語言，這有「控制」的意味。塔隆(Tarone)認為，我們可以將學習者的中介語系統(interlanguage system)視為一連續(continuum)，介於口語和書面語之間，否則就只能像克拉申一樣依注意力分為意識(conscious)和潛意識(subconcious)了。

安德森(Anderson)則分為「陳述性」(declarative)和「程序性」(procedural)的知識，用以分別資訊處理和儲存的差異。陳述性的知識是外顯且有意識的，包括「知其然」(knowing that)，知道詞彙的定義或語法規則。而程序性的知識則是「知其所以然」(knowing how)，知道語言如何表現。安德森對技能習得的描述有三個階段：一、認知(cognitive)階段，有意識地知道陳述性知識；二、關聯(associative)階段，將上面的知識進行程序化(proceduralize)；三、自主(autonomous)階段，表現可能多少自動化而且錯誤消失。

認知理論學者傾向認為在語言學習時，「自動化」和「重建」(restructuring)是關鍵的概念。

而在課堂的學習，亞素伯爾(Ausubel)則將「死記硬背」(rote)和「有意義」(meaningful)的學習進行區分。「死記硬背」所學習到的素材是肢解、破碎的，無法被整合到認知裡，即無法建構。但「有意義」的學習則可以輕易地被整合到認知結構。而為了讓學習變成「有意義」的，學習者的專注力(attention)也應該被放入考量。

認知理論尚無法解釋來自語言普遍現象對於語言發展所造成的限制，麥克羅琳認為認知理論仍應該更多地和第二語言的語言學理論連結才是。

近來，認知理論也開始受到基於人類腦部功能的「連結理論」(connectionism)的挑戰。「連結理論」是描述心理作用的過程中，那些非常簡單的處理單元。神經科學的研究指出，人腦有千億個神經，就像電腦一樣，有點呆滯、有點吵雜；但「心理」卻被認為是在短時間內，就能夠辨視物體，處理複雜視覺的東西。「連結理論」認為，「學習」只要調正連結的強度，就能夠透過「教學輸入」(teaching input)，導引至預期的「輸出」(output)。而這個「網絡」是可以透過訓練，使「輸入」和「輸出」達成的，「知識不是那些位元，而是連結本身。」

「連結理論」認為心理不是用來斷定離散的符號或規則，也沒有清楚的邊界；而且透過網絡流動地連結，成就知識。「認知理論」則忽略這些連結的過程，想要找到一個一體適用的規則。「連結理論」認為，關於資訊處理的控制，常常受到許多過去的網絡的擾亂。有人認為這樣子的網絡控制，看起來有點像掌控了行為，但這反應的是來自不同軌跡輸入的強度。這也是為什麼「連結理論」看起來不同於普世語法、監控理論和認知理論。有些「連結理論」的模式認為有「反向傳遞」(back-propagation)的模式，透過利用學習過程的「輸出」去和目標「輸出」進行回饋網絡的連結。不同學者對於「連結理論」有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這只是另一種行為主義的形式、有人認為這是一個完全不可知，且別於自然主義和實證主義的觀點、也有人認為這是基因決定論。

事實上，在第二語言學習領域裡頭，大多數的學者都同意「個人差異」(individual learner differences)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當然很多人相信年紀、態度、動機、性格、認知方式和偏好的學習策略也在理解中有其影響，但習得順序或習得路徑的研究上，通常個人差異常常是被極小化的。有人嘗試去訪談那些能夠將語言學得很好的成功學習者，但卻發現其沒有什麼共通點。作為老師，於課堂上處理個人差異是一個難是。

關於個人差異，我們可以有一些分類：一、感知事物不一樣，對外在物理環境的反應不一樣；二、社會偏不一樣；三、心理上，資訊處理不一樣，如「場地依賴」。由於有這些個人差異。加洛威(Galloway)和拉巴卡(Labarca)認為，我們無需去找出和滿足課堂上「全部」學習者的需求，而是從提供「部分」需求開始。提供一個友善的環境，讓學生感到有效率且自主地達到其學習任務。